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傑自傳 · 十、重建的家族格外溫馨
五十五 西花廳的除夕晚餐
就在我回到北京參加工作以後，我的家屬就在為我醞釀重建家庭。我回來了，浩回來不回來呢？我們夫妻倆該不該團聚呢？大家都認為破鏡應該重圓，當年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建立起來的政略婚姻現在已經完全有了嶄新的內容，事實已證明我們夫妻倆的感情是深厚的、純潔的，在熱愛中國和中日友好這個大目標下，我們夫妻倆的感情更加鞏固，沒有理由再讓我們天各一方了。
使我難忘的是我最敬愛的周總理也在為我的生活問題操心。溥儀特赦以後，周總理就和他提過物色對象重建家庭。現在他老人家也考慮到我和浩的團聚問題。1961年2月3日，北京市委統戰部廖沫沙部長召集我的家屬進行座談，商討我和浩的團聚問題。座談會上我的弟妹都主張兄嫂應該團聚。會後潤麒和三妹、老萬和五妹就來到崇內旅館我的住地。商量用他們幾個人的名義向浩發出一封邀請信，告訴她我已特赦回京，歡迎她回國與我團聚。他們也敦促我向浩寫信，誠懇地請她回國。請浩回來，這本來是我心頭醞釀已久的宿願，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朝思暮想的就是我能獲釋，她能回來，重建家庭，像一個普通老百姓那樣地平靜地過日子。歷史上東漢梁鴻孟光舉案齊眉相敬如賓的故事，多麼讓我嚮往呀！我很想重建家庭，但我沒有給浩寫信。因為在親屬醞釀我倆團聚的問題上，極力持反對意見的是大哥溥儀。他因為仇恨日本帝國主義，對作為日本人的浩極端不信任，總覺得這是日本派來監視他的特務，一直對浩有戒心。我娶了個日本妻子，他認為就是我犯下的天大錯誤。我理解他這種固執的偏見，但又埋怨他不理解我和浩之間純正的愛情。他是我的長兄，弟妹們對他都無可奈何，我也惴惴不安，深恐我寫信邀請浩回來的事會惹怒大哥。因而不敢輕易寫這封邀請信。
在這關鍵時刻，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出頭來調解我們之間的矛盾了。1961年2月12日下午，總理請我們愛新覺羅家族到他家中共進晚餐。接到請柬的除我以外還有七叔載濤、大哥溥儀、四弟溥任、二妹韞和和二妹夫鄭廣元、三妹韞穎和三妹夫郭布羅·潤麒、四妹韞嫻、五妹韞馨和五妹夫萬嘉熙、六妹韞娛和六妹夫王力民、七妹韞歡等人。同時在座的還有中央統戰部徐冰副部長、北京市委統戰部的廖沫沙部長，還有北京市民政局的幹部等。那天是舊曆十二月二十七日，快到除夕了，天氣晴朗，西花廳里喜氣洋洋，洋溢著節日的氣氛。總理和鄧穎超大姐一直張羅著招待我們，為我們沏上了芳香四溢的碧螺春茶。
總理直截了當地說：「今天請你們來一起過年。另外和你們商量一下溥傑的家庭問題。他出來了，他的夫人還在日本。要不要邀請他的夫人回來一家團聚呢？」
大家思想沒有準備，一時出現了冷場的情況。我也沒有想到總理為這件事把我的家屬全都請了來。我望著總理那親切慈祥的面容，心裡直翻騰。我想：總理呀！您對我一個有罪之人如此關懷，叫我怎樣報答您呢？總理看見大家不說話，就說：「怎麼樣？找個年紀大的先說怎樣？」他點名要溥儀先說。大哥溥儀果然發表了他不同意浩回來的意見，理由是他痛恨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日本侵略者對他的迫害使他心有餘悸，一提起日本人他就害怕。我和浩這樁由日本軍國主義者包辦的政略婚姻隨著日本的戰敗理所當然應該解體，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
「其他人說說吧！」
這時四弟溥任說了話：「我歡迎嫂子回來和二哥團聚，他們夫妻倆是有感情的。我們不應該拆散這一對有感情的夫妻。至於兩國社會制度不同，我們大家可以幫助嫂子思想進步。」
