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論叢 · 錢大昕和他的著述
「戴編修震嘗語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錢大昕字）為第一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錢詹事大昕記碑傳集》卷四九）
「乾嘉諸儒以東原、竹汀（大昕別號）為巨擘；一精於經，一精於史；竹汀博洽過東原，而湛深不逮。」（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一）
我們讀此，可知錢大昕在清代學術界的位置早有定評，用不著「予小子」再多說話。至於他治學之合於科學方法，尤近日學者所極力表彰。簡單說一句：他是一位「科學的」史學家、小學家——音韻和訓詁的考證家、天算學家、金石學家、地理學家，而他的貢獻都是在考古方面。就這方面說，清代的漢學者，恐怕沒一個比得上他。（他的詞賦也是當時和後世所稱道的，但這不是他畢生用力所在，現在且不說。）我以為這一位學者，實在有介紹的價值。所以《周刊》書報介紹主任陳君要我為該欄做一篇文章，我就答應了做這篇。因為我個人學識淺陋，且時間匆促，這篇文章恐怕對不起讀者，更對不起「錢先生」吧！
一、略傳
「閒話少談，言歸正傳」：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又號竹汀，江蘇嘉定人。生於雍正五年（1727）卒於嘉慶九年（1804），他的一生正當清代「歌舞太平」之世，漢學「當陽稱尊」之期。他生而穎悟，少時有神童之稱。十五歲便中了「秀才」。時紫陽書院院長王峻聞其名，召至院裡，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他下筆千言，悉中典要，院中名宿大為佩服。乾隆十四年高宗南巡，這時他才二十二歲，到行在獻賦，召試，賜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明年他便入京就職。過了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尋擢侍講。後來升到詹事府少詹事，所以後人稱他為錢詹事。他在京師足足住了十九年，這是他一生學業成就的關鍵。因為他在這時得讀翰林院的藏書，得交當時的有名學者，他的天算學和元史的研究，都是在這時成功的。他離京師後連接做了山東、湖北、湖南、浙江、河南的主考官，後來奉命提督廣東學政。次年他的父親死了，這時他已經四十九歲，方才除了孝服，他的母親又死了。自是以後他便不再出做官。歷主江蘇鐘山、婁東、蘇州紫陽諸書院，一面講學，一面著書。他的有名著作——《二十二史考異》，便在這時完成。七十七歲那一年，他便死在紫陽書院裡。他死的一天還和他的學生們口講指畫，談笑不輟雲。他生平的學友，如戴東原（震）、段若膺（玉裁）、梁曜北（玉繩）、洪稚存（亮吉）、王鳳喈（鳴盛）——他的妻舅、孫淵如（星衍）、盧紹弓、袁簡齋（枚）等——都是一時知名之士，皆曾與他通書論學，載在文集中。
他的弟弟大昭和他的侄兒塘、兒子東垣都是篤志古學，很有建樹的。他的弟子很多，在紫陽書院的時候，門下士積二千餘人。但最能傳其學的，要推李銳了。
他所撰著和參預纂修的書，現在考出的共四十六種。
長沙龍氏刻本《潛研堂全書》僅收入他所著的書二十三種。其餘有的是原來未刻的，有的是刻了而不流行的。現在將所考分類述出，每類仍以成書的先後為次，沒有年代可考的列在後面。其書收入《潛研堂全集》中者以「○」為記。
二、撰著
（一）大昕所撰著的書：
1.史學類
《補元史氏族表》三卷○
《補元史藝文志》四卷○
「大昕向在館閣，留心舊典。以洪武所輯《元史》冗雜潦草尤甚，擬仿范蔚宗、歐陽永叔之例，別為編次，更定目錄，或刪或補，次第屬草，未及就緒。歸田以後，此事遂廢。唯《世系表》《藝文志》之稿，當留篋中。」（《藝文志》自序）蓋二書皆「舊史所未備，先生特創補之」（《藝文志》黃鐘跋）。
《氏族志》一書，為其所擬新元史的最重要部分，因為「元之蒙古『色目人』命名多溷，非以氏族晰之。讀者茫乎莫辨，幾如瞽者之無相。……（無表）先生屬稿於乾隆癸酉（十八年，1753），成於庚子（四十八年，1780），幾及三十年。……廣搜博採，正史雜史之外，兼及碑刻、文集、題名等書；考其得失，審其異同，一一表而出之。然後昭然如分黑白矣」。原書黃鐘跋，是書初刊於嘉慶十一年。
《藝文志》一書，取元代「文士撰述，錄其都目，以補前史之闕；而遼余作者，亦附見焉」。這書又得黃蕘圃「糾其踏駁，證其同異」。嘉慶五年刻於吳郡（原書自序）。
《元史紀事》四卷
《元史稿》一百卷
蔭謹按：二書《潛研堂全集》未收，且不見於目錄。（《潛研堂全集》目錄中凡未刊入之書，亦列其目。）前一種載於《錢詹事大昕記》（以下省稱《錢記》，《碑傳集》卷四九），未審已刻否；後一種見於鄭文焯《南獻征遺》，未刻。（《國粹學報》第六年第四冊）《新元史》一書，大昕自雲「次第屬草，未及就緒」。（見前引）而其弟子黃鐘於先生卒後有云：「先生嘗欲別為編次（元史）……稿已數易，而尚未卒業。」（《元史·氏族志》跋）則鄭氏所見之《元史稿》，當即此稿矣。而《錢記》雲「大昕……重修《元史》後恐有違功令，改為《元史紀事》」，其言信否，未可知。然可見其《元史紀事》，蓋取材於《元史稿》也。
蔭又按：新《元史》的研究，清末極盛，魏源、柯劭忞等極有成績。而最先從事這種工作的人，要推大昕了。先生於此業用力甚劬，但是對於後來清末《新元史》的研究，似乎無甚影響。《元史稿》未有刊本無論了，即《氏族》及《藝文》二書，現在柯氏的《新元史》中，尚未采入。這是我所詫異的。
《二十二史考異》一百卷○
這部書是大昕一生最大而最重要的工作。他在自序里說：「予弱冠時讀乙部書，通籍以後，尤專斯業。自《史》《漢》迄《金》《元》，反覆推勘，雖寒暑疾疢，未嘗少輟。偶所得，輒寫於別紙。丁亥歲（乾隆三十二年，1767）乞假歸里，稍編次之，歲有增益。戊戌（乾隆四十三年，1778）設教鐘山，是年五十一歲。講肄之暇，復加討論。與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有得於同學之啟示。」書中所列曾參訂此書的門人，有八十九人。
這部書的內容是將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中除了《舊五代史》和《明史》）校勘傳刻訛誤，訂正原文的訓詁；或考史例，或正原文的牴牾；於地名、官制，考證尤詳；也常有取一問題貫穴全史作綜合的研究，而於天文、律歷諸志貢獻尤大。因為正史中這兩部分從前讀史的人差不多都不敢問津，年代湮久，以訛傳訛，很少人能把他校正，所以益發難懂。大昕精通古歷，發誤正訛，如燈照暗。其功更不少。正史為我國惟一的史料，而這書為正史的最大功臣，真是我國史學界不朽的名著。是書初刊於庚子時，先生年五十九。
《三史拾遺》五卷○
《諸史拾遺》五卷○
這二書成年無考，內容與《二十二史考異》大略相同，疑為《考異》刻成後之繼續研究所得。
《通鑑注辨正》二卷○
是書初刊於乾隆五十七年，時先生六十五歲，大約成於這時。其書摘胡氏《通鑑注》的謬誤，而辨正之，共一百四十餘條。「至於聲音、文字、職官、民族偶舉一隅，良多啟悟。」（原書戈宙里序語）
《疑年錄》四卷
這書考古今學者的生卒年月，自後漢鄭康成至清邵二雲止。按邵二雲卒於嘉慶元年，去先生之卒八年，則這書之成，當在先生暮年了。書初刻於嘉慶十八年，有姚鼐序，《海山仙館叢書》收之。
《洪文惠年譜》一卷○
《洪文敏年譜》一卷○
《陸放翁年譜》一卷○
《王伯厚年譜》一卷○
《王弇州年譜》一卷○
洪文惠即洪進，洪文敏即洪邁，陸放翁即陸游，王伯厚即王應麟——都是宋代的學者。王弇州即王世貞，明末人。文惠、文敏、放翁三人年譜，初刻於嘉慶八年，時先生年七十六歲，大約成於這時。後二種是先生卒後門人得之家中的，初刻於嘉慶十二年。
《宋遼金元四史閏朔考》二卷
遼、金、元三朝均先後和宋朝對嶼，他們所用的正朔，都和宋代不同，所以讀史者每感年月之糾紛。這書根據曆法，將三朝之與宋同時的正朔年月，對照列表，以矯此弊。書還沒有做成，他的弟子李銳為之增補。後來錢同人又續之至明代而止。嘉慶二十五年阮福初刊此書於廣州。將錢續至元以後者刊去，因為「竹汀先生以四朝時憲甲子不殊，閏朔各異，而作此考；若至元十四年，滅宋以後，無所謂互異者矣」（原書阮福序語）。是書又有《粵雅堂叢書》本。
《朱德錄》四卷
未刊，見湘刻《潛研堂全書目錄》。
《南北史雋》一卷
未刊，見鄭文焯《南獻征遺》及湘刻《潛研堂全書目錄》。
《唐學士年表》一卷
《五代學士年表》一卷
《宋中興學士年表》一卷
後三種湘刻《潛研堂全書》未收入，惟著於目錄，並雲別有德清徐氏刊本。今未見。
2.金石錄
《金石文跋尾》二十卷○
一書中王鳴盛一序作於乾隆五十二年，時先生年六十，此書之成或在此時。大昕與鳴盛同居燕邸時兩人每得一碑，輒互出以相品質（據是書王鳴盛序）。所過山崖水畔，黌宮梵宇，得一斷碑殘刻，必剔蘚拂塵，摩挲審讀而後去，至老而益篤。「博採金石文字，以考經史。」（瞿中鎔《金石文目錄跋》中語）
此書乃其所藏金石拓文之跋尾，共八百六十篇。每一物都記其來源，考其年代。當日每得跋尾二百篇，門人輒為刊布，續成四集，追題元、亨、利、貞四編，凡二十五卷。今本乃其弟子胡元常所改編，以年代相次。
《金石文字目錄》八卷○
乃大昕所藏金石拓本之目錄，共著錄二千餘種。每種注其年代、所在地及作者。
《金石文字目錄附識》一卷
未刻，見湘刻《潛研堂全書目錄》。
《唐石經考異》一卷
未刻，見湘刻《潛研堂全書目錄》
3.小學及經學類
《聲類》四卷○
其弟子汪恩跋之云：「此書采綴極富，而出所見以正前人之訛誤者僅十之一二。蓋當時只取以備用。故其說散見於所著《二十二史考異》及《金石跋尾》《養新錄》諸書，而此書視如蒿矢，藏之篋笥。」我們讀此，可知他研究古音韻學的方法。他是先將古籍之註疏及古小學書中關於音韻者盡數搜輯錄出，成了這部書，以為研究的資料。然後用歸納的方法，求得新發明，如「《毛傳》多轉音」，「古無輕唇音」……這部書到現在還可為我們研究古代音韻的唯一資料。書初刊於道光五年，湘刻《潛研堂全書》已收入，別有《粵雅堂叢書》本。
