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的精神 · 拜倫的思想及其詩歌的評論
從前我們所謂的風人曾告訴我們說：「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這兩句意簡而深的話可謂將古往今來的熱情詩人的肺腑揭出。詩人是情感的寵兒，尤其是生活，游泳於灼如沸湯，熱如烈火的熱情的夢境之中能以遺卻當前的憂患，不計未來的禍福，借筆鋒上的墨沉化成的淚滴來陶寫其受熱情的衝動、反映、激盪的感念。所以他們的思考超乎常人以上；他們的觀察比起常人為深；而同時他們所感受的苦、樂、戚、愉的度數也比常人為高。嚼苦茶而其甘如薺，見鴇羽而呼蒼天，要極端的享樂則秉燭夜遊，要極端的悲痛則痛哭空山，天才皆具有幾分狂人的性格，不能隨那如橫流，如狂瀾，如帶有病菌傳染的飛塵的蜉蝣般的人生廝混。他們的思想，的行為，的著作，一任熱情的澎漲，一任內心的衝動，然而其結果則多半受那些習摜於「規行矩步」的社會的譏嘲，罵詈，甚而至於放逐屏棄死於鄉野。這是東西古今的天才詩人所受的待遇的通例，不是斂卻其熱情的奮興的，都須在這個冷酷的社會熔爐中將他們用威力的鉗箸取出。因為不能同化他們，不能熔解他們，不能使得他們的金剛石的本質與那些生鏽的鐵，啞默的鉛，隨時可以折旋的錫……化合，所以他們只好是成為「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的痴人。徒有慷慨的良質，繪寫萬有的奇才，至多不過享一點不可知的，縹緲若輕煙朝霧的後世遺名；不過在蔓草的原中，或芳園的樹里，有幾個刻石摹形的東西，或是一抔的黃土為風景名勝的點綴，然而那些熱情詩人的縷縷心血，……到底「逝者如斯」，在當時會有幾個社會熔爐中的裸蟲們得以去了解他們，並且予他們以同情？
百年也不過旦暮似的迅疾，什麼不朽，永生，蓋棺定論，千古名高的話，只是聰明的人們捏取幾個名詞來聊以自娛罷了。所以在英國詩人拜倫的今日的百年祭上，我們要拿什麼話或者意思來表示我們對於他的人格及其著作上的感念呢？……拜倫的詩歌在世界的著作林中可以占一位置，然而也並不是臻於極頂可以俯視一切的。荷馬的雄奇，但丁的豐富，莎士比亞的廣博，丁尼孫的優妙的藝術，拜倫也未能一一與之並肩齊驅，但是拜倫自有他的特點，也非他人所能並論。所以我現在要趁此機會對於他的思想及其詩歌說幾句話，將他的特性，與其著作的特別表象的梗概述出，或者可以見出拜倫之所以為拜倫處。
距今百年前的四月十九日在義大利米騷朗希有位三十六歲的青年，於纏綿委頓的狀態之中，流動他那明灰色的目光，念著他的夫人，及他的女兒阿達（Ada），及其姊姊鵝葛絲達（Augusta），並且說著：「現今我將長眠了」，於是他的靈魂遂同他的三十六年的生活而俱逝，這就是拜倫（George Gordon, Lord Byron）臨死時的狀況。
拜倫以少年的詩人歷經了在英國的群眾的譏辱，在義大利經過扶助義大利獨立黨的艱險，中間又有情愛上的波瀾，所以他也與其他的少年詩人似的中途夭死，這也是無足怪異的。但是我們要考求評論他的思想，則不可不將其三十六年的短促的年歲，分為數期，再就其環境的變遷，及其所受社會的待遇說明，然後可以探得他的思想的來源。
自來為拜倫作傳略的，大概分為五個時期：第一期；他的幼年的學校生活，以及在哈漏（Harrow）時的經過。第二期，在大學修業期。第三期，在南歐的居留期中。第四期，定居倫敦（結婚及重複受社會的冷遇）。第五期，外國漫遊以至於死。在此五個時期中，拜倫思想的劇烈變動，即在四五期之間，而其作品的成熟，與得有豐富的收穫則全在國外漫遊的行程之中。所以我們讀過他的傳略，也不禁有「詩窮而後工」，及「名山大川足以助文字之美」的同感。
拜倫的祖先是諾爾曼的名族，他的叔祖父是有名的怯弱勳爵（The wicked Lord），由這位勳爵的地位，資產上，方使得拜倫家聲煊赫。拜倫的祖父是有名的航海家及旅行家，曾作有極有趣味的自傳，後來拜倫作詩歌及好旅行的性質，從此自傳中取得材料並且對於興味的引動上得益不少。至於此詩人之父，卻是個軍人，並且是自適的遊蕩者，不過性情憂善，頗以善於滑稽出名。其母親是一位重嫁者，在生拜倫之前已生一姊，名鵝葛絲達，此為拜倫平生最親愛的姊姊。至於一七八二年，而拜倫乃生於倫敦的候爾司街。
