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回憶錄 · 詩畫篆刻漸漸成名
（一八九○年——一九○一年）
光緒十六年（庚寅·1890年），我二十八歲。光緒十七年（辛卯·1891年），我二十九歲。光緒十八年（壬辰·1892年），我三十歲。光緒十九年（癸巳·1893年），我三十一歲。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年），我三十二歲。這五年，我仍靠賣畫為生，來往於杏子塢韶塘周圍一帶。在我剛開始畫像的時候，家景還是不很寬裕，常常因為燈盞缺油，一家子摸黑上床。有位朋友黎丹，號叫雨民，是沁園師的外甥，到我家來看我，留他住下，夜無油燈，燒了松枝，和他談詩。另一位朋友王訓，也是沁園師的外甥，號叫仲言，他的家裡有一部白香山《長慶集》，我借了來，白天沒有閒暇，只有晚上回了家，才能閱讀，也因家裡沒有燈油，燒了松柴，借著柴火的光亮，對付著把它讀完。後來我到了七十歲時，想到了這件事，作過一首《往事示兒輩》的詩，說：
村書無角宿緣遲，廿七年華始有師，
燈盞無油何害事，自燒松火讀唐詩。
沒有讀書的環境，偏有讀書的嗜好，你說，窮人讀一點書，容易不容易？
我三十歲以後，畫像畫了幾年，附近百來里地的範圍以內，我差不多跑遍了東西南北。鄉里的人，都知道芝木匠改行做了畫匠，說我畫的畫，比雕的花還好。生意越做越多，收入也越來越豐，家裡靠我這門手藝，光景就有了轉機，母親緊皺了半輩子的眉毛，到此時才慢慢地放開了。祖母也笑著對我說：「阿芝！你倒沒有虧負了這支筆，從前我說過，哪見文章鍋里煮，現在我看見你的畫，卻在鍋里煮了！」我知道祖母是說的高興話，就畫了幾幅畫，又寫了一張橫幅，題了「甑屋」兩個字，意思是：「可以吃得飽啦，不至於像以前鍋里空空的了。」
那時我已並不專搞畫像，山水人物，花鳥草蟲，人家叫我畫的也很多，送我的錢，也不比畫像少。尤其是仕女，幾乎三天兩朝有人要我畫的，我常給他們畫些西施、洛神之類。也有人點景要畫細緻的，像文姬歸漢、木蘭從軍等等，他們都說我畫得很美，開玩笑似的叫我「齊美人」。老實說，我那時畫的美人，論筆法，並不十分高明，不過鄉下人光知道表面好看，家鄉又沒有比我畫得好的人，我就算獨步一時了。常言道：「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他們這樣抬舉我，說起來，真是慚愧得很。但是，也有一批勢利鬼，看不起我是木匠出身，畫是要我畫了，卻不要題款。好像是：畫是風雅的東西，我卻算不得斯文中人，不是斯文人，不配題風雅畫。我明白他們的意思，覺得很可笑，本來不願意跟他們打交道，只是為了掙錢吃飯，也就不去計較這些。他們既不少給我錢，題不題款，我倒並不在意。
我們家鄉，向來是沒有裱畫鋪的，只有幾個會裱畫的人，在四鄉各處，來來往往，應活做工，蕭薌陔師傅就是其中的一人。我在沁園師家讀書的時候，沁園師曾把蕭師傅請到家裡，一方面叫他裱畫，一方面叫大公子仙逋，跟他學做這門手藝。特地勻出了三間大廳，屋內中間，放著一張尺碼很長很大的紅漆桌子，四壁牆上，釘著平整乾淨的木板格子，所有軸干、軸頭、別子、綾絹、絲絛、宣紙以及排筆、糨糊之類，置備得齊齊備備，應有盡有。沁園師對我說：「瀕生，你也可以學學！你是一個畫家，學會了，裝裱自己的東西，就透著方便些。給人家做做活，也可以作為副業謀生。」沁園師處處為我打算，真是無微不至。我也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就同仙逋，跟著蕭師傅，從托紙到上軸，一層一層的手續，都學會了。
