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回憶錄 · 避世時期
（一九三七年——一九四八年）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1937年），我七十七歲。早先我在長沙，舒貽上之鎏給我算八字，說：「在丁丑年，脫丙運，交辰運。辰運是丁丑年三月十二日交，壬午三月十二日脫。丁丑年下半年即算辰運，辰與八字中之戌相衝，沖開富貴寶藏，小康自有可期，惟丑辰戌相刑，美中不足。」又說：「交運時，可先念佛三遍，然後默念辰與酉合若干遍，在立夏以前，隨時均宜念之。」又說：「十二日戌時，是交辰運之時，屬龍屬狗之小孩宜暫避，屬牛羊者亦不可近。本人可佩一金器，如金戒指之類。」念佛，帶金器，避見屬龍屬狗屬牛羊的人，我聽了他話，都照辦了。我還在他批的命書封面，寫了九個大字：「十二日戌刻交運大吉。」又在里頁，寫了幾行字道：「宜用瞞天過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稱七十七，作為逃過七十五一關矣。」從丁丑年起，我就加了兩歲，本年就算七十七歲了。
2月27日，即陰曆正月十七日，寶珠又生了一個女孩，取名良尾，生了沒有幾天，就得病死了。這個孩子，生得倒還秀麗，看樣子不是笨的，可惜是曇花一現，像泡沫似的一會兒就幻滅了。
7月7日，即陰曆五月二十九日，那天正交小暑節，天氣已是熱得很。後半夜，日本軍閥在北平廣安門外盧溝橋地方，發動了大規模的戰事。盧溝橋在當時，是宛平縣的縣城，城雖很小，卻是一個用兵要地，儼然是北平的屏障，失掉了它，北平就無險可守了。第二天，是陰曆六月初一日，早晨見報，方知日軍蓄意挑釁，事態有擴大可能，果然聽到西邊「嘭嘭」的好幾回巨大的聲音，乃是日軍轟炸了西苑。接著南苑又炸了，情勢十分緊張。過了兩天，忽然傳來講和的消息。但是，有一夜，廣安門那邊，又有「啪啪啪」的機槍聲，鬧了大半宿。如此停停打打，打打停停，鬧了好多天。到了7月28日，即陰曆六月二十一日，北平、天津相繼都淪陷了。前幾天所說的講和，原來是日軍調兵遣將、準備大舉進攻的一種詭計。我們的軍隊，終於放棄了平津，轉向內地而去。
這從來沒曾遭遇過的事情，一旦身臨其境，使我膽戰心驚，坐立不寧。怕的是：淪陷之後，不知要經受怎樣的折磨，國土也不知哪天才能光復，那時所受的刺激，簡直是無法形容。我下定決心，從此閉門家居，不與外界接觸。藝術學院和京華美術專門學校兩處的教課，都辭去不幹了。亡友陳師曾的尊人散原先生於九月間逝世，我作了一副輓聯送了去，聯道：
為大臣嗣，畫家爺，一輩作詩人，消受清閒原有命；
由南浦來，西山去，九天入仙境，乍經離亂豈無愁。
下聯的末句，我有說不盡的苦處，含蓄在內。我因感念師曾生前對我的友誼，親自到他尊人的靈前行了個禮，這是我在淪陷後第一次出大門。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1938年），我七十八歲。瞿兌之來請我畫《超覽樓楔集圖》，我記起這件事來了！前清宣統三年三月初十日，是清明後兩天，我在長沙，王湘綺師約我到瞿子玖超覽樓看櫻花海棠，命我畫圖，我答允了沒有踐諾。兌之是子玖的小兒子，會畫幾筆梅花，曾拜尹和伯為師，畫筆倒也不俗。他請我補畫當年的《禊集圖》，我就畫了給他，了卻一樁心愿。
6月23日，即陰曆五月二十六日，寶珠生了個男孩，這是我的第七子，寶珠生的第四子。我在日記上寫道：「二十六日寅時，鐘錶乃三點二一分也。生一子，名曰良末，字紀牛，號耋根。此子之八字：戊寅、戊午、丙戌、庚寅、為炎上格，若生於前清時，宰相命也。」我在他的命冊上批道：「字以紀牛者，牛，丑也，記丁丑年懷胎也。號以耋根也，八十為耋，吾年八十，尚留此根苗也。」
