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教育改革 · 第三章 學警察·談考試·往歐洲·助革命·看兵變

學警察 自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做買賣起，一直做到光緒三十三年，總算做了八年多的商人。可是在這八年之中，除做生意外，也兼辦了不少別的事情，也沒有忘掉求點學問。在出國之前，附帶著述說幾件小事，與我都有關係，且頗有趣。 自外國兵進城後，皇帝是跑了，不但沒有一個辦公的機構，連個私塾念書的地方都沒有，彼時我們的本家親友的子弟都來京，因此自己花錢成了一個很大的書房，除學中文外，算學、地理、洋文等都學，請了幾個外國兵：有美國人兩人，法國人兩人，德國人三人，各教本國文字。這些教員都不要錢，只送些菸捲啤酒便足，也有以教他中國話，作為互換條件的。這個書房存在了兩三年，因為北京大學及譯學館等成立，所有子弟都入了那幾個大學，此書房才慢慢停辦了，這個書房我得益處確不少。我除接續學點洋文外，我是偏重問他們國內社會中的零碎情形，可巧遇到一位德國管財政的官員，他是專門研究社會情形的，他知道的德國社會情形很多，於我自然是有極大的益處。他也極想知道中國社會情形及禮節，他問得很複雜，我不知的，還得替他各處去問，如此一來，我所不知道的，也多知道了許多，因此我們二人約定，每日談一個鐘頭，此事於我益處更大，古人云「教學相長」，誠然。因為他問我的，我固然要他問，慢慢地他沒有問的，我也要問，後來因為我認識的工商各界三百六十行的人很多，各處去問，更多知道了許多事情，到現在我知道的北京零碎事情較多，就是在這個時期也收穫得很多。 這裡還有一段很小的事情，也可以算我一生可紀念的事情，就是日本軍隊辦警察。中國從前沒有警察，全國的警察，始自北京，北京的警察，是由日本人創始的。北京在前清時代，外城歸五城巡城御史管轄，辦事處名曰城上，再下為坊上。內城歸步軍統領管轄，辦事處名曰廳上，最下層為堆子上，每一個胡同中，必有一個堆子，其中駐一二兵丁，專管本胡同中的水火鬥毆等事情，總算是也管些巡邏偵查的事，但離警察的制度相當遠。那麼警察是怎麼興起的呢？始自庚子日本的軍隊。記得是辛丑年的春天，我的一位同學在日本軍營中辦事，他忽來找我閒談雲，日本人想招一班人做警察的訓練，將來即做巡街的巡警，但是怕招不到人。我說：「不會招不到人，且容易得很，因為日本人所占的地區是北城，北城住戶多是旗人，旗人的生活都是靠著每月的錢糧，他們自去年夏天，就沒有得到錢糧，旗人如此，漢人也是很難生活。洋兵進城時，雖然大家搶了不少，但已經吃花了半年了，也快完了。大家正在生活有問題的時候，有這樣的事情，一定都願來的。而且旗人之兵丁，文字都有限，他們所當的差使及學問的程度，是正合於巡警的身份，有這種種原因，我想人來得一定很多。」我們二人這不過是閒聊天，隨便談談，沒想到他回去把我這一套話完全告訴了日本人了，不久招考，應考的非常之多。日本人以為我知道北京的情形很清楚，約我前去談一談。我到順天府（日本民事機構在此），一位日本軍官對我很客氣，他說想辦一班警察，應募的人很多，現在自然須日本人管理，將來各國撤兵後，自然就由中國人接辦，管理者需知識較高之人，但也須稍知警察法，言外是也得訓練。我聽罷想，他居然想到他們撤兵以後的事情，其實他們走後，這些警察果能存在否尚是問題。但我又想，從前在同文館時，曾聽說德國警察辦得最好，日本效法德國，而比德國也差不了多少。