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傑自傳 · 八、在撫順戰犯管理所
三十三 到綏芬河
1950年7月28日，我和溥儀等一行，從伯力第45特別收容所出發，乘二等旅客列車南下回國。後來我知道解放以後中國政府經過與蘇聯政府的交涉，才答應將我們這一批戰犯引渡回國的。
火車隆隆地在原野上奔馳著。我的心也奔馳著。遙望窗外，天色發暗，夜幕快要降臨了。火車在站台上停留的時候，可以聽見站台上士兵行走時皮靴 「托托」的聲音。我想前面就是中國的領土了，不知道共產黨將如何對待我們這些俘虜。民國時期，我怕國民黨，因為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後來馮玉祥又把溥儀趕出了皇宮。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偽滿期間，我怕日本軍閥，他們把溥儀折磨得戰戰兢兢，過著非人的生活，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我自己也是人在屋檐下，不敢不低頭，每天提心弔膽地生活。誰知道現在又要過什麼樣的生活呢？此去也許命赴黃泉。溥儀是偽滿皇帝，頭號戰犯，十足的漢奸，他是要槍斃的。我是溥儀的弟弟，雖然官職不高，但地位特殊，共產黨會把我們看作舊王朝的殘渣餘孽，槍斃示眾。想到這裡，心裡就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同行的人大概也都是這種心理，個個面如死灰，沉默無言。押送我們的伯力收容所的阿斯尼斯大尉雖然不時寬慰我們，說：「天一亮，你們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國去，這是值得慶賀的。你們國家的總理已經派人在邊境上迎候你們。你們不要多疑，共產黨的政權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政權，中國共產黨的氣量是最大的。」
我對阿斯尼斯的話是不相信的，因為他沒收過溥儀的財寶，我親眼看見的。在伯力，我們雖然受到了比較寬容的待遇，這是因為他們接近西方，受聯合國規定的約束。可是回到中國，中國共產黨能不能這樣對待我們，就不知道了。火車在經過長長的一段隧道之後，逐漸減速，最後停在一個小火車站上，這時是7月 31日晚上。我透過窗戶，看見車站的站牌上寫著「綏芬河」三字，我知道到了中蘇邊境了。這裡原來是片原始森林，日本統治東北時期，因為掃蕩抗日聯軍，把樹木砍伐一光，當時就是鐵路車站旁邊也是夠荒涼的。8月1日晨，中蘇雙方開始交接工作。站台上站著兩排持槍相對而立的士兵，一排是頭戴船型帽的蘇軍，另一排是胸前佩戴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胸章的中國軍隊，使這個邊境小站顯得很威風。兩排相對而立的軍隊之間形成一條甬道，通向中蘇兩方的專車，我國已經派了一列由機車和兩節硬座車廂連接的專列來接收我們。我們下車之後必須經過這條甬道走上我方的列車。在綏芬河車站，阿斯尼斯大尉和中國政府的官員辦理了交接手續。當時由中蘇雙方工作人員按名單依次點名呼喚，戰犯聽到自己的名字後就從蘇方車上下來，答應「到」，復誦自己的姓名，然後經過這條甬道登上中方車廂。這個交換過程是相當嚴肅的，我們不由得膽戰心驚，有的人甚至腿軟得走不動路。記得張景惠當時也是有病，一方面也是害怕，他是由別人抱著登上中方車廂的。這些被遣返回國的偽滿洲國被俘人員自溥儀、張景惠以下有60人，還有汪偽政權駐朝鮮領事和主事等10人，一共70人。中蘇雙方逐個點完名後，才撤回列隊警戒的武裝戰士。我們登上中方的車廂後，發現一共有兩節車廂，一節是我們這些戰犯坐的，一節是接收人員坐的。在車廂中間，我才看到中國方面接收人員的兩位領導，一位穿著草綠色料子軍裝，一位穿著中山裝，他們面帶笑容地對我們說：
「目前形勢是很好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八百萬軍隊，建立了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國家。對於犯罪的人來說，黨歷來實行懲辦與改造相結合的政策，相信他們是可以改造成為新人的。只要你們接受改造，痛改前非，爭取重新作人，你們會有光明的前途的。現在你們回到祖國來了，政府對你們的學習改造，已經作了妥善安排，現在就要送你們到新的地方去。旅途中為了安全，要求大家遵守以下事項：1．必須服從統一指揮，不得違抗；2．車上有醫務人員，有病要報告，可及時得到治療；3．發給大家的碗筷食具，要保管好；4．車窗糊的報紙不得損壞，不准向窗外窺視或喊話；5．去便所要先報告，進便所不准關門……」
這些話，我聽了後感到寬慰，但仍有疑慮。我原想這些官員剛見到我們這些戰犯，不該痛罵我們一頓嗎？不該給我們戴上手銬和腳鐐嗎？蘇聯官員不是說我們要戴手銬和腳鐐嗎？結果我們並沒有被戴上手銬和腳鐐，聽到的卻是這樣和善的語言，看到的卻是親切的微笑。但是琢磨起來，和善中仍透著嚴厲，對我們仍有很多限制，車廂的兩端有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看守著，我仍有些害怕。講話中說我們已經回到祖國來了，「祖國」這兩個字，聽上去感到那樣的新鮮，我自問我自己早就是個沒有祖國的人了，曾長期流落日本……現在被押解回來，祖國還要我這種大逆不道的人嗎？在恐懼中，我不由得又產生了一種慚愧的心情。
我們這節車廂，座位並未指定，隨著上車的先後，大家坐下來。年老的一人坐一行，年輕一些的兩人坐一行。溥儀是後來被人帶上來的，他先在候車室中坐了一會，接收的領導幹部還單獨找他談了話。上車後溥儀被特許坐在工作人員的車廂里靠近末尾的座位上。他由於心情過度緊張，半夜裡他叫嚷起來，說他聽見前面那節車廂里有人在罵史達林，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他在車廂里來回走動，兩眼發直，工作人員急忙安撫他，他不聽勸阻。工作人員來到我這車廂叫我去做做溥儀的工作。我見了他，只勸他要聽從指揮，遵守旅途中接收人員的幾項規定。他似睡非睡地躺倒在座位上。我回到自己車廂的座位上也是睡不著，只是揣測著自己的前途，心裡一片慌亂。我想看看窗外景色，火車上的窗戶都已糊上報紙，什麼也看不見。後來我聽人說，有人從已經糊上的舊報紙中看到「張海鵬被鎮壓」的報道，更增加了疑慮。張海鵬是偽滿大臣被捕時唯一逃脫者，不久他也被捕，在當時正在開展的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伏法，所以同來的人想到此去恐怕也要遇到和張海鵬一樣的命運，心裡充滿了臨死以前的恐懼。我們坐在車上，看不見窗外景色，窗外的人也看不見我們這些特殊的「旅客」。當時正是夏天，車廂里的空氣悶熱得很，只有到了車站暫停的時候，由於我們這兩節車廂出發以後已被掛在別的車廂的最後，一般的甩在站台之外，別人看不見我們，可以打開窗戶透透空氣。車剛出發，在牡丹江車站，我們被允許下車廂在站台上活動活動。熙洽有病，溥儀不准下車。我們大家得以透透空氣，洗個冷水臉，感到特別輕鬆。
一上車，令人感到特別高興的是畢竟聞到了久違了的祖國的空氣。解放軍戰士拉過一大筐碗筷，發給每人一雙筷子、一個碗。開車後的第一頓車餐，就是大米稀飯、饅頭和鹹菜，雖然簡單些，但是故鄉風味難忘，大家風捲殘雲似地飽餐了一頓。以後幾天內，大米飯、饅頭、鹹魚、鹹鴨蛋，都使我們這些遠離故土、囚居蘇聯啃了幾年黑麵包的人感到親切。唉！遙望故土淚淋淋，脫離了客居的異鄉他國，回到自己熟悉的故鄉，也算一件好事，但不知此後吉凶如何。走著瞧吧！想著想著，我在隆隆的火車聲中睡著了。
三十四 途遇故舊
真是鬼使神差，當我神思恍惚、感到前途渺茫時，我竟意外地遇到故人舊交。火車上有些接收幹部，不時找我們談話，做些思想工作。我認出有個接收幹部是我在偽滿長春任陸軍軍官學校連長時的學生，名叫藍中玉，我裝作不認識。我想起：在陸軍軍官學校當預科連長時，我積極向學生進行奴化教育，宣傳「日滿一德一心」、「皇軍必勝」。1942年秋天日本憲兵隊發現學生有「反滿抗日」情緒，從學校抓走了十幾個學生。當我知道這件事後，以為學生敗壞了學校的名譽，是「害群之馬」，應該嚴辦。我的主張被日本人校長南雲親一郎聽見後，報告給偽滿治安部最高顧問竹下義晴，竹下義晴特來徵求我處理的意見。我說：「嚴辦吧！」後來這些學生被加重判了半年徒刑。等到他們釋放出來時，已經被學校開除學籍，沒有職業，無家可歸。記得有一名學生怨恨之下，臥軌自殺，走上了絕路。現在冤家路窄，正當我作為戰犯被押送回國時，就遇到了當時的學生作為接收幹部來看管我，他不會藉機報復我麼？我還有好果子吃麼？我愈想愈怕，就閉目養神，等待著厄運的到來。
「你是有病了麼」？藍中玉來到我的身邊問我。
「我沒有病」。我說。
「要不要找醫生看一看？」
「不用。」
「你是害怕了吧？」
「不怕。」我明明害怕，偏偏口是心非地回答說不怕。那時我們這些人都怕被押回祖國槍斃示眾，我竟說出這種誰也不會相信的話來。
「不要害怕。回到祖國要進行學習改造。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待俘虜採取寬大政策，這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已經明文規定了。只要認真學習，認清自己的罪惡，老實交代，都是會有出路的。你要相信政府，安心學習。」
我當時滿腹孤疑，完全聽不進他說的話，聽著聽著又閉上了眼。藍中玉在我面前站了一會，又走了。
後來藍中玉又藉故搭訕著找我聊天，再三向我交代政策。我看出他是沒有惡意，確也感到有些安心。他終於向我啟口了：「你認識我麼？」
我不好意思裝作不認識。我說：「怎麼不認識？你不是藍中玉麼？因為我現在成了出賣祖國的罪人，你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又是接收人員。我實在不好意思認你，我怕我要攀認你，會使你感到為難。」
藍中玉笑了起來，他說：「你當過偽滿陸軍軍官學校的連長，這是事實，也是迴避不了的。你要好好學習，認真改造自己思想，前途還是光明的。」他的態度和藹可親，使我暫時消除了恐懼。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直覺得兩眼發熱，激動得要流淚。火車上藍中玉不斷找我談話，幫助我解除顧慮，可以說他是第一個直接向我進行政策教育的人。患難之中，我難忘第一個向我進行教育的人。
三十五 初到撫順
火車從綏芬河出發，經過牡丹江到哈爾濱時，已是晚上，深夜到達了長春。黑暗中聽到列車員報「長春」站名時，我不由得陷入對故土的沉思，只是火車風馳電掣般地向前駛去，我的思路也隨著向前發展。8月3日中午到達瀋陽，火車停了下來。上來一些穿軍裝的人員，叫了溥儀、張景惠等人下車，坐進一輛轎車拉走，沒有叫我。被叫下車的人不知此去還能不能回來，嚇得面孔煞白，溥儀尤其表現得緊張。他下車後拉著毓嵣直往前走，說：「走！我領著你去見老祖宗！」我們這些沒有叫走的人，也是嘀嘀咕咕，很怕要分別處理我們這些人，也許我們是第二批處決吧？一個多小時以後，叫走的人又都回來了，一看他們的神色，我們就放心了。他們神色坦然，說東北人民政府高崗主席接見了他們，勸他們要安心改造，明確地說了不殺他們，中國有強大的政權，政權穩定，多殺一個人沒好處，少殺一個沒有壞處，並告訴他們將要送他們去撫順學習改造。招待會還預備了水果、茶點。車廂里突然活躍了起來，大家感到吃了顆定心丸，神情確實穩定下來。有的偽滿大臣居然猜測可能要被送到撫順去療養，從前他們曾去那兒療養過。明明是階下囚，怎能出此妄想呢？我可笑這些同僚們平日啖食魚肉慣了，連分析問題的起碼能力都喪失了。
