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 · 第十一章 西漢王朝的衰落
西漢王朝的歷史，自宣帝以後就如夕陽西下，頃刻間失去耀眼的光輝，而走向衰落。這個階段包括漢元帝（前48年至前33年）、成帝（前32年至前7年）、哀帝（前6年至前1年）、平帝（公元1年至5年）和孺子嬰（公元6年至8年）共五十餘年的歷史。這時期地主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剝削進一步加深，政治癒來愈黑暗、腐朽，使階級矛盾逐漸激化，西漢政治危機四伏。儘管統治階級中不少人提出解救社會危機的各種藥方，但日落西山前的一抹晚霞畢竟無法使大地重光。各種處方終於不能使垂危的西漢政權恢復青春，西漢「興盛」的時代從此一去不返，但卻給後人留下許多值得深思的教訓。
第一節 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
一 風雨飄搖中的西漢王朝
生不逢時的漢元帝 黃龍元年（前49年）十二月，43歲的漢宣帝死於未央宮。接著，27歲的太子劉奭即位，是為漢元帝。劉奭是一個生不逢時的皇帝，在他登上帝位之前，西漢王朝就開始顯露出衰頹的趨勢，武帝時的強盛，昭帝以來的「中興」景象，逐漸變為當時人們的美好回憶。在宣帝晚年的詔書中，不斷出現「民多貧，盜賊不止」（《漢書·宣帝紀》）的哀嘆，反映了社會的動盪和統治者的恐慌。在這種形勢下繼承帝位的漢元帝劉奭，面臨著他個人無法解決的難題，就是他自己在走上皇帝御座的道路上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原來，劉奭雖然是宣帝的太子，但卻是宣帝微時在民間所生。劉奭母許皇后為昌邑人許廣漢之女。廣漢少時為昌邑王郎，後因有罪下蠶室，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又因搜索罪證無功，而坐論為鬼薪，後為暴室嗇夫。當時的漢宣帝尚未被朝廷所承認，還是被稱為「皇曾孫」的一名普通的皇室子弟，養於掖庭，與犯罪的許廣漢同寺而居。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嫁給內者令歐侯氏之子為婦，但未及過門，歐侯氏子已死，廣漢遂將平君嫁與皇曾孫。一年之後，平君生子劉奭，又過數月，皇曾孫被立為皇帝。依常規平君為皇后本不成問題，但由於她出身微賤，在宣帝即位之初，只封其為倢伃。而擁有大權的霍光則一心想讓自己的女兒當皇后，暗示公卿，但宣帝不忘微時所娶之許氏，終於立許倢伃為皇后。當劉奭8歲時，被立為太子。
劉奭雖勉強地被立為太子，但並未得到皇帝的寵信。逐漸長大的劉奭「柔仁好儒」（《漢書·元帝紀》），對宣帝多用文法吏、採取嚴刑鎮壓的辦法進行統治頗不以為然，曾當面對宣帝說：「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同上）這種不合時宜的言論當然不會取得其父宣帝的好感，訓斥他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從此徹底失去對太子劉奭的信任，嘆道：「亂我家者，太子也。」（同上）此後曾欲以淮陽王代替劉奭為太子，只是由於顧念許氏舊情才沒有實現。
可見，劉奭即位前就不是一個幸運兒，劉奭即位後更是天災、人禍迭起。如「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漢書·雋疏於薛平彭傳》），元帝慌忙召見丞相、御史，指責各級官吏未能盡職：「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系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浸廣。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同上）皇帝的訓斥雖然十分嚴厲，但危機絲毫未減輕，此後地震、水災頻仍，百姓流離「元元騷動，窮困亡聊，犯法抵罪」（《漢書·元帝紀》），「元元大困」，「盜賊並興」（同上），「百姓饑饉，流離道路」（《漢書·薛宣朱博傳》），「盜賊多」（《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由元帝至平帝時期史不絕書。不僅武帝時那種「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漢書·食貨志》）的昇平景象不見了，就是昭、宣時期的「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的「中興」（《漢書·宣帝紀》）氣氛也一去不復返了。社會上呈現的是農民流亡、騷動，階級矛盾激化，農民反抗鬥爭由分散的、小型起義逐漸發展到集中的、大規模的農民戰爭。西漢王朝的頹勢確是由元帝時開始的。漢元帝比起他前幾代皇帝來，真是生不逢時！
然而，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根本原因既不能完全歸咎於元帝的無能，也不能僅僅歸罪於個別官吏的腐敗，而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的，那就是西漢末年的土地高度集中和小農經濟的破產。
土地高度集中 土地不斷集中和小農經濟破產是土地私有制下普遍的規律。不過，在西漢昭、宣帝以前，尤其是武帝時期，西漢政府由於政治、經濟上的原因，採取了一些抑制、打擊地主、豪商的政策，使大地主、豪商勢力的發展受到一定限制。這是大一統形勢的需要和加強君權的必然結果。而抑制大地主、豪商勢力的發展，也就降低了土地集中的速度，其客觀上是緩和了階級矛盾的。因此，在宣帝以前，儘管由於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加重，在一定時期使階級矛盾尖銳起來，但經過封建政府採取一些措施，就又歸於緩和。這充分反映了封建中央集權在當時的進步作用。不過，「大一統的形勢，又造成絕對君權與豪商、地主勢力的發展起了嚴重衝突；豪商、地主的勝利，那就是絕對君權的屈服，大一統的瓦解」（賀昌群《論西漢土地的占有形態》，載《歷史研究》1955年第2期）。漢元帝以後，「絕對君權」與武、昭、宣時期相比明顯地衰落下來。於是，地主、豪商勢力的發展限制減少，結果土地集中的速度自然就加快了。
自漢元帝以後，封建政府即不得不放棄打擊豪強的政策。不僅漢武帝時期實行的打擊豪強地主政治勢力和剝奪他們經濟財產的種種措施逐漸統統取消，而且，自漢初以來就奉行的強幹弱枝方針，到元帝時也不能不改變。以前，西漢各代帝王均借修陵園之機，將各地豪強地主集中於京師附近，以削弱他們的勢力。到元帝時連這一辦法也行不通了。他為自己起初陵時，說過去「徙郡國民以奉園陵」，弄得「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所以這次修陵「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漢書·元帝紀》）。在這種冠冕堂皇的詞句背後，實際是反映君權衰落、缺乏打擊地方豪強的力量。到成帝時表現得更加明顯。起初修陵時，成帝下詔「徙郡國豪傑資五百萬以上五千戶於昌陵」，而不久就不得不作罷。「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據說是為了「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漢書·成帝紀》），可見，這種「動搖之心」已經使得皇帝不得不對「郡國豪傑」作出讓步。
讓步的結果就使皇族、貴戚、官僚、商人和豪強地主依仗其政治、經濟特權，瘋狂兼併土地，促使土地的迅速集中。如漢宣帝時期就有陰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後漢書·樊宏陰識列傳》）從漢元帝統治以後的一個時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更大的地主，張禹就是其中的一個。據《漢書·匡張孔馬傳》載：
天子（成帝）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張）禹……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及膏腴上賈。
張禹一家就占有關中良田四百頃，而當時這裡受涇、渭二水灌溉的膏腴之田總數也不過四千五百餘頃：「太始二年（前95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漢書·溝洫志》）張禹一人就有涇、渭灌溉區的良田百分之九，這是以前不曾有過的大地主。而史稱張禹「為人謹厚」（《漢書·匡張孔馬傳》）尚且如此，其不「謹厚」者，當可想而知。更有甚者，成帝時的匡衡，在臨淮郡僮縣「專地盜土」一次就多占了四百頃土地（見《漢書·匡張孔馬傳》）。其他如成帝舅父紅陽侯王立侵占南陽草田數百頃（見《漢書·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成帝時，陳湯曾上書說：「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可見兼併土地的「富人」是不會少的。
