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六十三章 曾國藩起湘軍

曾國藩起於湘鄉 常備軍廢弛已久，不能為用，太平軍之士卒，皆以年壯氣銳者充之，湖南失陷數城，武昌省城亦委於敵手，此皆常備兵之廢弛致之也。王闓運之《湘軍志》，言其略如下： 自軍興，綠營將帥雖統率幾千調發之兵，然武器窳鈍不堪用。彼等以地方州縣之人夫，搬運其武器鍋帳，己則拱手乘車馬，征地方之公館為宿舍；兵卒或步行而不擔武器，徒徵發民家旅店，使居人惶怖，而恨其不去。其遇敵也，先作低矮之壘壁，居於其中，而營門之負販，則往來雜糅焉。諸將帥雖欲畫一而不能。唯滿蒙軍稍整齊，而驕傲貴倨，雖督撫不能易置。無已，多使用綠營，而其弊又如此。 《湘軍志》，湘軍史專著，近代頗受爭議的史學著作。清代學者王闓運受曾紀澤之邀而作。 曾國藩像 北京朝廷知八旗親貴之無用，乃起湘鄉家居之侍郎曾國藩，命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先是湘鄉有練局，為義勇兵之團體，曾請國藩主事，彼以居母喪，不可與聞軍事，且行軍用兵，非其素習，固辭不出。及朝命下，受友人郭嵩燾、弟國荃之贊襄，遂投袂而起。 募集義勇兵 團練為自治之必要，嘉慶民亂之際，均被解散，此時復行召募。太平軍之入湖南也，知縣江忠源在副都統烏蘭泰指揮之下，募鄉勇三百人，號為楚勇。湖南義勇兵之外出，以此為始。敝衣槁項之楚勇，與威儀赫赫之常備軍為伍，不能禁滿人之失笑。然至臨戰，則彼等之勇氣數倍官兵，烏蘭泰目睹戰況，曰：「君等蔑視楚勇，今何如也？」由是楚勇之聲價，為官兵所嫉視，勇與兵之感情益惡，往往在駐屯之地私鬥，戰敗又不相救援，無節制之勇，與軍紀廢弛之兵，又何所擇焉？咸豐二年冬，湖北解散橫恣之潮勇（潮州人充勇者），歸途剽奪良民，焚掠街市，故人人皆言官兵畢竟不若長毛，人心之歸向，於此益失。 曾國藩勸告鄉黨 曾國藩應朝命時，大要言之如下：「軍興以來，二年有餘，糜餉非不多，調集大兵非不眾，而往往見賊逃潰，未嘗轉戰；兵器皆用大炮、鳥槍，遠遠轟擊而已，未曾長短交鋒，其故何也？兵未練習，而無膽無藝故也。今省城設一團練，先募鄉民之壯健樸實者，有一人之教練，則收一人之益；行一月之教練，則有一月之效。」又曰：「湖南會匪，太半附賊而去，然嘯聚成群者猶不少，地方官吏亦知之，特不欲其禍由自己之地方而發，相與掩飾彌縫而已。彼等今見發賊之猖獗，遂覺法律長官之不足畏懼，故處今日，須用嚴刑峻法，除根本的不逞之志」云云。於是立三等之法，不經過府縣獄，直接處罰。以手書勸告鄉黨之人士耆老，雖幼賤身自下之，必與以對等之禮。布告皆采書狀之式，自署其名，以招致地方之賢俊。自咸豐二年十二月起，曾國藩乃實際練兵矣。 曾國藩和湘軍首領 湘軍始戰於江西 咸豐三年正月，太平軍棄武昌南下，幸不受兵，乃益招募教練，經三月，捕殺不逞之徒五十餘人。五月，太平軍包圍南昌，江忠源要求援兵，國藩使羅澤南出發，附以湘勇千二百人，忠源之楚勇亦同行。國藩以為綠營將卒積敗不可用，倘純以書生為營官，則忠誠可恃，但彼等未曾臨戰；楚勇雖身經百戰，而營制不免疏略，羅澤南之行也，彼頗躊躇雲。七月，湘軍至南昌，書生爭先搏戰，敵陽退，襲其後方，五六營官戰死，羅澤南收眾入城，國藩得報，謂湘軍果可用，彼等雖敗，猶敢深入，官兵畢竟不如義勇兵雲。 書生與農民為湘軍之基礎 曾國藩懲常備兵之腐敗，轉而求之募兵，彼曾說明募兵之制度曰：「為兵勇者，年少力強，樸實有農民之氣者為上。油頭滑面，有市井氣、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則可知彼以樸實農民，為湘軍之基礎也。