緊跟著發言的是七妹。她不慌不忙地說：「我覺得讓嫂子回來沒有關係。二哥回來了，應該讓嫂子回來和他團聚。夫妻團圓，人之常情嘛！再說日本女子講究『從一而終』，我們沒有理由不讓嫂子回來。至於嫂子是個日本人，對中國的社會生活不適應，我們大家幫助她，她會慢慢適應的。她的思想狀況，經過大家幫助，也會進步的。」
隨著老萬、五妹、潤麒、三妹、四妹等都發表了贊成浩回來團聚的意見，連年邁的七叔也同意浩回來。這時在一旁聽著大家討論的鄧穎超大姐說話了：「肚子餓了吧？吃了飯再說吧！」
我們這次集會是下午4：30開始的，現在已經6：00多了。說句實話，肚子確實也飢腸轆轆了。總理也忙著說：「咱們不說了，先吃飯吧！快到除夕了，咱們吃頓餃子過年吧！」
我們在一個小飯廳里吃年夜飯。一共擺兩桌：總理和鄧大姐、載濤叔叔以及我們兄弟們坐一桌；另一桌是徐冰同志、廖沫沙同志以及潤麒等人。桌上端上了熱氣騰騰的餃子，還有很多菜。我記得有一盤蒸得很爛的鴨子。總理和鄧大姐不斷地為我們夾菜夾餃子。我們還飲酒，飲的是茅台酒。我的弟妹中很多人還是第一次飲茅台酒呢！最後端上的是一鍋紫糯米甜粥，這是別人送給總理的好米，總理用來招待我們了。吃飯中間，鄧大姐看見潤麒那一桌男人多，就說：「你們這桌年輕人多，吃得多，我們這桌來支援你們吧！」說罷就把我們這桌多餘的餃子和菜往那桌上端。大家覺得在總理身邊吃的這頓年夜飯吃得舒適溫暖，真是一生難忘。
吃完飯稍事休息，總理又組織我們繼續討論剛才的話題。大家的意見也都是希望浩回來，就連最初不同意浩回國的大哥溥儀，最後也不堅持他的意見了。這時總理說：「請浩回來還是可以的。這麼大的一個中國怎麼會容不下一個日本女子呢？人是可以轉變的嘛！我們把嵯峨浩接回來，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她和溥傑生活得很和諧，建立起一個美好的家庭，這是好事；一個是可能彼此失望，那就讓她再回去。她想回日本也可以回去，來去自由嘛！嵯峨浩要是來了，大家要幫助她進步。她是由一個不同的社會制度國家來的，對於我們的社會，不會一下子就理解。大家要耐心地幫助她，不要操之過急，不要有什麼顧慮，要多和她接觸。」
在座的人都一一答應了。總理也覺得很高興。這次接見一直到下午8：30才結束。大家從西花廳出來，被分頭送回自己的家中。我在整個接見過程中，一直沒有說話，但心情激動。總理在日理萬機的繁忙事務中為我們夫婦倆的團聚而操勞。總理對我的恩德真是比天還高，比海還深。總理對我的恩情我沒齒不忘。就在那天晚上，總理親口囑咐我寫信邀請嵯峨浩回來。我回家後含淚給浩寫了封信，我寫道：「我們現在有了偉大的共產黨，有了恩人周總理，我們可以團聚了。您回來吧！弟妹們在盼著兄嫂團聚，我也在盼我們夫妻重逢。我已經等了十六年，即使等白了頭，我也要等你回來，把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重建成一個幸福美滿的新家庭。等著您的答覆。」
我的這封信以及親屬的邀請信，總理都請人帶往日本，親自交給了浩，並徵求了浩的意見。實際上，在這以前總理已經派人和浩取得了聯繫，浩已有充分的歸國準備。因此當這兩封信到達浩手裡以後，浩就整裝待發了。
五十六 舊時燕子今歸來
浩是在1961年5月回到中國的。在動身前，我與她通過幾次信，告訴她我已做好了一切準備。她回來時，有哪些人要和她一起來，都可以來。浩告訴我除了她和女兒嫮生外，還有岳母嵯峨尚子、她的妹妹町田乾子、我當年的同事、日本投降時曾任清東陵守備隊的守備人員宮下明治同來。當時中、日還沒有建交，從日本到中國來要繞道香港。事後聽說，日本人回中國，浩還是第一個。所以他們要辦理入境簽證，比較費事。他們這一行在香港滯留了一些日子。
我和五妹夫萬嘉熙在1961年4月26日晚20:30坐火車去廣州迎接浩回來。4月28日晚23:00到達廣州，住進了愛群大廈。因為浩一時不能回來，在大約半個月的時間裡我和老萬就在廣州等待著，每天有人陪我們參觀名勝古蹟，看電影。但實在沒有心思看下去。我們度日如年似地度過了這十來天。
香港報紙報道了浩已抵港的消息。
