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 序

這本小冊子經過了二十餘年的時間，現在又重版了。當時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這是該詳細向讀者同志報告的，因此補上這篇序。 清朝這一代，最高的統治者挾了種族的成見，防止人民起義，屢興文字獄，讀書人一不小心就容易砍掉腦袋，甚至有滅門之禍。在這等淫威之下，逼得若干有些創造力的知識分子把他們的全部心思才力集中到故紙堆里，學問完全脫離了人生實用。這種學風當然是畸形的、偏枯的，但因他們下了苦功，也獲得了意外的收穫：就是在史料學的範圍里開拓了一些新園地，幫助人們認識了若干未經前人揭出的史實。尤其是他們特別注意於兩漢的經學——所以他們的學問叫做「漢學」——經過了長時期的搜集材料、整理材料，竟把向來看不清楚的兩漢學術思想指出了一個輪廓。因為漢代學者是第一批整理中國曆 史資料的人，凡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先秦各家學說的人們一定要先從漢人的基礎上著手，然後可以沿源數流，得著一個比較適當的解釋，所以漢代學術享有極崇高的地位，人們對於那時候的權威學說只有低頭膜拜，就是有一二人不肯服從，駁斥它的不合理的地方，也會遭受到千萬倍的壓力把他壓了下去，它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永遠靠了模糊的面貌來維持。清代學者本來只是為了反抗空談心性的宋、明理學而信仰漢代學術，但經他們深刻研究「漢學」的結果，竟使我們約略看出那時代的黑暗的內幕，知道所謂權威的漢代學術的大部分只是統治階級麻醉民眾和欺騙民眾的工具，它的基礎建立在宗教迷信上。我們看出了這一點，當然要對於它的黑暗面激起甚大的反感。這個反感分明是清代學者提供給我們的，然而他們自身卻還沒有想到會發生這個破壞性的後果呢。 我二十歲以前住在蘇州，那裡是清代漢學的中心，最有接觸經學書的機會，引得我喜歡在這些書里瞎摸；又因上了小學和中學，接受了一點資產階級的科學的皮毛，所以再不能相信漢代經師的神秘話頭。那時正在戊戌政變之後，這次政變是由康有為的經今文學鼓動起來的，他假借了西漢所謂《春秋》大師董仲舒的「三代改制」的話做理由，要求統治階級變法自強。他的同道有譚嗣同、梁啓超、皮錫瑞等維新派。同時和他取相反的立場的是保守派張之洞、朱一新、王先謙、王仁俊、葉德輝等人，他們的言論都載在蘇輿編的《翼教叢編》里。戊戌以後，章炳麟主張種族革命，反對康有為的保皇論，又站在經古文學的立場上來抨擊康氏的今文學，康氏說「新學偽經」出於劉歆一手所為，章氏便說劉歆是孔子以後的第一個人；其時助章氏張目的有劉師培等人，他們的文字多數載在鄧實編的《國粹學報》。這是一場使人看得眼花繚亂的大戰！少年時代的我，看他們打得這般熱鬧，精神上起了極大的興奮；但自己還沒有本領去評判他們的是非，又懷著異常的苦悶。不過，今文家喜歡稱引讖緯，讖緯里十分之九都是妖妄怪誕的東西，這是我早已認定的，何況章氏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來反對康氏的保皇呢，所以在我的理智上，認為古文家的思想是進步的，我們該走向古文家的陣營。 原來清代末年，全國的經學大師，俞樾是最有聲望的一位。他擔任杭州詁經精舍的山長三十餘年，培養了很多的經學人才。他對於今文學和古文學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所以在他門下受業的人們也各就其性之所近走上了岔道：或專研古文，或篤信今文，或調和今古文。章炳麟是他門下古文派中的一個健將，崔適則是他門下今文派中的一個專家。今文經中最重要的一部書是《春秋公羊傳》，那時別人多喜歡把《公 羊》的話語結合當前的政治，在變法自強運動中起了大小不等的波瀾，獨有崔氏，雖把《公羊》讀得爛熟，卻只希望恢復《公羊》學的原來面目，自身未參預過政治運動。因為他極少寫單篇論文發表他的主張，所以我不曾注意過他。 1916年，我進了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這個門（即是後來的系）是清末京師大學中經科的化身，所以經學的空氣仍極濃厚。教我們《中國哲學史》的是主張不分今、古、漢、宋一切都容納了的陳漢章先生，教《春秋公羊學》的就是這位嚴守專門之學的壁壘的崔適先生。崔先生髮給我們的講義是他用了畢生精力做成的一部《春秋復始》，他把《公羊傳》為主，輔之以董仲舒《春秋繁露》和何休《公羊解詁》等書，把一部《公羊傳》分類解釋，要使人們從這裡看出孔子的《春秋》大義。他說《穀梁傳》和《左氏傳》都是古文學，就都是偽經學，絕對不是孔子的意思。他年已七十，身體衰弱得要扶了牆壁才能走路，但態度卻是這般地嚴肅而又勤懇，我們全班同學都十分欽敬他。