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齋醫學文稿 · 第三十二節　秦伯未

20世紀初，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清政府之間的矛盾日趨激化，人民的反抗鬥爭呈現著日益高漲的形式。著名醫學家秦伯未出生在那個動亂的年代裡，那時距辛丑條約的簽訂，不到兩個月。 一、生平逸事 秦伯未名之濟，號謙齋，1901年3月21日出生於上海縣陳行鎮。秦氏為當地望族，祖父秦笛橋為前清貢生，精於醫術，文學方面頗有造詣。父親秦錫祺有五品頂戴，民國時任上海慈善團北堂主任。秦伯未出生後，家道中落。夫人喬佩珩，是教師，生一子二女，僅長女小珩學醫，擅長針灸。 在家庭環境薰陶下，秦伯未自幼就對文學與醫學產生濃厚的興趣。自松江第三中學畢業後，就投考了孟河名醫丁甘仁先生創辦的中醫專門學校（在上海南市石皮弄），與名醫程門雪、章次公、黃文東、嚴蒼山等為先後同學。他的記憶力特別好，一篇文章讀幾遍就能背誦。由於他原來基礎好，加上天資聰穎，勤奮好學，故在學校讀書時，成績優異，深受師長們的讚賞。畢業後，一方面在母校擔任教學，一方面在同仁輔元堂施診。 但是在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裡，民族虛無主義相當濃厚，我國傳統的文化受到鄙視，中醫學也面臨滅亡的危險。就在這個時候，丁甘仁先生因病逝世，秦伯未在悲痛之餘，更立志投身於中醫事業。1930年他與王一仁等共同創辦了上海中國醫學院，歷任教務長、院長、名譽院長等職，並擔任內經及內科的教學工作，他講課深入淺出，旁徵博引，條理清楚，重點突出，得到學生的好評。拜在門下的弟子先後凡20餘人，對他們採取上大課，布置作業，學醫論，隨師臨診，整理醫案，總結病例等多種方法，使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同時提高了業務與寫作水平。秦伯未著述的藥物學、生物學、診斷學、內科學、婦科學、幼科學等講義全套8冊，達30餘萬字，就是由門人等參訂，秦氏同學會付印的。1938年他籌資於上海連雲路創辦了中醫療養院，並在滬西設立分院，自任院長，設有內、外、婦、幼等科，有病床數十張，作為學生實習基地。20多年中培養了不少中醫人才。許多學生和門人遍布全國各地，成為中醫的骨幹力量。儘管在這時中醫受到種種限制、排擠和打擊，但由於中醫界同道的努力捍衛，艱苦鬥爭，中醫事業還是有一定發展的，其中就有秦伯未的一份功績。 二、治病必求於本 在那國難深重的艱苦歲月里，秦伯未憂國家民族之苦難，哀祖國醫學的厄運，他諄諄教導學生要「為本身求發展，為藝術謀進步，為國家謀勝利」。他曾說：「如何改進中醫，如何光大中醫，應從中國醫學之本身先有深切之認識，不忘自身之我為中國之人，更不忘我所治之人亦為中國之人。《內經》輒謂『治病必求其本』者，此尤本中之本也」（中國醫學院第十五屆畢業紀念刊序文）。「竭吾力以謀醫界事業之發展，用吾心以保人群幸福之增進，毋負所學而已」（《中醫療養專刊》創刊導言）。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三、名聞中外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黨的中醫政策陽光普照下，祖國醫學慶獲新生。1954年秦伯未受聘擔任上海市第十一人民醫院中醫內科主任。當他第一次步入整潔寧靜的醫院大門時，真是百感交集，強烈的翻身感使他精神振奮，更專心致志研究中醫。1955年他應聘任中央衛生部中醫顧問，來到祖國的首都——北京，並任教於北京中醫學院。