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傑自傳 · 七、在蘇聯的五年
三十 瀋陽被俘
那一天是1945年8月16日。
對溥儀來說，這是他的初次「凌空」而行。在飛機上他緊閉雙目，默然無語。我告訴他：「現在是一千幾百公尺的高度。」他蹙眉對我說：「不要說了，我頭暈。」和我們同機的有吉岡和護衛天照大神的橋本虎之助。說起天照大神來，在我們奔波流亡的路上，祭祀總裁橋本虎之助總是捧著天照大神第一個走在頭裡。在大栗子溝安排住所時，也要先對天照大神行完禮，然後分配大家的住所。一直到我們坐上飛機飛奔瀋陽時，在機艙里也要先對天照大神行禮，然後大家坐下。可見天照大神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可是現在到了這種緊要關頭，事出非常，連橋本虎之助對天照大神也不怎麼尊重了。他把天照大神從錦盒內移到手提黑皮包內，隨便提著了。等到我們成了蘇聯戰俘，被押解到赤塔時，蘇軍在搜查橋本手提的那隻黑皮包，覺得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東西中的那面鏡子很好玩，就搜走了，溥儀聽說後還直發笑。
飛機到了瀋陽，在我們被押上蘇聯飛機之前，還有一個小插曲。關東軍的第三科科長匆匆走來，見了溥儀強作歡顏地說：「蘇聯軍隊昨日知會我們，說在今日要作『形式上的占領』（其實這時日軍已一律被解除武裝），陛下的安全決無問題。」這真是撒彌天之大謊了，我沒有見過有這樣當面說這樣大的假話的。這時蘇聯軍官命令他趕快離開。我們一行人在蘇軍的押解下，從瀋陽登上了蘇聯的飛機。一上飛機，溥儀覺得可以不受日本關東軍的約束了，他竟開玩笑地問起橋本來：「神體（指天照大神）安泰否？」要在往日，他是不敢問的，而且此時問候神體，完全是諷刺的意思。橋本啼笑皆非地回答：「安泰！安泰！」飛機到達通遼機場，有個懂點英語的蘇聯軍官用英語和溥儀交談，溥儀直接了當地提出希望把他和吉岡等人分開，表示不願意和吉岡等人關押在一起。這時我們才在蘇軍的命令下，和死纏溥儀達十一年之久的關東軍中將吉岡安直以及執行宗教侵略的頭頭——偽滿祭祀府總裁橋本虎之助中將斷絕了聯繫。在機場上看到偽滿興安軍部隊的蒙族兵士正在蘇軍的監視下從事勞作，這些人都以驚異的眼光望著我們。我當時既害怕他們認出溥儀而有什麼舉動，又覺得有些愧對他們。少時，一群蘇聯士兵終於發現了溥儀，就圍攏過來看，還有人擠到我們的吉普車周圍要求和溥儀握手。和我們在一起的一個蘇聯少將級軍官笑著對溥儀說：「紅軍士兵和皇帝握手，這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說罷哈哈大笑。我聽了，覺得要是地下有個縫的話，真想鑽進去。
然後經過滿懸青天白日旗的街道，到了一家曾是中國人開設的醫院（當時已改為蘇軍軍官招待所）暫宿一宵。這時，有身掛衝鋒鎗的蘇聯士兵寸步不離地在旁監視，我們上廁所他也立在門外看著。我既感到「屈辱」，更感到前途茫茫。原醫院院長張勵清端出精米白面來款待我們，當他捉住一隻雞想要殺以饗客的時候，卻在溥儀的堅拒下作罷。那時的溥儀「越發不殺生，絕對不吃肉」。飯後，蘇聯軍官和隨軍記者紛紛來會。當時我們覺得無話可說，但又不能不勉強說幾句敷衍。他們的目標是溥儀，我和我的兩個妹夫只是擔任翻譯。當時蘇軍中會日語的占絕大多數。
