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佑選集 · 中譯本序言

讓·雅克·皮佑（Jean Jacques Pillot， 1808—？）是法國十九世紀著名的空想共產主義者，同時又是一位參加實際鬥爭的革命家。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後，他還成了公社的最積極的活動家之一。 1808年8月，皮佑生在法國夏朗德省的一個神甫的家庭。年輕時候曾經受過教會教育，本來預備當神甫。可是教會的黑暗，使這位敏感的青年變成了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三十年代中，皮佑同天主教公開決裂，不久就受到宗教當局和世俗當局的迫害。1836年，凡爾賽感化法院曾經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皮佑六個月的徒刑。1839年，皮佑開始創辦《人民論壇周報》，積極宣傳空想共產主義的思想，因而招致當局的忌恨。這一雜誌只出了七期，當局就以皮佑有參加1839年5月布朗基起義的嫌疑，將他逮捕下獄。雖然查無實據，但仍判處他六個月的徒刑，同時《人民論壇周報》也被查封。 警察和法院的迫害不但沒有嚇倒皮佑，反而促使他更積極地從事革命活動。出獄以後，皮佑就利用在七月王朝時代十分流行的政治聚餐會的形式，繼續進行宣傳共產主義的活動。先是利用改良主義者的聚餐會，後來便另起爐灶，在別列維爾（巴黎郊外工人區）舉行共產主義者的獨立聚餐會。皮佑是這次聚餐會的組織者之一，他在會上致了開會詞和閉會詞，闡述了公有制的原則，並且號召與會者向未到會的人廣泛進行宣傳。 皮佑在這個時期中，除了積極從事宣傳活動外，還孜孜不倦地著書立說來論證「平等」和「公有」的思想。他經過辛勤努力之後，寫成了《既無宮廷，又無茅屋》這本名著。接著，為了進一步發揮自己的論點，他又著手寫作《平等人的歷史》。這本著作本來計劃要寫得很長，分成許多卷出版，但是只出版了一卷，作者便因為受到外界的干擾而中斷自己的計劃，以後也沒有把這一工作恢復起來。 1840年10月，皮佑被控犯了所謂以著作教唆讀者謀殺國王之罪而被捕，經過長達十個月的羈押後，於1841年8月和其他九名被告同時受審。皮佑在法庭上大義凜然，表現出了一個革命者的堅強不屈的氣節。雖然法庭方面找不到一點關於皮佑犯罪的證據，但仍然蠻橫無理地判處他六個月的徒刑。為了對這一不公正的判決表示抗議，他在獄中寫成了另一本著作《公有制不再是空想！對共產主義者審判的結果》。 《公有制不再是空想！》也是皮佑的最後一部著作，以後他便再沒有什麼著作問世了。1848年革命發生時，皮佑雖然擔任一個革命俱樂部的主席，但沒有起過重大的作用。1851年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後，竟把皮佑列入逐出法國的流放犯的黑名單中。他的流亡生活是在巴西度過的。經過一段時期的進修，皮佑終於獲得了醫生的執照。後來回國，就定居在巴黎行醫，以製造義齒及口腔衛生器械為業。 1870年9月4日革命後，皮佑重新開始久已中斷的社會活動。他參加過布朗基主義者領導的10月31日起義。起義失敗後，被捕交付軍事法庭審訊。他在法庭上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辯護，使得法庭不得不宣判他無罪。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後，皮佑當選為公社委員。他十分積極地參加公社的各項活動，直到公社失敗的時候為止。皮佑雖然在五月血腥鎮壓周中幸免於難，可是仍被軍事法庭判處終身服苦役。這位革命家和共產主義者就在牢獄中堅貞不屈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他的死期至今還沒有查明。 在《既無宮廷，又無茅屋》這本著作中，皮佑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本書和他的所有著作，首先對「國王」、「等級」、「幫派」和「人民」這四個名詞作了自己的理解。他說，一切宮廷的僕從們，「總是把國王比作牧人，而把人民比作一群牲口」。他認為「這種比喻並非毫無相似之處。真的，你們看一看，牧人手裡總是拿著一根大棒，說是用來保護牲口免受惡狼的侵襲。