末代皇帝日籍弟婦偕母女 自由過港返北京與夫團聚
前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弟婦，溥傑的日籍妻子愛新覺羅·浩（閨名嵯峨浩），昨午奉母攜女自東京搭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班機飛來香港，將於今天乘車赴廣州，和他丈夫返北京團聚。
她看來相當謙厚，談話時始終保持謙遜甚至拘謹的笑容，語調溫柔。她穿著一裳銀色繡黑碎花的織錦旗袍，外罩同樣的織錦短外套。
愛新覺羅·浩說，丈夫和她別後，一直有信給她。她相信他正在廣州等候她回來。說到這裡，她笑了——這時她笑得不像矜持，顯然她心裡是甜絲絲的。
我終於接到通知，浩一行將於5月12日到達廣州。我和老萬在指定的時間內到車站去接他們。這是從深圳開往廣州的列車。我和老萬進月台去迎接，眼看列車到站，慢慢地停下來了，旅客們從車廂下來湧向站台的出口。這時我看見幾個婦女正從車廂的梯階走下來，憑我的直覺，那是浩！沒有錯，長時期苦難歲月的煎熬，她的額頂也平添了皺紋，她也老了。但我仍然清楚地認出來，這是浩。她身穿黑織錦的旗袍，這是為了表示她要回國做一個中國女人，因而穿了中國旗袍。她手裡捧著一隻方盒，那一定是慧生的骨灰盒，我感到心裡一陣痛楚。我的慧兒，你回來了，可惜我只能見到你的骨灰，再也見不到你那美麗活潑的倩影了。我的心怦怦跳動著，和老萬默默地迎上去。浩已經看見我了，她也向我走過來。我倆凝視著，長時期別離後的重逢，本來有千言萬語要傾訴，這時卻反而說不出話來。還是浩先開口，她欠了欠身，喃喃地說：「我對不起你………」她的喉頭像堵住了似的。
「你什麼也不要說了………」我走上前輕輕地接過那隻骨灰盒，把它抱在懷裡，就像我當初摟著我那五、六歲的慧兒一樣。這時嫮生上來叫了我一聲 「爸爸！」她已是個21歲的姑娘。我從她那亭亭玉立的身影上依稀看到了當初那個稚氣十足的孩子。看到嫮生，想著慧生，我的心碎了。我招呼了我的岳母、乾子夫人和宮下先生，隨著人群走出站台。在走向旅館的馬路上，我用一隻手抱著慧生的遺骨，另一隻手習慣地挽住了浩的臂膀。在日本，當初我和浩結婚時，我們就是這樣挽著臂膀走路的，嫮生又緊緊依偎著我們。十六年的歲月是漫長的，但現在當我和浩挽著臂膀一道走路時，我覺得這個漫長的歲月結束了，我們的新生活開始了。我想起了宋人吳文英的《憶舊遊》詞：
葵夢迷煙處，問離巢孤燕，飛過誰家？故人為寫深怨，空壁掃秋蛇。
我寫字時筆鋒柔婉飄逸，那實在是在流灑著我那難以擺脫的一腔離愁。現在舊時燕子歸來了，我的心裡充滿了希望，讓我們重築新巢營建新生吧！
在廣州的第一天晚上，我們一家三口縱談往昔的生活。以往的回憶是辛酸的，我和浩都覺得不堪回首，尤其我想起偽滿那一段黑暗的日子，更覺得羞愧難當。我們更多談的是今後如何從頭做起。最高興的是嫮生，她用年輕姑娘特有的銀鈴般的聲音向我們講述著她的過去，以及她初到中國時難忘的印象。這聲音總使我想起我從前常聽到她那清脆的童音。我乘興吟了一首詩：
半生自孽原難活，
卻渡迷川竟有邊。
悲喜抱持猶夢寐，
瀛溟兒女得團圓。
一家話到心頭語，
大地春來望外天。
蠶逮暮僵絲始盡，
勢將贖報竭餘年。
我們在廣州住了三天。浩到過中國的東北、上海，廣州還是初次來。岳母尚子夫人、浩的妹妹乾子夫人還是第一次到中國。這裡樹木蔥鬱，街道清潔，吸引了這些初來中國的客人。我們遊覽了越秀公園、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孫中山紀念堂以及一些古老的寺院，在那裡流連忘返，但我們還是急於回到北京去，那裡有我們自己的家，新的生活等待著我們。5月15日早晨6:30我們坐火車回來。5月17日早晨8:05到達了北京。
五十七 護國寺街52號