可是我總想不明白：《春秋》本是一部魯國史書，為什麼不該從東周的史實上講而必須在孔子的意思上講？就是說這部書真是孔子所筆削的魯國史書，一字一句里都貫穿著他的意思，為什麼《經》中屢有闕文，如「夏五」、「郭公」之類，表明它保存了斷爛的史書的原樣？如果說《公羊傳》的作者確是孔子的門人，最能把握著孔子的微言大義，為什麼《傳》中常說「無聞焉爾」，表明他並沒有捉住孔子的意思？ 直到1920年我在北大畢業之後才認識錢玄同先生。他在日本留學時是章氏的學生，回國以後又是崔氏的學生。他兼通今古文而又對今古文都不滿意。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今文學是孔子學派所傳衍，經長期的蛻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古文經異軍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點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湊而成其古文學，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對台戲。所以今文家攻擊古文經偽造，這話對；古文家攻擊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這話也對。我們今天，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又該用今文家的話來批評古文家，把他們的假面目一齊撕破，方好顯露出他們的真相。……」這番議論從現在看來也不免偏，偏在都要撕破，容易墮入虛無主義。但在那時，當許多經學家在今、古文問題上長期鬥爭之後，我覺得這是一個極銳利、極徹底的批評，是一個擊碎玉連環的解決方法，我的眼前仿佛已經打開了一座門，讓我們進去對這個二千餘年來學術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後的判斷了。 我既略略地辨清了今、古文家的原來面目，就又希望向前推進一步。為什麼有今文家？為什麼有古文家？他們出現 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是什麼？固然，古文經一系列的組織和發展，由於劉歆站在最高學術地位上的鼓吹和王莽站在最高政治地位上的推動，這事對於王莽奪取漢家政權必然與以若干有利的條件，關於這一點早由方苞的《周官辨》和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等書說明了。但這事如果單純地只看做和王莽有關，那麼當新室滅亡之際，古文經理應和它同歸於盡，何以到了東漢反而昌盛，竟奪得了今文經的正統？又如今文學，如果單純地只看做孔子學派師徒們的傳授，那麼由孔子到董仲舒不過三百年，終不該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為什麼會大講其「怪、力、亂、神」，和孔子的思想恰恰相反？想到這裡，就不得不在秦、漢時代統治階級的需要上來看今、古文兩派的變化。研究的結果，使我明白儒生和方士的結合是造成兩漢經學的主因。方士的興起本在戰國時代的燕、齊地方，由於海上交通的發達，使得人們對於自然界發生了種種幻想，以為人類可以靠了修煉而得長生，離開了社會而獨立永存，取得和上帝同等的地位；同時同地有鄒衍一派的陰陽家，他們提倡「天人相應」的學說，要人們一切行為不違背自然界的紀律。秦始皇統一六國，巡行到東方，為了方士和陰陽家們會吹會拍，他立刻接受了海濱文化。儒生們看清楚了這個方向，知道要靠近中央政權便非創造一套神秘的東西不可，所以從秦到漢，經學裡就出了《洪範五行傳》一類的「天書」做今文家議論的骨幹，一般儒生論到政治制度也常用鄒衍的五德終始說的方式來迎合皇帝的意圖，使得皇帝和上帝作起緊密的聯繫。皇帝的神性越濃厚，他的地位就越優越，一般民眾也就越容易服服帖帖地受皇帝的統治。這種政策，皇帝當然是樂於接受的，而且確實勝過了方士們的專在幻想中尋求希望，所以儒生的地位很快地超過了方士，凡是正途的官吏都要在儒生中挑選。到了西漢之末，劉歆整理皇家的圖書，發現許多古代史料，他想表章它們，本是史學上的一件盛舉；但學術性的東西是皇帝所不需要的，一定要插入對於皇帝有利的東西方能借得政治的力量，所以他唯有在《左傳》里加進新五德終始說的證據，又要做出一部《世經》來證明王莽的正統。在這種空氣里，光武帝就必須用《赤伏符》受命，而讖緯一類妖妄怪誕的東西就大量產生了。因此，我覺得兩漢經學的骨幹是「統治集團的宗教」——統治者裝飾自己身份的宗教——的創造，無論最高的主宰是上帝還是五行，每個皇帝都有方法證明他自己是一個「真命天子」；每個儒生和官吏也就都是幫助皇帝代天行道的孔子的徒孫。