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六十八章 滿洲之封禁破除

滿洲為內地人之避難所 蒙古人典賣土地於漢人，遂至不能贖回，前已言之。而內地之擾亂不斷，益使漢人流出長城以外，因失其安固之生活，遂成一種流民，移住於比較的平靜之蒙古。足跡所至，見廣闊之活土，不勝歆羨。活土者何？即封禁之北部滿洲及滿蒙交界地方是也。「封禁」之意，因滿洲朝廷保護其發祥地，且恐采捕豐富之天產物，故嚴禁漢人之侵入。當時除奉天省有僅少之民地外，吉林、黑龍江兩省，舉為旗地及官府之屬領。乾隆盛時，以百萬未滿之人口，領有六萬方里余之廣土，實不合於理勢。故滿洲以關隘之廢弛，官紀之紊亂，中央財政之逼迫，遂破除封禁，而先從滿蒙交界之地始。 郭爾羅斯公之招流民 土地上所起蒙古人與漢人之關係，如土默特、喀喇沁等地方，乾隆中，政府嘗干涉之，或束縛漢人，或為蒙古人代行償還。然政府財政餘裕，不難實行；不然，政府之命令訓示，屬於無效者亦甚多。就蒙古人方面觀之，以廣漠土地，與其委為牧場，不若使漢人耕種，征其收穫之幾分，較有利益。此法乃于吉林西邊之郭爾羅斯公之旗地試行之。嘉慶四年，吉林將軍秀林之報告，謂郭爾羅斯許可流民開墾，事在乾隆五十六年，爾後逐年發達，不出十年，丈量得既耕地二十六萬五千六百四十八畝，蒙古課此等既耕地，每畝糧四升，約征銀五百七十八兩餘雲。自是之後，開墾之地益增加，而無限制矣。 郭爾羅斯公，指蒙古科爾沁郭爾羅斯部首領固穆，清初被封為郭爾羅斯部輔國公。 長春廳之建設 由乾隆末期至嘉慶初年，因內亂之關係，多數流民排出山海關外，移住於接近吉林之蒙古。然吉林之滿洲將軍，不知利用此氣勢。嘉慶五年，將軍秀林請將蒙古內地之漢人，負納租之義務，居住長春堡界內之蒙古人，徙於別處。北京廷乃發諭文曰：「郭爾羅斯地方，例不准漢人開墾，惟蒙古人不甘遊牧，招墾漢人，既經多年，蒙古人又因徵收租稅，可得利益，為保護彼等起見，業已許可。長春堡界內，本系蒙古人遊牧之地，豈有使彼等轉徙之理，納租又非是」云云。由此觀之，政府保護蒙古人之地上權明矣。惟宜注意者，此新開墾地發生之民事、刑事等，一般行政之執行權，皆在新設定之長春廳，而其官以漢人為之是也。長春堡俗名寬城子，一躍而為保護新殖民地之官廳所在地，以統轄該地方之流民。 長春廳時期的土地執照 流民又入吉林 長春廳特別官廳設定以後，愈足以促進移住民之氣勢，政府苦其抑制，遂命多數漢人無論何時，得以移住吉林。此等移住民，或從郭爾羅斯旗地而來，或由中國本部而來。而從中國本部來者，大都為處流刑之漢人，在該地方已有一定之資產，雖彼等之處流刑也，多分配於滿洲驛站，在站長旗人之下，服從苦役，然彼等一旦至滿洲，即出自己之資產以贖罪，實際服苦役者不多。就旗人等方面言之，與其使役彼等以賈其怨，不如與以自由，且得免管理上所生經濟之負擔。然此官紀廢弛之一事，原為違法，故嘉慶十一年，政府發諭，嚴禁此習慣。但政府徒下嚴令，不講究善後之處置，安能望下之實行耶？則亦空文而已矣。 雙城堡之開拓 乾隆年間，試行北京八旗之移住，雖無成績，然吉林將軍富俊，仍於種種口實之下，希望此方法之續行。實際上京旗之戶口增加，國庫無餘力輔助，以此方法補救時艱，亦為適切，但政府雖百方勸說，而應募者寥寥，無論如何，不能至豫定之十一。