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傑自傳 · 十一、我的晚年生活

六十 漫遊大江南北 1963年11月10日，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並設宴招待在京特赦的第一、二、三批人員及其妻子。飯後，總理宣布了一件振奮人心的好消息，即明年春暖花開以後，所有在京特赦人員可以攜帶家屬先去東南、後去西北參觀遊覽一次，看看祖國大好河山的新面貌。最後，總理和大家合影留念。那時大哥溥儀已和李淑賢女士在1962年4月30日結婚，溥儀夫婦以及我們夫婦站在最前排。我一直珍藏著這張照片，作為珍貴的紀念。 會後，浩一直以欣喜的心情等待著這次遊覽。她說：「中國地大物博，可我自回到中國後，很多地方還沒有去過呢？」1964年3月10日，我們這些人由北京乘火車出發，先到南京，然後沿滬寧線去上海。每名專員可以帶妻子，沒有妻子而需人照顧的可以帶一名子侄作陪，每人還發200元零用錢。我們這個團命名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參觀團」，政協指定民革中央副主席陳此生帶隊，隨行還有工作人員多名及醫生一名。 我們去南京、無錫、蘇州，所到之處政協組織都熱情接待，食宿安排得很周到。在蘇州，我和浩都被玲瓏秀麗的園林景色迷住了，浩對蘇州市政協的領導人說：「不管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常說一句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今日一見，真是名不虛傳。」我們離開蘇州到上海，又到杭州，杭州西湖風光又使我們流連忘返。我們在花港觀魚，龍井喝茶，岳廟謁墳，到「柳浪聞鶯」公園散步時，意外地發現那兒有一塊乾隆御筆親題「柳浪聞鶯」四個字的石碑，我和溥儀都戀戀不捨地在那裡徘徊蹀躞，用手摸了又摸。清王朝已經結束了，但是人們仍然正確地評價乾隆皇帝的功績，也妥善地保護著有關他的文物。我倆很受感動。從杭州，我們又溯富春江而上，參觀了新建的新安江水電站，由那裡又到世界聞名的黃山風景區。爬山的那一天下起小雨，我們夫婦倆爬了半天才到半山寺，下午費了很大勁才到文殊院。我們夫婦和杜聿明、宋希濂等被勸阻不再登山。有句俗話：「不到文殊院，黃山未見面。」我們已經到了文殊院，也算是看到黃山了。離開黃山，我們乘浙贛鐵路火車，於4月18日抵達南昌，我們參觀了「八一」起義紀念館等處，然後又到井崗山瞻仰革命聖地。因為參觀團成員很多是原國民黨的高級將領，當年他們率領了裝備精良的軍隊幾次攻打井崗山，都鎩羽而歸。今天卻坐了汽車被請上井崗山，被安置在精緻的賓館裡。大家暢談感想時，我不禁脫口說出：「這不正說明了共產黨人心胸偉大，不念舊惡的崇高表現嗎？」大哥在旁也說：「傑二弟說得對！傑二弟說得對！」 我們由井崗山回到南昌，又乘火車去長沙。到了湖南，大家自然想早點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和劉少奇主席的故居。4月19日，我們坐車來到寧鄉花明樓，參觀了劉少奇主席的故居。然後到韶山，沒有吃飯就急著去參觀毛主席故居。毛主席誕生的那張木床，用繩子攔著，不讓人靠近的。在大哥溥儀的要求下，故居管理人員解開了那條繩子。我們大家走上前去，在那張床上摸了一遍又一遍，久久不願意離開。我們這種心情，別人不易理解，只有我們這些獲得新生的人，飲水思源，感謝給了我們新生命的人才會有呀！第二天，我們又回到長沙，遊覽毛主席青年時代遊憩過的桔子洲、愛晚亭。浩詩興大發，拿出隨身攜帶的毛主席詩詞吟誦起來。 4月22日，我們從長沙坐火車到武漢，游東湖，參觀長江大橋。4月27日，我們又登上北上的火車，從武漢回到北京。 回來以後，稍事休息。8月4日，我們這一行又整隊出發，前往西安。這時領隊換了吳敢群，工作人員和醫務人員也有所調整。 8月4日，我們到了西安，參觀了碑林。我這個喜歡書法的人，在碑林看了又看，捨不得走。8月6日，我們由西安去延安，去楊家嶺和棗園，瞻仰毛主席的故居。在延安，為了滿足我們的要求，政協領導安排我們住了一次設備較好的窯洞。我對浩說，浩歸來後周恩來總理曾經對她講過王寶釧的故事，說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浩等我也等了十六年，和王寶釧差不多。這個寒窯就是現在我們住的窯洞。不過現在的窯洞比王寶釧那時的窯洞要強多了。由延安我們又去臨潼，在楊貴妃洗過澡的「貴妃池」內洗了澡，又回到西安，參觀了八路軍辦事處。然後我們去洛陽，參觀了龍門石窟、白馬寺、關林。最使浩感興趣的是洛陽橋附近的白居易墓，因為浩喜歡中國文學，讀過白居易的詩，她就格外喜歡這個肅穆雅致的古墓。離開洛陽，我們到了鄭州，又從那裡返回北京，正好是國慶十五周年的前夕，我們參加了慶祝國慶的遊行觀禮活動。 