《恆言錄》六卷○
考尋常成語之來源，凡十九類，千餘條（？），成書年無考。
《經典文字考異》三卷
未刻，見湘刻《潛研室全書目錄》。
4.歷算類
《三統術衍》三卷
《三統術鈐》一卷
大昕在京時，與同年褚縉升、吳荀叔講《九章》，與何國宗談西法，又深究《數理精蘊》——當時所法的總集：以觀史，自太初、三統（漢曆法）、四分（後漢曆法），下迄授時（元曆法），皆能得其測量之法（王昶《錢大昕墓誌》，以下省稱《王志》）。劉子駿的《三統曆》，其書雖存於《漢書·律曆志》，但其法數千年來已無人能懂。大昕為之鉤摘隱奧，剖剔舛偽，可使人人通知其術。他自己說，做這種工作時，為之寢不能寐者積年，而後得成功。（原書錢塘跋）
蔭按：據此書錢塘於乾隆四十一年所作跋云：「歲之季夏……先生於是書而嘆曰：『……（此書）成又二十餘年，未嘗有聞之者。』」由此年逆數二十年，即乾隆二十一年，是書之成當約在此時，時先生年二十九歲也。
《三統術衍》乃錄《漢書·律曆志》所載劉歆《三統術》本文，為之疏證解釋。《三統術鈐》乃用其術所推算得的數目之記錄。這二書嘉慶六年阮元初刊之於杭州。
5.雜類、別集及日記
《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余錄》三卷
《養新錄》寫定於嘉慶四年，是年先生七十二歲。這書是先生隨筆札記，皆關於考證學片段的發明：有屬於經文的解釋和校勘的，有屬於文字學及古音的，有屬於史書及史實的考證的，有屬於金石和輿地沿革的，有屬於古籍的考證的，有屬於天算的，有考成語的來源的……不一而足。這書嘉慶九年阮元初為刊行。刊成後，他續有所得，別記一編，名《養新余錄》，直至他死的時候才止。《余錄》初刊於嘉慶十一年。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
蔭按：阮雲台嘉慶九年於《養新錄序》云：「先生所著書……《潛研堂文集》，久為海內學者所讀矣。」則此書之刊行，當遠在大昕卒年之前。
是書集中他和門弟子的答問，有關於經學的，有關於文字學的，有關於數學的，有關於音韻的，有關於史學的，總共有十六卷之多；古書的序跋考辨、雜著和他寫給朋友的信為最有價值。此外什九是志墓應酬之文和頌德歌功之作，我卻不敢推許。
《潛研堂詩集》十卷○
《潛研堂續集》十卷○
大昕自己說：「仆自成童時，喜吟詠，而父師方課從舉業，不得肆力於詩。二十以後，頗有志經史之學，不欲專為詩人。」（《詩集》自序）他的弟弟大昭也說：「予兄詹事竹汀先生，幼即工詩，以獻賦通籍。……嗣先生專意經史、小學，服官之暇，悉力著書，遂不多作。」（《詩續集》序）可見詩不是他畢業用力所在。我對於詩完全是門外漢，他的作品不敢妄下批評。
《詩集》先生手定於乾隆二十二年，時年三十七。《詩續集》乃先生卒後，其弟大昭所編訂。
《日記》六十卷
《竹汀日記抄》三卷
《日記》見湘刻《潛研堂全書目錄》中，惟未收入，注云原未刻。《日記抄》並見《錢記》及《阮傳》，大約已刻，今未見。
（二）大昕所參預纂修和校輯的書
《續文獻通考》
今本《續文獻通考》所開列編纂諸人，無大昕名。然《王志》雲，「朝廷修《續文獻通考》……君充纂修官」，《錢記》及《阮傳》亦云然。當系書成時，大昕已去職，故書中不列其名。大昕預修此書之年已無可考，按此書於乾隆十二年始奉敕修，大昕之預其事，蓋當在京供職時也。
《續通志》
大昕之曾與纂修此書，並見《王志》《錢記》《阮傳》。惟今此書所列纂修官無大昕名。
蔭按：《潛研堂文集》有《擬續通志列傳凡例》及《續通志列傳總序》二文。今將此與《續通志》文核對，內容全同，惟詞語和次序略有更易耳。可見《通志》中《列傳》一門，大昕蓋為主要編纂者。
此書之修始於乾隆三十二年，時大昕年四十歲。
《一統志》
大昕之預修此書，並載《王志》《錢記》及《阮傳》。
蔭按：《潛研堂文集》中有《與一統志館同事書》，內有云：「《志》局初開，未嘗與編纂之列。頃以白華傳讀出差，承乏攝事……瓜代之期，亦不過數月。」這封書對於《志》內《人物》一門，有所商榷。又按：《一統志》纂於乾隆二十九年，時大昕三十七歲，正供職京師。
《續通鑑諸史拾遺》第五卷有云：「尚書畢沅《續通鑑》稿成，屬予參校，因為辨正之。」
《熱河志》
存疑。《王志》《錢記》並雲大昕嘗奉敕修《熱河志》，惟《阮傳》不載。
按《熱河志》於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時大昕正丁憂居家，恐未能參預其事。姑志所疑於此。
《五禮通考》
《音韻述微》
《王志》云：「秦文恭公（蕙田）輯《五禮通考》及奉敕修《音韻述微》，皆請相助。」《阮傳》云：「嘗奉敕與修《音韻述微》。」
蔭按：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云：「戊寅移長司寇，兼攝司空，事繁少暇；嘉定錢宮允曉徵實襄參校之役。」
戊寅即乾隆二十三年，時大昕年三十一。
《音韻述微》一書我未見過，待考。
《增補坤輿全圖說》
《新制渾天儀說》
《王志》及《錢記》並謂大昕嘗奉敕修《天球圖》，《阮傳》謂修《地球圖》。蔭按：《疇人傳·蔣友仁傳》云：「蔣友仁（Benoist Michael，1715—1774，法人），乾隆二三十年間入中國，進《增補坤輿全圖》及新制渾天儀，奉旨翻譯圖說，命何國宗、錢大昕為之詳加潤色。」所謂《天球圖》《地球圖》即《增補坤輿圖》及《新制渾天儀圖》也。乾隆三十年時大昕年三十八歲。
《輯風俗通義佚文》一卷。
從《太平御覽》《藝文類聚》和其他古書中輯出後漢應邵《風俗通義》的佚文，成年無考。
據上面所考大昕的著作，沒有刻行的不少，現在還不知存亡，其中最可惜的是《元史稿》一百卷和《日記》六十卷。他的日記一定很有價值。在我國最長的日記中，比曾滌生和李炁伯的還先一百多年。我希望海內的藏書家和錢氏子孫，若藏有大昕未刻的遺著，趕快把他付印，或公布，則真國學界之大幸了！
原載《清華周刊·書報介紹副刊》第10期，1924年4月11日。
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
西方學術之輸入我國，可分為二期：第一期，始於明萬曆中葉（1573—1619），盛於清康熙間（1662—1722），至乾隆中（1736—1795）而絕；第二期，始於清咸豐（1851—1861）、同治（1862—1874）間之講求洋務，以迄今日。茲篇之職務，在整理第一期西學輸入之史跡，而說明其與我國學術界之關係。
此期西學之輸入，為耶穌會（The Society of Jesus）士傳教之附帶事業。其所輸入以天文學為主，數學次之，物理學又次之，而其餘則附庸焉。其在我國建設最大者為天文學，與清代學術關係最深者，天文學與數學惟均。而天文學實最先與我國學術界發生影響，茲請先述之。
一、西方天文學之初輸入
我國之天文學，截至明代止，已有三千餘之歷史。[1]其間亦嘗有外國天文學之輸入。[2]惟歐洲天文學之入中國，則自耶穌會教士始。
（一）利瑪竇之介紹西方天文學
耶穌會教士之最先傳教中國內地者，為義大利人利瑪竇氏，於萬曆九年（1581）抵廣州。利氏少學於The Roman College （in Rome），嘗專研天文及數學。[3]既入中國，撰《乾坤體義》，其上卷言天象；述日月食由於日月與地球之相掩，及七曜與地體之比例。[4]又著《經天該》，將其時西方所已測知諸恆星，造為歌訣，以便觀象者之記誦。[5]嘗制渾天儀、天球儀、地球儀諸器以示人。[6]徐光啟、李之藻、周子愚輩從之游，習其術。利氏嘗以簡平儀，授李之藻；之藻耳受手書，得其用法，因闡其術作《渾蓋通憲圖說》。[7]此實中國人介紹西洋天文學之第一部著作。
利瑪竇之入北京貢方物（萬曆二十九年，即1601）也，其上疏自謂：於「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制器觀象，及考驗日晷，並與中國古法吻合」，又請「披露於至尊之前」。[8]時明代曆法，猶踵《大統》《回回》[9]之舊。自成化（1465）以後，違天益遠，紛紛議改；而台官泥於舊聞，當事憚於改作。[10]利氏卒未能用其所學而沒。
（二）明廷對於新法之需要
利氏既卒，繼之而來之教士，多以天文學稱於中國，從之習其術者頗眾。及萬曆三十八年（1610）十一月日食，欽天監預推不驗，禮部遂奏請博求知歷者與監官晝夜推測。於是五官正周子愚乃上疏請令西洋人龐迪我、熊三拔等盡譯攜來西法之書。[11]
禮部因疏請，以邢雲路主理歷事；而以徐光啟、李之藻、龐迪我、熊三拔，同譯西法，俾雲路參訂修改。蓋雲路主改歷甚力，頗負知歷之名。然雲路乃舊曆家，其天文學智識實甚膚淺。[12]時徐光啟適以疾南旋，乃召雲路、之藻入京董其事。雲路據其所學，之藻則以西法為宗。[13]
（三）西法之繼續輸入
萬曆四十一年（1613），之藻奏上西洋天文學說十四事，言地圓，日月食，及行星運行之理。疏中力言西法所以專長之故，竭力摧廓當時守舊自大之風；並論我國天文學所以不振之原，亦洞見癥結。又請亟開館局，翻譯西法。[14]時禮科姚永濟亦以之藻之言為請，然朝廷以庶務因循，未遑開局也。[15]
然此時耶穌會士，仍繼續輸入西方天文學說。熊三拔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著《簡平儀》，詳細說明簡平儀之用法；次年又著《表度說》，述立表測日影以定時之簡捷法，並以天文學的原理說明之。[16]陽瑪諾（Diaz，Emmanuel）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著《天問略》。其書於「諸天重數，七政部位，太陽節氣，晝夜永短，交食本原，地形粗細，蒙氣映差，曚映留光——皆設為問答，反覆以明其義。末載蒙映刻分表，並詳解晦朔、弦望、交食淺深之故，皆據有圖說，指證詳明」[17]。
（四）輸入進行之停頓，及其復興
