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六十六章 對於曾國藩之評論

湘軍非勤王之師 曾國藩奉朝命，練兵湖南之鄉里，然並非勤王之師。何則？彼當時服母喪退居，咸豐二年中在鄉時，作《保守平安歌》三首，以警告鄉人。第一首《莫逃走》，謂湘鄉在藍流如碧之湘江支流，宜保此洵美之江山，勿離安樂鄉為第一義。第二首《要齊心》，所以要求鄉黨之一致。第三首《操武藝》，言保安鄉土，在武器熟練。以上三歌，皆七言俚歌之體，彼先以之要求鄉黨之自衛，並無一字及於勤王。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考其與友人書云：「郭嵩燾十五日夜來我家，勸予至長沙幫辦義勇兵事務。予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且恐長沙之人心惶懼，故思出而保護桑梓，即於十七日出發。」又觀其前後之家信，亦未見有勤王之意。咸豐四年，頒布討粵匪檄，此檄為湘軍之精神與其信條，前已言及，其旨不外對於社會民生之秩序，中國固有之宗教道德，指摘發賊之行為。王闓運亦謂彼自雲行軍用兵非其素習，初無出湖南以從戰之志也。 田間之曾國藩 國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後改滌生。清初有曾孟學其人，由衡陽移居湘鄉，孟學生元吉，元吉生輔臣，輔臣生竟希。竟希生玉屏，字星岡，為國藩之祖父；彼所謂祖訓、祖澤雲者，即指星岡公之言行。曾氏由明代以來，世世業農，積善而不顯於世。玉屏少時好任俠，嘗云：「予少時，耽游惰，嘗於湘潭市上，與裘馬少年相徵逐。某日酣寢於市上，有長老譏為輕薄必覆其家者，予聞之自責，即沽去乘馬，徒步歸宅。由此未明即起，毫不懈怠。」又曰：「予三十五歲始講究農事，耕耘之田土，大概在山嶽丘陵之下，壟峻如梯，田小如瓦。予鑿石決壤，一開十數畝，然後耕夫從事，稍稍容易。予每朝夕行水，聽蟲鳥之鳴聲，知季節之變，觀朝露之上禾顛以為樂。又種蔬菜半畝之地，晨則耘，予任之；夕則糞，傭保當之。入養豚，出餌魚，一切雜職無所擇。蔬菜由手植手摘，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食之彌安也。」曾國藩在陣中，由長沙親雇園丁，一則曰「蔬菜不茂盛，即家道衰亡之兆」；一則曰「施糞耕作，為我家之祖訓」，則可知公私生活之趣味，始終不出農家之生活。此所以湘軍兵卒，必由田間募集歟？ 《曾國藩家書》書影 宗族之曾國藩 星岡公又以曾氏之祖廟不可不大，其說曰：「予宗族由元明時代，居衡陽之廟山，久不設祠宇。予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以十月為致祭之期。遷湘鄉以來，至曾祖基業始宏，故予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每歲以三月為致祭之期。世人徒禮神求福，予思神靈之明顯，無若祖考之較著，故他祀姑闕，專奉祀祖先。後世雖貧，禮不可墜；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又云：「予早歲怠學，及壯時深為恥辱。望吾子孫，監吾之過，勤求學問，通材宿儒，接跡吾門，此心乃快也。」此外遺訓甚多。曾國藩恪守之，或謀於兄弟以改築祠堂，或為維持祠堂而增設田畝，並附設圖書館，其設施，皆不外祖訓也。 不好官吏生活之曾國藩 國藩壯年，作吏北京，甚惡官場臭味，去京以後亦然。此次騷亂以來，知官吏之不足恃，一切不乞彼等之助力。當創設湘軍之時，訂不用市民與官吏之規定。咸豐六年中，由江西寄家信於其子紀鴻曰： 由家中來營者，多稱汝之舉動，可為成人，聽之稍慰。凡人多望子孫之為大官，予不願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此君子也。