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學術文化九講 · 中國經濟史的特點與研究方法

中國歷史傳統對經濟的問題所抱一項主要的觀點，即是物質經濟在整個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經濟對於人生自屬必需，但此項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說，就人生對經濟需要言，並不是無限的。 經濟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稱此限度謂之是經濟之水準。倘經濟水準超出了此必需限度，對人生可謂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經濟，我姑稱之謂是一種高水準之經濟。然所謂高水準，即已是超水準。 它既已超過了人生必需的限度，這便是無限度，亦即是無水準可言了。低水準的必需經濟，對人生是有其積極價值的，可是不必需的高水準經濟，卻對人生並無積極價值。 不僅如此，甚至可成為無作用、無價值，更甚則可產生一些反作用與反價值。此種經濟，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並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經濟無限向上，並不即是人生的無限向上。抑且領導人生向上者，應非經濟，而實別有所在。 此一觀點，實乃中國人對於經濟問題之一項傳統觀點，其在中國經濟史之發展過程中，甚屬重要。我們要研究中國經濟史，必須先著眼把握此點。此亦中國歷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 中國以農業立國，只有農業生產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準經濟中所應有之積極價值者。昔英國社會學家詹姆斯[1]撰有《社會通詮》一書，彼謂社會演進之順序，首系遊牧社會，次為農業社會，再次始為工商社會。其實此說亦非完全恰當。因由農業社會進入工商社會後，農業仍不可缺。 若一社會脫離了農業，此社會即無法生存。至如近代帝國主義下的社會，憑其高水準經濟來推進其殖民地征服，此項事實不可為訓。馬克思繼承詹姆斯之後，似乎他的目光，也都注重在工商業方面。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主要在從工業生產中指出一項剝削勞工的剩餘價值來。馬克思雖提倡唯物主義史觀，但其眼光所到，似乎並未看重到農業，亦未為此農業生產在他的理想社會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產主義社會所最感煩擾棘手不易解決的問題，亦即在農業問題上。可見近代西方學者論社會，論經濟，都不免太過側重於工商業，而忽略了農業，這實是一大紕繆。 中國又是一個大陸農業國，物資供應，大體上可以自給自足。中國古人似乎很早就覺悟到我上面所說低水準經濟之積極價值方面去。正為對於人生的低水準經濟需要易於滿足，於是中國歷史很早就走了一條人文主義的大道。 中國的人文主義，亦可說是人本位主義。因此中國歷史上各項經濟政策，亦都系根據其全體人群的生活意義與真實需要而來做決定。農業經濟最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業，則頗易於超出此必需的水準與限度以外，而趨向於一種不必需的無限度的發展。如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般，人生似乎轉成追隨在經濟之後。經濟為主，而人生轉為副，這是本末倒置了。 中國的歷史傳統，常能警惕地緊握著人生為主而經濟為副的低水準的經濟觀。故談及經濟問題時，常特別注重於「制節謹度」這四個字。節與度即是一水準，制與謹則是慎防其超水準。中國人傳統意見，總是不讓經濟脫離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無限發展。此項發展，至少將成為對人生一種無意義之累贅。一部中國經濟史，時常能警惕著到此止步，勒馬回頭，這是一大特點。 西方歷史在中古時期封建社會崩潰以後，即產生了自由工商業。其實在中國，大體上亦有此相似趨勢。當戰國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潰，社會上便興起了三種新勢力。直到漢代，其情勢甚為顯著。在太史公《史記》中有《儒林》《貨殖》《遊俠》三列傳。《儒林列傳》中人物屬於「士」之一階層，乃由中國游士演變而來。只是在列國紛爭時代的游士，演變為大一統政府下安心歸集於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這一不同而已。 要之，士之勢力，在當時已幾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貴族的勢力，但亦只是代表著其一部分勢力而已。 