物色統兵之人，得同鄉人羅澤南及其群弟子。澤南講朱子學，亦貧書生也。國藩當時致江忠源書中，以為「今日極可傷恨者，在兵敗不相救。蓋調發之初，徵兵一千，自數營中或數十營中抽選，卒與卒不相知，統領之將又非平日本營之官，遂乖然不相入。至官兵與義勇兵，尤相嫌恨。如今日之組織營伍，雖聖者亦不能得一致之協力。足下前征雲貴湖廣之兵六千，加以義勇兵三千，合為一萬。夫六千之兵，必有一二鎮將統之，但其勢力不相下，而將官中又多卑庸，不足與語。予不好此種編制，予教練一萬人，求吾黨質直通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劘，而後言戰」。忠源不幸，不及用此意見，楚勇之健銳者皆去彼，故是歲九月，敗於田家鎮也。當時湘軍三百六十人為一營，中營羅澤南統之，左營弟子王珍統之，右營鄒壽璋統之，參將塔齊布率兵勇二營，周鳳山、儲玖躬各二營，曾國葆一營。以上之中左右三營，實為湘軍之基礎。 曾國藩討賊之檄 曾國藩作保守平安歌，其中分「莫逃走」、「要齊心」、「操武藝」三章，意在鼓舞其一致心與義勇心，可見用意之周到矣。咸豐四年，頒布討粵匪檄，其文如下： 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浚壕；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有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有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酥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聖廟，指孔廟。 文昌，指文昌帝君，舊時以為主持文運的神明。 曾國藩手跡 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以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人民。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吾征剿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震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以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群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不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為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檄文之批評 檄文數洪軍之罪惡如下：一、破壞中國固有之人倫；二、破壞從來之風俗；三、攪亂社會之安寧秩序；四、強迫人民信仰天主教；五、束縛生產之自由；六、焚毀偶像；七、破壞寺廟。其所指摘之條項中，無一可視為太平軍之罪案；不特非罪案，例如禁止婦女纏足，且可視為善政。至雲保障社會安寧，則洪軍之起，皆因行政不善、人民塗炭之結果，應由政府負責。清軍行動，亂暴過於洪軍，所謂保障安寧秩序者，又何在也？