在飛往通遼的途中有一段插曲。晚餐時，蘇聯軍官拿出牛肉罐頭、黑麵包和啤酒相餉，我們幾個比較年輕的因為飢腸轆轆，便搶著打罐頭，切麵包。吉岡雖然在瀋陽機場曾請求蘇軍網開一面，允許溥儀赴日逃命，在日軍被解除武裝之後，他一舉一動都是低三下四地請求蘇聯方面照顧；但對於我們卻還沒有放下「主人」的架子。他看見我們並無「為主絕食」的「義氣」，冷笑著揶揄說：「蘇聯的東西就那麼好吃麼！」他雖然這樣地作出不屑的姿態，可是當橋本說：「我們領受主人的盛情罷！」以後，一言轉圜，他也扭扭捏捏地吃喝起來，而且吃的並不比我們少。
我們在通遼住了一夜之後，次日下午，換乘蘇聯的大型軍用飛機飛往蘇聯。
三十一 赤塔生活
8月17日晚9時余到達赤塔，分乘汽車經過充滿戰爭氣氛的赤塔市。防空的燈火管制雖已解除，但家家玻璃窗上還都粘著白紙條。在市中心的一所大房子前停了好久，就由市區轉入路燈漸稀的郊道，越走越荒僻。駛過無數村莊小道，通過浮橋，越過黑暗的山林，我們的不安也就隨著夜路荒涼的程度而加深。和我同乘一車的潤麒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大概是要把我們帶到適當的地方槍斃罷。」我聽了也只好乾笑幾聲，作為回答。走到中途的江岔子地方，我們這一長列的小汽車群忽然一輛輛停了下來，聽到一聲清晰的中國話：「有小便的可以下車小便！」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身穿蘇聯少尉軍裝的「中國人」，我們都犯了狐疑，不約而同都認為這一定是蔣介石派來接收我們的人，感到最壞的情況要出現。
到莫洛科夫卡時已是深夜。汽車停到一所燈火輝煌的樓房前，我們都以為這是一座大旅館。下車進入大廳，裡面有不少蘇聯軍官。其中一個四十多歲身穿西服的人，迎過來很嚴肅地同我們說話。我以為大約是飯店的經理。等到那位身穿蘇聯軍裝的「中國人」——李少尉翻譯之後，才知道是對我們傳達蘇聯政府的命令：「蘇聯政府命令，從現在起將你們拘留。」我們聽了覺得很刺耳。後來才知道這位「飯店經理」就是當地駐軍的最高首腦——駐赤塔的司令。傳達過命令之後，這位司令換了一副笑容，打開桌上水瓶蓋，將清水注入杯中說：「這裡的礦泉很出名，喝了可以增進身體健康。乍喝也許不習慣，喝慣了還離不開呢。」說完一飲而盡。又接著說，每人的房間已準備好，檢查完行李就可以吃飯去。兩個人一個房間，鐵床、桌椅應有盡有。雖然樓梯下面的每一個門都有哨兵把守，但當我們經過時，有的還對我們舉手為禮，這又使我幻想是在「作客」。東西大略檢查之後，已經深夜兩點多鐘，到食堂一看，準備得意外豐盛，且有許多女服務員殷勤招待。我們飽餐之後，倒頭便睡。
第二天，陸續有蘇軍各級軍官前來「訪問」，說話都非常客氣。我當時認為這是來套口供，對他們總是保持著不即不離的態度。過了幾天，來了一名中校名沃爾闊夫，他自稱是從莫斯科特派來照顧我們的。又一天早晨，我到洗臉室去盥漱，見一個五十多歲身穿中國黑短衫、黑綢褲的中國人，賊目鼠眼地走進來，看到我，就自我介紹說是「勤勞奉公部」的偽滿大臣於鏡濤（我在偽滿時並未見過），並拉雜不休地告訴我張景惠、臧式毅、熙洽、邢士廉等偽滿大臣（註：當時被蘇軍逮捕的偽滿大臣有：偽國務總理張景惠，偽宮內府大臣熙洽，偽參議府議長臧式毅，偽軍事部大臣邢士廉，偽外交部大臣阮振鐸，偽厚生部大臣金名世，偽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前駐南京偽大使呂榮寰，偽興農部大臣黃富俊，偽經濟部大臣於靜遠，偽勤勞奉公部大臣於鏡濤，偽文教部大臣盧元善，偽司法部大臣閻傳紱。另外，榮源曾是偽宮內府的顧問官。）都被一網打盡，送到這裡來了。我將此事報告了溥儀。不久，這幫人都來見溥儀。最使我吃驚的，本來不在偽滿大臣之列的溥儀的岳父榮源也在其中。他們都被安置在我們曾經住過的那所樓內。接著蘇聯方面就讓溥儀以次都要寫有關偽滿的材料。不但溥儀的材料要我執筆、萬嘉熙潤色，就是各偽滿大臣的東西，也要我、萬嘉熙和潤麒來幫忙清寫。總之，不論是偽滿皇帝或偽滿大臣，人人都是字斟句酌地反覆推敲，竭力推卸自己的責任。