經濟規律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雖然從本質上講，皇權是與豪強地主的土地集中相衝突的，因而皇帝不惜採取打擊豪強地主的政策。但這種政策並不妨礙皇室土地的集中。因而在豪強地主土地集中的過程中，皇室自身土地也不斷擴大。有時皇帝本人也參與加速土地集中的活動，哀帝一次就賜董賢「二千餘頃」（《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土地。至於諸侯王、列侯、公主「田宅亡限，與民爭利」致使「百姓失職，重困不足」（《漢書·哀帝紀》）的狀況，更不在話下。在促使土地集中的隊伍中，還有富商大賈。他們從商品流通過程中取得巨量的利潤發財致富後，往往將資本轉為土地，成為商人兼地主，所謂「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史記·貨殖列傳》），這是封建社會出現以來的一般規律。宣帝以後，封建政府對商人的打擊政策已被束之高閣，且實行縮減官營事業的方針，從而使商人也大大地活躍起來，當時著名的豪富就有「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這些豪富被稱為「天下高訾」，其中除樊嘉資產五千萬，「其餘皆巨萬矣」（《漢書·貨殖列傳》）。按漢代末期地價，在長安附近良田每畝可達萬錢，而邊郡地價則僅值百錢。[214]上述家資「巨萬」（即億萬）的豪富，若以其資財的十分之一用來購買土地，即可買到長安附近的百畝土地，或買到邊郡地區萬畝土地。可惜，目前尚無具體的材料可以反映商人兼地主在漢末經濟中的具體情況，但是，商業資本轉入土地兼併加速了土地集中過程則是可以肯定的。
在一片嘈雜的土地兼併的大合唱中，大地主的土地迅速擴大。而土地集中的另一端，就是廣大自耕農的破產。
小農經濟的破產 地主階級兼併土地的對象，主要是廣大的自耕農。隨著地主階級土地面積的擴大，愈來愈多的農民則失去土地。哀帝時，鮑宣上書，指出農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其中「豪強大姓，蠶食無厭」（《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是重要的一條。被「蠶食」而失去土地的農民，離開故土「流亡」是他們「傳統」的出路。文帝時的晁錯就說過：「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漢書·食貨志》）宣帝以後，流亡之民眾空前增多，其中除天災、飢困的原因外，多系因地主剝削、兼併而失去土地所致。如「元帝初即位，谷貴民流」（《漢書·杜周傳》），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因「谷貴」而「民流」。根據以農立國的古代中國經濟一般規律「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漢書·食貨志》），可證明那些因「谷貴」而「流」的「民」，多系無地、少地的破產者。元帝以後，這種破產的農民與日俱增：「今（元帝初）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關東困極，人民流離」（《漢書·雋疏於薛平彭傳》）。如果加上因天災而流亡的，則可看出破產的農民遍及全國，成為西漢末年的嚴重社會問題，如：
（元帝）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漢書·雋疏於薛平彭傳》）
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三月，旱，傷麥，民食榆皮……流民入函谷關。（《漢書·天文志》）
成帝陽朔二年（前23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漢書·成帝紀》）
成帝鴻嘉四年（前17年）春正月，詔曰：「……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眾，青、幽、冀部尤劇……」（《漢書·成帝紀》）
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成帝元延元年，即前12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關。（《漢書·谷永杜鄴傳》）
這些破產的流民總共有多少，連當時的地主政權也無法估計，而且幾乎不間斷地出現。
（哀帝建平三年，即前4年）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漢書·匡張孔馬傳》）
平帝始元二年（2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漢書·平帝紀》）
以上許多記載雖然是突出地強調天災而造成「民流亡」的，但實際上如果沒有地主階級的剝削、兼併土地，農民破產的程度決不至於如此嚴重。《漢書·谷永杜鄴傳》記載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人民流亡、餓死的情況時寫道：「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這裡說人民「財竭力盡，愁恨感天」才出現了天災和饑饉的，似乎有點迷信，卻透露了「人禍」重於「天災」。地主階級的壓榨，迫使農民流亡，餓死，土地所有權的集中，成為小農經濟破產的根本原因。
封建專制主義是從小農經濟這塊土壤上吸取營養的[215]，小農經濟的繁榮或凋敝，直接關係到封建國家能否從農民那裡榨取到更多的剩餘勞動和統治的穩定。因而，作為封建國家的代表、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皇帝為維護其統治，是不願意農民的破產、流亡發展到足以危及其統治程度的。所以，總在農民破產流亡到一定限度的時候採取一些補救措施。如成帝陽朔二年（前23年）西漢政府下詔：對流民欲入關者「勿苛留」（《漢書·成帝紀》），鴻嘉四年（前17年）成帝下詔，對流民表示同情「遣使者循行郡國」並宣布「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資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漢書·成帝紀》）。但是漢末的流民問題乃是由農民破產而引起的，所以也不像武帝時期出現的流民問題那樣，不久就得到解決，隨著土地加速集中，農民破產愈來愈嚴重，從而出現更多的流民群，構成對西漢王朝統治的嚴重威脅。
二 統治階級的腐朽和人民苦難的加深
公元前1世紀前後的中國地主階級，雖然距其沒落階段還很遠，但就西漢王朝的地主統治者來說，則已經腐朽不堪，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吏治腐敗，另一方面則正是廣大勞動人民備受壓榨，掙扎在飢餓和死亡線上，歷史進入了黑暗的時代。
政治昏暗吏治腐敗 漢末的四代皇帝：元、成、哀、平統治時期，政治昏暗達到極點，上自皇帝，下至官吏，誰都承認這是一個「極亂」（《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的時代。當時的人們嘆息「孝宣之業衰焉」（《漢書·元帝紀》），吏治一天比一天腐敗，如元帝之世「天下俗貪財賤義……綱紀失序，疏者逾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僥倖，以身設利」「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漢書·匡張孔馬傳》）。至成帝時，政治更加昏暗，外戚專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漢書·楚元王傳》）。這些王公貴戚，不僅把持朝政，而且生活極端腐朽，大肆揮霍國帑，鋪張豪華至極，如「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漢書·谷永杜鄴傳》）。哀帝時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吏不良，風俗薄」（《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百官群職曠廢，奸軌放縱」（《漢書·匡張孔馬傳》）。至平帝時「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其吏治昏暗已達到極點「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後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這期間，雖不乏忠直廉潔之官吏，有時，朝廷也發布一些「躬行恭儉」之政令，但均無補於大局。在中央，外戚、宦官迭相專權，各地則貪官污吏橫行不法。