12月14日，孫秉聲生，是良遲的長子。良遲是我的第四子，寶珠所生的第一子，今年十八歲，娶的是獻縣紀文達公後裔紀彭年的次女。寶珠今年三十七歲已經有了孫子啦，我們家，人丁可算興旺哪！美中不足的是：秉聲生時，我的第六子良年，乳名叫做小翁子的，病得很重，隔不到十天，12月23日死了，年才五歲。
這孩子很有點夙根，當他三歲時，知識漸開，已經能懂得人事，見到愛吃的東西，從不爭多論少，也不爭先恐後，父母喚他才來，分得的還要留點給父母。我常說：「孔融讓梨，不能專美於前，我家的小翁子，將來一定是有出息的。」
不料我有厚望的孩子，偏偏不能長壽，真叫我傷心！又因國難步步加深，不但上海南京，早已陷落，聽說我們家鄉湖南，也已淪入敵手，在此兵荒馬亂的年月，心緒惡劣萬分，我的日記《三百石印紀事》，無意再記下去，就此停筆了。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1939年），我七十九歲。民國二十九年（庚辰·1940年），我八十歲。自丁丑年北平淪陷後，這三年間，我深居簡出，很少與人往還，但是登我門求見的人，非常之多。敵偽的大小頭子，也有不少來找我的，請我吃飯，送我東西，跟我拉交情，圖接近，甚至要求我跟他們一起照相，或是叫我去參加什麼盛典，我總是婉辭拒絕，不出大門一步。他們的任何圈套，都是枉費心機。我怕他們糾纏不休，懶得跟他們多說廢話，乾脆在大門上貼一張紙條，寫了十二個大字：「白石老人心病復作，停止見客。」我原來是確實有點心臟病的，並不嚴重，就藉此為名，避免與他們接近。「心病」兩字，另有含義，我自謂用得很是恰當。只因物價上漲，開支增加，不靠賣畫刻印，無法維持生活，不得不在紙條上，補寫了幾句：「若關作畫刻印，請由南紙店接辦。」那時，囤積倒把的奸商，非常之多，他們發了財，都想弄點字畫，掛在家裡，裝裝門面，我的生意，簡直是忙不過來。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年底，想趁過年的時候，多休息幾天，我又貼出聲明：「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起，先來之憑單退，後來之憑單不接。」
過了年，民國二十九年庚辰正月，我為了生計，只得仍操舊業，不過在大門上，加貼了一張「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祥」的告白，說：「中外官長，要買白石之畫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親駕到門。從來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謹此告知，恕不接見。」這裡頭所說的「官入民家，主人不利」的話，是有雙關意義的。我還聲明：「絕止減畫價，絕止吃飯館，絕止照相。」在絕止減畫價的下面，加了小註：「吾年八十矣，尺紙六圓，每圓加二角。」另又聲明：「賣畫不論交情，君子自重，請照潤格出錢。」我是想用這種方法，拒絕他們來麻煩的。還有給敵人當翻譯的，常來訛詐，有的要畫，有的要錢，有的欺騙，有的硬索，我在牆上，又貼了告白，說：「切莫代人介紹，心病復作，斷難報答也。」又說：「與外人翻譯者，恕不酬謝，求諸君莫介紹，吾亦苦難報答也。」
這些字條，日軍投降後，我的看門人尹春如，從大門上揭了下來，歸他保存。春如原是清朝宮裡的太監，分配到肅王府，清末，侍候過肅親王善耆的。
二月初，得良元從家鄉寄來快信，得知我妻陳春君，不幸於正月十四日逝世，壽七十九歲。春君自十三歲來我家，熬窮受苦，從無怨言，我在北平，賣畫為活，北來探視，三往三返，不辭跋涉。相處六十多年，我雖有恆河沙數的話，也難說盡貧賤夫妻之事，一朝死別，悲痛刻骨，淚哭欲干，心摧欲碎，作了一副輓聯：
怪赤繩老人，系人夫妻，何必使人離別；