鄉里裱畫，全綾挖嵌的很少，講究的，也不過「綾鑲圈」「綾鑲邊」而已，普通的都是紙裱。我反覆琢磨，認為不論綾裱紙裱，關鍵全在托紙，托得勻整平貼，掛起來，才不會有卷邊抽縮、彎腰駝背等毛病。比較難的，是舊畫揭裱。揭要揭得原件不傷分毫，裱要裱得清新悅目，遇有殘破的地方，更要補得天衣無縫。一般裱畫，只會裱新的，不會揭裱舊畫。蕭師傅是個全才，裱新畫是小試其技，揭裱舊畫是他的拿手本領。我跟他學了不少日子，把揭裱舊畫的手藝也學會了。
我三十二歲那年，二月二十一日，春君又生了個男孩，這是我們的次子，取名良黼，號叫子仁。我自從在沁園師家讀書以後，由於沁園師的吹噓，朋友們的介紹，認識的人，漸漸地多了。住在長塘的黎松安，名培鑾，又名德恂，是黎雨民的本家。那年春天，松安請我去畫他父親的遺像，他父親是上年故去的。王仲言在他們家教家館，彼此都是熟人，我就在松安家住了好多時候。長塘在羅山的腳下，杉溪的後面，溪水從白竹坳來，風景很幽美。那時，松安的祖父還在世，他老先生是會畫幾筆山水的，也收藏了些名人字畫，都拿了出來給我看，我就臨摹了幾幅。朋友們知道我和王仲言都在黎松安家，他們常來相敘，仲言發起組織了一個詩會，約定集會地點，在白棠花村羅真吾、醒吾弟兄家裡。真吾名天用，他的弟弟醒吾名天覺，是沁園師的侄婿，我們時常在一起，都是很相好的。
講實在的話，他們的書底子，都比我強得多，作詩的功夫，也比我深得多。不過那時是科舉時代，他們多少有點弋取功名的心理，試場裡用得著的是試帖詩，他們為了應試起見，都對試帖詩有相當研究，而且都曾下了苦功揣摩過的。試帖詩雖是工穩妥帖，又要圓轉得體，作起來確是不容易，但過於拘泥板滯，一點兒不見生氣。我是反對死板無生氣的東西的，作詩講究性靈，不願意像小腳女人似的扭捏作態。因此，各有所長，也就各做一派。他們能用典故，講究聲律，這是我比不上的，若說作些陶寫性情、歌詠自然的句子，他們也不一定比我好了。
我們的詩會，起初本是四五個人，隨時集在一起，談詩論文，兼及字畫篆刻，音樂歌唱，倒也興趣很濃，只是沒有一定日期，也沒有一定規程。到了夏天，經過大家討論，正式組成了一個詩社，借了五龍山的大傑寺內幾間房子，作為社址，就取名為「龍山詩社」。五龍山在中路鋪白泉的北邊，離羅真吾、醒吾弟兄所住的棠花村很近。大傑寺是明朝就有的，裡邊有很多銀杏樹，地方清靜幽雅，是最適宜避暑的地方。詩社的主幹，除了我和王仲言、羅真吾、醒吾弟兄，還有陳茯根、譚子荃、胡立三，一共是七個人，人家稱我們為「龍山七子」。陳茯根名節，板橋人，譚子荃是羅真吾的內兄，胡立三是沁園師的侄子，都是常常見面的好朋友。他們推舉我做社長，我怎麼敢當呢？他們是世家子弟，學問又比我強，叫我去當頭兒，好像是存心跟我開玩笑，我是堅辭不干。王仲言對我說：「瀕生，你固執了！我們是論齒，七人中，年紀是你最大，你不當，是誰當了好呢？我們都是熟人，社長不過應個名而已，你還客氣什麼？」他們都附和王仲言的話，說我客氣得無此必要。我沒法辭，只得應允了。