一出北京車站，我的弟妹幾乎全部都來接我們了。浩一眼認出了三妹，高興地上前握手。她倆在日本時就熟悉得像親姊妹一樣。汽車把我們送往新居，一路上浩注意著金碧輝煌的故都建築以及大量新蓋的高層建築。她注意到我們這個新國家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汽車在護國寺街52號門前停下。這是我們的新居。這所房子原本是父親醇親王的產業，他買了一些小房子分給我們兄弟幾人居住。這所房原來就打算分給我的，但我一直沒有住過。在我搬進來住之前，是一所工廠使用著。當我們從廣州回到北京，很短的時間內，工廠已經遷出，小四合院被油漆一新，安置著沙發、軟床等新式家具。當時家庭私用電話還很少，但是我們家按上了電話，連鍋碗瓢勺都準備好了。還有一名保姆照顧我們的生活。這一切都使浩驚喜若狂。她問我：誰為我們安排了這樣好的居住條件？我懷著感激的心情告訴了她一個人的名字：「周恩來。」
「他那麼忙，還能照顧到我們的生活？」
「因為我已經獲得特赦，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了。」
「我們在庭院裡種些花和樹吧！」浩說。
我馬上表示同意。我還告訴她，我正在景山公園勞動，種樹還算是本行呢？我倆後來確實在小院子裡種花植樹，把它打扮得像花園一樣。浩很滿意。
我帶浩到景山公園去，把她介紹給王師傅。浩對王師傅深深地鞠了個躬，連說「謝謝」。
我和浩有時還上街到西四一帶購物。有人從浩的舉止上發現她像個日本人，注意地看著她。浩總是友好地微笑，甚至不管對方是不是認識她，主動地告訴他們：「我是中國人。」
五十八 周總理把浩比作王寶釧
浩會見敬愛的周總理的時候終於到來了。
1961年6月10日上午11:30到下午4:30之間，周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舉行招待會招待剛從日本來華的嵯峨尚子、嵯峨浩、町田乾子、宮下明治以及我們愛新覺羅家族成員：七叔載濤、溥儀和我、二妹夫婦、三妹夫婦、四弟、四妹、五妹夫婦、六妹夫婦、七妹等人。在座的還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戲劇家程硯秋的夫人、日本在華人士西園寺公一以及徐冰、廖承志、廖沫沙、童小鵬、羅青長等。
我們一家和我的弟妹都在護國寺我的家裡等著，大約11時左右，廖沫沙派車來接我們到西花廳去。那天總理很高興，談笑風生，談了好幾個問題。我們傾聽著總理的談話，都沉醉在和煦的春風中。
總理先從到會的成員談起，他說：
「今天在座的有過去的皇帝、皇族。比如西園寺就是公爵的後代，但他不願意要這個爵位了。尚子夫人、浩夫人、乾子夫人都是侯爵的後代。載濤是貝勒，他是光緒的弟弟、宣統的叔叔。溥儀先生是皇帝，『滿洲國』我們不承認，但宣統我們是承認的。溥傑是皇帝的弟弟，嫮生是日本貴族的外甥女，又是中國皇族的女兒。溥儀、溥傑的弟弟妹妹過去也都是皇族，現在變化了。溥儀先生研究熱帶植物，還能勞動，自願參加勞動，對勞動有興趣。溥傑先生在景山公園研究園藝，半天工作，你還要照顧一下你的家庭。弟弟妹妹的情況，那是你們都知道的了。三妹是東城區的政協委員，我是全國政協的主席，從這一點說，我們還是同事。五妹曾做過服務員，現在做會計，她完全是自我奮鬥。四弟溥任在學校教書。六妹是畫家，字寫得很好，現在是藝術家了。七妹是小學校的教導主任、模範工作者。你們在街上走，誰能認出來是過去的皇族呢？妹夫們也都有了變化。過去這些皇族、官僚、貴族，今天都變化了，當了工人、職員或教員。」
總理這麼一講，我們都覺得在我們這些人身上發生的變化是多麼光榮呀！
總理接著又向我們介紹在座的滿族知名人士，像老舍先生、程硯秋夫人。總理說程硯秋是中國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1957年由他和賀龍元帥介紹他入黨，第二年不幸去世。他問浩：「你有聽唱片的愛好嗎？」
浩說：「很喜歡。」
總理說：「我可以送幾張程硯秋的唱片給你，我很喜歡聽他的唱片，睡不好覺時，就聽一聽。」
