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九講 · 第2講 財政經濟上的變迀

內藤湖南 《清史九講》
眾所周知,清朝是從滿洲偏隅之地入主中國這個泱泱大國的。那麼清朝入主中國前後,明朝的財政情況如何呢?我們有必要先做些了解。 明末的財政 財政問題是明朝滅亡的一大原因。明朝的徵稅方式十分煩瑣。清朝的歲入歲出都以白銀結算;而明朝的歲入歲出除了以白銀結算,還可以用糧米、馬料草等實物結算。一般來說,白銀在中國不具有通貨性質,但明朝真正的通貨卻是白銀和部分紙幣。明朝末年,紙幣大幅貶值,除用於朝廷徵收賦稅和發放薪俸之外,逐漸不再流通。明初,一貫[9]紙幣等於一兩銀;到明末時,一貫紙幣竟貶至三厘[10]銀。兩下面的單位是錢、分、厘,所以三厘銀只相當於三百三十三分之一兩。也就是說,到明末時紙幣只是名義上的通用貨幣,實際並不流通。不過直到萬曆以前,政府收支都有用紙幣結算的部分。明朝實際流通的貨幣是銅錢和白銀。由於銅錢運輸不便,一般向遠處運輸軍費時都會使用白銀,因此白銀占據著歲入歲出的主要部分。但因為明朝收支還有白銀以外的結算方式,所以今天看來,明朝歲入歲出中的白銀定額才會顯得特別少。 萬曆中期,據戶部官員上奏,政府的歲入和歲出均為四百萬兩左右白銀。到萬曆末期,政府支出急劇攀升,財政變得難以為繼。其中的一大主要原因是日本徵伐朝鮮時,明朝出兵造成了龐大的軍費開支。萬曆年間,明朝四處征戰,所耗費用中的最大一項就是出兵朝鮮的軍費。這場戰爭歷時七年,軍費支出五百八十三萬兩白銀,其餘附屬費用支出三百萬兩白銀,總共支出八百八十餘萬兩白銀。這場戰爭對明朝財政影響極大,成為萬曆以後明朝國力衰弱的一大原因。 明朝萬曆帝 明代《平番得勝圖》 隨後,滿洲勢力崛起。征伐滿洲成為明朝的一大難題。僅征伐遼東,明朝就耗去了巨額軍費。以往,朝廷的歲入和歲出均僅四百萬兩左右白銀。可1619年時,朝廷歲出竟高達一千二百多萬兩白銀。當然,政府的增收是通過提高賦稅才實現的。到明朝滅亡時,朝廷歲出增至一千六百七十萬兩。白銀支出增至定額的四倍以上,朝廷只好課以重稅。最終,內亂四起,明朝在亡於滿洲之前,先亡在了起義軍的手裡。 清朝初期 如上所述,財政問題是明朝滅亡的一大原因。隨後,清朝入關,取代了明朝。清朝入主中原的一大有利條件是,不再需要開銷明朝財政中討伐自己的那部分軍費。如此一來,明朝在萬曆到崇禎年間徵收的重稅便可一併免除。不過清朝在最開始時並未占領中國的全部省份,其歲入水平自然也不及明末,所以清初財政每年都入不敷出。但滿洲偏安小國的野蠻之人入主中原做了泱泱大國的皇帝,就好比鄉下窮苦農民突然來到京城有了百萬身家一樣,即使花銷再大,也大不過明朝。明朝末年,皇室開銷巨大。當然,歷朝歷代亡國前無不如此。清朝一方面來自鄉野,另一方面以明為戒,所以皇室開銷很小,財政也十分富裕。清朝入關以後的第二位皇帝康熙帝,曾將明朝龐大的開支與清朝開國以來尤其是自己這一代節儉的花銷進行過對比。 宮廷的節儉 明朝時期,宮廷開銷巨大,宮內每年用銀九十六萬兩。到清朝康熙帝時,宮內用銀不及明朝十分之一,節省下來的都充作了軍餉。明清兩代不僅設有掌管宮中用度的光祿寺,還設有掌管營造工程事項的工部。光祿寺每年送到宮內的用度明朝時期為二十四萬兩白銀,到康熙帝時則銳減至三萬兩白銀。