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論叢 · 龔自珍誕生百四十年紀念
按：龔自珍（定庵）生於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歿於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其誕生之月日無考。本刊第二百三十期已有繆鉞君撰之紀念文。惟此篇另有著意之點，與前篇絕無重複。龔定庵詩，在近世中國影響極大，既系維新運動之先導，亦為浪漫主義之源泉。甲午、庚子前後，凡號稱新黨，案頭莫不有龔定庵詩集。作者亦競效其體。大家如黃公度（遵憲）之《不忍池晚游詩》「百千萬樹櫻花紅，一十二時僧樓鍾。白頭烏哭屋樑月，此是侯門彼佛宮」，以及《海行雜感》「是耶非耶其夢耶，風乘我我乘風耶，藤床簸魂新睡覺，此身飄飄天之涯」，與龔定庵《己亥雜詩》酷肖。梁任公三十前後所作情詩「眼中竟欲無男子，意氣偏能到小生」等，固系處處神似形似。即四十以後（民國四五年間）作，如「五百年前原上根，一百年前縑上痕」等，皆龔定庵「可惜南天無此花。……不是南天無此花。……男兒解讀韓愈詩，女兒好讀姜夔詞。……」之句法也。又如丁惠康（叔雅）之「沉沉遠夢迷千劫，繞繞新愁賦百哀」，「山河運歇英才盡，鼙鼓聲沉戰血腥」等，凡茲蒼涼哀艷之句調旨趣，皆龔定庵之嗣音也。入民國，南社一派，尤步趨龔定庵。一方投身革命，自詡俠烈；一方寄情聲妓，著意風流。龔定庵詩之浪漫素質，本有陽剛、陰柔二種。以雄奇而兼溫柔，既慷爽而復穠麗。合此兩美，自成特味。雖托體不高，有傷嫵媚，而動人艷美，啟人模仿。其所慣用之辭藻，如「劍氣簫心」，如「罡風」，如「春魂」，如「落花」，如「三生」等，檢近人集中，觸目皆是也。今之少年所共崇拜之蘇曼殊（玄瑛），其人與詩獨具奇美，然亦不外取資於龔定庵。又龔詩最便於集句，故南社一派人尤喜集龔詩為七言絕句，幾乎龔詩與我詩不可分焉。由來一作者自用所長，必有多人競起仿效。從style（風格）而生mannerism（風格主義）。讀此篇，明乎龔定庵學術思想之淵博新穎，與其人之恢奇俊邁，則知其能創作新體之詩者不為無故，而效顰者之可厭，當不令減少龔詩之原有價值矣。編者附識。
清道光十八年（1838）冬，素以能吏著稱之湖廣總督林則徐新拜欽差大臣之命，膺禁菸之重任，朝野皆另眼相視。則徐既陛辭，將赴粵，其故交有禮部主事仁和龔自珍者為序贈行，頗有所獻替。自珍平生最恨煙毒，曾於經典中為尋出一惡名，曰「食妖」，又素主「東南罷番舶」之議，於當時西洋輸入之奇器異物，亦嘗於經典中為尋出一惡名，曰「服妖」。絕「食妖」與「服妖」乃其重要政見之一，而實行此政策之必要手段，則「絕互市」。至是自珍稍殺其激烈之主張，而勸則徐「勒限使夷人徙澳門，不許留一夷（於廣州）。留夷館一所，為互市之棲止」。禁菸必至於用兵，亦自珍所預料。當時蓋頗有為此戒懼者，自珍則為主戰論辯護曰：
乃有迂誕書生逆難者，則不過曰為寬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亂邦，用重典，周公之訓也。至於用兵，不比陸路之用兵，此驅之也，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許其入，非與彼戰於海，戰於艅艎也。伏波將軍則近水，非樓船將軍，非橫海將軍也。況陸路可追，此無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陳原野之事，豈古人於陸路開邊釁之比也哉！（見本集邃漢齋本卷五《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此代表當時最講經世致用之學之士大夫對於「夷情」及軍事之見解。不明乎此，鴉片戰爭之起，殆無從了解也。則徐復書，於自珍之策議，許為「謀識宏遠」，於上述徙夷及用兵之說，尤為悅服。關於前者則謂「弟早已陳請，惜未允行，不敢再瀆」。（此事不見官書，可補史闕。）則徐之非作客套虛語，此則其後來之行為可證。「英雄所見略同」，自珍得則徐復書之時，喜可知矣。