漫遊大江南北，一共兩次，計時約100天。參觀結果確實使我們大開眼界，親眼目睹了祖國的大好形勢，從心眼裡擁護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在所到之處，都受到了當地政府、政協的隆重接待，有的地方還專門從外地抽調高級名廚來為我們做飯。我後來聽說有些地方的群眾有意見，認為對我們這樣罪惡深重的人不值得這樣招待。領導就對他們耐心解釋，說像我們這樣的人能夠接受改造，願意跟著共產黨走是很不容易的，我們將來對祖國的統一大業還要發揮作用，所以應該很好招待我們這些人。我聽到這些情況後明知這是周恩來總理的意圖，在目前群眾生活水平尚低的情況下，把過多的錢用在我們身上，難怪群眾會有意見。如果不是周總理的親自安排，別人是不會這樣熱情接待我們的。我自己從這次旅行中想到領導愈是關懷我們，我們愈是要有自知之明，不能搞特殊化，要學習勞動人民艱苦樸素的作風，以便勞動人民能夠逐步改變對我們的看法，這是我應該身體力行的。 此次漫遊大江南北歸來，我沿路做了一些詩，後來輯入《溥傑詩詞選》一書。 六十一 在大災難的日子裡 正當我和浩安居樂業，我在文史專員的崗位上努力工作的時候，1966年那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降臨了。像疾風驟雨一樣，我們被停止辦公，所有稿件都被查封了。我們必須每天參加揭發批判的活動，而這些揭發批判又往往都是要接觸到自己的。第一個批判的對象是「三家村」成員廖沫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包庇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我們是他手下的殘兵敗將，必須揭發廖沫沙是如何縱容牛鬼蛇神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的。我們不過是特赦之後才認識廖沫沙的，廖沫沙以統戰部長身分來指導我們學習時，也不過開頭講幾句話，此外再也沒有什麼個別接觸，叫我們揭發什麼呢？第二個批判的對象是政協副秘書長申伯純。他的罪行之一也是利用舊社會的殘渣餘孽，在《文史資料選輯》上撰寫大量大毒草，企圖推翻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對這一點我們更是無話可說，不知道我們秉筆直書而且無情地揭露舊社會的史料怎麼會是「大毒草」呢？所以一開頭，我們揭發不出什麼有分量的材料，我們只能套著文件說空話，應付差事。當時，最不能適應這種環境的是溥儀。有一次，我們正在閱讀新發下來揭發和批判《三家村》的文件，他遲到了，一進專員室的門就哭著說：「我在路上看到廖部長被人捆綁在卡車上遊行。他是個好人，我真想把他從車上扶下來，替他解開綁。但車開得快，我跟不上，我只能叫幾聲……」他哭得說不下去了。我們都被他那真誠的態度所感動，也為他那直率的態度而擔憂。掌握會的王耀武很勉強地勸他不要太激動，要相信黨和政府。溥儀表示他相信廖沫沙是沒有罪的，因為他接觸過廖沫沙，他相信廖沫沙是個好人。到8月底，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被勒令解散。我們這些被周總理任命為文史專員的人一律免職，停止學習，不管老、弱、病、殘都去參加體力勞動。工資也減發，我每月由100元減為70元。天曉得造反派居然也知道對我們「區別對待」，在勞動時，溥儀和我、杜聿明、宋希濂四人可以幹些輕活；對有些人則存心要他們干累活，像康澤就得干他力所不能及的活兒，因為他是「特務頭子」。我還很榮幸被造反派挑中，除了打掃廁所外，還用毛筆給廁所重新書寫牌子。這種情況很快被周總理知道了。聽說他很生氣，下令不許扣發我們的工資，於是我們很快就恢復了原來的工資。在我參加勞動的期間，我們護國寺街的家也受到了這場暴風雨的衝擊。一天一群「紅衛兵」學生衝進我們的家，那天正好我也在家。這群學生沖我們高呼口號： 「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站出來！」 「偽滿皇帝的弟弟，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趕快低頭認罪！」 我懵然了。按過去說法，這幾頂帽子扣在我的頭上也可以，可我的特赦證書上明明寫明「確實改惡從善」，我是改邪歸正了的呀！而且我正在努力工作，將功補過，怎麼老算舊帳，抓住辮子不放呢？我個人受攻擊無所謂，但是黨的改造政策不能否定呀！我想著想著，這幫學生動手了。他們衝進廚房，看到廚房裡擺著貼著日本商標的醬油瓶子、醋瓶子，就立刻砸個稀巴爛。在這種情況下，浩嚇得縮成一團，不敢動彈。我知道這決不是中央的政策，我忽然上來一股勇氣，衝著這伙學生，大喝一聲：「誰在耍野蠻！你們有什麼理由，得到誰的允許，跑到這裡來胡鬧？」 