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十五講 · 【第十三講】　兩漢時期儒學的發展

漢宣帝詔儒講經圖 一、經今古文派之爭與儒家哲學之分派 西漢末，哀、平之際，在儒家哲學的內部，發生了經今、古文派之爭。稍後又出現了讖緯之學。到東漢初，王充發表了他的《論衡》。這三件事看起來，似乎各不相干，實則這是兩漢哲學思想之一連串的發展。從經今、古文派之爭到讖緯之出現，是儒家哲學從分派到玄學化的發展過程；而王充的《論衡》之出現，則是儒家哲學發展到絕頂的玄學化時，所引起之文化思想的反擊。 這三個文化思想的浪濤之所以一個接著一個出現，並非偶然，這正是西漢末以至東漢初這一個急劇的變亂時代之社會經濟和政治運動之反映。今、古文派之事，正是反映著西漢末，土地所有者內部之分裂。讖緯的出現，正是反映著西漢末貴族地主企圖托古改制與東漢初新興的商人地主企圖從聖經中尋找天命之事實。至於王充《論衡》之出現，則是反映著東漢初農民意識之覺醒。 說到經今、古文派之事，我們必須回溯這個問題的淵源，即古文經出現的故事。自武帝崇儒術，設太學，置博士，選弟子，慨然以恢宏聖道為己任以後，他還設立一座大規模的皇家圖書館。其中有天祿閣、延閣、廣內、秘室等藏書室。其時武帝通令天下，徵求圖書，又置寫書之官，抄寫簡牘，於是當時的皇家圖書館，遂粗具規模 〔1〕 。 到成帝時，又再派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從此皇家圖書館的圖書，日益豐富。漢代政府雖罷黜百家，但百家之書在圖書館中，還是無所不有。成帝以圖書既多，亂雜無章，乃派員分別整理而以劉向總其事。據史載，成帝「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 〔2〕 。這算是對中國古典文獻做了一次大清算的工作。 劉向在沒有完成這種古典文獻的校評工作就死了，其子劉歆也是一位博極群書的大學者，為了完成校書的事業，哀帝又命劉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群篇，撮其指要，著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 〔3〕 。由此可知西漢末年，漢代皇家圖書館已經有三萬卷以上的書籍，而且出現了類別分明的圖書目錄。可惜這些圖書到王莽之末，又被焚毀了。不過到東漢時，石室、蘭台、東觀及仁壽閣，又充滿了圖書。一直到東漢末年，兩京大亂，這些圖書館的書籍才被當時豪族的軍隊毀滅無餘 〔4〕 。但這與經今、古文之爭，已無關係了。 經今、古文的爭議之發生，是在劉歆襄助他父親校書的時期。據說有一天，劉歆忽然在皇家圖書館的秘室中，發現了一部用古體字寫的《春秋左氏傳》，問題就此發生了。因為當時漢代所流行的經籍，都是用通行於當時的今體文字抄寫的。現在忽然發現了一部古體文字的經籍，而且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經籍，這當然要在當時學術界引起一個波瀾。 劉歆發現了這部古文《春秋左氏傳》以後，就想表揚這部書。他的理由是：「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 〔5〕 但是我們知道孔子自己並沒有說他曾作《春秋》，而司馬遷在《史記》中兩次提到左丘明，也只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並沒有提到他傳《春秋》的事。因而這部古文的《春秋左氏傳》，就有些來歷不明了。 劉歆在尋出一部《春秋左氏傳》以後，接著又發現了一部《毛詩》、一部《逸禮》、一部《古文尚書》。這些都是以前沒有見過的書。當他繼任父職以後，就請求政府將他所發現的古文經都在太學設置學官，採為教科書。當時哀帝要劉歆先與博士們討論，但其時「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6〕 。於是劉歆致書太常博士，這封信主要的命意，是申述他所發現的古文經、傳有來有歷。他說：「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正〔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7〕 劉歆在提出了他的古書的證據以後，還對當時的諸博士，大加痛斥，作為這封信的結論。