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回憶錄 · 五出五歸
（一九○二年——一九一六年）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我四十歲。四月初四，春君又生了個男孩，這是我們的第三子，取名良琨，號子如。
我在四十歲以前，沒有出過遠門，來來往往，都在湘潭附近各地。而且到了一地，也不過稍稍勾留，少則十天半月，至多三五個月。得到一點潤筆的錢，就拿回家去，奉養老親，撫育妻子。我不希望發什麼財，只圖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於願已足，並不作遠遊之想。那年秋天，夏午詒由翰林改官陝西，從西安來信，叫我去教他的如夫人姚無雙學畫，知道我是靠作畫刻印的潤資度日的，就把束脩和旅費，都匯寄給我。郭葆生也在西安，怕我不肯去，寄了一封長信來，說：
無論作詩作文，或作畫刻印，均需於遊歷中求進境。作畫尤應多遊歷，實地觀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諦。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作畫但知臨摹前人名作或畫冊畫譜之類，已落下乘，倘復僅憑耳食，隨意點綴，則隔鞋搔癢，更見其百無一是矣。只能常作遠遊，眼界既廣闊，心境亦舒展，輔以穎敏之天資，深邃之學力，其所造就，將無涯涘。較之株守家園，故步自封者，誠不可以道里計也。關中夙號天險，山川雄奇，收之筆底，定多傑作。兄仰事俯蓄，固知憚於旅寄，然為畫境進益起見，西安之行，殊不可少，尚望早日命駕，毋勞躊躇！
我經他們這樣督促，就和父母商量好了，於十月初，別了春君，動身北上。
那時，水陸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卻趁此機會，添了不少畫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畫上一幅。到此境界，才明白前人的畫譜，造意布局，和山的皴法，都不是沒有根據的。我在中途，畫了很多，最得意的有兩幅：一幅是路過洞庭湖，畫的是《洞庭看日圖》；一幅是快到西安之時，畫的是《灞橋風雪圖》。我都列入《借山吟館圖卷》之內。
我到西安，已是十二月中旬了，見著午詒，又會到了葆生，張仲颺也在西安，還認識了長沙人徐崇立。在快要過年的時候，午詒介紹我去見陝西臬台樊樊山（增祥），他是當時的名士，又是南北聞名的大詩人。我刻了幾方印章，帶了去，想送給他。到了臬台衙門，因為沒有遞「門包」，門上不給我通報，白跑了一趟。午詒跟樊山說了，才見著了面。樊山送了我五十兩銀子，作為刻印的潤資，又替我訂了一張刻印的潤例，親筆寫好了交給我。
