秦漢史十五講 · 【第十五講】　秦漢史料新研

漢代的紡織畫像石拓片 本書所論述的範圍，是秦漢的歷史。 秦漢的歷史直至今日，我們還沒有看到一部完整的科學的專著；有之，只是以一個章目列於諸家通史之中。 一般地說來，中國歷史之科學研究，其自上而下者，大抵皆停止在殷、周階段；其由下而上者，則又皆停止於鴉片戰爭。自殷、周而後，迄於鴉片戰爭，這兩千餘年的歷史，雖已曾有若干學者嘗作初步之科學的探討，但歷史的具體演進，則尚有待於詳細的研究。因此，當我們的研究進到秦、漢時代，就要走進中國歷史學上的荒原了。 雖然，研究秦、漢的歷史已不似研究秦以前的古史，令人感到文獻之不足，或竟無文獻之可征。秦、漢的歷史，特別是兩漢的歷史，已經留下了不少有系統的記錄。其中最有名的巨著，是天才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其次，是班固的《漢書》、范曄的《後漢書》、荀悅的《漢紀》。此外尚有清人姚之駰、汪文台等所輯謝承、薛瑩、張璠、華嶠、謝沈、袁山松、司馬彪及失名氏等所著諸家的《後漢書》。這些古典史籍和後來的輯佚，若把它們當作歷史，雖班、馬亦不敢輕許；但當作史料，則上列諸書都是研究秦漢史的最好資料。 《史記》、《漢書》、《後漢書》，自唐以來，即列為正史。歷來研究漢史的學者，都用這幾部書作根據。迄於清代，對於這幾部書之注釋、疏證、探源、索隱、正義、考異、辨惑、志疑、糾繆、刊誤之作，已汗牛充棟。我們不能說這一類後起的著作對於秦漢史的究明沒有或多或少的貢獻，至少對史料之訂正，有其一面的勞績。但是這樣尋章摘句的研究，決不能使秦、漢的歷史顯出光明，甚且因為這類著作之支離煩瑣、陳說紛紜，反而混淆了原著中之秦漢史的本來面貌。 秦漢史之得以從繁複的史料中理出一個眉目來，這是近年來科學研究的成果。但迄至現在，科學所達到的範圍，只是對文獻上的史料之批判與分類，而這對於秦漢史的究明，還是非常遙遠。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從文獻的史料中去鉤稽秦、漢的歷史，只是說，如果有了新的考古學上的發現，我們便應該儘可能地運用考古學上所提供的新史料，去訂正文獻上的史料之偽誤，補充文獻上的史料之缺失。接受考古學的成果，使考古學與歷史學結合為一，這是歷史科學的任務。 近三四十年，由於中西考古學者的努力，兩漢的遺址和遺物，在中國西北新疆、甘肅一帶，大有發現。特別是斯坦因氏的發現，最為重要。斯氏在新疆前後考古三次，曾著《和闐埋沒的古址》、《古和闐》、《沙漠契丹廢墟》、《近印度》、《亞洲腹地考古記》及《西域考古記》等書，報告其發現。他在於闐附近的尼雅，曾發現漢代精絕的廢墟；在羅布泊的沙漠中，曾發現樓蘭的古城（王國維氏謂此古城非樓蘭）和許多漢代的古壘；在敦煌西北，曾發現漢代極西的古長城遺址。這些新的發現，使兩漢的歷史，顯出了不少的光明。 例如從古長城的發現，即指明漢代的長城並不終止於酒泉，而是伸延到今日敦煌的西北，因而法顯《佛國記》中所謂「敦煌有塞」、《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中所謂「玄盛乃修敦煌舊塞」的記載，由此得到新證。又如從羅布泊沙漠中成列的古壘之發現，即指明漢代自敦煌以西，直達樓蘭，沿途都築有堡壘，以防止匈奴人的侵襲，因而《漢書·西域傳》所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的記載，又得到新證。又如據斯氏的報告，敦煌西北的古長城，不是用磚石砌建，而是用葦稈挾泥土砌築起來的，因而《後漢書·班超傳》中所謂「焉耆有葦橋之險」的「葦橋」，才知道它正確的解釋。又如從新疆、甘肅一帶的遺址中，有用古窣利文、佉盧文、印度文字寫的書簡之發現，即指明當時塔里木盆地及南山北麓的國際大道上，已有不少「深目多髭髯」的中亞商人往來貿易，而《史記·大宛列傳》所謂武帝「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的記載，又獲得了印證。以上的發現，對文獻上的史料，都是有力的補充。 此外如從羅布泊沙漠中之漢代古錢及其他遺物的發現，竟使西漢時代通達西域的古道由此再現，並且把當時東西商人所販賣的商品再呈現於我們的眼前。如從樓蘭及于闐附近的漢代住宅遺址之發現，又使我們知道漢代在西域的官署之建築的式樣，大抵都有一間華美的大客廳，此外有廂房、廄欄、冰窖、監獄和營房，還有幽雅的花園。從那些至今還倒臥或直立在沙漠中之成列的白楊、紅柳和各種果樹的死干，還可以想見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綠蔭如夢的蔭道。從那些死去了的葡萄藤，又可以想見當它們垂著累累紫實的時候，漢代諸帝還健在人間。在這裡留下來的家具雖然局部腐朽，仍然可以看出富麗的雕刻；留下來的文書雖然大半破壞，仍然可以看出記錄的事件；留下來的爐灶雖然久絕煙火，仍然可以看出原來的式樣。這一切的陳跡，幾乎把漢代官吏在西域的生活再現出來，而這在文獻的歷史中，是夢想不到的。