火車離開瀋陽，行駛了一個多小時，就到了撫順車站。一下車，就使我們這些戰犯的頭腦猛的清醒過來，明白地知道我們的身份仍是戰犯。站台上整整圍了大半圈戰士，手持上著刺刀的槍，圈外邊還放著一挺機槍，有機槍手看守著。我們每七、八個人被押上一輛卡車，卡車上有四名持槍的士兵站在四角拿槍頂著我們。有的人不識相，還想伸出脖子四下觀望，馬上被戰士喝令低頭。當這一連串有武裝押送戰犯的卡車在撫順市內駛過時，市民莫不駐足觀望。我們都灰溜溜地低下了頭，這時才覺得自己是多麼見不得人啊！
卡車把我們送到一個大院裡停了下來。大院周圍高牆聳立，上面圍著電網。我明白了，這是監獄。我們被送進一棟監舍。中間是個通道，兩旁有十多間監號。大約每十人左右住一個監號。我和溥儀、溥儀的老丈人榮源、萬嘉熙、潤麒五個人睡一排，毓嶦、毓嵒、毓嵣、李國雄、黃子正五人睡對面一排，我們十人住一個監號。一共住了十個監號。監號的鐵門上有一個小窗口，看守員可以從這個小窗口內監視我們的行動。通道內還有兩名武裝人員來回巡視著。夜闌人靜時，可以清楚地聽見他們行走的「托托」足音。這是鐵窗風味，不同於在伯力收容所時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明白：我是十足的囚徒了。
我們在這個監號里沒有住幾天，就作了調整。溥儀和毓嵣、毓嵒、李國雄等人和另幾個偽滿大臣住一個監號，我和萬嘉熙等人住一個監號。這種調整也是為了生活上的方便，因為我們的伙食待遇已經作了調整。溥儀和張景惠等偽滿大臣吃細糧小灶，有肉。我和潤麒等吃中灶。其他人吃大灶。大灶是高梁米飯、大白菜燉豆腐。毓嵣、李國雄等也是吃大灶的，不過為了照顧當時生活尚不能自理的溥儀，和溥儀同住一個監號，這也是溥儀本人的請求。
偽滿大臣中有人認識我們在押的監獄，說這就是日偽時期日本人蓋的撫順大獄，專為關押革命志士用的，沒想到現在用來關押我們自己了。正是用上了 「以其道反治其人之身」這句成語。不過解放以後，監獄裡已有了暖氣設備，比以前改善多了。管理所的角落裡有間小屋子，放著便桶，大家輪流值日去倒。除此以外，每天還有15—20分鐘輪流到院中散步的時間，即俗稱「放風」。這時候就可以透過高牆，遙望撫順北邊的高山。山峰層巒起伏，風景很美麗，不過那時我們作為囚徒，實無心來欣賞。我們剛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時，這裡還押著其他犯人，都穿著赭色囚衣，重犯還帶腳鐐，腳鐐中間有根鐵鏈把腳鐐提起來延伸掛在脖子上。犯人一走路，就「格郎郎」地發出聲響。我們剛到那裡，一見此情此景，猛一聽那聲音，真是心驚肉跳。管理所內有工場，是犯人們勞動的場所。犯人們幹些鍛造、翻砂等鐵活兒，整天聽著機器轟隆隆的聲音，到午夜才能清靜下來。直到日本戰犯來到管理所，其他犯人遷走，管理所里關押清一色的日偽戰犯，管理起來方便些。日本戰犯後來參加了製作水泥瓦的勞動，我們就再也聽不到大機器的轟鳴聲響了。
管理所的戰犯都編了號碼，身上別上號碼，代替原來的名字。溥儀的號碼是981號，我是1000號。我們彼此也用這些號碼相互稱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里我生活了11年。
三十六 我們該稱呼他們什麼呢?
在戰犯管理所中每天都要接觸到管教人員。他們是從瀋陽軍區政治部或東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司法部抽調來專做改造戰犯工作的幹部。他們是王興、劉家義、姜亦成、李福生等。李渤濤是管教科長。我剛到管理所時，所長是孫明齋，1957年起金源任所長。
對這些幹部，我們由恐懼到信任，成了我這11年中最親密的朋友和老師。他們對我們關心得無微不至。剛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時，頭兩天問過我們： 「睡得怎樣？習慣麼？」每天有書報看，還發給紙菸抽，每天上下午休息時間還播放些唱片，大都是京劇《打龍袍》之類。甚至還給我們送來了紙牌。一開始我們不敢打牌，李渤濤科長說：「玩玩吧！」他甚至允許我們可以玩點輸贏，贏幾根菸捲抽抽。後來我們還打克郎棋。每天管教人員給我們送飯分菜，二菜一湯，後來管教人員讓戰犯自己分飯菜，大家都做點工作。偽滿大臣常因為飯菜分得不均而發生爭吵，這也是一件不大好做的工作。後來我也做過分飯分菜的工作，我做得儘量細緻些，不希望在分的過程中發生問題。管理所對我們的健康也很關心，因為戰犯大部分人都已年老，體弱多病。剛到時普遍進行了體格檢查，掌握每個人健康的基本情況，後來由醫務人員對每個人不斷進行治療。有一件事是罕見的、即管理所由瀋陽請來牙科醫生，攜帶設備，為全體戰犯檢查了牙病，並給一些人安裝了假牙。我的假牙就是在那兒安裝的。這在國際優待俘虜的歷史上實無先例。
剛到撫順，接觸到管教人員，由疑懼轉向信服的過程中，對這些幹部不免產生了好感。我們應該稱呼他們什麼呢？每天都有事要同他們打交道。於是就有人去問孫所長：「所長，我們對政府工作人員應該怎麼稱呼？不知道他們的姓名，我們生活上有了問題需要與他們聯繫，該怎麼稱呼他們呢？」
「這好辦，」孫所長告訴了我們這幾位管教人員的姓名，並說，「怎麼稱呼都行。」
「那我們就叫他們『先生』吧！」
「先生」這個稱呼可以廣泛地運用，實在是一個最好的稱呼。於是我們就稱呼管教人員「王先生」、「劉先生」、「李先生」、「姜先生」，一直到我們離開管理所為止。事情已經過去幾十年了，我現在回憶當初，還是覺得這些人不愧是我的「先生」。
三十七 「燒香引鬼論」的破產
1950年8月初，我們到達撫順。10月，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開始了。中國人民志願軍雄糾糾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抗擊美國侵略者。為了安全起見，管理所決定把我們這些戰犯轉移到哈爾濱去，住在道外景陽街公安分局看守所院內。這裡原來是日偽時期監禁愛國者的監獄。這時已經進入冬季，出發前，每人發了一套棉服。離開撫順時，街道樹枝尚有綠葉；到達哈爾濱，樹葉已經全部脫光了。從新的管理所的外面看，是一幢兩層流線型的圓樓。到裡面一看，猶如一個大鐵籠子，整個建築分成上下兩層，每個監號都是扇面型的，各個監號聯起來成為一個圓形。監號的前後都有鴨蛋粗的鐵柱圍著，前面有個小門，犯人得貓著腰才能進去，進去後，只聽「咔嚓」一聲，一把大鐵鎖把犯人鎖在裡面。監號前後都有走廊轉圈圍著。樓的中央有一個圓台子，上設衛兵站崗。站在崗上，上下監號就都在眼底，一覽無遺了。在圓樓的另一面，還設有個監視台監視犯人。看了這個建築模樣，不能不想到過去日本統治者對監禁中國愛國者所費的苦心，可現在也用來監禁我們了。每個監號大約有七、八平方米大小，住六、七個人，犯人晚上放下鋪蓋睡覺，白天捲起來就地學習討論。圓形大樓中間角落上設有安裝抽水馬桶的廁所，於是犯人在這裡不用像撫順似的抬桶倒屎尿，感到方便多了。初到這裡，關進籠形的監號，周圍那種觸目驚心的景象，又一次提醒了我：我已身陷囹圄之中，儘管管教人員對我們仁慈如初。住在監號里，可以聽見街上小販各種叫賣聲。有一個女聲吆喝：「白糖餡的大餅子」，每天按時由遠及近，又漸漸走遠，逐漸聽不見了。
北國冰封，萬里雪飄。哈爾濱的天氣雖然很冷，但管理所里卻溫暖如春，因為監號內有暖氣設備，我們熱得不用穿棉衣。在哈爾濱管理所度過第一個春節的時候，我們又鬧了一個笑話。因為過春節要改善生活，分菜時甚至還有海參。偽滿大臣中有個老頭子恍然大悟似地叫起來：「這是『辭陽飯』，是我們離開人間最後一頓飯了，明天可能要處決我們了。」因為根據他的經驗，犯人處決以前要吃一頓豐盛的飯，他誤以為這就是他們告別人間的最後一頓晚餐了。於是在戰犯中間引起了一陣騷動。自然最後是管教人員向大家作了解釋才平靜下來。在哈爾濱管理所，管教人員組織我們學習時事，進行抗美援朝的形勢教育。在撫順時，我們這些人自命是熟悉政治軍事的，不用發動，已經對於時事議論紛紛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剛一年，自己實力還是薄弱的，怎麼能去碰美國這個硬石頭呢？中國若是不派志願軍出國，美國就是打到新義州，也不敢越過鴨綠江一步。現在中國參戰了，自己挑起糾紛，能頂得住美國這樣強大的對手嗎？在從撫順開往哈爾濱的火車上，我想想時局，睡不著覺。這時溥儀也睡不著覺，他悄悄地問我：「這仗打下去行嗎？」
我說：「出國參戰，簡直是燒香引鬼，眼看就完啦？」
溥儀聽後嘆了一口氣，說明他當時也是這個想法，其實偽滿戰犯都是這個想法。中國出國參戰，必敗無疑，東北就要被美國軍隊占領，共產黨看到大勢已去，怕我們這批人落到美國人手裡，就必然要先收拾我們，我們的末日就要到來了。帶著這樣的思想，我們就遇到了思想改造的第一個題目：怎樣看待抗美援朝的形勢？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能打敗美帝國主義嗎？大家口是心非地回答著，心不在焉。當時報上公布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前線取得第一次戰役勝利的消息，我們不相信。到1950年末，第二次戰役又取得大捷，中朝人民軍隊把美國軍隊趕到三八線附近，我們將信將疑。過了年，中朝軍隊光復漢城，我還是半信半疑。就在這個時候，黑龍江省的公安廳長以檢查工作為名來到管理所看望我們，向我們做了個報告。他站在圓樓中間的崗樓上向我們指出了改造思想的必要性。他說很多人都以為共產黨遲早是要殺掉他們的。其實要審判我們是很容易的，我們在偽滿時期的罪行就足夠判刑了，那麼為什麼還要我們到戰犯管理所來學習呢？就是為了要改造我們的思想，並不打算從肉體上消滅我們。相信共產黨的政策是能夠把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改造成為新人的。他說，關於抗美援朝是「燒香引鬼」的看法顯然是錯誤的。你們中大多數人都經過「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當時都以為日本強大，抵抗必亡，所以當了漢奸。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卻取得了八年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事實證明日本帝國主義是可以戰敗的。現在我們又碰到了美帝國主義這個頭號敵人，今天的抗美援朝戰爭已經取得了節節勝利，將來總有一天我們要徹底打垮美帝國主義的。美帝國主義是個紙老虎。學習要理論聯繫實際。他建議我們要聯繫自己的思想實際來改造自己，這就提出了學習的方法與要求的問題。所里緊跟著布置我們寫自傳的任務。因為改造思想首先要了解自己過去的思想，每個人的思想又與自己的家庭出身、歷史分不開的，因此，每個人要剖析自己，就要研究自己的出身與歷史。改造思想，就要客觀地無保留地反省自己的歷史，這就要寫好自傳。我對於所長布置寫自傳的要求無可奈何，只好服從，對於那位廳長的報告卻不能無動於衷。是的，如果要殺掉我們，不是早就可以殺了嗎？為什麼還要採取養起來照顧的辦法？為什麼有了病還要治療？對溥儀和我還要在伙食上加以優待，而平時對我們又那麼和顏悅色？這是為什麼呢？能不能理解成確實想改造我們呢？一想到這一點，心裡不免覺得輕鬆起來。對於中朝兩國可以打敗美國的話，真要聯繫到中國人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這一事實，不能不使人覺得報紙上的話不見得是假話。如果說敵我雙方死傷人數可以偽造的話，那麼領域的得失就不能長時期偽造下去。慢慢地，我喜歡看報上的消息了，特別美軍總司令提出願意接受和平談判的建議，我覺得這不可能是假的。要是美國在戰場上勝利的話，幹嗎他願意同意和平談判呢？我連我自己都覺得「燒香引鬼論」是可笑的了。