社外的詩友，卻也很多，常常來的，有黎松安、黎薇蓀、黎雨民、黃伯魁、胡石庵、吳剛存等諸人，也都是我們向來極相熟的。只有一個名叫張登壽，號叫仲颺的，是我新認識的。這位張仲颺，出身跟我一樣寒微，年輕時學過鐵匠，也因自己發奮用功，讀書讀得很有一點成就，拜了我們湘潭的大名士王湘綺先生做老師，經學根底很深，詩也作得非常工穩。鄉里的一批勢利鬼，背地裡仍有叫他張鐵匠的。這和他們在我改行以後，依舊叫我芝木匠，是一樣輕視的意思。我跟他，都是學過手藝的人，一見面就很親熱，交成了知己朋友。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我三十三歲。黎松安家裡，也組成了一個詩社。松安住在長塘，對面一里來地，有座羅山，俗稱「羅網山」，因此，取名為「羅山詩社」。我們龍山詩社的主幹七人，和其他社外詩友，也都加入，時常去作詩應課。兩山相隔，有五十來里地，我們跑來跑去，並不嫌著路遠。那年，我們家鄉遭逢了很嚴重的旱災，田裡的莊稼，都枯焦得不成樣子，秋收是沒有把握的了，鄉里的饑民，就一群一群地到有錢人家去吃飯。我們家鄉有富裕人家，家裡都有穀倉，存著許多稻穀，年年吃掉了舊的，再存新的，永遠是滿滿的倉，這是古人所說積穀防饑的意思。可是富裕人家，究屬是少數，大多數的人們，平日糊得上嘴，已不容易，哪有力量積存稻穀，逢到災荒，就沒有飯吃，為了活命，只有去吃富戶的一法。他們去的時候，排著隊伍，魚貫而進，倒也很守秩序，不是亂搶亂撞的。到了富戶家裡，自己動手開倉取谷，打米煮飯，但也不是把富戶的存谷，完全吃光，吃了幾頓飽飯，又往別的地方，換個人家去吃。鄉里人稱他們為「吃排飯」。但是他們一群去了，另一群又來，川流不息地來來去去，富戶存的稻穀，歸根結底，雖沒吃光，也就吃得所剩無幾了。我們這些詩友，恰巧此時陸續地來到黎松安家，本是為了羅山詩社來的，附近的人，不知底細，卻造了許多謠言，說是長塘黎家，存谷太多，連一批破靴黨〔5〕都來吃排飯了。
那時，龍山詩社從五龍山的大傑寺內遷出，遷到南泉沖黎雨民的家裡。我往來於龍山、羅山兩詩社，他們都十分歡迎。這其間另有一個原因，原因是什麼呢？他們要我造花箋。我們家鄉，是買不到花箋的，花箋是家鄉土話，就是寫詩的詩箋。兩個詩社的社友，都是少年愛漂亮，認為作成了詩，寫的是白紙，或是普通的信箋，沒有寫在花箋上，總覺得是一件憾事，有了我這個能畫的人，他們就跟我商量了。我當然是義不容辭，立刻就動手去做，用單宣和官堆一類的紙，裁八行信箋大小，在晚上燈光之下，一張一張地畫上幾筆，有山水，也有花鳥，也有草蟲，也有魚蝦之類，著上了淡淡的顏色，倒也雅致得很。我一晚上能夠畫出幾十張，一個月只要畫上幾個晚上，分給社友們寫用，就足夠的了。王仲言常常對社友說：「這些花箋，是瀕生辛辛苦苦造成的，我們寫詩的時候，一定要仔細地用，不要寫錯。隨便糟蹋了，非但是怪可惜的，也對不起瀕生熬夜的辛苦！」