可是，如果牲口吃了原野上另有用途的青草，如果在剪毛時發出了輕微的一點叫聲，或者在叫它進屠場的時候，它卻裝作沒有聽見的樣子，那麼，牧人就會用這根大棒盡力來打它。國王手裡的權杖恰好就同這種大棒一樣。權杖不是別的，它也是一根棒子，不過是一根更沉重、更堅硬的棒子，所不同的只是它比牧人的棒子做得比較精緻一點而已。有人說，權杖是上帝 賜給國王，國王用它來保護自己的臣民以防止敵人的侵犯。這種說法真是巧妙極了！但是，當國王奪走了他們最後的一個里爾時，當國王或其部下姦污了他們的妻女時，或者當國王純粹為了私人爭執而驅使他們去流血犧牲時，讓他們試著去發幾句牢騷吧，——那時他們就能看到上帝的這個贈品實際上是贈給誰的，作什麼用的 」。這一段話極其有力地揭穿了關於國王是人民的保護人的謊言，赤裸裸地暴露了國王的貪婪、殘暴和專橫的真面目。 皮佑把「依靠社會制度占有別人所珍愛的和不許他人覬覦的一些特權和榮譽」的集團叫做等級。他說，「各民族中間都有兩個等級，即僧侶等級和貴族等級」。接著，他又論證了這兩個等級之間的關係。「僧侶和貴族由於利害一致，所以總是互相勾結的。他們一旦當權的時候，總是互相支持的。如果人民否認自己的法定主人 的權力，僧侶就以天國的名義來咒罵他們。而這一武器通常總是較之其他一切可以嚇唬人民的致命武器更加有效和更加可怕。為了使僧侶的神啟和威信不受人民懷疑，貴族一看到僧侶發出哪怕是一點極小的信號，也會拔劍殺人」。像這樣透徹地看出貴族和僧侶之間的狼狽為奸的關係，在空想共產主義者中間是不可多見的。 在打倒了特權階級之後，繼之而起的是資產階級的形形色色的集團。它們在沒有取得權力之前，也曾經混在人民的隊伍中向特權階級作鬥爭，但是一等到它們取得了政權，自己便變成了新的特權階級，仍然照樣欺壓和剝削人民，甚至變得比舊的特權階級更加殘暴，更加無恥。皮佑對這些集團充滿了不可遏止的憤怒，因而輕蔑地管它們叫「幫派」。他認為自己的使命就是出來「同所有接替特權階級，並且其高壓手段比特權階級的更傷害人的自尊心的各個幫派決一死戰」。 同對待王權、特權階級和幫派的態度正好相反，皮佑對人民卻是滿懷著尊敬之情。他說：「人民！這是王中之王，是最高的統治者，是帝國和權杖的賜予者，是地上一切財富的生產者和主人」。「當一個獨夫企圖不顧人民的意志來進行統治時，人民隨時都有權譴責他，突然逮捕他，不經審判而殺死他」。但是，現實同皮佑的觀點恰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在不平等的社會中，「死於饑寒交迫及悲觀絕望之中的偏偏都是人民！在地球上每一個角落裡當牛做馬的也偏偏都是人民」！這種「違反真理的現象」怎麼能不引起皮佑深切的憤慨呢？因此，無怪乎皮佑在自己的著作中公開號召人民對這種現象進行堅持的反擊。 我們從皮佑對上述四個名詞所下的定義中，就已經看出他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是何等鮮明和堅決。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他作為一個空想共產主義者的許多卓越的思想。 皮佑曾經對法國以及其他一些民族歷史上所發生的革命作過深刻的考察，從而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在我們今天以前所完成的一切革命，其唯一的結果只是把特權從一個階級手裡轉移到另一個階級手裡。可見，儘管革命之後發生了某些變革，但人類的命運實質上和從前沒有兩樣」。社會上仍然「有主人和奴僕，有驕奢淫逸之徒和一無所有的窮漢，有騙子手和受騙的人，有偽君子和蠢漢，有叛徒和膽小鬼，有暴君和奴隸。……有罪犯和惡人在其中過著荒淫無度、吮人膏血的生活的宮廷，也有清白而有德行的人在其中背著勞苦、屈辱和貧困的重擔咽完最後一口氣的茅屋」。最後，皮佑高呼道：「未來的革命，那是不可避免的，決不應步以前一切革命的後塵，在任何方面都不應該憑藉它們的權威……未來的革命有權走另一條道路，採取另外一些原則，使用嶄新的方法」。 這另一條的道路，具體地說，就是建立一個絕對平等的社會的道路。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內部不許有上下、高低、大小、強弱、驕傲和溫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分，說得簡單一點，就是不容許有奴隸主和奴隸之分；不管人們給這些不公平的階級劃分，給所有這些可恨的等級什麼樣的名稱」。自然，在這樣的社會中既沒有富人的宮廷，也就沒有窮人的茅屋。