就在這時，我幹了一件傻事。正當我思想動搖不定的時候，我懷念日本妻女的心情痛苦地齧咬著我的心靈，我的身體關在哈爾濱的鐵籠子裡，心卻飛到了日本浩那邊。浩，你在哪兒呢？慧生、嫮生，你們在哪兒？我多麼想和你們在一起呀！不過，我是個戰犯，我不能和你們通信，更談不到見面。我忽然想起了一個鬼主意，我不如申請到朝鮮前線去參戰，我要是戰死了，這是活該，本來遲早也是要被共產黨處決的。我要是被美軍俘虜了，這就好了，我要求美軍把我引渡到日本去，讓我和親人團圓。於是我鬼迷心竅地在1950年12月初向管理所所長提出了要求參戰的請願書，自稱我是一個軍人，我願意把鮮血灑在朝鮮戰場上，以求洗刷我過去的污點。非常巧，我們沒有串連，但潤麒等人也在這時寫了要求參戰的請願書。他們是些什麼動機呢？根據當時的思想覺悟來看，不大可能有正確的動機。報告遞上去後，所里沒有給我們什麼答覆。1951年初，聽了公安廳長的報告後，我主動寫了檢查，檢討了自己的不純動機。
又過了兩年，朝鮮戰場大局已定，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慰問團歸國代表團團長應邀到所里為我們作了題為《上甘嶺戰役以及兩年來抗美援朝戰局的變化》的報告。我聽了志願軍戰士為了打敗美國侵略者奮不顧身前仆後繼的英勇事跡，不禁感動得熱淚盈眶。是這些最可愛的人用他們的鮮血保衛了祖國的安全，也保衛了我們這些鐵籠子裡面的人的安全，我不能不相信這些有血有肉真實的故事。事後我聽說這位代表團的團長就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副司令陳賡大將。也就在這個時候，黑龍江省委書記到哈爾濱道外的管理所來看望我們，他覺得這裡的房屋構造有些危險，建議把我們遷到道里另一個比較安全的地點去居住。這件事也使我們感動。我就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教育下，在管教人員的耐心幫助下，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艱難地往前走，並且初步獲得了一些勝利。
三十八 我當了學習小組長
在寫自傳的同時，管理所不斷組織我們學習，學習一些專題，也讀了一些專著。李渤濤科長給我們上課。他為我們講《中國怎樣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課。由於我們已經知道要掌握理論聯繫實際這一正確的學習方法，在學習這一課時就要聯繫到清王朝的黑暗與腐敗，它是怎樣屈服在帝國主義洋槍大炮的壓力下一步步出賣國家的主權和利益的。我聯想到自己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長期以來，一直鼓吹滿族是個最優秀偉大的民族，不論在什麼情況下滿族都要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即使在偽滿洲國搖搖欲墜情況下，我也對日本軍官和為日本侵略政策服務的學者說：「日本想要統治中國，必須效法我們愛新覺羅的祖先。不要瞎起疑心，而且還要放心大膽地重用中國人。」這裡既有對日本統治者不滿之意，也暴露了妄自尊大的偏見。正因為自己有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所以在清室覆滅之後，我總與溥儀一起籌劃，為復辟清朝不遺餘力，甚至墮落到淪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我又學習了《中國的封建社會》一書，更看到封建社會在剛形成時尚有其進步意義，到後期由於生產方式的落後，已經充滿了腐朽與衰敗，它必然要讓位於更先進的生產方式，過渡到更新的社會形態。溥儀和我都是清王朝的後裔，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代表，自然就要抱著封建社會（到後來已經成為半封建半殖民地）這具殭屍不放，而且成為它的殉葬品。明白了社會發展史的原理，我應當歡呼清王朝的滅亡，並且滿腔熱情地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後來我又學習了《帝國主義論》，更加認識了帝國主義的特徵，它們為了在全世界範圍內瓜分殖民地發動侵略戰爭。日本帝國主義就是為了對外擴張而發動「九·一八」事變以及「七·七」事變，挑起長期的侵華戰爭。我自己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的工具，尤其長期在日本陸軍學校學習，受這種侵略思想的毒害更深。我認清了帝國主義的本質，就要與日本帝國主義劃清界限，站到中國人民這一邊來，揭露帝國主義的罪惡陰謀。此外在哈爾濱管理所期間，還學習了很多毛澤東、魯迅等著作，觀看了很多充滿愛國主義內容的電影，這些都使我受到教育。我在學習過程中按照所里的規定，每次學習都寫出發言提綱，並且儘量聯繫自己的思想實際。這些都得到了管教人員的肯定。
有一次，李渤濤科長對我說：「你當學習小組長吧！」
「我……」我一時手足無措，不知該怎樣回答。
「不要緊的，你當小組長是滿好的。」他鼓勵了我。這樣我就當了學習小組長。每次開會帶頭髮言，也儘量解決一些學習中發生的疑難問題。每次討論會後要寫一份討論情況的書面匯報。有時怕我發言過多，影響別人發言的積極性，李渤濤科長還特別授意我暫緩發言，等別人說過後再說。我慢慢學會了怎樣掌握小組討論會。當學習小組長也有些麻煩，因為有些偽滿大臣不認真學習，在組內胡說八道，或指桑罵槐，使學習進行不下去。為了使學習健康地進行，就要對他們展開批評。我這個平時不愛得罪人的人也只好鼓起勇氣，對他們進行一些必要的幫助。
三十九 一件使我痛苦的事情
每當我百無聊賴，或夜深人靜睡不著覺的時候，一個潛伏的念頭總是像幽靈似的偷偷地爬上我的心頭。那就是我想念我的妻子和女兒。失去了她們，我變得孤獨。我常常懷念我們在萬壽西街寓所的那一段生活，「相依為命」真是再準確不過地說明了我們兩人的情況。也想到在大栗子溝臨上飛機時她滿懷深情注視著我的情景。誰會想到我們從此竟音信斷絕了呢？浩肯定也在想念我，只是她不知道我現在關在哈爾濱的鐵籠子裡。我們真像蘇軾詞中所說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我這種思家的痛苦難免要流露出來，有時我和住在一個鐵籠子裡的三個侄兒閒聊時表示了想念的心情。那時管理所為了教育我們，常常搜集我們的思想情況，了解到我這種思家的情緒。1951年11月，有一次李渤濤科長召集犯人講話時，突然講了下面一段話：
「有人到了現在，還念念不忘地惦記著他的日本人老婆。你不想想，日寇是想利用你，所以才讓日本女人來同你結婚，為什麼你對利用了你的日本女人還這樣念念不忘呢？」
我聽了猶如晴天霹靂，五雷轟頂，因為當時正是抗美援朝形勢緊張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站穩立場、劃清界限，跟帝國主義作鬥爭，當時我這種情況不是正好說明我沒有跟帝國主義劃清界限嗎？而且我娶了日本老婆，日本帝國主義通過我的老婆利用我為他們侵略中國服務，浩會不會是特務呢？管理所領導在階級鬥爭形勢緊張的情況下對我提出警告是應該的。但我相信浩決不會是特務，浩同情中國，她自己就不滿關東軍趾高氣揚的驕橫作風。我們雖由日本軍方包辦而結合，但我們有純真的感情，我們都是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正是由於她願意當一名中國人，才不斷喚醒我頭腦中殘存的民族意識，而共同痛恨日本軍國主義。我當時很難表白自己這種心情，感到十分痛苦。這時李渤濤科長找我來了，這個比我大約年輕二十歲的人竟說出了十分老練而婉轉的話：
「你想日本妻子和孩子是可以的，也是很自然的，但這與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戰爭侵略我國是兩回事。你要經常想一想，這些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使多少中國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現在朝鮮人民也正因為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戰爭而陷入妻兒分散的局面。你為什麼老陷入自己小家庭的分離而不能自拔呢？這裡有一個站在什麼立場的問題。國難大於家仇，我們要仇恨帝國主義，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帝這一方面來。你不要因為想念老婆孩子影響學習，影響改造舊觀念，這樣對自己的身體也沒有好處呀！」
我一時語塞，竟流下了淚。誰說這裡沒有仁慈呢？這種既嚴肅又溫暖的語言體現著中國共產黨的改造政策。我雖然想念浩，可是當時的形勢我必須把反帝放在首位，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學習形勢、政策、時事方面。這就是站在人民立場上觀察問題。
四十 勞動改造我們
1953年，我們搬到哈爾濱道里去住。那裡是三大間房子。毓嵒、毓嶦、毓嵣、李國雄以及汪偽領事們住一大間，溥儀、我以及偽滿大臣們分住另外兩大間。雖然門外也上大鎖，但比起道外鐵籠子來，可就強多了。那裡還有個大院子，早晨起床，可以在院子裡跑跑步，呼吸新鮮空氣，這比起過去的「放風」，可也強多了。這時我們添了一門新功課——糊紙盒（鉛筆盒子），這是為我們這些過去臂不動膀不搖的人安排的勞動，是改造過程中不可少的程序。糊盒的過程是先用馬糞紙裱上一層白紙，晾乾壓平，再用鍘刀按需要的尺寸裁開，然後放在壓印機上壓出摺疊的印痕來，再折成盒子。盒底用固定尺寸的白紙糊起來，盒蓋要貼上商標紙。這種勞動雖然不算複雜，然而也要求幹得乾淨利索。馬糞紙切得規矩，商標紙糊得平整，不要有皺紋。在切裁時還要注意安全。《我的前半生》一書已經形象地描繪過溥儀參加勞動時的窘態，而最後使他覺悟到是封建社會耽誤了他的一生。我也是這樣，起初糊紙盒時，糊出來不像樣，滿是皺紋，管教員要我看看人家糊的盒子，對比自己糊的盒子。我說了句實話：「像我這樣的人過去哪干過這個？」我低下頭來仔細地學糊盒子。漸漸地數量和質量都比較穩定。糊盒子每月也有些報酬，所方買了糖果獎給大家，我吃起來覺得分外甜。勞動創造世界，勞動創造一切，也改造了我們這些過去騎在人民頭上的寄生蟲。
勞動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實在是不可少的。溥儀從小在皇宮裡一直是別人侍奉長大的。來到撫順、哈爾濱管理所里，他的衣服都由毓嵒等三個侄兒幫著洗。我也是，毓嵒等人抽空也幫我洗些衣服，似乎這已是習慣了。但是管教員不讓他們幫我洗，讓我自己洗，也讓溥儀自己洗。有一次姜亦成管教員對我說：「你要能夠自己做的儘量自己做，要學會自力更生。要是別人幫你洗衣服，看著也不光彩吧！」
他說得對。我就儘量自己料理生活。我自己洗衣服。我甚至學會了自己縫被褥。後來很願意到苗圃鬆土，廚房摘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溥儀是願意參加勞動的，只是由於過去那種帝王家的生活，干起活來太不像樣。縫扣子，不會引針；掃地，不是把塵土掃起來撮走，而是把土往上撩，揚得滿屋都是土。我實在看不下去，只好對他說：「你學學人家，看看人家是怎樣乾的？不能老是這樣呀！」有時實在看不下去，就幫助他幹活。