如元帝時「（丙）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奸利，臧（贓）千餘萬」（《漢書·魏相丙吉傳》），「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哀、平之時佞邪齷齪之徒，聚斂枉法之吏更是不可勝舉，如南陽太守陳咸、將作大匠陳萬年等都是其中突出者（《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而有的郡椽也家「臧千金」（《漢書·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其他大小官吏的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徭役賦稅繁刑苛法 漢末數十年間，王朝政府雖屢下減、免賦稅徭役之詔令，如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見《漢書·成帝紀》），即由每算一百二十錢減至八十錢，哀帝時河南、潁川大水，政府還派「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漢書·哀帝紀》），等等。然而，這些小恩小惠決不能減輕橫徵暴斂下的人民負擔。此時人民所承擔的賦稅徭役遠遠超過制度的規定：如元帝初元二年（前46年）的珠崖之役僅「卒士及轉輸死者」就有「萬人以上」（《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成帝時起昌陵，徵發徭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眾庶，海內怨望」（《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邛成太后死時「吏賦斂以趨辦」（《漢書·薛宣朱博傳》）。這些官吏不僅借修陵、辦喪事增加賦斂，而且平時就隨意徵發，一個小小的櫟陽令，就可以「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漢書·薛宣朱博傳》）之多，由此可見一斑。
繁重的賦稅徭役必然伴隨著苛酷的刑法。漢代刑法，雖在昭宣之時有一度趨於輕簡，但自元帝以後又逐漸苛酷，成帝時「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這樣繁雜的律令，連皇帝也不能不承認「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漢書·刑法志》）其酷刑也甚於昭、宣時代：「榜箠㿊於炮格，絕滅人命。」（《漢書·谷永杜鄴傳》）至於一些官吏違法越制，草菅人命，更不是個別的現象，從下面將列舉出的一些事實就可以得到具體的了解。
貴族和豪強的橫行暴虐 西漢末年大小官吏和貴族豪強橫行肆虐，達到空前的程度。先不說那些壟斷朝政的外戚及大宦官（下節將專門敘述），僅舉其他官吏和豪強刻剝百姓的暴虐情況即可見一斑。元帝時，統治者公開承認「在位多不任職」（《漢書·雋疏於薛平彭傳》）官吏「失牧民之術」（《漢書·元帝紀》）「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官吏、豪強殘酷地壓榨百姓致使人民無法活下去。到成帝時，貴族官僚的橫暴驕佚，更加花樣翻新。如侍中中郎將張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漢書·張湯傳》）。張放之所以敢於如此橫行，因其得到皇帝寵幸，又娶帝舅女為妻。還有一些貴族違法越制胡作非為的程度也不下於張放，如承鄉節侯當、籍陽侯顯「恐猲」國人（見《漢書·王子侯表》），祚陽侯仁「擅興徭賦」，陵鄉侯訢「貸谷息過律」，蒲侯蘇昌子夷吾「婢自贖為民，後略以為婢」（均見《漢書·王子侯表》）等等，不勝枚舉，這些罪行不僅刻剝人民，而且也破壞了漢王朝的制度。但對此種暴行，西漢政府和皇帝，在不觸動封建社會秩序的情況下，儘量予以保護。在破壞了西漢王朝綱紀和秩序之時，也僅以「削爵一級」或「免」官的輕微處置掩飾過去。豪強地主為害一方，更使封建政府束手無策，如成帝時「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奸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併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封建綱紀的破壞，封建法紀對豪強地主失去約束作用，皇權對豪強地主的威懾作用消失，使豪強地主更加肆無忌憚地無所不為，如哀帝時「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奸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漢書·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這些豪強地主，以暴力侵奪他人財產成為暴富，其財產往往以千萬計，他們的勢力往往比官府還大，如：「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巨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略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漢書·貨殖列傳》）到西漢王朝即將滅亡前，豪強地主的勢力在許多地方超過封建官府：如平帝時「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東漢光武帝劉秀在未起事前，也是一個橫行鄉里的豪強地主「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後漢書·酷吏列傳》）。這些豪強地主就是地頭蛇，他們同政府官吏互相串通，沆瀣一氣，為惡肆虐，成為當時人民苦難的重要根源。
地主階級荒淫腐朽的生活 與殘酷的對人民壓榨、剝削隨之而來的，就是地主階級的生活更加荒淫腐朽。
從地主階級總代表——皇帝開始，整個統治階級的生活腐化程度與日俱增：首先在皇宮之內，消耗著大量的財富，皇帝本人的荒淫無恥生活一代勝過一代。「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後漢書·皇后紀》）。元帝號稱「仁柔」「恭儉」（《漢書·元帝紀》），但僅後宮妻妾妃嬪，多得「不得常見」只好「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以至「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西京雜記》）。至於其他用度耗費更為驚人：「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元帝時）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當時就有大臣率直地指出：元帝「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漢書·雋疏於薛平彭傳》），距亡國不遠了。成帝更是一個「湛於酒色」（《漢書·成帝紀》）的荒淫出名的君主，他不僅親自兼併土地「置私田於民間」，而且「畜私奴車馬」，「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致使「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漢書·五行志》）。元延二年（前11年）成帝欲向胡人使者顯示「多禽獸」，竟「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獲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捉捕來之禽獸「令胡人手搏之」供皇帝「臨觀」取樂，而「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漢書·揚雄傳》）。後宮之寵，更愈於以往諸帝，初寵許皇后，不久寵衰，「後宮多新愛」，先後寵幸的有班倢伃、李平（原為侍者，後賜為衛倢伃）、趙飛燕等。尤其對於趙飛燕，成帝迷戀尤甚[216]，最後飛燕也「寵少衰，而弟絕幸」，其奢侈豪華超過以往所有后妃，「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蘭田壁，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漢書·外戚傳》）。至於哀、平二帝，因皇權已旁落，皇帝雖欲求元、成時期之腐朽、奢侈生活而不可得，只好稍加收斂。故史書稱之為「儉約」，實際只是無可奈何而已。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貴族、大臣生活的腐朽程度也遠遠超過以往。元帝時，統治階級「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漢書·匡張孔馬傳》）已成為風氣。至成帝時，官僚貴戚的奢侈、荒淫更為驚人，如外戚王氏五兄弟「同拜五侯，館第僭於京師，嬙姬麗於宮掖。瑰賂南金，彌玩於王府，緹雕文，被飾於土木。高廓洞門，極夏屋之盛；文馬朱軒，窮車服之靡。自古擅驕，未有如斯之例」（王嘉《拾遺記》）。王氏五侯的荒淫腐朽生活是具有代表性的。[217]其他貴族、地主也競相夸富比淫，如成帝時的史丹「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漢書·王商史丹傅喜傳》）。哀帝時的駙馬都尉董賢，被皇帝寵幸，「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巨萬」「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漢書·佞幸傳》），這種不正常的關係，使董賢得以豪華逾制而肆無忌憚：「起官寺上林中」，哀帝親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止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這種豪奢淫泆之風，連成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實在太過分了，「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漢書·成帝紀》）。儘管皇帝也感覺到貴族、地主如此過分奢侈會給整個社會帶來嚴重後果，但也毫無辦法制止，因為他本人也不想改變這種生活方式，怎麼能扭轉這種社會風氣呢？