以後，蘇聯當局又對我們這幫人逐個正式訊問一次。在受訊前，我和潤麒商定：要作出「倔強」的態度，萬不可稍露氣餒的樣子。為徹底表現這種外強中乾的姿態，決定在受訊時，進屋坐下之後，便掏出香菸且吸且答。其實蘇聯方面並未怎樣重視我們，也未想從我們口中訊出什麼口供，只是問一下各人的經歷而已。對毓嶦、毓嵒、毓嵣和李國雄他們，索性連問也未問，因為早就知道他們是隨侍溥儀身邊的「宮內府學生」和「僕人」。所謂「宮內府學生」，是溥儀為要育成自己的股肱羽翼，曾召集一些本家的近親子侄在偽滿宮內讀書，打算從中擇優送往日本留學深造，後因日本關東軍發生疑忌，遂把國外留學改為「宮中伺應」，於是這些人就成為變相的「侍童」了。
事後才知道，蘇聯所以讓溥儀等人寫一些材料，目的是為日後溥儀赴日對日本戰犯作證準備條件，所以並未深究漢奸的罪行。於是我們又生出非非之想：「看樣子蘇聯是要嚴懲日本戰犯，大概不會對我們怎麼樣，說不定還要利用我們，亦未可知。」這些幻想的表現是：溥儀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書史達林大元帥，請求允許他永住蘇聯，免得落到國民黨政府手裡遭陳公博、周佛海那樣的下場，然後再伺機赴美另找出路；張景惠是打算混過蘇聯這一關，重返東北，糾合舊部，再樹一幟；於鏡濤、邢士廉、谷次亨之流，有的想利用「國共之爭」，借蘇聯之力再收漁人之利，有的想投靠蔣介石，有的想再勾結日本殘餘勢力，死灰復燃。至於我呢？我既不願意永隨溥儀長住蘇聯，也不想另投「明主」，只希望能潛往日本，與浩和慧生、嫮生相聚暫作一個「海外寓公」，既可伺機觀變，又可不冒風險，尤其是夢想著日軍捲土重來之際，首先要對蘇聯「誓報此仇」。
我們這幫人，除了各懷心意互相鉤心鬥角之外，日常的生活就是以吹噓過去，胡測將來為自慰之道，同時更以賭博作唯一的消遣。當時無錢可賭，別開生面地利用紙菸作為賭注。賭博的方法：推牌九，打麻將，押寶，打橋牌，應有盡有。蘇聯方面，只要我們不發生軌外行動就行，對於這樣的「消遣」，不但默許而且還給予種種方便。
溥儀是平生最恨賭錢的，而且還要自我保持「皇帝」的尊嚴，當然是不會和我們「同流合污」的了。至於我們——隨他同來的幾名「心腹羽翼」中，在這種環境下，也逐漸分成兩派。一派是他的三個侄子、一個「僕人」，另一派是我、萬嘉熙、潤麒和黃子正。前者是關起屋門，把過去偽滿宮內府的生活繼續延長到蘇聯的赤塔效外莫洛科夫卡溫泉休養所；後者是「腳踩兩隻船」——既保持著和溥儀的關係，又和這幫偽滿大官廝混在一起，形成了「蝙蝠派」。
當時溥儀帶著我們住在一幢房子裡。這幫偽滿大臣們，則是當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以次的將級軍官（其中也有一部分偽滿將級軍官）到了此地之後，從大樓中搬到與我們相鄰的一幢房屋內，因此和日本戰犯劃出「可望而不可即」的限界。溥儀和偽滿大臣的住處雖有數公尺之隔，飯廳則在一處，只是每日四餐（三餐和一頓茶點）分為兩次開，於是又生出了一段插話：這幫靠日本撐腰的偽滿大臣們，眼中是只有「日本主子」並無「兒皇帝」的。只是為了給日本主子作戲，不能不把日帝的頭號工具當作牌位來供罷了。