我雖然如此說，但彼時我尚不知警察的詳情，於是我便答應他，你們講功課時，我一定來聽聽，果然感興趣，也許可以接續聽下去，日本人應允。這件事情，我的同學他為什麼不做，讓我做呢？原來他知道，這是中下階級的職位，但我不知道，總算上了一個大當，去了幾天，以後就不去了。我為什麼說這是於我可紀念的事情呢？請想全中國的警察，始自北京，北京的警察，創始自日本人，日本人辦警察，第一日第一堂上課就有我，我不可以做紀念嗎？ 談考試 現在才接著前段談下去。到光緒末年，我總覺著做一輩子生意，是毫無意思的，當然還應該求點學問，要想著求學問，是非往歐洲不可。因為彼時雖經了那樣大的變亂，國家吃了那樣大的虧，丟了那樣大的人，而國民還毫未能覺悟，外國人要求不許再考，此款列在《辛丑條約》之中，按外國人的意思，固然是給中國人面子不好看，但也是幫助中國維新的意思，而且，此於中國實有大益，毫無傷損。可是中國人不懂，尤其是政界學界，醉生夢死，他們以為這是毀掉中國的文化，所以洋人一撤兵，他們就設法想考試。在北京考試這一層，雖然經過幾次討論，但礙於《辛丑條約》，未敢實行，乃設法提議，在定州鄉試，因彼處有較寬敞之考棚也。剛一提出，即被各使館質問，未敢實行，又商議偷偷地借河南開封考棚，為直隸省（今之河北省）鄉試之所。外國使館最初本想依據條約的規定，仍要阻止。後經大家商議說，中國人既這樣糊塗，此番鄉試，又不在直隸省，條約中又沒有極詳明的規定，現在他們既這樣地喜歡考，於我們既毫無傷損，我們就睜一個眼，合一個眼，佯為不知道，任憑他們去吧。以上這段話，聞系荷蘭公使所說，但記不清了，彼時荷蘭公使為領袖公使，或者是他的建議。各國既未阻攔，大家歡歡喜喜，都偷著往河南應試。於是政學界的人得意極了，自己認為這個法子想得太高，以致洋人都沒能干涉。中了舉人的，尤為高興，仍然是到各親戚朋友家，鳴炮報喜，祭祖慶賀。大家一想，鄉試外國人沒有干涉，則會試當然也可以舉行了，於是半明半暗地大著膽，也舉行了一次會試，當然狀元、榜眼、探花、翰林、進士等等，也都中出來了，大家更是得意洋洋。有些洋人問我，為什麼不去鄉試呢？我說我沒有會試的資格，鄉試倒還可以。他問什麼人才可以鄉試，什麼人才可以會試。我說是秀才都可以鄉試，捐一個監生，也可以鄉試。所以誰想鄉試，捐個監生就可以鄉試，鄉試中了舉人，才可以會考。他又問那麼你為什麼不去鄉試呢？我說這話說來太長，現在世界各國已經進化到了什麼程度，中國趕緊維新，學各種科學及各種真實的學問，急起直追，已經不容易趕上人家，倘再作幾十年八股，考幾次，那中國就非亡不可了。他又問，那麼這許多人，又為什麼非去考不可呢？我說這話就難說了：第一是不知世界大勢，以為作八股仍然還可以生活；第二是羨慕虛榮，中國千八百年以來，最崇拜的是狀元進士，至今猶是舊思想。他又問，大家為什麼這樣崇拜它呢？總是有大學問，有治國的本領。我大樂，說這話說來更長了，許多年前就有一個類於此事的笑話，我可以說給你聽，由此你就可以知道其中大概的情形了。許多年前，有一位外國的大學問家、大政治家，以為自己的知識不夠，聽說東方有一個中國，一切文化政治都比西洋各國高得多，特別到中國訪求學問。到了中國，問中國人：「中國人中最受人崇拜，且有學問能治國的是什麼樣的人？」大家都說，以狀元為最，全國三年才出一個。外國人問怎麼著才可以中狀元呢？大家說他做的文章，名字叫作狀元策，策之中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問都有。