與此同時，他擔任了中華醫學副會長、國家科委中藥組組長等職，並先後當選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在此期間，他奉命出國去蘇聯、蒙古等國參觀及進行醫療工作，這在中醫史上是較早的。 四、下筆如神 秦伯未學識淵博，醫文並茂，才華橫溢，下筆如神。青年時代就開始寫作。1921年他創辦了上海中醫書局，儲藏醫書不下數千種，自己編纂醫書醫刊，校訂古籍，搜抄秘本，付梓出版。他生平著作甚多。其中有代表性的如《謙齋醫學講稿》出版於1964年。該書是他後期的著作，通過幾十年的臨床與教學，在學術上經不斷提煉，更趨成熟。其中很多經驗之談，大能啟迪後學者，有較好的參考價值。其他如《中醫入門》、《中醫基本學說》、《診斷大綱》、《秦氏內經學》、《實用中醫學》、《中醫臨證備要》、《清代名醫醫案精華》、《清代名醫醫話精華》、《讀內經記》、《內經類證》、《內經病機十九條之研究》、《內經知要淺解》、《難經之研究》、《金匱要略簡釋》、《金匱方簡釋》、《秦氏醫學講義六種》、《藥性提要》、《丸散易知》、《常用丸散膏丹手冊》、《膏方大全》、《謙齋膏方案》、《治療新律》、《中醫療養專刊》、《驗方類編》、《溫熱類編》、《百病通論》、《國醫小史》、《癆病指南》等不下40種。至於發表於報章雜誌的小品文章，尤難盡數。據不完全統計，他撰寫的文字，總數達數百萬字之巨，這在中醫史上也是少見的。除了醫學著作以外，在文學方面造詣亦頗深。他愛好吟詠，曾從儒醫曹穎甫先生學詩。在他40歲時刊印的《謙齋詩詞集》7卷中已集載詞344首。在書法方面，他寫得一手好字，擅書趙之謙體，對小篆、北魏、隸書也都下過一番工夫。同時他又擅丹青與雕刻，均有一定水平。以一身而兼工醫、詩、書、畫、金石，堪稱多才多藝。除了他的天賦資質外，這主要來自刻苦磨鍊，潛心鑽研。他在一首詠懷詩中云：「明珠出東海，媚與月爭輝。嗟彼絕世珍，問誰將懷歸？裹以七錦襦，絡以五采絲。一朝得重價，寧復有賤時。抱才勿用嘆，真賞且相期。會當待際遇，亦應堅操持。」詩以言志，這首五言古詩正是他孤芳自賞、砥礪自勉的生動寫照。 五、「秦內經」之美譽 秦伯未讀書甚多，對歷代醫家的代表著作，大多要涉獵一番，而尤其重視對《內經》的鑽研。他曾說：「《內經》是最基本的一課，先把基本功打好，才能向更多方面吸收」（《謙齋醫學講稿》）。他這樣要求學生，也這樣要求自己。他撰寫有關《內經》的專著有《讀內經記》等5種。對《內經》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分析、歸納、整理、研究的工作。如在《秦氏內經學》中把《內經》原文整理為生理學、解剖學、診斷學、治療學、方劑學、病理學、雜病學等7章，系統性較強，便於後學者閱讀。在《內經類證》中，他把《內經》所述病證分為傷寒類、溫暑類、熱病類、中風類等37類，每類又列若干小目，條分縷析，給讀者帶來不少方便。他撰寫的其他著作，也大多以《內經》理論為基礎。更可貴的是他能把《內經》理論熟練而廣泛地應用於臨床教學與臨床實踐。例如講水腫病的治療時，他把《內經》中散見於各篇有關水腫的資料加以分析，聯繫《金匱要略》、《外台秘要》等文獻，結合他自己的臨床體會，總結了治療水腫病的6個基本法則是：發汗、利尿、燥濕、溫化、逐水、理氣，並列舉了代表方劑及兼證變化的應變原則。這一套水腫病的理法方藥，他用之於臨床取得較好的療效。 19世紀30年代前後，有不少人抱著機械唯物論形上學的觀點，瘋狂地指責中醫不科學，尤其把《內經》理論作為攻擊的主要目標。秦伯未對此據理力斥。他認為自歐美日本傳入的西洋醫學生理學「大半視人體為機械式。局部分析，固屬明確，而言作用，實失統系。蓋彼從解剖大體觀察，故覺一髒自有一髒之作用，而不知從統系上精密研究，則各髒之作用，實有互相牽制維扶之妙。得此旨者，唯《內經》而已。