洪天王至南京之途上，發布宣言，大意以為無論何處，官吏貪婪，較盜賊尤凶，官軍之腐敗，與虎狼何擇？總裁國務之君主，邪惡昏迷，恣行賞罰，驅良民於邊地，親佞臣於左右，賣官職以收其利，故忠言不能入耳；貪慾之心日熾，以收賄之多寡，定官階之高下，故富者強者可以無罪，貧賤者雖欲救濟其罪過而不能，言之令人髮指。強征地租，近來更甚，一時雖有三十年免納之說，頃刻即變，今也人民之資財，不使罄盡不止。此等眼前之不幸，吾人豈可坐視不救乎？處今日之途，惟有將各地虎狼，由根柢驅逐之一法而已。今當進軍，凡農商職工，仍從職業，保護其和平；富者出其貯蓄，以供軍餉，由出資之多寡，與以憑證，以便他日之償還。更望賢者出山，翼贊吾人之大業。如有地方匪徒，乘機暴動，可即報告，以兵剿除云云。以上所言，就實情判斷，政治之腐敗，軍紀之弛廢，無論如何，不能辯護也。然則曾國藩之檄文，毫無影響乎？曰「是不然」。湘中主將，皆系書生，只知中國固有之學問名教，曾之檄文，實湘軍之精神，彼指摘洪軍，焚郴州之學宮，毀孔子之木主，及十哲之兩廡等，謂孔子、孟子當痛哭於九原，此語最為緊要。後日洪軍之政策，亦許讀孔孟書，以冀人心之和緩矣。據長沙人言，洪天王圍長沙時，有一人布衣單履，與天王論攻守建國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後湘人慾縛此獻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寢。然考清末刊行之書，有曰「支那」者，以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勸洪天王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說或不誣也。 南京孔廟 兵與勇之衝突 常備兵與義勇兵各不相能，各處屢行私鬥，長沙為湘軍發展之區，此等事發生尤多。曾國藩為侍郎，本一文吏，在長沙之滿洲武官及綠營諸人，不肯受命於地方之紳士，故滿洲武將塔齊布，輔國藩治軍，滿洲人咸罵塔齊布為諂媚，常備兵輕侮湘軍，驕慢益甚。某日湘勇演習放槍，誤傷營兵，營長得報大怒，出旗隊以攻鄉勇，國藩不得已，鞭放槍者以謝罪。而辰勇又與永順之兵私鬥，辰勇系辰州之義勇兵，為塔齊布所教練，常備兵列隊以討辰勇。國藩以為內鬥無已時，若長此放任，恐此地之吏民，益輕朝廷，不若移文提督以捕之，提督即縛送國藩，任其處罰。國藩欲斬所縛者，尚在猶疑之際，常備兵早包圍國藩官舍，突入殺其使丁，幾傷國藩。巡撫得報，陽為驚駭，即還所縛者以謝，亂兵之舉動，付之不問。國藩之幕僚頗憤怒，均主張出奏，國藩嘆曰：「時事方急，為臣子者，既無弭定大亂之能，何敢以己事瀆君父之聽也，予寧避之。」即日移駐衡州。 發見戰船之需要 洪軍在湖南益陽奪收民船，軍勢驟加。咸豐二年冬，洪軍包圍武昌時，巡撫常大淳，曾主張調集湖南、江蘇之炮艦，阻遏敵勢，並以斷其糧道。此所謂炮艦者，全系空名，不過以商船載炮而已。北京朝廷所征之山東登州水師，亦不過召募商船，即洪軍由武昌東下數千之船舶，亦系商船，而兩方均稱為戰艦，名實殊不相符雲。咸豐三年春，九江陷，大臣向榮主張調外海戰船至江南。五月，洪軍北渡淮河，南圍南昌，御史黃經乃上書請命東南各省督撫，各造戰艦。北京朝廷指湖南為造船地，巡撫駱秉章不甚注意，然長江既為戰地，此等內河適用之戰艦，殊為當時之急務也。 威海水師學堂 創設長江水師 長江水師之創設，因湘軍見洪軍在南昌之戰船，郭嵩燾遂以之說江忠源，此實權輿也。先是曾國藩聞湖北戰船破于田家鎮，乃連繫木筏於湘水，載炮其上，橫於水面，以為防禦。