西學輸入之進行，不久乃停頓。所以者何？則耶穌會士之遭政府斥逐也。初，王豐肅（Alfonso Vagnoni）行教於南京，信者日眾，而士大夫之攻擊亦日烈。徐如珂首議驅斥，沈漼、晏文輝、余懋孳等繼之，謂其左道惑眾。並有攻其私習天文為違反《大明律》者。至萬曆四十四年（1616）五月，政府乃下令嚴禁耶教，所有在華耶穌會士，均命逐往澳門。而其附帶之介紹西學事業，亦因而被累矣。[18]
天啟（1621—1627）初，明廷以外患日亟，需用槍炮，漸召用西洋人。[19]及崇禎二年（1629）五月，日食，《大統》《回回》推測皆謬誤。徐光啟依西法預推而驗。帝切責欽天監官；監官戈豐等言，欲循舊法，不能無差，乞開局修改。帝乃以徐光啟督修曆法。光啟上疏，言中法之所短，又謂宜取西法，參互考訂，使與《大統》會同歸一，上從之。[20]
（五）西洋曆局之設及其成績
已而光啟根據西法上修歷進行大綱十事：（1）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2）議歲實小余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3）每日測驗日行經度。（4）夜測月行經緯度。（5）密測列宿經緯行度。（6）密測五星經緯行度。（7）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三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8）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視會之因。（9）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經度。（10）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及經緯度。[21]
此後《崇禎曆書》乃依次計劃，累年測驗推算而得之結果也。
光啟既上《修歷大綱》，因舉李之藻、鄧玉函、龍華民協同修歷。旋辟曆局於京師東長安街，作觀星台。又選疇人子弟習西法，時崇禎二年（1629）九月也。
其年光啟請造天文儀器，計七改象限大儀六，列宿紀限大儀三，平懸渾儀三，交食儀一，列宿經緯天球儀一，萬國經緯天球儀一，平面日晷三，轉盤星晷三，候時鐘三，望遠鏡三。上報允。[22]
光啟旋上《見界總星圖》，乃崇禎元年（1628）所測；上具黃赤二道經緯度，共測得一千三百五十六星，視《回回曆》所測約多五倍。用西法繪圖立表，並正舊圖之誤。[23]後又上《黃赤道兩總星圖》，凡測而入圖之星一千三百四十四；上具黃赤道經緯度，又列表二卷。[24]均為後此崇禎《曆書》之一部分。
崇禎三年（1630）鄧玉函卒，旋征湯若望、羅雅谷供事曆局，譯書演算。[25]凡修歷諸西人，日給廩餼，月各賜銀兩。[26]
崇禎四年（1631）正月，光啟上所纂成諸書：《日躔歷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線表》六卷，《黃赤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27]共八種，二十二卷，皆此後崇禎《曆書》之一部分。旋又上書二十一卷。[28]其年十月，光啟又上《測候四說》，言新舊推算日食法之異，並論西法之長，舊法之短。[29]時纂測新法，漸次就緒。[30]次年又進書三十卷。[31]明年，光啟以病去職，詔以李天經代之。是年光啟卒，所纂曆書將百卷。[32]
崇禎七年（1634）七月，天經進《曆元》二十七卷，星屏一具。[33]旋又進《曆法》三十二卷。[34]時「日晷」「星晷」「望遠鏡」等儀器告成，天經奏上其用法，上命太監至局驗之。[35]先是羅雅谷、湯若望在曆局成儀器多種。除徐光啟所請造者外，又有象限懸儀、象限立運儀、象限座正儀、三直游儀、渾蓋簡平儀、弩儀、弧矢儀、地平緯儀、黃赤全儀六、圭表二（一橫一直）——無慮數十種。而定日之高度與黃道各時之出沒，有地平晷、立晷、通光晷、柱晷、瓦晷、十字晷，未易悉數，天經等不能盡用也。[36]
崇禎八年（1635）四月，天經上《乙亥》《丙子》《七政行度》，旋又上《參訂曆法條議》二十六則，舉新法之大凡，並詳論新舊法之異同得失。明年，天經與湯若望推南京、北京恆星出沒，又測北京北極高度。至是，新法書器俱完，屢測交食凌犯俱密合。[37]
所成書一百四十餘冊[38]，為一百卷，賜名《崇禎新法算書》。書分十一部：曰《法原》，曰《法數》，曰《法算》，曰《法器》，曰《會通》——謂之基本五目；曰《日躔》，曰《恆星》，曰《月離》，曰《日月交會》，曰《五緯星》，曰《五星交會》——謂之節次六目。其中有術，有圖，有考，有表，有論。[39]以西法融通中法，如置閏月之類，徐光啟所謂「鎔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模型」[40]者也。是書采西洋法以第谷（Tycho Brahe）[41]為主[42]，不採歌白尼地動之說[43]，故書中《日躔歷指》一部，述求太陽行度之術，以為日動焉。[44]書成，命宣付史館，刊傳四方，與海內知歷者共之。[45]惟遲之又久，直至明亡尚未採用其法，頒行天下。所以者何？則舊派從中阻梗也。關於新舊之爭，次節詳述之。
二、新舊之爭及清初泰西疇人在我國之建設
（一）崇禎修歷之爭辯
前述萬曆間邢雲路與李之藻同理歷事，其時已有爭論。[46]及崇禎西洋曆局開設後，舊派歷家乃紛起與之抗。崇禎三年（1630），四川巡按薦冷守中精歷學，以所呈書及預推次年四川月蝕送部。光啟力駁其謬。已而四川報守中所推不驗，新法密合，其說遂詘。而其時與新法爭辯最烈者，為滿城魏文魁。文魁著《曆元》《歷測》二書，崇禎四年（1631），命其子進《曆元》於朝，送局考驗。書中弧背求弦矢，乃用周三徑一之率，光啟摘其謬誤類此者七事。而文魁反覆爭辯，光啟更申前說，為《學歷小辯》一書。光啟雖力駁文魁，時朝廷以曆法未定，亦兼存文魁之說。光啟既卒，崇禎七年（1634），文魁上言歷官所推交食節氣皆謬。乃命文魁入京測驗，別立東局，與西法、大統、回回並而為四。文魁又指摘李天經等，新法所推五星凌犯、會合、行度皆非是。既而天經等所推皆驗天象，文魁說詘。[47]
（二）新法頒行之阻梗
崇禎八年（1635），新法書器既完，屢測交食凌犯俱密合，方欲頒行，而文魁多方阻撓，內官又左右之，帝不能決，乃命天經與監局虛心詳究，務期劃一。既而屢測天象，《大統》《回回》及魏文魁，皆不驗，新法獨密合，乃議廢《大統》，用西法。舊派郭正中力言中歷必不可盡廢，西法必不可專行（惟不言其故）。帝乃詔仍行《大統歷》，如交食、經緯、晦朔、弦望等因年遠有差者，以新法為參考。後天經疏陳《大統歷》所定崇禎十五年（1642）節氣之失，帝亦深知西法之密。及崇禎十六年（1643）正月，日食，西法預推又獨驗。[48]帝乃決計散遣魏文魁回籍，一意頒行新法，惜兵事倥傯，未即實行，無何而明社屋矣。[49]
（三）清初新舊之爭及曆法大獄
清既定鼎，順治元年（1644）湯若望進是年日食之預測於朝，已而果較《大統》《回回》為吻合。清廷遂採用西法，頒行天下，名《時憲歷》。若望又疏陳《大統》《回回》之失。旋奉旨掌管欽天監印信，嗣後一切進歷占候選擇，悉聽舉行。[50]而《新法表異》一書，乃若望入清代後所著，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異，證中法之疏。[51]
是時習《大統》《回回》者，咸拆排新法，而若望制歷不用諸科校正，於是《大統》《回回》悉罷黜，仇新法益深。順治十四年（1657），已革《回回曆》官吳明烜疏若望所推天象之謬，並上是年《回回曆》推算天象之書，請立回回科以存絕學。後經實測，明烜所指皆妄，禮部議其罪，援赦獲免。[52]
自是耶穌會士，以曆法得政府之信任，傳教益無所阻，而反動亦日益大。徽州楊光先著《不得已辨》，攻擊耶教士甚烈，並攻其曆法。康熙四年（1665），光先叩閽進所著《辟謬論》，摘湯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論若望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之誤，並言若望陽假修歷之名，陰行邪教。帝下議政王等確議。光先《辟謬論》所摘雖妄，而王等不通曆法，無從分辨，但謂「若望進二百年歷，夫天祐皇上，歷祚無疆，而若望止進二百年，為大不合；又若望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下五行，山向年月，俱犯重炁。俱事犯重大」。議決：若望及監官等八人凌遲處死，子弟斬決者五人，干連族人皆治罪。帝命若望免死，赦族人罪，止斬五人，余流徙。於是廢西洋新法，用《大統》舊曆。[53]
（四）舊派之末路
舊派既獲勝，楊光先遂為欽天監正，並援吳明烜為副。旋以《大統》不密，改用《回回》。既而為術俱窮，光先稱病辭職。康熙八年（1669），帝乃命大臣傳集西洋人，與監官質辨。南懷仁因言吳明烜所造康熙八年（1669）歷之誤。帝命大學土圖海等同赴觀象台測驗。懷仁所言，逐款皆符，吳明烜所言，逐款皆錯。圖海等請將康熙九年（1670）曆書，交南懷仁推算。欽天監正馬祐等又力辯前此楊光先所指摘西法之不當，帝乃詔復用西洋新法。[54]其後康熙十一年（1672），有楊煒南者，造《真歷言》一書，議西法之失；後實測不驗，交刑部懲治。[55]自是舊派遂無復立足之餘地，新舊之爭乃告一結束，而西方疇人乃得專事新建設焉。
（五）湯若望之成績
清初西洋欽天監官之建設，以南懷仁、戴進賢為最。而湯若望在未遭曆法之獄以前，亦嘗制器著書。初，明之亡，曆局儀器，悉毀於賊，若望效力清室，因奏請另制。[56]順治元年（1644），成渾天星球儀、地平日晷儀、望遠鏡、輿地屏圖各一。[57]若望在清代所著書，除上述《新法表異》外，尚有《曆法西傳》及《新法歷引》。二書皆《崇禎曆書》之提要。[58]而《曆法西傳》中，兼述西方天文學進化之跡，自多祿某（Clandius Ptolemy）[59]、哥白尼、第谷及加利勒阿（Galieo Galilei）[60]皆略舉其學。惟其述哥白尼之學，不言其有地動之發明，反謂其有言天動以圓之書。[61]