雖然這些發現只是當時的邊疆文化，但這些邊疆文化，正是當時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除遺址與遺物外，第二個大發現，便是在敦煌和居延所發現的漢簡。敦煌漢簡自斯坦因氏發現以後，經沙畹博士考證，印於沙畹所著《流沙中發見的漢文書》一書中。以後王國維氏又擇其精華輯為《流沙墜簡》一書（拓片一卷，考釋三卷，補遺及附錄一卷）。居延漢簡自貝格曼發現以後，久經秘藏，最近勞干氏輯為《居延漢簡考釋》一書（釋文四卷，考證二卷）。居延漢簡較敦煌漢簡發現為遲，但其數量則較敦煌所發現者多出數倍。敦煌與居延兩地所發現的漢簡內容大抵相同，皆系漢代西北邊防軍留下來的文書、簿籍、信札及經籍之類的東西，因而其所記載，大部皆系屯戍、烽燧、戍役、廩給、器物及邊塞雜事之類。這些記載大半都是文獻的歷史中記而不詳，或根本沒有的，所以是一種嶄新的史料。 漢代的烽燧制度，從《漢書》和《後漢書》的記載中，是無法考證的。自漢簡發現後，遂可得而詳知其具體的組織和內容。從漢簡的記錄中，我們知道在兩漢時代，自河西四郡，西至鹽澤，皆有烽燧的設備。五里一燧，十里一敦，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此等烽燧，分隸於四郡太守。太守之下，有都尉、候官、鄣尉、候長、燧長，以下則為戍卒。舉烽的方法，晝夜不同，白晝放煙，夜晚放火。又視敵人數目之多少而有各種不同的暗號，居延漢簡有一簡曰：「五百人以上能舉二烽。」同時，漢簡中並記載著若干烽燧的名字。晚近王國維氏把這些烽燧的名字配合考古學上的發現，加以互證，於是敦煌西北沙漠中之漢代的廢壘已驟可得而呼其名（《流沙墜簡》釋文及後序）。假使他日居延一帶的漢代廢壘亦能有所發現，則今日居延漢簡中之烽燧的名字，也就可以考定它們的地位了。 此外，從漢簡中我們還知道許多新的史實。如在戍卒的名冊中，對於每一戍卒出生的郡、縣、里，都有詳細的登記，因知漢代戶籍法的嚴密。在器物的簿籍中，常見的兵器是弓矢，並常有領取銅矢的記錄，因知當時駐防邊塞的軍隊多為騎射部隊，而且還在使用銅矢。在流水賬簿中，常見有購買牛、羊、雞、豚、姜、酒、肝、肺、舌等食物的日用賬，又知當時邊防軍軍官的生活甚為優裕。而且從居延漢簡中「肉百斤值七百」的記載，又知當時的肉價，每斤只值七個銅錢。此外，如漢簡中常有「以郵行」、「以次傳行」及醫方的記錄，又知當時邊防軍中有軍郵和軍醫的設備。凡此，都是在文獻的歷史中看不見影子的。 除實物和簡牘外，漢代的石刻畫像也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漢代的石刻畫像，如武氏祠、孝堂山祠、兩城山及武陽石闕等石刻畫像，皆傳世已久，但並未引起歷史家的注意。晚近南陽一帶漢墓中，又發現了大批的漢代石刻畫像，始有若干學者開始對石刻畫像作藝術的研究。我以為除了古人的遺物以外，再沒有一種史料比繪畫雕刻更能反映出歷史上的社會之具體的形象。同時，在中國歷史上，也再沒有一個時代比漢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當時現實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來。漢代的石刻畫像都是以銳利的低淺浮雕，用確實的描寫手腕，陰勒或浮凸出它所要描寫的題材。風景樓閣則儼然逼真，人物衣冠則蕭疏欲動。在有些歌舞畫面上所表示的圖像，不僅可以令人看見古人的形象，而且幾乎可以令人聽到古人的聲音。這當然是一種最具體、最真確的史料。 例如從石刻畫像中樓閣宮室的構圖，我們便瞭然於桓寬所說的漢代貴人之家「兼併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騖」之語。從石刻畫像中的樂舞圖像，我們便瞭然於仲長統所說的豪人之室，「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之語。看侏儒舞的畫像，則《徐樂傳》所謂「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如在目前。看戲獸的畫像，則張衡《西京賦》所謂「熊虎升而孥攫，猿狖超而高援」之態，躍然紙上。看樂隊的畫像，則流徽鳴鼓，如聞其音。看戰爭的畫像，則矛挺搏擊，如歷其境。此外，還有許多描寫風俗、記錄傳說、鼓勵道德、宣傳信仰的畫像，不及備舉。總之，這些石刻畫像假如把它們有系統地搜輯起來，幾乎可以成為一部繡像的漢代史。 上述考古學的諸發現，它們不知吹送了多少新生命到紀傳體的秦漢史之中。由於這些新的史料之發現，從前在文獻史料中僅能想像、或不能想像、乃至完全不知道的史實，現在已有若干被具體地顯現出來了。雖然如此，僅僅依靠今日所有的考古資料，還是不能揭發秦漢史中所有的幽隱。因為這些考古學上的資料雖然大部分足以資為秦漢史之一般的說明，其中有若干仍有著地方的局限性。如果要把全部的秦漢史從紙上浮凸起來，除非從地層中射出更大的光輝。 （1944年7月15日於巴縣歇馬場劉家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