我看不見自己的樣子，也許當時也是氣勢洶洶的。我這副樣子，居然把學生鎮住了。他們在剎那間不知所措，停下手來，互相顧盼起來。為首的那個學生說：「你是漢奸，你罪大惡極，……」但已經沒有剛才那股氣焰了。 另一人說：「你不認罪，我們誓不罷休！」 他們互相商量了一下，決定撤走。臨走時虛張聲勢地對我們說：「明天我們再來，我們跟你沒有完！」 學生走後，我們看著滿地的玻璃碎片和醬油湯，真是感到迷惘。這就是造反！在那滿天烏雲的日子裡，我們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該怎樣過。我們只有插上大門，關了燈，在黑暗中躲藏著，等待著厄運的到來。第二天，果然這幫學生又來了，在門外叫囂了一陣：「漢奸特務滾出來！」 他們砸了一通門，沒砸開，走了。 就在這時，周恩來總理不知從什麼地方得到了消息，派人保護了我們，學生再也不來騷擾我們家了。在關鍵時刻，總是周總理拯救我們。 周總理也同樣保護了溥儀，使他免於抄家挨斗。但在那「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日子裡，大哥畢竟還是死在這場浩劫中。1965年大哥已查出得了腎癌，6月7日做了左腎及輸尿管的切除手術。住院期間每天由我和老萬為他送報及信件；出院以後，政協領導一再囑咐他休息，不要工作。但他閒不住，很快和我制訂了審查清史稿件的計劃。以後，他的腎癌擴散，需要住院治療。本來文史專員看病享受高級幹部待遇，可以得到一些優待，此時完全取消了，而且掛號時還要審查你的出身成分。像我們這些人不但看不上病，而且被認為「死一個，少一個，回去等死好。」沈醉看不慣這些，為大哥的病擔憂，他找到政協領導，一直反映到周總理那裡。總理讓中央統戰部平傑三副部長立即召集名醫搶救溥儀的生命。當時天下大亂，中央統戰部的幾位部長以及申伯純等都被押上街頭游斗。大哥聽說後痛哭失聲，他問：「究竟為什麼要弄成這個樣子？好端端的一個國家弄成這個樣子，這是誰的主意呀！」重病纏身的大哥，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還惦記著國家的興亡，這是難能可貴的。對溥儀的疾病，總理雖然作了指示，但醫院不願收留他，即使住了院，也不認真治療，幾進幾出，他的病變得更嚴重了。到1967年10月初，大哥因為癌細胞擴散，痛得在床上打滾。大嫂李淑賢急得沒有辦法，又跑到政協請求，最後又是周總理下令，人民醫院才接收了他。但他的尿毒症已經病入膏肓，無法挽救。到1967年10月17日凌晨2:30，他終於走完人生的道路，與世長辭。終年60歲。我是在他臨終前兩分鐘趕到醫院的，親眼看他不甘心地閉上了眼睛。 六十二 舊地重遊訪日本 「文化大革命」臨結束前兩年，對外活動有些放鬆，加以當時中日已經復交，1975年我被周恩來總理批准，和浩一道訪問了日本。這幾年內，我的岳父嵯峨實勝、岳母尚子夫人都已病故。我想念當年待我如親子女般的老人，我的女兒嫮生住在日本，我也懷念同窗舊友，所以很願意舊地重遊。1980年，我又赴日本訪問。1981年我參加中日友好第二次訪問團赴日本訪問。此後，1988年、1990年、1992年我都訪問過日本。 第一次訪日的時候，我雖然很高興，但是遠離日本很久，舊地重遊，碰到很多親友，我該如何說話呢？感到心中沒有底。我向全國政協的領導請示，希望他們為我作些指示。領導說沒有什麼好說的，相信你會處理好這些問題的！於是我就為自己歸納了兩條主意：1．我此次來日本，只是個人探親，沒有別的政治任務。2．我來日本，是為了增加中日兩國的友好親善，不作任何批評，不發表任何議論。我想這樣說話總比較圓滿吧！ 一下飛機，我首先看到偽滿洲國的舊軍人組織「蘭星會」打著大旗來歡迎我。這些都是我從前在偽滿洲國的夥伴，我很高興地會見他們。我和他們一一握手。記者擁上來問我：「請您談談您此次訪日的感想吧！」很多話筒一直伸到我的嘴邊。 我想這好說，我就模仿溥儀的說法。溥儀特赦以後，常常對採訪他的記者說：「過去的溥儀已經死了，現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個新生的溥儀。」我也說： 「過去的溥傑已經死掉了，現在的溥傑是獲得了真正生命的新溥傑。我此次來日本訪問，是為了看望我的親人和朋友，謝謝諸位的盛情美意！」 大家覺得我的回答既得體又新穎。 我在東京安排好時間看望我們的親戚和朋友，一般不認識的人就沒有什麼來往。西園寺公一先生專門替我安排了看望日本天皇的時間。記者知道了這個消息，就來採訪我。記者問：「您這次拜訪天皇，有什麼任務？」 我說：「我什麼任務也沒有，就是看望一下，表示敬意。」 「是不是所有華族，您都要去拜訪？」 「不是的。我只拜訪我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就不去了。」 