應募者舍多年之北京生活，一旦赴吉林開墾地，未免不耐塞外之風霜，種種藉口，再歸北京，較之漢人之服從耐勞，馴而易治，其難易大為懸絕。而富俊尚以素來招募之拉林、阿勒楚喀二地為不足，又主張新於拉林東北之夾信溝，起三屯以移住京旗。嘉慶二十年，政府從富俊之議，開放夾信溝一帶沃土，移民之足，爭踵其地，不出數年，雙城堡變為漢人之部落。至設立雙城堡官衙，流民得將軍富俊之保護，愈益發展，伯都訥、五常廳一帶之地，無處不見彼等之蹤跡也。 移住鴨綠江溪谷之流民 鴨綠江之溪谷，南由鳳凰邊門出靉陽，至興京東北旺清邊門，劃為一線，而佟家江及寬甸之平野，則為中立地帶，清、韓兩國人，皆不能利用此沃土。然因法度之廢弛，流民多數，隨時侵入此地方。道光二十二年，由朝鮮對於奉天將軍抗議，謂上土、滿浦兩鎮隔江近處，上國（清國）有構舍墾田者，照乾隆十三年之例，應行毀撤云云。上土、滿浦兩鎮之隔江，即鴨綠江沿岸，今之輯安縣地方。清國對此抗議，曾有答覆。然道光二十六年，再由朝鮮抗議，謂流民之移住，毫不禁止，江界府及上土鎮等，上國人越邊而來，已有四十餘處居舍，結帳幕而從事於伐木墾田，由我種種開諭，終不撤還。奉天將軍答覆曰： 本將軍曾派遣官吏於該地方，拿捕犯人，焚毀窩棚，預期淨盡。今未幾年，又有結廬墾地之事，是本國之人民，愍不畏法，大幹例禁，必須從嚴究辦。現派官兵，嚴密搜查，不准留寸椽尺土。惟思鴨綠江沿岸一帶，山廠遼闊，草森叢茂，雖派員搜捕，恐致查勘不周。故本將軍發遣委員，會同貴國之地方官，望無遺漏為要。 美麗的鴨綠江 此往復之結果，北京朝廷因有統巡會哨之制，春秋二季，兩國委員出發，齊至鴨綠之上流頭道溝會合雲。 朝鮮之要求不行 會哨之制起，似乎流民之開墾，大受打擊，然所謂禁止者，徒與官吏以私肥之機會而已。咸豐末年至同治初年，移民之多數，實可驚異，通化、懷仁、寬甸之平野，不待言矣，更進由輝發江之平野，向長白山之山麓，到處下鋤。同治六七年間，代表移民團體之漢人何慶名，以開放旺清邊門外六道河一帶地方，並照吉林五常廳之例，要求奉天將軍。風氣之一變，於此可征。案當時將軍衙門發表之意見曰：「沿邊設門，定製森嚴，孰敢輕議歷朝之舊章，妄獻展邊之策？況靉陽、鳳凰等邊門，與朝鮮各浦堡接壤，關係太巨。康熙年間，曾對於沿道流民之建家屋、墾土地者，嚴行禁止。乾隆年間，於鳳凰城邊門之外，特保留空地一百里，使隔截內外。但今觀何慶名等之陳情，若固守舊制，嚴行驅逐，則數十萬之移民，一朝失多年之基業，衣食困窮之結果，必相率而為匪類。今日之事，寧可從順輿情」云云。朝鮮得此報，大驚，於是由鳳凰門至旺清門，邊門外既墾之地，又驟增幾萬方里矣。 豆滿江流域之開拓 南達長白山，北至吉林東部，在此潛行之流民，又出豆滿江之中立地帶，自然之趨勢也。此地方早成都市，琿春地方，大約於道光末年，有流民之足跡，爾後移住者頗多；延吉廳地方，同治初年已有移住者。更進而蔓延於泛指海參威之西北，此地方與朝鮮北部之都市接近，朝鮮人之移住者，極占多數，至光緒朝，遂惹起邊界上所謂間島問題者。 黑龍江省之民墾地 黑龍江省從來創設之城堡，為防禦邊境旗兵之屯城，並非正式之田賦，亦非民墾地。咸豐十年中，將軍特普欽，開放呼蘭城所屬之蒙古爾山地方百餘萬方，以招致流民，是為此省民墾之始。