由這裡總理講起了滿族的問題。總理說：「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它做了許多壞事，所以滅亡了。但也做了許多好事：第一件，把中國許多兄弟民族聯在一起，把中國的版圖確定下來了，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為了要長期統治，減低了田賦，使農民能夠休養生息，增加了人口，發展到四萬萬人，給現在的六億五千萬人口打下了基礎。第三件，清朝同時採用滿文和漢文，使兩種文化逐漸融合接近，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清朝雖然曾使中國一度強盛，但最終還是衰敗了，這應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數貴族負責，滿族人民是不用負責的，他們也同樣受到災難。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對的。溥儀先生當時才幾歲，他也不能負責。載濤先生當時是大臣，要負一部分責任。至於滿洲國時代，溥儀、溥傑都應該負責，當然更大的責任應由日本軍國主義來負。」
說到這裡，我和溥儀都不停點頭，我們哪能忘記我們自己應負的罪責呢？
總理又往下說：「現在的問題，是要恢復滿族應有的地位。辛亥革命以後，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政府歧視滿族，滿人不敢承認自己是滿族，幾乎完全和漢人同化了，也分不清了。民族將來是要互相同化的，這是自然發展的結果，但不能歧視，不能強制。因此現在還要把滿族恢復起來，事實上1949年以後已開始這樣做了。」
說到這裡，我和溥儀都感激地點頭。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民族政策給了我們滿族新生命，使滿族能夠在民族團結的大家庭里有一席之地。
因為我和浩在座，浩又是剛從日本回國，在這之前曾經有過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總理專門就此談了談：「戰爭結束，偽滿洲國崩潰之際，我們曾下達命令，找到在東北的愛新覺羅家族，要加以妥善保護。但命令好像沒有貫徹到基層，讓你們受苦了。現在溥傑和浩夫人已經團聚了。當初王寶釧等薛平貴等了十八年，浩夫人也含辛茹苦地苦守寒窯十六年，你們比他們還差兩年呢！不過王寶釧等薛平貴是為了讓薛平貴做皇帝，現在浩夫人等溥傑，是為了讓溥傑做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榮公民。浩夫人是日本人，同中國人結了婚，現在已經是中國人了。我歡迎你做中國人，參加中國的社會活動。
「我講的這樣多，浩夫人還要再看一看，看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看看是不是這麼回事。哪一年覺得不適宜了，什麼時候都可以回去。如果回到日本，比較一下，覺得中國好，還可以再來。來去自由，我可以保證，我可以簽字，我相信你不會要我簽字的。」
總理愈說愈高興，還和我們談起了我們的兩個女兒。他見過慧生寫給他的信，他說他喜歡慧生那樣勇敢的孩子，年輕人是需要勇氣的，他希望我們能送給他一張慧生的照片。至於嫮生，看來他已經知道嫮生並不想留在北京，因為她從小是在姥姥家長大的，浩希望嫮生留在北京，嫮生不願意。我們家庭內部正在發生矛盾。於是總理說：
「嫮生願意回去，可以讓她回去，不要勉強她留下。青年人變化多，以後想來，隨時都可以申請護照。如果不來中國，同日本人結婚，又有什麼不好？唐太宗把公主嫁給西藏王，漢藏通婚。嵯峨家把女兒嫁給愛新覺羅家。愛新覺羅家的女兒又嫁給日本人，有什麼不好呢？」
總理的一席話使正在躊躇的嫮生十分感動。總理已經講了很長時間的話，我們也該吃飯了。那天擺了三桌，總理談笑風生，席間愉快地和來賓一一交談著。我記得豐盛的午餐中有一碟清蒸鰣魚，我特別告訴浩，這是中國一道名菜，它的魚鱗可以食用，味道有如日本的鯛魚。使我難忘的是以總理為首的首長都來為我們的新生活祝福。我和浩一一感謝首長的關懷。