現在到了「樹倒猢猻散」的時候，誰還把溥儀放在眼裡？可是溥儀卻還不甘心放下架子，費盡苦心想繼續保持「皇帝」 的尊嚴。例如溥儀想「召見」某偽滿大臣時，還是使李國雄擺出不減當年「奏事官」的面孔，定到被召人的面前，高聲說：「上邊叫」，然後就把他領到溥儀處。這幫大臣們在「前途尚未可知」的情況下，只得暫不抓破臉皮。有一次，溥儀把蘇聯軍官送來的日本酒分了一些與偽滿大臣們，讓我在開第二次飯時送交張景惠，並囑我注意張在接受「御賜」時的態度。我如命辦理，把酒送到張的面前，說：「這是皇上賞各位喝的。」張聽了，既未起立恭受，也未說「跪謝天恩」，只淡淡地點頭說了一聲「謝謝」。我回來「復命」之後，溥儀與他們又結了一個疙瘩。類似的「你試我探」的例子多得很，從這裡能夠看出彼此之間是同床異夢的。
三十二 送往伯力
紅河子江邊別墅
9月的某一天，忽然把我們的散步區域擴大到日本戰犯所住的大樓附近，我們才知道這幫法西斯軍官都被運走了。又過了幾天，突然宣布我們於明日到伯力去。溥儀聽了，驚心動魄，怕被送交蔣介石；偽滿大臣們則面有喜色，認為歸國有望。到了伯力市郊的江邊紅河子別墅時，看到屋內擺有鋪上白布的「八仙桌」，又看到幾個中國人正為我們煮羊肉，就有人說：「快回國了，不遠就是國境。」可是一天天地過去，全無半點往回送的徵候。溥儀安心了，見了蘇聯軍官就表示願意永住蘇聯的「誠意」；各偽滿大臣則大鬧情緒。最初他們還挑吃挑喝，滋事生風，甚至聯名提出質問、抗議，結果所長捷尼索夫少校不得不出面，對這幫鬧事的傢伙，聲色俱厲地提出警告。從此，這些自命「好漢」的人物就老實起來，「相安無事」地度過五年俘虜生活。
溥儀仍是保持著特殊的方式，每天帶著三個侄子、一個「傭人」過著「別有天地」的生活：不打蒼蠅，不殺臭蟲，每天念佛，隨時搖金錢卦，有時還對這幾個「基本群眾」發發脾氣，甚至「扑作教刑」。偽滿大臣們仍是呼盧喝雉，談嫖夸富，把炫耀過去當作自慰的方法。我和我的兩個妹夫，一個醫生仍是徘徊於 「皇帝」與「大臣」之間。有一天，捷尼索夫少校通過張景惠的兒子、給我們擔任翻譯的張紹紀對溥儀說，希望溥儀能把攜來的珍貴飾物送他幾件，理由是為「討他愛人的歡心」。溥儀自然是恭敬從命，就挑出幾件婦女用的飾物（我只記得有一隻手錶，其他則記不起來了），由張轉交。這位少校喜形於色，並堅囑須嚴守秘密，且向溥儀表示「由衷的感謝」。溥儀因此得到的「好處」是，新年時，由捷尼索夫親自送來一桌豐盛的俄式大菜，專供溥儀這一小集團受用，偽滿大臣們一個個只能望洋興嘆。
又一天，捷尼索夫少校拿來一疊單據，讓我們每個人在上面簽名。當時我們都莫名其妙地各自簽了字。原來這是蘇聯政府發給我們每個人的月例津貼的收據。溥儀和偽滿大臣每人每月為30盧布，校級以下的偽滿軍官，包括溥儀的侄子、醫生、僕人在內，每人每月為15盧布。這堆單據，是從我們到蘇聯之日起，補發到當時為止的收據。簽字是簽了，但一個盧布也未落到我們手裡。直到後來我們歸入市內第45收容所時，才每月照章領到了津貼。
在紅河子的幾個月中，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天，在我們這裡擔當炊事和勤雜工作的中國人（主要是偽滿警察和由東北「雇」來的廚師），從外面幹活回來對我們說：「在附近別墅內，住有國民黨政府派來的一些人。」並說為首的是一個中將，隨員很多，吃的都是白麵包，有時到江邊釣魚，聽說是為接收你們而來。溥儀聽了照例是嚇得魂不附體，偽滿大臣們照例是又喜又怕地想方設法鑽這個空子，就教這些人伺機和那些人聯繫。後來有一個人趁蘇聯監視兵不注意，溜到在江邊釣魚的「接收人員」身邊，見了面並談了話。果然為首的是一個中將，是來向蘇聯交涉接收我們的。