他說：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余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 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8〕 我之所以要轉錄劉歆長篇大論的信札，為的是要揭示劉歆對古文經傳之來歷所提的證據，及當時經今、古文的爭議之激烈。爭議的激烈，上文已可看出。惟他所提的證據不合史實。第一，孔壁出書之事，不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其次，魯恭王死於武帝元朔元年，巫蠱之獄發生於征和二年，其間有三十六年的時間，即使孔安國有獻書之事，亦不能說遭巫蠱之難，未及施行。這些都是劉歆沒有塞住的漏洞。 古文經在哀帝時始終沒有設立官學。哀帝死，平帝立，王莽輔政，劉歆一躍而為典文章的要人，於是他所發現的《左氏春秋》、《毛詩》、《逸禮》，都被立為官學了。 為了要宣傳古文經，於是於平帝四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然後「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雲」 〔9〕 。這樣倡導的結果，古文經遂得到廣大的傳播。 自是以後，不僅《詩》、《書》、《禮》、《春秋》有古文本，《易》、《論語》、《孝經》也有了古文本 〔10〕 。而且這些古文經傳都有歷相傳授的淵源了 〔11〕 。由是而中國儒家經典，遂有今、古文之別。 古文經是真是假，鬧了兩千年，還沒有鬧清楚。不管它是真是假，這個問題，留待經學家去討論。我的任務，是在說明經今、古文派的爭議之所以發生的歷史原因。 非常明白，經今、古文派的爭議，是儒家學說內部的分派。儒家哲學的分派，是商人地主階層內部之分裂的反映。我們記得，西漢至哀、平之際，由於商人地主之政治的與經濟的收奪，逼出了普天下的農民暴動。當時商人地主中以王莽為首之一部分執政的貴族，企圖以打擊一般商人地主的政策緩和農民暴動，並從而搶救西漢的政權，這樣便形成了商人地主階層內部的分裂。這種分裂，反映到哲學上，便是經今、古文派之爭。 商人地主階層內部的分裂，為什麼會反映為經今、古文派的鬥爭呢？這就是因為在西漢時，儒家學說已經起著很大的支配作用，它不僅拘束人們的思想，也限制人們的行動。當時的人，對於政治上的任何措施，都要用儒家經傳去衡量，甚至用《春秋》決獄，用《禹貢》治水。合於經傳者則善之，不合於經傳者則群起而非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如果當時的貴族地主要以篡漢的方法，集中政權以展開其打擊商人地主的政治行動，在儒家經傳上沒有這一條，因而商人地主及其代言人，必然引經據典，用神聖的教條來壓制貴族地主。為了預防商人地主之教條的攻勢，所以首先就要推翻他們教條的神聖性，說他們那種口傳的經典，不足為憑，我們現在已經發現了真正原本古文的聖經。毫無疑義，這種古文的聖經，是依照貴族地主自己的政治需要編出來的，即不然，也是把這種古文本的聖經修改得合於貴族地主當時的需要，然後貴族地主就用教條主義去反對教條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古文經典在哀帝時不被承認，一到王莽輔政，馬上就變成了官學的原因。 具體的史實指示出來，王莽的一舉一動，是怎樣合於儒家的經典。比如他之敢於做衡宰，是因為伊尹做過阿衡，周公做過太宰。他之敢於接受九錫，也是根據《周官》、《禮記》等書的規定。他之一面輔孺子嬰而又敢於同時踐天子之位，也是奉行周公的故事。至於他之敢於公然地篡漢，也是因為《尚書》上說過「天之歷數在汝躬」，他不敢不「奉若天命」。他做了皇帝以後，對於一切典章制度的改革，也無不合於儒家的經典，官制遵照《周禮》，地名合於《禹貢》，最後，沒收商人地主的土地，也是恢復「一夫授田百畝」的「井田制」。王莽就這樣在聖經的掩護之下，逐步地實現了他的政治理想。誰要反對他，就是反對儒家經典。誰要反對儒家的經典，就是文化的叛逆、名教的罪人。所以眼睜睜望著他篡了漢朝的天下，還要稱讚他是聖人。 到東漢時，跟著商人地主的勝利，今文派又抬頭了。東漢一代，博士十四人，皆系傳今文經。但是古文經並沒有消滅，東漢時幾個最有名的經學大師如賈逵、服虔、馬融、鄭玄，都是古文學家，但同時也研究今文。這一直到黃巾「叛亂」的前夕，商人地主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團結一致，因而反映在哲學上，經今、古文派的爭議也就熄滅了。史稱靈帝熹平四年，「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正是說明這一事實。 