遺傳學在近代已視為重要學問之一，因為父母的體性遺傳，或變態或不變態，總與兒女的思想，才力，事業攸關。拜倫的母親是一個驕傲的，易於激動的，有神經病及熱情的婦人。這等情質傳予她的兒子的身上的特徵，見之于思想行事之處極多。例如拜倫少年時在學校里有那些不規則的習慣，以及狂睨舉世文壇的性格，以一初出校門的學生，轍肆譏評，然而同時又有創作的天才，與其熱心的性質，所以照遺傳上說來，拜倫的行為，及性質，受之於母者居其大半。不過他們母子的關係因愛與憎的互為循環，及特性的發越，常常至於不幸的地位。及至此白髮的老婦人在一八一一年八月死後，拜倫泛海由南歐歸來，撫屍悲哀，而且說：「願她平安！」此詩人赤子的心，雖在平時與其母常有失和之處，然他到此時也知只此一母，竟不復見。所以由他這句話的哀感上看來，便可知他究竟是詩人，與叔本華自中年與其多才多藝的母親別後竟終身沒有見面的自有分別。
我們既明了拜倫受之於母的特性的遺傳，則後來他在學校中不規則的生活，及對於社會的反抗，對於自由的競爭，對於獨行其是不以物之汶汶察察而昧其特有的精神，毋庸多述，看到拜倫的傳略時自可瞭然於心了。
以下我就拜倫的行傳及著作上的表現，先論其思想的特點。
（一）熱烈的衝動。自然讀拜倫的詩歌的人，沒有不覺出他那種熱情如灼的性格的，不但在他的空言的表現上是如此，當他在哈漏公立學校時，他一面讀書，一面成了校內運動的領袖，有一次他向一個同學說：「無論誰威嚇你，告訴我，設使我能我要痛打他的。」這種勇敢而熱心為人的態度，研究拜倫的事跡者莫不傳為美談。其後他在義大利旅行中，去扶助義大利的獨立黨人竟至在米騷朗希而喪其生。此其熱烈的思想見諸於行為的是如何偉大，並且如何使人覺得躍然如生。試一讀其The Isles of Greeceo的全詩中的一二節：
Tis something, in the dearth of fame,
Thought link'd amorg a fetter'd race,
To feel at least a patriot's sharme,
Even as I sing, suffuse my face;
For what is left the poot here?
For Greeks a blush-for Greece a tear.
馬君武所譯為：
一朝宮社盡成墟，可憐國種遂為奴。
光榮忽傍夕陽沒，名譽都隨秋草枯。
豈無國土坐列島，追念夙昔份懷抱！
我今飄泊一詩人，對此猶慚死不早！
吁嗟乎！我為希臘兒頻蹙，我為希臘一痛哭！
類如此類的詩，其他那些憑弔剩水殘山，與言情析愛的著作中，到處可以表示出他的血性男兒的心胸，氣概，他自重回倫敦，無意中被盲識的社會加以無妄的攻擊之後，他拋棄了釣游的故鄉，遺留下妻子，誓行去國，不復再歸。後來他有幾句文字是：「我覺得設若語言的怨詛的低音是真實時，我是不合於英國的；設若說得是假話時，那就是英國與我不相合。」在這等憂讒畏譏的環境的包圍中，飄然去國，永為世界飄流者的思想，其不屈不撓的氣概，與不向盲目的社會降服的勇力，何嘗不是發源於其思想的熱烈上來。
由此看來，真令我們有詩人，——熱情詩人「可為而不可為」的感念！如拜倫不知顧忌，不知卑屈，惟知貢獻其詩人的赤子之心，以歌以詠，其奈社會的嫉視，終不能使其熱烈不為抑遏的性情如火然，泉達般地隨在揚燃其光明之焰，與激動其流散的飛波。還是必與世俗不相融合的人，方能成為詩人？或是在世界的冷酷待遇中，終不能相容他們呢？
（二）自由的觀念。拜倫為英國浪漫派的詩人，然而與華資華司及克茨等卻不一樣。因為他與雪萊都是著名的「叛亂的詩人」（The poet of Revolt）。他不但對於文藝上不能遵循著傳統的古典主義的束縛，並且在道德與政治兩方面，都是自由的辯論者與愛護者（declamatory, lover of liberty）。他的勇於任事及熱烈的思想，使得他的同情對於屈辱而想反抗的民眾，比起對於甘心退讓一無生氣的民眾更大。自他的幼年，他已具有他的先祖諾爾曼人的不受支配於自然環境之下的特質。雖然他足有跛疾，然而在學校中仍可作為運動者的首領，這也可見他那種利用自由意志與天然相奮鬥的精神是怎樣的堅定，及至他再回英京，再被社會上的侮蔑者，嫉視者，排擠而去國，他第一個吃虧的地方，就是在太偏重自由思想的發揮，不能「脂韋」，「滑稽」，媚世取容，博得一時盲目的群眾的歡迎。