應該說我在撫順管理所里也參加了一些較繁重的體力勞動，這些勞動實有益於我的改造。大躍進的時候，管理所也組織我們翻砂鑄鐵，那已是從哈爾濱返回撫順了。當社會上那股熱風颳到管理所時，所里也砌起了小高爐。礦石在爐內熔成鐵水，然後流進各種形狀的鑄鐵模子。我們是專做鑄鐵模子的，把鐵砂打成模子，又把鐵芯從模子裡起出來，這都要使點勁，高溫下熱汗直流。當時全國人民都在這樣做，我覺得我們這些脫離生產那麼久遠的人，一旦組織起來，也能做出相應的成績，不能不相信勞動創造世界這條真理，因此感到由衷的喜悅。我們也到管理所附近的人民公社裡幫助農民搶收白菜。寒流襲擊，天氣驟冷，如不收回白菜，農民三夏辛苦的果實就要付於流水了。我們不知哪裡來的力氣，一氣干到夜裡十二點。回到所里時，所里已經預備了新鮮的麵包、熱氣騰騰新燉的肉。第二天上午還讓睡覺，以便得到充足的休息。幹這些累活，心裡覺得甜滋滋的，我覺得和勞動人民的心貼近了。我也編過草簾，抬過筐，知道自己膀力又有所增加，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
四十一 溥儀獻「寶」
在寫自傳的過程中，我們都認為這是套我們寫「口供」，自己都承認有什麼問題，將來就可以根據「口供」判我們的刑。而且為了表現「積極」，社會上正在為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我們也應當捐點東西。溥儀經過思想鬥爭，決定獻出三方田黃石印，然而他那藏在手提箱夾層內的珠寶，他仍然拒不交代。自從我們一到哈爾濱，所方就掌握了溥儀私藏寶物的問題，後來我知道是毓嵒揭發這個問題的。毓嵒先給管教人員遞個條子，上寫：「有重要事情要找李先生談談。」李渤濤科長立刻找毓嵒談話。毓嵒說，回國後經過長時期的教育，認識到應該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說出來。他就揭發了溥儀那隻黑色手提箱夾層內藏有寶物。李渤濤說這件事還是讓溥儀自己交代吧，由別人揭發出來，對他臉面上也不好看，你們照常幹活，不要露聲色。於是管理所領導就尋找機會啟發溥儀交代私藏寶物的問題。
所方先是讓毓嵒去告訴溥儀，這個問題該交代了。毓嵒是溥儀認為最可靠，並且在生活上也是最能侍候溥儀，是溥儀在伯力收容所內私自立嗣的人。毓嵒去動員溥儀交代問題，讓溥儀感到眾叛親離，被迫也要交代這個他認為最有分量的問題。一天傍晚，毓嵒給大家分飯菜。像往日一樣，他小心翼翼地給每個人一勺勺地打菜，分發饅頭。來到溥儀面前時，他分完飯菜，又拿出一張疊成小塊的紙條悄悄地塞進溥儀鋁碗的下面，然後走了。紙條上寫的是：
「我們都是有罪的，一切應該向政府坦白。我從前給您藏在箱底的東西，您坦白了沒有？自己主動交代，政府一定寬大處理。」
這一切管教人員都看在眼裡。溥儀不動聲色地收起那張紙條，當時沒有打開看。吃過晚飯，夜幕降臨，再過一會，人們就要睡覺，樓道內的亮燈熄滅，改開暗燈，我們都逐漸進入夢鄉了。過了十二時以後，溥儀藉口去廁所，在廁所內看了這個條，並立即銷毀。這一切也都讓躲在暗處的管教人員看見了。溥儀看條以後，沒有什麼反應，他要考慮該不該交代？怎樣交代？過了兩三天，毓嵒在分飯的時候，又給溥儀遞了一個條，上寫：
「你考慮得怎樣？你要不談，我們就要替你談了。」
這一下，溥儀陷入痛苦的思想鬥爭之中。管教人員都看得出來，他在鬥爭，他都消瘦了。他畢竟年齡大了一些，又是戰犯中的頭號人物，他考慮這些問題要費些時間。就在這個時候，李渤濤找我來了：「你哥哥在蘇聯帶過來什麼財產？你清楚不清楚？蘇聯搜查過這些財產沒有？」
我有些明白他所問問題的涵義，就說：「我哥哥的東西在蘇聯留下不少。」
「你哥哥有沒有東西需要交給我們保管的？」
我說：「我不大清楚。可能有，可能在他那個箱子裡。詳細情況你們問我的侄兒，他們清楚。因為我侄兒要想辦法替他保存那些東西，不能都讓蘇聯沒收了。我想只要李先生對我哥哥做些啟發教育工作，他會交出來的。至於那些東西該如何處理，這是政府的事。對他本人，這些東西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
我結結巴巴地說著，我已經完全明白所方所指的就是那隻箱子裡的東西，並且顯然所方已經掌握了材料。談完以後，我立刻寫了個書面材料，揭發溥儀那個黑箱子裡隱藏著一些珍貴的財物。
又過了三四天，溥儀終於交代了他隱藏的寶物。管理所孫明齋所長親自找溥儀談話，對他慰勉有加，鼓勵了他的進步。
四十二 重返撫順，開展了大坦白大檢舉
1954年3月17日，我們由哈爾濱回到了撫順。當時抗美援朝鬥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美帝國主義被趕過了三八線，局勢穩定下來了。管理所決定將我們遷回撫順。因為我們已關押了三年多，所方向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工作，應該號召我們坦白自己的罪行，相互之間進行揭發檢舉，為最後的處理作好準備工作。而這些工作在哈爾濱道里由民房改建的臨時監號內是無法進行的。
臨出發前，我們改善了生活。伙房養的幾頭肥豬不能帶回撫順，就全部宰了吃掉，一連吃了幾天燉肉和純肉餡兒的包子。歸途中，火車的窗戶上沒有糊報紙，武裝警衛還是跟著我們，但是槍口朝下倒背，也沒有上刺刀，我們也沒有當初從綏芬河回撫順時那種緊張的心情，在火車裡表現挺安分。有人還希望早點回撫順的管理所，三年多的教育沒有白費勁呀！一到撫順，略事休整，大坦白大檢舉就開始了。北京最高人民檢察院派了東北工作團來到管理所主持這項工作。他們已做了長期的調查研究等準備工作，每個戰犯都要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由工作團派人記錄在案，互相還要背靠背地進行揭發檢舉。第一次動員會在俱樂部後面的操場進行。我們和日本戰犯正式見了面。當初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大約有90萬人，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他們全部作了蘇聯紅軍的俘虜，大部分在蘇聯各地服勞役。 1946年後陸續遣返。1950年蘇聯將969名戰犯引渡回中國，他們大部分也都在蘇聯伯力收容所關押過，彼此遙遙相望，但很少交談。他們是在1950年 7月21日到達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後來也到過哈爾濱。我們見不著他們，有人因為奉命外出作些零活，偶而能夠看見日本人的身影，但始終沒有正面看見過他們。這次要開展大坦白大檢舉，我們坐到一處聽動員報告，全體戰犯卻在這裡正式會見了。我們與這些日本戰犯在偽滿洲國時期是經常見面的，有些人還有來往，但此時此地，卻不敢點頭示意，因為大坦白大檢舉即將來臨，彼此都要揭發檢舉，展開面對面的鬥爭，然後定罪。
對日本軍國主義者來說，我恨他們，儘管此刻我身陷囹圄，但過去那種受窩囊氣的味道沒有了，相反，看到他們那種低頭正襟危坐、憂心忡忡的樣子，我還幸災樂禍。我想，想不到你們也有今天呀！心中暗暗高興。
大坦白、大檢舉開始後，有人提審我們。我交代問題，坦白自己的罪行。訊問員記下口供，交我看過後簽字蓋章。有時我還簽上自己在監號的號碼：1000號。我先後坦白了六次，也檢舉了別人的問題，尤其是溥儀的問題。自己覺得該說的都說了，只等著祖國和人民來判決我，心裡反而覺得輕鬆了。我開始體會到立場的轉變的重要性，自己痛恨了過去，就覺得該把這些醜惡的事情向祖國和人民抖摟出來。我相信祖國和人民會正確處理我的問題的。每個戰犯都在坦白自己的罪行，但都不知道彼此的進展情況。
1954年5月21日下午，我們被通知到西邊大運動場集合。戰犯們都排著隊，魚貫而入，挨次坐下。東北工作團的領導主持了會議。他環視了大家，會場肅靜無聲，然後沉靜地說：
「大坦白、大檢舉已經開始一月多了，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東北工作團的領導下，這項工作是有成績的。戰犯們不同程度地坦白了自己的問題。這說明過去一段的學習教育還是有成績的。有的人願意向人民低頭認罪，這是好的。但是距離實際情況還相差很遠。今天這個會我們要找個人來坦白給大家聽聽，大家看這樣坦白行不行？是不是徹底坦白了？要知道不管你過去的罪惡有多大，只要你能夠徹底悔悟，向人民低頭認罪坦白出來，政府和人民會寬大處理你的。你也能夠獲得人民的諒解，得到重新做人的機會。這是共產黨對待罪犯實行最大的人道主義。如果躲躲閃閃，避重就輕，明明有極嚴重的問題，只是輕描淡寫地挑雞毛蒜皮的說一下，既是欺騙人民，也是欺騙你自己。這樣你能過得去這個關嗎？最後只能說明你堅持反動立場，拒絕改造，不想改造自己。那麼人民就不會原諒你，就要嚴厲地制裁你。你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何去何從？兩條道路你自己選擇。」
說完後，他就把當場坦白的人叫上台。大家一看，都怔住了。
這個人是古海忠之。
管理所的日本戰犯中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是兩名文職職務最高的戰犯。武部六藏是偽滿洲國的國務院總務長官，古海忠之是國務院總務廳次長，他們是真正掌握國務院實權的人物，國務總理張景惠等都要聽命於他。古海忠之站到台上，顯得畏首畏尾，但卻胸有成竹，不到十年，他已經頭髮斑白，往日的威風不知哪裡去了？他用日文發言，結結巴巴地交代著自己的問題。應該說他交代了一些重要的問題，例如他是怎樣強占東北人民的土地的？怎樣掠奪東北資源的？甚至他在東北種植鴉片，從販賣鴉片中獲取暴利，東北人民平均每一百個居民中就有五個吸毒的。他還強征勞工修建軍事工程，由於生活條件惡劣，缺衣少食，死亡六千多人。這些罪行都是我過去不知道的，聽了毛骨悚然。他沒有講完，就被底下聽的人打斷了。其他日本戰犯站起來憤怒地揭發他和其他戰犯的罪惡事實。有幾個日本戰犯像藤田、長島、鈴木、瀨谷等都是罪大惡極的，他們交代得還沒有古海忠之好，在被大家質問時都戰忄栗地站了起來。有一個名叫廣瀨三郎的戰犯交代得既不好，在會上表現也不服氣，當場被管教員帶上手銬，帶了下去。這個會開得真是驚天動地，令人膽戰心驚。看來日本戰犯學習有進步，認罪也不錯。偽滿官吏也有站起來揭發的。本來這些日本戰犯騎在中國人的頭上作威作福，他們也欺侮偽滿官吏，偽滿官吏也是恨之入骨的。
那個會上還有個血債纍纍的日本憲兵隊長作了坦白交代。
我沒有發言。第二天管教人員問我昨天為什麼不發言？我說因為不了解那些具體情況，如果吉岡安直在這裡（他後來病逝在蘇聯），我要毫不留情地揭發他。他是日本帝國主義安插在溥儀和我身邊的釘子，他把我們哥兒倆可害苦了。
在大坦白大檢舉中間，管理所也召開偽滿戰犯的坦白批判大會，彼此進行了揭發批判。管教員組織我和潤麒、萬嘉熙三人互相檢舉，我們都寫了檢舉材料，沒有受到管教員的批評，因為和自己的坦白材料基本上一致。這些檢舉材料也都讓我們本人看過，由我們簽上意見。我都寫：「同意檢舉材料，揭發屬實。」我們也都檢舉了溥儀，溥儀也檢舉了我。管理所專門為溥儀開了個坦白會，大家對溥儀展開了尖銳的批評。
溥儀雖然發言很長，但是有為本人表白之意，談到「獻寶」一事，也說是自己主動交出的，這時毓嵒忽的站起來指著他說：「你怎麼不說我給你寫條子的事呢？」
毓嵣也說：「你怎麼不說是毓嵒動員你的呢？」
溥儀結結巴巴，手忙腳亂地承認：「是的，我正要說是毓嵒啟發我的……」
這時管教員宣布會議結束，鑒於溥儀已經受到教育。他在結束會議時說：「大家都要實事求是，事情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不要誇大，也不要縮小，這是衡量你的覺悟程度的高低、你是否向人民靠攏的標誌。我們早已通過調查研究，掌握了大家的材料，也已經可以憑這些材料處理大家，那末為什麼還要大家來坦白交代呢？這就是看看大家是不是改造好了？只要坦白交代，人民都要寬大處理他，我們重視改造好了的新人。」
四十三 海外來鴻
在大坦白大檢舉的滾滾浪潮中，我傾吐了過去的罪惡歷史，猶如洗了一個澡，洗去了污泥濁跡，感到輕鬆愉快了。在這時候，更使我感到高興的是我與久別的浩、慧兒、嫮兒又恢復了聯繫。