此外,清朝在柴炭、營造修繕等方面也很節儉。工部開銷先是減到二三十萬兩白銀,後來又減至十五萬兩白銀。宮中僕人數量也少了很多。康熙帝在位時,據一個明朝時就侍奉宮中的老太監說,明朝宮中脂粉費用每年高達四十萬兩白銀,順治帝入主北京以後將其悉數廢除;明朝有宮女九千人,更有宦官十萬餘人,由於要給這麼多人供應伙食,一不留神便容易漏發,所以宮中常有人因此餓死。雖然老太監的描述可能有些誇張,但明朝宮廷情形確實如此。而據康熙帝所說,清朝宮中男女僕人總共不過四五百人。因此到康熙帝時,光祿寺費用才能從明朝的六七十萬兩白銀減至四五萬兩白銀,工部費用也從每年一百萬兩白銀減至十五萬兩白銀。總之,如同鄉下人有了百萬身家一樣,清朝皇宮上下厲行節儉,砍去了很多之前的花銷。所以到康熙末年時,清朝國庫便有了大量存銀。至於庫存數額,卻有許多不同的記載。當然,中國的統計偏差較大是常有的事。據魏源說,雖然康熙帝十分節儉,但1722年時清朝國庫存銀不過八百萬兩。還有人說,1709年時清朝國庫存銀已有五千多萬兩。雖然八百萬兩和五千萬兩相差甚遠,但二者可能都不為錯。或許前者只算入中央財政,後者還加入了地方財政,計算方法不同才導致如此差別。總之,清朝國庫有了存銀是不爭的事實。 中年時期的康熙帝 如上所述,清朝厲行節儉,力圖減輕人民的負擔。當然,這可能也是因為清朝以外族入主中原,需要在籠絡人心上下功夫。 人丁稅的廢除 清朝減輕人民負擔的手段之一就是廢除人丁稅。人丁稅始於明代,與人頭稅不盡相同。男子從十六歲到六十歲都會被課以人丁稅,且不同地方的稅額差別很大。人丁稅低的地方,每人只需繳納一分幾厘白銀;人丁稅高的地方,每人則要繳納四兩白銀,甚至更多。這種不均衡是明末動亂導致的。總之,每人平均需繳納人丁稅二錢[11],相當於今天日本的二十五錢左右。1740年以後,人丁稅廢止,改為攤入地稅一併徵收。由於是攤丁入地,所以也稱不上完全廢除了人丁稅。那為什麼說它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呢?朝廷原本規定,徵收人丁稅時每五年統計一次人丁,對在此期間新增人丁徵收人丁稅。但1740年以後,五年一度的人丁統計廢止,人丁稅開始攤入地稅徵收。由於每年的地稅是一定的,不會增加,所以人民的負擔自然有所減輕。 雍正帝的財政政策 清朝在減輕人民負擔的同時,還設法增加國庫收入。雍正帝執政雖然僅有十三年,卻在財政方面功績卓著。雍正帝精通禪學,為人嚴肅,喜歡搞密探政治。他當政時還有過這麼一樁逸事。有一天,京城的一位大臣在家裡和朋友玩骨牌時丟了張牌。三四天後,他上朝面聖時,雍正帝恰好問起他那天那個時辰在幹什麼。這位大臣如實相告,說自己當時正在玩骨牌,不勝慚愧。雍正帝聽後龍顏大悅,直誇他誠實可嘉,還拿出那晚他弄丟的骨牌還給了他。顯然,雍正帝在這位大臣身邊安插了密探。雍正帝喜歡大搞密探政治,但同時他大力整飭財政,在位僅十三年,便使清朝財政變得十分富裕。雍正帝雖然與眾兄弟之間的關係十分惡劣,甚至曾將自己的兄長處以刑罰,但仍是一位非常偉大的政治家。 雍正帝坐像 耗羨歸公 雍正整頓財政、增加收入的一大舉措就是實行耗羨歸公。如果稅款中途減損,必會危及政府收入,所以,地方官在徵稅時會加收一份保險金,以防不測。這份保險金就是所謂的耗羨。