聰明的記者真是步步進逼，他們總以為我此來必定有某種政治任務，總想套出些材料來，其實我確是私人訪問，沒有政治任務，而且我事先已經有了應付記者的思想準備，他們沒有從我嘴裡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有一次，一個旅日華僑的組織請我吃飯，席間他們要我講幾句話。我望著眼前那些熟悉的祖國同胞的面孔，不禁激動起來。我說：「我對日本並不陌生，三十多年前我來過這裡。那時我是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弟弟，又是日本嵯峨實勝前侯爵家的長婿。我到這裡來人家對我很客氣。可是當時偽滿洲國是日本一手製造的殖民地，我也不過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多年培養的傀儡，所以我見了日本人總覺得自己比人低一頭，總覺得是殖民地奴才來朝拜宗主國。這次我重訪日本，就覺得不是這樣，我是新中國的主人翁，儘管我以個人資格探親訪友，在日本朝野人士的眼中，我仍是十億人民泱泱大國的代表，所以對我刮目相看。我自己也覺得走起路來挺胸凸肚，往日那種自卑感一掃而光了。」 我的話講完後，旅日華僑中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他們完全同意我的講話。有的僑胞還流下了熱淚。 戰後日本經過幾年奮鬥，經濟獲得了很大發展，到處高樓林立，汽車成龍。有人問起我訪日觀感，我總說：「日本變得很可愛，但我的祖國更可愛！」 記得1975年初訪日本，有些日本朋友出於好意地對我說：「像您這樣的人在那裡恐怕沒有個人自由可言吧？您今後還是在日本長住吧！我們可以幫您的忙。」 我聽了總是微微一笑，說：「謝謝您的好意。請你們想一想，像我這樣的人，今天能在這裡見到您，沒有自由能行嗎？我也希望你們能到中國去看一看，我在那裡等著你們。」 他們聽了，都說：「我明白了。」 有一個時期，日本還流傳著「溥傑在中國生活潦倒」的謠言，於是先後有三個人贈給我巨額日元，有的人甚至不留姓名，把錢放在我的寓所，我都打聽清楚後把錢還給他們，並且說明我生活很好，歡迎他們到中國作客。 我的親身經歷使我覺得中日兩國人民一衣帶水，有著深厚的骨肉之情，我們要珍惜中日兩國人民這種世世代代一脈相傳的友情，決不允許軍國主義者破壞這種永恆的友誼。1980年我訪問日本時，會見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47期同學杉木，我們握手言歡，回首往事，共話滄桑，恍如隔世。當年我們這個中隊的同學，如今尚健在的只有杉木、船木繁、我和潤麒、張挺等幾個人了，其餘的同學有的死亡，有的下落不明。有的同學已經死於那場令人痛心的中日戰爭中。為了使歷史不再重演，我賦了一首詩： 庚申再作蓬瀛客， 譬彼忘羊固有因。 欲為子孫籌大計， 自應世代結芳鄰。 關山戎馬渾如夢， 書劍芸*分外親。 伏櫪敢忘千里志， 還需我輩識途人。 我們都相互表示了願為中日友好竭盡綿力的決心。那一年我還應日本在鄉軍人「借行社」的邀請，參加了他們組織的集會。我在會上說：「『偕行』這兩個字是取自中國《詩經·秦風》的『與子偕行』句，意指在春秋爭霸的混亂時代，人們要團結相處。我們不能把『偕行』只看作中國春秋爭霸的『偕行』，更不能看作對外侵略時日本軍隊的『偕行』。我們的『偕行社』，要把『偕行』作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封建主義的『偕行』！」大家都拍手叫好，覺得我把「偕行」兩字解釋出了新意。 1988年日本的偽滿洲國舊軍人組織「蘭星會」招待了我。我說偽滿洲國已經結束了，現在新中國如旭日東升，光芒萬丈，歡迎你們到新中國去看看。1988年2月7日我在日本竹內旅館會見了日本國會議員山口淑子。50年前她在中國的名字叫李香蘭，是偽滿洲國頗有名氣的電影演員和歌星，我們那時常有來往。如今相見，都已白髮蒼蒼。我說：「以往的中日戰爭，對中日兩國都帶來了災難。」山口淑子也說戰爭對兩國都帶來了不幸，但她在戰後曾三次訪華，高興地看到新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祝福中日兩國在和平環境中和睦相處，永遠友好下去。 1975年我們訪問日本時，嫮生已經與福永健治結婚。福永是個健壯的小伙子，正在經營一家工廠。他們現在已經有了五個孩子。那一年訪日時正好第四個外孫出生，我為孩子起名「浩伸」，就是中日聯誼之意。我還高興地寫了一首詩： 七絕 一九七五年仲春重訪扶桑，爰錄喜聞浩伸外孫生詩，以示健治吾婿、嫮生吾女。 一姐二兄宜父母， 更欣回索慶男生。 誼聯中日宜名浩， 喜志吾心此日情。 1975年我們第一次重訪日本回國時，浩向我說，為了對我們敬愛的周總理表示敬意，她和嫮生商量，一定要送給周總理一點禮物。我們知道總理不會收受貴重的禮物，只置了一扇日本小屏風和一束新鮮的玉蘭花。回到北京，總理正因病重住院，我們立刻把禮物送到醫院。