其第二類則為自由商人，在戰國時期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呂不韋以邯鄲大賈位至秦相。可見當時商人勢力之大已駸駸乎超過封建貴族了。 太史公《貨殖列傳》稱此一批人為「素封」，即指其憑藉財力代替以往封建貴族在社會上之地位。雖沒有封地，即等如有封地，故謂之素封。 其第三類為遊俠，此種人在西方歷史上並沒有相類似之發展。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遊俠之背景先似近於士之一類型，而終究則歸屬於工商業貨殖傳一類型中。不過遊俠所為，乃是專在營幹冒犯政府法令之一應工商生利事業者，故當時稱之為「奸」。舉例言之，如入山開礦、鑄錢、燒炭、掘冢等。此等事業，都是結集群體勞力來從事違法的生產。太史公《貨殖列傳》中亦云：「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併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這一番敘述，已指出漢初遊俠行徑，與貨殖中人之異途同歸了。 此三類人物，顯然就是古代封建貴族崩潰以後，社會上新興之三流品。當時唯儒林中人物，只在農村裡面半耕半讀，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賈遊俠，則無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會上占有絕大勢力。但自武帝重儒生，開始組織士人政府，一輩士人所抱的觀點乃在政府中活躍呈現，遂開始來禁絕遊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國社會走上一條與西方歷史絕不相同之路向。 正因為中國的士，尤其是儒家，他們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經濟觀點。此種觀點，當然導源於農村社會者為多，醞釀於工商城市者為少。由於抱有此種觀點的人物，出來站在上位做領導，遂使此後中國社會乃別有一種特殊的發展。 今舉先秦時代三本在後代最顯著流行的儒書中所言，來代表當時人對經濟意見之一面。 一、《論語》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乃兩千年來仍為人所最服膺之理論。即使用諸今日，仍是切中時弊。我們亦可說，二十世紀的世界並不窮，人口生殖力亦強，所患只是在不均與不安。我們當知如專從經濟著眼，一切仍只是以經濟為主，則此後世界將來永遠無法得均得安。 孔子此言雖說的是經濟，但其著眼處卻並不在經濟上。 二、《大學》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此處之所謂「德」，即是《大學》開始時所謂之「明德」。人類有此明德，才可相結集。人之結集，即是土地之拓展。土地拓展了，則不患財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國之殖民政策，則正與此相反。因財用觀點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抹殺明德，此亦本末倒置了。《大學》此言，亦與近人提倡的戶口政策不同。 近人認為須有足夠的土地，才能維持適當數量人口的生計。因此人口數量不能超過有限土地所能承受的生產力。中國過去社會並不適用此番理論。因過去中國是一大陸農國，人群和合了，亦即是土地拓展了，也即是財用充足了。 因此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大學》此種理論，貢獻給此下中國作為傳統之經濟政策之張本，我們實應注意。 三、《荀子》云：「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二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主張，吾人之物質欲望不可超過現有之物質限度。當然，現有的物質限度亦須能適應現有之人之物質欲望。在此兩者間，須互相調節。使人的內心欲望與外在的物質生產雙方相持以長。荀子此言，亦是一種人文本位的經濟理論。即是中國人一向的經濟理論，均以人文主義為立場，或可說以道德主義或禮義主義為立場的。 人生的欲望，本可無限地拓展提高，但欲望無限提高，並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質經濟常追隨於人生欲望之後，而亦求其無限提高，此將使人生永成一無限。無限向前，卻是無限的不滿足與無休止。此將是人生之苦痛與禍害，絕非人生之幸福與理想。故領導人向前者，應屬之於道德與禮義，不應屬之於欲望與經濟。人之種種欲望與物質經濟，應受人生理想與道德之領導才對。 以上理論到漢代，又出了多位名人如賈誼、晁錯、董仲舒等，他們之政治抱負與經濟理想，均是因襲上述儒家思想而來，今舉董仲舒之言以證明之。他說：「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當知社會絕不能無貧富相差，但當使富者知道他只是在社會上地位較高而止。