（六）南懷仁之成績
西法既復用，詔南懷仁為欽天監副。懷仁於康熙八年（1669）改造觀象台儀器，成新儀六式：曰黃道經緯儀，曰赤道經緯儀，曰紀限儀，曰象限儀，曰天體儀，曰地平緯儀。[62]又將各儀之製法、用法、安置法，繪圖造說，並用其器測驗所得諸表，名曰《靈台儀象志》。書成於康熙十三年（1674）。所載測得諸星：與古同者，共二千一百六十一座，一千二百十星；《步天歌》[63]所有，而新測所無者，二十二座，二百五十四星；外增新星五百十六，及近南極諸星，中國所不見者，一百三十五。[64]懷仁又繼湯若望之業，成《預推七政交食表》，三十二卷，名《康熙永年表》。康熙二十一年，懷仁隨駕盛京，測得其地北極高度，制《盛京推算表》。[65]越六年，懷仁卒。
（七）清聖祖之重視西學
時聖祖深嗜西學，而天文算法尤素所留心，常命西士進講，雖巡幸不輟。康熙二十一年（1682），帝如盛京，南懷仁奉命攜內廷觀測儀器從；二十二年（1683）幸北塞，南懷仁又與庫利爾、馬爾其（原名未詳）從；三十年（1691）親征葛爾丹，白晉（Joachim Bouvet）、林安多（Antoniode Silva）隨駕；三十八年（1699）南巡，又命蒲壁（原名未詳）等從。[66]時法王路易十四（Louis ⅩⅣ）投帝所好，以地平緯儀見贈[67]，與此後乾隆五十年（1787）英吉利國王之進小象限儀，先後相輝映焉。[68]
康熙一代，「御定」之天文書有二：一曰《御定四餘七政萬年書》，成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將順治元年（1644）至康熙六十年（1721）之節氣日時，及日月五星交宮入宿分度，按年排列，自後可準式繼續，故名《萬年書》。其預編纂此書之人，無可考矣。一曰《曆象考成》，成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御定《律歷淵源》之第一部也。[69]書內所列編纂者，雖無一西洋人，然其書大略沿《崇禎曆書》所采第谷法之舊，惟黃赤道大距減少二分耳。[70]
（八）戴進賢等之成績
南懷仁既卒，繼之備歷政顧問者有徐日昇（Thomas Preyra）、蘇霖（原名未詳）、林安多、白晉、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等。[71]康熙四十三年（1703），嘗增衍蒙古諸處《推算表》。[72]康熙五十三年（1713），監臣有紀利安者（原名未詳）制地平經緯儀，合象限儀及地平緯儀為一，其用尤便。[73]
自康熙《曆象考成》告成後，欽天監推算曆書，悉遵其法。然《曆象考成》既仍第谷法之舊；自第谷至康熙末已百餘年，數既不能無差，而第谷後歐洲天文學之新發明又輩出。雍正間，欽天監官西人戴進賢、徐懋德（原名未詳）習其術，雍正八年（1730）以之推測日食，果較第谷舊法為密。[74]乃請纂修《日躔》《月離》二表，以推日月交食，並交宮過度，晝夜永短以及凌犯。[75]表成，凡三十九頁，續於《曆象考成》之末。然有表無說，其時能用之者，惟戴、徐二氏，及中國人明安圖而已，乾隆二年（1737），吏部尚書顧琮請將二表增補圖說，務期可垂永久；又請如《曆象考成》內有當修改之處，亦為改正。並薦戴進賢為纂修總裁，徐懋德副之。後改任梅瑴成、何國宗為正副總裁，亦顧琮所請也。乾隆七年（1742）六月，書成，凡十卷，賜名《曆象考成後編》。[76]是書對於《崇禎曆書》及《曆象考成》之最大修正如下：
（1）「日月五星之本天（即軌道）舊說以為平圓，今以為橢圓。」[77]考第谷後，歐洲有大天文家刻白爾（Johann Kelper）發現著名之刻氏三定律。其第一律，雲「行星之軌道為橢圓，日在一焦點內」[78]。非謂日軌道亦為橢圓也。今其書以日與月，五星並列，而同謂其「本天」為橢圓，是以為日動矣。蓋此時哥白尼地動之原理，猶未入中國也。
（2）「蒙氣差舊定地平上為三十四分，高四十五度，則止有五秒；今測地平上止三十二分，高四十五度尚有五十九秒。」[79]
（3）「太陽地半徑差舊定為三分，今測止有十秒。」[80]
（4）地球與日月距離之計算，采奈端（Isaac Newton）之術。[81]而惜乎於奈端萬有引力之大發明尚未輸入隻字也。
進賢又據西洋新測星度，累經測驗，知南懷仁所造《靈台儀象志》尚多未合，因奏請釐訂。西洋監官司劉松齡、鮑友管（原名均未詳）詳加細測，著之於圖。總計星名與古同者二百七十七座，一千三百十九星，比《儀象志》多一百零九星，與《步天歌》為近。其改正《儀象志》之次第顛倒凌亂者，一百零五座，四百四十五星，又新增星一千六百零四，合舊載南極星，共有恆星三百座，三千零八十三星。編為《總記》一卷，《黃赤道度經緯度表》各十二卷，《月五星相距恆星經緯度表》一卷，《天漢黃赤經緯度表》四卷，共三十卷，名《儀象考成》。書成時乾隆十七年（1752）。[82]
乾隆十九年（1754），進賢又創製璣衡撫辰儀，「體制仿乎渾天之舊，而時度尤為整齊；運量同於赤道新儀，而重環更能合應。至於借表窺測，則上下左右，無不宜焉」[83]。更自撰《璣衡撫辰記》二卷以說明之，冠於《儀象考成》之首。[84]
同時官欽天監者，尚有葡人傅作霖[85]，無甚建設；此後官欽天監之西洋人，無可考矣。
（九）蔣友仁之來華
乾隆二三十年間（1755—1765），法人蔣友仁[86]來華，進《增補坤輿全圖》及新制渾天儀，奉命翻譯《圖說》，使何國宗、錢大昕為之詳加潤色。其《坤輿全圖說》中，述哥白尼地動之原理，並列舉例證，甚為詳晰，是為地動說入中國之始。[87]然其時我國學者，即號稱精通天文學如阮元者，猶惑於湯若望言哥白尼有天動以圓之說，而謂其言為誣。[88]其他更勿論矣。蔣友仁而後，直至咸、同以前，不復聞有西說之輸入，而此時期乃於此告終矣。其所以中絕之故，詳於次節。
（十）清欽天監用西人之沿革
清欽天監之規定用西洋人，始於康熙八年（1669），止監正一員，尋增置西洋監副一員，乾隆十八年（1755）又增置西洋監副一員，為左右監副。[89]其時澳門三巴寺教士，世習天文，待其學成，禮部牒取香山縣護之如省，由督撫咨送入欽天監。[90]及嘉慶（1796—1820）初所纂《大清會典》，監正已不規定用西洋人，惟附註雲兼用西洋人，監副則仍乾隆之舊。至光緒（1875—1908）初所纂《會典》，欽天監職員已完全無用西人之規定矣。
三、數學、物理學及其他學術之輸入
據王徵《遠西奇器圖說序》所載[91]，天啟（1621—1627）初來華之西士，攜有圖籍七千餘部。其他雖無可考，然即此，已可推見彼輩攜來西籍之多。惜其譯成華文之書，關於學術者獨寥寥無幾，綜觀此時期所輸入學術，除天文學而外，可得而考者有如下述：
（一）數學
利瑪竇著《乾坤體義》其下卷言數「以邊線、面積、平圜、橢圜互相容較」[92]，是為西方數學入中國之始。及利氏入北京，與徐、李輩譯西籍，其最先著手者，為數學書，以數學為各科學之本也。而數學書之最先成譯者，則《幾何原本》六卷。書成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原本》為利氏之師丁氏[93]所編，共十五卷，前六卷為歐幾里得（Euclid）本文，以後為丁氏之注釋緒論。利氏口授，徐光啟譯；光啟請盡譯之，利氏授至前六卷僅及平面之部而止。光啟之譯是書也，反覆輾轉，求合本書之意，重複訂正，凡三易稿。其審慎可知。利氏於其書之《引》中，又詳述幾何學與各科學之關係。[94]歐幾里得幾何學，在此時已稱完備，直至今日尚無若何重大之改變；此學實是期所輸入西學中之比較完全者也。是書《四庫提要》稱為「西學之弁冕」[95]，其得清代學者之重視可知。然其初出世時，除徐、李之徒而外，注意之者蓋寡。故其後利瑪竇以此書稿本寄徐光啟，令南方好事者刊之，累年竟無有過問者。[96]
此外《天學初函》[97]中，關於幾何學之書，尚有：（1）《圜容較義》，乃李之藻從利瑪竇所譯，專論圜之內接、外接形，引申《幾何原本》之義，為定理十八，中有一則論橢圜。（2）《測量法義》，乃徐光啟從利瑪竇繼《幾何原本》而譯，內述應用幾何原理，以測量之法，為術十五，每術悉詳加證明。[98]又羅雅谷有《測量全義》，摘譯亞奇默德（Archimedes，即今譯阿基米德）《圜書》（The Measure of the Circle）中圜周率之計算，及其《圜柱圜球書》（The Sphere and the Cylinder）中之要題；其計算圜周率，至二十一位。[99]其輸入西洋算術者，有《同文算指》一書，乃李之藻從利瑪竇所譯，成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書凡十卷，所述比例、級數，皆前此中土所未有聞。[100]
西方近世平三角、弧三角之術，在此時早已成立。[101]其術為測天所資，故亦隨《崇禎曆書》而輸入。崇禎四年（1631），徐光啟上《割圜八線表》及《大測》二書，前者言平面三角，後者言弧三角——皆出自崇禎曆局諸西人之手。[102]此後，《曆象考成》中，於此術益加闡明。[103]
對數術，西方自1620年，已臻完備。[104]順治（1644—1661）中，穆尼閣（Motel）居金陵，始以其術授薛鳳祚。《四庫提要》稱薛從穆氏所譯《天步真原》以加減代乘除，折半代開方，即此術也。[105]
康熙（1662—1722）末，西士進講內廷，始輸入代數之術，即當時所稱為「借根方程」，或「阿爾熱八達」（Algebra之譯音）者是也。聖祖命諸臣所纂《律歷淵源》中有《數理精蘊》一書，至雍正元年（1723）始成，集當時所輸入西方數學之大成。在此時期內，代數學之輸入，尚無專書，僅《數理精蘊》中《借根方比例》一部，分述其一二耳。考其時西方符號的代數（symbolic algebra）已成立，四次方程式之解法久已發明。[106]而《數理精蘊》所述，僅及二次方程式之計算，及其應用而止。[107]此外為《數理精蘊》所未及者，則有杜美德（Jortoux Rerre）所輸入之割圜九術。[108]
