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放浪 · 沉默中孕育的熱情

我在學生時代也曾設想過自己將來會選擇的職業，什麼都好，唯獨新聞記者我自認為是難以勝任的。我認識的人里也沒有在報社工作的，對於報社是個怎樣的地方，新聞記者過的是怎樣的生活，我實在一無所知。在我的印象里，所謂新聞記者，不過是哪裡發生了大事件就往哪裡跑，然後不陰不陽地寫篇報道就行了。這樣的工作，我生來就註定不適合。 事實上，即便是現在回想起來，我也絲毫不覺得自己已經適應了新聞記者的生活。在報社幹了近十五年，作為一名新聞記者我卻沒幹過一件像樣的工作。我終日待在學術文藝部的一角，只知道本本分分、按部就班地完成別人交給我的任務。 我既沒想過發什麼獨家報道，也沒打算干出什麼引人矚目的業績。戰爭期間我也沒報名去當隨軍記者，報社方面其實也沒打算送我去大陸。當然，關於隨軍的事，上頭還是象徵性地找我談過一次話。想到自己難以勝任，我便果斷拒絕了。就這樣，我參加了好多次同事的壯行會，嘴上說著羨慕他們的話。其實心裡哪裡有半點羨慕之意？甚至還覺得有些對不住他們呢。 儘管如此，做新聞記者的經歷，還是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首先，我原本性格內向，若不是特別親近的人，我絕對無法與對方說說笑笑。這個性格進了職場之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這個毛病現在偶爾還會犯一犯，在進報社之前更是嚴重到幾近病態的程度。結婚之後，我有時會去妻子的娘家，和自己不太熟的人一起吃個飯，那簡直是一場悲劇。 我既不會說漂亮話，附和、應答也極不自然。因為我自幼便離開家人，一直過著獨來獨往、我行我素的生活，應酬交際壓根與我無緣。 這樣的我，在當了新聞記者之後，無可避免地，每日要和許多陌生人打交道，和其他部門的同事也肯定會有工作上的往來。我始終認為自己是個不太容易讓人產生好感的人，所以每當有求於人時，往往在開口之前我就已經預測到了自己的失敗。 直到二戰結束，這樣的性格才終於有所改變。我能與其他部門的同事從容交談了，也能把報社完完全全地視為自己的工作範圍，在社內心安理得地走動了。也就是說，我是個自卑怯懦到幾乎病態的人，要改變這一點，竟用了近十年的時間。不過，出人意料的是，在報社這樣的單位，像我這樣的人其實還不少。我說這樣的人不少，意思是這種人需要一個小小的空間，讓一時半會兒改不了自己性格的他們能夠苟延殘喘，而這樣的空間，報社或許會比其他的單位稍微更多一點。像報社這種單位，通常有兩種人共生共存：一種是野心勃勃的實力派，一種是毫無上進心，用麻將術語來說就是所謂的「不跟了」的，混日子的人。從我進報社的那天起，不管我願不願意，我都已經註定「不跟了」。 其次，新聞記者工作還讓我有了另一項收穫，那便是養成了寫文章時喜歡查資料的習慣。我一直在學術文藝部任職，只有極少數的情況下，會接手一點嚴格按照時間表辦事的社會部的工作。所以大多數時候我都有充足的時間從容地查閱資料，撰寫新聞報道。一開始我負責宗教欄目，後來又負責美術版，再後來，但凡是和學術文藝相關的，無論哪個領域的報道都難不倒我了。我每日在資料庫進進出出，借閱的書籍之類也不少。 我進社時，學藝部的部長正是井上吉次郎[19]先生。現在想來，這於我是多麼的幸運。先生博學多識，我等大學剛畢業的新人簡直無法望其項背。副部長則是創元社出版的《茶道全集》的編撰者，在茶道和古典美學上都造詣頗深的高原慶三[20]先生。另外還有一位副部長，是前兩年自殺的渡邊均先生。關於渡邊均先生這個人，我在《樓門》這部小說里有非常詳細的介紹。 有這樣一群人做自己的頂頭上司，自然不敢隨隨便便寫幾篇報道來糊弄。這對於我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此外，保舉我進每日新聞報社的正是當時的京都分局局長岩井武俊先生。他同時也是《京郊居民家譜》的作者，與其說是記者更像是一名學者。有這麼幾個人在身邊，我在工作中總感到無形的壓力，甚至背上了思想包袱。 進報社不過一年，部長井上吉次郎先生就讓我負責宗教欄目，命我寫一些介紹和講解宗教經典的文章。此話一出，於我簡直是晴天霹靂。當時的我，對井上吉次郎先生簡直恨得咬牙切齒。可是事實上，原本對宗教漠不關心、一無所知的我，能有機會翻閱和品讀宗教方面的書籍，這都要感謝先生的安排。那時，我每周都要讀一篇經文，再對照著讀一篇與之相關的解說類文章，再把它們寫進宗教版。