漢出行宴樂畫像石
以上所舉僅其大端，至於皇室、貴族、地主宮室、陵墓之修建、狗馬玩好之耗費，動輒巨萬，揮金如土更是常事，如成帝修昌陵，「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卒徒工庸以巨萬數，至燃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谷同賈。作治數年，天下遍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下至眾庶，熬熬苦之」（《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三輔舊事》引《關中記》也記此事：昌陵修建時「取土東山，與粟價同，所費巨萬，積年無成。」其實，將無數勞動人民創造出的財富任意揮霍在這無用的陵墓中的，豈止成帝一人，其他諸帝無不如此，就是號稱「恭儉」（《漢書·元帝紀》）的漢元帝也無不同。據考古工作者最近調查：歷經兩千餘年的漢元帝渭陵，至今尚不斷出土稀世罕見之文物，如1966年出土的透雕羊脂玉羽人飛馬，以及以後陸續發現的線刻鎏金銅鼎，鎏金編鐘等，尤其是出土之玉雕「其雕刻之精，體裁之廣，是漢玉中較少見的」。這些精緻的藝術品均被埋入元帝陵內，在二千年後的今天恰好成為當時統治階級豪華奢侈生活的見證（見《漢元帝渭陵調查記》，載《考古與文物》1980年創刊號）。
生活在黑暗和苦難中的人民 地主階級荒淫腐朽的生活，是建立在對勞動人民殘酷剝削和無情壓榨基礎之上的。在地主、貴族窮奢極欲的享樂同時，廣大人民群眾所遭受的苦難日益加深。兩者形成鮮明對照。
如前所述：愈來愈多的農民失去土地，出現西漢末年持續不斷的流亡人群。對多數人來說「流亡」這條「出路」並不一定是生路，而往往是死路，等待著他們的仍是飢餓和死亡。哀帝時，鮑宣曾上書指出當時人民有「七亡七死」，比較全面地概括了自漢元帝以來至西漢末年勞動人民所遭受的苦難。
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徭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鳴鼓，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天災、賦稅、貪官、豪強、苛吏，以及酷刑、嚴法、疾疫等等，都是致根基脆弱的小農無法活下來的原因。「七亡」「七死」逼得勞動人民走投無路。這「七亡七死」的總根源乃是「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漢書·王貢兩龔鮑傳》）。這裡確是生動地描繪了西漢末年勞動人民的一幅生活圖景。
與統治階級錦衣玉食、連廄馬都吃得太肥，乃至需要派人每天專門去遛馬「日步作之」的生活相對照，絕大多數人民則是「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就是這種半飢不飽的日子也難以維持，在地主階級壓榨下，一遇天災、疾疫就出現「連年饑饉」，西漢末年的幾十年中「人相食」的記載史不絕書。如《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今（元帝時）關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漢書·匡張孔馬傳》：「今（元帝時）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漢書·食貨志》：「永始二年（前15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漢書·食貨志》：「（元帝）二年（前47年），齊地飢，谷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可見，這種人吃人的悲慘現象已不是個別的、偶然發生的，而是極為普遍的狀況了。
至於「民食榆皮」（《漢書·天文志》）或因貧困「嫁妻賣子」（《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父子相棄」（《漢書·雋疏於薛平彭傳》）的，更屬屢見不鮮。這些貧民最後的結果，不少是「流散冗食，餧死於道」（《漢書·谷永杜鄴傳》）。至於「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的悲慘狀況，在漢末已不是什麼罕見的事了。
還有一部分貧民被迫淪為奴婢。西漢末年是奴婢數量猛增的時期。史載當時的地主階級「多畜奴婢，田宅亡限」（《漢書·哀帝紀》），他們把「牛馬煩（繁）、奴婢王（旺）」（王樹柟《漢魏六朝磚文》）作為誇耀財富的內容，許多地主、貴族畜奴婢動輒數千，如王商家族「合貲巨億計，私奴以千數」（《漢書·王商史丹傅喜傳》），而官奴婢竟達「十餘萬人」（《漢書·王貢兩龔鮑傳》）。這時期數量猛增的奴婢，絕大部分來源於土地被兼併或在繁重的賦稅和高利貸進攻下而破產的小農。這些奴婢雖然後來有個別人成為「豪奴」，躋身於剝削階級行列，還有一些被貴族豢養「戲游無事」（《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成為寄生集團中的成員，但絕大部分則受著官府和地主的直接殘酷剝削與掠奪。他（她）們雖然不是奴隸，但其境遇與奴隸也相差無幾，處於社會最底層。
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封建政府的黑暗統治，將人民推向苦難的深淵。為求得生存，愈來愈多的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鋌而走險、進行反抗鬥爭，用暴力手段改變自己的地位。於是，階級矛盾終於激化了。
三 階級矛盾的激化
西漢末年，自元帝開始歷經成、哀、平帝統治時期，被壓迫人民的反抗鬥爭從未間斷，先是各地分散的、零星的起義此伏彼起，後來則愈發展規模愈大。在這起義的洪流中，出現了以刑徒為主的戰鬥隊伍，反映了農民起義進入了新的階段。
此伏彼起的農民起義 在西漢末的幾十年里，勞動人民的武裝鬥爭蓬勃展開，小股的起義不可勝數。僅史書記載「盜賊群興」（《漢書·雋疏於薛平彭傳》）、「盜賊並起」（《漢書·元帝紀》）的次數就難以統計，其中著名的有成帝時倗宗領導的農民在關中的南山地區發動的起義，堅持了一年多時間的英勇鬥爭，這次起義就在京師附近，使得首都十分緊張「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政府官軍「暴師露眾，曠日煩費」（《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仍不得安寧。封建統治者被農民起義嚇得如驚弓之鳥，就在倗宗起義的同時，一個小女陳持弓，竟「闌入尚方掖門，至未央宮鉤盾中」弄得「吏民驚恐，奔走乘城」（《漢書·成帝紀》）。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東郡茌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聚眾起義，「攻燔官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緩，自稱將軍」（《漢書·天文志》）。此外，在成帝時，還有梁子政在鄠起義（《漢書·蕭望之傳》）。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陽陵任橫等起義「自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漢書·平帝紀》）。還有一些不見於史書記載而在漢簡中偶爾保存下來的個別起義農民名字，如嚴就、君蘭（見《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22頁），杜光（見《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172頁）。據專家研究：這些人領導起義時間，大約「為西漢中期以後」，「與成帝時最為相近」（安作璋《秦漢農民戰爭史料匯編》第149頁）。