二、讖緯的出現與儒家哲學的玄學化 與古文經的出現同時或稍後，大約在西漢末至東漢初的這一時期中，又出現一種讖緯之學。《四庫提要》說：「緯者，經之支流。」這種「經之支流」和古文經同時出現，是值得注意的。 讖和緯，雖然是二而一的東西，但讖之被稱為緯，則是長期發展的結果。因為所謂讖，即是當作神靈啟示人們的一種預言。實際上，天何言哉？故所謂讖者，也不過是某一特定時代的人民或統治者對於自己的願望之宣言。而緯則是對經而言，緯而謂之讖緯，即總集過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質的預言，而用以解釋一般性質的儒家經典，使那些預言與儒家經典相交織，在儒家哲學的經線上，加上一些預言作緯線。換言之，即把預言緊緊地織進儒家哲學之中，使聖人的教條與上帝的啟示合而為一。這樣，聖經就變成了天書，孔子就變成了神人。 預言而以讖之名出現於中國史，始於秦穆公一夢。據史載，秦穆公於夢中會見上帝，上帝告以「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秦讖於是出矣」。自是以後，在秦代也出現了不少的讖語，如「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龍死」，「始皇帝死而地分」，這些，都是當時人民假上帝之名發出來的預言。讖語的製造，到西漢末才達到它的全盛時代。當此之時，上帝幾乎每天都有要王莽準備做皇帝的預示。更後，到東漢的劉秀要做皇帝，又出現了《赤伏符》四十二篇；公孫述要做皇帝，也找到了許多上帝規定了他應做皇帝的讖語。雖然如此，直至古文經出現之前，讖語並沒有編成有系統的文獻。直至古文經出現以後，才有人利用這些上帝的言語，來神化這些翻版的聖經，於是所有的讖語，才被編輯起來，而命之曰緯書。 緯書是以經書的姊妹作品而出現，故其書名，一仍經書之舊。在西漢時，自《詩》、《書》、《易》、《禮》、《春秋》以至《孝經》和《論語》，無不有緯。此外，尚有《河圖》、《洛書》，占緯書中最大的分量 〔12〕 。這些緯書，自典章制度，以至天文、地理、曆法、文字、神仙，無所不談，但都是以預言和神話為根據。 為了提高讖緯在讀者之中的信仰，讖緯的製造者又替讖緯找出了神聖的來源。他們說《河圖》、《洛書》，是自黃帝至周文王以來上帝頒賜下來的成套的天書，七經之緯，都是孔子所作 〔13〕 。但是我們知道，緯書的出現，至早亦在古文經之後，因為在劉歆的《七略》中，什麼怪誕不經的書目都被收入，而不錄緯書。那樣以恢宏聖道為職業的儒家大師，豈有摒周公、孔子之書而不錄的道理？同時，如果劉歆之時，就有了整套的緯書，那位酷好讖緯的王莽，也不致現做現賣了。 讖語，只是緯書構成的資料之一部；除此以外，還有浩如煙海的傳說與神話。因此，緯書可以說是上帝的語錄，也可以說是傳說與神話的集大成。緯書中所編輯的傳說與神話，不僅是漢族的，而且有許多是四周諸種族中的。例如在緯書中出現的盤古、天地人三皇及西王母等，這些太古時代的神人，在緯書出現以前，是都沒有聽到說過的，而且他們都不是出生於中原地區。據緯書說，盤古生於火荒，天皇起於崑崙，地皇興於熊耳，人皇起於形馬，西王母居於流沙之瀕。這些神話，顯然是從四周諸種族中傳入的，有些也許早就傳入中國，但大部分卻是西漢在民族戰爭中帶回來的勝利品，而為司馬遷所不及見不及聞的材料。所以司馬遷寫《史記》說到最古的古人，只說神農、庖犧。由此看來，我們又證明了緯書之開始形成，最早亦在西漢中葉以後。 緯書所收錄的神話，大半都帶著極原始的性質。所以在這些神話中說到一些太古神人的出身，都不是男女媾精，而是他們的母親被電觸了一下，被星閃了一下，被龍感了一下，或者就是蹈過一次男人的足跡。說到那些太古神人的相貌，也不像有史以後的人類，還是帶著若干獸類的特徵。當然，既謂之曰神話，它就與真實的歷史有出入，但是神話的產生，則是以真實的歷史為底本。它與真實歷史不同的，只是把史實加以誇張或歪曲而已。因此，我們不能說，緯書上的神話都是假造的。 但是，假的神話也很多，而且緯書中之所以收錄真的神話，正是為了要把一批新製造的假神話糅雜進去。例如它把原始的神話當作公式，也套在孔子和劉邦的身上。緯書中說孔子是他母親與黑帝夢交而生，劉邦是赤龍感女媼而生 〔14〕 ，都與他們的父親沒有關係。太古的人，找不到父親，那是沒有辦法。孔子和劉邦，擺著現存的父親不肯承認，而必誣其母以不貞者何故？蓋以「聖人無父，感天而生」，原則如此，不得不爾。如果不如此，就不足以把自己從一般有母而又有父的庶人中區別出來，顯出他們是聖人。 緯書的目的，主要地是要從側面捧孔子，以捧孔子者，捧儒家學說；以捧儒家學說者，捧儒家學說之利用者漢代的統治者。所以它對孔子的描寫，特別用力。