問黑面閻王，主我生死，胡不管我團圓。
又作了一篇祭文，敘說我妻一生賢德，留備後世子孫，觀覽勿忘。
良元信上還說，春君垂危之時，口囑兒孫輩：慎侍衰翁，善承色笑，切莫使我生氣。我想：遠隔千里，不能當面訣別，這是她一生最後的缺恨，叫我用什麼方法去報答她呢？我在北平，住了二十多年，雕蟲小技，天下知名，所教的門人弟子，遍布南北各省，論理，應該可以自慰的了，但因親友故舊，在世的已無多人，賢妻又先我而去，有家也歸不得，想起來，就不免黯然銷魂了。我膝下男子六人，女子六人，兒媳五人，孫曾男女共四十多人，見面不相識的很多。人家都恭維我多壽多男，活到八十歲，不能說不多壽；兒女孫曾一大群，不能說不多男；只是福薄，說來真覺慚愧。
民國三十年（辛巳·1941年），我八十一歲。寶珠隨侍我二十多年，勤儉柔順，始終不倦，春君逝世後，很多親友，勸我扶正，遂於5月4日，邀請在北平的親友二十餘人，到場作證。先把我一生勞苦省儉，積存下來的一點薄產，分為六股，春君所生三子，分得湖南家鄉的田地房屋，寶珠所生三子，分得北平的房屋現款，春君所生的次子良黼，已不在人世，由次兒媳同其子繼承。立有關分產業字據，六人各執一份，以資信守。分產竣事後，隨即舉行扶正典禮，我首先鄭重聲明：「胡氏寶珠立為繼室！」到場的二十多位親友，都簽名蓋印。我當著親友和兒孫等，在族譜上批明：「日後齊氏續譜，照稱繼室。」寶珠身體素弱，那天十分高興，招待親友，直到深夜，毫無倦累神色。
隔不多天，忽有幾個日本憲兵，來到我家，看門人尹春如攔阻不及，他們已直闖進來，嘴裡說著不甚清楚的中國話，說是：「要找齊老頭兒。」我坐在正間的藤椅子上，一聲不響，看他們究竟要幹些什麼，他們問我話，我裝得好像一點兒都聽不見，他們近我身，我只裝沒有看見，他們嘰里咕嚕，說了一些我聽不懂的話，也就沒精打采地走了。事後，有人說：「這是日軍特務，派來嚇唬人的。」也有人說：「是幾個喝醉的酒鬼，存心來搗亂的。」我也不問其究竟如何，只囑咐尹春如，以後門戶，要加倍小心，不可再疏忽，吃此虛驚。
民國三十一年（壬午·1942年），我八十二歲。在七八年前，就已想到：我的歲數，過了古稀之年，桑榆暮景，為日無多，家鄉遼遠，白雲在望，生既難還，死亦難歸。北京西郊香山附近，有萬安公墓，頗思預置生壙，備作他日葬骨之所，曾請同鄉老友汪頌年寫了墓碑，又請陳散原、吳北江、楊雲史諸位題詞做紀念。只是歲月逡巡，因循坐誤，香山生壙之事，未曾舉辦。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冬，我又想到埋骨在陶然亭旁邊，風景既優美，地點又近便，復有香冢、鸚鵡冢等著名勝跡，後人憑弔，倒也算做佳話。知道你曾替人成全過，就也托你代辦一穴，可惜你不久離平南行，因此停頓至今。上年年底，你回平省親，我跟你談起舊事，承你厚意，和陶然亭慈悲禪林的主持慈安和尚商妥，慈安願把亭東空地一段割贈，這真是所謂「高誼如雲」的了。正月十三日，同了寶珠，帶著幼子，由你陪去，介紹和慈安相晤，談得非常滿意。看了看墓地，高敞向陽，葦塘圍繞，確是一塊佳域。當下定議。我填了一闋《西江月》的詞，後邊附有跋語，說：「壬午春正月十又三日，余來陶然亭，住持僧慈安贈妥墳地事，次溪侄，引薦人也，書於詞後，以記其事。」但因我的兒孫，大部分都在湖南家鄉，萬一我死之後，他們不聽我話，也許運柩回湘，或是改葬他處，豈不有負初衷，我寫一張委託書交你收存，免得他日別生枝節。這樣，不僅我百年骸骨，有了歸宿，也可算是你我的一段生死交情了。
（次溪按：老人當時寫的委託書說：「百年後埋骨於此，慮家人不能遵，以此為證。」我曾請徐石雪丈宗浩，畫過一幅《陶然亭白石覓塘圖》，名流題詞甚多，留作紀念。）