及其移駐衡州也，就地遍訪造船術。咸豐三年十月，北京朝廷命彼率戰艦出征，以援武漢。羽檄旁午，一日數至，國藩不出發，人人疑其逗留，國藩嘆曰：「今敵人橫斷江湖，若無舟楫，難與爭利害；且一旦出師，當為東征不歸之計，九江以上數百里，一城未為我有，如何以倉卒召募之眾，殘缺不完全之武器，徒步數百里，而當百萬之強敵也？」既而國藩博訪之餘，參以己意，改造商船，試驗發炮，船果不動搖。造船經費，即取供給江南大營之餉銀八萬兩。仿照廣東船式，增置槳坐。又由廣西招致褚汝航、夏鑾等，分設一廠於湘潭。船成後使長沙黃冕觀之，冕曰：「予閱船多矣，從無如此整齊者。然長江港汊紛歧，敵船容易隱匿。江南小戰船有名舢板者，每營添設十艘，可充搜索窺探之用。」國藩即采其說，更改營制。四年二月，艦隊告成，大小二百四十，輜重炮船百二十，輜重民船百。水兵五千分十營，設糧餉本部於舟中，器物、食用、工匠畢備。合陸軍五千，由衡州出發，浮湘水東下。 靖港之失敗 水師已過洞庭，至岳州城下，適當別將王珍潰走，敵棄船上陸，奪靖港據之，遂陷湘潭，省城長沙陷於敵中。水師十營皆至，推彭玉麟定計，彭曰：「率五營直向湘潭，明日請國藩率五營繼之。」當此時，國藩不履行彭約，輕向靖港，立令旗于靖江岸上，聲言退步者斬。然毫無效力，兵皆繞旗側而退，國藩憤而投水，從者救之得不死。既而還長沙，接湘潭水陸大捷之報，然國藩以此回戰爭之經過，知弊在不精練，遂裁汰其一半焉。 武漢恢復之戰 長江水師之利，於恢復武漢見之。國藩漸次由洞庭驅逐敵船，恢復岳州，收嘉魚，遂圖武昌。水師勇敢，直下武漢之中流，破壞沿岸之敵砦，與由西南包圍省城之羅澤南軍相呼應，最為有力。敵人顧慮水師，約有二點，一、破壞彼等退路之船舶；二、目擊湘軍之勇猛是也。湘軍乘舢板，突擊之時，皆露立而進，若俯首避彈，則以為恥。水師之首將，彭玉麟以外，尚有楊載福。八月，湘軍收復武昌。十月，與太平軍之前哨，會戰於田家鎮。 羅澤南（1807～1856），字仲岳，湖南湘鄉人，湘軍首領之一。曾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積功累擢官授浙江寧紹台道，加按察使銜、布政使銜。 田家鎮之戰 曾國藩恢復武昌，欲一舉而復太平軍根據之地，乃舍武昌，赴田家鎮。此地為張亮基、江忠源戰敗之地，當揚子江之北，諸山峻立。江南有大山，名半壁山，三面斗絕；山下有富池口，江水南趨，繞山東折，故舟行由田家鎮，以避急湍之危險。先是咸豐三年，官兵失半壁山，太平軍設堅固之要砦，北方由田家鎮至蘄州約四十里之間，築壘於長江沿岸，以鐵索橫江面，由半壁山以連田家鎮。此計劃原在防禦湘軍水師，有眾十萬守之。其主將為英王陳玉成，聞曾國藩東下，防禦益嚴，即由江面橫過之鐵索，連繫以舟，更作大筏，上列炮，以炮艦守之。其下流有五六千之船舶，是皆捉商船以運輸糧食者。十月，羅澤南攻半壁山，大破之，由崖縋下，砍斷江鎖之一節，然至翌日鐵鎖復續。曾國藩令曰：「我水軍為蘄州敵人所牽制，蘄寇與舟師相犄角，宜分船沖其下流，至半壁山，能與陸軍合則破敵必矣。」彭、楊二將領命，順流而下，敵人由岸上發炮，水師死傷不少，蘄州之敵船，果乘西風走守田家鎮。彭、楊二人乃入陸師塔齊布之軍，聚議合攻，以截斷江中鐵鎖為目的。 彭玉麟像 彭玉麟（1816～1890），清末湘軍將領。字雪岺、雪琴，湖南衡陽人。曾參與鎮壓太平軍。死後贈太子太保，諡剛直。著有《彭剛直公奏稿》，《彭剛直公詩集》。 彭、楊二將截斷鐵鎖 新銳之湘軍，乃遇最後努力之機會矣。彭玉麟先備爐鞴、椎斧、炭剪之屬，使劉國斌、孫昌凱領之。昌凱本系鐵工，習鍛冶術，使專事於斷鐵鎖。