西漢末年農民起義的特點之一是：開始多系分散、小股，但為數甚眾「初元、建平……盜賊浸多，歲以萬數」（《後漢書·梁統列傳》）。「今（平帝即位時）……盜賊群輩，且以萬數」（《後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
起義特點之二是遍及全國各地，連首都附近也不例外。起義者直接威脅皇室和中央朝廷的安全：「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群輩並起，至焚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東觀漢記》）甚至在長安城中也有敢殺官吏的造反者「閭里少年群輩殺吏」（《漢書·酷吏傳》）。
起義特點之三是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這些起義群眾勢大時就「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後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攻官寺，殺長吏」（《漢書·匡張孔馬傳》）。失敗後就藏匿民間。從《居延漢簡》中以下幾條資料就可看到這種情況：
群輩賊發，吏卒毋大，宜以時行誅，願設購賞，有能捕斬嚴就、君蘭等，渠率一人，購錢十萬，黨與五萬。吏捕斬強力者，輔司劾臣，謹□如□言，可許臣請者，嚴就等渠率一人黨與五萬。（《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22頁）
這是成帝時緝捕起義首領嚴就、君蘭的官府文書，從文中可知：西漢政府對此次起義的「渠率」「黨與」皆未捕到，只好以巨金懸賞，反映了這些起義領袖人物得到廣大群眾的掩護和保衛，像這類緝捕文書，在漢簡中還可找到一些。[218]說明絕非個別現象。
刑徒起義 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中，還有一支重要力量，就是刑徒。刑徒的起義，在當時的起義風暴中獨樹一幟，使這場起義具有與以往不同的特色。
刑徒，是被封建政府判刑並罰作苦役的「罪犯」，他們之中絕大多數是貧苦的勞動人民。刑徒失去人身自由，又擔負著沉重的勞役，生活在官府嚴密監視和刑具箠楚之下，起來進行反抗是很困難的。因此，刑徒起義標誌著階級矛盾空前激化。早在漢武帝時就有個別的刑徒參加起義隊伍，但是刑徒起義的高潮則是在漢成帝時期。
漢成帝時期的刑徒起義出現高潮不是偶然的，除了引起農民起義的一般原因外，還有其特殊原因，這就是元、成時期大規模徵發罪犯進行修陵、築城、冶鐵、戍邊、屯田等沉重勞動，其規模和繁重程度遠遠超過以往各代，如元帝時「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而統治階級為取得大批的勞動力，則需要大量的刑徒，如成帝起初陵，數年後又在別處起昌陵邑，所用「卒徒工庸，以巨萬數」（《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這就必然施行嚴刑酷法，將大量無辜人民變為刑徒。這種惡性循環，進一步激化了階級矛盾，被殘酷壓榨的刑徒，也被迫進行捍衛生存的鬥爭，於是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出現了以刑徒為主的起義隊伍。從而把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推向高潮。
在西漢末刑徒起義隊伍中，有兩部分人：
一部分是「鐵官徒」。
「鐵官徒」是在官府經營的開採鐵礦和冶鑄鐵器工場勞動的刑徒。漢代中期以後，鐵器的製造有明顯的進步和發展。但「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3頁），集中在鐵礦和工場的鐵官徒，是西漢開採和冶鑄鐵器的主要勞動力，而他們所受的壓迫也最深。因此，他們反抗的意志也最為堅決。從成帝時起就有「鐵官徒」舉行起義，其中著名的主要有兩起：一是陽朔三年（前22年）潁川（郡治陽翟，今河南禹州）鐵官徒申屠聖領導的。參加這次起義的鐵官徒有180人，他們戰鬥得十分英勇，「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漢書·成帝紀》），最後由於寡不敵眾，不久就被地主政權派兵鎮壓下去。另一次是在永始三年（前14年）山陽（郡治昌邑，今山東金鄉縣北）鐵官徒蘇令等228人起義。這次起義較上次大得多，他們「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漢書·成帝紀》）到處釋放囚徒「經歷郡國四十餘」（《漢書·天文志》）。這些起義的勇士「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漢書·楊胡朱梅雲傳》），擁有眾多的人同情和支持。就是一些吏士，也「莫肯伏節死義」（《漢書·何武王喜師丹傳》）。起義軍給封建統治者以沉重打擊，鬥爭堅持了一年以上，最後才被汝南太守嚴訢等鎮壓下去。
另一部分是「鐵官徒」以外的各種刑徒。其中著名的起義有鴻嘉三年（前18年）廣漢（四川射洪南）「罪囚鄭躬」（《漢書·五行志》）等60人的起義，隊伍很快就發展到萬人，使統治階級驚慌失措，後來發3萬人才將起義軍鎮壓下去（見《漢書·成帝紀》及《漢書·雋疏於薛平彭傳》）；永始三年（前14年）又有尉氏（河南尉氏）男子樊並等13人領導的起義（見《漢書·成帝紀》），他們「殺陳留太守嚴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庫兵，劫略令丞，自稱將軍」（《漢書·天文志》），也把統治者攪得惶惶不可終日。這些「鐵官徒」和一般刑徒的起義，雖然最終均被鎮壓而失敗，卻有其特殊意義，因為，他們不同於農民，其舉行起義的直接原因並非由於失去土地，而是不堪忍受繁重的勞役和人身的奴役。所以，他們參加農民起義隊伍，或單獨起義，就給這一時期階級鬥爭賦予了強烈的反對人身奴役的新色彩。漢成帝時期是刑徒起義高潮的階段。此後，各地人民的起義延綿不絕。刑徒、貧民、農民、工匠及其他各階層被壓迫人民，終於匯合成一股浪潮，衝擊著腐朽的西漢王朝，從元帝以後，西漢王朝的統治猶如巨浪波濤中的孤舟，飄搖於人民反抗的汪洋大海之中，向覆滅的深淵駛去。
第二節 宦官外戚專權下的政治
造成西漢末年社會危機的，不僅是統治階級的壓榨剝削引起的階級矛盾激化，而且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使封建統治更加黑暗。而處於風雨飄搖中的西漢統治者，面臨著危機，除個別有識之士曾為拯救西漢王朝的覆亡進行過無濟於事的努力以外，絕大多數當權的貴族官僚對現實始終沒有清醒認識。皇帝的無能，使封建政權控制在宦官和外戚兩部分人手中。這兩派勢力相互鬥爭，輪流把持著朝政。結果，使西漢王朝的統治更加黑暗，促使危機進一步加深。
一 宦官和外戚專政
元帝無能宦官用事 西漢王朝自元帝以後的歷史，可以說是宦官、外戚迭相掌權的歷史。漢宣帝時期，開始時雖有外戚霍光專政，但霍光的行事，均遵循昭帝時制度，無損於中央集權。而且霍光於地節二年（前68年）即死去，兩年後，即地節四年（前66年）霍氏即以謀反之罪而被族誅。因此，終宣帝之世，皇帝的權力是較為強固的。
但是，自元帝以後，一個個皇帝就愈來愈無能。最高統治權力終於被控制於宦官和外戚手中。西漢皇權衰落的根本原因，首先是豪強地主勢力的膨脹。土地集中的結果，大地主必然要求政治上分割皇權。而外戚和宦官正是這部分要求分割皇權的豪強地主勢力的政治代表。此外，作為皇權的集中代表——皇帝對此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雖然不能把中央集權衰落的原因完全歸咎於皇帝的無能，但皇帝本人的才智和能力對皇權的強弱也並非毫無關係。[219]漢宣帝因深知自己的繼承人劉奭「柔仁」，又顧戀到劉奭母親許後的舊情不忍廢掉他，故在臨死前下詔令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三人共同輔政。希望藉助這三位重臣之力，鞏固皇權。但是，歷史的發展恰恰與宣帝的願望相反，在他死後不久，朝政大權就落入宦官之手。
在輔政的三大臣中，史高為元帝妃史良娣兄史恭之子，因外戚關係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皆為元帝老師，位居史高之下。望之為當時名儒，在政治、軍事方面頗有見地，如他曾反對以贖罪的辦法增加財政收入，認為這樣做必將縱容「豪強吏民」為「盜賊」，他還主張同匈奴保持和好的關係，既不能聽任其侵略，亦不對其侮辱。這些見解均是較有遠見的。周堪的政治見解也與蕭望之接近。元帝即位之初，蕭望之、周堪言政事，亦頗受皇帝信任。他們二人又薦舉宗室劉更生，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但是，外戚史高則對蕭、周二人十分嫉恨，為爭奪權勢，史高就同宦官勾結起來。由於宣帝時中書令、宦者弘恭、石顯就已久典樞機，替皇帝處理政務，逐漸掌權。宣帝死後，弘恭、石顯恐失掉權勢，也極願與外戚史高勾結，依仗史、許等外戚勢力把持朝政。這樣，外戚、宦官兩股勢力，在共同的利益前提下一拍即合，暫時勾結起來。對此，蕭望之已覺察出形勢嚴重，曾上奏罷斥宦者，主張任用士人。但懦弱的元帝總不敢下決心清除弘恭、石顯等宦官。蕭望之等見此情形，又聯合劉氏宗室劉更生等與外戚宦官集團對抗，從此，在朝廷中就出現以弘恭、石顯和史高等為首的外戚宦官一派，和以蕭望之、周堪及宗室劉更生為首的另一派相互對立的政治勢力。
