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意識與心靈成長 · 對立的統一
還有一點需要加以說明:時代的精神處於永恆不斷的運動之中,它宛如一條河流,向前潺潺流淌,它的流動隱而不現,但卻令人確信無疑。時代精神賦予我們這個世紀以生命的能量,在我們的時代,即使是十年也是一個漫長的時期。
大約在這個世紀的中葉,一種變化開始在繪畫上出現了,這種變化不是翻天覆地的變化,一點兒也不像1910年所發生的變化,那種變化意味著從其根基之處重現建構藝術。不過,有這樣一些藝術家群體,他們以種種以往人們從未聽說過的方式系統地闡述他們的意圖。這種變化正在抽象繪畫的前沿內部繼續發生著。
具體現實的再現,那種從掠取瞬間即逝運動變化之象的原始人類需要之中湧現出來的表象,在像是法國的亨利·卡提葉—布里森(Henri Cartier—Bresson)、瑞士的維納·比紹夫(Werner Bischof)和其他人的攝影中成為一種真正具象的感官藝術。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藝術家們繼續走向內心和想像的道路。然而,在許多青年藝術家們看來,實踐了多年的抽象藝術未能給人提供任何探險的途徑,沒有為人提供任何征服的天地。在探索新的形式的過程中,他們在距離自己的最近處發現了那在自然和人內心中業已喪失的東西,他們既關心又不關心繪畫之中自然的再現,然而,他們關心他們自身有關大自然的情感體驗的表象。
法國畫家阿爾弗雷德·馬尼賽耶(Alfred Manessier)用這樣的話來界定他的繪畫的意圖:「我們所要征服的,是業已喪失的現實的力量。在人類的領域裡,我們必須為我們自己重新創造一顆嶄新的心靈,嶄新的精神,嶄新的靈魂,畫家的真正現實既不存在於抽象之中,也不存在於寫實主義之中,而是存在於對於他作為人的力量的征服之中。在我看來,仿佛當前的非形象繪畫為畫家提供了一種機會,抓住這一機會,畫家可以探索自己的內心現實,把握他的本質自我的意識,甚至可以把握他自身的生命。我相信,只有通過再次改變他的主張,畫家才能在不遠的將來重新慢慢地回到自身,再次發現他自身的力量,強化這種力量,使之甚至能夠到達世界的外部現實那裡去。」
讓·巴贊說過與之相似的話:「對於當今藝術家具有巨大誘惑力的是,畫他的情感的純粹節奏,畫他的心靈的最為隱秘的律動,而不是將其具體化為一種具象形態。然而,這種表現只能通向枯燥無味的數字公式或者一種抽象的表現主義,其結果將是單調的千篇一律和形式的逐漸枯竭……不過,一種能夠將人和其言語統一起來的形式,是一種『共享的藝術』,依據這種藝術,無論在任何時刻,人皆能清楚地認識他在世界之中的自身尚未完形的面目。」
事實上,當今藝術家內心中所渴望的是,一種他們自身的內在現實與世界或曰大自然的現實的有意識的統一;抑或,作為最後一著,他們所渴望的是,一種新的肉體和靈魂、物質和精神的統一。這便是他們通向對於「他們作為人的力量的重新征服」之道。只有到了此刻人們才意識到現代藝術中(「高度抽象」和「高度寫實」之間)出現的巨大裂痕,只有到了此刻,裂痕才開始癒合。
在旁觀者看來,在這些藝術家的作品之中業已變化了的格調里,這一現象變得惹人注目。除了一切抽象之外,除了所有的情感的強烈張力之外,在諸如阿爾弗雷德·馬尼賽耶和瑞士出生的古斯塔夫·辛吉爾(Gustave Singier)此類的藝術家的繪畫之中,一種關於世界的信念,一種通常達到寧靜明朗之境的形式和色彩的和諧鮮明地展現出來。在法國畫家讓·呂爾卡特(Jean Lurcat)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所製作的著名掛毯中,大自然的勃勃生機充溢著整個圖案的畫面。人們既可以把他的藝術稱為感官藝術,也可以把他的藝術稱為想像藝術。
在保羅·克利的作品中,我們同樣也發現了一種形式和色彩的寧靜明朗的和諧。這種和諧正是他始終努力要達到的和諧。至關重要的是,他認識到了不否定邪惡的必要性。「甚至就連邪惡也不一定是一種神氣活現的或者使人墮落的敵人,而可能是一種在整體之中合作的力量。」然而,克利的起始點並不是同一個起始點。他生活在「死者和尚未出生的人」附近,距離這個世界非常非常遙遠,而與此同時,我們則可以說,新一代的畫家卻更為牢固地紮根在大地之中。
我們需要加以注意的重要一點是,正當現代藝術已發展到足以看出對立的統一之際,現代藝術開始表現宗教主題。那「玄奧的空虛」仿佛已被克服了。而那全然出乎人的意料之事卻發生了:教會成為現代藝術的庇護者。在此,我們只需提及巴塞爾的萬聖教堂,這座教堂上有著阿爾弗雷德·馬尼賽耶製作的窗戶;那帶有大批現代藝術家所畫的圖案的亞賽教堂,萬斯處的馬蒂斯小教堂;還有奧丁庫特地的教堂,在這座教堂里,有著讓·巴贊和法國畫家費爾南德·雷日(Fernand léger)所畫的畫。
教會悅納現代藝術絕不僅僅只意味著藝術的庇護者一邊的博大寬容的姿態,它象徵著這樣一種事實:現代藝術所扮演的與基督教相關的角色正是變化。古代的鍊金術運動的補償機制業已為未來的合作鋪平了道路。在討論耶穌的動物象徵時,人們指出,光明和冥界的幽靈互相居有對方。事實仿佛是,在一個嶄新的時期,人們可能找到解決太平盛世的問題的答案,而現在這樣的時期已經到來了。
我們無法得知未來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對立雙方的溝通將產生積極的結果,抑或溝通之道將會通向更加令人難以想像的災難。在世界之中,焦慮和恐懼的力量依然十分猖獗,而這種力量無論是在藝術中還是在社會之中仍然是壓倒一切的力量。首要的是,雖然個體可能準備接受可以從藝術中得出的種種結論,然而個體一方依然十分不情願將這些結論運用於他自身和他的生活中去。藝術家常常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表現很多東西,他不會喚起人們的敵意,而當心理學家表現這些東西時便會激起人們的憤怒(這是一種在文學中比在視覺藝術中更能確切地闡明的事實)。當個體面對心理學家的論述時,他便感到自己直接地受到了挑戰;然而,藝術家所必須表現的,尤其是在我們這個世紀裡必須表現的東西,往往依然置身於非個體的領域之中。
然而,仿佛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在我們的時代,一種更為完整的,因而更為人道的表現形式的跡象應該逐漸展露。它是閃爍著的希望,在我看來(1961年寫作之際),這種閃爍的希望由法國藝術家皮埃爾·蘇拉日(Pierre Soulages)的一組繪畫標示出來。在一巨大的、黝黑的畦地的河流後面,閃爍著澄明的純淨的藍光、耀眼奪目的黃光。光明正在從黑暗的背後綻出笑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