總理辦公室的同志告訴我，他只收下玉蘭花，以表心意，屏風退回，請我們自用。總理廉潔之風，於此可見。但不幸第二年春（1976年）總理終因操勞過度，病重逝世。我和浩從新聞廣播中聽到噩耗後痛哭失聲，全家都處在極度悲痛的氣氛中。總理不但贏得了我這個曾當過戰犯的人的心，而且使浩這樣出身異國的女子也把總理視作再生父母。從此我們家中一直掛著總理的遺像。我在遺像下面寫了「音容宛在」四字。面對著總理慈祥的遺像，我們相約，中日友好是總理一再要求我們做好的工作，我們一定要努力從事這項事業，以告慰總理在天之靈。 六十三 污水歸大海 在這幾年出訪日本以及在家接待大量外國通訊社記者採訪的過程中，常有記者向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是怎樣接受共產黨洗腦筋的？」 我聽了總是要笑，我說沒有洗腦筋的事，準確地說，只能說「感化」。我在戰犯管理所中，從沒有人打罵過我，連大聲呵斥都沒有。我的頭腦已經頑固得像一塊冰坨，共產黨的諄諄教導像溫暖的陽光，終於把我這冰坨融化了。一次在日本，有一位記者和我談起天皇制度，問我：「你見過新天皇嗎？」 我說：「見過，他是個很開明的人，與過去的天皇不太一樣。」 又談到皇太子浩宮剛從英國留學回來，我說：「從昭和、明仁以及浩宮三人的關係來看，日本皇室正在發生變化，與民眾的距離愈來愈縮短了。天皇是個象徵，民眾對天皇的看法正在不斷地改進。」 記者就問到我對日本天皇制的看法，我說這是日本國自己的問題，我不好說什麼。記者卻由此問到我對清朝的看法。我說：「歷史是在前進，清王朝已經完結了。我們只能迎著歷史的潮流前進，絕不能開倒車。如果我想要恢復清朝的話，一定要受到群眾的反對。我絕沒有這個想法。我和溥儀都是一點污水，本來早就應被曬乾了，但是我們卻溶入十億人民的汪洋大海，成為它的一部分。」 我說這話時按捺不住新生後的興奮心情。那位記者趕緊把我的話記在採訪本上。後來我在接待國內很多報紙刊物記者採訪時，也常常說這句話。我自己覺得我雖是皇室貴胄，卻也是個廢棄的舊物，不過是一滴污水，共產黨把我改造好了，使我成為人民群眾的一分子，而且儘量發揮我的作用，雖然只是大海洋中一滴水珠，渺小不足道，但已是一滴新鮮活潑有用的水，這是我應該引為自豪的。 六十四 「我的浩！我的浩！……」 浩回來以後，我們一起相伴著，過著寧靜的生活。常有記者問起我和浩怎樣在一起生活的。我躊躇了一會兒，就告訴他「相依為命」這句常用的成語。的確，晉代李密《陳情表》中形容他和祖母的生活狀況也很能說明我們夫妻倆今日的狀況。不久，疾病終於破壞了我和浩的平穩生活。 浩得了腎病，並且逐漸惡化。1980年春，我和浩第二次訪日時，她在飛機上就感到不適，一下飛機，我把她送到東大醫院。醫院檢查後認為需要緊急治療，不然腎臟病引起心臟病並發，會有危險的。要做透析，一周透析三次，對浩來說，這就是沉重的負擔了。感謝皇太子（現明仁天皇）夫婦親自持花來醫院慰問。浩得到安慰，病也好得快一些，到4月中旬就逐漸穩定了。浩回到中國後，在北京友誼醫院治病，大約每隔一天就要透析一次。浩有時還要回到日本，那時北京和成田之間有直航班機往返，兩國醫院可以互調病歷和檢查資料，密切配合為浩治病。浩無論在日本或中國，都可以安心治病，當然在友誼醫院治療的時間要多些。到1987年，浩的病癒來愈重了。她兩腎功能虧損，長期住在醫院裡，醫院甚至為她配備了人工腎。我幾乎每天都在醫院陪著她，我不能離開她。夜闌人靜的時候，浩拉著我的手說：「我有一句話和你說：我死以後，我的骨灰一半留在婆家——中國，一半送回娘家——日本，讓我和我的慧兒在一起吧！」我不等她說完已經淚如雨下，我說：「浩，你會好的，我要想盡一切辦法治好你的病。」但我已經預感到她好像要離我而去了。1980年我和浩回到日本曾經到京都二尊院——慧生長眠的地方去看望過我們的女兒。本來1961年浩回到中國時已經把慧生的遺骨帶回來，慧生生前曾經以自己是醇親王家的後代而自豪，我想把她的骨灰安葬在我家的墓地里。但是十年動亂的教訓使我提心弔膽，我不能讓慧兒再經受可怕的折磨，她的遺骨必須安放在一個寧靜、安全的地方。於是我們又把慧兒遺骨的一部分帶回日本葬在二尊院。外祖父、外祖母非常疼愛慧兒這第一個外孫女，慧兒也喜歡疼愛她的外祖父、外祖母，還是讓他們在一起作伴吧！ 當我扶著當時已經有了腎病的浩走上墓地的台階時，我發覺她在顫抖。當我們走到慧兒的墓前，我倆雙手合掌，閉上雙目，我流淚了，我發現浩已經泣不成聲。她想念的慧兒當是個19歲的苗條的帶有憂鬱感的少女，而我印象中的慧兒還是那個拉著手提琴，年方6歲的天真爛漫的小女孩，然而她離開我們已經二十三年了。如果她要活到今天，也已是40多歲的婦女了。這幾年來我的內弟嵯峨公元在大阪市下關修建了中山神社，把中山宗光家的祖先遺骨移到這裡，在中山神社裡又修建了愛新覺羅社，寬有2米，深1.6米，慧兒的遺骨也從二尊院移到這裡。中山神社面向著京都天皇所在地，中山家本來就是捍衛天皇的勇士；愛新覺羅社又面向著北京，那裡也是離北京最近的地方。因為愛新覺羅·慧生是中國人啊！