在西安的許多湖南同鄉，看見臬台這樣地看得起我，就認為是大好的晉身之階。張仲颺也對我說，機會不可錯過，勸我直接去走臬台門路，不難弄到一個很好的差事。我以為一個人要是利慾薰心，見縫就鑽，就算鑽出了名堂，這個人的人品，也可想而知了。因此，仲颺勸我積極營謀，我反而勸他懸崖勒馬。仲颺這樣一個熱衷功名的人，當然不會受我勸的，但是像我這樣一個淡於名利的人，當然也不會聽他話的。我和他，從此就有點小小的隔閡，他的心裡話，也就不跟我說了。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我四十一歲。在西安住了三個來月，夏午詒要進京謀求差事，調省江西，邀我同行。樊樊山告訴我：他五月中也要進京，慈禧太后喜歡繪畫，宮內有位雲南籍的寡婦繆素筠，給太后代筆，吃的是六品俸，他可以在太后面前推薦我，也許能夠弄個六七品的官銜。我笑著說：「我是沒見過世面的人，叫我去當內廷供奉，怎麼能行呢？我沒有別的打算，只想賣賣畫，刻刻印章，憑著這一雙勞苦的手，積蓄得二三千兩銀子，帶回家去，夠我一生吃喝，也就心滿意足了。」夏午詒說：「京城裡遍地是銀子，有本領的人，俯拾即是，二三千兩銀子，算得了什麼！瀕生當了內廷供奉，在外頭照常可以賣畫刻印，還怕不夠你一生吃喝嗎？」我聽他們都是官場口吻，不便接口，只好相對無言了。
三月初，我隨同午詒一家，動身進京。路過華陰縣，登上了萬歲樓，面對華山，看個盡興。一路桃花，長達數十里，風景之美，真是生平所僅見。到晚晌，畫了一幅《華山圖》。華山山勢陡立，看去真像刀削一樣。渡了黃河，在弘農澗地方，遠看嵩山，另是一種奇景。我向旅店中借了一張小桌子，在澗邊畫了一幅《嵩山圖》。在漳河岸邊，看見水裡有一塊長方形的石頭，好像是很光滑的，我想取了來，磨磨刻字刀，倒是十分相宜。拾起來仔細一看，卻是塊漢磚，銅雀台的遺物。無意間得到了稀見的珍品，真是喜出望外。可惜十多年後，在家鄉的兵亂中，給土匪搶去了。
我進了京城，住在宣武門外北半截胡同夏午詒家。每天教無雙學畫以外，應了朋友的介紹，賣畫刻印章。閒暇時候，常去逛琉璃廠，看看古玩字畫。也到大柵欄一帶去聽聽戲。認識了湘潭同鄉張翊六（號貢吾）、衡陽人曾熙（號農髯）、江西人李瑞荃（號筠庵）。其餘還有不少的新知舊友，常在一起游宴。但是一般勢利的官場中人，我是不願和他們接近的。記得我初認識曾農髯時，誤會他是個勢利人，囑咐午詒家的門房，待他來時，說我有病，不能會客。他來過幾次，都沒見著。一次，他又來了，不待通報，直闖進來，連聲說：「我已經進來，你還能不見我嗎？」我無法再躲，只得延見。農髯是個風雅飽學之士，後來跟我交得很好，當初我錯看了他，實在抱歉之極。三月三十日那天，午詒同楊度發起，在陶然亭餞春，到了不少的詩人，我畫了一幅《陶然亭餞春圖》。楊度，號皙子，湘潭同鄉，也是湘綺的門生。
到了五月，聽說樊山已從西安啟程，我怕他來京以後，推薦我去當內廷供奉，少不得要添出許多麻煩。我向午詒說：「離家半年多，想念得很，打算出京回家去了。」午詒留著我，我堅決要走。他說：「既然留你不得，我也只好隨你的便！我想，給你捐個縣丞，指省江西，你到南昌去候補，好不好呢？縣丞雖是微秩，究屬是朝廷的命官，慢慢地磨上了資格，將來署縣缺，是並不難的。況且我是要到江西去的，替你打點打點，多少總有點照應。」我說：「我哪裡會做官，你的盛意，我只好心領而己。我如果真的到官場裡去混，那我簡直是受罪了！」午詒看我意志並無猶豫，知道我是決不會幹的，也就不再勉強，把捐縣丞的錢送了給我。我拿了這些錢，連同在西安北京賣畫刻印的潤資，一共有二千多兩銀子，可算是不虛此行了。