皇帝利用儒生們來創造有利於他自己的宗教，儒生們也利用皇帝來推行有利於他們自己的宗教。皇帝有什麼需要時，儒生們就有什麼來供應。這些供應，表面上看都 是由聖經和賢傳里出發的，實際上卻都是從方士式的思想里借取的。試問漢武帝以後為什麼不多見方士了？原來儒生們已儘量方士化，方士們為要取得政治權力已相率歸到儒生的隊里來了。至於今文家和古文家，只是經書的版本不同或是經書上的解釋不同，不是思想的根本有異。不過古文家究竟掌握了若干古代資料，又起得較遲，到了東漢時讖緯的妖妄性已太顯著，不能取得腦筋清楚的儒生們的信仰，所以流入訓詁一途，比較有些客觀性而已。 1929年，我擔任了燕京大學歷史系的課務，即想竭盡我的心力來探求這方面的問題。當時曾本崔適先生《史記探源》中所指出的劉歆利用了五德相生說來改造古史系統的各種證據，加以推闡，寫成《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刊入《清華學報》。到1933年，同系教授鄧之誠先生患病，請假半年，囑我代任他的《秦漢史》一課。我就把上述的意思編撰講義，大抵分為三個段落：從第一章到第七章，說明在陰陽家和方士的氣氛下成就的秦、漢時代若干種政治制度；從第八章到第十八章，說明博士和儒生怎樣地由分而合，又怎樣地接受了陰陽家和方士的一套，成為漢代的經學，又怎樣地從他們的鼓吹里影響到兩漢時代的若干種政治制度；從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二章，說明漢代的經學如何轉入讖緯，讖緯對於政治又發生了怎樣的作用。這二十餘章文字大部分暴露了漢代思想的黑暗面，雖不能包括那時的全部學術，但確是那時學術思想的主流，在當時的學術界裡無疑地占有正統的地位的。 隔了兩年，上海亞細亞書局新開，來函索稿甚急；我想，在我所編的講義中，這一份還算自成一個段落，便寄給該局出版，姑且命名為《漢代學術史略》。然而漢代的學術方面尚有很多的輝煌的果實，例如唐都、落下閎、鄧平、劉歆、張衡的天文學和曆法學，張衡的地震學，王景、桑欽的地理學，趙過的農學，許商、平當、賈讓的水利學，淳于意、張機、華佗的醫學，馬鈞的機械學，桑弘羊、桓寬、王符、仲長統的經濟政治學說，司馬談、遷父子和班彪、固父子以及荀悅、蔡邕的史學，劉向、歆父子的古文籍考訂學，揚雄、愛禮、甄豐、服虔、許慎、馬融、鄭玄的文字學和訓詁學，以及王充的唯物主義的懷疑思想等等，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還有漢代四次學術性的大會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他們民間的疾苦，他們都請罷鹽、鐵、榷酤的專賣，和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辯難；桓寬集錄為《鹽鐵論》一書。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皇帝和太子太傅蕭望之等評定他 們的是非，添立了四家博士。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徵求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的數千人到未央宮中改正乖謬，統一異說。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詔博士、議郎、諸儒等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魏應掌問難，淳于恭掌條奏，皇帝加以決定；班固集錄這回的結論為《白虎通義》。這四次會議對於漢代學術的發展和蛻化一定有極大的關係。這本小冊子裡既大都沒有敘及，就貿然戴上了一頂「漢代學術史」的大帽子，實在覺得不稱，心中留著十分的慚愧和對於讀者的無盡的歉疚。 這書出版不久，盧溝橋的戰事就起來了。我流亡後方，常常一年中遷徙幾次，手頭又缺乏參考書籍，一切的研究都不能做；抗日戰爭勝利後又因兼職過多，不能集中精神在學術工作上：一蹉跎就是十八年的長時間，我的頭髮全白了，還不能把這本書改寫。今年，出版社方面不以這書為劣陋，要我加以修正重版；又適值我光榮地參加了國家的工作崗位，由上海遷到北京，生活還沒有十分安定，只能作了一些字句的小修改。所幸的，現在得有機會，改題了《秦漢的方士與儒生》，書名和內容相符，可以使我減輕些內心的不安而已。 中國的文化，從書本材料來說，是胚胎於夏、商而化成於兩周；以後二千餘年，為了過分尊重經學的緣故，骨子裡雖不斷地在創造，表面上總是承繼著兩周。