（二）物理學
天啟六年（1626），湯若望撰《遠鏡說》一書，是為西方光學入中國之始。全書僅十六頁，首言遠鏡之用法，末言其製法，中則言其原理；凡光在水中之屈折，光經過望鏡之屈折，凹鏡散光，凸鏡聚光，以及凹凸鏡相合以放大物像諸現象，及其解釋，皆詳言之。惟詞旨甚艱晦，以西人為中國文，無怪其然也。[109]
最初輸入西方力學者，為艾儒略授王徵所譯之《遠西奇器圖說》。書成於天啟末，在《遠鏡說》後。書中第一卷言重心、比重之理，凡六十一款；第二卷述槓桿滑車、輪軸斜面之理，凡九十二款，每款悉有例證。第三卷言應用上述各原理，以起重、引重、轉重、取水及用水力代人力諸器械，各器及其用法均有詳細之圖說。又考書中凡例，述諸「奇器」之能力，有雲「能使小者大，大者小；遠者近，近者遠」，蓋指凹凸鏡也，而今書中無此器。又書中目錄有四卷，今書只三卷。苟非原書尚未卒譯，則今所傳本，必有亡缺矣。初，王徵欲從事譯此書，鄧玉函謂必先通數學而後可，因先授之以數學，其不苟可知，而譯筆亦甚暢達。[110]前乎此者，李之藻於萬曆四十年嘗從熊三拔譯《泰西水法》一書，述取水蓄水等力學機械；顧其書偏言應用，而原理不詳也。[111]
此外有《自鳴鐘說》一書（著者及成書年無考），王氏《遠西奇器圖說》凡例中嘗稱之，其書或與物理學有關，惜今已佚。清康熙間，南懷仁供奉內廷，嘗作進呈《窮理學》一書[112]，而不傳於世，今無可考焉。
此時期所輸入之物理學於我國學術界，影響極少。二百年來，惟方以智著《物理小識》一書，頗有受西說影響之處[113]；戴震「因西人龍尾車法，作《嬴旋車記》，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轉車記》」[114]，此外知有此學者蓋寡也。
（三）輿地學
利瑪竇初入中國居肇慶[115]，每以《西方輿地全圖》示人；後又將之譯成中文，粵疆吏刊之，以印本分送各省朋好，中國人始聞地圓及五大洲之說。[116]及利氏入京，所貢方物有《萬國輿圖》一。[117]後龐迪我奉命翻譯《西刻地圖》，據所聞見，著為《圖說》，書未上而遭驅逐。天啟初，艾儒略得其遺稿，更采所攜手輯方域梗概為之增補，成《職方外紀》一書，述當時西方各國情狀頗詳。[118]中國人見其所述西方文物，遠邁中華，力斥其荒誕，而於其五大洲之說亦等諸鄒衍瀛海之談。直至乾隆中葉所纂之《清通考》，猶謂「即彼所稱五大洲之說，語涉誕誑，諸如此類，亦疑為剿說言」[119]。則我國人之錮於舊聞，憚聽新說，於此可見耳。此外清初西人所撰關於外國地理書，有利類思與安文思與南懷仁合著之《西方要紀》；及南懷仁之《坤輿全圖》與《坤輿圖志》。[120]其後蔣友仁來華進《增補坤輿全圖》，又譯《圖說》，是為此期輸入地理學之最後著作。[121]
清之初葉，有一事焉，為我國文化史上所值得特筆大書者，即全國輿地圖之測繪是也。茲事全出西洋人手，經始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是年命費隱、雷孝思（原名均未詳）、杜美德測繪蒙古、直隸。四十九年（1710）費隱測繪黑龍江。五十年雷孝思與加爾特（原名未詳）測繪山東；杜美德、費隱、潘如望、湯尚賢（原名均未詳）測繪山西、陝西、甘肅。五十一年馮秉正（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a de Mailla）、德瑪諾（Ro Main Hinderer）、雷孝思測繪河南、江南、福建。五十二年湯尚賢、費隱、麥大成（原名未詳）測繪江西、兩廣，費隱又與潘如望測繪四川。五十四年雷孝思、費隱測繪雲南、貴州、兩湖，至五十八年乃完全告成。白晉匯成總圖一張，又為各省分圖。[122]帝命之為《皇輿全覽圖》，並諭內閣學士蔣廷錫曰：「此朕費三十餘年之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合。爾將此圖與九卿細看，倘有不合之處，有知者即指出。」尋九卿奏稱：「從來輿圖地記，往往前後相沿；雖有成書，終難考信。……此圖誠開闢方圓之至寶，混一區夏之鉅觀。」[123]蓋非過諛也。1737年（乾隆二年）法國學者但布爾（Dunvillo）刊行之《中國新地圖》（Nanvel Atlas de la Chine）乃依費隱所寄回其本國之副本也。[124]現在我國之地圖，無一不以《皇輿全覽圖》為根據，則此圖在我國地理學界之貢獻可知也。
（四）炮術
初，葡萄牙人入中國以大炮攻新會，既去，遺其器，中國人始知有西方槍炮。[125]後東來之耶穌會士，多精炮術，漸傳其法於中國；當時有《海外火攻奇器圖說》一書，未審傳自何人；其書甚秘，不行於世。[126]徐光啟從利瑪竇游，習火器之術，力請多鑄大炮，以資城守。[127]天啟元年（1622）外患日亟，兵部議招用寓居澳門精明火炮之西洋人，上從之。崇禎三年（1630），龍華民、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o）奉旨招勸殷商，集資捐助火炮。教士陸若漢及西紳公沙的西勞（原名均未詳）率領本國人士，攜帶銃炮，效力中朝，屢經戰陣，多所傷亡。[128]崇禎十五年，兵部尚書陳新至東閣述上傳言西洋炮乃中國長技，有無間大將軍之稱，命湯若望商榷鑄造，工部辦料。旋上命若望將用法傳授兵杖局內監。若望共鑄造無間大小炮二十餘位，大者重一千二百斤，次者三百斤，小者不下數百斤。帝派大臣驗收，嘉其堅利，詔再鑄五百位。又命若望教放銃法，條纂火藥城守等書進呈。明年正月，命若望與吳惟英講究火器於都城，以資演練。四月周延儒出督師，請諸火器，命若望隨征。若望為空心炮台式，懷宗覽大悅，褒嘉之。旋上命若望赴薊督師前傳習火器等項。[129]後若望以炮術從李建泰剿賊，因隨之降清焉。[130]若望嘗授焦勖譯《火攻揭要》一書，成於崇禎十六年（1643），於諸式火器之鑄造法、運用法、安置法以及子彈、火藥、火箭、地雷之製造，莫不詳述。[131]
清吳三桂亂起，南懷仁又奉命鑄造銃炮，自康熙十三至十五年（1674—1676），前後造成大小一百二十具，分配各省。及二十年（1681）更鑄較便歐式神武炮三百二十具，在蘆溝橋試放，帝蒞閱，嘉其命中，大加賞賚。南懷仁又編《神武圖說》，中分理論三十六篇，圖解四十四篇，於銃炮之術，說明其細節。[132]然自是而後，朝野比較承平，火器無所用，其書鮮習之者。
（五）採礦術
崇禎元年（1628），畢方濟上疏云：「臣蒿目時艱，思所以恢復封疆，而裨益國家者……二曰：辨礦脈以裕軍需。蓋造化之利，發現於礦；第不知礦苗所在，則妄鑿一日，即虛一日之費。西國……論五金礦脈徵兆多端，宜往澳門招聘精於礦學之儒……」[133]其後崇禎十六年（1643）湯若望奉命赴薊督軍前，除教授火器水利外，並及採礦之法。明年晉王審炷亦疏請命若望往營開採事。[134]惜不旋踵而明亡，成績無可見。此後則絕無聞焉。
（六）西方語言
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以歐洲語言文字授王徵，萬曆六年（1626）成《西儒耳目資》一書。「中分三譜」，「以西洋之音通中國之音」。[135]後此方以智之新字母參用《金尼閣譜》[136]即此書也。清初劉獻廷之新音母，參以泰西蠟頂（即拉丁）話，[137]則其時拉丁語亦已輸入中國矣。魯德照（Alvaro de Semedo）《字考》，或亦關於西方語言之書，今無可考矣。[138]
（七）藝術
利瑪竇居肇慶，常以西方樂器及油畫等物示其地士夫；[139]及入京所貢方物，有西琴一張，又著《西琴曲意》一卷。[140]畢方濟有《畫答》及《睡畫二答》[141]，蓋言畫術。清聖祖時有西洋畫家焦秉貞供奉內廷，而中國畫家亦有習西洋畫者。[142]康熙五十二年（1713）御修《律呂正義》，其《續編》一卷，出西人徐日升、德里格手，述西方「弦音清濁，二均遞轉合聲之法」。[143]
（八）哲學
《明書》述當時所輸入西方哲學分類及其研究對象云：「『落日加』（logica，論理學）譯言辨是非之法，『費西加』（physica，物理學）譯言察性理之道，『默達費西加』（metaphysica，形上學或玄學）譯言察性理以上之學——總名『斐錄所費亞』（philosophia，哲學）；『瑪得瑪第加』（mathematica，數學）亦屬『斐錄所費亞』科內，究物之形與數度……二者或脫物而空論之。」此未審傳自何人。明末西士所譯有《辨學》一書，為西方論理學輸入之鼻祖。[144]畢方濟撰《靈言勺蠡》，詳述西方古代「亞尼瑪」（譯名從原書，按即Anima[145]）之說，書成於天啟四年（1624）；約在同時，高一志撰《空際格致》，暢闡火、氣、水、土為宇宙四大原素之說；氏又有《「斐錄」匯答》蓋言哲學，今佚。[146]此學在清代無過問者。
（九）其他
此外鄧玉函撰《人身說概》，為西方人體學入中國之始；而清聖祖時，西士供奉內廷，亦講全體學。[147]艾儒略於天啟三年撰《西學凡》，述歐洲建學育才之法；氏又撰《西方答問》，或亦此類之收，今佚。[148]
（十）西學輸入之中絕
明清之交，耶穌會士得自由入居內地，多與中國人士交遊，從事傳授西說，翻譯西籍，而其後又得清聖祖之提倡，故西學輸入極一時之盛。自康熙四十三年（1707）耶穌會奉教皇教令改變傳教方針，違反我國習慣，朝野憤怒，聖祖命將教皇所派、齎教令來華之代表次魯囊（Turmon）監禁澳門，各地教堂概行禁止；凡未經特許之宣教師悉逐往澳門。[149]傳教既生頓挫，而其附帶之西學輸入亦因而衰落。及雍正元年（1723），朝廷從閩浙總督滿寶奏請，下令所有在華之西洋人，除供職欽天監者外，其餘一律驅往澳門，不准擅入內地。[150]此事傳聞由於耶穌會黨允礽失敗，信否姑不具論；[151]然自是以後，除在欽天監外，西學已完全無輸入之機會矣。而欽天監所需僅在天文，又在術而不在學，且職在官府，國內學者，罕能與之接觸，已不復能在學術界發生影響。而自《曆象考成後編》（乾隆七年，1742）及《儀象考成》（乾隆十七年，1752）告成後，欽天監所需測天之術，已達完滿之限度。故蔣友仁來華（約1762）而後，直至咸、同以前，西學之輸入已完全停止矣。