說起這花箋，另有一段故事：在前幾年，我自知文理還不甚通順，不敢和朋友們通信，黎雨民要我跟他書信往來，特意送了我一些信箋，逼著我給他寫信，我就從此開始寫起信來，這確是算得我生平的一個紀念。不過雨民送我的，是寫信用的信箋，不是寫詩用的花箋。為了談起造花箋的事，我就想起黎雨民送我信箋的事來了。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我三十四歲。我起初寫字，學的是館閣體，到了韶塘胡家讀書以後，看了沁園、少蕃兩位老師，寫的都是道光年間，我們湖南道州何紹基一體的字，我也跟著他們學了。又因詩友們，有幾位會寫鐘鼎篆隸，兼會刻印章的，我想學刻印章，必須先會寫字，因之我在閒暇時候，也常常寫些鐘鼎篆隸了。前二年，我在人家畫像，遇上了一個從長沙來的人，號稱篆刻名家，求他刻印的人很多，我也拿了一方壽山石，請他給我刻個名章。隔了幾天，我去問他刻好了沒有？他把石頭還了給我，說：「磨磨平，再拿來刻！」我看這塊壽山石，光滑平整，並沒有什麼該磨的地方，既是他這麼說，我只好磨了再拿去。他看也沒看，隨手擱在一邊。又過了幾天，再去問他，仍舊把石頭扔還給我，說：「沒有平，拿回去再磨磨！」我看他倨傲得厲害，好像看不起我這塊壽山石，也許連我這個人，也不在他的眼中。我想：何必為了一方印章，自討沒趣。我氣憤之下，把石頭拿回來，當夜用修腳刀，自己把它刻了。第二天一早，給那家主人看見，很誇獎地說：「比了這位長沙來的客人刻的，大有雅俗之分。」我雖覺得高興，但也自知，我何嘗懂得篆刻刀法呢！我那時刻印，還是一個門外漢，不敢在人前賣弄。朋友中間，王仲言、黎松安、黎薇蓀等，卻都喜歡刻印，拉我在一起，教我一些初步的方法，我參用了雕花的手藝，順著筆畫，一刀一刀地削去，簡直是跟了他們，鬧著玩兒。
沁園師的本家胡輔臣，介紹我到皋山黎桂塢家去畫像。皋山黎家和長塘黎松安家是同族。黎桂塢的弟弟薇蓀、鐵安，都是會刻印章的，鐵安尤其精深，我就向他請教：「我總刻不好，有什麼方法辦呢？」鐵安笑著說：「南泉沖的楚石，有的是！你挑一擔回家去，隨刻隨磨，你要刻滿三四個點心盒，都成了石漿，那就刻得好了。」這雖是一句玩笑話，卻也很有至理。我於是打定主意，發奮學刻印章，從「多磨多刻」這句話上著想，去下功夫了。
黎松安是我最早的印友，我常到他家去，跟他切磋，一去就在他家住上幾天。我刻著印章，刻了再磨，磨了又刻，弄得我住的他家客室，四面八方，滿都是泥漿。他還送給我丁龍泓、黃小松兩家刻印的拓片，我很想學他們兩人的刀法，只因拓片不多，還摸不到門徑。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我三十五歲。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我三十六歲。我在三十五歲以前，足跡只限於杏子塢附近百里之內，連湘潭縣城都沒去過。直到三十五歲那年，才由朋友介紹，到縣城裡去給人家畫像。後來請我畫像的人漸多，我就常常地進城去了。我在湘潭城內，認識了郭葆生（人漳），是個道台班子的大少爺。又認識了一位桂陽州的名士夏壽田，號叫午詒，也是一位貴公子。這時松安家新造了一所書樓，名叫誦芬樓，羅山詩社的詩友們，就在那裡集會。我們龍山詩社的人，也常去參加。次年，我三十六歲，春君生了個女孩，小名叫做阿梅。黎薇蓀的兒子戩齋，交給我丁龍泓、黃小松兩家的印譜，說是他父親從四川寄回來送給我的。前年，黎松安給過我丁黃刻印的拓片，我對於丁黃兩家精密的刀法，就有了途軌可循了。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我三十七歲。正月，張仲颺介紹我去拜見王湘綺先生，我拿了我作的詩文，寫的字，畫的畫，刻的印章，請他評閱。湘公說：「你畫的畫，刻的印章，又是一個寄禪黃先生哪！」湘公說的寄禪，是我們湘潭有名的一個和尚，俗家姓黃，原名讀山，是宋朝黃山谷的後裔，出家後，法名敬安，寄禪是他的法號，他又自號為八指頭陀。他也是少年寒苦，自己發奮成名，湘公把他來比我，真是抬舉我了。