雖然，自珍亦有其失望之理由在。彼獻策於則徐，蓋非無所為而為者也。彼困郁閒曹久矣。彼自道光九年成進士後，以楷法不中矩度，「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及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經軺車」。（見本集卷四《干祿新書自序》。附言：此序乃一篇諷刺楷法取士之文，非真有成書而自為之序也。黃氏年譜於道光十五年條下著成《干祿新書》，傎矣。）以經世之大才自負而莫獲展伸，遂益增其跋扈飛揚之態。平居日為「出位」之思想與言論，而其凌厲之文筆，雄健之口辯，又足以助之。在一班負成例之枷，帶功令之鎖之行屍走肉的學士大夫儔輩中，如自珍其人者，自為不可思議之怪物。一時京朝之貴人達官，殆無不以「敬鬼神」之態度待之。以故浮沉於禮部末職者將十年，今且垂垂老矣。不次之擢遷，殆成絕望。平生懷抱寧遂於塵封蠹蝕之簿書中永遠埋沒耶？彼其獻策於則徐，實寓有求用之意。故贈序之後，復申之以書。書之內容，今無從悉，然觀則徐復札（此札附本集序文後）謂「瀕行接誦手教……閣下有南遊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曾囑敝本家岵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聽……」夫使自珍之欲「南遊」而為問水尋山，則何待請命於則徐，而則徐又何致因之而有難言之事勢？顯然自珍欲參預此幕歷史悲劇（彼所預料為喜劇者）之後台，而為則徐所婉拒也，則自珍失望又可知矣。
粵東之行不成，北京之居不樂，其明年四月，自珍遂棄官歸隱於其故鄉杭州。有名之《己亥雜詩》三百五十首之大部分，即此次途中紀程念舊之作。在《己亥雜詩》中，實展開自珍一生之全景。其中除寫景記游外，有感時諷政之作，有談禪說偈之作，有論經史考據之作，有思古人詠前世之作，有敘交遊、品人物之作，有話家常、描瑣事之作，亦有傷身世、道情愛之作。自有七絕詩體以來，以一人之手，而應用如此之廣者，蓋無其偶。而自珍復能參錯謠諺、讖緯、佛偈、詞曲之音調語法以入此體。用能變化無端，得大解放，而為七絕詩創一新風格。用能「聲情沉烈，惻悱遒上，如萬玉哀鳴」。（此蓋自珍自贊語，而托為新安女士程金鳳書第雜詩後者。）若其「行間璀璨，吐屬瑰麗」，猶餘事也。雜詩三百餘首實呵成一氣，可作自珍之自敘傳讀。而欲攫取嘉道間（近世我國史上之一關鍵時代，鴉片戰爭之前夜）之「時代精神」者，尤不可不於此中求之。但有此作，即無其他造詣，自珍亦足千古矣。
《己亥雜詩》所表現其作者之性格，為如何複雜凌亂，而富於矛盾意味之性格！彼一方面殫精孔經，篤信孔道，以當世之申伏自期——「仕幸不成書幸成，乃敢齋祓告孔子」。一方面即景慕「西方聖人」，自信已「證法華三昧」，「持羅尼陀滿四十九萬卷」之後，復「新定課程，日誦普賢普門普眼之文」。而另一方面彼卻發「溫柔不住住何鄉」之問。所過通都，耽游北里，高唱「風雲材略已消磨，甘隸妝檯伺眼波」之句。年將知命，猶日為蛾眉灑其詞章上之涕淚：「拊心消息過江淮，紅淚淋浪避客揩」；「亦是今生未曾有，滿襟清淚渡黃河」！然在另一方面，彼固一「先天下憂」之志士：上下古今，討究經國緯民之大計，效痛哭流涕之賈生，以開創風氣為己任。彼於詩歌若出天授，然卻視為口孽，屢嘗立志戒除。彼篋中有功令文千篇，自許為此道作手，然卻首倡廢八股之議。要之，自珍者，蓋一多情好玩之慧公子（彼固生於豪門，其父官至蘇松兵備道），一易地之李後主、納蘭成德，而戴上經生、策士、修道士、預言者之重重面具者也。
當自珍流連於揚州而作其揚州好夢之時，彼所擬參預而未果之歷史悲劇已在廣東開演。此劇之意義，非彼所能知也。此劇第一幕之反映於《己亥雜詩》中者，為如下輕淡之一首：
故人橫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蕆勛。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
彼之「陰符」「雄文」，內容如何，今無從得知，恐亦不外「東南罷番舶議」之類。自珍幸而不及見《江寧條約》之成（1842），不然，其痛恨又當何如！彼又不幸而恰死於英軍再陷定海之後（1841），及見相當不幸事變，使有理由以懷疑其所畫政策之價值。