在不同的地方,這項附加稅差異巨大。加征少的地方,像浙江杭州一帶,每兩白銀只加征四分;加征多的地方,每兩白銀則加征二錢。耗羨自古就有,算作地方稅收機構的雜項收入。但實際上,耗羨收入均被地方官吏私吞。後來,雍正帝嚴令禁止官吏私吞耗羨收入,要求一律上繳中央。朝廷稅收因此平均增加一成甚至一成二三分。作為補償,雍正帝另給地方官吏發放一項補貼,即養廉銀。然而,這並未根除官吏的貪污腐敗。少了耗羨這項額外收入,官吏們自有別的辦法橫征斂奪,所以百姓稅收負擔依舊沉重。總之,這些措施使清朝的財政收入大幅增加。 捐例和鹽課 自古以來,每逢重大變故,中國朝廷就會賣官鬻爵,謂為捐官。譬如,出幾百兩就給你一個知縣來當。時局動亂之際,捐官之風更是大行其道。雍正帝時,朝廷認為捐官不過是捐個候補,實際能否上任都還兩說,索性每年都開捐例。當時僅靠捐官一項,朝廷每年就可增收三百萬兩白銀。 此外,隨著世道變得太平、人口不斷增長,人們的食鹽消費量也大幅增加。較之清初,乾隆時期每年鹽課增收多達三百萬兩白銀。 關稅 中國在自己的領土內設有關卡。日本德川時代的關卡主要是為了檢查過往行人,而中國的關卡主要是為了對過往貨物徵收稅費。雖然以前的關稅收入只夠關卡的經費開支,但天下太平、沒有戰亂之時,舟車絡繹,貨物流通,雍正乾隆時期的關稅收入變得十分可觀。這也是雍正末年朝廷收入大幅增加的一個原因。 雍正帝時,國庫歲入約四千六百萬兩白銀,每年都有結餘。雍正末年,國庫結存六千多萬兩白銀。但蒙古、新疆等地用兵花去一半左右。乾隆初期,國庫只剩二千四百萬兩左右白銀。 乾隆時期的全盛 乾隆時期雖然是清朝的一大治世,持續六十年之久,期間卻進行了多次大規模征戰。我們已經講過,這些征戰花費巨大——既因將領們私吞軍費,也因戰爭結束以後朝廷賞賜極其豐厚。總之,乾隆時期的開銷與清初形成了鮮明對比。乾隆帝為將新疆納入中國版圖,用兵花費三千萬兩白銀。可在此之後,國庫仍然存餘七千萬兩白銀。1776年,長江上游險惡地段大小金沙江流域發生叛亂。朝廷為平亂花費七千萬兩白銀。可同年的上諭中寫道,支出這筆軍費以後,國庫存銀仍有六千萬兩白銀。到1781年時,清朝國庫存銀更有七千八百萬兩。而且乾隆年間,朝廷曾先後四次免除全國地稅。雖然聽來不可思議,但當時的朝廷賬本《賦役全書》上所列的地稅稅額——每年本該上繳朝廷的三千五百萬兩白銀——被悉數免除了四次。此外,清朝每年都會從南方七省往京城運送糧米,這項稅收也曾兩次被乾隆帝免除。實際上,雖然上繳中央政府的地稅免了,但百姓並未享受到名副其實的恩惠,所以乾隆帝的這些做法也頗受爭議。以前,地方官吏徵稅往往任意加派,中飽私囊。地稅全免以後,正稅沒了,附加稅自然不復存在,官吏收入必會大減。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政府收入減少確實不假,但地方官吏依舊巧立名目橫徵暴斂。皇帝雖因減免賦稅贏得美名,人民卻沒得到真正的實惠。總之,政府免除稅賦確有其事,國庫收入自然也有所減少。 由於生逢盛世,國庫充盈,乾隆帝十分喜歡四處巡幸。譬如,他曾以帶皇太后領略江南美景聊盡孝道為由,不遠萬里從京城到南京、蘇杭一帶遊玩。乾隆帝一生南巡六次,開支巨大,所到之處還一再減免租稅。六次南巡花費加上此前普免全國地稅、豁免南方七省漕糧,朝廷收入總共減少兩億餘兩白銀。