那時湘公的名聲很大，一般趨勢好名的人，都想列入門牆，遞上一個門生帖子，就算做王門弟子，在人前賣弄賣弄，覺得很有光彩了。張仲颺屢次勸我拜湘公的門，我怕人家說我標榜，遲遲沒有答應。湘公見我這人很奇怪，說高傲不像高傲，說趨附又不肯趨附，簡直莫名其所以然。曾對吳劭之說：「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我門下有銅匠衡陽人曾招吉，鐵匠我同縣烏石寨人張仲颺，還有一個同縣的木匠，也是非常好學的，卻始終不肯做我的門生。」這話給張仲颺聽到了，特來告訴我，並說：「王老師這樣地看重你，還不去拜門？人們求都求不到，你難道是抬也抬不來嗎？」我本也感激湘公的一番厚意，不敢再固執。到了十月十八日，就同了仲颺，到湘公那裡，正式拜門。但我終覺得自己學問太淺，老怕人家說我拜人王門，是想抬高身份，所以在人面前，不敢把湘綺師掛在嘴邊。不過我心裡頭，對湘綺師是感佩得五體投地的。仲颺又對我說：「湘綺師評你的文，倒還像個樣子，詩卻成了紅樓夢裡呆霸王薛蟠的一體了。」這句話真是說著我的毛病了。我做的詩，完全寫我心頭裡要說的話，沒有在字面上修飾過，自己看過，也有點呆霸王那樣的味兒哪！
那時，黎鐵安又介紹我到湘潭縣城裡。給茶陵州的著名紳士譚氏三兄弟，刻他們的收藏印記。這三位都是譚鍾麟的公子。譚鍾麟做過閩浙總督和兩廣總督，是赫赫有名的一品大員。他們三弟兄大的叫譚延闓，號組安；次的叫譚恩闓，號組庚；小的叫譚澤闓，號瓶齋。我一共給他們刻了十多方印章。自己看著，倒還過得去。卻有一個丁拔貢，名叫可鈞的，自稱是個金石家，指斥我的刀法太懶，說了不少壞話。譚氏兄弟聽了丁拔貢的話，就把我刻的字，統都磨掉，另請這位丁拔貢去刻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心想：我和丁可鈞，都是摹仿丁龍泓、黃小松兩家的，難道說，他刻得對，我就不對了麼？究竟誰對誰不對，懂得此道的人自有公論，我又何必跟他計較，也就付之一笑而已。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我三十八歲。湘潭縣城內，住著一位江西鹽商，是個大財主。他逛了一次衡山七十二峰，以為這是天下第一勝景，想請人畫個南嶽全圖，作為他游山的紀念。朋友介紹我去應徵，我很經意地畫成六尺中堂十二幅。我為了湊合鹽商的意思，著色特別濃重；十二幅畫，光是石綠一色，足足地用了二斤，這真是一個笑柄。鹽商看了，卻是十分滿意，送了我三百二十兩銀子。這三百二十兩，在那時是一個了不起的數目，人家聽了，吐吐舌頭說：「這還了得，畫畫真可以發財啦！」因為這一次畫，我得了這樣的高價，傳遍了湘潭附近各縣，從此我賣畫的聲名，就大了起來，生意也就益發的多了。