外國人大高興，買了幾本狀元策，研究其中治國平天下的法子，研究了好多天，也沒有找到強國之法。他還不甘心，以為是自己的腦思不夠，不足研究這樣深奧的學問，又買了幾十本，寄回本國，請本國國內的博士們共同研究，沒想到憋死了許多博士，也沒有研究出狀元策中有什麼治國平天下的法子來。這話固然是譏諷的笑話，但狀元策中，也實在找不出什麼治國安邦的道理來。我又對外國人說，按嚴格來說，此次的進士，還不能叫作進士。按國家的規定，考試取中之後，名字只能叫作貢試，待朝考殿試後，才有特旨為賜進士出身，所以才叫進士。朝考者，在朝中考試也，殿試者，在保和殿中皇上親身再試一次也，此次不敢在北京考，安有朝考殿試？只派了幾位大臣，在河南馬馬虎虎地考了一考，也就是對付著稱個「進士」而已。 往歐洲 光緒末年，我正想到歐洲去留學，忽巴黎豆腐公司需要工人，求我給送去。豆腐公司雖為李君石曾所創，但主其事者實為家兄竺山，他們在中國招了二十幾名工人，求我給送到巴黎，我來回的盤川都歸公司擔任外，在巴黎即住在公司中，所有費用，亦由公司供給。這於我當然是很好的一個機會，自初談到起程，不過十天就上了火車，好在我從前學過一些俄語，走西伯利亞，在火車上尚能說懂了兩三成。尤其是彼時到處自由，行路更自由，無論到哪一國，說去就去，說走就走，哪一國也不要護照，也不用辦出入境證的手續。只有俄國需要護照，但我們是過境，不是入境，較為容易，且彼時辦護照的手續也簡單得很，比方：豆腐公司常招工人到法，每次須用護照，俄國使館為手續便利起見，一次給了五十張護照，幾時有人走，便填上姓名，隨時可上火車，不過上火車後，把該次所去之人名，抄給他一份，以備存查便妥。請看這有多麼省事，現在是萬不會有的事情了。彼時由北京到巴黎、倫敦等處，經過西伯利亞，可以由臥車公司買通票，但只限於頭二等，至三等票，則須由哈爾濱買起。三等車是慢車，沒有飯車，然也很方便，各大站都有飯廳，各列車中都有行車時刻表，表中都列有在某站可吃飯等語。這種吃飯之站，最少停三四十分鐘，且各站台上都有開水，任人取用，不花一文；沿路稍大之站，都有賣麵包零食之所，腸子、火腿、烤雞、烤魚等等，都很便宜，尤其貝加爾湖之魚，味美而價廉。我到法國，前後去過三次，都是去送工人或學生，最便宜之一次，由北京到巴黎，連車票飲食，一切都算在其內，每人才合銀洋一百四十五元，可以說便宜至極，現在是絕對沒有的了。到巴黎請人補習法文，以備正式入學校，其奈學了不過半年，北京家中有事，不得已回國。宣統三年，又替豆腐公司送工人出去，這兩次在巴黎，除到其他國遊歷外，看各國的戲頗多，尤其在巴黎之時，各戲園因豆腐公司為外國機關，常常送票以廣招徠。不過各戲園所送之票，有的完全白看，有的須花半價或四分之一的戲價，因此，我看的外國戲很多。方思在歐洲多留幾年，求些新的知識，沒想到辛亥革命起來了。 助革命 武昌起義之電報到達歐洲，大家興奮極了，正值蔡孑民、張靜江、張溥泉、李石曾等君都在法國，吳稚暉先生在英國，都紛紛回國。舍弟壽山，雖未入同盟會革命黨等組織，但非常起勁，他們約他一同回國。他們前後都走了，只有褚民誼留在法國。李石曾到北京，適汪精衛已放出來，無處可住，由石曾介紹，即住在舍下東院西屋中，蓋恐在外邊住仍有危險也。慢慢地，民軍的聲勢越來越大，清政府對革命黨已有畏心，不敢隨便謀害，精衛乃起身回南方。 此時家兄竺山正在北京，我此次所以留巴黎者，乃替代家兄也，忽來一長函雲，其意大致如下： 李石曾君來雲民軍聲勢已很大，有幾省已可站住，唯北京尚無辦公的機構，現在上海造的炸彈，亦可運京，存於比國公使館，唯使館中有許多中國人出入，太為人注意，太不方便，擬借用義興局設一辦公處所。 