每個人只要是為大眾福利貢獻自己的全部能力，他也就有權從社會上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東西。儘管皮佑也承認，每個人在智力上有高低的差別，在擔任社會職務上也有繁簡之分，但是這一切都「不能成為某人在滿足肉體需要或精神需要上與眾不同的藉口或理由」。 皮佑認為公有制度是平等規律的唯一真正的體現。在這種制度下，「一切都歸眾人享用，誰也不許占有它，誰也不許濫用它」。每個人同樣有權得到衣服和食物，你的餐桌也就是我的餐桌，而我的爐子也就成了你的爐子。所有的兒童都受到同等的社會教育，大地上所有的生產品都歸全民所有。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人類才真正達到了幸福的境界。 皮佑的全部著作都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之初寫成的。這時資本主義在法國雖然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尚未充分暴露出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也未充分展開。這些不成熟的客觀條件必然要對空想社會主義者和空想共產主義者的理論發生消極的影響，即使對於像皮佑這樣一個參加實際革命活動的空想共產主義者也不例外。 皮佑的空想共產主義的觀點首先表現在他論證公有制度是從唯心主義的「自然法」的觀點出發，即認為大自然本身普遍賦予人類共同享受它的一切財富的權利，而公有制恰好符合自然界中這一條永恆不變的規律，所以它是一種最好的制度。這同科學社會主義奠基人根據生產力發展的條件來闡明公有制乃是歷史的必然性的唯物主義觀點，是有著原則上的區別的。 其次，皮佑認為未來的理想社會應當是一個人人在各方面絕對平等的社會。這種平等觀點同曾經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稱之為「粗鄙的平均主義思想」的巴貝夫主義者的學說，是一脈相承的。它也是一種永遠不能實現的反動空想。難怪連皮佑的同時代人，另一個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德薩米都認為絕對平等是與現實矛盾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 最後，皮佑的空想共產主義的觀點還表現在他把共產主義看成是一種不依賴時間、空間和人類歷史發展的絕對真理。他的共產主義的理想「現在是可以實現的，過去兩千年中也是可以實現的」。它之所以遲遲沒有實現，照皮佑看來並不是由於受客觀經濟條件的制約，而是在於廣大群眾還沒有懂得這條真理的緣故。因此，只要有人出來積極宣傳這條真理，使它普遍地深入人心，那麼共產主義在任何時候都是可以實現的。正因為受著這種思想的支配，皮佑便把實現共產主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少數共產主義者的宣傳活動上，這同西歐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把實現社會主義的希望寄托在少數上層人物的「明智」上，同樣是出自唯心主義的歷史觀。 我們還應該指出，雖然皮佑在某些地方曾估計到實現共產主義會遇到反動階級的瘋狂的抗拒，因而也模糊地意識到有進行一場流血的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不過這種思想在他的學說中始終沒有占據主導的地位。 儘管在皮佑的學說中存在著以上所說的歷史局限性，但是，他的反特權階級、反宗教和主張公有制的思想，在科學社會主義誕生以前，對於啟發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以及對鼓舞廣大勞動人民爭取美好未來的鬥爭，都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特別是他在晚年還親身參加巴黎公社的革命鬥爭，同許多革命志士一起在法國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因此，皮佑在社會主義先驅者的行列中有權占據一席光榮的地位。 郭一民 196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