四、西學輸入與我國學術之關係
總觀明清之際，西學之輸入，其影響於我國學術界，有下列各方面。
（一）西學與理學
於明末純任主觀、最缺乏科學精神之我國思想界，而驟然有絕對客觀的、全恃歸納研究的天文學，復挾演繹的，為一切正確觀念之模範的數學而侵入；而其學又為政府所重視，而不可一日缺；則其影響於當時思想界者為何如耶？
梁任公先生謂「清代學術，為厭倦主觀的冥想傾向客觀的考察」，而以為明末西學之輸入，亦為此種反動之機兆之一。[152]吾嘗深考之，益覺其言之信而有徵焉。明末習西學者，對於性理之學，已明起反叛之旗。徐光啟等論我國數學之不振，而痛咎理學家，其言曰：
「算數之學，特廢於近世數百年間爾！廢之緣，一為名理之儒士苴天下實事。……昔聖人所以制世利用之法，曾不得之士大夫間，而術業政事遜於古初遠矣。余友振之（李之藻字），生平相與慨嘆此事。」[153]
此實晚明治西學者流對於理學家之宣戰書也。
（二）學術界內容之增加
西學輸入之初，大引起我國學者之研究。明末治西學者除上述徐光啟、李之藻、周子愚、李天經、王徵、焦勖、方以智外，現在可考者，尚有瞿式榖、虞淳熙、樊良樞、汪應熊、楊廷筠、鄭洪猷、馮應京、汪汝淳、周炳謨、王家植、瞿汝燮、曹於汴、鄭以焯、熊明遇、陳亮采、洪士祚、許胥臣[154]、王英[155]等。其後天文與數學研究日盛，其他漸無聞焉。清初最能深入西方天文數學之堂奧而融貫中法，力謀我國天文算數之獨立者，有王錫闡、梅定九。此外以斯二學名家者，有薛鳳祚、杜知耕、方中通、方中履、陳、陳世仁、莊亨陽、胡亶、遊藝、屠文漪、王百家、秦文淵、揭暄、邵昂霄、余熙、李子金、孔興泰、毛乾乾、梅文鼐，其著述皆傳於世。[156]而前述之明安圖、何國宗，精通西術，尤後起之秀。此後乾嘉漢學者，什九兼通天文數學，《疇人傳》三書所載，尤指不勝屈。
（三）古學之整理
初，西洋天文數學之初輸入，習之者於我國古術絕對鄙夷。[157]而以西說附會古學，以自尊學之風亦盛。[158]王錫闡、梅定九始精究西法及古歷之本原。自乾嘉以來漢學掩襲一世，為天文數學而治天文數學之學者漸稀。而一方面，天文、數學與經學有關，故漢學家多兼習其學。彼輩既然得此考古學上之新工具，於是整理古天文數學書之風乃大盛。而《立天元一術》之復明[159]，及《算經十書》之校輯[160]，尤其最大成績。此外則明以前之天文數學書，悉校勘注釋，且有一書而數注者。[161]斯業之盛，可謂遠邁前古，然其所采惟一之工具則「洋貨」也。
（四）西學與漢學家
天文學與數學，為歸納之絕好模範，而漢學家之代表人物，自方以智、毛奇齡、閻若璩、惠棟、江永、戴震、焦循、錢大昕、孔廣森、阮元、陳澧輩，莫不精究之；其他不甚著名之漢學者，尤指不勝屈。則漢學之所以饒有科學精神，謂其不受西方天文數學之影響焉，不可得也。吾讀戴東原之書，而覺漢學受西學之影響，似有跡可尋焉。
昔利瑪竇於《譯幾何原本引》[162]中述西方科學要素，其言曰：
「虛理隱理之論，雖據有真指，而釋疑不盡者，尚可以他理駁焉，能引人以是之而不能使人無或非之也。獨定理者，剖散心疑，能強人不得不是，不復有理以疵之。」又曰：
「吾西國庠序所業格物窮理之法，視諸列邦為備。……彼士立論宗旨，惟尚理之所據，弗取人之所意。蓋曰理之審乃令我知，人之意又令我意耳。」[163]
此種科學精神，凡客觀的科學，皆其所寄；而天文數學其尤著者也。
戴氏述其治學之途徑曰：
「尋求所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諸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遺余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之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源可以知流，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葉之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164]
其言「十分之見」及「未至十分之見」，與利氏所述「定理」及「虛理隱理之論」若合符契。惟戴氏專從考古上立言，故詳略不同耳。又戴氏攻擊宋儒義理之說其根本立腳點曰：
「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心之所同然者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者非理也非義也。」[165]
其言「義」「理」與「意見」之別，與利氏所述「理之所據」與「人之所意」又不約而同。夫東原精究西方天文數學，則其於寄於天文數學中之科學要素，如利氏所述者，自當受有影響。且東原生利氏《幾何原本》書成後百餘年，其時此書又風行一世，為「西法弁冕」[166]，戴氏既究心西方數學，似有曾讀其書之可能；則東原之言，或當直接得自利氏也。
（五）清代科學不盛之原因
吾儕論西學與清代學術之關係，最容易發生一問題：此時期既當西方科學輸入，而其時學術界又傾向客觀的考察，饒有科學精神，顧何以科學思想終不能發達？茲試求其答案如次：
首先，吾儕試將此期所輸入之西學，與其時西方學術界情形一比對，而知當時西方所已發明之學術實未能儘量輸入我國。其最著者，天文學自哥白尼出，已與占星學分家。而耶穌會士初於哥白尼之大發明未道隻字，反謂哥氏有言天動之書；又改刻白爾定律，以實日動之說。而在他一方面，其所輸入之天文學，仍不能脫占星學之窠臼。湯若望在欽天監任占候，擇日，為榮親王擇安葬日期，用《洪範下五行》，此或由於不欲違反我國習慣；[167]而穆尼閣撰《人命》一書[168]，以西方天文學之計算，詮釋星命之說，則其時輸入之天文學尚混雜於占星學之明證也。且也，耶穌會士之輸入西學，於原理每多未詳。《四部書目提要》：「作《新法算術》時，歐羅巴人自秘其學，立說復多深隱不可解。」[169]故王錫闡遂謂西人不能深知法意[170]，豈當時耶穌會士學識膚淺，實未足以知此耶？抑知而故秘之耶？茲姑不具論。然坐是之故，當時第一流學者，若王錫闡、梅定九之徒，不知費幾許「冤枉」精力，以探求西方所已發明之「法意」，而從事新發明之力，已為所分；若膚淺者流，更不得其門而入矣。西方學術未能儘量輸入，實此期科學不盛之主要原因也。
其次，則由於「輸學者」與「求學者」（中國政府，人民似尚在附屬地位）之宗旨，根本不在學：蓋教士以傳教為目的，而輸入學術，不過其接近社會之一種方法；中國政府以改良曆書為目的，而學習西算及他種科學，不過偶然附及之餘事。故在此時期內，其歡迎西學者——上自政府，下至在野人士——僅知西方有天文學，及其附帶之數學，而他非所聞。咸、同以來，我國朝野僅以「船堅炮利」視西方科學，其結果西學雖輸入，而我國科學終不發達，與此如出一轍。以船堅炮利視西學之觀念，至今日始漸打破，而明清以來，以天文學數學視西方之觀念，則始終未嘗拔除。此亦其時科學不發達之一原因也。[171]
此外由於被傳教事業之所累者，有由於當時學術界之環境者，有由於我國思想界之遺傳者，梁任公先生言之已詳[172]，茲不贅。
五、結論
明清之際西學之輸入，既如上述，始於萬曆九年（1581）利瑪竇之傳教，迄於乾隆二三十年間（1755—1765）蔣友仁之來華，歷時凡百八十四載。參加此役之西士現在可考者都四十四人。其中主要者四十人已見上述，其餘悉見本文《附錄》。茲根據此表，統計其國籍之分配。以人數論，明末來華者，以義大利人為最多；清初來華者，以法蘭西人為最多。此四十四人中，其卒地可考而在中國者十九人（卒於澳門者不在內），內有十三人，卒於北京。可見此期西學之輸入，以北京為中心。蓋北京為國都，且修歷所在也。
表1 輸入西學之西士國籍統計表
其所撰譯關於輸入西方學術之圖籍，現在可考者，都九十種。茲根據本文《附錄》一，統計其種類及年代之分配如下表。以著作之多寡論，其在清初，遠不如明末之盛矣。
表2 輸入西學圖籍統計表（西人所撰譯者）
明清之際來華西士之與西學輸入有關者，及其輸入西學之著作表[173]
綜觀上述，此時期西學之輸入，就天文學方面而言，在明末則《崇禎曆書》集其大成，而一以第谷之學為主。在清初則《曆象考成後編》集其大成，其修正《崇禎曆書》，采刻白爾行星軌道為橢圓之律，而改其地動之言；地球與日月距離之計算，用奈端之術；蒙氣差及太陽與地球半徑差之分度，均采當時新率。而其天文圖表及觀象儀器，尤我國人所嘆為精絕。惟哥白尼地動之原理，則至此期最末之年始輸入。其時我國學者，猶不信其言。就數學方面言，則當時平面幾何學、弧三角、平三角、對數、算術，皆嘗為具體之輸入，代數學則輸入至二次方程式止，而集其大成者，則《數理精蘊》也。就物理學方面言，則《奇器圖說》言重心、比重、槓桿、滑車、輪軸、斜面之理；《遠鏡說》述光之屈折，及凹凸鏡對於物體之現象；而南懷仁進呈《窮理學》一書，惜不傳於世。輿地學除地球之圖說外，《皇輿全覽圖》尤為我國輿地界空前之巨製。礦術雖嘗見用，惜未傳其法。此外則火器、音樂、畫術、人體學、論理學、宇宙論以及其時哲學之分類，及其研究對象，皆嘗輸入，見於著述焉。惜乎此期輸入之西學，其於我國學術界之重要影響，僅在研究範圍之增加（僅天文學及數學），及古籍之整理與治學方法之改進，而終不能發展我國之科學思想以與遠西並駕也。
原載《清華學報》，第1卷第1期，1924年6月。
注釋
[1] 我國之有天文學，始於《堯典》之曆象授時。三代以前，其術不傳。自漢洛下閎至元郭守敬，曆法凡六一改，諸史天文歷志所載，其法彰彰可考。
[2] 外國曆法之輸入，在唐，有婆羅門之九執歷，《通志·藝文略》有《婆羅門算經》一卷（第二六卷，第二四頁，浙江書局刻本，光緒一三年版，1887）；在元，有西域之回回曆［《元史》，第五二卷第五頁（下），殿刻本，乾隆四年，1739］。
[3]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p.34，New York，The Encyclopedia press inc.1913.