我在北京臨行之時，在李玉田筆鋪，定製了畫筆六十枝，每枝上面，挨次刻著號碼，刻的字是：「白石先生畫筆第幾號。」當時有人說，不該自稱先生，這樣地刻筆，未免狂妄。實則從前金冬心就自己稱過先生，我摹仿著他，有何不可呢？樊樊山在我出京後不久，也到了京城，聽說我已走了，對夏午詒說：「齊山人志行很高，性情卻有點孤僻啊！」
我出京城，從天津坐海輪，過黑水洋，到上海，再坐江輪，轉漢口，回到家鄉，已是六月炎天了。我從四十歲起至四十七歲止，出過遠門五次，是我生平可紀念的五出五歸，這次遠遊西安北京，繞道天津上海回家，是我五出五歸中的一出一歸，也就是我出門遠遊的第一次。那時，同我合資典租梅公祠祭田的那位朋友，想要退田，我提出四百八十兩給了他，以後梅公祠的房子和祭田，統都歸我承典了。我回鄉以後，仍和舊日師友常相晤敘，作畫吟詩刻印章，是每天的日課。
光緒三十年（甲辰·1904年），我四十二歲，春間，王湘綺師約我和張仲颺游南昌。過九江，遊了廬山。到了南昌，住在湘綺師的寓中，我們常去游滕王閣、百花洲等名勝。銅匠出身的曾招吉，那時在南昌製造空運大氣球，聽說他試驗了幾次，都掉到水裡去了，人都作為笑談，他仍是專心一志地研究。他也是湘綺師的門生，和鐵匠出身的張仲颺，木匠出身的我，同稱「王門三匠」。南昌是江西省城，大官兒不算很少，欽慕湘綺的盛名，時常來登門拜訪。仲颺和招吉，周旋其間，倒也認識了很多闊人。我卻怕和他們打著交道，看見他們來了，就躲在一邊，避不見面，並不出去招呼，所以他們認識我的很少。
七夕那天，湘綺師在寓所，召集我們一起飲酒，並賜食石榴。席間，湘綺師說：「南昌自從曾文正公去後，文風停頓了好久，今天是七夕良辰，不可無詩，我們來聯句吧！」他就自己首唱了兩句：「地靈勝江匯，星聚及秋期。」我們三個人聽了，都沒有聯上，大家互相看看，覺得很不體面。好在湘綺師是知道我們底細的，看我們誰都聯不上，也就罷了。我在夏間，曾把我所刻的印章拓本，呈給湘綺師評閱，並請他做篇序文。就在那天晚上，湘綺師把作成的序文給了我。到了八月十五中秋節，我才回到了家鄉。這是我五出五歸中的二出二歸。想起七夕在南昌聯句之事，覺得作詩這一門，倘不多讀點書，打好根基，實在不是容易的事。雖說我也會哼幾句平平仄仄，怎麼能夠自稱為詩人了呢？因此，就把借山吟館的「吟」字刪去，只名為「借山館」了。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我四十三歲。在黎薇蓀家裡，見到趙之謙的《二金蝶堂印譜》，借了來。用朱筆鉤出，倒和原本一點沒有走樣。從此，我刻印章，就摹仿趙叔的一體了。我作畫，本是畫工筆的，到了西安以後，漸漸改用大寫意筆法。以前我寫字，是學何子貞的，在北京遇到了李筠庵，跟他學寫魏碑，他叫我臨爨龍顏碑，我一直寫到現在。人家說我出了兩次遠門，作畫寫字刻印章，都變了樣啦，這確是我改變作風的一個大樞紐。
七月中旬，汪頌年約我游桂林。頌年名詒書，長沙人，翰林出身，時任廣西提學使。廣西的山水，是天下著名的，我就欣然而往，進於廣西境內，果然奇峰峻岭，目不暇接。畫山水，到了廣西，才算開了眼界啦！只是桂林的氣候，倏忽多變，炎涼冷暖捉摸不定，出去遊覽，必須把棉、夾、單三類衣服，帶個齊全，才能應付天氣的變化。我作過一首詩：
廣西時候不相侔，自打衣包作小游。
一日扁舟過陽朔，南風輕葛北風裘。
並不是過甚其辭。
