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 · 九 元成哀平

《元帝紀·贊》云：「少而好儒，及即位，微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侵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占之風烈。」宣帝亦謂：「亂我家者，必太子也。」論史者率謂元帝以下爲漢之衰世。自漢室一家興衰論之，元、成以後誠衰世，若自民族歷史觀之，元、成以降之政治，其福利生民，未必不逾於漢初。西漢未年之朝政雖有轉移，而所以治民者皆承昭。宜以來之政治，所謂承平之世也。故西漠之亡，其禍不起於民間，而起於朝廷。《食貨志》謂百姓皆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地理志》謂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漢代人口之滋長，當以宜帝以後爲盛，流民道既爲常時要政，復少兵革之事，人民得安居樂業，而後戶口得以滋，平帝元始爲漢代人口極盛時代，班氏於《成帝紀·贊》亦謂遭世承平。惜史家於一姓之盛衰，後世論史者遂以哀世日之，此不可不辨。元、成、哀、平之政治，有四事可言：一日外戚佞幸之竊位，二曰儒生政治之成功，三日多虛文而鮮實效，四日承宣帝以來之惠政 宣帝之世，外戚即以得勢，以宣帝在民間依許廣漠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即位之後，許、史遂貴，宣帝之明察而重外戚，報恩也。外戚不必皆不肖，亦視人主用之何如。元帝以下遂以外戚秉政爲常，終成王莽之篡。《王商史丹傅喜傅·贊》云：「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穿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勢尤盛，喊貴最久，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以曼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厚重，位至三公，丹之輔導副主，掩思揭美，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隊內，推至誠，犯顏色，動悟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終獲忠真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褐福遠哉。」宣、元以來之外戚與政治關係之密如此。宣帝以許延壽代韓增爲大司馬中騎將軍，《外戚傅》其輔政，蓋尊官而無常職，與韓增同，武帝時之大司馬大將軍、大可馬票騎將軍，皆此類也。宣帝以太子仁柔，欲太子，以少依許氏，俱起微賤，故得不順，太子即位，是爲元帝。《蕭望之傅》云：「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履者，引外侍中樂陵①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動，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道詔輔政，領尚書事。」（《周堪傳》亦謂與望之同領尚書事。）《匡衡傅》則謂望之爲副，蓋與張安世之副霍光相同，親賢並用，未營專任外戚也。望之名儒，有師傅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請通論》謂蕭、周懸朝廷之祿位，引躁進喜事之人爲朋黨。）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霍光領尚害事，政自己出，光薨，霍山自領尚書事，宜帝遂去副封，不關尚害，而集樓於中害，宣帝以來中害爲政事之本，任用弘恭、石顯爲令僕，既復以史高、董周領尚書，中書遂與尚書爭權。史高與望之有隙，乃附於石題，蕭周遂敗。成帝爲太子時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有奪嫡之勢，王商，史丹擁佐太子頗有力焉。史丹，史高之子；王商，宣帝母家也。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母舅王暴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庶弟潭等皆賜爵內侯，河平二年悉封舅潭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成帝感王商、史丹舊恩，徙商爲左將軍，擢丹爲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關內侯。宣帝憐元帝早失母幾霍氏所害，於是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好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后父奉光爲印成侯，元帝即位，王婕好爲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爲安平侯，成帝即位爲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爲關內侯，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此一族矣，合工商、王爲三王焉。成帝②時王一族之權最大。工商爲人多質有威重，以敬敦厚著稱。成帝即位，素敬重商，代匡衡爲丞相，天子素尊任之，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知之，亦疏商，陰使人上書言商門事，史丹亦附王鳳傾王商，商免相三日發病血死，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訟商忠直無罪，言權蔽主，竟以法誅章。史丹爲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儻不備，然其心謹密，故得不爲王厚所害。王既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以元舅之尊傾石顯，故成帝建始四年卒中書宦官，置尚書員五人，中書遂不復見於漢世。張禹以成帝師傅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王鳳爲大將軍顓政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經學，敬重師傅，故張禹與鳳並領尚書。禹內不自安，欲避不能得，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酒聽許。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觸地震尤數，吏民多上疏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審至禹第，辟左右親周禹以天曼，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 ①編按：「陵」字原作「平」，今正 ②編按：「帝」字原作「王」，今正 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曼之異，深速難見，故型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輿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見！陛下宜修政事以善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王莽相繼執政也。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王氏之勢，張禹成之，此朱雪欲得尚方劍斷其頭也。孝成趙皇后本長安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酒收養之，及壯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脫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好。