予在官二十年，不敢染官宦之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之家風。極儉亦可也，略豐亦可也，太豐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與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爾讀書識字，不可有間斷。早晨要早起，決勿墮高曾祖考傳來之家風。吾父、祖黎明起床，汝知之乎？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為聖賢，全由自己作主，與天命不相干涉。爾宜舉止端莊，不妄發言語，則入德之基也。 曾國藩故居 此為劍影槍聲之間，從容不迫，執筆所修之家書。由此觀之，彼為可敬愛之君子人也。星岡有二子，長曰竹亭，即國藩之生父。國藩兄弟五人，彼居長，次為國潢、國華、國荃、國葆。國華與湘軍名將李續賓同陣歿於三河，國葆於攻圍南京時病歿，國潢身體比諸人劣弱，不離桑梓，國藩與四弟國荃，均全身以成大功。曾國藩之家庭，整齊至極，在鄉黨亦有聲望。彼遇太平之亂，先圖一家庭一宗族之安固，漸及於鄉黨，遂出征四方，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矣。 湘軍如宗教軍 國藩兼采漢宋兩學，然趣向實傾於宋學者，實由於前輩倭仁及湖南之先進者唐鑒二人之著書主教也。當時宋學衰廢，世非漢學，不能啟口。彼在鄉黨之間，與同學友羅澤南善，常交換軍事上之意見。澤南之學問，修得於貧苦之中，解義理，重廉恥，維持固有之名教，講究實際之倫理，最否認太平黨之行為。湘軍非勤王主義，亦非雷同性之侵略，意在維持名教，其最終之目的，即恢復異宗教之南京是也。是故湘軍可稱為一種宗教軍。 彭玉麟七言對聯 彭玉麟公之生涯 彭玉麟為長江水師之指揮者，三十餘年之久，與曾國藩相提攜。先是國藩求同志于衡陽，有人推薦彭有膽略，彭居母喪不欲出，國藩使人說之曰：「鄉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欲長守丘墓耶？」彭聞之感奮，遂應湘軍。彭不過縣之附學生，國藩不問資格，直拔為湘軍水師三千餘人之指揮官。彭當從軍之初，立二誓約，其一曰不私財，其二曰不受朝廷之官。咸豐十一年，授安徽巡撫，彼辭不受；同治三年，克復南京，賞一等輕車都尉世爵，加太子少保銜，續任為漕運總督，朝賞頻至，彼亦不受。彼上痛切之辭表曰：「臣本寒儒，傭書養母。咸豐三年，母物故，曾國藩謬用虛名，強之入營。初次臣見國藩，誓必不受朝廷之官職。國藩見臣語誠實，許之。顧十餘年來，任知府，擢巡撫，由提督補侍郎，未一日居其任；應領收之俸給及一切銀兩，從未領納絲毫。誠以朝恩實受，官猶虛也。」又曰：「臣素無室家之樂、安逸之志，治軍十餘年，未嘗營一瓦之覆、一畝之殖；受傷積勞，未常請一日之假；終年於風濤矢石之中，未嘗移居岸上，以求一人之安，誠以親喪未終，出從戎旅也。既難免不孝之罪，又豈敢為一己之圖乎？臣嘗聞士大夫之出處進退，關於風俗之盛衰，臣從軍志在滅賊，賊既滅而不歸，近於貪位。夫天下之亂，不徒在盜賊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退無義。伏惟皇上建中興之大業，宜扶樹名教，振起人心，臣豈敢犯不韙，傷朝廷之雅化哉？」當時有彈劾彭不應朝命為不遜者，然上諭仍允其自由雲。彼擴張長江水師，使至一萬餘人，一切兵餉，以鹽稅及長江厘金稅充之，不煩戶部，亂平後尚餘六十餘萬，報告兩江總督，寄託於鹽道之手，取其利息，加水師公費。彼曰：「予以寒士來，願以寒士歸也。」觀以上之事實，湘軍組織之動機，非對於朝廷之義務，又不為賞爵所激動，全由自衛之必要而起。然則洪軍之平定，樞紐於湘軍，與朝廷無涉，而朝廷之設施，直隔靴搔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