我在桂林，賣畫刻印為生。樊樊山在西安給我定的刻印潤格，我借重他的大名，把潤格掛了出去，生意居然很好。那時，湖南寶慶人（今邵陽）蔡鍔（字松坡），新從日本回國，在桂林創辦巡警學堂。看我賦閒無事，托人來說：「巡警學堂的學生，每逢星期日放假，常到外邊去鬧事，想請您在星期那天，去教學生們作畫，每月送薪資三十兩銀子。」我說：「學生在外邊會鬧事，在裡頭也會鬧事，萬一鬧出轟教員的事，把我轟了出來，顏面何存，還是不去的好。」三十兩銀子請個教員，在那時是很豐厚的薪資，何況一個月只教四天的課，這是再優惠沒有的了。我堅辭不就，人都以為我是個怪人。松坡又有意自己跟我學畫，我也婉辭謝絕。
有一天，在朋友那裡，遇到一位和尚，自稱姓張，名中正，人都稱他為張和尚。我看他行動不甚正常，說話也多可疑，問他從哪裡來，往何處去，他都閃爍其辭，沒曾說出一個準地方，只是吞吞吐吐的「唔」了幾聲，我也不便多問了。他還托我畫過四條屏，送了我二十塊銀元。我打算回家的時候，他知道了，特地跑來對我說：「你哪天走？我預備騎馬，送你出城去！」這位和尚待友，倒是很殷勤的。到了民國初年，報紙上常有黃克強的名字，是人人知道的。朋友問我：「你認識黃克強先生嗎？」我說：「不認識。」又問我：「你總見過他？」我說：「素昧平生。」朋友笑著說：「你在桂林遇到的張和尚，既不姓張，又不是和尚，就是黃先生。」我才恍然大悟，但是我和黃先生始終沒曾再見過。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我四十四歲。在桂林過了年，打算要回家，畫了一幅《獨秀山圖》。正想動身的時候，忽接父親來信，說是四弟純培和我的長子良元，從軍到了廣東，家裡很不放心，叫我趕快去追尋。我就取道梧州，到了廣州，住在祗園寺廟內。探得他們跟了郭葆生，到了欽州去了。原來現任兩廣總督袁海觀，也是湘潭人，跟葆生是親戚。葆生是個候補道，指省廣東不久，就放了欽廉兵備道。道台是駐在欽州的。純培和良元，是葆生叫去的，他們怕家裡不放遠行，瞞了人，偷偷地到了廣東。我打聽到確訊，趕到了欽州。葆生笑著說：「我叫他們叔侄來到這裡，連你這位齊山人也請到了！」我說：「我是找他們來的，既已見到，家裡也就放心了。」
葆生本也會畫幾筆花鳥，留我住了幾個月，叫他的如夫人跟我學畫。他是一個好名的人，自己的畫雖不太好，卻很喜歡揮毫，官場中本沒有真正的是非，求他畫的人倒也不少。我到了以後，應酬畫件，葆生就叫我代為捉刀，送了我一筆潤資。他收羅的許多名畫，像八大山人、徐青藤、金冬心等真跡，都給我臨摹了一遍，我也得益不淺。到了秋天，我跟葆生訂了後約，獨自回家鄉。這是我五出五歸中的三出三歸。
我回家後不久，周之美師傅於九月二十一日死了。我聽得這個消息，心裡難受得很。回想當初跟我師傅學藝的時候，師傅視我如子，把他雕花的絕技，全套教給了我。出師後，我雖常去看他，只因連年在外奔波，相見的日子，並不甚多。不料此次遠遊歸來，竟成長別。師傅又沒有後嗣，身後淒涼，令人酸鼻。我到他家去哭奠了一場，又作了一篇《大匠墓誌》去追悼他。憑我這一點微薄的意思，怎能報答我師傅當初待我的恩情呢？
那時，我因梅公祠的房屋和祠堂的祭田，典期屆滿，另在餘霞峰山腳下，茶恩寺茹家沖地方，買了一所破舊房屋和二十畝水田。茹家沖在白石鋪的南面，相隔二十來里。西北到曉霞山，也不過三十來里。東西是楓樹坳，坳上有大楓樹百十來棵，都是幾百年前遺留下來的。西北是老壩，又名老溪，是條小河，岸的兩邊，古松很多。我們房屋的前面和旁邊，各有一口水井，井邊種了不少的竹子，房前的井，名叫墨井。這一帶在四山圍拘之中，風景很是優美。