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於長爲侍中，數往來傅語，得太后指，上乃封婕妤父爲咸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好爲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定陽侯。皇后既立，後寓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道上所幸超昭儀及帝舅票騎將甲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爲嗣，成帝亦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持節微定陶王立爲皇太子，明年成帝暴崩，民間歸罪趙昭儀，昭儀自殺，太子即位，是爲哀帝。尊立趙皇后爲皇太后，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母丁姬曰「恭皇后」，追尊傅父爲崇祖侯，丁父爲褒德侯，封舅丁明爲陽安侯，舅子滿爲平周侯，後父晏爲孔鄉侯，丁、傅二家於是盛矣。哀帝即位，太后韶王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哀帝少而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慢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幅湊自效。根行食邪，臧累距萬，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壤亂制度。案①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服，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侍中，不思報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根就國，況免爲庶人，歸故郡。建平二年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②後」，恭皇后曰「帝太后」，從朱博議曰。董賢，字聖卿，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得幸於哀帝，遷光祿大夫，賢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日開賞賜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寢偏藉上。 ①編按：「案」字原黑，今增補。 ②編按：「帝太太后」，原作「帝太后」，今正。 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襲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爲賢起大第北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息夫躬等告束平工雲後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爲因賢告束平事者，通以其功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以董賢故下獄死。先是，傅皇太后從弟喜爲大司馬輔政，以失皇太后指免官，以帝舅丁明代爲大司馬，頗害賢、寵，上遂免明，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是時賢年二十三，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寵在丁傅之右。哀帝崩，（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使召王莽，罷大司馬董賢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貶皇太后氏爲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宮，皆令自殺。孔鄉侯傅晏、少府董恭等皆免官爵，徙合浦，立中山王爲帝，是爲平帝，元帝庶孫而中山孝王子也。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其後遂由居攝而受禪。此元帝以來朝政之轉移在於外戚佞幸之手也。 漢初以軍吏執政，賈、之周並抑在下位，博士以通古今、備顧周而已。自武帝時始用儒生爲大臣，元、成以後，儒生執政，遂爲常事。《匡張孔馬傳·贊》雲；「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野、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常，馬宮及常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官吏所奉行者，時王之法制，儒生所服膺者，先聖之訓言，本爲二事，卒得通經服官者，蓋自漢初諸儒以儒術攻擊秦人之法家政治，武帝崇儒，經學遂爲政治之標準，於是通經可以致用。《張湯傅》言是時上方嚮文學，（廣義之文學。）湯決大獄，欲博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平，他如終軍之徐偃，不疑之收太子，皆以經義斷事，霍光謂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可以當時人心之所矣。儒家之政治思想原爲賢人政治，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無貧富貴賤階級，君師合一，偷理政治不分。及秦人一統，不用儒術，漢人承之，大同思想不合於時，於是與君主平分政教，儒者所持惟是教統，其於政治僅有調節之功用，不能盡如理想。漢元帝以後爲儒家政治極盛時代，其要義在於明天子之性質。谷永上疏云：「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貢禹上疏云：「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立君以爲民之意，爲儒者之根本理論，故儒者於政治不能盡展其抱負，於節制君主之淫威，實爲有效。（明天下非一家之天下，故言禪讓，言革命，其結果爲王莽之篡漢。）儒者所以節制君主有二道，一爲犯顏直諫，一爲以災異評時政。《薛廣德傳》云：「廣德爲人溫雅有醒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時時，禮畢，因留射。廣德上疏曰：『竊見圓束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曼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常乘輿中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翰。陛下不得人廟矣！上不脫。」他如夏侯勝之斥詔書，朱雲之犯帝顏，皆爲諫爭之美談，若此類者爲秦人法家政治所許乎？自漢以後，諫議遂成制度，與經筵保傅同爲論導人主之善法，後人習見，忽焉不察，遂昧其爲漠代儒學對政治之貢獻也。災異學說，原出於墨子《明鬼篇》，漢儒借天道以恐時君，其所謂天與墨子言天相同，故亦盛言災異，其施之政治者，文帝求言詔，與武帝賢良策固言天人感應，已其端。宣帝詔書始言多災異，而其大盛則在元帝以後。元帝初元元年韶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翠，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陰陽學說累見於奏疏詔令，日食策免三公，災異罷免郡守。趙翼論之曰：「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於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於天，星氣猶人之五藏六體，藏病則氧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也。」