他因為注重自由思想的發揮，便不能似那些只知登山臨水，吟風弄月的詩人，自劃出他們文藝活動的範圍，而「與世無爭，與人無與，」便不能逍遙自適，刻意地自度其「詩人」的生話。於是他所受的社會的譏辱，便不能免卻。由此亦可反證拜倫的思想不止不是在空虛的想像里以安慰愉悅其獨有的夢境，並且對於實際上的道德的政治的宗教的衝突，俱須加以解放與自由的決定。拜倫並不止是一個詩人，有時如同群眾的領袖及政治家。叛亂的詩人，其思想是以革命為根柢的，他們不滿意於道德，宗教，政治，藝術等古舊的，因襲的，束縛的觀念，所以先時勢而高揭革命的旗幟，為群眾的導引。從智慧的反射鏡中，映照出詩人心底的火炎，隨其生命活動的區域，而無往不熊熊灼灼向一切社會之堡壘的防禦線而放射，燃引。此等觀念，如雪萊，如囂俄，如歌德，皆已占據了他們的中心，而在少年期表示得顯明而激烈的以拜倫為最甚。曾有一位英國批評家說：「拜倫具有鐵性的意志，並且有真實自己犧牲及英雄的資稟。」果當有其需要時，即可實行其偉大的品格，例如在米騷郎希的事，可以為證。所謂：
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I dream'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當其憑立Thermopylx海灣，眺望希臘的名山海米鐵司，臨風念古，以其慷慨鬱勃的熱血詩人之心，發為浩歌，雖百有餘年，我們試讀他那幾句在革命以前的希臘詩，其感想為如何？
Fair Greece! Sad relic of departed Worth!
Immortal, though no more; though fallen, great!
Who now shall lead thy scattered children forth,
And Long-accustomed bondage uncreate?
Not Such thy sons who whilome did await,
The hopeless warriors of a willing doom,
In bleak Thermopylae's sepulchral strait—
Oh! Who that gallant spirit shall resume,
Leap from Eurota's bank, and call thee from the tomb?
詩人之想像，詩人之自由想像，恨未得將此惡濁的世界重行毀壞，重行摶造，以期有爛燦的光明的無怨無憎的生之愉快即刻實現，惟其不能，則只有憑弔勝跡，名人，勝水，殘山，以自抒寫其如波浪的起伏，如風雲的瀰漫，如火焰的飛騰，如天使之翼的揮舞不可阻遏的自由觀念。於是此「由我童時，臥於汝之胸臆，……是為歡忻之美妙，因我對汝宛如兒童」的思想，正不止是拜倫讚美海靈的美句，也正可取來形容他畢生擁護自由，反對強御的懷抱。
（三）時代思潮——革命的影響。環境與人生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常人只是受近處環境的變化，而少受有一個時代的影響。至於天才的學術專家，及政治家，英雄，詩人，他們的觀察敏銳，感觸靈捷往往在無形中受有時代的影響；不過這等影響在他們的身心中發生何等反應，須以各個人的性格等為準，不能一律。拜倫之生正在歐洲革命時代的盛期，他生的前五年，正是美國獨立告成的時候，他既生一年以後，而震驚全世界的法國大革命方才起始。其後十五年間，歐陸上恐怖的社會的洪流，——自由觀念的進步，乃如日之中，一切政治上的紛擾，宗教上的衝突，文藝上的由古典主義而蛻化為浪漫主義的演進，迅疾分布，使全歐社會俱生變動。於是國家的獨立，及個人的自由，都異常發達，皆傾向于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及德謨克拉西的光明的路途之上，其間著名的政治家，英雄，文學家，社會改革家，此起彼伏，備極一時的盛況。熱情的少年拜倫，置身其間，目睹怪傑拿破崙總攬法國全權，以數十萬鐵騎蹂躪全歐，其後由滑鐵盧敗下的事實。他又曾見歐洲舊日的制度，典章，宗教信仰等等，在理性的柵門以前，喚回而全行毀壞。同時這等情形沖啟此少年詩人的熱心，對於政治，文學，宗教，都有新改革的思想。那時自由及理性的覺醒，從全歐的人民心中呼出新曙光的希望之聲來。而拜倫乃早成為這個時代的散布福音者了。