從《般若心經》 到 《華嚴經》，再到 《碧岩錄》[21] 《瑞岩錄》、「淨土三經[22]」，甚至還囫圇吞棗地讀了些 《嘆異抄》[23]《教行信證》[24]之類。宗教經典有的像草台戲，有的像傳說怪談，有的又像散文隨筆，這一點我也是那時才知道的。 一周只出一次的宗教版，雖然只是在完成學術版、文藝版等其他欄目之餘的附加工作，為了寫好它，我卻已殫精竭慮。宗教版寫了一年左右，我又兼任了美術記者，這同樣也是井上吉次郎先生的意思。 「寫寫美術評論吧。既然是評論，最好還是署個名吧。」 先生似乎不經意的一句話，在我聽來同樣有如晴天霹靂。我大學所學專業雖是美學，卻一直覺得美術評論這玩意兒純屬胡說八道。 我真的開始寫美術評論，已是兩年之後的事了。石川欣一[25]先生，就是去年去世的那位石川先生，已經接替井上吉次郎先生做了新一任的部長。在那之前，為了避免自己動筆寫美術評論，我嘗試了各種辦法，要麼請畫家自己來介紹一下他的作品，要麼將幾位評論家的不同觀點同時刊登出來。 後來，我特意托石川欣一和下田將美兩位先生幫忙，給了我一個進京大大學院繼續深造的機會。這段讀研的日子，我不過只去圖書館借了幾本書，純粹只是浪費生活費。但在植田壽藏博士的建議下，我竟產生了翻譯德沃夏克[26]（Dobor⁃shack）、李格爾[27] （Riegl） 等人的著作的想法。只有在這段時間，我幾乎每晚都在孜孜不倦地翻查著詞典。一邊又在寫著美術評論，署上自己的名字發表在報紙上。儼然真的要當一名美術評論家了。 最終，宗教也好美術也罷，我都只學了個半吊子，便沒有再繼續接手這兩項工作了。但是，如果當初井上吉次郎先生沒有當部長，那麼無論對宗教還是對美術，恐怕直到現在我仍是一竅不通。就像我從未接觸過音樂所以現在對音樂永遠一問三不知一樣，若沒有半點宗教或美術的相關知識，我也不能夠在這些方面提取創作小說的素材。 古典美學方面，給我啟蒙的也是井上吉次郎先生。春秋兩季的周日，我曾多次和先生結伴去奈良。在奈良的山野間尋找和品鑑石佛的時候，我一度真的非常怨恨先生。 ——您當真覺得它們美嗎？ 我終於忍不住說了心裡話。 ——誰說它們美了？只是沒準兒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毀掉，所以趕緊來看上幾眼。 先生這樣回答。奇怪的是，他的這番話我竟然現在還記得。後來，也多虧先生和岩井武俊先生引薦，我又有得到了河井寬次郎[28]先生的垂青。在河井寬次郎先生的啟發下，我打破了對所謂傑作、名作的固有觀念，在先生的引導下領悟了什麼才是真正有格調的作品。 還有一件事我必須要感謝井上吉次郎先生。他曾著了魔一般無數次帶我去法隆寺，終於令我也由衷地愛上了它。我們去法隆寺，也只去五重塔和金堂。其他的建築都是後來重建的，只有這兩個建築，當時仍保留了原來的風貌。法隆寺的全部魅力，它的古色古香、美輪美奐，都體現在這兩個建築上。要問我為什麼對法隆寺如此著迷，其實我也說不清。 它的魅力，去過多次的人必然無法抗拒。啊，又來到法隆寺了——那一刻那一種不可言喻的感懷，而今在我心靈深處，又一次被對往事的回憶所喚醒。 感謝井上吉次郎先生，讓我有機會涉足宗教和美術方面的工作，無論我喜歡與否。但這卻並不屬於新聞記者的本職工作。在埋首於本職之外的工作的同時，我在報社也徹底被邊緣化了。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節奏去工作，連自己都覺得自己太過特立獨行。每天，不到下午我是不會出現在報社的，即便是下午到社的時間也越來越晚，兩點、三點，有時候甚至是四點。當然，壓根不上班的時候也不少，卻從未有人因此責備過我。 對於報社的薪酬，我從未有過半點不滿。若按我的工作時間來算，這報酬已經算是相當可觀了，沒什麼理由抱怨。 所幸，隨著戰事吃緊，漸漸地，除我之外的其他社員也不能按時出勤了，我自然就顯得沒那麼特別了。可是戰爭一結束，我又成了那唯一的一個異類。 戰後，我開始回顧和審視自己——這個長久以來一直沉湎於「不跟了」的狀態的新聞記者。我突然意識到，是時候做出抉擇了：要繼續做新聞記者，那就正正經經地好好做；如若不然，就該另謀出路。 我突然產生了很強的自我表現欲。像我這樣長期躲在報社的角落裡生存的人，遲早會有這麼一次頭腦發熱似的改變。這也許是在新聞機構中長期壓抑著不表達自己的小角色們對自我的一種反抗吧。戰後，我開始寫起了詩和小說，儘管我既不想做詩人也不想當作家，這不過是我的一種自我表現的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