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教育 · 再版譯者序

福樓拜 《情感教育》
福樓拜寫《情感教育》已在第二帝國最後階段。書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不到一年,虛有其表的皇帝拿破崙三世就向蕞爾小國普魯士宣戰了。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他在色當向普魯士投降,法國大亂了。沒有人想到《情感教育》。小說寫的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寫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四日為止,也就是到第二帝國開始出現為止。在今天要找一部反映這一時期的動亂情況的小說,也就只有這麼一部《情感教育》。這是唯一可以為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文做出的具體說明。 這部小說的運氣很不好。它趕上了普法之戰。它的主人公是一被動性人物,在所有虛構的青年之中,他似乎令人最不感興趣。他本人無光無色,唯一的成就是對付完了法學士考試。然而他有一顆心,他知道廉恥,他知道精神戀愛,儘管他活在四個不同類型的情婦世界,只有一個他最愛。從小說開始,到小說結束,他最多也就是和這位太太在相愛中親過一次長吻而已。然而他卻活在二月革命這樣一個大時代,作者為他選擇了一個他配不上的大動亂時代。時代壓倒了他。讀這部小說,我們不免心想:這麼一個小可憐蟲,攪和在這大時代里,有什麼好看的、好說的!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因人而異和因事而異的消極性人物,在這兩三年的大變革中,才有可能讓我們看到上層社會各方面的真正嘴臉與醜惡行徑。這些都是作者所熟悉的。而他不熟悉的,他就用另外的筆墨掩蓋了。他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長處是暴露資產階級的原形,達到了毫髮畢肖,淋漓盡致的地步。短處是他不熟悉另外一群人,這群人是他受生活限制而無法接觸到的。 他寫國民軍,這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隊伍。他寫他們搶劫杜伊勒里宮和這個青年被朋友推到智慧俱樂部去競選而出醜的戲劇。國民軍得意非凡,看看阿爾魯、羅克、余掃乃……這些人揚揚自得的姿態!工人上當了,詩人拉馬丁當權了,紅旗變成三色旗。最後,拉馬丁也丟臉了,換上了軍人,而在靜靜中,一個過去的,龐大的人影在私底下活動著:拿破崙和他的後裔拿破崙三世靠不作聲的農民登上了政治舞台。 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告訴我們說:「在二月街壘戰中產生出來的臨時政府,按其構成成分必然是分享勝利果實的各個不同黨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個不同階級間的妥協,這些階級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們的利益是互相敵對的。臨時政府中絕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的代表。賴德律·洛蘭和弗洛孔代表著共和主義小資產階級,代表共和主義資產階級的是《國民報》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對派的是克萊米約、杜邦·德·累爾等。工人階級只有兩個代表:路易·勃朗和阿爾伯。最後,拉馬丁在臨時政府中本來是不代表任何現實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階級的;他體現了二月革命本身,體現了這次總起義及其幻想、詩意、臆想的內容和詞句。可是,這個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觀點看來是屬於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十七頁。) 《情感教育》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全部活動,但是它迴避了工人,迴避了農民,迴避了被血腥鎮壓的六月革命。福樓拜把現代小說家當作科學家看待,他不能歪曲,他寧可迴避。他不迴避的是資產階級整體,從小資產階級流氓、無賴、娼妓、小知識分子、小商人,直到大資產階級的企業家、少爺、夫人,他一五一十全告訴我們:事實俱在,他無所用其歪曲,然而,對比之下,卻都令人厭煩、膩味、憎惡! 六月起義的場面不見了,我們看到的是高等娼妓羅莎乃特和她抓到手的情人福賴代芮克,到楓丹白露的蜜月旅遊。文章忽然變得細膩了。綠色風景掩蓋了巴黎的紅色血流。然而最後福賴代芮克把他的情婦甩掉了,因為他聽到小說中唯一的好人,一個店夥計還是私生子的杜薩笛耶在巷戰中受了傷,他要不顧生死去看他。杜薩笛耶這個小資產者站錯了隊,站在共和國方面,他衷心擁護共和國,參預鎮壓六月起義,在巷戰中自己也受了傷。識時務者為俊傑,他是一個不識時務的年輕小伙子。小說對他稱讚道: 「杜薩笛耶同樣醉心共和國,因為它(他以為)意味著解放和普遍的幸福。有一天,——十五歲的時候,——在特朗斯諾南街,當著一家雜貨鋪,他看見有些兵,血淋淋的刺刀,槍柄膠著頭髮;從那時候起,政府好像不公道的化身,招他怨恨。