但是就比較上看來，即可證明時代的影響與各人性格上的反應有不同之處，例如拜倫與雪萊皆得了「叛亂的詩人」稱呼時，而華資華司（Wordsworth）正在西毛蘭達（Westmorland）契冥自然，而考萊居（Cole-ridge）也正在那裡作超自然的夢想，克茨（Keats）卻從人群中跑出低吟默誦地去讚頌「美」，與拜倫及雪萊相比，不是很不相同麼。那時，雪萊正在反對英國社會的宗教和法律的束縛與愚昧，並且與葛德文·瑪麗（God-win Mary）結婚，而其前妻投水自盡，又以唱無神論不見容於英倫，向義大利雙雙逃去。而拜倫呢，也是因為他發揮個性的熱情，高唱自由與革命之歌被人攻擊去國。他們正在為革命的使徒（Apostues of revolution）,並且在人的世界中生活，工作。不過雪萊之從事於革命運動，還不能與拜倫從事革命運動的觀念相同，然而他們都是受有極深切的時代影響，不與其他同時的英國詩人逍遙物外的一樣，則可斷言。拜倫的詩歌，自始至終幾乎沒有一篇不是反對強權的革命之歌，而讚頌國家的與個人的自由，對於宗教上的迷信與虛偽，以及傳統的風尚都是反對，如Chin是宗教的理性論（Rationalism）的呼聲，Childe Harold一篇則是熱心地對於自由，及德謨克拉西精神上的貢獻，Don Juan則為反對迷信的使徒的福音。如上三篇，皆為拜倫的代表作品，而且有豐富的材料，變化的想像，然而皆具有革命的意義在內。我們又焉能不稱他為革命的詩人，與受時代影響最深烈的詩人呢？
拜倫的思想除去他那種熱烈不羈的行為所表示的外，便須向其詩篇中去尋覓。拜倫的詩歌，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由一千八百○七年起刊行他的處女作雜詩（poemson Vari-ous Occasions）第一卷，至一千八百十一年他由義大利回國止，此期間他已完成他的名作Childe Harold的第一篇。
第二期，自一千八百十一年拜倫之母死於其故鄉，至一千八百十六年他重行去國止。此期中包有續作的Childe Harold詩篇，且在倫敦印行。尚有其他的抒情短詩甚多，而《希伯來曲》（Hebrew Meldies）亦製成於此時。此為拜倫言情的最好的詩歌，而著名的《海盜》（The Corsair）亦於此期內告成。
第三期，由拜倫重去英國至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四月死於米騷朗希止。此期內佳作甚多。如《去國行》（My Native Land Good Night, Pris-oner of Chillon），抒情劇Manfred，續作的Childe Harold，及Mazeppa，Don Juan，著名諷刺詩，《裁判的幻想》（The Vision of Judgment），戲劇詩（Cain），與其最後的詩《我的三十六年》都是他末期的豐富的作品。
拜倫最先的作品雜詩二卷，沒有什麼價值可言，然而他的不羈之才已在此時露其端倪。當時雖不曾惹起許多批評家的注意，而當其第二卷《嫩散的時間》，刊印於《愛丁堡評論》上時也很惹同時的人的評論。後來他居住紐司提達時，因為作《英國詩人及蘇格蘭評論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始露布其少年的譏諷，對於社會以公布其大無畏與解放的思想，同時也迅速地收到其效果，謾罵的反施，不情的攻擊，皆集矢於此少年詩人之身，這也如同有名的詩人司考特Scott，及莫耳Moore的經過一樣。而拜倫在此時也大顯著其異常的才能，以與根深蒂固的社會的攻擊宣戰。有人曾說：「他在此時乃如一獅，」這便可以看出他的勇敢，熱烈，不向社會作屈伏的拜倒的精神了。