她的父母還在中國啊！ 浩畢竟離開我走了，那是個寧靜的清晨。1987年6月20日上午7:50，她走完了人生的道路，終年73歲。我在8:00就打長途電話告訴嫮生，我只哭著說了一句：「母親今天上午走了，馬上來！」就說不下去了。嫮生和福永是在21日來到北京的。浩病故後，國外報紙都刊登了「流浪王妃病逝北京」 的消息。按照我們這裡的安排，6月29日上午9:00舉行了向浩的遺體告別的儀式。感謝我們親愛的黨，那天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楊靜仁、楊成武以及首都各界人士數百人都來向浩告別，鄧穎超大姐等領導同志敬獻了花圈。我不免又想到敬愛的周總理，我想告訴周總理：您關心過的那個華籍日本女人也追隨您去了，她在臨閉目前也是想著如何做好一個中國人，如何推動中日友好這一偉大的事業。 眼看著和浩訣別的時刻到了，我留戀地俯下身去，在她耳邊像往常一樣地低聲呼喚著：「我的浩！我的浩！」然而她聽不見了。我老淚縱橫，嫮生扶我離開了浩。 那一天，我回到護國寺的家裡。嫮生、福永都來安慰我。我輕輕地閉上眼，仿佛我倆又在30年代日本稻毛的海濱漫步，迎著那驚濤拍岸的海浪，交談一天的生活；我倆又仿佛在北京護國寺大街溜達，邊走邊和沿街攤販打著招呼。這些善良的人們都認得我們這一對由中國人、日本人組成的夫婦，都樂意和我們說幾句話。可是一睜開眼，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的浩，我的浩……」我又呼喚起來，「失去了你，我將怎樣生活呢？」 正當我痛不欲生，整天痴痴呆呆、百無聊賴的時候，我的老朋友沈醉來看我了。我倆在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當專員，已經共事25年了。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總是關心著我，勉勵著我。他向我說出了一句使我驚心的話：「溥二哥！周總理交給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呢！」 我清醒了。是的，交給我們整理核實的史料還有很多沒有整理呢！我的《自傳》還沒有寫呢！我當了全國人大代表，我還要為人民尤其為我們滿族服務呢！我沒有理由自暴自棄，我要振作起精神，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自那以後，跟我一起生活的秘書金子忠（我的侄兒）和保姆步阿姨幫我料理生活，我又打起精神每天去從事繁忙的工作，在工作中擺脫哀愁，尋找新的歡樂。 六十五 探望滿族家鄉 在我晚年的生活中，我經常接待著來自東北滿族自治縣的代表，他們攜帶著人參和各種菸酒等土產來到護國寺我的家裡，一次次地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溥老，您什麼時候回到家鄉看一看呢？我們等著您。」 眼看我們滿族故鄉的生活好轉了，滿族子弟的生活也逐漸提高了，我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我很想回故鄉看一看。這個機會終於到來了。 1987年8月，我應承德地區同志的邀請參加了承德滿族文史研究會和承德納蘭性德研究會，參觀了承德市。這裡的避暑山莊（熱河行宮）是當初清朝康、乾二帝為了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安塞固疆而建造的大型宮苑，附近的外八廟是充分反映滿族文化特色的宗教寺廟群，我作為滿族子孫，非常希望有機會去瞻仰一下。8月20日，我偕四弟溥任等來到承德市，下榻于山莊賓館。那個賓館的匾額是我題寫的。幾天內參觀了避暑山莊橋堤縱橫、亭榭掩映，風光旖旎的美景以及雄偉巍峨富有民族特色的外八廟。在普寧寺參觀千手千眼大佛時，喇嘛們還為我誦經祝壽。我記得偽滿時期我來過承德，那時這裡是個兵營。這些可以與漢唐離宮相媲美的皇家園林完全成了斷垣殘壁，到處野蒿叢生。只有在解放後的今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它才得到保護和修復，以其獨特的園林藝術和精湛的建築藝術博得中外遊客的青睞。我在承德參觀期間，完全沐浴在民族團結平等友愛的氣氛中，深感滿族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的光榮，逐漸消除了由於清末腐朽衰敗給滿族人民帶來的自卑感。我和溥任四弟給承德博物館捐贈了我家保存的先祖康熙皇帝書寫的《暢春園記》手卷和對聯等文物。 我對滿族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一員的平等感、安全感、光榮感隨著我回到滿族王朝的發祥地——新賓滿族自治縣而加強了。 