就本質而言，無論是蕭望之一派，或弘恭一派均為地主統治階級。但是，蕭望之等不失為地主階級有一定遠見卓識的政治家，而弘恭、史高等宦官、外戚集團中人物則多系圖謀私利，貪婪庸鄙之小人。因此，宦官、外戚專權就意味著地主階級的統治更加黑暗和腐朽。朝廷中的兩派鬥爭，由於元帝的昏庸無能，最後終於中了弘恭、石顯的奸計，使蕭望之、周堪等失敗。據《漢書·蕭望之傳》載：元帝初元二年（前48年）正月，弘恭、石顯趁蕭望之出休日不上朝之機，令爪牙上奏誣告望之。恭、顯又上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而這一個漢代皇帝竟不懂所謂「召致廷尉」就是下獄的意思，竟以為是令廷尉調查，就糊裡糊塗地批准了這一奏章的請求，結果將他自己的老師逮捕下獄。元帝弄明白了之後，雖然令將蕭望之放出，但外戚許、史子弟及宦官恭、顯等更加對他仇恨，時時尋機陷害。不久找到一個機會將劉更生逮捕入獄，免為庶人。接著又因蕭望之上書為更生被陷害入獄事鳴冤，就鼓動元帝將望之系捕入獄。元帝竟聽從這二人的建議，是年冬十二月下詔將望之系獄。望之不願受辱，飲鴆自殺。死後，元帝才「為之涕泣，哀慟左右」（《漢書·蕭望之傳》），又召石顯等責問，又怪臣下報告不詳，並表示「追念望之不忘」（同上）。從這段記載來看，元帝糊塗得實在驚人，不過，其中頗有可疑之處。按《漢書·元帝紀》載：劉奭八歲即立為太子，初元元年（前48年）即位時已27歲，即使初即位時也不可能連「召致廷尉」這樣的話都不懂，更何況元帝決不是白痴，而是「多材藝，善史書」（《漢書·元帝紀》），頗有些才華的君主。而所謂「善史書」就是「指文吏所必須掌握的文字書法」。[220]「召致廷尉」應當是文吏掌握的基本術語。以元帝之才，若連這句普通術語都不懂，是很難令人置信的。其實，這正反映了元帝的無能和狡詐：他一方面不忍將忠心耿耿的蕭望之處死，另一方面又懼怕石顯等人權勢，就只好在批准奏章時假裝糊塗，讓蕭望之被捕入獄，待弘恭、石顯的政敵望之死後，元帝又「為之涕泣」，並「加恩」蕭望之的家族，以示不忘舊情，並藉以解脫良心的譴責。可是儘管蕭望之「長子伋嗣為關內侯」「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漢書·蕭望之傳》），但石顯等專權之勢已不可逆轉。可見，蕭望之等人失敗，與元帝的無能有密切關係。雖然劉奭能「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漢書·元帝紀》），但他的才華也僅限於這方面，在「君人之道」這方面確是個昏庸的君主。
蕭望之死後，支持他的幾個重臣賈捐之、周堪等，和學者京房等也相繼被害，凡與石顯有隙者，皆被殺或治罪，「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漢書·佞幸傳》）。不久弘恭也病死，從此石顯只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王鹿充宗結成一夥，凡依附者皆得高位，顯官要職均被這夥人占據，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漢書·佞幸傳》）。自此，朝政為石顯等宦官所把持。元帝反而「事無大小，因顯白決」，還要不斷對其封賞，討好於他，「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漢書·佞幸傳》）。在元帝統治的十餘年中，實際就是宦者石顯專權的年代。皇帝的無能，使得宦官專權，也是皇權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成帝荒淫外戚執政 公元前33年43歲的元帝死去。20歲的太子劉驁即位，是為成帝。成帝即位後不久就將石顯等罷官，後又令顯徙歸故里。石顯失勢，憂懣不食，死於途中。與石顯勾結之黨羽皆廢罷，宦官石顯的專權，隨著元帝的死而歸於結束。
但是，宦官勢力被剷除後，西漢朝政並沒有改善，皇權並未加強，代之而起的則是外戚專權。成帝本是一個「湛於酒色」（見《漢書·成帝紀》）的荒淫君主，其昏庸程度遠超過元帝。早在為太子時，他就是個有名的好色之徒，即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詔采良家婦女備後宮以滿足淫慾。大將軍杜欽及光祿大夫劉向曾上奏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妒專上」，建議成帝稍加節制。但成帝只是表面上採納，實際仍一如既往，專寵許皇后。到鴻嘉元年（前20年）竟發展到微服出宮至市里郊野鬥雞、走馬。不久，又寵班倢伃及倢伃侍者李平。鴻嘉三年（前18年）又有趙飛燕姐妹得寵。如此迷戀女色，哪有心顧及朝政，結果朝廷政事皆委於外戚王氏。由此，王氏一門開始步入西漢統治權力的中樞。
成帝母王皇后名政君，政君有兄弟八人：鳳、曼、譚、崇、商、立、根、逢時。曼早死有一子名莽。成帝許皇后父名許嘉，為漢代名臣許廣漢之侄，元帝時就任大司馬、車騎將軍，成帝即位後，醉心女色，王皇后一家趁機操縱朝政，不久就以帝舅王鳳為陽平侯，王崇為安成侯，取代許嘉輔政的地位。河平二年（前27年）王氏五人：譚、商、立、根、逢時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漢書·元後傳》）。自此之後，王鳳專政，五侯當朝，「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同上），朝廷皆為王氏一門把持，有個別官吏對其專橫稍有不滿，即被處死，如京兆尹王章曾對「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同上），終被王鳳等誣以「大逆罪」「死獄中」，從此以後公卿見鳳「側目而視」（同上）。西漢政權實際為外戚王氏所把持。
陽朔三年（前22年）王鳳死後，王音、王商相繼輔政。王商死後又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四年，至綏和元年（前8年）乞骸骨，薦王莽自代。終成帝之世始終是外戚王氏一家專政。在外戚專政期間，雖不排除有一定「善政」，但其主要方面則是使封建王朝更加腐朽和黑暗。因後、妃，外戚集團以裙帶連結，一專國政，自然順理成章地寵樹親黨，排斥賢良。他們窮奢極欲，魚肉百姓，賣官鬻爵，貨賂公行，請託成風這是不可避免的「規律」（參見《中國封建時代的女禍與外戚之禍》，載《文匯報》1980年11月7日）成帝時外戚專政當然也脫離不了這一規律。
哀帝時，丁、傅外戚得勢。公元前7年，在位廿六年、四十六歲的成帝在後宮妃、妾傾軋中不明不白地死去[221]，縱慾過度的成帝，雖有眾多姬妾，但無一子，故在生前就立弟定陶王之子劉欣為太子。成帝死後，劉欣繼位，是為哀帝。哀帝劉欣母丁姬、祖母傅昭儀。哀帝即皇位以後，欲抑損王氏外戚權勢，但這個具有變態心理的哀帝同樣也缺乏最起碼的統治才能，只知嬖倖一個「為人美麗自喜」、「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的董賢。出則參乘，入御左右，甚至與他同床而寢，而董賢除貪佞以外，無任何本領，卻被哀帝封為大司馬、大將軍，位居三公。賢父恭義位至三公「父子專朝」（《漢書·佞幸傳》），至於其奢侈腐朽之生活更達登峰造極地步，其府第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比於皇宮，平時哀帝對其賞賜不可勝計。上方珍寶，武器禁兵以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皆以賜賢。後來，董賢被抄家時，斥賣其財產竟達四十三萬萬，比當時西漢政府全部「都內錢四十萬萬」（《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還多。[222]如此荒唐的一個皇帝，怎能指望他振興朝綱，扭轉外戚專權之形勢呢？所以，哀帝一面貶抑外戚王氏權勢：以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將王商及其子王況免官，一面又大封另兩支外戚丁氏及傅氏，使朝政又為其祖母傅太后和其生母丁太后一家把持。傅太后四弟：子孟之子喜官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為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太后還有同母弟鄭惲之子業，也封陽信侯，鄭氏、傅氏封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丁氏一門侯者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在一二年間西漢朝廷內外，幾為丁、傅兩家外戚所充塞。丁、傅外戚得勢後，就與貴幸日盛的寵臣董賢發生衝突，雙方相互傾軋。由於哀帝對董賢寵幸日甚一日，所以，儘管丁、傅權勢日熾，但董賢的地位也一天天在上升。至元壽年間（前2年至前1年），22歲的董賢已位居三公為大司馬，權侔人主。哀帝甚至說要效法堯禪舜，將帝位讓給董賢。因此，在哀帝在位期間，丁、傅外戚權勢終未能壓倒佞幸董賢。