那是1954年8月與11月之間。一天，孫所長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他讓我坐下，笑著問我：「想念妻子和女兒嗎？」
「不想。」我違心地回答著，因為1951年我已經因為想念妻兒受過批判。其實這幾年來何嘗不想念浩和慧兒、嫮兒呢？只是因為我們是戰犯，不准和家屬通信，所以我只能把對妻女的懷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我幻想用快刀斬亂麻的辦法來割斷我倆之間這種纏綿不斷的相思。我希望我快點被判刑，我的罪惡已經坦白了，判了刑，我成了正式罪犯，浩就可以和我離婚，結束我們之間關係。其實不判刑浩也可以和別人結婚，我這個人不值得愛，她索性和別人另建立家庭，我也就死了這顆心了。當然還有一個更好的設想，那就是浩等著我，等我服滿刑，她攜著孩子翩然歸來，那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要是這幾年內日本也變成中國那樣的人民民主國家，那就更好了，浩也像我現在那樣地受著民主教育，她能夠改變她那種貴族小姐式的生活方式，那我們生活在一起就更沒有隔閡了。口害！我真是胡思亂想，我想到哪裡去了？這幾年來我就是這樣神魂顛倒地生活著。
孫所長見我神思恍惚，就提醒我給浩和女兒寫封信，他給寄去。管理所允許戰犯和家屬通信了。這真是喜出望外的大喜訊，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出乎意外的是，孫所長還告訴我是慧生曾給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寫了信，要求她能夠與她失去多年聯繫的父親通信。周總理同意她的請求，並且把慧生的信批轉給了我。我用顫抖的手接過那封遠隔重洋寄來的信，目光落在信上：
「我的中文雖然很拙劣，但請允許我用在日本學習的中文寫這封信……我的父親溥傑久無音訊，母親和我們都很擔心。我們不知給日夜思念的父親寫過多少次信，寄過多少張照片，但是從來沒有收到過一封回信，只好望洋興嘆。
雖然人的思想各不相同，然而骨肉之情卻是同樣的。我想，如果周恩來總理有孩子，一定能夠理解我們對父親的思念。一定能夠理解盼望與丈夫團聚，同時含辛茹苦地將我們撫育成人的母親的心情。
現在，中國與日本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但是，我們的家庭是由中國的父親和日本的母親組成的，我們全家人都真心實意地期望中日友好。這一心愿是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攔的。母親盼望早日回到父親的身邊。我也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中日友好的橋樑，所以才這樣拚命地學習中文。
謝謝，拜託了。請將這封信連同照片轉交給我的父親……」
我讀著讀著，不禁哭出了聲。浩！你教育出了這麼好的女兒，能寫出這樣通情達理、善解人意的信件，而且從信中可以看出慧生像你一樣的熱愛中國，她要做個像樣的中國人，她還要從事中日友好的工作，這完全是你的意願呀！想不到我身陷囹圄九年，女兒們在你的哺育下已經成長起來了，我怎麼向你表達我的感激心情呀！我向孫所長表示了感謝，我很快給浩寫了信。信寫得很簡短，信里說：「我現在在撫順。托慧生的福，我能給你去信。……」
我告訴她，是周總理轉給我慧生的信的；我還告訴她，周總理欣賞這封信。真的，捧著這封信，我覺得沉甸甸的，這裡面不僅寄託著浩、慧生、嫮生三顆赤熱的心，它還經過一個偉人的手，傳遞著偉人的溫暖。我捧著這封信，真是覺得手心灼熱，因而如醉如痴了。
我寫的信經過日本赤十字社，到了浩的手裡。母女三人反覆地貪婪地讀著我的信。如今千山萬水隔不斷我們夫妻父女的感情，我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不久，我也收到她們三人的來信。我可以比較清楚地了解她們的情況了。慧生的中文信寫得很好，中國話也說得好，她正在讀中國文學和中國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她說如今中國是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我不能不讀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書。聽說她還起了個中國名字，我想如果我將來釋放以後可以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話，慧生可以當我的助手。自從浩和我恢復通信以後，我在撫順管理所的生活似乎變得充實了。為了表達我喜愛兩個女兒的心情，我曾經寫過這樣一首詩：
寄慧、嫮二女
今生自分永沉淪，
卻慶昭蘇大地春。
眼底光陰誠過客，
瀛寰兒女已成人！
桑榆欲養阿爺志，
朝夕無違乃母心。
時至會當回祖國，
向東計日樂天倫。
1957年春日作
詩既表達了我對浩的感激之情，也流露了我盼望她們回來，我們全家團聚的願望。
由於我可以和家屬通信，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全部戰犯也都可以和家屬通信。感謝管理所給了我們這種方便。由於家屬來信作了些思想工作，也推動了當時正在開展的坦白、檢舉工作。我覺得也要感謝慧生的努力，使我們獲得了這種幸福。我也和北京的弟弟、妹妹們通了信。四弟溥任，現在的名字叫金友之，他當了小學校長。四妹韞嫻和七妹韞歡當了小學教師。五妹韞馨是個縫紉工人，生活很好，她的子女都上了中學，她還學會了蹬自行車。六妹韞娛是個畫家。三妹韞穎還當了街道治安保衛委員，她還是個社會活動家，經常到鄰裡間串門，宣傳新婚姻法。想不到當初我們這些嬌慵懶散的「金枝玉葉」，都在新社會中有了她們相應的地位。這使我感到高興和放心。我想到自己，也覺得放心。我相信共產黨，只要我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我想黨一定會寬大處理我們，給自己以重新做人的機會。
四十四 元帥們的鼓勵
我這個想法，進一步得到了證實。
1955年3月間，有一天我和溥儀忽然被叫到所長辦公室去。一進門看見屋裡坐滿了一些戴著金光閃閃肩章的人。孫所長說將軍們非常關心你們的學習和改造，你們隨便談談吧！將軍們問了問我們的童年生活和偽滿時期的生活，特別問了問現在的情況，問我們對管理所的學習和生活有什麼意見。我和溥儀都如實作了匯報，一再感謝共產黨的教育和幫助，表示認罪，願意接受改造。有一位帶鬍子手中握著菸斗的人，我經常看新聞記錄片，認得他是賀龍元帥。他問溥儀：「你在這裡，與以前當皇帝時候相比，吃的東西哪個好吃？」溥儀回答說：「這兒好吃，我過去在皇宮裡雖然吃山珍海味，但都不知道味道。現在在這裡，二兩包子一頓能吃六個。」賀龍又問我家中還有什麼人，還向我問起嵯峨浩的情況。我告訴他，我們已經通信。賀龍問起以後的發展趨勢。我小聲說：「她在日本生活慣了，以後不一定會回來了。」賀龍笑著說：「人是可以改變的，我想她總有一天會回來的。」賀龍的話使我吃驚，但也看到了希望。我體會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海洋般的寬闊胸懷，因而感到新生在望。賀龍最後敲著菸斗說：「不要光是認罪，你們要好好學習、改造。你們將來還能親自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實況呢！」後來，我知道那天還有聶榮臻元帥在座。
在回去的路上，溥儀問我：「『能看到社會主義』是什麼意思？」
我不敢說出我心中真正的想法，我覺得這是隱含著我們還有被釋放出去的可能。回顧當初我們以為來到撫順一定要被槍斃的想法，未免覺得太可笑了。我說：「那是鼓勵我們要認真學習改造。」
「是的。」
當我們回到監舍，把元帥接見的情況告訴大家以後，在同屋的夥伴中引起了一陣轟動：「恭喜你們，老溥、二溥。」我們那時已經被大家簡化地稱作： 「老溥」、「二溥」，有時叫「大老溥」、「二老溥」，說明原來的帝王之尊已經被推翻了。大家都從元帥這些簡短的鼓勵的話語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四十五 到社會上去參觀
也就在這以後，到了1956年初，一件使人喜歡又使人害怕的事情發生了，那就是管理所要組織我們到社會上去參觀，看一看解放以後的新氣象。那時是農業合作化、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剛完成之後，社會上出現了一片熱氣騰騰的社會主義建設新氣象。為了使我們的理論學習和社會實際聯繫起來，所里決定組織戰犯去到社會上參觀。先看撫順，然後再到其他的城市。偽滿戰犯中東北人多，他們生怕在撫順參觀時，群眾會認出他們來，會向他們討還血債，因此提心弔膽；但是又覺得關在管理所的時間太久了，確實也想了解外邊情況，很想到外邊走一走。
1956年3月7日，我第一次走出撫順戰犯管理所，首先是參觀工人住宅。我們去的是煤礦工人住宅區，一排排三層樓的宿舍區，每家工人住宅都是兩居室或三居室，每個居室都有廚房和廁所。每家人家都有收音機和縫紉機、自行車，不少人家還有了沙發。居室都布置得窗明几淨，牆上都有一張莊嚴的毛主席像。工人們穿戴也很整齊，哪裡還有煤黑子下井衣衫襤褸、衣食不周的影子？也許是他們不知道我們這些人的身份吧，不少人家準備了茶水。我們走過時熱情地邀請我們進去坐一坐；我們動身時，又揮手相送，一再邀請我們下次再去。我流下了慚愧的眼淚，工人階級真是寬宏大量，不計較我們這些罪人的罪惡。
3月7日下午，我們參觀了煤炭工業部撫順工業學校。我看到了敵偽時代日本製造的皮帶車床和我國自製的新式車床，還有蘇聯、捷克、波蘭等國的新式機器。對比之下，不難看出社會主義國家的優越性。我國自製的新式車床以及蘇聯等國的機器早就超過了偽滿時代日本製造的機器。學校教師在課餘時間還自製了各種模型，說明他們教育學生不僅重課本知識，而且重實踐，提倡理論聯繫實際，這正是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和舊教育制度的不同點。我通過參觀，覺得眼界大開。我還參觀了撫順市第二國營商店，只見貨架上商品充足，琳琅滿目，五光十色，顧客擁擠；哪裡還有從前商店裡貨架蕭條，物價昂貴，顧客裹足不前的樣子？而且今天商店裡出售的全是國貨，這與偽滿時期日本貨充斥市場的情況是不能同日而語了。
一天的參觀使我們興奮異常，回到管理所里不用組織就滔滔不絕地議論，這是最生動實際的教育，新舊社會兩重天，誰也不能不承認共產黨的英明領導，誰也不能不承認我們這些戰犯罪孽深重。參觀加深了我們自我改造的自覺性，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努力學習，把自己罪惡之身改造成為新人。
1958年、1959年我和溥儀等繼續外出參觀，到過瀋陽、鞍山、長春、哈爾濱等地，都取得了很大的收穫。