我接到家兄這封信，我知道石曾的意思有六種： 一是義興局自庚子成立後，只是同外國軍隊交買賣，連各國使館的文人都不交，因為他們的下人都要花銷，而我們不會說這種生意話，且不屑跟他們同事，故不交。所交者都是德、美、法、奧、比、荷、俄等國，所不變者只英國、日本，來往的都是軍隊中的人員，大門口出入的都是外國兵，近於東交民巷之警察局，雖常與外國有交涉，尤其外國兵常因醉惹事，這當然都是警察局的事情，可是他們最初沒有翻譯人員，都是我們幫他們的忙。有以上這兩種情形，警察局對義興局極有面子，倘民軍在裡邊做事，不大容易受干涉。 二是義興局自光緒三十年搬到崇文門內鎮江胡同一所房，約五六十間，共六七個大院，一切居住都極方便。 三是我們朋友較多，所以義興局來往的客特別多，凡天津、保定等處之友人到北京，多住在此，如此則民軍機構人員來往雖多，亦不容易使人注意。 四是石曾與我家為至親，論親戚他比我長一輩，可是他又是先君得意的門生，有這種種關係，他知道我們絕不會告密賣革命黨。 五是吾族自先九世祖林玉公，在明朝末年，與王余佑、顏習齋、李恕谷、竇大東、竇二東兄弟（二東即戲中《連環套》之竇爾敦）諸人與前清打過仗，後來雖未得志，但族中之人（林玉公後人），多有反對清朝的遺傳性，此事先君恆與石曾談之，彼知之頗悉，故彼關於此事，絕對不避諱余弟兄。 六是鎮江胡同離東交民巷極近，倘有意外，黨員很容易躲入公使館，較為安全。 有以上這種種情形來講，民軍的機關設在義興局裡邊，是再好沒有的了，家兄當然也樂意答應，但家兄所以特來信問我者，也有兩種原因：一因家兄從前雖也在義興局做事幾年，但因幫石曾之豆腐公司，離開義興局已六七年，他對於義興局所用的人員，有的不知其底細，對於民軍事是否可以保密，他不能十分清楚；二因我雖遠在法國，但義興局之人，都是我所約用，而且我離開義興局，不過幾個月。有以上這兩種原因，所以家兄特來問我。我接到此信，高興極了，也興奮極了，趕緊寫一回信說，民軍果借用義興局，乃義興局可慶幸之事，焉有不應允之理？其實我知道，就是沒有我的回信，他們也是一樣的借用，所以給我信者，不過是打個知字而已。果然我的信來到之前，他們早已工作起來了。 他們在此工作的本意，不過想著偵察清室要人的行動，藉以報告南京，且該時民軍已得了上海，在上海工廠中可以自由製造炸彈，凡要緊物件及炸彈等，運到北京，先存在外國使館內，再慢慢取到義興局應用。其原來的性質，是一個暗中動作的機關，沒想到後來變成了一個大明光眾的交涉機關了，這也有個原因。 義興局向來閒住著的客人很多，前邊已經說過，該時正有幾位保定府蓮池書院的學生住著，他們也都是先君的學生。他們因在保定住久，與吳錢孫（號彭秋）為朋友，這群人又多是袁世凱的黨員，非黨員者也是贊成袁的人，而且這群人與李石曾也相熟，吳亦久住保定，與袁世凱為至親，斯時正做北京巡警廳丞，他對於民軍的機構，當然極端注意，所以以找朋友為名，常到義興局來，偵察民軍的動作。照這種情形說，似乎吳彭秋應該把這個機構給抄嘍，人員也逮捕嘍才是。但是他沒有那樣做，固然義興局暨所有朋友面子也有關係，但有重要原因，就是看外表似乎是袁世凱憑藉清皇室來摧毀民軍，其實他是兩面打主意，一面借著皇室壓迫民軍，一面是借民軍挾制皇室。所以他很想同民軍拉攏，適民軍的機構在此，而他的黨員也在同院中，有這樣湊巧的事情，焉得不利用呢？所以不但是吳彭秋常來，連袁克定也來過兩三次。因為這種情形，民軍人員以為義興局相當可靠，越放心膽大，把整箱的炸彈也存在義興局。