它寫到孔子的聖容時，竟說他身長十丈，腰大十圍，海口、河目、龍顙、龜脊、駢齒、虎掌、谷竅、雷聲，眉比堯多四采，目比舜多十二瞳，掌上和胸上都有天生的文字，站著像只鳳，坐著像條龍。除開那些獸類的特徵不說，古今中外有一個腰大十圍的人嗎？ 像這樣一個腰大十圍的黑龍之子，是為誰而生呢？緯書上說：「黑龍生為赤，必告示象使知命。」又說：「丘，水精，治法為赤制功。」又說：「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製法，陳敘圖篆。」這樣一解釋，孔子的一切製作，都不是為周代的天子，而是為漢代的皇帝。孔子怎樣知道後來會有劉漢呢？緯書上說，上帝早已給他啟示了。據說有一天，「天乃洪郁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禾、子，季也），天下服。』」 〔15〕 於是孔子豁然大悟，為漢制禮作樂，以待劉邦之王。 由於神話的附會，儒家哲學遂成為天賜商人地主的一部政治哲學了。所以東漢光武酷好緯書，雖頭昏目眩而不忍釋手。當時他的臣下，多自製造讖緯去騙他的官做。例如有孫威者，想當征狄總司令，他就在緯書上加了一句「孫威征狄」。後來光武真派他當了平狄將軍。野王令王梁想保全祿位，也在緯書上加了一句「王梁主衛」，王梁的祿位也就保全了。尹敏奉命校緯書，他也加了兩句「君無口（尹也），為漢輔」。但是尹敏的運氣不好，被光武認出他的筆跡來了。即因如此，所以當時有桓譚者，上書光武，極言讖緯宜禁。其言有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16〕 但是光武大怒，桓譚幾乎被判了死刑。由此可以想見，當時讖緯學的狂熱。 讖緯在整個東漢時代，都很流行。這一時代的儒家學者，大概不僅博通《五經》，而且兼習讖緯。順帝時，張衡又曾一度請政府禁止，也沒有實行。一直到南北朝才實行禁止，到隋煬帝便全部焚毀了。雖然，讖緯留在儒家經典上的玄學佐料一直到現在，依然存在。 總而言之，讖緯的出現，在主觀上，是西漢末年商人地主中的貴族，企圖把所有的神話與傳說，都貫串在儒家經典之中，使儒家學說，由聖經變成天書，使孔子由聖人變成神人。在客觀上，則是漢代大一統的局面形成以後，各種族間文化交流之結果。自此以後，儒家學說，遂蒙上了一層神學的雲霧。 三、王充著《論衡》與儒家哲學的被反擊 正當聖經、神緯相互擁抱，合唱著「陰陽五行」、「天人合一」的歌曲，催眠著中國文化思想的時候，忽然有一位神經健全的學者王充，從玄學的搖籃中站了出來，發表了他有名的著作《論衡》。王充在《論衡》中，以嶄新的姿態，建立起他客觀主義哲學的理論體系；並以此為出發點，大膽地展開其對儒家哲學，特別是儒家哲學中之玄學部分的批判。 王充是一個農民家庭中出身的學者。他家裡兩世遭受地主的壓迫，他的祖父本居會稽陽亭（約在今浙江湖州市東）。為避仇家，拋棄了小小的田園，逃徙錢塘（今杭州市西），以小本販賣。又遭豪家之迫，再徙上虞（今屬浙江） 〔17〕 。他的父親不久也就在貧困中死了，留下來的是幼年的王充和他母親。王充在後來雖曾入太學讀書，但他窮到無錢買書的地步。即因他無錢買書，所以他常到洛陽市上的舊書攤上去看書。當時舊書攤上什麼書都有，因而他得以接觸那些在太學中禁止閱讀的被罷黜了的百家之言。他一面看百家之言，一面望著貴族官僚的高車怒馬從舊書攤前馳驅而過，愈覺得百家之言頗有道理。同時，他回想他祖世的悲哀，自顧他本身的貧困，不覺深深地感到現實的殘酷。殘酷的現實和異端的學說，不久就在王充的頭腦中結合為一。於是他就回到上虞，一面教授學生，養活他的老母，一面開始《論衡》的寫著，從事對儒家哲學的批判。王充一生除了做了幾天郡守的功曹和刺史的從事，沒有做過其他的官。到他快七十歲的時候，章帝曾派了一輛安車去徵聘他，但他沒有應徵，以後就老死家中 〔18〕 。 但是不要誤會，王充的《論衡》並不是他個人的冤狀，而是時代的呼聲。從《王充傳》上我們知道，王充的出生，大概是光武建武初年；其死，則在和帝永元中。當他寫著《論衡》的時代，正是東漢的統治者為支援民族戰爭而進行殘酷的軍事徵發。而貪官污吏則乘機剝削，甚於虎狼。同時，那些在外國發了洋財回國的商人們則操其贏餘，到處收奪農民的土地。農民們既失掉了土地，又要負擔繁重的捐稅和徭役。同時，水旱災疫，饑饉連年。而當時的統治者，因為有儒家經典作招牌，所以他們的一切罪惡，都變成了仁義道德，而農民的一切災難都歸結為上帝的福善禍淫。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當然要產生一種反儒，特別是反讖緯的思想。王充的哲學，正是當時一般苦難農民的意識之抽象，亦即當時社會矛盾之反映。所以王充說：「《論衡》諸篇，實俗間凡人所能見」，「非造始更為，無本於前也」 〔19〕 。 