至於敘述和說明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最重要的有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兩漢，他們的目標既在曲解經書來適應於當前的統治集團的利益，把古代史實勉強拉來和當時的東西相比，他們的方法又牽纏於陰陽五行的附會，處處要使得人事和自然界應弦合拍，在這樣的主觀願望之下，勢不能不流入於武斷的玄學，所以名為整理而實際卻是棼亂，使得我們要整理三代文化時逼得先去從事於兩漢文化的探索，多出了幾重麻煩。第二時期是兩宋，他們的目標是內心的修養，用了全力去尋求古聖先王的傳授心法，這當然也是一個水中捉月的主觀願望；可是他們的治學方法卻因部分地接受了禪宗的「呵佛罵祖」的精神，敢於打破久踞在學術界寶座的偶像，又因有了刻版，古籍容易傳布，見多自能識廣，因此辨偽考證之風大興，在整理方面開出了一個比較能客觀研究的新境界。第三時期是清代，除了它的後期之外，一般學者的目標只是希望認識古代，既不想把古代的學術思想應用在當前的政治上，也不想把它應用在內心的修養上，而只是以周還周，以漢還漢，以宋還宋，洗刷出各個時代的本來面目；他們用了細密的手腕去搜羅材料，鉤 稽異同，其態度的謹嚴和在史料學上的成就都超過了漢、宋兩代。只是他們太偏於客觀主義，注重積聚材料而輕視理論，好像盡制磚瓦，不打建築圖樣，自然也造不起房子來；結果流於煩瑣細碎，使得人們怕去親近。到今天，有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做我們一切工作的最高指導，我們接受了古人的遺產，就能用了正確的方法作全面的觀察，更在縝密的計劃之下來分工合作，這樣充分自覺地精進，我相信，一部良好的中國學術史是不難出現的。有了這部完整的學術史，哪些是我們該吸收的古人的精華，哪些是我們該拋棄的古人的糟粕，就都明白地指示出來了。我這本小冊子如果能在將來的學術史里貢獻上一點參考資料，就不算我空費了在經學書里摸索多年的時間和精力。 可是，這本小冊子終究是二十餘年前的舊作，我絕不能因為它是舊作而加以原諒。現在看來，這冊書里有著明顯的錯誤。那時的我雖已知道應當從社會背景去解決問題，但因為沒有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能從兩漢社會的經濟基礎來分析當時的政治制度與學術思想，這是違背歷史唯物論的，是本書的根本缺點。再說，我對陰陽、五行的來源講得太機械、太簡單了，對於讖緯思想的怎麼清除則一句也沒有提到，好像這種思想是突然而來又突然而去的，這豈不是一種非歷史主義的敘述。至於古代的宗教迷信都有其發生的原因，在它們的歪曲反映里都能見出其中含有真實的客觀的東西，而決不是一概不值得一顧可以拋棄了事的。例如陰陽、五行，雖給方士和儒生們利用了它鬧得烏煙瘴氣，可是追本溯源，究竟它的本質含有素樸的唯物主義成分。我們祖國的古代人民長期觀察物質世界的結果，知道世界上有正、反兩種力量，叫它做陰、陽；有五種廣泛存在的物質，叫它做金、木、水、火、土五行；物質與物質相接觸之後會起著新生和滅亡兩種作用，叫它做生、克：這種唯物的分析應當在我國科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如讖緯，我雖敢說它十分之九是妖妄怪誕的東西，但終有它十分之一的可寶貴的資料，《尚書緯考靈曜》說：「地恆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這不是觸及了地球是在不斷地運行這一客觀真理，足以打破天動而地靜的舊學說嗎？這位一千九百年前無名的科學家的發現是多麼該受我們的珍視！讖緯書里尚有這類的好材料，可見只要肯到沙礫中去搜尋自會揀到金子，決不該一筆抹殺。我在這書里，為了憎恨當時的統治集團的行為，過分強調了它的黑暗面，作下全部的否定，這不是非歷史主義是什麼！毛主席說：「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毛澤 東選集》第三卷第833頁）我拿了這幾句話來作自我批判，知道我必該好好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並繼續從事於兩漢史的研究，才可以深入底里，發掘現在所不注意的材料，尋出現在所看不出的問題，然後方能正式寫成一部《漢代學術史》，洗淨了從前在不正確的觀點和方法之下所發表的不正確的議論。 讀者同志！我不敢請你們原諒我這本舊作，我深深地祈求你們：你們在裡頭見有錯誤的地方，請隨時糾正吧！你們對於秦、漢時代的學術思想的看法和我有不同的時候，請隨時見告吧！我如能依靠了群眾的力量而達到比較正確的地步，那就是我的莫大的光榮了！我的通信處是北京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顧頡剛 1954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