這裡邊還有一段插曲：一次大家斟酌，怕上海新造的炸彈不一定保險准響，倘若臨時不響，不但誤事，派出之人，豈不是白被逮捕嗎？大家商量先試驗一枚，但北京絕對沒有試驗炸彈之處，幸我們在南苑買了一塊田地，經種者為余表兄段筱軒，請他拿了一枚往彼去試驗，雖然很響，但地僻人稀，沒人注意，給大家堅強了信心才敢使用。由此兩造不斷地有所接洽。茲只說一件事情，一次交涉，民軍所索條件，袁不答應，可是他說，並非他不應允，他一樣也是漢人，為什麼倒偏愛清室呢？不過這裡頭有人作梗，此人官雖不高，但滿洲大員都信他的話，所以權勢很大，問為誰？他指出良弼。按良弼字賚臣，系黃帶子，與我為同學，他學日本文，在同文館時，同我最說得來，確是一個有作為有志之士，留學日本軍官學校，回國後任軍諮府政務廳長（好像此官名，記不清了）。載濤、鐵良他們都聽他的話，所以很有權，而且人個性極強，與袁最不對付，袁確有點怕他，故特別把他指出來。民軍聞知此事，次日即派彭烈士及王君二人假扮主僕，往拜良弼，適良弼由衙門歸家，遇於門口，彭君擲彈，自己捐軀，乃炸掉良弼一腿，旋即斃命。不要以為這只是小小一個炸彈，它的影響力異常之大：第一是反對革命最有力的良弼死了；第二是旗人以及宮中由此喪膽；第三是袁世凱指出良弼之時，不過是藉以推脫，減少自己的責任，他沒有想到剛說出口來，不過兩三天就真被炸死，由此他已知道民軍真有人，且真干，他自己也有些害怕了。自此炸彈之後，不但所有交涉較前容易，而且慢慢地移到南邊去了。以前幾個月的工夫，義興局可以說是時時有被抄的可能，但大家誰也不大怕，就連柜上做生意的人，也滿不在乎。不但此也，民軍人員來義興局的很多，且大多數就在柜上吃飯，幾個月工夫，只說吃一項，已經耗去八九千元乃至萬餘元，而義興局沒有跟民軍人員提過一個字。石曾說這筆款，應該由民國政府償還，但義興局絕對不會要，義興局何以能如此呢？這也可以說是我的功勞了，因為光緒庚子以後，做幾年好買賣，賺錢相當多，有盈餘，所以到宣統辛亥年，還有這點力量，後來生意漸劣，自然就差了。 然還有值得補述的一二小事。 我因在巴黎接到先君於辛亥十一月去世的噩耗，於是趕緊往回返，到民國元年正月十日才回到北京。見到石曾，知該機關早已撤銷，唯見尚有新制炸彈空殼、炸藥、導火線等。與石曾商議，這些物品，得趕緊消滅了它，於是我們共同去埋。石曾云：這些炸藥須多與土混合方妥，否則日久可燃燒，成一地雷。因炸彈殼製得很精，平常很難得，有人想留存，作為紀念品，我說收藏這些東西，沒事還好，倘一有事，便是惹禍，石曾亦云然，遂都毀滅。我說我沒趕上給民國出點力，這也算是我給民國做了點事情，大家大樂。 看兵變 我到北京，就聽說南京政府派蔡孑民先生為正使，汪精衛、魏注東二人為副使，來歡迎袁世凱到南京就職，因為都是熟人，欲約同石曾去看他們，因他們太忙未果。晚上就兵變了，我整整看了一夜的熱鬧，因我剛由法國回來，穿的西裝，彼時北京穿西裝者尚難遇到，這群變亂之兵都以為我是日本人，他們對我都很客氣，所以我可以在大街上隨便走動。按國家兵丁變亂，固然是給國家丟人，是極可恥可恨的事情，但也有許多笑話，那一夜我在崇文門大街上站立了足有五六個鐘頭，看著大家搶，而且還燒。奇怪，有時候他們還跟我來說話。 大街東有一鐵鋪，匾額是德隆永老鐵鋪，有兩個兵進去，打著掌柜的要錢，掌柜的央告說：「窮鐵鋪哪裡有錢哪？」一個兵又出來看了看匾，大聲說：「老鐵鋪，走吧！」又到別處搶去了。我心中很樂，幸而他認識字，否則掌柜的還得多受些打。再一想他認字還不夠真切，倘未進去之前，看清是鐵字，他也就不進去了。