[4] 《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天文算法類，一，第九頁（上），上海點石齋重印本，刊年未詳。
[5] 參看原書，見《藝海珠塵·辛集》，第三五冊。
[6] 《明史》第二五卷第一七頁（上），殿刻本，乾隆四年（1739）。
[7] 參看原書自序，見《守山閣叢書》，第五八冊，上海鴻文書局重印，光緒一五年（1889）。
[8] 據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第三編，第二五頁（下）所引，南京高師講義本，1923。
[9] 《大統》乃明初所定曆法，本元授時曆而作；《回回曆》元代傳自西域，明欽天監兼設此科，以備參考。參看《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頁（上）—二頁（上），《畿輔叢書》本，光緒七年（1881）。
[10] 參看《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三頁（下）—一二頁（下）。
[11] 《明史》第三一卷，第一五頁（下）—一六頁（上）。
[12] 以上據《明史》，第三一卷，第一六頁（上）；又梅文鼎評雲路云：「於舊法殊略所疏，授時法意亦未得其旨……但知有授時，而姑援經史以張其說。古歷之得失未能也，無論西法矣。」見《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三頁（下）。
[13] 徐光啟：《刻同文算指序》，見《海山仙館叢書》第一○四本，道光二七年（1847）；又《明史》第三一卷，第一六頁（上）。
[14] 《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三頁（上）—一五頁（下）。
[15] 《明史》，第三七卷，第一六頁（下）。
[16] 《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四頁（上）—（下）。
[17] 《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四頁（下）。
[18] 參看陳鶴：《明紀》，第四卷，第一○頁（下），1884年刻本。又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上冊三，第一六一頁，上海中華書局譯本，1915年刊。
[19] 詳本文第四節。
[20] 《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五頁（上）。
[21] 《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六頁（下）—一七頁（上）。
[22] 王鴻緒：《明史稿》，第六冊，志一，第一一頁（下），敬慎堂本。
[23] 《明史稿》，第六冊，第三頁（上）。
[24] 《明史》，第二五卷，第四頁（上），及第六頁（上）。
[25] 《明史》，第三一卷，第一八頁（下）。
[26] 《明書》，第一六六卷，第二○頁（上）。
[27] 此據《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七頁（上）。《明史》［第三一卷第九頁（下）］及《明史稿》［第九冊第一一頁（下）］均作二四卷，未審孰誤。
[28] 《續文獻通考》，第二○○卷，第一○頁（上），浙江書局，光緒一三年（1887）。
[29] 《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八頁（下）。
[30] 《明史》，第三一卷，第一九頁（下）。
[31] 《續文獻通考》，第二○○卷，第一一頁（下）。
[32] 《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二○頁（上）。
[33] 此據《明史紀事本末》（第三七卷，第二○頁）。《明史稿》［第九冊第八頁（下）］及《明史》［第三一卷，第二四頁（下）］並作進《曆法》二九卷，未審孰誤。
[34] 此據《明史》第三卷，第二五頁（下）。按《明史稿》［第九冊，志八，第九頁（下）］作《曆法》三○卷，未審孰誤。
[35] 《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二一頁（上）。
[36] 《明史稿》第六冊，志一，第一四頁（上）及《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二卷，第二一頁（上）。
[37] 《明史》，第三一卷，第二五頁（上）及第三一頁（下）。
[38] 張印光：《澳門紀略》，卷下，第四八頁（下），乾隆四年原刻本。
[39] 《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五頁。
[40] 據《疇人傳·梅文鼎傳》所引，見《皇清經解》，第一○六一卷，第一一頁（上），道光九年（1829）重印。
[41] 第谷（1546—1601），生於哥白尼卒後三年，為當時著名之天文學家，改進觀象之儀器，發現天象之新觀測甚眾。其於天文學上的成就在於：（一）儀器及觀測之正確，（二）長期之繼續測驗。前後共二一年。惟第谷於原理方面，極力反對哥白尼地動之說。見Sedgwiek and Tyler: 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科學小史》），pp.203-209，N.Y.，The Macmillan Co.1921.
[42] 《圖書集成·曆象匯編·曆法典》，第七八卷，《新法歷引》第二頁（下）。
[43]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於1543年著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elestium一書，證實地圓地動，及行星運行之理，距崇禎曆局之開，前八十六年。參看《科學小史》，第一九六頁。
[44] 參看原書，見《圖書集成·曆象匯編·曆法典》，第五一卷，第二頁（上），雍正三年（1725）殿本。
[45] 參看《曆法西傳》，見《圖書集成·曆象匯編·曆法典》，第七八卷，第一○頁（上）。
[46] 徐光啟：《題〈幾何原本〉再校本》，見《海山仙館叢書》，第一○四冊。
[47] 《明史》，第三一卷，第二一頁（上）—二五頁（下）。
[48] 《明史》，第三一卷，第二六頁（上）—三三頁（上）。
[49] 《曆法西傳》，見《圖書集成·曆象匯編·曆法典》，第七八卷，第一三頁（上）。
[50]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四頁（上）—五頁（下），浙江書局本，光緒一三年（1887）。
[51] 《疇人傳·湯若望傳》，見《皇清經解》，第一○六六卷，第八頁（上）。
[52]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三頁（上），及第五頁（下）—六頁（上）。
[53] 王先謙：《東華錄·康熙朝》，第五卷，第五頁（上）及第六頁（下），北京欽文書局重印本，光緒一三年（1887）；王之春：《國朝柔遠記》，第五卷，第五頁（上）及第六頁（下），廣雅書局刻本，光緒六年（1880）；《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六頁（下）。
[54]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六頁（下）—第九頁（上）。
[55] 《東華錄·康熙朝》，第一二卷，第七頁（下）。
[56]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四頁（上）。
[57] 《東華錄·順治朝》，第三卷，第一頁（下）。
[58] 參看原書，見《圖書集成·曆象匯編·曆法典》，第七八及七九卷。
[59] 多祿某，希臘人，生於公元140年，為哥白尼以前西方唯一之大天文學家。參看《科學小史》，第一二六頁。（多祿某即今譯托勒密——編注）
[60] 加利勒阿（1564—1642），哥白尼後大天文學家。加氏用望遠鏡以測天，發現新行星四，及月表面之現象，制有名之《天文圖》；而其最大成績，尤在將實測所得，與物理學的原理相聯合。參看《科學小史》，第二一七—二二六頁。（加利勒阿即今譯伽利略——編注）
[61] 參看原書，《圖書集成》第一四七冊。
[62] 《清通志》第二三卷，第一頁（上）及第一二頁（下），浙江書局本，光緒一三年（1887）。
[63] 《步天歌》乃隋丹元子所作，《通志·天文略》全采之。
[64]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九頁（下）。
[65]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九頁（下）—第一○頁（上）。
[66] 《清朝全史》，上冊三，第一六八頁。
[67] 今此器猶存中央觀象台，參看《史地學報》第二卷第四期插圖及識語，南京高師史地學會一九二三年出版。
[68] 據常福元：《天文儀器志略》，第四頁（下），京華書局印本。
[69]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三頁（下）。
[70]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七頁（上）。
[71] 《清朝全史》，上冊三，第一六頁。
[72]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頁（下）。
[73] 《清通志》，第二三卷，第一二頁（上）。
[74]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七頁（上）。
[75]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七頁（上）。
[76] 陳松：《天文算學纂要》，卷首第七頁（下）—一○頁（上），1890年原刻本。
[77]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七頁（上）。
[78] 刻白爾（1571—1630）與第谷同時而稍後，發明著名之刻氏三定律：（一）行星之軌道為橢圓，日在一焦點內（The planet describes an ellipse，the sun being in one focus）。（二）行星與日相連之直線，於相等之時間內，其所經過之面積相等（The straight line joining the planet to the sun sweeps equal areas in equal intervals of time）。（三）任何兩行星（地球亦然），其繞日運行所經時間之平方，與其去日之平均距離之立方成正比例［The squares of times of revolution of any two planets（including the earth） are proportional to the cubics of their mean distances from the sun］。
[79]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七頁（上）。
[80]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七頁（上）。
[81] 《疇人傳·奈端傳》，見《皇清經解》，第一○六七卷，第一頁（上）。
[82] 《清文獻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七頁（上）。
[83] 《清通志》，第二三卷，第一五頁（上）；常福元：《天文儀器志略》，第三二—三三頁。
[84] 《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七頁。
[85] 《清文獻通考》，第二九八卷，第一九頁（上）。
[86] Cordier，Henri，Bibliotheca Sinica，Vol.2，column 1055，Paris librairie Orientale Americaine，1906.