和我們一道外出參觀的還有日本戰犯，他們在訪問撫順露天煤礦託兒所時受到了很大的教育。露天煤礦附近有個村鎮叫平頂山。1933年中秋節的夜裡，抗日義勇軍在平頂山和日寇遭遇，擊斃了一部分日本守備隊隊員，燒掉了日本的倉庫，天亮以前轉移到別處。第二天，日寇為了報復，將全村居民三千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全趕到村外山坡上，用機槍掃射殺死，有的還用刺刀挑了一遍。屠殺之後，日寇為了掩蓋他們殘酷殺人的痕跡，燒光了周圍的房子，用大炮轟崩山石，蓋住屍體，周圍用鐵絲網圍住，企圖從地圖上消滅平頂山這個名字。直到1972年，人民政府扒去掩蓋在屍體上的山石，在死難者的白骨上蓋起了「平頂山殉難同胞遺骨館」，讓廣大群眾經常參觀，不忘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仇恨。人們在參觀遺骨館時，可以看到兩具白骨緊緊地摟在一起，還有母親摟抱著嬰兒的白骨，不少骷髏的頭蓋骨上還有明顯的刀痕，不用說，當時死難者臨終時是多麼悲慘！在我們當時參觀撫順露天煤礦時，這個遺骨館還沒有建立，但是平頂山慘案是眾人皆知的，撫順露天煤礦託兒所所長方素榮當年是個五歲的小女孩，她就是從死人堆中爬出來的倖存者。日本戰犯會見了她，她向戰犯們講了慘案發生時的實況，並且以寬闊的胸懷對日本戰犯表示了原諒，要求戰犯們今後改惡從善，重新做人。日本戰犯跪倒在地，痛哭失聲，悔恨自己犯了彌天大罪。我和溥儀一起隨同參觀，目睹此景，也覺得自己追隨日本帝國主義，對人民欠下了債，慚愧得抬不起頭來。
我們在台山堡鄉參觀一家姓劉的農民家庭時，談起了解放前後生活的對比，大娘沉痛地追憶著解放前吃糠咽菜乞丐般的生活，又充滿自信地讚揚著今天的美好生活，談話中間她不自禁地要譴責那個製造這些罪惡源頭的偽滿洲國的康德皇帝。這時溥儀沉不住氣了。他站起來向劉大娘低頭說：「您說的那個康德，就是偽滿洲國的漢奸皇帝溥儀，就是我。我向您請罪。……」
同來的幾個偽滿大臣和偽將官也紛紛站起來說：
「我是那個抓勞工的偽勤勞部大臣……」
「我是搞糧谷出荷的興農部大臣……」
「……」
我也汗流浹背，慚愧得無地自容。
然而那個大娘卻意想不到地寬宏大量，她怔了一會兒之後，只嘆了一口氣說：「事情都過去了，不用再說了，只要你們肯學好，聽毛主席的話，做個正經人就行了！」
「正經人」，這個本來不算很高的要求，此刻卻是我們這些戰犯朝思暮想、夢寐以求的崇高目標，因為我們自知罪惡之身距離這個目標尚遠。通過劉大娘用寬恕的口吻說出來，覺得只要人民原諒，還是可以爭取做個「正經人」的。一時，我們被經過黨的教育的勞動人民汪洋大海般的寬闊胸懷所感動，又被這個經過奮鬥可以達到的目標所吸引，竟感動得「嗚嗚」地哭了起來。
外出參觀，使我們看到了管理所大門外的宏偉氣象，增強了改造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還被批准參觀國慶遊行隊伍。國慶佳節，撫順市政府組織國慶典禮遊行。在撫順火車站前廣場搭起了觀禮台，黨政軍領導都上台檢閱。我們被特許在觀禮台下邊東側另加兩排椅子，同時參觀這雄偉的遊行隊伍。國慶那一天上午，鑼鼓喧天，遊行隊伍手持巨幅紅旗緩緩前進，隊伍中輛輛彩車載著各種模型，展示著撫順市工農業戰線的輝煌成果。工農兵學商的隊伍有秩序地前進著，不斷地高呼口號，向主席台頻頻招手。在文藝大軍中，還有東北特有的大秧歌和二人轉，隨著隊伍前進，載歌載舞。我們都身穿藍色制服，站著看，也可以坐著休息。我看著群眾興高彩烈的神情，不免想起在偽滿統治時期群眾在日方挾持下提心弔膽地過著衣食無著的生活。如今正是「火樹銀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躚，歌聲唱徹月兒圓。不是一人能領導，哪容百族共驕闐？良宵盛會喜空前！」（柳亞子詞）我就是在管理所中，也體會到「換了人間」的味道，只是我如今還是個戰犯，什麼時候可以回到人民中間，跟大家一起共享這種快樂呢？我不免又沉湎在我長期縈繞心懷的這個宿願中了。
四十六 親屬來訪
1956年3月10日，即第一次參觀後的第三天，我和溥儀、潤麒、萬嘉熙以及三個侄子毓嵒、毓嶦、毓嵣都被通知到所長那裡去。我們都納悶：有什麼事要找我們呢？一到所長的接待室，發現原來闊別了十幾年的載濤叔叔和兩個妹妹來看望我們了。
親人意外相見，真是喜出望外。七叔多年不見，雖已69歲，但臉色紅潤，健壯如舊。他首先告訴我們不久前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他看見了毛主席，當時周恩來總理把他介紹給毛主席，告訴毛主席這是載濤先生，是溥儀的叔叔。毛主席和他握手後說，聽說溥儀學習得還不錯呀，你可以去看看他們嘛！說到這裡，濤七叔的聲音哽咽起來，我們全家都感動得流了淚，毓嵒甚至痛哭出聲。七叔又說，第二天彭真市長又找到他，告訴他可以帶弟妹去撫順，並發給了旅費。三妹和五妹又搶著說，東北天氣冷，政府特地為他們發給了棉衣。說著說著，她們又激動得哭了起來。這時在旁的孫明齋所長知趣地說：「你們慢慢地說吧！」 帶著管理所的其他幹部退出了接待室，讓我們更方便地暢談。
家人聚會，我們盡情地談了起來。七叔說到父親載灃在解放以後，由於周恩來總理的建議，曾被中央文史館聘為館員。他於1951年逝世，臨終時除了我和溥儀外，其他子女都在場，妥善地辦了喪事。他本人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也是全國政協委員，古稀之年，還參加了他最喜愛的解放軍系統的養馬工作，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時間。他說話時那種愉快的心情溢於言表，連我們也覺得高興。七叔還告訴我如今滿族的人口已由解放前登記的八萬人增為二百四十萬人。這是由於辛亥革命以後，清廷崩潰，滿族處境困難，求職無門，一般的冒稱漢族，愛新覺羅的子孫也改姓金、肇、羅等，滿族凋零，生活也日趨困難。只有到了解放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平等友愛的大家庭，滿族人才敢於公開自己的身分。憲法公布之後，根據人口登記的統計數字，滿族人口一躍為二百四十萬，這裡蘊藏著少數民族的一把辛酸血淚。我自己是體會很深的。清廷覆滅，我成為末路王孫，不自量地妄圖復辟清朝，鑒於自己沒有力量，只有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也已崩潰，我成了階下囚，我固有自己應負的罪責，但我又是個沒落的滿族，更沒有好下場了。七叔的講話卻給了我信心，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平等政策使我認識到只要我認罪改造，我是有出路的。七叔還鄭重地告訴我祖宗的陵墓都保護得好好的。我放心了。我想起已故的父親載灃，不由得從心裡說：「阿瑪！不孝男溥儀、溥傑對不起您，連累您晚年牽腸掛肚地想著我們，臨終時我們也不能前來送別。現今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新社會，我們兄弟倆要認真改造自己，您老人家放心吧！」
七叔和三妹、五妹整整和我們談了一天半。他們住在撫順市東公園專家招待所，溥儀也被管理所用專車送去同他們敘談。他們參觀了管理所的伙房、浴室和監舍，覺得這裡的條件很好，和學校差不多，他們也放了心。
四十七 管理所內的文娛生活
自從大坦白大檢舉告一段落後，最高人民檢察院東北工作團撤回北京，這一時期我們處於聽候處理的階段。由於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提高了一些覺悟，管理所內部在管理方法上也採取了比較寬鬆的政策。各監號不再用大鐵鎖鎖門，各監號之間可以互相串門。當然這是指我們偽滿漢奸的管理所而言。我們這個所與日本戰犯、國民黨戰犯管理所之間是不允許串聯的。實際上我們沒有怎麼串門。我們這個所有十多間監號，人住不滿，也收拾出一間房子作為圖書閱覽室，裡面有些書報，可借我們閱讀。每天的作息時間安排，一般的上午學習，下午就在院內活動，即所謂「放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打太極拳，打排球，打克郎棋，或曬太陽。老人們打克郎棋的比較多。冬天管理所還在院內澆了一小塊冰場，供大家滑冰用。冰場方圓50多平方米，冰鞋和冰刀都是戰犯自製的，記得溥儀還由幾個侄子架著上去滑過，摔了一大跤。晚飯以後則是娛樂時間，可以聽廣播，下棋或打撲克牌。現在我回憶那時的文娛活動，覺得特別有意思，因為我們這些偽滿官吏，過去高官厚祿，現在成了囚徒，也就放下架子，玩起民間經常玩的那些遊戲了。有一個現在兒童還經常玩的遊戲：丟手絹。孩子們玩時，是大家圍坐一個圈，有一個小孩在圈外跑著，邊跑邊把手絹扔在另一個孩子的背後，那個孩子發現身後有手絹時，就起立撿起手絹追趕，同時也選擇對象把手絹再放在另一個孩子的身後。如果小孩不知道身後已經有人扔了手絹，那個扔掉手絹的孩子跑了一圈又回到他的身邊，他是要受罰的，罰唱支歌或表演個節目。在玩這個遊戲時，孩子們一邊拍手一邊唱著這樣一支歌：
「丟，丟，丟手絹，輕輕地放在他的身邊，大家不要告訴他，快點快點抓住他。」
現在輪到我們這些老頭兒來玩這些遊戲了。在哈爾濱道里管理所時就玩過。我算是比較年輕的，當時五十出頭，在年輕的毓嵒、毓嶦、毓嵣之後就該輪到我。那些偽滿大臣六、七十歲的很多。我們這些人雖然跑跑顛顛，玩起來有些風險，但也很樂意玩這些遊戲。人們自然把耍笑目標轉移到溥儀和我身上，我們顯得遲鈍，常常發現不了身後有手絹而被人抓住。被罰的節目就是把我們的眼睛蒙住，雙手放在背後，大家輪流走過去打一下，我要猜出這個打我的人是誰，猜對了就放開眼，重新丟手絹。我總是挨打的時候居多，我也有猜對的時候，但是別人硬是不走，為了好繼續打下去。管教人員看不下去，只好說：「人家已經猜對了，為什麼還說不是呢？該換一換了吧？」我本人倒是不在乎，反正是玩遊戲，大家取個樂嘛！當然也有我去打別人手心的時候，我常常是打了一下後趕緊把我的手高高舉起走開，後來別人告訴我，說我這樣打法「獨樹一幟」，與眾不同。我也奇怪，怎麼連打個手心我也跟別人不一樣呢？說明皇族出身的人實在太脫離群眾了。當然時間長了，人家也會猜出這種打法就是我。
管理所也搞晚會，逢年過節時更熱鬧些。我們先把通道中間用紅綠花紙剪成練帶裝飾起來，點綴出節日氣氛。過節時大家一齊動手包餃子，有的人居然拌餡兒，擀皮兒，捏餃子非常熟練。初到撫順時伙食還有大、中、小灶之分，這時吃飯已不再分灶，除了病號可以有照顧外，伙食標準已經統一了。晚會開始時，第一個節目是唱歌。我們唱歌，唱的是《社會主義好》。也有詩歌朗誦，我常寫些舊體詩朗誦。我還寫過相聲段子、雙簧段子。我畢竟是北京人，我寫過《逛北京》、《春聯》這些帶北京味兒的段子。我也登台演出，我當捧哏，顯得呆板枯燥；與我配合的老楊，他則大賣力氣，居然博得陣陣掌聲。我們這些戰犯中有的會表演很好的節目，像李文龍表演的魔術有一定水平，毓嶦給他當下手，配合得很好。我寫過兩個劇本：《打擊侵略者》、《從黑暗走向光明》。前者是寫英國侵略者侵略埃及的故事，後者是寫我們自己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故事。萬嘉熙任導演，主持了演出，溥儀還登台演出。演出是成功的，特別是《從黑暗走向光明》，活生生地演出了我們這些人在撫順接受改造的經過。有的人邊看邊流淚。奇怪得很，我這個平時由於長期在日本關東軍的監視下變得謹小慎微、性格很不開朗的人這時也活躍起來，敢寫劇本，甚至還和人開開玩笑，說個調皮話。我比溥儀要活躍些。人們也不再視我們為金枝玉葉，通常叫我們為「老溥」、「二溥」。我們聽到這些既普通又親切透著人情味的稱呼時，也覺得美滋滋的。開晚會時大家哄我來一段京戲，我在醇親王府時就愛聽京戲，那時常聽譚鑫培、楊小樓、龔雲甫的戲，私下也學譚派的唱腔，但是沒有正式唱過。現在到了這種場合，大家一哄，我也不知哪兒來的勇氣，就站起來唱段《賣馬》、《空城計》，有時甚至還學唱麒麟童的《追韓信》。一唱完，下邊就大聲叫好：「二溥行！」
管理所在院中搭起了露天戲台。為了可以在上面演出大型節目，還組成了一個樂隊，可以演奏各種樂器，這都是由日本戰犯組成。其中有一個吹口琴的，原是個職業演奏者，演奏起來就是與眾不同。日本戰犯還能演出些日本民間舞蹈、合唱等節目。他們還演出了揭露美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的大型話劇《原爆之子》。這時期偽滿戰犯也組織起了學委會，領導學習和文娛活動，甚至包括衛生評比等事務。學委會主任是五妹夫萬嘉熙。