彭又戒昌凱曰：「發炮勿仰視，直趨彼筏上，予親為公等防禦敵舟。」國斌近筏，推鎖下之鉗，鉗落筏離，昌凱乃鼓鞴冶鐵鎖，鎖斷纜開，筏上之敵人潰走，溺水者甚多。楊載福即率三隊沖入，突進下流。楊進至武穴，回船，擲火燒之，彭又燒敵船而下。會東風大起，楊乘風，彭乘流，敵益不利，幾至全滅。翌日前軍至九江，田家鎮遂破。然湘軍陸兵圍九江，羅澤南之一隊已攻擊湖口，曾國藩統率一隊方偵察鄱陽湖、湖口，敵人以堅固之浮橋連接兩岸，湘軍水師，一半被封鎖於湖內，外江與內湖，遂致離隔亘四年之久。太平軍置要砦於石鐘山，屹立江岸，湘軍形勢，一時頗窘。 羅澤南死於武昌 內湖、外江兩水師分隔，湘軍之行動，不能一致。咸豐五年，太平軍三陷武昌，則其時省城守備之薄弱，可以想見。漢陽上下，再入洪軍之範圍，清巡撫之號令，不出三十里。當是時，李孟群率水師一隊，駐武昌附近，塔齊牽制九江，曾國藩駐屯南康，形勢頗為渙散。羅澤南慮之，請曾國藩救武昌，其說曰：「武漢，東南之樞紐也，形勢百倍九江。今兩城久為敵據，崇陽、通城方面之敵，可自由出沒於江西湖南矣。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澤南遂以十一月，占領武昌西面之洪山陣地，然以敵人九江之援軍方加入武昌，陷之不易。六年三月，援軍又來，澤南要之，追及城門，城兵開門突擊，澤南兵破，身亦中彈而死，弟子李續賓代領其眾。十一月，湘軍攻武昌，敵遂遁走，湘軍乃再東下而占領九江城左右之地。 胡林翼像 武漢之固守與胡林翼 名將羅澤南未竟之志，今由胡林翼起而賡續之矣。胡謂平寇之要，不在攻戰。彼自恢復省城以後，免附近四十六州縣之租稅，而復牙帖稅，征鹽稅，收厘金，藉以補充軍資。胡當時獻言之大意曰：自古用兵之地，荊襄為南北之關鍵，而武漢其咽喉也。武漢有警，鄰疆震驚，南服均阻，無控制之術。昔周室征淮，先出江漢；晉武平吳，豫謀荊襄。據扼長江，惟鄂為要。今也四年之中，三陷武昌，四陷漢陽。夫善斗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武漢特為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軍器糧餉之供給不絕，傷卒病兵之休養得所，平吳之策，必在保鄂也明矣。又彼就地方行政，言之如下，曰：「湖北地方官，多不得人。被擾亂之三十餘州縣，元氣傷殘，良莠不分；未擾亂之三十餘州縣，官仇人民，人民仇官。吏治不修，兵禍之所以起也；士氣不振，民心之所以變也。上下交接，委之幕僚，官民之事，諉之門下。州縣之所謂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也；今日之所謂小賊，即明日之大賊也。予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不待發賊之再至矣。」林翼以考察之所得，經營湖北，幸總督官文為滿人，聽胡之言，大小事任之不疑。薛福成以此為胡之權略，巧於操縱滿人云，然而湖北之屹然為重鎮，則自胡林翼之保障始。 周室征淮，指周朝同淮夷的戰爭。淮夷是商周時期生活在我國東部的黃淮、江淮一帶的少數民族，即今苗族的祖先。周朝曾數次同淮夷交戰，著名的有周公東征、成王踐奄、宣王東伐等。 晉武平吳，指晉武帝司馬炎滅孫吳統一全國。 天京之內訌 天京即南京也。內訌之起，在天王之猜疑心，與東王楊秀清之跋扈。先是，南王馮雲山死於全州，西王蕭朝貴斃於長沙，入南京者，不過東、北、翼三王，及丞相秦日綱。就中東王楊秀清，威壓全朝，內外機務，總攬於其手，不但北王不喜，即天王亦不快意。