即便如此,1786年清朝國庫存銀仍有七千萬兩。總之,乾隆帝時期的國庫十分充盈。 此外,乾隆帝自恃天下太平、國家強盛,便增發武將士卒的薪俸,增補兵力。每年的軍費支出因此增加三百萬兩白銀。當時也有人提出異議。譬如,時任地方官的名臣阿桂就上奏勸阻道:「增支三百萬兩白銀救濟窮困武將,若作一時之計並無大礙,但如果成為常例,每年就得額外支出三百萬兩白銀,對以後的財政會很不利。而且國家收入基本確定,也沒什麼特別的增收,驟然增加三百萬兩白銀歲出怕是不妥。」可乾隆帝堅持增加武將士卒的薪俸,稱「歲入每年增加五百萬兩白銀,而薪俸增支不過三百萬兩,並無大礙。」 總之,清朝開國以來的這一百五十年間,朝廷財政收入不斷增加,清朝進入全盛時期。只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官吏千百年來都一個模樣。百姓既不會因為朝廷的善政過得更好,也不會因為朝廷的惡政過不下去。只要不是連年戰亂,人口數量就會不斷增加。而且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只要荒地被逐漸開墾,國庫收入就會不斷增加。而國庫收入增加以後,朝廷就會變得奢侈起來,開始大興土木。文學也日漸繁榮,呈現一片粉飾太平的氣象。因此,中國曆朝往往都是在中間的第四五代時達到鼎盛——這並非因為某個帝王特別偉大,只是規律使然。 乾隆帝南巡,護衛皇駕的隊伍綿延不絕,耗費甚巨 乾隆帝駕臨蘇州 衰運 清朝歷經一百五十年左右進入全盛期,之後便漸漸走向衰落。歷史學家就其衰落原因做過許多研究。研究發現,清朝由盛轉衰的原因錯綜複雜,其中之一是歲出的增加。也就是說,乾隆末年到道光末年六十年歲出的增加,使清朝走向了衰落。 皇族的增加 清朝歲出增加的原因之一是皇族的增多。中國皇族人數眾多,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叔伯一脈也是皇族,稱為宗室。皇族族譜每十年編續一次,保存在奉天和北京宮殿,滿滿地堆在一個大庫房裡。而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祖父的兄弟一脈是准皇族,稱為覺羅。宗室俗稱黃帶子,有系黃色腰帶的特權;而覺羅俗稱紅帶子,有系紅色腰帶的特權。清朝皇族數量龐大,剛入主北京時不過兩千餘人,到道光末年卻多達三萬人。這是中國的制度使然,不僅清朝如此,明朝也一樣——明朝末年的皇族數量多達十萬人。總之,清朝皇族人口不斷增加,如今若再統計一番,想必數目更驚人。隨著皇族人口增長,宗室俸祿自然不斷增加,皇室開支也越來越大。不過,中國宗室的待遇遠不及日本皇族優厚。常有北京宗室願以每月五元、七元的報酬來日本教授中文。總之,皇族人數增加使皇室開支大幅增漲,成為清朝歲出增加的原因之一。 地稅的積欠 清朝歲入減少的原因之一是地稅的積欠。地稅積欠事關重大,這也是清朝所謂的仁政所致。中國每隔十年左右都會清查拖欠地稅,無望追加的便一概豁免。開此慣例以後,地方每遭遇災難,便以災情嚴重、無力繳納為由,陳請朝廷准予延緩,拖上十年等著被一併豁免。有這等有利可圖的仁政,地稅積欠自然愈發嚴重。康熙至雍正年間,地稅每年積欠六十萬兩白銀;到乾隆道光年間時,地稅每年積欠高達二百萬兩白銀。