1988年7月底我應遼寧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的邀請，參加了大連服裝節。陪我同行的有四弟溥任、女婿福永健治，還有正在日本上大學的外孫女。我讓他們隨同看看當初滿族的發祥地，慧生在世時是曾以她是愛新覺羅家的後裔而引以為榮的。在大連住了三天，參加了服裝節的開幕式，觀看了時裝模特兒的精彩表演。李先念、雷潔瓊等領導都參加了這個服裝節的活動。然後由大連去新賓滿族自治縣參觀，途中參觀了沙兒湖，在附近的羅台賓館用餐。我在沙兒湖參觀時不由得遐想聯翩，三百多年前這裡是努爾哈赤領兵入關打過決定性勝利的一仗的地方，當時這裡叫「大夥房」，意即一群起來舉事起義的人，後來這裡修了水庫，就叫大夥房水庫，又叫沙兒湖。歷史變幻，疾如迅雷，白雲蒼狗，淪海桑田，滿族由興旺走向衰落，又由衰落歸入民族大家庭的大海洋，我為它的現狀感到高興。來到新賓，我走在街上，看到這裡高樓聳天，商店林立，一派繁榮興旺景象，完全超出我的想像。我想，我們滿族能有今天，都靠黨的民族政策好，是黨的民族政策，使各族人民能夠獲得發展，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道路，歷史上各民族之間敵視對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新賓滿族自治縣的領導請我們一行來到距縣城21公里的永陵參觀。1598年，努爾哈赤選定這裡為祖輩修建陵寢，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終於修成一組雄偉的陵宮。現在這裡埋葬著清肇祖、景祖、顯祖等三位帝後的陵墓，陵墓保存良好。從前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四位皇帝曾經踏著黃沙大道先後四次來這裡祭祀祖先。今天我來到盤龍踞獸、飾金繪彩的殿堂前，雙手撫摸著記載先祖清肇祖原皇帝猛哥帖木兒等人事跡的功德碑，內心充滿了感激的心情，中國共產黨尊重歷史，尊重各民族歷史上曾經做出貢獻的人們，因此當我和四弟溥任雙手合十，向自己的祖先行禮時，我既向自己祖輩表達了後輩尊敬的心情，也向共產黨表達了滿族子孫感激的心情。 新賓有座滿族職業高中，我是那所學校的名譽校長，學校請我去參觀。我來到校門前，全校數百名師生在門前列隊歡迎，學校的大樓裝飾一新。我聽了校長的工作匯報，觀看了校舍和師生的作業。他們要我題詞，我揮筆寫下了： 「學以致用，勤貴有恆，熱愛祖國，眾志成城。」 新賓滿族自治縣領導也要我題詞，我寫了： 「祝願滿族同胞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為祖國家鄉經濟建設多做貢獻。」 這是我的心裡話，滿族子弟只有努力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多做貢獻，才有光明的前途。 我離開新賓縣時，縣領導一再邀請我下次再去。我說：「我要再來的。我是滿族人，我不會忘記家鄉……」我們一行又來到瀋陽，參觀了瀋陽故宮以及東陵、北陵等地。同樣的，來到那些滿族發家的舊地，我都有景仰尊敬的心情以及昔不如今的感覺。讓我們滿族子孫永遠不要錯過當前這大好機遇，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努力工作，一顯身手吧！ 1989年5月，遼寧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又請我參加滿族大辭典的編輯工作，我又來到瀋陽遼寧大學住了兩天，也曾在北陵招待所小住。 1991年10月28日，我遇到了一件令我興奮的事——日本立命館大學授予我名譽法學博士的學位。授予學位的儀式是下午4:00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小禮堂舉行的。儀式由立命館大學法學部教授火田中和夫主持，立命館大學的理事長西村清次親自來華授我學位，學生代表向我獻花，我致了答詞，還有各界代表祝辭。儀式舉行完後，立命館大學在仿膳食堂設宴招待我們。我知道，我得到這種榮譽是因為我長期以來從事中日友好工作的結果。我今後要繼續做好中日友好工作，為兩國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往來做出貢獻。 六十六 做一個中日友好的使者 1983年5月，我當選為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在六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我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同時分工擔任了人大常委會民族委員會的副主任。