[87] 《疇人傳·蔣友仁傳》，見《皇清經解》，第一○六七卷，第五頁（上）及第七頁（下）。
[88] 阮元云：「蔣友仁言，哥白尼論諸曜，謂太陽靜，地球動，恆星天常靜不動。西士精求天文者皆主其說，與湯若望《曆法西傳》所稱迥異。據若望言，哥白尼有《天動以圓解》，又求太陽最近點與太陽躔度。夫既曰天動以圓，而太陽又有遠近有躔度，則天與太陽皆靜而不動矣。同一西人，何其說之互相違背如此耶？」又曰：「其為說（地動說）……離經叛道不可為訓。」《疇人傳》，見《皇清經解》，第一○六七卷，第五頁（下）及第一四頁（下）。
[89] 《清通典》，第二九卷，第一○頁（上），浙江書局本，光緒一三年（1887）。
[90] 《澳門紀略》，卷下，第五○頁（上）。
[91] 原書見《守山閣叢書》，第六六冊。
[92] 《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四頁（上）。
[93] 此據原書徐、李二序，丁氏為何人，無可考。
[94] 以上據原書利瑪竇：《引言》，見《海山仙館叢書》，第一○四冊。
[95] 《四庫總目提要》，第一○七卷，第一○六頁。
[96] 徐光啟：《幾何原本·後序》，見《海山仙館叢書》，第一○四冊。
[97] 《天學初函》乃李之藻匯刻當時所譯著關於西學之書。
[98] 參看原書，見《海山仙館叢書》，第一一三冊。
[99] 據《清朝全史》上冊三，第一七四頁；又李儼：《中國數學源流考略》，載《北大月刊》，一卷五號，第六九頁，1919。
[100] 參看原書，見《海山仙館叢書》，第一○八—一一二冊。
[101] 自1464年Müller，Johann（1436—1476）氏之De Triangulis Planiset Sphericis Libri V.一書出世，近世平三角、弧三角之學已成立。見《科學小史》，第一九三頁。
[102] 詳本文第二節。
[103] 參看《中國數學源流考略》，載《北大月刊》，一卷五號，第七一頁。
[104] 自1614年訥白爾（Johann Napier）之Mirifici Logarihmorum Canois Descripto一書出世，對數始發明；1620年Brgi氏之對數表繼之，益臻完備，參看《科學小史》，第二四二—二四五頁。
[105] 《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天部真原條》，第九九頁（上）。
[106] 代數學得Fontana Nicolo（or Taragia，Nicholas）（1500—1551）及Cardan Girolamo（1500—1550）二氏之探索，四次方程式之解法始明。自Viét，Francicus（1540—1603）、Harriot，Thomas（1560—？）先後致力，符號的代數（symbolic algebra）始興。參看W.W.Ball，A Short History of Mathematics， pp.217-238，Macmillan and Co.London，1912.
[107] 參看原書下編末部，《借根方比例》，江寧藩署刻本，光緒八年（1882）。
[108] 參看《中國數學源流考略》，載《北大月刊》一卷五號，第七○頁。
[109] 參看原書，見《海山仙館叢書》，木集，第四二冊。
[110] 參看原書，見《守山閣叢書》第六六—六七冊。
[111] 《四庫總目提要》，第一○二卷，農家類第五六頁（上）。
[112] 《清朝全史》上冊，三，第一七七頁。
[113] 參看錢嘉淦：《明末理學闡微》，載《新中國》一卷一號，第一○七頁，民國八年（1919）。
[114] 凌廷堪：《戴東原事狀》，據陳展雲《戴東原的天算學》第一○頁引，見《戴東原》，北京晨報社，民國一三年（1924）。
[115] 肇慶在廣東西部，明代以此為廣東省會。
[116]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Vol.13，p.35.
[117] 《明史》，第三二六卷，第一七頁（下）。
[118] 參看原書，《守山閣叢書》，第三九冊。
[119] 《清通考》，第二八九卷，第一四冊（下）。
[120] 《清文獻通考》，第二二四卷，第二五頁（上）。
[121] 詳本文第三節。
[122] 據柳翼謀：《中國文化史》，第三編，第三一頁（上）所引《正教奉褒》，又《清朝全史》上冊，三，第一六九頁。
[123] 《東華錄·康熙朝》，第一○三卷，第一頁（下）。
[124] 《清朝全史》上冊，三，第一六九頁。
[125] 《明史》，第三二五卷《外國傳》，第二○頁（下）。
[126] 參見焦勖：《火攻奇器圖說序》，《海山仙館叢書》，第三七冊。
[127] 《明史》，第二五一卷《徐光啟傳》，第一五頁（上）。
[128] 據柳翼謀：《中國文化史》，第三編，第三二頁（下）所引《正教奉褒》。
[129] 《明書》，第一六六卷，第二○頁（下）；又柳翼謀：《中國文化史》，第三編，第三二頁（下）引《正教奉褒》。
[130] 《國朝柔遠記》，第一卷，第二頁（上）。
[131] 參看原書，《海山仙館叢書》，第三七冊。
[132] 《清朝全史》上冊，三，第一六八頁。
[133] 《清朝全史》上冊，三，第一六二頁。
[134] 《明書·外國傳》，第一六六卷，第二○頁（下）。
[135] 王徵：《遠西奇說序》，見《守山閣叢書》，第六六冊；又《四庫總目提要》，卷四四，《小學類存目》，二，第六三頁（上）。
[136] 據梁任公：《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一二講，九九頁（上），清華學校講義本，1923年。
[137] 據全祖望：《劉繼莊傳》，見《鮚埼亭集》，第二八卷，第一二頁（上），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1920年。
[138] 《清朝全史》上冊，三，第一七六頁。
[139]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Vol.Ⅷ，p.35.
[140] 《明書》，第一六六卷，第一九頁（上）。
[141] 《清朝全史》上冊，三，第一七五頁。
[142]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二講，第五頁（上）。舊《小說月報》有某筆記記清初一畫家，習西洋畫，今此書不在手，待他日重檢。
[143] 參看原書《續編》，《協均度曲》，殿刻本。
[144]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一講，第六頁（下）。
[145] Anima乃西方古代宇宙之一種解釋，以為一切現象之變化，皆宰於一宇宙之靈魂（The soul of the world）。
[146] 《四庫提要》，第一二五卷，第四五頁；《清朝全史》上三，第一七七頁。
[147] 原文缺略，編者案。
[148] 《四庫提要》，第一二五卷，第四五頁（上）；《清朝全史》上三，第一七○頁。
[149] 明末耶穌會在中國之傳教權，全操於葡萄牙人之手，彼輩為傳教便利起見，務不違反中國習慣，如祭祀祖先，雖不合其教旨，亦所不禁。其後法蘭西人傳教事業漸及中國，對於葡人之傳教方法大不滿意，因言於羅馬教皇，教皇於康熙三九年（1704）遣次魯囊齎教令來華；其教令內容最重要之條，即為禁止中國教徒崇祀祖先。康熙四三年，次魯囊摘要公布之於南京，即所謂「Le Mendement de Nanking」者是。參看《清朝全史》上四，第一—七頁。
[150] 《東華錄·雍正朝》，第三卷，第三一頁（上）。
[151]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二講，第六頁（上）。
[152]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一講，第一七頁（下）。
[153] 徐光啟：《刻同文算指序》，見《海山仙館叢書》，第一○八冊。
[154]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一講，第七頁（上）。
[155] 《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歷體略條》，第九六頁。
[156] 參看《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一○七卷，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一○講，第八九—九六頁（下）。
[157] 徐光啟言西方數學「與舊數同者，舊所弗及也。……舊術……與西術合者，靡不與理合也；與西術謬者，靡不與理謬也」。參見《刻同文算指序》，見《海山仙館叢書》，第一○八冊。
[158] 《明史·歷志》言西法不能出《周髀》範圍。清初御定之《數理精蘊》其開宗明義第一章，即抬出《河圖洛書》及《周髀》所載周公商高問答之語，謂為西法所從出。
[159] 立天元一術，發明於宋，盛於元，至明其書雖傳，其術已無人能解。故明代號稱通算，如顧應祥、唐順之者，猶不解立天元一為何語。清初梅瑴成習西方代數，始悟其與古立天元之術相通。此後李銳、焦循、許桂林輩相繼著書，闡發此義，益無餘蘊。參看李儼：《中國數學源流考略》，載《北大月刊》，第一卷五期第七一頁及第六期第六七及七一頁。
[160] 參看陳展云：《戴東原的天算學》，見《戴東原》，晨報社，1924年版。
[161] 參看李儼：《中國數學源流考略》，載《北大月刊》，第一卷第六期，第六五—一七四頁。
[162] 見《海山仙館叢書》，第一○四冊。
[163] 見《海山仙館叢書》，第一○四冊。
[164] 《與姚姬傳書》，見《東原文集》第九卷，第九頁（上），經韻堂刻本，1792。
[165] 《孟子字義疏證》上卷，第三頁（上），微波榭刻本。
[166] 詳本文第三節。
[167] 湯若望事詳本文第二節。
[168] 《守山閣叢書》（第六四冊）有穆尼閣《天步真原》一書。按：原書標題作《人命部》，又薛鳳祚所作序題作《人命序》，則原書本名《人命部》，今據改。
[169] 見原書第一○六卷，《曆象考成》條，第九六頁（下）。
[170] 《疇人傳·王錫闡傳》，見《皇清經解》，第一○五九卷，第一頁（上）。
[171] 此段采本校教員鄭芝蕃先生說。
[172] 參看《清代學術概論》，第一七三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20；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三講，第五頁（下）。
[173] 此表采自《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一（原表采自日人稻葉君山《清朝全史》）。原表經作者校訂，改正二十餘事（參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一校補》，載《清華周刊》第三○○期，1923年12月）。茲又據Cordier Henri：Bibliotheca Sinica，Vol，2，Columns 1039—1106；Librairie Orientalee，Americaine Paris 1906，加以增改。又表內成書年及附註兩項乃作者所增。（此表以輸入西學先後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