《論衡》一書，據《後漢書》所載，全書共八十五篇。《王充傳》云：「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此書至今尚存，亦系八十五篇。惟今本《招致》一篇，有目無文，實存僅八十四篇。據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云：「吾書亦才出百，而雲泰多。」《佚文篇》亦云：「《論衡》篇以百數」，是《論衡》原書，當在百篇以上。今之所存，已經不是全書了。 在《論衡》的全書中，從頭至尾都貫徹著反儒、反讖緯、反迷信的精神，而以唯物觀為其哲學的基本出發點，所以《論衡》一書，也可以說是中國一部古典的唯物論。 王充寫著《論衡》的目的，據他自己說：「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 〔20〕 他所謂虛妄之言，當然是指古文經中的偽書和所有的讖緯。他在《書虛篇》中說：「世信虛妄之書，以為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並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沉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並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 王充不僅反對那些虛妄的讖緯，而且也反對把儒家哲學當作聖經，因而他有《問孔》、《刺孟》之作。他在《問孔篇》說：「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聖賢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為了證實他的見解，王充在《問孔》、《刺孟》兩篇中，舉出了無數的例子，指出聖賢之言自相矛盾的地方。這樣，不但讖緯的秘密被揭穿了，儒家學說的神聖性也被沖淡了。 在東漢之初，天命之說高唱入雲，當時的統治者假天命以推行自己的人慾，假天意以委卸自己的罪惡。但是王充在《譴告篇》卻說：「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在《自然篇》說：「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為者，口目之類也。」又說：「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煙。」無論是體或氣，它都不能替統治者負最後的責任，也不能授他們以統治人類之特權。 讖緯中說孔子是黑龍之子，漢高祖是赤龍之子，聖人皇帝之所以為聖人皇帝，即因他們不是人種而是龍種。但是王充說：「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 〔21〕 除此以外，王充反對符瑞有徵（《驗符》、《指瑞》、《講瑞》），反對富貴有命（《命祿》、《骨相》），反對禍福自天（《福虛》、《禍虛》），反對人死有鬼（《訂鬼》、《辨祟》），反對卜筮有驗（《卜筮》、《詰術》、《譏日》），以及一切的迷信。他以為天下的事，只有一件事是真的，這就是吃飯的問題。他在《治期篇》中說： 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盜賊眾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谷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飢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飢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谷足也。 王充這段話，簡括之，即他以為人類的生存，社會的秩序，都在於糧食之平均分配，即依存於物質而不依存於幻想。人民總要吃飽了飯才講禮義，吃不飽飯，他們就要做「盜賊」。「盜賊」不是天生的，而是饑寒造成的。所以他勸告當時的統治者，不要再玩弄天命、符瑞這一類的魔術，最後的問題，還是救濟人民貧困的問題。 像這樣一個客觀主義的哲學家，出現於玄學的雲霧裡，在當時的儒者看來，當然是文化思想的叛逆，而王充的學說，也當然是一種離經叛道的異端。即因如此，所以王充一生，始終做不到官，結果「裁節嗜欲」，老死家園。而他的著作，在當時也認為「詭異」，禁止流行。《論衡》一書寫成以後，埋沒將及百年，無人過問。