正在加緊勾結的時候，有一次蘇聯兵發現了這些活動，鳴槍威嚇，才將這一「後門」堵上。於是內務局的許多幹部到這裡查究，將有嫌疑的人陸續叫到別室究訊，結果是將姓聶的廚師和幾名偽滿警察俘虜調走。對於我們則根本未問，因為我們除每星期到附近的監獄澡堂一次外，沒有出大門的機會，此事遂以不了了之。據事後傳聞，這個中將因交涉未得要領，終於悻悻回去。
過了不久，所長宣布：偽滿大臣等即日遷往伯力市內的第45收容所。至於溥儀的這一小集團（除與偽滿大臣同住的潤麒、黃子正外）則無下文。他們走後，就命我們（除溥儀外）粉刷這所別墅，樓上樓下整飾一新，每個房間的窗上都掛上新白布簾，每張床上都鋪上白被單，桌上也都鋪上白布。我們就想：大約是我們將被長期關在這裡。哪知忙了幾天之後，忽然所長又來宣布，我們也都遷到第45收容所。過後才知道，這所樓房是收容日本的主要戰犯關東軍司令官、參謀長和有關細菌罪行的軍醫的。我們空歡喜和白擔憂了一陣。
第45特別收容所
到了伯力市內，蘇聯當局就把第45收容所「一宅分兩院」，劃為兩個區域：一個是溥儀和我們這一小集團；一個是日本高級軍官和偽滿大臣以及偽滿將級以上軍官。我和我的妹夫、侄子、榮源、黃子正可以在兩個「禁區」內隨便來往；溥儀和那些敵偽戰犯則是不准私越雷池一步，散步時，彼此也不得越過一條白線。我最初是介乎溥儀和萬、潤之間的一個特殊存在，受到「准溥儀」的待遇，一時也不能到敵偽大堆的那邊去，也不參加一切勞動，到了後來，才逐漸一般化，隨便出入於兩個「禁區」之間了。
管理所當局問我們有誰自願參加所外的勞動，只有一個蒙族的偽滿中將司令官郭文林自告奮勇，我們則全體一致加以拒絕。當時所方很希望我們這些偽滿校級以下的人能首先響應，我認為這樣對待俘虜是「有違國際公法」的。又過了些時候，所長命令我們這些「次級」的人物，都到附近工廠去勞動。迫於命令，不能不勉強走一遭。但在回來之後，當蘇聯軍官問我們對此有無意見時，除了溥儀的「僕人」李國雄表示無意見外，大家都異口同聲表示不願再干。因此我們的外出勞動又暫時擱置起來。
這個特別收容所內的俘虜，既有日本帝國主義的高級軍官、高級文官，也有漢奸組織中的偽滿皇帝和偽滿大臣、偽滿的將級軍官，真是洋洋大觀，集敵偽於一堂。
每天一起床，屋內、院中就看到做種種奇形怪狀的體操的人群：有的全裸做冷水摩擦，有的做日本式早操，有的做「西式健康法」——我們叫它是「鷹抓兔子」，有的練太極拳，有的做八段錦，有的在地下打滾和翻筋斗。接著就可聽到樓上，樓下，室內，廊間發出種種奇聲怪韻：有的高呼佛號念經，有的高唱日本的「謠曲」，有的哼二簧或唱崑曲。開飯時，因人多地窄，向例分三次開。當時在廚房工作的是日本的軍士和兵。在民主運動還未展開時，日本軍人中的法西斯空氣還非常濃厚，殖民地主人公的思想仍普遍存在。開飯的次序，是「日先偽後」，大官據首座，小官列次席。後來這些文官武將的本質逐漸暴露出來，如，關東軍經理部（軍需部）的中將偷白糖，致使日本俘虜兵嘆為「世界的末日已到」；敵偽大官為爭一塊麵包而大吵大罵；偽滿少將偷竊日本中將的毛衣。借一個日本兵的話來說：「過去看到這些高級將領，真像金泥彩飾的莊嚴佛像一般，現在看起來，就像金彩剝落露出黃泥的破佛像一樣。」
在伯力特別收容所的五年間，除了每日三餐之外，其餘差不多全是「娛樂」的時間。散步，下棋，打麻將，開寶，成為消磨時光的「日課」。人人飽食終日，各樂其樂，非等日本兵點完名（這些大官們照例免點），通院落的門上了鎖之後，各種「娛樂」不會停止。後來，敵偽俘虜的下層士兵思想認識逐漸提高，蘇聯方面啟發、教育逐漸奏效，民主運動的組織逐漸鞏固，這些上層反動分子才逐漸有所收斂，所中的空氣才有些轉變。