如此一來,賬面上雖有大量的應收稅款,實際收入卻在不斷減少。而這都是清朝引以為豪的仁政帶來的結果。譬如,天災地變時不繳地稅,開墾新地時也不繳地稅等等。直到今天,清朝仍然根據乾隆帝時期修訂的《賦役全書》徵收租稅。因此,即使某條河流發了洪水,使沿岸兩個縣城的面積一個變大,一個變小,兩縣地稅也仍仿照舊例徵收。而這必將造成面積減少的縣城積欠的地稅增多,面積增大的縣城卻無需繳納新稅。 道光帝 還有一個看似會造成財政收入減少,實則不然的情況。隨著八旗人口不斷增加,相關開支看似也會攀升,但實際並非如此。與日本德川時代的旗本制度一樣,八旗的總體俸祿是確定不變的。所以即使八旗人口增加,朝廷支出也不會增加。 我們從1845年到1849年的歲入歲出,就能看出清朝收入的減少情況。清朝歲入定額四千五百零十七萬兩白銀,1845年時,清朝歲入四千零六十一萬兩白銀;到1849年時,清朝歲入減至三千七百零一萬兩白銀。收入大幅減少,支出自然也隨之減少。由於經費支絀,兵餉發放便不按定例,只有七成八成不等。總之在中國,政府很少全額支付應付款項,以至於如有全額支付的情況還會在文書中特別註明。當然,這也是財政收入減少不得已的舉措。以上就是清政府收支的相關統計以及清朝走向衰落的財政原因。 物價的上漲 此外,清政府財政遭受極大打擊與物價連年上漲脫不了關係。距今三四十年前,大名鼎鼎的馮桂芬對清朝的物價上漲做過調查。長毛之亂時,馮桂芬曾派上海士紳手持自己親筆書函,乘坐輪船前往曾國藩的大本營安慶乞求援師。曾國藩展信之後,對馮桂芬讚不絕口,稱「東南大局,不出君一書也」。馮桂芬是中國改革派的先驅人物。如今來到日本的康有為最早提出的變法主張大多取自馮桂芬之說。馮桂芬精通西方數學,絕頂聰明,曾為一甲及第的進士,後來加入李鴻章幕下充當其謀士。馮桂芬就物價的上漲做過很多調查,在此我舉例說明。康熙帝喜好西方學問,曾經命人編纂以介紹西方數學為主的《數理精蘊》。在《數理精蘊》中,數學題目里的物價與編寫此書時的實際物價大體相同。馮桂芬指出,注意到這點後再讀此書就很有趣。譬如,春秋兩季祭祀孔子時,會以羊作為祭品。據《數理精蘊》的題目可以推測,康熙帝時,每頭羊的價格為一錢八分,相當於日本的二十四五錢。而馮桂芬所處時代,一頭羊的價格已經漲至康熙時期的六倍。此外,馮桂芬還在韓桂舲家裡看過一本舊賬本。那是一本順治年間的賬本,當時清朝才剛入主北京。據賬本所載,當時木瓦工匠的工錢一天約二十八文[12],兒童工錢折半。但道光初年時,木匠的工錢為八十四文,是順治時期的三倍。再到後來的咸豐同治時期,也就是馮桂芬所處的時代時,工錢竟漲至八倍於清初的二百二十文。總之,物價上漲也是造成清政府財政窘迫的原因之一。 馮桂芬 銀價的變化 銀價的變化也對清朝整體經濟產生了極大影響。清朝初期,一兩白銀可以兌換七八百文銅錢。可據馮桂芬說,這些銅錢只夠如今銀價的十分之四。也就是說,順治到咸豐年間,銀價翻了一倍,給了清朝財政沉重一擊。此外,清初兵餉是每日五分,相當於日本的六到七錢。長毛之亂爆發以後,鄉勇應時而生,並被設為官軍,那時的兵餉已經提到每日二錢,相當於日本的二十六七錢。如此一來,每逢浩大工程,清朝都需支出巨額費用。清初黃河泛濫,每次治理需花費一百萬兩白銀。到了道光咸豐年間,每次治理黃河竟需花費上千萬兩白銀。