雖然，自珍平生之預言，非盡如其關於鴉片一役之失敗者也。彼於其時代確有深切之認識。任朝野酣歌醉舞之不休，直目當世為哀世，而論其徵象曰：
哀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廢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而才士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僇之。僇之非刀非鋸……徒僇其心，僇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才者自度將見僇，則早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早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睊然胴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曰鄉之論憩有辭矣。然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乙丙之際塾（也作箸）議》第二，本集卷一）
讀者識之：「亂亦竟不遠矣。」此言之發，乃在洪楊變起前三十六年也。「五十年中言定驗，蒼茫六合此微官。」夫自珍豈無其睥睨一世之理由哉！
抑自珍所見哀世之特徵，不僅在國無人才，尤在士無廉恥。在其弱歲所作《明良論》（本集卷二）中嘗痛言曰：
士皆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歷覽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偷，望愈崇則諂愈固。……農工人肩荷背負之子無恥，則辱其身而已。富而無恥者，辱其家而已。士無廉恥，則名之曰辱國。卿大夫無恥，名之曰辱社稷。出庶人貴為士，由士貴為小官大官，則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辱社稷也。厥災下達上，象似火。大臣無恥，凡百士大夫法則之，以及士庶人法則之，則是有三數辱社稷者，而令合天下之人，舉辱國以辱其家辱其身，混混沄沄而無所底。厥咎上達下，象似水。上若下胥水火之中也，則何以國？竊窺今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書法賡詩而已，外此非所問也。堂陛之言則探喜怒以為之節。蒙色笑，獲燕閒之賞，則揚揚然以喜，出夸其門生、妻子。小不霽則頭搶地以出，別求乎可以受眷之法。……務車馬捷給者不甚讀書。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賢矣，已勞矣。作書賦詩者稍讀書，莫知大義，以為苟安其位一日，則一日榮，疾病歸田裡，又以科名長其子孫，志願畢矣。且願其子孫世世退縮以為老成，國事我家何知焉？嗟呼哉！如是而封疆萬萬立有緩急，則紛紛鳩燕逝而已！伏棟下求俱壓焉者鮮矣！
「嗟呼哉」，今日之現象其有以愈於自珍之所摹狀者幾何！當嘉慶末年，舉國猶在歌頌河清海晏之日，為此駭論，誰不哂其無病呻吟。然在吾人今日讀之，則譬猶一家之人，經歷大難之後，重讀往日菩薩所示靈讖，發現其字字經驗，則惟有相顧痛哭而已。
此哀世之黑暗，自珍亦嘗究其造成之因，以為即在有清開國立朝以來，防範反側之權術與制度。其在《古史鉤沉論一》（《覘恥》）中，托為「史氏之書有之曰」：「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強，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崇高其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便其有力強武。……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獮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莫乎。」（本集卷二）自珍觀察歷史之眼光可謂銳矣。