先就學習來說，所方曾指派萬嘉熙和我輪流擔當領導學習的工作。我當時的心情是：讓我干我就干，反正講的是在唱戲，聽的也在「當差」，能糊弄過去就算了。講解之前既無準備，講時也只是照書一念，就算完成任務。我記得開始講的是《聯共黨史》，照例是到了時間現吆喝人，等到偽滿國務總理張景惠以次的文武「顯宦」一個個搬椅坐定之後，再由溥儀的侄子去請溥儀。少時，便可看到溥儀領著三個侄子，一個「僕人」緩步走來，同時有一個人捧著溥儀專用的椅子，搶行幾步，把椅子放在和講師座位平行稍前的右方——緊靠半開房門的地方。這時，擺椅的人還向溥儀鞠一個比偽滿時期稍淺些的「最敬禮」，我則正顏肅目地向溥儀報告一聲：「現在開始。」那些偽滿大臣雖然對於溥儀的蒞席、退場不起立，不行禮，但也都「習與性成」地乖乖地坐在那裡等著。當時有一個叫楊紹權的（汪逆偽政權駐朝鮮領事）曾寫了一首詩，頗有繪影繪聲曲盡當時的情景之妙。詩云：「長廊短椅列公卿，御弟高聲講列寧。斜並講壇安寶座，半掩龍門仔細聽。」
有一年，因為夏季暑熱，張景惠向我嘟囔：「這熱的天，還不放暑假？」我說這是蘇聯當局的布置，我不好意思提議「歇伏」。張聽了大不滿意，嘰嘰咕咕罵了一句，我也對大家發牢騷說：「大家聽是應付，我講也是敷衍，彼此同在患難中，何必出口傷人！」
在日本法西斯軍官方面，學習的情況和我們差不多，但「講師」則較我積極些。例如一個叫築瀨三郎的少將（汽車隊隊長），擔任「講師」，曾制定出詳細的學習計劃，提呈所方審核。在講課中也針對著法西斯軍隊和天皇製作出一些分析、批判。因此引起頑固分子的公憤，鬧出了互罵互毆的活劇。事後築瀨得意地見人便說：「恨我打我的人，儘管恨我打我好了，下次回國名單中反正有我，不會有他們。」
至於日本兵（包括偽滿軍警）方面的學習，確是和上層反動分子不同，他們從切身的痛苦經驗中認識到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所以在很短的時期內，就有了民主運動的組織，逐漸同他們的「上官」展開了鬥爭。有一個日軍中將丟掉吃剩的白麵包，士兵把實證附在大字報上，進行揭發。日本軍官學習報紙時，經常斷章取義，誹謗蘇聯。士兵們就一針見血地揭露他們的反動宣傳。這些反動傢伙，對士兵不能作公開反擊，便消極抵制。一看到士兵成群地來作宣傳，就一個個溜回自己的房間閉門不理。這些士兵便採取「先堵門後包圍」的辦法，先將各號房門堵住，然後把這些人圍在中間，再揭露他們。日本軍官、偽滿漢奸，平日的猖狂氣焰從此收斂了不少。
漢奸與日本戰俘
漢奸集團的文武大官中，當時對於日本戰俘的態度，大約可分為三種：
一種是深惡痛絕，大有不共戴天之勢，即不得已見了面，也想藉機大罵他們一頓。代表這類的典型人物就是溥儀。但這樣的是極少數。
一種是無恩無怨，不即不離。這類人占絕大部分。過去的老軍閥、「大人物」多屬於這一類。
一種是甘心繼續過去的關係，不但不仇視這幫既害了祖國，也害了自己的法西斯惡魔，反在「不打死老虎」的遮羞布下，把殖民地的主從關係延長到伯力的俘虜收容所內。這種類型的人也居少數，是一些從殖民地出身，確實得過日本「好處」的忠實漢奸們。
我當時的心情是：仇恨蘇聯，懷戀日本。對國民黨是又恨又怕，對共產黨根本沒有認識。認為蘇聯是把自己的「半生基業」連根拔掉的「仇人」，國民黨是歷史上的死對頭，共產黨和自己是水火不相容的存在。特別是看到蘇聯在衛國大戰之後，又遇到1946年的大旱災，麵包、乳、肉，無一不缺，想想還是過去那種社會的生活好。更因為自己的妻子是日本籍，長女又在日本，將來後半生的寄託，除了日本更無別路。我受日本法西斯教育多年，看日本的一切都覺得順眼，尤其是認為以日本軍隊的「忠勇精強」，總會有捲土重來的一天。