四十八 慧生殉情
自從和浩、慧生、嫮生以及北京的弟妹恢復通信以後，我覺得生活變得充實了。管理所大牆內的天空似乎也變得寬闊了。我天天盼望海外來信。我通過信和妻女們交談著，覺得生活有了盼頭，我等待著有朝一日走出大門與家人團聚。慧生的中文信寫得很好。她攻讀中國文學，已經讀了林語堂的《京華煙雲》、中文版魯迅的《彷徨》，甚至讀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這使我想起她周歲的時候，為了占卜孩子的未來，讓孩子在一個擺著各種各樣東西的盤子裡隨意抓東西，抓到什麼就意味著她將來有什麼樣的前程。慧生居然抓著離她最遠的筆。這使我覺得很高興，孩子與筆墨有緣，這就能繼承我將來的事業了。現在她真的喜歡中國文學，而且已經知道愛新覺羅家的門第，她要使她自己能夠有足夠的文學素養可以繼承起書香門第的傳統。我的慧兒！你讓我得到多大安慰呀！你給了我多大的信心呀！如果我要是改造不好，怎麼對得起你們呀！慧生要考大學了，她想報考東京大學哲學專業。她來信徵求我的意見，我說：「尊重你本人的意見。」親友們不同意，說讀哲學容易被赤化的；有人說報考東京大學哲學系的女生只有慧生一個，混在男生中間，耳鬢廝磨，又談論哲學，時間長了，弄不好姑娘的性情發生變化，萬一變成個獨身主義者怎麼辦？於是慧生動搖了，她決定參加學習院的考試，報考國文專業。我想這也不錯，將來她可以把日本的古典文學介紹到中國來。我和浩，還有慧生，不是都願意作中日友好的橋樑嗎？
浩可是很久沒有來信了。1954年11月26日她來信說，為了鼓勵我和溥儀學習和寫作，她要送給我們兩人各一支自來水筆，她將托正在日本訪問的李德全部長帶回來。現在已是1958年1月了。李德全部長早已於1957年底回國，怎麼還沒有把筆送來呢？浩本人也遲遲不來信，出了什麼問題嗎？真使我不放心。1月26日，管理所收到李德全部長帶回來的已回到日本的前日本戰犯寫給目前仍留在管理所內日本戰犯的信，因此我覺得我的筆也快捎來了。
但是浩的信仍沒有來。
望穿秋水。1月28日，浩的信終於來了。同時到達的還有浩的妹妹啟子的信。拆開一看，真是晴天霹靂，我的慧兒她自殺了。難怪浩沒有給我來信，她正陷在難以自拔的悲痛之中。過了一段時間，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慧生在學習院認識了男同學大久保武道，兩人相愛。浩的心思是：她既嫁給了中國人，她就是中國人，女兒也是中國人，應當嫁給個中國人，而且應該是滿族。浩這種熱愛中國的想法，始終讓我感動。當我長期以來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復辟清朝，同時又因受日本欺侮深感屈辱內心陷於極端矛盾的時候，常因浩的反抗日寇橫行霸道的情緒而增強了自己的民族意識。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不如一個加入中國籍的外國女人呀！我要保持中國人的尊嚴。但是在兒女婚姻問題上，應該是尊重本人意願的，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阻礙女兒和一個日本人結婚。我想起慧生在最後一封信中就告訴我她有個男朋友，她很喜歡他，但沒有提到結婚，也沒有說明她的母親持反對態度，只是問我她該如何辦？我想我是有罪之身，長期不和女兒在一起，也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實在沒有資格來答覆她這種問題，因此回信中只說我不了解情況，希望她照母親的意見辦。這使得慧生非常失望，她本來希望得到我的支持，結果得不到我的支持，只好走上了絕路。她和大久保兩人在1957年12月4日下午7時相約在日本靜崗縣天城山隧道到八丁池之間開槍自盡。五天之後遺體才被人從一棵百日紅樹下發現。兩人依偎著，手槍已經射穿了太陽穴。慧生實由我而死，要是我能給她一些支持的話，或我再勸勸浩，她是不至於走上這條絕路的。我又增加了罪孽。
慧生殉情的消息很快傳遍了管理所。當天管教科金源科長找我談話。金科長安慰我說：
「人總是要有一死的。不過你的女兒正在求學，不到死的年齡，正應該奮發有為，力求上進的時候，她的死是令人可惜的。你不要難過，要化悲痛為力量，更好地學習改造。你要認識到這件事你也是有責任的，因為你不在家裡，不和老伴在一起，你不能對女兒進行工作。假如你要是和老伴在一起，你直接做一點工作，這件事也會處理得好一些，你女兒也不致於自尋短見。你要從這件事上看到自己的罪過，因而增強改造的勇氣。女兒已經死了，人死不能復生，你已經失去了女兒，再悲痛也沒有用。你要更加愛護剩下的這個女兒，讓她健康地生長。不要過於悲傷了。」
天哪！這比父母還親切的安慰，我哪能不感動呢？我又一次掉下了淚。是的，為了浩，為了唯一的嫮生女兒，我要擦乾眼淚，堅強地生活下去。第二天，我就給浩發了信。我寫信時仿佛慧生還活著，難以相信她已經去世了，我向浩懺悔了我的罪過。我寫到：
「我把將來的一切全都寄托在慧生和嫮生身上了。我之所以能經受種種磨難，活到今天，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和兩個女兒和浩團聚……這是為什麼啊！？天各一方，身為父親不能為女兒做任何事情，這是我終生的遺恨。如果說誰有罪的話，那就是我，是身為父親的我……」
我縱使一千遍一萬遍檢討我的罪過，也已經晚了，因為慧生畢竟已經離開我了。1月30日，就在我最悲痛的時刻，浩和女兒托李德全部長捎給我的金筆寄來了。握著金筆，想到寄筆給我的慧兒已經不在人世了，不覺潸然淚下。我夜不能寐，神魂顛倒，在夜深人靜之際寫下了三首懷念慧生的詩。
哭慧女三首並序
嗚呼慧兒！吾三十有二生汝，五十之年喪汝，在此駒隙十八年中，因我之故，曾使汝煢孑東籬寄食，復使汝焦惻北京上書；還使汝螢雪成恨，禍發天城荒麓；終使汝棄樂習文，反致溝通中日文化大志成空。還使……罪咸在我而禍偏及汝。
（一）
嗚呼慧兒！吾為汝父，
負汝實深。死者已矣，
生者何堪？有母飄零；
有妹無告，罪咸在我，
苦汝深矣！負汝深矣！！
嗚呼慧兒，偏有此父。
已矣已矣，恨何有極！！！
（二）
嗚呼慧兒，吾為汝父，
而悼汝哭汝，悼也無及，
哭亦奚益！生暌萬里，
死亦殊途，清夜捫心，
徒濺空淚。嗚呼慧兒，
嗟何及矣。
（三）
嗚呼慧兒！吾伏枕哀吟，
汝不可聞。我懺我慟，
汝豈或知？嗚呼慧生！
汝其瞑目於地下，
乃父將迎爾骨還吾故土。
嗚呼哀哉！
慧生死後，浩為了紀念她以及自己這顛沛流離的一生，寫了《流浪的王妃》一書在日本出版，來信叫我寫序。未見過書的內容而寫序的可能就是我一人，但為了懷念慧兒並懺悔自己，我還是寫了序並附上這三首詩，詩後還加上了三首律詩：
情到難堪愈見情，
曾夸吾女有女是縈。
螢窗識我哀成錯，
鮒轍呼誰渴望營。
永世別來長恨處，
廿年夭折可憐生。
瞑懷前後空餘淚，
咄咄書空慧字名。
誤盡生平愧掌珠，
累她齠稚寄人廬。
十年夢裡猶呼父，
萬里瀛寰更上書。
骨血自連心臆痛，
恩情寧為死生殊。
無邊悔恨無窮淚，
清夜捫心暗悼初。
噩耗遙傳尚半疑，
分明笑貌憶平時。
空垂老淚瞻而母，
自作餘殃禍我兒。
豈計幼聰偏命薄，
備嘗死別復生離。
冬窗暗焰寒燈下，
伏枕低吟悼女詩。
一九五八年慧兒周年忌日前一月並十二天 愛新覺羅·溥傑
序寄走後又過了一月，到12月4日，是慧兒遇難的周年忌日了，我不覺悲從中來，又吟一律：
兩眼未乾哀兒淚，
去年今日又並年。
荒山碧血真吾恨，
遺牘與我倍汝憐。
無用心情傷事後，
那堪言笑憶生前。
老妻弱女天涯外，
一度思量一黯然。
四十九 翻譯和寫作
自從大坦白大檢舉開始以後，我除了積極坦白自己的罪行及檢舉揭發別人的問題外，我還接受了管理所的委託，執行了兩項任務。
一項是從事翻譯工作。因為管理所內還有一部分日本戰犯，他們也用日文交代自己的罪惡，互相進行揭發檢舉。這些日文材料需要譯成中文，管理所就委託我和三妹夫潤麒、五妹夫萬嘉熙來做文字翻譯工作。我做得更多一些。這項工作對我是有教育意義的，可以使我了解到更多的日寇罪行，從而也加深了對自己的問題的認識。翻譯工作也是很忙的，有時來了一大堆翻譯材料，甚至不能參加小組的學習。
有一天管教員李福生問我：「你做這些翻譯工作，有些什麼感想？」
我說：「我要努力做好這項工作，將功補過，爭取自贖。」
「還有什麼？」
我說：「我原先只知道事情的輪廓，不具體。現在則知道很多具體內容了。」
「還有什麼？」
我想了想說：「沒有了。」
事後一想，自己真是嘴笨，並且是臨事則迷。我怎麼會沒有呢？應該匯報一下自己通過翻譯工作，增強了對日寇罪惡的認識，也增強了對自己罪行的具體認識。既然沒有匯報也就算了，反正確實也是有提高的。翻譯工作基本上持續到我特赦離所為止。我從事這項翻譯工作，對所內的其他戰犯也是保密的。有一次我接到一疊需要翻譯的日文材料，在翻譯中間發現丟失兩頁，我著急了，遍找不著，就寫了一份檢討。第二天金源科長將檢討書退回，並交給了我這兩頁我認為遺失的材料，笑著對我說：「這不是你的錯，是我將這兩頁忘了交給你了。」這種坦誠負責的態度使我感動。我從一個基層幹部身上看到了共產黨歷來倡導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這使我感到欣慰，共產黨說話算話，光明磊落，我相信只要跟著共產黨走，我會有光明前途的。
還有一件工作：就是幫助溥儀寫自傳。如上所述，我們在哈爾濱管理所時，所方已經給我們布置了寫自傳的工作，即每個人要剖析過去，從自己過去的腳印上尋找自己犯罪的根源。我們這些人的自傳還比較好寫，一般的也都寫完交了上去。只有溥儀的自傳難寫，內容涉及到他從北京私跑到天津，又從天津偷跑到東北，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等重大情節，複雜曲折，本人又顧慮重重，因此所方決定派我幫助他寫。大約是1955年上半年我參加了這項工作，到1958年夏季基本上寫完了初稿。寫法是溥儀口述，我整理成文，有時一連幾天進行這項工作。進行寫作的過程，也是溥儀轉變立場徹底坦白的過程。他猶豫狐疑，害怕政府加重處理，常常需要我向他交代政策，有時甚至進行尖銳的批評。但他終於在所方的教育以及我的配合下完成了寫作任務。初稿完成後也有十幾萬字。後來領導審閱後覺得對廣大讀者有教育意義，決定由李文達幫助整理後交群眾出版社出版。這就是《我的前半生》一書的來由。很多人知道我曾幫助溥儀寫了《我的前半生》的初稿，就是指的這件事。
五十 張景惠之死
在管理所關押的偽滿戰犯中，有一個人需要提一下，他就是偽滿內閣總理張景惠。他的地位僅次於溥儀。他已年邁，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受到的照顧也是比較好的。在大栗子溝時，他還能主持偽滿政府的解體會議。到了蘇聯，他被迫戒了鴉片煙，又不適應異鄉生活，身體變得衰弱下來。到撫順以後，他有時打打「八段錦」，曬曬太陽，也沒有人跟他說話，身體更加衰弱。在哈爾濱時，他可以不參加糊紙盒勞動，重返撫順，更不參加翻砂鑄鐵等較重體力的勞動。但獎勵糖果點心等食物時，他也有份，也沒有人和他計較。坦白檢舉開始以後，張景惠因病癱瘓在床，由別人代寫了一份認罪材料。張景惠口述表示：「我的罪惡太大，蒙政府寬恕，我的子侄們還獲得了光明的前途，感謝政府。」鑒於年老，管理所也沒有過高要求他。他的腸胃不好，不能吃普通飯菜，常常每頓飯吃兩塊蛋糕、一杯牛奶。他有時也感慨地說：「還是共產黨領導的好哇！」