我對於人大召開的各種會議都準時參加，並積極發言。我很感謝政府採納了我在人大提出的關於教育青少年、加強法制建設等建議。1984年8月31日，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成立，趙朴初任會長，孫尚清、韓樹英、沙里、趙安博和我任副會長。成立這個會的目的是為了對中日關係史作深入的研究，總結歷史經驗，加強中日兩國人民的長期友好合作。我作為和日本有著密切關係的人員自然非常重視這個組織的建立。我在成立會上發言說，中日兩國有著兩千年的友好歷史，儘管在後來的一個時期里發生過一些令人遺憾的事情，但是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是主要的。所以我們提出中日友好不是權宜之計，不是一種口號，而是為了兩國人民的永世友好而必須做的一件大事。尤其我們和日本的社會制度不同，風俗、歷史也不同，為了東亞的和平、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幸福，研究中日兩國間的關係，確是非常必要的。 事實上，自從周總理向我提出要做好中日兩國友好的工作後，我和浩就努力從事這一方面的工作。我們每次訪日，總是和各界人士接觸，宣傳中日友好。有一次一位日本記者問我：「為什麼你要做中日友好的工作呢？」我對他說：「中日兩國之間的小磨擦會有的，但是中日兩國攜起手來，子子孫孫，永久睦鄰，和平相處，難道這不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想法嗎？」1981年春節時，我和浩向日本朋友印發了如下的賀年卡： 恭祝 辛酉新春康疆百宜，曩歲重訪蓬瀛，備承熱情款待，無任銘刻衷懷，謹肅寸箋，聊志衷心感戴微忱。 更望今後在昔般基礎上愈益協力同心為中日兩國人民子孫永世友睦而共同奮勵前進。 一九八一年新正元日 溥傑 愛新覺羅 　 頓首 浩 我們的護國寺家院內有棵棗樹，高約六米，每年樹梢結滿了紅色的棗兒，這是從旅順郊外水師營的棗樹嫁接過來的。1904年2月8日，日本軍隊向占領東北旅順口的俄國軍隊發動突然襲擊，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爆發了那場臭名昭著的日俄戰爭，結果是日本取代了俄國在中國的利益。日俄戰爭以美國斡旋訂立了朴次茅斯條約而告終。訂立條約後日本乃木大將得意揚揚地在水師營棗樹下照像，那裡的棗樹就成了中國的恥辱、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的象徵。現在我和浩的結合是中日友好的象徵，我就把那裡的棗樹嫁接到我們家院內的棗樹上，讓它變腐朽為神奇，讓屈辱一去不復返，友好之樹永遠長青！ 六十七 尾聲：寫成自傳 我的晚年一直有一件心事縈繞在心頭，那就是撰寫自傳的問題。我知道像我這樣過去罪孽深重的人現在能夠為人民服務，為國家做一些有益的工作，這個轉變過程一定是大家樂於知道的。我願意告訴大家我的過去。我不忘記過去，才能有我的今天和明天。但是我一直事務繁忙，除了要參加人大常委會等各種活動外，我還要為很多喜歡我的書法的人寫字。字寫得不好，但為了使求字者不感失望，我總是儘量滿足他們的要求。這樣就總是抽不出時間來寫我的自傳。國內外很多記者都知道我在寫自傳，常常關心地詢問我，我總是不能回答他們什麼時候能夠完成我的自傳。1989年1月9日日本《讀賣新聞》的記者對我說：「聽說你在寫自傳。」我說：「是的，我已經82歲，記憶力衰退，我恐怕寫不成這個自傳了。」1990年我在訪問日本時，日本作家陳舜臣問我：「你是不是在寫自傳？」我說：「是的，我作為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專員，也有這個任務。但我沒有寫完，一方面忙，一方面我也有點懶呀！」我只能這樣解釋。我真著急，什麼時候我能寫完我的自傳呢！ 很高興的是1991年全國政協領導請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副主任葉祖孚幫助我整理自傳。整理的方法是我口述，他錄音整理成文字，但是常常正在錄音時來客拜訪，或有人求我寫字，我們的口述只好中斷。所以更大的程度是他閱讀資料，替我作些調查，弄清事實，再由他寫成文字，我來修改定稿。我倆合作了兩年多，經過多次的座談討論，這部自傳終於寫成可以交給讀者來閱讀了。 像在自傳一開頭所說的那樣，我希望我的自傳能夠對讀者有所裨益。舊社會是個罪惡的深淵，一個人在黑暗的社會裡走上了曲折的道路，而且走得很遠，但是中國共產黨把他挽救過來，他還能為人民為國家做些好事。大家讀後如能從中得到啟發，熱愛社會主義社會並且努力去建設社會主義，那就是我這個垂暮老人所熱切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