我不但對以山田乙三為首的前關東軍司令官以下的戰犯，見面必先行禮，說話必敬呼「閣下」，即對於次級的人物，也是無話不談。那時日本戰犯中已經有人獲准釋放回國，我認準哪些日本戰犯有可能被遣返回國的，我就找機會接近他們，告訴他們浩住在那裡，希望他們回國後能為我捎個口信，告訴浩，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我一定要插翅飛到她的身旁，要她耐心等著。兩個孩子請她撫養好，等著我平安歸來。我甚至還打聽怎樣才能加入日本國籍，我以為我不可能回中國，回國後等著我的是死路一條，我只有偷逃到日本去，加入日本籍。
在伯力收容所，有一個蘇聯翻譯叫別爾面闊夫，他在研究中國的歷史，要我為他寫些材料，如中國的婚喪嫁娶、儒教、佛教的情況等。我都給他寫了。他送給我一些紙菸糖果等日用品作為酬謝。我說：「你需要什麼材料，我都可以給你寫，但你要幫我辦一件事。」
他說：「什麼事？」
我說：「我的妻子在日本，你要幫我和她取得聯繫，讓我找到她。」
果然過了些日子，他告訴我，他有一個朋友要到日本東京去，要我給浩寫封信交給他，他那朋友一到東京，往郵筒一扔就行了。我真是感激涕零，連忙寫好了那封信交給了他。不久，他告訴我，他的朋友已動身，此事已辦妥了。
不久，我又找別爾面闊夫。我說：「你想個辦法把我送日本去好了，乘日本戰犯遣返回國時，把我也夾在中間。我回到日本，夫妻兒女一家團聚，大恩大德，我忘不了你。」
別爾面闊夫大吃一驚，說：「你好大膽子！這事我辦不了。這件事你以後也別再對人講，別人知道了，將來你回到中國，共產黨決饒不了你。」
我聽了，也大吃一驚，從此不敢再提。
我們眼中的「蘇聯人」
我們對於日本戰俘的態度，有上述三種類型，而對於蘇聯人，則差不多完全一致——看不起他們。有時候，我和所長捷尼索夫握手，因為他聽不懂我的話，我就罵他是「畜生」。有一次，捷尼索夫對我說：「將來你回國後，假如有一天中國（指國民黨政府）和蘇聯不幸有了戰爭，你想打蘇聯嗎？」我回答說：「如果政府有命令的話，我怎能不打呢？」這說明了我們當時對蘇聯的態度。
紅河子收容所所長騙東西，貪污津貼。收容所管理人員公然帶著俘虜從外邊偷鐵鍬，偷噴壺，甚至連卡車的機器都整個偷來裝配使用。1950年，我們臨回國時，別爾面闊夫就對溥儀大肆恫嚇，實行敲詐。對我說：根據報載，第一批送回中國的人已全體判了刑，並舉名道姓地說偽滿省長王子衡、曲秉善是死刑。還說，火車一到綏芬河國境，移交完了，不但個人所攜的全部財物被沒收，而且全部上了手銬腳鐐，投入監獄。儘管他撒的本是彌天大謊，但我們在當時沒有不信的理由，他就利用了我們的「命且難保，要東西何用」的心理，從溥儀手中騙去了金表、金筆，連榮源的白玉鼻煙壺也難倖免。當我們臨上汽車時，收容所副所長還把溥儀的皮帶上的金帶頭一把扯下，揣入腰包。溥儀愁眉苦臉地問他：「褲帶怎樣系？」他把無頭的皮帶給打了一個結，粗聲粗氣地說：「這不就行了麼！」
不過，我們也認為蘇聯有好的地方。首先是沒有民族間的歧視。在蘇聯的軍隊中、市民中，經常看到不同民族的人和睦平等地一起共事。我自幼在「滿族至上」的特殊環境中長大，在我的眼中看來，覺得他們很特別，不懂得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實行民族政策的結果。
