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 · 出版後記

《清末四公子》於1978年2月1日開始在台北《大華晚報》連載，歷時七個多月，至同年9月8日結束。1980年10月，台北「南京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一個單行本。三年後，版權轉移至平鑫濤的皇冠出版社，於1983年11月推出新版，列為「皇冠叢書」第九四二種。 此書的寫作，顯然是在四年前發表《明末四公子》時就已經規劃好的。「四公子」之稱，始於戰國末期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此後屢見於歷代載籍，幾乎已成為一個「專有名詞」。在高陽眼裡，「公子」一詞從字面意義上看，固然是泛指達官貴人之子，而實際上有真假之分——「紈絝子弟是假公子。必振振然有所表現，不辱家風，能使人敬愛讚羨者，始得為真公子。」而任性負氣，獨往獨來，則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作風的一大表征，近數百年來唯「明末四公子」足以當之。至於晚清，政窳俗敗，貪賄公行，貴胄子弟雖多，大都酒食徵逐、聲色犬馬之徒，間有一二達官之子，能真賞風雅，文采有聲，自然顯得卓爾不群，出類拔萃，此「清末四公子」所以成名。然而「與『明末四公子』相較，文采相若，風流未逮，聲光自不可同日而語」矣。 清末四公子，一般說法，指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譚嗣同，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陳三立，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之子吳保初，以及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四人雖然齊名並稱，但在高陽心中，自有高下軒輊的不同。在譚嗣同傳的結尾，他曾給出這樣的評價： 清末四公子，譚嗣同的行誼仿佛戰國四公子一流，而陳散原則為明末四公子陳定生、侯方域、冒辟疆的綜合，丁惠康已浪得虛名，吳保初更不足道了。 對於譚嗣同，高陽不吝讚譽之辭，稱其「來得光明，去得磊落，即此一端，已足不朽」，至以「大英雄」目之。而四人中，高陽著墨最多、用力最深的，卻是陳三立一篇。 這是因為，不僅陳三立本人，身為晚清舊體詩第一人（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將之比於「天魁星呼保義宋江」），手執詩壇牛耳數十年，交遊滿天下；而且他的父親陳寶箴，在湖南巡撫任上大力提倡新學新政，是戊戌變法的關鍵人物之一；他的兩個兒子，陳衡恪（師曾）、陳寅恪，更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各自占有不可磨滅的地位。一家祖孫三代，與中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諸多重要的歷史、政治乃至文化事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隨便拈起一個話頭，都能牽出纏不清扯不斷的掌故秘辛、野史佚聞，正適合高陽發揮其「跑野馬」的特長的緣故。 高陽晚年，曾自刻一枚閒章曰「野翰林」，識者認為，這是高陽文史一生的恰當寫照。「野」者，路數不正之謂也。一方面，高陽學富五車，空負翰林學士之才，卻長期不被主流學術界所認可，直以通俗歷史小說家目之，是其終生的落寞與不甘；另一方面，從向為主流所不屑的「旁門野路」入手，達到正統學院派或難企及的深度，甚至在某個節點上，更真切、更準確地觸及歷史的本來面目，又正是高陽引以為傲的自信與自負。這，也可說是高陽文史雜著獨有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