他有點兒把兇手和憲兵看成一個東西;就他看來,一個偵探等於一個弒父的賊子。地上一切罪惡,他全天真爛漫地歸罪於當道;他以一種必然的永久的恨,痛恨當道,這種恨占有他全部的心,敏化他的感受。賽耐喀的大話炫惑他。無論他有罪沒有,他的圖謀是否可惡,都沒有關係!只要他是當道的犧牲者,就應當幫他。」(中卷,第四章) 這種稱讚暴露了作者自以為公正的偏倚。賽耐喀被捕了,罪名是政治暗殺,後來由於沒有實證,恢復了自由。杜薩笛耶在放他之前表示氣忿,痛苦得不得了,他把過失全部歸罪到七月政府方面。福樓拜討厭極了這位嚴肅到了極點的賽耐喀。他的文字不免流露出來這種心情。後來放出來了,杜薩笛耶請了幾個朋友到他家裡喝五味酒慶賀:杜薩笛耶有一個書架,「上面放著《拉尚保笛寓言》、《巴黎的秘密》、勞爾萬的《拿破崙史》,——在床頭中央,鑲著一個紅木框,貝朗瑞的面孔在微笑!」(中卷,第六章)我們在這裡又看到作者的偏見:他把他憎恨的詩人貝朗瑞放在床頭紅木框裡!但是他寫一個共和黨、一個真正的共和黨,一個共和黨的義務黨員。就是說:自願為共和國獻身的共和主義者。誰在這個時代,能不崇拜詩人貝朗瑞呢?在一個人人自危的時代,肯這樣獻身的到底是不多的。杜薩笛耶看見人人變節,他恨自己道:「他也許應該加入另一方面,和工人在一起;因為,說到臨了,人家答應了他們一堆東西,沒有兌現。」(下卷,第一章) 工人灰心了。到第二帝國建立的關鍵時刻,福賴代芮克(一個沒事人)問一個工人道: 「——怎麼,不打嗎? 穿工人衣服的答他道: ——為先生老爺們死,我們還不那樣蠢!他們自個兒安排拉倒! 一位先生望著關廂的工人,唧噥道: ——全是流氓,社會主義者!這一次能夠把他們收拾乾淨才好!」(下卷,第五章) 只有杜薩笛耶這個實心眼兒人,在街頭群眾隊伍里: 「他的高大的身材,遠遠就看得出來,和古希臘石像柱一樣,一動不動。 一個領頭的警察,三角帽子遮住眼睛,用劍威脅他。 於是,另一位,往前走一步,開始喊著: ——共和國萬歲! 他仰天倒下去,胳膊交成十字。 群眾起了一片恐怖的嗥叫。警察拿眼睛在他身上打量了一匝;福賴代芮克張著口,認出是賽耐喀。」 這就是他——杜薩笛耶熱愛的好朋友,為他出獄而邀朋友喝五味酒所受的報應!杜薩笛耶被他長期欽佩,而今被成為警官的賽耐喀一劍砍死!福賴代芮克覺得人生完全失去了意義。他離開了這個把自己出賣給帝國的特務。於是下一章以最潔練的文筆寫他的行蹤道: 「他旅行。 在商船上的憂鬱,帳下寒冷的醒寤,對名勝古蹟的陶醉,恩愛中斷後的辛辣,他全嘗到了。 他回來。 他出入社會,又有了別的愛情。」 人總要活著嘛,怎麼能不「又有了別的愛情」吶。 這幾行引起了讀者的特別欣賞。這裡概括了多少東西!然而就在這時,普魯斯特一位現代小說家,卻提出異議,認為這幾行文字的好處在於空白:在沒有說出來的那些話里。我們不想捲入這場爭論,我們只指出一點來就行了,其實空白與否,全是一回事。 只是這特別奪目而已。你看,福樓拜怎麼樣給大投機家黨布羅斯蓋棺定論吧: 「完了,這充滿動盪的存在!他多少次走進公事房,排列數目字,籌劃商業,聽取報告!多少謊騙、微笑、巴結!因為他歡迎過拿破崙、哥薩克騎兵、路易十八、一八三〇年、工人、一切制度,如此愛慕權勢,他花錢出賣自己。」(下卷,第四章) 難道有誰不同意福樓拜對這位上層人物做出的這個結論嗎?在黨布羅斯的老朋友當中,哪一個貴人不是這樣過來的?「大多數在場的男子至少侍奉過四個政府;為了保全他們的財產,給自己解除艱難、困苦,或者甚至僅僅由於卑鄙、權力之本能的膜拜,他們寧可出賣法蘭西或者人類。」(中卷,第四章)至少,我們看到這裡成堆的好朋友出賣好朋友的事:金錢才是他們行動的準則。只有一個人,是個例外,然而這個店夥計也讓鐵面無「私」的賽耐喀給送了命。 這樣一部小說,福樓拜對他的不成功總是念茲在茲。他尋找他藝術上失敗的原因。他一時以為他缺一個尖尖頭,他一時相信喬治·桑說的年輕人在這裡尋不到安慰。這個情感教育未免太高貴!這個社會變動未免太無情!這個青年主人公太無出息!然而喬治·桑有一句話卻說對了:「大家繼續在貶你的書。這不妨礙它是一本既美又好的書。公道將隨後完成,公道永遠是公道。這顯然還不是它出現的時辰,或者不如說,出世太早……」(一八七〇年一月九日與福樓拜書,引自《喬治·桑與居斯塔夫·福樓拜的通信集》)不久,她的預言就實現了。在他去世的那一年,邦維爾首先指出它的重要意義道: 「……然而他走得還要遠,在《情感教育》里,他必須先期指出未來的存在:我的意思是說,沒有小說化的小說,和城市本身一樣地憂鬱、迷漠、神秘,而且和城市一樣以可怖的結尾為滿足,唯其結尾並非物質上的戲劇。」(引自他的《雜論集》) 它把現代小說帶到一個沒有戲劇的社會方面,現代小說的方向。古爾孟極端崇拜這部小說,把它說成是「法國語言最美的小說」(引自他的《風格問題》,第二節)。最反對福樓拜的莫過於都德的兒子賴翁·都德,然而他卻認為《情感教育》是十九世紀一部美麗而又影響文壇的小說。(引自他的《愚蠢的十九世紀》)輿論開始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譯本被收入《萬有文庫》和《包法利夫人》並列。大家開始公認它以最有力的具體的典型形象證實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而且這是唯一的一本偉大小說,寫出這個資產階級的各階層,在這一動盪年月所完成的奇蹟:原形畢現!這裡只有一個可憐人值得同情,然而他是一個私生子,一個無父無母的苦孩子,一個店夥計,被他所尊重的人害死! 李健吾 一九八〇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