李尋謂：『日食其度，晻味無光，陰雲邪氣在日出時者爲牽於女，日出後者爲近臣亂政，日中者爲大臣欺誣，日入時爲妻妾役使所營也。』孔光謂：『皇之不極，則咎微薦臻。』其傅曰：『有日月亂行，諸變異也。』而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之所以做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改則福消，不改則咎。」是皆援天道以證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翟方進言，遂出臣張放於外，賜望之爵，登用周堪爲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召用彭宣、何武、孔光，而罷孫、息夫躬等。災異學説在元帝以後對政治係之大，誠如趙翼所云：「其學説之本身可以不論，其作用則不可忽也。」（異之，大抵傅會《春秋》《洪範》《齊詩》，《眭雨夏侯京翼李傳·贊》云：「幽贊神明，通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精猶雲『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輿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漠興，推陰陽言貝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睡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數，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 自董仲舒而後，儒家即無大思想家出現，《鹽鐵論》所代表者爲昭，宣時代思想，儒學雖未增高，乃日入於普及，迂腐之論亦日出，仲舒以前儒者言改制，以後則言復古，此其大較矣。《禮樂志》云：「至宣帝時，琅玡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旨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整，各取一切，是以詐萌生，刑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一世之民，踏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貢禹傳》云：「元帝初即位，微禹爲諫大夫，數虛已周以政事。足時年歲不登，那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道八匹，而不調，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苑而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文金銀之飾。後世爭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仿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眾人不能別異，甚非所宜。』」錢賓四先生《劉向歆父子年》云：「蓋王吉，百禹皆主興復古禮以幾太平，宣帝不能用吉而元帝惠信禹，遂開晚漠復古一派，其風實始於王、貢。」《章賢傅·贊》云：「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制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而此數者皆復古風氣下之事，吾所謂多虛文而鮮實效者也 班氏謂元帝頗改宣帝之政，實則其所紛更，皆是虛文，至於理民之政，固未異於宣帝，特其人仁柔不能御下，致成外或佞幸之政治耳。元帝以初元元年以三、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固可省者振救貧民，費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周耆老鰥寡孤獨、睏乏失職之民。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圓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樂府員，省苑馬，以振睏乏，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治膳，太僕減食馬，水衡減肉食。二年詔罷黃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固宜春下苑少府外池嚴池田假與貧民，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修奏，毋有所諱，韶吏虛倉、開府振救，賜寒者衣。三年器甘泉建章宮令就農，百官各省費五年令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角牴，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永光元年韶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成帝建始元年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郡國被災十四以上，毋收田租。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羅六技巧官，減乘輿廄馬。河平四年諸租賦所振貸勿收，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河之郡，水所毀傷睏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其爲水所流，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葬理，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他郡國，所在冗食之，謹遇文理，無令失職。鴻嘉元年通貸未人者勿收。四年韶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通貸未人皆勿收，流民欲入者，輒籍內。哀帝即位詔曰：「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馬庶人，禁郡國無得獻名獸，酒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建平元年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元帝元始元年罷明光宮及三輔馳道，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太皇太后省所食湯沐邑十縣屬大司農，常別計其租人以贍貧民。二年郡國大早蝗，青州民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爲百姓睏乏，默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空邸第爲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屍以上葬錢五千，四屍以上三千，二屍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市社裡，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以居貧民。凡此惠民之政，無非損上益下，非儒家思想之效乎？若哀帝時之限田宅奴婢，除任子令，元帝時之增弟子員，成帝時之求遺書校經籍，則係社會文化者尤大，故從民族歴史言，元、成以後自優於文、景，自儒家學術言，元、成以後更爲儒學之普及時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