雖然，一社會之道德風氣之破壞，豈必出於稱祖之廟，豈必期以百年？當一政治舊勢力崩倒以後，少數奸雄乘機攫奪政樂之韁轡，本其市儈之人生哲學，瘁厲天下以求遂其一身、一家、一宗、一族、一鄉、一黨，及其妻妾玩女之身家，宗族、鄉黨之安富尊榮。一手持刀槍，一手持金銀與委任狀以晃耀於天下曰：順我者，親我者，不論狗彘、奴才、盜賊、惡少、浪子、傭保、走弁，大之可使任兼圻，掌部政，小之則縣市廳局司或學校，胥可為其奉旨發財之沃土；逆我者，蔑我者，不論其是「同志」、非「同志」、老「同志」、少「同志」、先進「同志」、後進「同志」、「忠實同志」、非「忠實同志」，舉可以不宣理由，不經法判，而以鎖鏈系諸其項。一切主義政策，法律紀綱，除為便我之具外，為無物；一切道德名詞，除為責人之具外，為無物。朝率「同志」匍匐搖尾於一種名義之下；暮則吶喊一聲，抹去粉墨，可屠戮此名義下之信徒如草菅。朝痛哭流涕，誓將間關赴難；暮一抹去粉墨，則抱頭鼠竄。如此類之人一日屍於民上，而自號清流，薄具才智才士，猶樂於為之奔走，供其使令焉。如是而欲求知恥盡忠之道德風氣瀰漫於社會，雖以刀加頸，吾不信為可能矣。
閒話且住，對彼哀世之人，自珍之警告為「變法！變法！」其恆有之格言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乙丙之際箸議》第七《勸務》（本集卷一）一篇，力陳歷代拘牽祖法、憚為改革以曾覆亡之教訓。自珍者，實戊戌維新運動之先驅，不獨其宗主「今文」，推崇「公羊」，附會「三世」，與後來之維新領袖有同調也。無怪光緒季年《定庵集》遂衣被一世。
自珍之變法論，今不盡傳。蓋其敢形諸筆墨者，僅「為雖不施行，而言不駭眾之言」耳，而其曾形諸筆墨者又不盡以入集（例如《上大學士富俊陳當世急務八事書》之曰落，見於《己亥雜詩》注》）。今可見自珍之改革建議，略有七項。（一）廢八股試帖取士之法，而代以「諷書射策」。諷書謂背誦經書，射策則「兼策本朝事……其言不得咿嚘不定，唱嘆蔓衍，以避正的。其不能對，則莊書『未聞』二字以為式」。（《述思古子議》，本集卷三）（二）寬選官之資格的限制，使少壯志士得參要政，而革頹懦痹麻之老配政治。（三）增吏祿以杜貪污之一源。（四）減殺大臣對人主儀節上之種種屈辱，以尊其人格。（五）假疆臣事傳以勵振作。（六）汰冗官以節國用。（七）移本部人口以墾殖西域（即今新疆），並辟之為行省。自珍素治四裔地理，於蒙古及西域尤所究心。其西域置行省之計劃甚為周詳，今日猶可供參考。在樸學上，自珍乃承受風氣之人，而非開風氣之人。關於乾嘉之交，我國學界習尚，彼曾有極扼要之韻語記述：
乾嘉輩行吾能數，數其派別懲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緯戶戶知何休。聲音文字各穾奧，大抵鐘鼎工冥搜。學徒不屑譚賈孔，文體不甚宗韓歐。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遒。近今算學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仇。（《常州高材篇》，見本集卷八）
除易與算學自珍絕口不談外，其餘各事均可移入彼之傳狀。彼自少受其外祖父段玉裁影響，深入訓詁之學，而旁及古鐘鼎文。壯歲從武進劉申受游，遂附於「今文」學之門戶。彼之樸學著作別於文集者不下十數種（目見黃氏年譜）及身未刊，經洪楊亂後都無一流傳。惟《春秋決事比》（六卷）之自序及答問五篇存於集中，其大旨不外引申（毋寧曰附會）經義，以明人事法制之所當然，此正晚清「今文」學之精神也。其治詩（有詩《非序》《非毛》《非傳》各一卷，佚）主一空舊注依榜，直接涵詠經文，以意逆志。其子橙本之作《詩本誼》，今存《定庵集》中。自珍之詩學雖亡而不亡矣。