飯後總理又向浩表示了她和中國人結婚，今天又到中國來，這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徵。中日兩國有近兩千年的來往，我們應該努力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恢復邦交，發展中日兩國的經濟文化交流。總理特別擔心浩不習慣於中國的生活。那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處於困難時期，生活水平比較低。浩對總理對她的愛護關懷，都銘記在心，表示終身要為中日友好事業努力。我們臨告別時，總理親切地對嫮生說：「我剛才對你說的話，你有什麼意見？」
嫮生滿含著淚水，對總理鞠了個躬說：「我從心裡尊敬您。」
過了兩天，總理又請浩和尚子夫人等日本朋友一起觀賞了京劇《楊門女將》。總理意味深長地對我岳母說：「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兩國人民要將五十年來的不愉快的事情消除掉。」
幾天後，尚子夫人、乾子夫人等到外地參觀遊覽。回日本前，嫮生特地買了幅周總理的絲繡像，帶回去留作珍貴的紀念。
從此以後，我和浩過著美滿的家庭生活。我下班後就和浩種花蒔竹，聽收音機，讀報議政，品茶嘗菜。對我們這樣過盡離亂生活的人來說，這重建的家庭是多麼溫馨可愛呀！常到我家來的是大哥溥儀。我們都尊敬大哥。他愛吃用雞蛋麵粉裹著炸的紫蘇葉子。浩特地在院裡種上一小塊紫蘇，長好後做成菜給大哥吃。大哥也覺得浩體貼人，逐漸改變了過去的看法。
五十九 文史專員工作
2月28日，中央統戰部召集一、二批特赦人員開會，李維漢部長親自宣布了周恩來總理的決定：溥儀、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鄭庭笈等六人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專員。文史專員辦公室在全國政協後院靠東邊的兩間大屋子裡。當時的政協副秘書長申伯純兼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副主任，領導文史專員的工作。1962年5月，我和沈醉、范漢傑等第二批特赦戰犯六人也被通知到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專員，兩批專員共十二人。又隔一年，第三批特赦人員廖耀湘、杜建時、康澤也當了文史專員。在這些文史專員中有兩個姓杜的和兩個溥，為了稱呼方便起見，大家叫杜聿明為大杜，杜建時為二杜；叫大哥為大溥，我為二溥。文史專員的工資為100元，在當時物價還很低廉的情況下，這是個不低的數字。對我來說，尤其顯得優越一些，因為浩回國以後，也享受和我一樣的待遇，國家還為我倆出資雇了個保姆。我生活優越，深感國家的恩澤，但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教育卻使我永世不忘，我決不敢追求享受，永遠保持勤儉樸素的作風是我得到改造的標誌。
申伯純主任將文史專員分成政治組、北洋組、軍事組等小組，我和大哥溥儀、董益三分配到北洋組，組長是政協常委閻寶航。文史專員的工作是撰寫自己的回憶錄，即親歷、親見、親聞的資料，同時要審閱一些稿件。那時全國各地投向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稿件很多，都是由我們這些專員審閱。我們閱稿後先確定稿件的價值，能不能刊入《文史資料選輯》？稿件內容有哪些差錯？哪些稿件是酌發紙筆費留存起來？紙筆費發多少？我們都要在稿件上詳細地寫個意見。由於我們在舊社會都有特殊的經歷，一般說來，都能勝任評閱稿件的工作。至於寫自己的回憶錄，我們這些人的經歷確也可以寫出有價值的史料。記得杜聿明寫的《淮海戰役親歷記》，連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看了都點頭稱讚寫得好。大哥溥儀主要在李文達協助下撰寫《我的前半生》，後來出版後在國內外博得好評。至於我的《自傳》，因為事務拖累，一直遲到現在，才寫成初稿。