直至靈帝時，才由蔡邕發現，帶至洛陽。蔡邕亦不敢公開獻之世人，而密藏於書庫 〔22〕 。雖然，王充《論衡》之出現，這就證明不論東漢時代的儒家哲學怎樣獨裁，還是有異端並起。而且異端的書一直保留到今日。而當時被認為聖經的讖緯，反而在後世就遭遇著隋煬帝的火刑。 注　釋 〔1〕 　《隋書·經籍志》云：「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2〕 　《隋書·經籍志一》。 〔3〕 　見《隋書·經籍志一》。 〔4〕 　同上書云：「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巨儒，負帙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台，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以為《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 〔5〕 　《漢書·劉歆傳》。 〔6〕 〔7〕 　《漢書·劉歆傳》。 〔8〕 　《漢書·劉歆傳》。 〔9〕 　《漢書·王莽傳》。 〔10〕 　《漢書·藝文志》載：古文《易經》，民間費氏經與之同。《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毛詩》二十九卷，《禮古經》五十六卷，《周官經》六篇，《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11〕 　參看《漢書·儒林列傳》。 〔12〕 　關於緯書，《後漢書》中，曾有一個簡單的目錄。《樊英傳》：「河洛七緯。」章懷注云：「《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機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征》、《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斗圖征》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包》、《說題辭》也。」這些緯書，以後由於宋武帝、梁武帝以至隋文帝之禁抑，特別是隋煬帝的焚毀，皆早已散亡。其保全以至今日者，只有《易》緯八種。自明、清以來，學者如明之孫轂、清之朱彝尊、黃奭漢、趙在翰、馬國翰、孔廣林、袁鈞等，先後致力於讖緯之輯逸的工作。他們從許多古書中，如《十三經註疏》、《白虎通德論》、《後漢書》、《續後漢書·律曆志》、葛洪《抱朴子》、陶弘景《真誥》、賈思勰《齊民要術》、《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古書中鉤稽抓剔，再為輯出若干。我們今日所得而見者，蓋緯書之零簡也。學者如欲知緯書之詳目，可參看朱彝尊著《經義考》中之《琴緯》。 〔13〕 　《隋書·經籍志》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雲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雲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雲孔子所作。」緯書製造者如此說，故《隋書·經籍志》亦如此云云。 〔14〕 　《太平御覽》卷87《漢高祖皇帝》引《詩含神霧》云：「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 〔15〕 　參看《公羊義疏》75引《漢含孳》。 〔16〕 　《後漢書·桓譚傳》。 〔17〕 　見《論衡·自紀篇》。 〔18〕 　見《後漢書·王充傳》。 〔19〕 〔20〕 　《論衡·對作篇》。 〔21〕 　《論衡·奇怪篇》。 〔22〕 　《論衡校釋》附編三：高似孫《子略》卷4引袁山松《後漢書》云：「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10《論衡》條曰：充「肅宗時人，仕為州從事治中。初著書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蔡邕、王朗初傳之時，以為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自今觀之，亦未見其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