本來鐵字也極像錢字，這也難怪他。 有幾個兵都抱著一包衣服，來問我：「這是綢子嗎？」我一看是冥衣鋪里的壽衣，還有陀羅經被，我一想這東西本不值錢，但若實告訴他，他必又另搶，不如就讓他留下這個吧，趕緊告訴他是綢子，他們很歡喜地走了。 又有幾人搶了一堆小碗，問我是什麼。我告訴他，這是銀樓中用以化銀子的小碗，名字就叫銀碗，乃缸砂所制，不值錢，他扔下就走了。這種小碗，現在已不易見到，徑約二寸，形似蚌殼，而正圓，其原料與此地之砂鍋差不了多少。 又有幾人搶了一堆輓聯，問我是什麼。我給他講解。他說：「是辦喪事的對子嗎？」我說：「對啦。」他們大呼倒霉而去。 又有二人搶的衣服中有一件貂褂，問我是什麼。我說：「是貂皮。」他說：「老雕是長翅膀的，怎麼長毛呢？」我說：「那是鳥，這是走獸，這種皮出自東北，是皮子中最貴的東西。」他們高興極了，歡天喜地地說沒有白出來。 此次各營本是奉命兵變，這是人人知道的，搶了東西，還可回營照舊當差，有許多人雖出來搶，但仍是很自然的，不似真兵變之緊張，所以他們搶了東西，還肯隨便問問人。這本是一種怪現象，於我仿佛很有趣味，但我又一想，類似這一晚的情形，我豈不成了變兵的顧問了嗎？想罷趕緊回家。家兄因各處有火警，也一夜未睡，談了談，天就亮了。因惦記著蔡孑民先生他們，也沒有吃早點，擦了一把臉就出門了。我住東單牌樓裱褙胡同，一出西口，遠遠就望見石曾同他們三位由北邊來了，看樣子很狼狽。我問他們是怎麼回事，原來他們怕戕害他們，一聽外邊槍響，他們就跳牆出去，在牆根蹲了一夜，很冷的天，當然很狼狽。我問他們往什麼地方，他們說上六國飯店，我讓他們先到我家休息休息。他們說：「還是到飯店吧，飲食沐浴都較方便。」石曾問我：「身旁有錢否？」我說只有二百元，他要過去，我說倘不夠我再取去，他說：「到飯店再說吧。」我就同他們一齊到飯店。在街上走著，我對孑民先生說：「我們分別不到幾個月，時局變到這個樣子。」我的意思是居然變成民國了。孑民先生說：「這一夜的工夫又大變了，變得更快。」大家慨嘆者久之。孑民先生又說：「一切計劃，都成過去了。」到了飯店，袁已派人來慰問。以後的事情，自然應該載在民國開國史之中，不必我再饒舌了。過了些天，張靜江、褚民誼二君到北京，即住在舍下。又過些日，中山先生也到北京，靜江帶我去見，給我指引，只說了四個字「豆腐公司」。中山先生與我握手後，靜江又說：「他也是義興局的經理。」中山先生對靜江說：「花他們不少錢。」靜江說：「是的。」中山先生對我說：「很打攪。」我說：「是大家都應做的事情。」靜江又說我不但與李石曾好，同張繼、王法勤他們都是老朋友。中山先生說：「哦！」很高興。 彼時袁世凱他們，正與各國進行一筆借款，使各國公使共同商量，某國負擔多少，他們把數湊好後，我們成總借入，以免借款時他們彼此競爭。這件事情，凡留心政治、留心經濟的學者，大概還都記得有這麼回事情，這本是古今中外各國借款沒有的現象，各國不能瓜分中國者是因他勢力不能均也。如此一來各國勢均力敵，瓜分的手續，豈不是進了一步呢？我們在家中談起來，靜江就有氣而大罵，及至見到中山先生，便以此意請教。中山先生說，他們不懂。隨即大發議論，指飭袁等之無知。這回事情，我並一言未發，與我並沒什麼關係，我所以特記此事者，因為我親耳聽到中山先生議論政治，只此一次，故志之引以為榮也。 辦儉學會 我此次回國，本系奔喪，原想大事辦完，仍回法國。後吳稚暉先生也來北京，蔡孑民、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張溥泉諸位商量，決定發起辦一留法儉學會，在北京先設一預備學校，請我主持其事。