蓋視西醫之縷析條分，似有遜色，而大氣盤旋，發皇周匝，則固過之無不及也。學者能明乎此，方知中西醫立足不同」（《內經生理學》民國25年出版）。他一語道出了關鍵在於中醫西醫的立足點不同。正由於實踐基礎不同，認識途徑不同，思想方法不同，理論體系不同，於是形成了中西醫各自的特色。他的這種觀點至四五十年之後的今天看來，仍是正確的。於此也可見他對《內經》理論領會之深刻。 六、雙重診斷，一套治療 秦伯未身為中央衛生部中醫顧問，聲望日高，各醫院邀請會診的經常不斷。他看過不少疑難雜證，其中絕大多數是經過西醫診斷而感到棘手的病例。對此，應如何正確對待？他的回答是：必須以中醫理論為指導進行辨證論治和總結經驗，以發揮中醫的特色，而西醫的診斷則可供參考。他認為西醫的診斷有時候可以有助於對某些疾病性質、發展和轉歸的認識。例如潰瘍病與早期胃癌證狀近似，但這兩種疾病的發展和預後，差異很大。另一方面，他提醒必須防止另一種錯誤傾向，即一見癌症，便用攻毒，遇到炎證，便施清熱等對西醫術語似是而非的理解。他主張既要參考西醫診斷而又不受其束縛，要有信心和勇氣使用中醫的理法方藥去進行治療。為了更好地做到這一點，他虛心聽取西醫同道的意見，刻苦學習現代醫學。每診治一種疾病，總是根據不同年齡、體質、臨床表現及發病經過，運用中醫理論進行詳細分析，然後確定治則治法和選方用藥，最後總結經驗教訓，以期掌握其規律。他治療潰瘍病、血液病、一氧化碳中毒等，都有較好的療效。這裡舉脊髓癆為例，該病是一種晚發的神經梅毒，侵害脊髓後根及後柱的病變。西醫用驅梅療法效果不滿意。秦伯未根據中醫四診八綱來分析，肯定主要病機屬於肝腎的虛證、寒證，脊髓癆所呈現的共濟失調、感覺障礙及神經根痛的部位多屬肝腎兩經循行的範圍。因肝藏血、主筋，腎藏精、主骨，肝腎精血虧損，筋骨失其濡養，則影響肢體運動，並見眩暈、遺精、陽痿等證；腎中命火不足，產生虛風，故動搖不定；陽不外護，氣化不及，故有惡寒、肢冷、大小便不利或失禁等證狀；腎經合於督脈，督脈循於脊內，督脈陽虛，故全身無力，脊背沉重，下肢不仁。證屬「風痱」一類。在治療上他試用前人治風痱的經驗，以滋養肝腎、溫補命門的地黃飲子為主方，結合祛風活絡止痛的獨活寄生湯、蠲痹湯等。他與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及天津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皮膚科協作，用上述方法於1959年至1960年治療24例脊髓癆，均於短期內收到明顯效果。不論體徵、共濟運動、被動位置感、淺知覺及音叉感等均得到改善。由此，他舉一反三，於1961年與北京協和醫院神經腦髓科協作，治療一些不同原因和不明原因的脊髓炎，同樣收到滿意的效果。通過這些事實，他進一步體會到中醫治療西醫診斷的疾病，要取得療效的基本關鍵，是必須運用中醫的理法為指導，細緻觀察，客觀分析，嚴格地辨證論治。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秦伯未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衝擊。在憂患困苦中，他得了肺癌。至1970年1月7日，終於在林彪、「四人幫」的迫害下，含冤去世，享年69歲。粉碎「四人幫」後，有關部門為他平反昭雪，舉行了追悼大會，《健康報》發表了紀念他的文章，他的門人也集會追憶悼念。他的逝世，確是中醫事業的一大損失，與會同志莫不為之同聲惋惜。但他五十年如一日，以畢生精力傾注於中醫教育事業和中醫研究工作。為中醫的繼承、整理、提高和發揚所作的貢獻，將永志人們的心中，並傳之於後世。 （凌耀星.中國科學家傳略，1982：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