我把破舊的房屋，翻蓋一新，取名為「寄萍堂」。堂內造一書室，取名為「八硯樓」，名雖為樓，並非樓房，我遠遊時得來的八塊硯石，置在室中，所以題了此名。這座房子，是我畫了圖樣蓋的，前後窗戶，安上了從上海帶回來的細鐵絲紗，我把它稱做「碧紗櫥」。布置妥當，於十一月同春君帶著兒女們，從梅公祠舊居，搬到了茹家沖新宅。我以前住的，只能說是借山，此刻置地蓋房，才可算是買山了。
十二月初七日，大兒媳生了個男孩，這是我的長孫，取名秉靈，號叫近衡。因他生在搬進新宅不到一月，故又取號移孫。鄰居們看我新修了住宅，又添了一個孫子，都來祝賀說：「人興財旺！」我的心境，確比前幾年舒展得多了。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我四十五歲。上年在欽州，與郭葆生話別，訂約今年再去。過了年，我就動身了。坐轎到廣西梧州，再坐輪船，轉海道而往。到了欽州，葆生仍舊叫我教他如夫人學畫，兼給葆生代筆。住不多久，隨同葆生到了肇慶。游鼎湖山，觀飛泉潭。又往高要縣，游端溪，謁包公祠。欽州轄界，跟越南接壤，那年邊疆不靖，兵備道是要派兵去巡邏的。我趁此機會，隨軍到達東興。這東興在北崙河北岸，對面是越南的芒街，過了鐵橋，到了北崙河南岸，遊覽越南山水。野蕉數百株，映得滿天都成碧色。我畫了一張《綠天過客圖》，收入《借山圖卷》之內。
回到欽州，正值荔枝上市，沿路我看了田裡的荔枝樹，結著累累的荔枝，倒也非常好看，從此我把荔枝也入了我的畫了。曾有人拿了許多荔枝來，換了我的畫去，這倒可算是一樁風雅的事。還有一位歌女，我捧過她的場，她常常剝了荔枝肉給我吃。我作了一首紀事詩：
客里欽州舊夢痴，南門河上雨絲絲。
此生再過應無分，縴手教儂剝荔枝。
欽州城外，有所天涯亭，我每次登亭游眺，總不免有點遊子之思。到了冬月，動身回鄉，到家已是臘鼓頻催的時節了。這是五出五歸中的四出四歸。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我四十六歲。羅醒吾在廣東提學使衙門任事，叫我到廣州去玩玩。我於二月間到了廣州，本想小住幾天，轉道往欽州，醒吾勸我多留些時，我就在廣州住下，仍以賣畫刻印為生。那時廣州人看畫，喜的是「四王」一派，求我畫的人很少，唯獨非常誇獎我的刀法，求我刻印的人，每天總有十來起。因此賣藝生涯，亦不落寞。醒吾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在廣州做秘密的革命工作。他跟我同是龍山詩社七子之一，彼此無話不談。此番在廣州見面，他悄悄地把革命黨的內容，和他工作的狀況，告訴了我，並要我幫他做點事，替他們傳遞文件。我想，這倒不是難辦的事，只需機警地不露破綻，不會發生什麼問題，當下也答允了。從此，革命黨的秘密文件，需要傳遞，醒吾都交我去辦理。我是假借賣畫的名義，把文件夾雜在畫件之內，傳遞得十分穩妥。好在這樣的傳遞，每月並沒有多少次，所以始終沒露痕跡。秋間，我父親來信叫我回去，我在家住了沒有多久，父親叫我往欽州接我四弟和我長子回家，又動身到了廣東。