總之,政府花銷日益增加,收入卻未有太大增長。 物價飛漲使清政府財政日益窘迫已經顯而易見。那銀價上漲為何又會造成清朝的財政困難呢?這與清朝的制度大有關係。中國百姓繳納地稅並非全以白銀繳納,還會用銅錢繳納零頭。官府將銅錢兌換成白銀以後,再一併解送北京。假設官府按照銀賤錢貴時一兩白銀折算兩千文銅錢的官定比價徵收稅款(當然,若以銅錢繳稅會有所加征),隨著銀價越來越貴,銅錢越來越賤,以前兩千文銅錢可以兌換一兩白銀,如今可能需要三千文銅錢才行。這樣一來,政府收入自然大幅減少,給清政府財政造成極大損失。 銀價上漲的原因多種多樣,但主要原因是印度向中國大量輸入鴉片,導致白銀外流。眾多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大力提倡禁菸,最終引發鴉片戰爭,耗去巨額軍費,也是其中的一大原因。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在對外貿易中每年都有本幣外流,和日本長崎貿易的情形是一樣的。這種不平衡的貿易使中國國內發生嚴重銀荒,銀價不斷上漲。所以,早在太平無事的道光咸豐年間,清朝財政就已日趨枯竭。 軍費的增加 接下來我們就要說到近來的局勢了。前面也說過,當前清朝的最大問題就是軍費開支浩繁。由於八旗、各省綠營等傳統官軍不堪重用,清朝只好招募鄉勇。如此一來,朝廷除了要為八旗、綠營發放兵餉,還得給鄉勇發放兵餉。平定長毛之亂時,清政府因為無力籌措軍費,開始徵收厘金稅。 厘金稅 厘金稅是清朝在內地各省設立局卡[13],對往來貨物徵收的一種過境稅。自開徵以來,厘金稅收入不斷增加,近年來收入高達一千萬兩甚至兩千萬兩白銀。起初,朝廷深知厘金稅是一大惡稅,再三聲明一旦戰事結束就立即停止徵收。可仗打完了,鄉勇卻無法遣散,所以廢止厘金稅一事便不好再提。1894年以後,清朝開始尋求變革,在以往的舊式兵和義勇兵以外,又編練新軍。這支新軍名義上有二十個師團,自然還需要一筆新的開支。雖說綠營和義勇兵力在此期間都有所減少,但軍費在舊有的基礎上還得一加再加。就好比日本的本膳料理[14],上完本膳 ,還有二膳、三膳等著要上一樣。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儲存鴉片的倉庫 英國鴉片走私船 新舊制度的重複 除了軍事經費,清朝的行政經費也逐年攀升。譬如,清朝國子監的經費由朝廷下撥;後來京師大學堂開辦時,便只能另拓財源,維持開支。諸如此類,在原有基礎上興辦各種新式機構,必然會擴大開支,增加歲出。道光末年,歲入歲出定額均為四千五百萬兩白銀,但實際收入和支出都只有三千七百萬兩白銀。中日甲午戰爭時,歲入和歲出翻了一番,約為八千九百萬兩白銀。當然,對外貿易當中增收一千萬兩關稅、鹽稅增加等都是朝廷增收的原因。總之,道光末年到現在十八九年間,朝廷的歲入和歲出均翻了一番。近來,清朝全年收支均高達三億萬兩白銀,可見財政膨脹多麼嚴重。日本財政雖然也在不斷膨脹,但明治維新以後,財政政策早已煥然一新。近來財政依舊吃緊,政府上下不得不厲行節儉。即便如此,仍然有人主張整頓稅制。反觀中國,財政收支從四千幾百萬兩白銀增至八千幾百萬兩白銀,如今更是高達三億萬兩白銀。清朝財政膨脹如此嚴重,卻仍舊採用以往那套財政政策,不見任何革新整頓。