自珍通經致用之最後結果，為其理想社會之規劃，此具詳於《農宗》一篇（本集三）。在彼之烏托邦中，除天子、卿大夫、公侯（此自為不可少）而外，庶民分兩階級：一曰「農宗」（有田階級），一曰「閒民」（無田階級）。閒民佃於農宗以為生，其階級地位世襲。農宗之後，每代有一部分承襲農宗，余則降為閒民。農宗有三等。其第一等為「大宗」，有田百畝。大宗譬若有五子，則一子（長子？）襲百畝為大宗；一子（次子？）為「小宗」，得領官田二十五畝；又次二子為「群宗」，得官田二十畝；餘子為閒民。小宗為第二等，其一子襲二十五畝為小宗，次一子得領官田二十畝為群宗，餘子為閒民。群宗為第三等，其一子襲二十畝為群宗，餘子悉為閒民。各階級之等差並無政治上意義。各宗及閒民均得入仕。仕者有祿田或祿俸，祿田分品級而定世襲之久暫。此種理想，在今日觀之誠瑕隙百出，然自珍立法之意固在裁抑兼併而求比較之平均也。其立閒民階級之理由，則曰：「雖堯舜不能無閒民，安得盡男子而百畝哉？」誠然，在農業經濟的社會中，當生產方法固定之時代，以有限之田土，無限增加之人口，欲求均與足兼顧之制度，實一無法解決之難題也。此歷史悲劇所以循環而無已也。
上之理想制度，自珍認為非盡創新，大體上乃是復古。彼確信古代封建制度之起源乃（如柳子厚之見）由下而上，非由上而下。換言之，即先有許多各自獨立按宗法組織之部族（謂以一子繼承家長地位，承襲其田土而不析產之大家族），由諸部族互相服屬（自珍以為或以「德」，或以「力」），然後有大一統之國家。並舉現存民族為例曰：「近世回部蒙古，有旗分，有族分。或以族降，或以族徙，或以族開墾，其叛者亦以族。蓋世酋無析產之俗，故世世富足，令群支仰賴以活。而苗裔能言其先派，至有數十世之多者。此文之旁證也。」此種歷史見解與方法，何其超過時代之遠也！因自珍確信國家之起源由於族部之互相兼併，故不得不否認古代井田制度之存在。「問：百畝之法，限田之法也，古也然乎？答：否，否！吾書姑舉百畝以起例，古豈有限田之法哉。貧富之不齊，眾寡之不齊，或什佰，或千萬，上古而然。……後世之末富，以財貨相什佰，相千萬，世宗莫得而限之。三代烏能限田？三代之季化家為國之主，繇廣田以起也。」（《農家答問》第一，本集卷三）以吾所知，我國學者明白否認古代井田制之存在者，自珍蓋為第一人。
彼之歷史觀察尚有更銳於是者。下引一段，除去其形上學的含義，則一極徹底之唯物史觀也：
最上之世，君民聚醵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然，臣取勺焉，民取卮然。降是則勺者下侵矣，卮者上侵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踣，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踣則又不平甚。……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愈遠，則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貧相軋，富相耀。貧者阽，富者安。貧者日愈傾，富者日愈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怒，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郁於天地之間。郁之久則必發為後燹，為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為之耳。小不相齊，即至喪天下。（《平均篇》，本集卷二）
自珍尚有一歷史見解，為章學誠所掩者，即「古無私門著述，六經皆史」之說是也。自珍之言曰：「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乙丙之際箸議》第六，本集卷一）「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篇之竹帛傳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為也。」（《古史鉤沉論》二，本集卷二）此與章氏《文史通義》中之論若合符節。然自珍蓋非剿襲章氏。考《文史通義》之最初刊行乃在道光十二年，而自珍發此論之文字，其一（《乙丙之際箸議》）作於嘉慶二十二年，其一（《古史鉤沉論》）亦於道光五年已具稿矣。
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60期，1932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