在外戚專權、董賢得寵的時代，皇帝沉湎聲色犬馬。後宮爭寵傾軋，多數大臣趨炎附勢，皇室貴族爭權奪利，勾心鬥角。雖有少數正言極諫之士，提出種種解脫社會危機的對策，均被一片嘈雜的爭權奪利的吵鬧聲所淹沒。元壽二年（前1年）僅25歲的哀帝死，9歲的劉衎繼位，此時，董賢失去靠山，太皇太后下詔：罷董賢大司馬，令其交出印綬。賢知不免一死，即日自殺。丁、傅外戚與董賢的衝突遂告結束。但西漢政治並未因此轉機，而是重新出現王氏外戚的專政，並導致王莽的專政，結果使得統治更加昏暗，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社會危機加深，封建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二 對匈奴的征伐與和親
西漢末，在宦官外戚專權的形勢下，漢同匈奴的關係繼續發展。雖然當時的政治日益腐敗，但依靠武、昭、宣時代對匈奴問題解決的基礎，在元、成、哀帝統治時代，對西域、匈奴等民族關係並未發生明顯的逆轉。
伐郅支、遠征康居 西漢自宣帝時在西域置都護以來，史稱：當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漢書·匈奴傳》）。出現一片和平景象，不過這也未能維持多久。當漢王朝內部矛盾日益公開化時，漢對匈奴也就逐漸失去控制能力，而干戈之役亦不可免了。成帝時就因西漢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無暇西顧，已撤銷了典屬國，「省並大鴻臚」（《漢書·百官公卿表》）。與此同時，匈奴郅支單于又同康居聯合起來，共同攻擊烏孫，並把軍事基地移至康居（約在今巴爾喀什湖和鹹海之間）。永光元年（前43年）康居王將匈奴郅支單于迎至本國，又將女兒嫁給他。郅支單于遂與康居聯合東攻烏孫，攻陷烏孫之赤谷城，「殺略民人，驅畜產」（《漢書·匈奴傳》），使烏孫遭到極大損失，人民不敢西出放牧。不久，郅支單于又同康居王發生衝突，康居王女及諸貴人都被郅支殺死，郅支成為康居的統治者。占據康居後，匈奴郅支單于即在西域橫行，他不僅屠殺康居人民，殘酷地剝削、奴役他們繳納貢賦、修築城堡，而且對大宛、奄蔡諸國也同樣壓榨。西漢王朝在西域的統治也受到了威脅，連漢王朝的使者也數遭郅支所辱。
公元前36年（元帝建昭三年）代理西域都尉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奉命出使西域，見匈奴郅支單于肆虐情況，十分憂慮。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他認為：如不制服匈奴郅支單于「數年之間」，則「城郭諸國危矣」（同上），並看到朝廷重臣此時不會關心邊事，如果先請批准再行動，定會坐誤戰機。於是，就趁甘延壽久病之機，矯詔發城郭十五處兵及車師戊己校尉兵共四萬人進攻郅支。進攻匈奴的大軍分南北兩路：南路出蔥嶺經大宛攻入康居北部；北路自溫宿抵天山攻烏孫赤谷城。此時，康居副王抱闐正奉郅支命率數千騎掠劫赤谷城。陳湯率大軍一至，抱闐兵郡潰敗，烏孫人民、牲畜皆被奪回。陳湯率軍進入康居後，下令不許寇掠，受到當地人民歡迎，又與當地部落酋長歃血為盟，得到他們的支持，得悉郅支內部情況，使陳湯所率之軍能順利攻至郅支所據之城下。在攻城之時，漢軍得到康居兵的內應，史載：「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併入土城中。」（《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這種情況反映了郅支在當時已十分孤立，為他守城門只有少數人，就連他的「諸閼氏夫人數十」也不得不上戰場「以弓射外人」（同上）。最後，漢軍攻破土城，殺死郅支。此役共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一百四十五人，收降千餘人。郅支單于的頭，也隨著報捷的使者送至長安，懸掛於藁街外國及少數族來京城的使者住處之客館外。郅支為患至此才平息，而匈奴的問題也得到最後解決，以後近四十年西域保持著安寧狀態，人民生命財產得到保障，中西交通亦暢通無阻。
元帝時期遠征康居、擊敗郅支單于對鞏固西漢王朝在西域統治是十分重要的。甘延壽、陳湯矯詔發兵是有功績的。因此，凱旋後延壽被拜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陳湯在一生為官的歷史中雖有不少劣跡，但其擊郅支的歷史作用還是應當肯定的。[223]
昭君出塞 郅支被殺以後，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漢書·匈奴傳》），喜者，以郅支已誅，政敵消除；但又感到郅支被滅，牽制漢之力量已失，而自己之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已消失，懼今後與漢的關係恐難維持下去。在這種形勢下，他覺得只有進一步向漢靠攏，才可避免如同郅支單于的下場，因此上書言：「常願謁見天子……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漢書·匈奴傳》）元帝竟寧元年（前33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入朝漢。漢朝待他「禮賜如初」，在朝見期間，他自言「願婿漢氏以親」。元帝也願意用婚姻的形式鞏固漢、匈之間的友好關係，遂以宮女王嬙配他為妻。於是，王嬙帶著漢、匈友好的使命遠出塞外了。
王嬙，字昭君[224]，是一個被選入「掖庭」的「良家」女子。如同當時絕大多數不幸的宮女一樣，她「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後漢書·南匈奴列傳》）。面對著自己悲慘的命運，她沒有用消極的悲嘆來應付生活，而是借出塞之機，自願扮演一個「和番使者」的角色，擔負起重大的使命。
昭君至匈奴後，成為呼韓邪單于之妻，公元前31年呼韓邪單于死後，昭君曾上書成帝，要求歸漢，但皇帝要她「從胡俗」，嫁給呼韓邪大閼氏的長子復株累單于雕陶莫皋。匈奴人「父死妻其後母」的風俗，是一種落後現象，本不值得讚揚，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成帝要求昭君「從胡俗」是為維持兩族和平友好關係，這對於保持邊境的安寧是有積極作用的。昭君按照成帝的詔令，又嫁給呼韓邪長子為妻，繼續過著住穹廬、被氈裘、食畜肉、飲熏酪的遊牧生活。她在匈奴共生一男二女：男名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長女名雲，後嫁給右骨都侯須卜當，故稱須卜居次（公主）；小女嫁給當于氏，故稱當於居次。不能不承認：王昭君個人為漢王朝作出了相當大的犧牲。
但是，昭君的犧牲是有意義的，她使漢王朝和匈奴的和平、友好關係進一步鞏固和加深。對昭君出塞這件事，漢匈雙方均予以高度重視：呼韓邪單于稱昭君為「寧胡閼氏」，唐顏師古注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漢書·匈奴傳》）。1954年在內蒙古包頭附近麻頭鄉的漢墓里，曾出土屬於西漢後期的「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瓦當殘片（見《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0期），說明漢和匈奴都將昭君出塞當成大事對待。正因如此，昭君在漢匈關係史上是有其特殊作用的，直至以後，她的女兒須卜居次、女婿須卜當仍為漢、匈友好而奔走。
「昭君出塞」是漢匈關係史上有意義的事件，它給漢匈兩族留下深遠影響。
三 解救危機的各種「藥方」
在宦官、外戚專權，地主階級政權搖搖欲墜，統治危機日益加深的西漢末年，有不少人向統治者提出各種解救危機的辦法。提出這些辦法的有統治階級中深謀遠慮之士，也有兜售迷信學說的騙子。不過，在這時無論什麼辦法都像是給奄奄一息的病人開出的藥方，根本改變不了其必然的下場了。
限田、限奴婢的建議和詔令 西漢末，階級矛盾逐漸激化，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也日益公開化，政治昏暗，社會動盪不安，全國像一個大火藥桶，隨時有爆炸的危險。面對著這種形勢，地主階級內部先後有不少人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張，如蕭望之、貢禹等等，他們的主張無非是反對宦官、外戚專權，提倡節儉之類。但是，無論是宦官、外戚專權，還是統治階級腐化奢侈，政治黑暗，直接使階級矛盾激化的，從而威脅地主階級統治穩固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土地迅速集中，二是奴婢大量增加。這兩個問題正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發展的必然結果。在地主階級政治家中，有人已感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是，首先提出解決這兩個問題辦法的，已遲至哀帝統治時代了。