還有一點，在蘇聯，不論任何人，對俘虜不打不罵。第45收容所的一個管伙食的蘇聯准尉曾對我們說：「你們在這裡吃的是黃油、白麵包、大魚大肉，如果是我們當了你們的俘虜，就不知道每天給什麼吃了。」這在一向看慣日本憲兵對待「囚犯」慘無人道的我的眼中看來，不由得不由衷感動，但也不懂得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對待俘虜的政策，只認為這是因為「俄國人天性厚道」。
溥儀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前後
1946年8月，蘇聯當局忽然派人把溥儀接走，立時全所大嘩，種種揣測，不一而足。有人說是將溥儀送還中國，有人說是將溥儀另囚他處準備審判，也有人認為這是到日本作證。過了約一個星期之後，所長才對我們說，溥儀是到日本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且以日本俘虜發行的小報見示，並說溥儀作證完畢一定回來。我認為溥儀赴日作證確屬事實，但不知能否仍回蘇聯。溥儀走後，我就代替了溥儀的地位。過去我可以自由往來於敵偽戰犯之間，這時卻使我住在溥儀的房間裡，並限定不得出這個範圍。
過了一個月之後，溥儀回來了，但未回到伯力收容所，而是先被安置在紅河子，並從收容所內把李國雄和兩個侄子調去陪伴溥儀。又過了些日子，溥儀才又回到這裡來。
1948年，我的兩個妹夫、兩個侄子和李國雄被調到別的收容所去。我們又疑神疑鬼起來，認為罪惡較輕的將要被送還祖國，我們也許老死在蘇聯亦未可知。1949年秋天，所方忽然讓我和毓嶦以及偽滿的軍士、警察共六名赴附近的透視站去透視，結果說我們的肺部都有毛病，須住醫院，就把我們送到市郊的第2收容所去了。這時只剩下溥儀一人，聽說他每天都找所長要求調我們回來。到了年底，又把我調回第45收容所。
我到了第2收容所之後，即被編到中國俘虜隊里。這裡真是「三教九流」，應有盡有。有給日寇當特務的漢奸，有「綠林好漢」，有省、縣長級以下的偽滿官吏，有偽滿憲兵、警察，有想借東北混亂時期招兵買馬的「建軍分子」，有販毒的大老闆，有自稱「吉林省主席」和「吉林公安局長」的「大人物」，有招搖撞騙的老「政痞」……真是匯集舊中國的渣滓於一堂。
不過，日本兵的俘虜，倒比較有組織有紀律，對於反動分子的鬥爭也相當激烈。我們雖然另為一隊，在名義上還是附屬於日本俘虜大隊之中。我們隊里雖然也有鬥爭，但卻是偏於鬧宗派、爭勢力，而把對反動分子的鬥爭卻放到次要的方面。我乍到這個分所時，日本俘虜和中國俘虜曾打算集合起來鬥爭我，由於蘇聯方面的制止作罷。事後一個中國隊里的醫生——偽省長曾對我賣人情說：「你們初來時，這裡準備好要鬥爭你們，我當時就不願意這樣干，幸虧所方給你們撐腰，我才鬆了一口氣。」
外出勞動時，這幫人把舊中國社會的那一套，整個應用到蘇聯。如從大家的勞動所得中抽出一部分給蘇聯工作人員送禮，使其在記數時虛報成績，也居然發生了效力。有的從工廠里偷大米、白面回來做著吃；有的偷賣棉衣、毛毯，放入腰包；有的公然偷回木材、鐵料、水泥、工具，所里也明知故縱，熟視無睹。第 2收容所的大門內，有一座中國俘虜修建的感謝蘇聯的紀念碑，所用的材料，都是在外面「順手牽羊」拿回的。
我回到第45收容所，那幫敵偽殘餘分子，都以為我到外邊幾個月，一定是被洗了腦的，大為不安。有一個偽滿的司令官還曾用話試探我。其實我的頭腦仍是原封未動。過了不久，就同溥儀這幫人一起被送回祖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