張景惠有個兒子叫張紹紀，現在的名字是張夢實，曾任北京國際關係學院日法系系主任、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日偽時期，他在東北參加了黨領導下的抗日地下組織。蘇聯紅軍解放東北以後，他被蘇軍帶往伯力收容所，替蘇軍做翻譯工作。那時我和他住在一起，我們住在一間通道里，裡面一間房是溥儀和毓嵒住，外面的房子就是我和潤麒、萬嘉熙、毓嵣、毓嶦、李國雄、黃子正等住，還有張紹紀。張紹紀會說日語、俄語。他當時的任務，就是在紅軍和日本戰犯之間當翻譯，有時他也替張景惠當翻譯，幫助張景惠和蘇軍通話。在我們回到祖國之前，張紹紀已經提前回國。當我們從綏芬河返回撫順途中，路過瀋陽，東北人民政府首長接待了溥儀、張景惠等偽滿戰犯，我沒有參加。戰犯們聽說第一批由蘇送回國內的戰犯均已被處決，情緒非常緊張。這時首長叫出張紹紀來，張紹紀向大家證明了沒有一個人被處決，使大家情緒趨向穩定。到了撫順，張紹紀就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工作，專做日本戰犯工作，和我們的接觸就少了。張景惠有時想他的兒子，問：「紹紀還在嗎？」1956年初，張紹紀調到北京工作。考慮到他以後和張景惠見面的機會少了，管理所領導特地安排他和張景惠見一次面，敘敘家常，正式告別。那天晚上金源科長讓張紹紀夫婦和張景惠在一號會議室見面，彼此一時無話可說。金源科長就介紹說：「這是你兒媳婦！」張景惠說：「是嗎？哦！」彼此聊了一會兒天，就告別了。回到監舍，張景惠對別人說：「這小媳婦是我兒媳婦嗎？我不認識她呀！」也難怪他不認識，彼此沒見過面嘛！
1958年6月14日夜裡，管理所的監舍里忙亂起來，很多醫務人員攜帶醫療器械奔向監舍。原來張景惠病危，醫務人員給他注射針劑服藥，他才轉危為安。此後張景惠時而清醒，時而昏迷，大小便失禁，醫務人員每天為他掛盤尼西林和葡萄糖瓶輸液。張景惠在醫務人員的精心治療下維持著他的生命。後來張景惠因為病重，經上級批准，所方允許將他送市立醫院住院治療。1959年1月11日13時張景惠終因患動脈硬化、心肺病、心力衰竭而病故，終年87歲。
五十一 特赦
1957年初，在我們歡度新年佳節之後，有十三個犯人得到了免訴處理，我的三個侄兒和李國雄、黃子正都被釋放了。在熱烈歡送之後，我們又度過了歡騰的春節，又有四個犯人得到了釋放，其中包括我的三妹夫潤麒和五妹夫萬嘉熙。這時溥儀的岳父榮源已病逝在哈爾濱的管理所。當初在瀋陽被捕的偽滿戰犯至今仍關押在管理所的只有溥儀和我了。何時才能釋放我呢？這個經常縈繞在胸懷的問題不免又一次次地爬上心頭。我不知道。我只能說我的罪孽深重，我必須加強學習和改造，等著吧！
1959年9月18日清晨，廣播器傳來了毛澤東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關於特赦戰犯的建議以及劉少奇主席頒布的特赦令。毛主席的建議全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建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特赦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罪犯。
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我們的祖國欣欣向榮，生產建設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空前鞏固和強大。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極為良好，黨和人民政府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實行的懲辦和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結合的政策，已經獲得偉大的成績。在押各種罪犯中的多數已經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確實已經改惡從善。根據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對於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實行特赦是適宜的。採取這個措施，將更利於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於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繼續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這將使他們感到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只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考慮上述建議，並且作出相應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1959年9月14日
接著廣播了劉少奇主席的特赦令。
聽完廣播，大家因為思想上缺乏準備，先是陷入短暫的沉寂，繼而清醒過來，發出一片歡呼。口號聲和掌聲連續不斷，持久不息，管理所大牆內掀起了一片歡慶的浪潮。
9月18日，這是個難忘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瀋陽事變，把溥儀和我引上了毀滅的道路。1959年的9月18日，報紙公布了國家主席劉少奇發布的特赦令，又為我們打開了新生之門。黨呀！您那寬闊的胸懷，太陽般的溫暖，照亮了我們罪惡的身軀，您又給了我們生活下去的勇氣，感謝您呀！黨！我和溥儀兩人互相探問：我們能第一批獲准特赦嗎？溥儀很自卑，說他是頭號漢奸，當過偽滿皇帝，第一批特赦准沒有他。我也感覺希望不大，我雖沒有當過皇帝，但我是溥儀的弟弟，偽滿崩潰之際，我又當了隨從武官，和溥儀同時被俘，我又幾次去日本留學，大概也不會特赦我。否則為什麼那幾次釋放犯人時沒有放我呢？我們倆心情都忐忑不安。我想到如果我能獲准特赦，就可以和浩與嫮生團聚；如果不能特赦，那仍然過著兩地分居、翹首倚望的生活，我心裡不免覺得痛苦。
1959年12月4日，管理所召開了「撫順戰犯管理所特赦大會」。台上坐著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管理所的所長等人。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在會上宣布了特赦人員的名單。第一名就是愛新覺羅·溥儀。溥儀捧著特赦通知書，當場痛哭失聲，我也流下了淚。那一批撫順戰犯管理所一共赦了十人，我為溥儀的能被特赦感到高興，但也為自己沒有被特赦感到沮喪。我的問題在哪裡呢？我哪一天才能回到人民隊伍中呢？
在溥儀獲釋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們一起在管理所內看了電影。看完電影，他找我談話告別。那是在一間會議室里。
溥儀嚴肅地對我說：
「二弟！（我倆早已打破君臣之間的界限，改為兄弟相稱了）我要離開這裡了。真不放心你還留在這裡。但我相信你會正確對待這個問題，爭取下一批特赦時能有你。我想你的主要問題還是日本老婆問題。日本人為什麼要給你找個日本老婆呢？那是讓你緊緊地跟著日本帝國主義走。嵯峨浩肯定是個特務，她要千方百計拉著你靠攏日本帝國主義的，所以你必須和嵯峨浩劃清界限，和她離婚。即使你將來放了出來，也要和她離婚，以表明你的政治立場是正確的。此次，你沒有批准特赦，恐怕主要還是你沒有處理好日本老婆問題。
「第二，自己這次特赦出去，只剩下孤身一人。妻子死的死，離婚的離婚。我只有緊跟中國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有自己光明的前途。
「第三，到社會上去以後，我要憑自己勞動維持生活。過去，當末代皇帝，衣來伸手，飯來張嘴，過的是寄生蟲生活。現在通過管理所的勞動鍛煉，體質也有所提高，今後我可以憑兩隻手勞動來養活自己。我要為人民服務。」
我聽了溥儀的話，心裡很激動，很明顯，他是有進步了，不枉在管理所改造十年。我說：「我和你一樣，特赦出去，也是孤身一人，浩能不能來中國，還不知道。我也必須依靠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另外，我回到社會上，也要憑勞動養活自己，過去的剝削生活是可恥的，我也感謝這幾年管理所的勞動鍛煉，可以使自己今後能夠勞動為生。但是第一個問題實在不能同意，我們雖然靠日本軍閥包辦完成了這樁政略婚姻，但我倆的感情卻是真摯的。浩是反對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浩是聽我的話的。我如果特赦出來能夠和浩重逢的話，我可以影響浩，使她反對日本軍國主義，我倆共同從事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對溥儀的臨別贈言，只同意他的後兩點，對前一點持保留態度。那天晚上我們兄弟倆一共談了一個多小時。在我們兄弟之間，這種情況真是少有的。
管理所的金源所長已經不當管教科長了，也找我談話。他主要指出我不要有想不通的地方。溥儀為什麼第一批獲赦？因為他對日本帝國主義深惡痛絕，他在揭發批判日本帝國主義方面都超過了我們，所以應該先釋放他。大家也是有前途的，不過是個時間早晚的問題。應該積極爭取早日獲得特赦。他不談要我和嵯峨浩劃清界限這件事，因為他了解浩的政治態度。
第二天，我揮淚送走了溥儀。他由李福生護送到北京，安排他今後的生活。
大批日本戰犯也是在這時特赦遣返日本的。
我在管理所又住了一年。到1960年11月，第二批特赦開始了。我希望能夠特赦出去，又怕其中沒有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到1960年11 月28日，管理所又召開了「撫順戰犯管理所特赦大會」。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在會上宣布了十幾個特赦人員的名單。我被叫到前面，聽法院代表宣讀特赦通知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
一九六○年度赦字第三十四號
遵照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本院對在押的偽滿洲國戰爭罪犯愛新覺羅·溥傑進行了審查。
罪犯愛新覺羅·溥傑，男性，五十三歲，滿族，北京市人。該犯關押已滿十年，在關押期間，經過改造，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符合特赦令第一條的規定，予以釋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淚流滿面，聽不清法院代表在讀些什麼。捧著那張通知書，激動得發抖。我當時語無倫次地講了幾句話，已經記不清講些什麼了，只是覺得：「黨呀！你給了我第二次生命，你讓我變成一個新的人了。」
特赦之後，我要準備回北京了。我戀戀不捨地環視著我在這裡住過的監舍，我親手蒔弄過的花草，餵養過的豬崽，還有待我如親人的管理所的幹部。那時金源所長已調到遼寧省公安廳工作。協理員劉鳳奎找我談話，問我到北京居住在哪裡。我說就先住在五妹夫萬嘉熙家吧！劉協理員親切地說：「以後有空，歡迎你來這玩玩，這裡畢竟是你新生的地方呀！」是的，我不會忘記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臨走那一天，當我們這些特赦人員走出大牆門時，很多尚未釋放的戰犯來送我，向我揮手說：「二老溥，在北京再見吧！」我向送我的劉協理員等一一握手告別，眼淚不覺又流了出來。感謝你們！親愛的人們！再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