哀帝時，琅邪東武人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輔政，他一上任就向皇帝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巨萬，而貧弱愈困。」（《漢書·食貨志》）師丹以其地主階級政治家的眼光看出這種貧富懸殊將對西漢政權統治帶來的可怕後果，所以提出對貴族豪富的田產、奴婢要加以限制。皇帝也不得不承認：當時「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漢書·哀帝紀》），令臣下提出限制的辦法。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提出如下具體限田、限奴婢的建議：
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為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漢書·哀帝紀》）
這一建議的要點是：上至諸王、列侯，下至吏民擁有田產最多不過三十頃。占有奴婢的數目，諸侯王不得超過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過百人；關內侯、吏民不得超過三十人，商賈不得擁有田產。超過以上限量的，田畜奴婢一律沒收入官。這種設想雖然不錯，可是它根本行不通，是很顯然的，因為絕大多數的豪強地主、貴族官僚早已超過最高限額，他們絕不會自願放棄多出限額的奴婢和田產的，當時專權的丁、傅兩家外戚就不能遵行，而榮寵一時的董賢也早已逾制，尤其是哀帝本人一次就「賜（董）賢二千餘頃」土地（《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自己就破壞了制度，「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漢書·食貨志》）結果，這一限田、限奴婢的建議根本沒有準備實行「遂寢不行」（同上），被擱置起來，成為一紙空文。
推陰陽言災異的儒生 西漢末年，指陳時弊，推陰陽、言災異以匡扶政治的，還有一批儒者。由董仲舒完成為系統理論的「天人感應」學說，是這批儒生的理論根據。他們借自然界出現的一些異常現象揭露政治弊端，向統治者進諫，以改善統治。這種說法雖蒙著一層神秘、迷信荒誕的色彩，但卻能提出一些切中時弊、有補於改善政治的建議。西漢一代，自董仲舒後，昭、宣帝時有眭孟、夏侯勝；元、成帝時有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帝時則有李尋、田終術等等，皆屬於這一類著名的儒者。不過，由於元、成帝之後，政治日益昏暗，所以自京房以下諸人的活動，在政治上顯得具有更大的現實意義。
元帝時的京房是其中突出的一個。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今河南清豐西南）人，治《易》，他想出一套卜法：把六十卦的三百六十爻，以一爻值一日，又把剩下的「震」「離」「坎」「兌」四卦分主二分二至，這樣恰是一年，更以當風、雨、寒、溫的氣候所定卜的吉凶。據說「所言屢中」（《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其實，漢王朝疆域這樣大，哪一天不發生一點異常變態之現象，所謂「屢中」就是把這些變異現象同人們想像的凶吉禍福聯繫起來。初元四年（前45年）京房舉孝廉為郎。不久，漢元帝召見他時，京房就以這種學說為根據向皇帝指出：「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暗示元帝所用非人「任不肖必亂」，影射當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這樣一說，再加上當時社會危機確實一天天嚴重，元帝也只好承認：「亦極亂耳，尚何道。」（《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表示已明白京房的暗示，並準備重用他和他的弟子。這當然為石顯等權宦所不容，因而屢遭打擊。最後終於被誣告「非謗政治」而棄市，死時年僅41歲。京房的言災異雖屬荒誕，但其目的在於感悟皇帝去邪佞，改善政治，亦有值得肯定之處。
除京房外，上舉其他儒者也是用這種方式向皇帝進諫，或建議選用廉吏，或要求減省開支，或指責外戚專權。於改善當時之弊政，皆不無小補。如翼奉在元帝時上疏，借關東大水、飢疫頻仍和地震等天災人禍的現象，勸皇帝奪外戚之權，「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後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後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又建議減少後宮人數，節約宮內煩費「躬行節儉，外省徭役」（《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如此等等皆不失為挽救西漢王朝危亡之補劑，但他們的一切有益的主張，必定與權臣和專政的外戚、宦官相衝突，在昏懦無能的皇帝面前，其結果是不難想像的。「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強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對於病入膏肓的西漢王朝來說，開出這些補救的藥方已經為時太晚。所以，就連開處方者自身也無法避免可悲的下場，留下來的，只是他們那些玄妙而又無力的議論，在控訴著皇帝的昏弱無能和權臣、外戚的兇橫殘暴。
讖緯和「再受命」學說 儒者的「天人感應」進一步發展，就出現漢代的讖緯學說。這種學說乃是將自然界發生的一些異常現象與政治事件聯繫起來，成為對以後發生的政治事件的預言。在昭、宣時代，就有人利用讖緯學說鼓吹「漢運」將終，應改朝換代，因當時西漢王朝還在興盛階段，提出這樣的預言，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結果，鼓吹換代的人，大多沒有好下場，往往被統治者殺掉。[225]
漢元帝以後，隨著西漢王朝統治危機的加深，統治階級內愈來愈多的人都對前途失去信心，這就使「漢運」將終的預言有了市場。既然承認「漢運」將終，應當改朝換代，但統治者又不願自動讓位退出歷史舞台，怎麼辦呢？
在這種情況下，「再受命」的學說出現了。成帝時，齊人甘忠可偽造了《天官曆》和《包元太平經》。其中有這樣的詞句：「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這就是說當天子的應當再受天命。這一「更受命」之學說乃是利用皇權神授的觀念，以五行說為基礎編造出的。這種含混的詞句，企圖取代劉氏政權的人固然可以利用它，當位的劉氏皇帝也可以利用它，問題在於如何解釋。但是，當時的掌權者並未看出後面一點，所以在劉向的反對下「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把甘忠可下獄，結果病死在獄中。後來哀帝即位，危機更加嚴重，甘忠可的弟子夏賀良又向皇帝鼓吹「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此時久病不起、內外交困的哀帝在李尋等大臣慫恿下，也已懂得可以利用這種學說，希圖穩定搖搖欲墜的劉氏政權。於是下令宣布「再受命」。
所謂「再受命」就是皇帝重新接受一次「天」的任命，表示在此之前的亂世已過，再上台的是另外的「天」任命的皇帝。實際上還是原班人馬，只不過改改年號就算了事。這顯然是自欺欺人的，但當時哀帝確實把它當成救命稻草。於是改建平二年（前5年）為太初元將元年，改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似乎這樣一改衰頹的舊國就會得到新生，「久寢疾」的皇帝也會好了似的。然而，過了一個多月，哀帝的病毫無好轉，而社會危機自然是日甚一日。不料夏賀良等得意忘形，「欲妄變政事」，企圖斥去舊時三公，以替他鼓吹的解光、李尋輔政，想控制政權。這一來遭到多數朝臣之反對，紛紛攻擊夏賀良「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以上引文均見《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結果，不到兩個月就被哀帝處死，這一幕再受命之鬧劇就此收場。
限田、限奴婢、再受命等等藥方的提出，反映統治階級內部惶恐不安。他們面臨著農民大起義即將到來的風暴，處於社會危機之中，急於尋找出路。在這種形勢下，出身於外戚世家的王莽，便趁機取得西漢王朝的最高統治權力，充當了統治集團內部易姓受命的主角。
本章小結
漢元帝以後，西漢王朝開始走下坡路，如同一切即將被推翻的政權一樣，西漢王朝末代的統治者一個個昏聵無能，官僚腐朽，奸佞當道，而個別有識之士的微弱呼聲則淹沒在一片爭權奪利的吵鬧聲中，脫離實際的改革方案無異於畫餅充飢。控制整個國家的上層潰爛了，無法指望他們進行自我調節，人民已經忍無可忍，出路只有一條：打倒這一群政權的把持者，掀翻這一無可救藥的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