咸豐六年八月，捕東王殺之。或雲系北王韋昌輝所刺殺；又按李忠王之口供，則雲楊秀清要求與天王有同等之位置，故天王命北、翼二王捕殺之也。此事件之起也，不止殺楊秀清一人，並置全家徒黨於死，一時所殺之男女，多至二萬人以上。翼王石達開在安慶，見韋昌輝之虐殺，大怒，命其部下至南京，捕韋殺之。於是五王之中，前二王死於戰役，後二王死於內訌，所余者翼王石達開一人而已。石為桂平縣白沙人，家富，好讀書，巧於用兵，或謂兵略出東王上。北王死後，彼代視朝務，眾心悅服。天王忌之，專用安、福二王——安王即洪王長兄仁發，福王其次兄仁達也。二人擢用，朝中頗觖望。據李忠王口供，則彼等二人無才智、無識慮，徒崇奉天王而已。彼等每事挾制翼王，翼王遂棄南京而遠征。李忠王口供有云：翼王出京之後，人心改變，政事不一。主上嘗以被弄於東、北、翼三王之故，未敢信任外臣，唯專信同姓而已。當時人心有解散之勢，所以不遽解散者，因清將聲言捕殺廣西人不赦，否則天京解散已久矣。此言亦頗有理也。 石達開塑像 安徽北半之形勢 咸豐九年秋，江西、湖南二省，漸不見太平軍之旗影。湖北有胡林翼，熱心計劃，糧餉充實；而前年由湖南入廣西，轉入貴州之翼王石達開，今又將北窺四川。當時湖北之鹽由四川供給，胡林翼以所課之鹽稅，為收入之大宗，意欲曾國藩往剿之。而曾國藩以為建國號之敵，與流賊不同，今洪秀全踞金陵，陳玉成踞安慶，私立正朔以稱王，此竊號之賊也；石達開由浙江至福建，由福建至江西，以入湖南、廣西、貴州，是流賊也！捻匪亦流賊也。流賊則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可耳；竊號之賊則不然，必先剪其枝葉，而後拔其老巢。觀彼等自洪楊內訌，凶焰久衰，唯陳玉成往來江北，與捻匪連結而已。安徽省之北半，糜爛日廣，敵人糧餉，供給不斷。予以為廓清諸路，必先攻南京；攻南京，必先占領安徽東北部之滁城、和州；欲取滁、和，必先圍安慶。誠能圍安慶，攻盧州，略取附近之州縣，則何有彼之北竄乎？據其所云，則以占領安慶，為當務之急也。同時實行四路進取之策，第一路由宿松窺安慶，國藩親任之；第二路由太湖潛山取桐城，多隆阿、鮑超任之；第三路由英山取舒城，胡林翼任之；第四路由商城窺盧州，李續宜任之。以上諸路，皆屬安徽北半之地帶，作南京之前衛陣地觀可也。咸豐十年三月，曾國藩待其弟國荃之來營，駐於安徽之集賢關，適此時南京東側之和春之江南大營新潰，國藩乃委其弟國荃攻取安慶，自引兵至江西、安徽之境上，駐屯祁門縣。 曾國荃像 曾國荃取安慶 曾國藩之屯祁門，防敵之侵入江西也。敵果悉眾圍繞祁門，一時糧餉、通信之道幾絕。有人勸國藩退師，國藩不聽，以劍懸帳外，自矢曰：「去此一步無死所。」堅忍數旬，乃漸得脫雲。曾國荃之安慶攻圍軍，當敵之正面，敵軍來襲之猛烈，非諸路比：去年冬，受英王陳玉成之攻擊以後，至三月又來襲。至七月，又率輔王、章王、干王等十餘萬眾，以一半援安慶，以一半守桐城，由背後以脅國荃之軍，攻撲亘六晝夜，力戰卻之，八月一日，湘軍遂克復安慶省城。此城陷於洪軍者九年，至此始得占領焉。而自江南大營潰後，政府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控制東南四省，不別置大營。當大營陷時，左宗棠聞之嘆曰：「天意其有轉機乎？」或問其故，曰：「江南大營，將蹇兵疲，豈足討賊？得此一番洗盪，後來庶可以措手耳。」據此批評，可見江南大營之有損無益，而綜合前後事情，則曾國藩未任兩江總督以前，約七八年之間，頗在困難之境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