宣統元年（己酉·1909年），我四十七歲。在廣州過了年，正月到欽州，葆生留我住過了夏天，我才帶著我四弟純培和我長子良元，經廣州往香港，到了香港，換乘海輪，直達上海。住了幾天，正值中秋佳節，就攜同純培和良元，坐火車往蘇州，乘夜去游虎丘。第二天，我們到了南京。我想去見李梅庵，他往上海去了，沒有見著。梅庵名瑞清，是筠庵的哥哥，是當時有名的一位書法家。我刻了幾方印章，留在他家。在南京，匆匆逛了幾處名勝，就坐江輪西行。路過江西小姑山，在輪中畫了一個《小姑山圖》，收入我的《借山圖卷》之內。九月，回到了家。這是我五出五歸末一次回來。
宣統二年（庚戌·1910年），我四十八歲。回家以後，自覺書底子太差，天天讀些古文詩詞，想從根基方面，用點苦功。有時和舊日詩友，分韻斗詩，刻燭聯吟，往往一字未妥，刪改再三，不肯苟且。還把遊歷得來的山水畫稿，重畫了一遍，編成《借山圖卷》，一共畫了五十二幅。朋友胡廉石把他自己住在石門附近的景色，請王仲言擬了二十四個題目，叫我畫石門二十四景圖。我精心構思，換了幾次稿，費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才把它畫成。廉石和仲言，都說我遠遊歸來，畫的境界，比以前擴展得多了。
黎薇蓀自從四川辭官歸來，在嶽麓山下，新造了一所別墅，取名「聽葉庵」，叫我去玩。我到了長沙，住在通泰街胡石庵的家裡。王仲言在石庵家坐館，沁園師的長公子仙甫，也在省城。薇蓀那時是湖南高等學堂的監督，高等學堂是湖南全省最高的學府，在嶽麓書院的舊址，張仲颺在裡頭當教務長，都是熟人。我同薇蓀、仲颺和胡石庵、王仲言、胡仙甫等，游山吟詩，有時又刻印作畫，非常歡暢。我刻印的刀法，有了變化，把漢印的格局，融會到趙叔一體之內，薇蓀說我古樸耐人尋味。茶陵州的譚氏兄弟，十年前聽了丁拔貢的話，把我刻的印章磨平了。現在他們懂得些刻印的門徑，知道丁拔貢的話並不可靠，因此，把從前要刻的收藏印記，又請我去補刻了。同時，湘綺師也叫我刻了幾方印章。省城裡的人，頓時哄傳起來，求我刻印的人，接連不斷，我曾經有過一句詩：「姓名人識鬢成絲。」人情世態，就是這樣的勢利啊！
宣統三年（辛亥·1911年），我四十九歲。春二月，聽說湘綺師來到長沙，我進省去訪他，並面懇給祖母做墓志銘。這篇銘文，後來由我自己動手刻石。譚組安約我到荷花池上，給他們先人畫像。他的四弟組庚，於前年八月故去，也叫我畫了一幅遺像。我用細筆在紗衣裡面，畫出龍袍褂的團龍花紋，並在地毯右角，畫上一方「湘潭齊璜瀕生畫像記」小印，這是我近年來給人畫像的記識。
清明後二日，湘綺師借瞿子玖家裡的超覽樓，招集友人飲宴，看櫻花海棠。寫信給我說：「借瞿協揆樓，約文人二三同集，請翩然一到！」我接信後就去了。到的人，除了瞿氏父子，尚有嘉興人金甸臣，茶陵人譚祖同（澤闓）等。瞿子玖名鴻，當過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他的小兒子宣穎，號兌之，也是湘綺師的門生，那時還不到二十歲。瞿子玖作了一首櫻花歌七古，湘綺師作了四首七律，金、譚也都作了詩。我不便推辭，只好獻醜，過了好多日子，才補作了一首看海棠的七言絕句。詩道：
往事平泉夢一場，師恩深處最難忘，
三公樓上文人酒，帶醉扶欄看海棠。
當日，湘綺師在席間對我說：「瀕生這幾年，足跡半天下，好久沒有給同鄉人作畫了，今天的集會，可以畫一幅超覽樓楔集圖啦！」我說：「老師的吩咐，一定遵辦！」可是我口頭雖答允了，因為不久就回了家，這圖卻沒有畫成。