我的意思，仍然往歐洲去留學，並且說豆腐公司現在也無人管理，我還是先回法國。大家商議請家兄先回去，我留在北京，俟把頭一批學生訓練出來，我送他們去法，如此則時間不過只晚半年，最多一年。因為預備學校的宗旨，只是學點眼前應用的法國話及在歐洲生活或旅行的習慣，以免到法國到處出醜及無法行動，有餘暇再補算學等，有法文資格深的學生，當然另教，所以需時不必太久。於是我也只好應允，後該校辦得很好，一切飲食都在校中，藉以講究西洋生活的規矩，招的學生也很多，民國二年都送往法國。因路間車票關係，倘一次人數太多，則購票甚難，因須特別添掛車輛也，於是乃分三班前往，我也送去一班。所有學生到法國後，多數都很用功，出來的人才也很多，如李君書華、汪君申、鄭君毓秀等，都是該會的學員。 此次送學員出去，可就比前者送工人省事多了。因為前者送工人，我受累受罪都非常之多，所以在學校中，對於旅行飲食的情形，給他們講得很詳細，路上就省事了。從前都是受的什麼樣兒的累呢？茲在下邊大略說幾句，諸君看看，也或者以為有趣。所有工人，都是由鄉村招來的青年，僅僅在鄉村小學念過幾年書，對於世界上的知識，當然一點也沒有。沿路我就不敢帶他們到車站飯店去吃飯，我也曾帶過一二人去，作為試驗，倘能吃再陸續多帶。他們一吃飯，是「特兒嘍、特兒嘍」的山響，刀叉也響得更凶。這還不要緊，任何一種食品，他們不但沒有吃過，且沒有見過，都不會吃，我可以教給他們吃法，吃是會吃了，可是因為黃油味道的關係，大多數的東西都還不能吃，所以後來我就買了東西，都讓他們在車上吃了。北方人向來吃得多，鄉間人吃得更多，青年人吃得尤多，這幫都是北方鄉間青年人，吃得特別多，每人每頓約吃五個兩頭尖的俄國麵包。共二十餘人，每天一頓點心兩頓飯，約需買二百多個麵包，一次買這許多，固然不容易，且也怕人看著可笑，於是設法零買，每站買若干。然而同車的乘客無不笑者，問我：「你們怎麼吃這麼多？」 這還不要緊，最傷腦筋的是大便。北方鄉間，絕對不會坐著大便，尤其沒見過外國的抽水馬桶，都是蹲在上頭，火車又搖動，拉得各處都是屎，還得替他們擦洗，便桶里的水，只能洗裡邊，且水亦無多，每到大站，總要打水，好在自己有大水壺。一次，我告訴大家必須留神，以免貽笑於人。一工人曰：「他們怎麼知道是我們拉的呢？」我說：「你這句話，你自以為很有理，可是由此更可知道，你對世界上的事情是一毫不知。西洋人大便，有坐著的習慣，自有火車以來，沒有人把大便拉到外邊過。今天車上有中國人，而有這種毛病，你說他們不知道，其實果能知道是誰拉的還好，比方說他們知道是你乾的，那是你一個人丟人；他們不知道，他們就要說是中國人拉的，那我們所有的人都得跟著你丟人。再說他們不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只說是中國人，那就要全國都跟著我們丟人。」這類事情還多，不必盡舉，此次與學生講得很詳，且學生的知識總比工人高得多，所以此次旅行沒有這種笑話。 我此次送他們到法國後，本想安心學點什麼，不幸又有重要事情，非回國不可。回北京後，附帶著也把儉學會預備學校辦下去，還要招些工人。原定民國三年，仍可回歐洲，不意第一次歐戰起來，我回不去了，所有友人有的回南方，有的去歐洲，因為歐戰，儉學會也不能再辦，我一個人獨自無事，乃研究起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