文史專員要參加政治學習，當第一批六個專員的時候，他們併入政協委員的直屬組學習。後來我們第二批六個專員加入，就直接成立一個學習小組，由申伯純領導，宋希濂、王耀武兩人輪流掌握會場，我和沈醉、董益三輪流擔任記錄。學習小組討論文件時發言熱烈，勇於暴露思想、聯繫實際，常常爭論得面紅耳赤。我覺得那一段政協領導下的學習生活對我幫助很大，弄清楚很多問題，確實提高了思想認識。我和溥儀發言一向比較謹慎，事先都寫好了發言提綱，照著提綱說，有些重要的問題甚至寫好稿子，一字不差地念。在長時期的學習中，我發現大哥通過撫順長期的改造以及這一階段的工作實踐，他的思想確實有不少提高。例如有一次我們討論像我們這樣特赦的人該向什麼人學習。有人提出我們這些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只能向資產階級左派學習，按著他們的腳步走，我們就能前進。沈醉不同意這些意見，認為我們應該向無產階級學習，才能逐步改變過去的立場觀點，最重要的就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向無產階級學習，「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向資產階級左派學習，那就「取法乎中，僅得其下」了。沈醉的發言惹起不少人的反對。有人說，向無產階級學習，這個標準太高了。我們怎麼能有資格來向無產階級學習呢？面對著這場爭論，我不知該如何發言，自問出身皇室貴胄，我能向無產階級學習嗎？正在迷惘時，大哥溥儀卻發言了，他說：「我認為，學雷鋒並不是高不可攀，不能學習。雷鋒只是在一些很平凡的事情上先人後己，並盡力去幫助別人，不求報答，甚至不肯留姓名。有些事我們大家都可以和雷鋒一樣去做………」他還舉出像上下車幫人提提行李，照顧一下老弱病殘，這些事我們也許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做到，不過像雷鋒一樣餓著肚子和冒著大雨送病人回家等，我們的體力就不行了，不是不肯去學，而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溥儀的發言讓我心服，我覺得他確實比我學得好，像他這樣的人能夠針對當時一些重大問題發表一些比較成熟而中肯的意見，那是不容易的。相形之下，我思想拘謹，沒有他學習得好。事實證明，後來他對待街坊鄰里、孤寡老人確也能恭恭敬敬，謙虛謹慎，沒有過去當皇帝的架子，他也是在力求做到理論聯繫實際、言行一致。
文史專員上班後，也排班值日，要打掃屋子和灌開水。我們哥倆排在一班，我倆都覺得很合適。大哥那時就住在全國政協機關內，離得近，輪到值日，他總是先去收拾屋子，用濕布擦抹辦公桌，等到我從護國寺趕到時，往往他已經擦完桌子，該我做的事，就是提著暖壺去開水房打開水了。
文史專員這項工作，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的，我覺得很光榮。我在從事這項工作的過程中，也覺得回顧歷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對我個人來說，永遠不忘記歷史教訓，以新的生命去從事對新中國有益的工作，就是我的崇高使命。後來我當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的委員，有很多新的工作要做，但我的本職工作還是文史專員。我常對別人說：「這是周總理派給我的工作，我要好好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