諸如大藝術家、大政治家、大科學家等人，他們貢獻比普通人大，自當獲得較高之地位與待遇。即使共產主義社會，亦莫不如此。吾人實無法反對此種差別。只是不可讓人由富生驕，喪其明德，否則便於己無益，於人有害了。 至於窮人，與富人比較當然是窮。窮富自在所難免。但當使窮者得到低水準的必需，而有他們低限度的生活，不可使他們內心憂愁。 董仲舒所言之富與貧，只是在同一水準上比較而稍有差別而已。總之，富與貧均不可超水準，而此水準則以人生之理想為依歸而建立。 人應該活得近理想，如近代之西方國家，在亞非地區所以不得人緣，便是患了富而驕的毛病。因他們之間貧富差別太大了，便不免視亞非人為落後民族，以為給一些經濟援助，便可救亞非窮人，此即是驕的表現也。 僅知有經濟，卻不知經濟以外還有人生，則富必然會驕，因此兩者之間會產生不和睦。這一種不和睦，卻非經濟所能解決。 富而驕固不可，但貧而憂也須防。當經濟條件降落到必需水準以下時，亦會發生人群間之不安與不和。董仲舒即是要人們處在富而不驕、貧而不憂兩者之間作一調和，減少差別，來維持相當調和之經濟水平。將兩者調均之，因此要有一種不驕不憂之德，此乃比經濟之窮富更為重要也。 漢武帝採用董仲舒政策來節制資本，裁抑兼併，更如鹽鐵政策，《史記》云：「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鹽鐵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當由私家操縱專利。漢武帝此項制度之用意，永為後世所承襲，遂使此後永遠無壟斷之大資本家出現。 當知此種制度之後面，實有一番人生理想與經濟理論在領導。故使中國在封建制度崩潰後，不會轉到資本主義之路上去。故自漢武帝建立士人政府以後，貨殖、遊俠一批人物消失了。而自《史記》以後，除班固《漢書》因襲《史記》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貨殖、遊俠列傳了。即班氏《漢書》亦以此譏太史公，謂其「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班氏此一評語，正可說明此下中國社會何以不再容遊俠及貨殖中人得勢的一般意見。 今人不明此中因由，以為只有太史公有此史學特識，故能提出此兩列傳，以後史家再無太史公般識見，遂不知為貨殖、遊俠寫列傳。 其實中國此後之社會已正式成為四民社會了，商人與遊俠已失去素封與新貴之地位，不能如漢初般發揮其特殊之作用，故後來史家亦已不能再為他們另立專傳。正因為歷史無此現象，卻不便是史家無此識見也。 中國此下經濟大體上承襲了此一傳統，先說保持必需經濟的低水準方面。試舉幾項大綱目言之。 首先講平均地權一項。此即向來學者愛言之井田思想。其在歷史上見之實施者，為各時代之均田制。主要為裁抑兼併，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此乃歷代政府所力求糾正者。隨土地政策而來者，如廢除奴隸，使成為自由民，以及歷代賦稅制度之主張輕徭薄賦，以及各項憫農、恤貧、救荒、賑災、公積、義倉以及獎勵社會私人種種義舉善行，以寬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國兩千年來所傳統倡導盡力推行者。此種工作背後，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與支持，其意是使一般人民的經濟生活不落入過低水準。 再說防止經濟超過高水準，走上不必需的經濟之無限發展者，除上述鹽鐵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為商人所壟斷專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進入仕途，此亦是中國傳統法制一大端。 董仲舒曾雲，明明求仁義，君子之事；明明求財利，小人之事。此所謂小人，乃指為私人謀生計滿足，以其平日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國家之重任。明明求仁義，則是存心在公，非士人專一詩書，求明義理，不能有此。故付託以國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輩。 董氏又雲，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當知義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則往往有不必需又超於必需之外者。故當以道義為經濟立限度，偏重功利易趨於無限度。董氏之言，極為近人詬病，其實就中國歷史傳統言，皆有甚大影響。 我們當細求其意旨所歸，不當因其驟然看來與我們意見不同，便隨意輕視，不求理會。 又如漢代有禁止商人衣絲乘車之事，此種限止，直到清代，仍是常有變相出現。但若因此而認為中國歷史傳統一向輕視商人，則亦不盡然。 《左傳》雲「通商惠工」，此四字為歷來所奉守。通商即通商販之路，令貨利往來，給商人以種種便利。又如說「關市譏而不征」，當知歷來商稅皆不高，有時且不征商稅。