蒙古爾山受通肯河之灌溉，氣候較暖，土地沃腴，冠於全省，故開放未久，而吸收移民殊眾。時黑龍江省之當局者，漸知以廣漠之土地，委棄於不知稼穡之旗人為可惜，乃主張移殖漢人開墾，課以租稅，兼以備俄國之侵略雲。 通肯河風景 開拓滿洲者及山東人 前述多數人移住民，究竟來自中國本部之何處，殊為世人所注意。日本人所著《滿洲地誌》中，有「滿蒙西伯利亞與山東人」一節，足資參考，揭之如下： 山東人沐孔子之遺澤，受管仲之教化，樸訥寡文，重鄉土，視遷徒出境者，不啻投入蠻夷，謂之違反人道；而父母在時，若出遊四方，則以為悖於孝道，為道德所不許。至清康熙年間，復禁止山東人入北滿洲，載諸國法，垂為訓典。然山東地本磽确，益以生齒日繁，故雖有禁令，仍不免侵入於滿洲之沃野者，乃生活上自然之趨勢也。其始入滿洲者，不過採取人參及行商而已，積久遂有拓地耕種者，採金伐木者。舉滿洲之利，已足以欣動貧瘠之山東人，加之清朝國法有名無實，雖有禁令，可以視若弁髦，故移住滿洲者，遂澎湃如潮，一發而不可遏矣。 《滿洲地誌》，清代地理書。日本學者守田利遠著。 上述之觀察，誠為卓見。關於山東行商之事實，雖無確證，然衡諸兩地今日之實況，頗可識其大概。蓋山東人與滿洲之關係密切，自古已然，固不必以一事一物推測也。當洪楊方盛之時，北方之捻匪逢起，滿洲之防衛因之廢弛，山東人遂乘勢侵入，先據松花江下流一帶，進而據鴨綠江之沃土，而遼河之上流地方，豆滿江之下流地方，亦皆次第開墾，倏成膏腴。當時滿洲朝廷，雖視此為心腹之患，然絀於財力，竟不能制，數十年間，滿洲之沃壤，殆全入于山東人之掌握。然滿洲者，清廷發祥地也，今為山東人所據，是不啻喪其故土，而客寄於中國本部也。有心人處此，能勿為杞人之憂乎？關於山東人此後發展之事，《滿洲地誌》中，更有一節，足資考證，茲揭於下： 近年來俄國在東部西伯利亞之經營，有待於此等山東苦力者殊多，故山東人趨之如蟻附膻。當時俄國有囊括滿洲之志，欲占領遼東半島，故先經營東清鐵路，赫赫之業，將告成功。而東部西伯利亞之經濟的勢力，仍未少展，實權仍握于山東人之手，如築炮台，採礦伐木之利，通航轉運之業，莫不操于山東人之手，旅人之初經是地者，不啻有誤入山東之感。蓋山東人之社會團結力最強，守秩序，重條理，無或紊亂，尤工於實業之技能。生存競爭，適者生存，彼俄人者，惡足以制勝哉？ 又曰： 山東人勵精克己，勤儉耐勞，富於團結力，勞動者互相扶助，商人互通緩急，恰如一大公司，其各商店則似支店，互相補給商品，以資流通，而金錢上尤能融通自在。故雖有起而與之爭者，奈山東人制勝之機關備具，終不足以制之也。滿洲人及俄國商人固無論矣，即德國人之精於商者，亦退避三舍，不能與山東人抗衡。是以山東人在滿洲西伯利亞一帶經濟上之勢力，足以凌駕一切，握商業上之霸權；又能應該地之需要，供給勞動，故勢力日益張大。最宜注意者，彼等皆富於獨立生活之力，能勝強劇之商業競爭。曾有俄人某，見中國人侵入西伯利亞荒原者日眾，乃著論警告其國人。又昔年中俄締結條約時，李文忠曾語人云：「他日西伯利亞成中國人之殖民地時，則俄國必追悔今日占領滿洲之失計。」亦可以想見山東人之勢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