那年，我給你畫的《蕭寺拜陳圖》，自信畫得很不錯，你請人題的詩詞，據我看，治薌傅岳芬題的那首七絕，應該說是壓卷。我同陳師曾的交誼，你是知道的，我如沒有師曾的提攜，我的畫名，不會有今天。師曾的尊人散原先生在世時，記得是民國二十四年乙亥的端陽節左右，你陪我到姚家胡同去訪問他，請他給我作詩集的序文，他知道了我和師曾的關係，慨然應允。沒隔幾天，序文就由你交來。我打算以後如再刊印詩稿，陳、樊二位的序文，一起刊在卷前，我的詩稿，更可增光得多了。我自民國二十六年丁丑六月以後，不出家門一步。只在丁丑九月，得知散原先生逝世的消息，破例出了一次門，親自去拜奠，他靈柩寄存在長椿寺，我也聽人說起過，這次你我同到寺里去憑弔，我又破例出門了。
（次溪按：散原太世丈逝世時，我遠客江南，壬午春，我回平，偶與老人談及，擬往長椿寺祭拜，老人願偕往，歸後，特作《蕭寺拜陳圖》給我，我徵集題詞很多。傅治薌丈詩云：「槃槃蓋世一棺存，歲瓣心香款寺門，彼似滄州陳太守，重封馬鬣祭茶村。」）
民國三十二年（癸未·1943年），我八十三歲。自從盧溝橋事變至今，已過了六個年頭，天天提心弔膽，在憂悶中過著苦難日子。雖還沒有大禍臨身，但小小的騷擾，三天兩頭總是不免。最難應付的，就是假借買畫的名義，常來搗亂，我這個八十開外的老翁，哪有許多精力，同他們去作無謂周旋。萬不得已，從癸未年起，我在大門上，貼了四個大字：「停止賣畫。」從此以後，無論是南紙店經手，或朋友介紹，一概謝絕不畫。家鄉方面的老朋友，知道我停止賣畫，關心我的生活，來信問我近況。我回答他們一首詩，有句云：
壽高不死羞為賊，不醜長安作餓饕。
我是寧可挨凍受餓，決不甘心去取媚那般人的。
我心裡正在愁悶難遣的時候，偏偏又遭了一場失意之事：12月12日，繼室胡寶珠病故，年四十二歲。寶珠自十八歲進我家門，二十多年來，善事我的起居，寒暖饑飽，刻刻關懷。我作畫之時，給我理紙磨墨，見得我的作品多了，也能指出我筆法的巧拙，市上冒我名的假畫，一望就能辨出，我偶或有些小病，她衣不解帶地晝夜在我身邊，悉心侍候。春君在世時，對她很是看重，她也處處不忘禮節，所以妻妾之間，從未發生齟齬。我本想風燭之年，仗她護持，身後之事，亦必待她料理，不料她方中年，竟先衰翁而去，怎不叫我灑盡老淚，猶難抑住悲懷哩！
民國三十三年（甲申·1944年），我八十四歲。我滿懷積忿，無可發泄，只有在文字中，略吐不幸之氣。胡冷庵拿他所畫的山水卷子，叫我題詩，我信筆寫了一首七絕，說：
對君斯冊感當年，撞破金甌國可憐。
燈下再三揮淚看，中華無此整山川。
我這詩很有感慨。我雖停止賣畫，但作畫仍是天天並不間斷，所作之畫，分給兒女們保存。我畫的《鸕鶿舟》，題詩道：
大好江山破碎時，鸕鶿一飽別無知，
漁人不識興亡事，醉把扁舟系柳枝。
我題門生李苦禪畫的《鸕鶿鳥》，寫了一段短文道：
此食魚鳥也，不食五穀鸕鶿之類。有時河涸江干，或有餓死者，漁人以肉飼其餓者，餓者不食。故舊有諺云：鸕鶿不食鸕鶿肉。
這是說漢奸們同鸕鶿一樣的「一飽別無知」，但「鸕鶿不食鸕鶿肉」，並不自戕同類，漢奸們對之還有愧色哩。我題《群鼠圖》詩：
群鼠群鼠，何多如許！何鬧如許！
既齧我果，又剝我黍。
燭她燈殘天欲曙，嚴冬已換五更鼓。
又題畫螃蟹詩：
處處草泥鄉，行到何方好！
昨歲見君多，今年見君少。
我見敵人的泥腳愈陷愈深，日暮途窮，就在眼前，所以拿老鼠和螃蟹來諷刺它們。有人勸我明哲保身，不必這樣露骨地諷刺。我想：殘年遭亂，死何足惜，拼著一條老命，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6月7日，忽然接到藝術專科學校的通知，叫我去領配給煤。藝專本已升格為學院，淪陷後又降為專科學校。那時各學校的大權，都操在日籍顧問之手，各學校里，又都聘有日文教員，也是很有權威，人多側目而視。我脫離藝校，已有七年，為什麼憑空給我這份配給煤呢？其中必有原因，我立即把通知條退了回去，並附了一封信道：「頃接藝術專科學校通知條，言配給門頭溝煤事。白石非貴校之教職員，貴校之通知誤矣。先生可查明作罷論為是。」煤在當時，固然不易買到，我齊白石又豈是沒有骨頭、愛貪小便宜的人，他們真是錯看了人哪！