商品可自由流通全國，絕無阻滯之弊。如在晚清咸同年間，為平洪、楊亂事，創辦厘捐，當時曾引起極大爭持，此乃一時不得已而為之。 各位當知中國政治傳統，只是防止商人專為牟利而妨害了社會，卻並不是允許政府為牟利而妨害商人。可知亦非賤商也。 中國歷史上，工商業在古代已甚發達，如南朝以下之廣州，唐以後之揚州，此等城市，其商業繁榮之情況常見於歷史記載，多有超出吾人想像之外者。如宋代《太平廣記》所載瑣事逸聞，可想見當時中國各地之商業情況，足可打破我們所想像中國永遠留在農村社會之一假想。 我們大可說中國工商業一直在發展情況下繁榮不衰，唯到達社會經濟物質條件足以滿足國民需要時，中國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轉變方向，將人力物力走上更高境界去。故中國歷代工商業生產，大體均注重在人體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諸項目發展到某一程度時，即轉而跑向人生意義較高之目標，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業品能得以高度之藝術化。 遠的如古代商、周之鐘鼎彝器，乃至後代之陶瓷器皿、絲織刺繡，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們之文房四寶，筆精墨良，美紙佳硯，此類屬於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質之精美，製作之精巧，無不超乎一般實用水平之上，而達到最高的藝術境界。 凡此只求美化人生，決非由牟利動機在後操縱。又如中國人之家屋與園亭建築，及其屋內陳設、園中布置，乃至道路橋樑等，處處可見中國經濟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觀點上，而不看重在牟利上。吾人治中國經濟史，不可專從經濟看經濟，不然，則不足以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矣！ 至於工業，中國歷史上有幾項著名大工程。 一為秦以後的萬里長城，又如隋、元所開浚之運河。此種大工程，亦與國防民生實用有關。 總之，中國人只注重經濟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著意在人生美化上。雖中國民族亦具有偉大的製造工藝才能，但亦均不從牟利上著眼。人生美化，是義所當然。此亦是義利之辨。可見中國傳統經濟觀，均是人文本位，重人生，不重經濟。經濟只是輔助人生，而非宰制人生。於是經濟發展遂成為有限度的。 中國古代有《周官》一書，亦曰《周禮》。此乃一奇書，正如西方柏拉圖之所著烏托邦《理想國》。但此書非周公所作，乃戰國末年人作品。書中假託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會、經濟、教化冶於一爐，主張人文主義之經濟政策。相傳是周公致太平之書。後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書推行新政。一為西漢末年之王莽，一為南北朝之蘇綽，一為北宋神宗時之王安石。 此三人中，結果二王推行的新政均失敗，唯有蘇綽一人成功了。此因二王在社會經濟條件較佳情況下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業太甚，以致失敗。而蘇綽則在社會經濟條件不佳情況下來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見有裁抑工商業過甚之病。 此處亦可看出中國歷史進程中之一種中和性，不走極端，不為過甚。同時亦見中國歷史傳統本不專向裁抑工商業一方推進。過分裁抑工商業，必然會招致惡果無疑。若我們仔細一讀王莽、王安石二人之政治失敗史，便可明白此中信息。尤其當王安石時，一輩舊黨反對新政，此輩人亦多為儒士，可謂與王安石在學術上仍是同一路線者。若我們仔細去讀當時反對派的那些言論，更可明白傳統思想中對經濟觀點之內涵意義之另一方面來。 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驚王莽、王安石二人之經濟措施，有些與西方人意見相暗合，卻不懂他們究竟為何失敗，於是只罵中國人守舊，盡罵中國傳統輕視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實。 根據上述，我想再指出我之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國歷史之渾融一體性。故我們要研究中國政治史，或社會史、經濟史，只當把作一體來研究，不可各別分割。我們當從政治史、社會史來研究經濟史，我們亦當從政治思想、社會思想來研究經濟思想，又當從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來研究經濟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則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領導，循此以往，中國之歷史傳統及其特殊性便不難找出答案來。 