民國元年（壬子·1912年），我五十歲。民國二年（癸丑·1913年），我五十一歲。我自五出五歸以後，希望終老家鄉，不再作遠遊之想。住的茹家沖新宅，經我連年布置，略有可觀。我奔波了半輩子，總算有了一個比較安逸的容身之所了。在我五十一歲那年的九月，我把一點微薄的積蓄，分給三個兒子，讓他們自謀生活。那時，長子良元二十五歲，次子良黼二十歲，三子良琨十二歲。良琨年歲尚小，由春君留在身邊，跟隨我們夫婦度日。長、次兩子，雖仍住在一起，但各自分炊，獨立門戶。良元在外邊做工，收入比較多些，餬口並不為難。良黼只靠打獵為生，天天愁窮。十月初一日得了病，初三日曳了一雙破鞋，手裡拿著火籠，還踱到我這邊來，坐在柴灶前面，烤著松柴小火，向他母親訴說窘況。當時我和春君，以為他是在父母面前撒嬌，並不在意。不料才隔五天，到初八日死了，這真是意外的不幸。春君哭之甚慟，我也深悔不該急於分炊，致他憂愁而死。
民國三年（甲寅·1914年），我五十二歲。雨水節前四天，我在寄萍堂旁邊，親手種了三十多株梨樹。蘇東坡致程全父的信說：「太大則難活，小則老人不能待。」我讀了這篇文章，心想：我已五十二歲的人了，種這梨樹，也怕等不到吃果子，人已沒了。但我後來，還幸見它結實，每隻重達一斤，而且味甜如蜜，總算及吾之生，吃到自種的梨了。
夏四月，我的六弟純楚死了，享年二十七歲。純楚一向在外邊做工，當戊申年他二十一歲時，我曾戲為了他畫一幅小像。前年冬，他因病回家，病了一年多而死。父親母親，老年喪子，非常傷心，我也十分難過，作了兩首詩悼他。
純楚死後沒幾天，正是端陽節，我派人送信到韶塘給胡沁園師，送信人匆匆回報說：「他老人家故去已七天了。」我聽了，心裡頭頓時像小刀子亂扎似的，說不出有多大痛苦。他老人家不但是我的恩師，也可以說是我生平第一知己，我今日略有成就，飲水思源，都是出於他老人家的栽培。一別千古，我怎能抑制得住滿腔的悲思呢？我參酌舊稿，畫了二十多幅畫，都是他老人家生前賞識過的，我親自動手裱好，裝在親自糊扎的紙箱內，在他靈前焚化。同時又作了七言絕句十四首，又作了一篇祭文，一副輓聯，聯道：
衣缽信真傳，三絕不愁知己少；
功名應無分，一生長笑折腰卑。
這副聯語雖說挽的是沁園師，實在是我的自況。
民國四年（乙卯·1915年），我五十三歲。民國五年（丙辰·1916年），我五十四歲。乙卯冬天，胡廉石把我前幾年給他畫的《石門二十四景圖》送來，叫我題詩。我看黎薇蓀已有詩題在前面，也技癢起來，每景補題了一詩。正在那時，忽得消息，湘綺師故去了，享年八十五歲。這又是一個意外的刺激！我專誠去哭奠了一場。回憶往日師門的恩遇，我至今銘感不忘。
那年，還有一樁掃興的事，談起來也是很可氣的。我作詩，向來是不求藻飾，自主性靈，尤其反對摹仿他人，學這學那，搔首弄姿。但這十年來，喜讀宋人的詩，愛他們輕朗閒淡，和我的性情相近，有時偶用他們的格調，隨便哼上幾句。只因不是去摹仿，就沒有去作全首的詩，所作的不過是斷句殘聯。日子多了，積得有三百多句，不意在秋天，被人偷了去。我有詩道：
料汝他年夸好句，老夫已死是非無。
作詩原是雅事，到了偷襲掠美的地步，也就未免雅得太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