我住的星斗塘老屋，房子本來很小，這幾年，家裡添了好多人口，顯得更見狹窄了。我拿回了三百二十兩銀子，就想另外找一所住房。恰巧離白石鋪不遠的獅子口，在蓮花寨下面，有所梅公祠，附近還有幾十畝祠堂的祭田，正在招人典租，索價八百兩銀子，我很想把它承典過來，只是沒有這些銀子。我有一個朋友，是種田的，他願意典祠堂的祭田，於是我出三百二十兩，典住祠堂房屋，他出四百八十兩，典種祠堂祭田。事情辦妥，我就同了我妻陳春君，帶著我們兩個兒子，兩個女兒，搬到梅公祠去住了。蓮花寨離餘霞嶺，有二十來里地，一望都是梅花，我把住的梅公祠，取名「百梅書屋」。我作過一首詩，說：
最關情是舊移家，屋角寒風香徑斜。
二十里中三尺雪，餘霞雙屐到蓮花。
梅公祠邊，梅花之外，還有許多木芙蓉，花開時好像鋪著一大片錦繡。好看得很。梅公祠內，有一點空地，我添蓋了一間書房，取名「借山吟館」。房前屋後，種了幾株芭蕉，到了夏天綠蔭鋪階，涼生几榻，尤其是秋風夜雨，瀟瀟簌簌，助人詩思。我有句云：
蓮花山下窗前綠，猶有挑燈雨後思。
這一年我在借山吟館裡，讀書學詩，作的詩，竟有幾百首之多。
梅公祠離星斗塘，不過五里來地，並不太遠。我和春君，常常回到星斗塘去看望祖母和我父親、母親，他們也常到梅公祠來玩兒。從梅公祠到星斗塘，沿路水塘內，種的都是荷花，到花盛開之時，在塘邊行走，一路香風，沁人心胸。我有兩句詩說：
五里新荷田上路，百梅祠到杏花村。
我在梅公祠門前的水塘內，也種了不少荷花，夏末秋初，結的蓮蓬很多，在塘邊用稻草蓋了一個棚子，囑咐我兩個兒子，輪流看守。那年，我大兒子良元，年十二歲，次兒良黼，年六歲。他們兄弟倆，平常日子，到山上去砍柴，砍柴挺賣力氣，我見了心裡很喜歡。有一天，中午剛過，我到門前塘邊閒步，只見良黼躺在草棚之下，睡得正香。草棚是很小的，遮不了他整個身體，棚子頂上蓋的稻草，又極稀薄，他穿了一件破舊的短衣，汗出得像流水一樣。我看看地上的草，都給太陽曬得枯了。心想，他小小年紀，在這毒烈的太陽底下，怎麼能受得了呢？就叫他說：「良黼，你睡著了嗎？」他從睡夢中「嚯」地坐了起來，怕我責備，擦了擦眼淚，對我看看，喘著氣，咳了一聲嗽。我看他怪可憐的，就叫他跟我進屋去。這孩子真是老實極了。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我三十九歲。朋友問我：「你的借山吟館，取了借山兩字，是什麼意思？」我說：「意思很明白，山不是我所有，我不過借來娛目而已！」我就畫了一幅《借山吟館圖》，留作紀念。有人介紹我到湘潭縣城裡，給內閣中書李家畫像。這位李中書，名叫鎮藩，號翰屏，是個傲慢自大的人，向來是誰都看不起的，不料他一見我面，卻談得非常之好，而且還彬彬有禮。我倒有點奇怪了，以為這樣一個有名的狂士，怎麼能夠跟我交上朋友了呢？經過打聽，原來他有個內閣中書的同事，是湘綺師的內弟蔡枚功，名毓春，曾經對他說討：「國有顏子而不知，深以為恥。」蔡公這樣地抬舉我，李翰屏也就對我另眼相看了。
那年十二月十九日，我遭逢了一件大不幸的事情，我祖母馬孺人故去了。我小時候，她背了我下地做活，在窮苦無奈之時，她寧可自己餓著肚子，留了東西給我吃，想起了以前種種情景，心裡頭真是痛如刀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