朋友因我老年無人照料，介紹一位夏文珠女士來任看護，那是九月間事。
民國三十四年（乙酉·1945年），我八十五歲。三月十一日，即陰曆正月二十七日，我天明復睡，得了一夢：立在餘霞峰借山館的曬坪邊，看見對面小路上有抬殯的過來，好像是要走到借山館的後面去。殯後隨著一口沒有上蓋的空棺，急急地走到殯前面，直向我家走來。我夢中自想，這是我的棺，為什麼走得這樣快？看來我是不久人世了。心裡頭一納悶，就驚醒了。醒後，愈想愈覺離奇，就作了一副自輓聯道：
有天下畫名，何若忠臣孝子；
無人間惡相，不怕馬面牛頭。
這不過無聊之極，聊以解嘲而已。
到了8月14日，傳來莫大的喜訊：抗戰勝利，日軍無條件投降。我聽了，胸中一口悶氣，長長地鬆了出來，心裡頭頓時覺得舒暢多了。這一樂，樂得我一宿都沒睡著，常言道，心花怒放，也許有點相像。10月10日是華北軍區受降的日子，熬了八年的苦，受了八年的罪，一朝撥開雲霧，重見天日，北平城裡，人們面有喜色。那天，侯且齋、董秋崖、余倜等來看我，留他們在家小酌，我作了一首七言律詩，結聯云：
莫道長年亦多難，太平看到眼中來。
民國三十五年（丙戌·1946年），我八十六歲。抗戰結束，國土光復，我恢復了賣畫刻印生涯，琉璃廠一帶的南紙鋪，把我的潤格，照舊地掛了出來。我的第五子良已，在輔仁大學美術系讀書學畫，頗肯用功，平日看我作畫，我指點筆法，也能專心領會，仿我的作品，人家都說可以亂真，求他畫的人，也很不少。十月，南京方面來人，請我南下一游，是坐飛機去的，我的第四子良遲和夏文珠同行。先到南京，中華全國美術會舉行了我的作品展覽；後到上海，也舉行了一次展覽。我帶去的二百多張畫，全部賣出，回到北平，帶回來的「法幣」，一捆一捆的數目倒也大有可觀，等到拿出去買東西，連十袋麵粉都買不到了。
12月19日，女兒良歡死了，年十九歲。良歡幼時，乖巧得很，剛滿周歲，牙牙學語，我教她認字，居然識了不忘，所以乳名小乖。自她母親故去後，鬱鬱不樂，三年之間，時常鬧些小病，日積月累，遂致不起。我既痛她短命，又想起了她的母親，衰年傷心，灑了不少老淚。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1947年），我八十七歲。民國三十七年（戊子·1948年），我八十八歲。這兩年，常有人來勸我遷往南京上海等地，還有人從杭州來信，叫我去主持西湖美術院。我回答他一首詩，句云：
北房南屋少安居，何處清平著老夫？
那時，「法幣」幾乎成了廢紙，一個燒餅，賣十萬元，一個最次的小麵包，賣二十萬元，吃一頓飯館，總得千萬元以上，真是駭人聽聞。接著改換了「金圓券」，一圓折合「法幣」三百萬元，剛出現時，好像重病的人，緩過一口氣，但一霎眼間，物價的漲風，一日千變，比了「法幣」，更是有加無已。囤積倒把的人，街頭巷尾，觸目皆是。他們異想天開，把我的畫，也當做貨物一樣，囤積起來。拿著一堆廢紙似的「金圓券」，訂我的畫件，一訂就是幾十張幾百張。我案頭積紙如山，看著不免心驚肉跳。朋友跟我開玩笑，說：「看這樣子，真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實則我耗了不少心血，費了不少腕力，換得的票子，有時一張畫還買不到幾個燒餅，望九之年，哪有許多精神？只得嘆一口氣，掛出「暫停收件」的告白了。
注釋
〔1〕湘軍。
〔2〕清制：一二品官戴紅頂子，三四品官戴藍頂子。
〔3〕曾國藩。
〔4〕清朝皇帝的本家，近支的名曰宗室，腰間系一黃帶，俗稱黃帶子；遠房的名曰覺羅，腰間系一紅帶，俗稱紅帶子。黃帶子犯了法，不判死罪，最重的罪名，發交宗人府圈禁，所以他們胡作非為，人均畏而避之。
〔5〕意指不安本分的讀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