現在說到中國經濟中幾種特有情況，有很多問題乃在西洋史中少見或未見者，都為國人所忽略了。就中國人傳統觀點言之，一個時代，若其物質上積聚多而消散少，此時代即富而安，否則反是。 在上如帝王之驕奢淫逸，而浸淫及於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過量開支，對外則有防邊與開邊，或窮兵黷武。凡此種種，皆足以招致國庫空竭，人民貧乏。 如漢武帝遠征匈奴，以為可以一勞永逸，但到末年，終不免有輪台之詔，自悔當年之措施。唐中葉以後，亦可說是有一種帝國主義之向外擴張而招來國內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時期。 又因中國國防線太長，如宋代、明代，皆因防邊而動用浩大之財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為造成當時國力衰弱之主因。 又如河患與漕運兩大問題，此亦為中國歷史所特有。黃河常有泛濫潰決之患，歷代專設機關特命大員設法防治，耗費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會的經濟危機。 漕運是指水道運輸糧食而言，或運至京師，或供應邊防，或沿途分儲糧倉，皆稱漕運。此亦為中國歷史上一大消費，皆因中國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 上述黃河與漕運兩大問題，在中國史書中，歷代均有詳細敘述。此兩事每使政府歲靡巨帑，耗費國家財力，不可計數。欲研究中國經濟史，此等特殊問題亦不可不加注意。 又如唐以前之門第社會，雖若跡近封建，導致社會不平等，然當時之大門第實為社會財富之積聚中心。社會因有此積聚，而使一般經濟易於向上。 唐以後，則是一個白衣進士的社會，財富分散了，經濟無積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會上應興舉之事，反而停滯，無法推動。此因社會力量因平鋪而癱瘓了，不易集合向前發展。此一問題亦極重要。但在今日講來，已是歷史上之陳跡，亦沒人注意了。但此實是宋以下中國常苦貧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 但若總括來說，中國歷史上之經濟情況，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間，向來可說是較佳於西方的。經濟落後，只是近百年事。我們盡可以說，在近代西方科學興起以前，中國經濟一向勝於西方。只因近代科學興起，而中國經濟遂見落後。此下我們將如何引進近代西方之新科學，而又能保持中國經濟舊傳統，即仍然保持中國一向堅守的人文本位之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使新科學興起後之經濟發展，仍不致超水準而走向無限度而不必需的發展上面去。此是一大問題，有待中國自己此後興起的經濟學家來設計，來督導，來創立一種適合中國傳統社會的新經濟思想與政策及制度。 在中國歷史上，能特創新制度，來解決當時代之種種問題的大政治家，大經濟學家，固已代有輩出。但今天我們則失卻此自信，種種聰明都奔湊到抄襲與模仿上，自己不能創造，也不敢創造。唯此厥為中國今日最大最深之病。 西方人有他們一套浮士德式的無限向前精神，有他們傳統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財利主義。他們一意提高物質生活，而把其他人生盡追隨著向前。我們明知此一套精神為中國社會所不易接受者，而他們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們偏要勉強學步，則所謂「落後」便真成為落後，而無法追上了。故中國今後再要急起直追者，卻不是追隨西方，乃是能追隨中國古人那一種自創自辟的精神。 即就經濟史上之種種發明而言，如鈔票是發明在中國的，如近代山西票號之信託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 若把中國經濟史上種種出自中國人自己發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羅舉，亦足增長國人之自信。我們今後正須在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經濟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別有建樹，則首先得回頭一看中國過去的一套經濟史。這更是我們研究中國以往的經濟史所應注意的。 （此篇為錢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孟氏教育基金會的演講） * * * 【注釋】 [1] 編按：現多譯作愛德華·甄克思（Edward Je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