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縱觀中國歷史,每個王朝即將走上末路時都會發生一個現象,建國初期較之地方財政比例很小的中央財政,會在末路前夕極度膨脹,其中尤以皇室開支最嚴重。這幾乎成了千古不變的鐵律。明朝末年就是如此。明朝歲入定額四百萬兩白銀,明末時期增至一千六百七十萬兩白銀,其中大部分都被用於皇室開支。譬如,1599年明朝太子大婚時,朝廷下詔稱需要兩千四百萬兩白銀。可當時即使把戶部翻個底朝天,也拿不出那麼多錢。於是,皇帝便令人嚴查各省積銀。中國自明朝以來,各省都有幾十萬兩的積銀。儘管制度上規定這些歸地方存留,可朝廷還是將其據為己有,用來為太子操辦婚禮。後來,中央財政日益膨脹,皇室直到明末都還十分富有。所以,明朝征伐滿洲兵敗需要增派援兵,但戶部又拿不出錢時,還曾請求動用幾十萬兩的皇室財產充當軍餉。總之,中國王朝走上末路時,皇室財力一般都很雄厚。如今的清朝也不例外。 皇室的資產 如今清朝皇室究竟有多少資產不太好說。但我某天在報紙上看到,據袁世凱調查,清朝皇室的金銀不下幾千萬兩。我覺得這是很有可能的。皇室手頭之所以如此富裕,是因為除常規收入以外,還有很多其他入項,譬如皇室從官吏手中收取的賄賂。通常,賄賂都是官吏向百姓索取的。可在中國,皇室也會帶頭受賄,地方大員幾乎人人都向皇室行賄。尤其在西太后慈禧時期,各地官員為了討太后歡心,更是年年獻禮,而獻禮主要是送錢。此外,知縣等進京接受召見,竟也要由吏部登記入冊,成為升遷考核的標準之一。而要想進京覲見,就得花錢鋪路。如此一來,皇室就會直接從官吏手中收受巨額賄賂,自然會積攢許多與政府收入無關的私產。所以,西太后慈禧手中有個幾千萬兩也不足為奇。 此外,中央政府的費用近年來也大幅增加。1893年財政歲入八千九百萬兩白銀當中,五千三百萬兩都劃歸中央,只留給地方三千六百萬兩。近年,歲入擴大到三億萬兩的情況下,地方財政所得也仍與那時相差無幾。總之,中央政府的經費不斷擴大,占據了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尤其是1900年以來,中國的中央集權更有日益加強的趨勢,中央財政也因此不斷膨脹。 老年時期的西太后慈禧 財政和國運 緊隨中央財政收入飆升、皇室收入膨脹而來的,一般就是王朝的滅亡。清朝的形勢會如何變化,無論從財政還是兵力方面都很難說,但如果不及時對稅收、貨幣制度加以整頓,從根本上改革財政政策的話,縱使政府以武力成功鎮壓革命黨,不遠的將來,朝廷也依舊會因財政問題而陷入一籌莫展、束手無策的境地。日本也有過一樣的情形。勝海舟伯爵[15]認為,德川幕府的倒台並非因為敗於薩長聯盟,而是由於德川幕府末年時期的財政難以為繼。勝海舟在幕府即將走上末路之時,十分關注政府的財政情況,這點想必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訓。從這點來看,如今的中國與當時的日本幕府命運頗為相似,財政終有一天會不堪重負。 以如今形勢來看,一周左右清朝估計還是挺得住的。所以,下次我會視到時的情形,來講講清朝的未來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