在第一期間，拜倫的詩除掉表示其少年的粗豪的氣概與盱衡當世的兒童般的譏諷Boyish satire之外，則頗多纏綿低回言情的著作。熱性的少年，多易在青春期陷入於戀愛之途；況在熱情的詩人拜倫雖不是同美麗的雪萊視「愛」為生命以犧牲一切，然而他平生的淒艷纏綿的歷史，亦足以令人為之思念。當他在哈漏學校時，不過是十六、七歲的青年，曾對於安娜屈吳絲（Mary Ann Chaworth）強然地發生過單面的潛伏的戀愛，不過安娜屈吳絲於一千八百○五年嫁與他人。此剛過童年的愛情迷惑力的引動與其失望，遂深深植根於此多血質與易感的詩人的心中，這也或者便是他平生哀怨的開始。所以他在二十八歲上作的《夢》（The Dream）詩，其中所敘述的情緒與事實，皆可證明他對於安娜屈吳絲的迷戀力的強大。及至他第一次離英往南歐遊歷時，經過葡萄牙，及西班牙，又消費其兩年的光陰於亞爾巴尼亞，及希臘，在雅典乃有贈《雅典女郎》詩之作。據言Maid of Athons是他於一千八百十年在雅典為一女郎麻可麗（Theresa Macri）作的。麻可麗系拜倫的居停的女主人的女兒，現在我們讀他這首悱惻，低戀，如互訴肺腑的著名抒情詩，真有若在玫瑰叢中聞子規啼血，及明漪的湖濱聽單飛失侶的鴛鴦之哀鳴。
Give, oh give me back my heart!
Or, since that has left my breast,
By that lip I long to taste;
By that zone-encircled Waist;
By all the taken-flowers that tell
What words can never speak so well;
By love's alternate joy and woe,
Zωη µοr, σas araπω.
諸句盪心動魄，誠與他人言情愛的詩句表現的不同，而也可由此中知道拜倫的浪漫的行徑了。
即就他在一千八百十六年三月與其夫人將別時所作的臨別辭Fare Thee Well，也是委婉深情。例如：
These are words of deeper sorrow
Than the wail above the dead;
Both shall live-but every morrow
Wake us from a widowed bed.
Then thy heart will softly tremble
With a pulse yet true to me,
All my faults perchance thou knowest—
All my madness-none can know;
All my hopes-wher'er thou goest—
Wither-yet with thee they go.
Fare thee well! Thus disunited—
Torn from every nearer tie—
Scared in heart-and lone—and blighted—
More than this I scarce can die.
此等詩重在音節的纏綿，及意味的往復，絕不是沒有真實的性感所能寫出的，所以拜倫的好友莫耳說：「這篇韻文是在深沉的感情下壓出的呵。」
至於在此期他完成一小部分的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已備受讀者歡迎，此起後來的各部分尚為重要，因為在此期內他起首作的這篇長詩，已有諧和的韻文的優美。此詩為敘游之作，全是義大利風景的白描。由威尼斯到羅馬去的拜倫想像中的旅程，加以其自己的情緒的揮發。尤其是令後來的人讚賞他這篇名作之處，是在他善於選擇材料，而利用藝術的剪裁方法。他的選擇題材的標準，全與自己的性格需要與否為去留，這不止是一篇敘寫的詩，在其中所表現的寬闊的題目之中，可以見出拜倫的個性及其觀察力的敏銳，又可以見出此少年詩人的想像與感覺的解釋，而拜倫的偉大人格的啟示，也可以顯露無餘了。
評論這篇長詩，可以從三面看去：第一，拜倫對於他的題目是在同一的經過之中——即含有對於偉大人物，偉大事跡，以及偉大的天然與藝術品的尊敬。其次，則以由義大利寫出的……為全詩題材。最後，這篇詩的真正計劃，乃是記述從威尼斯而南嚮往羅馬的行程，而兼有抒情的與反映的部分，成為添補的材料。其中，尤以第XXV—XXVI（敘義大利的美及其毀壞）第LXXVIII—CLXIII（敘羅馬各都兼及名人勝跡與愛情諸事）及末後數節對於海洋的讚美為佳。此詩在拜倫的著作之中，無論藝術，或對於作者人格的表現上，比其他的詩清顯得多。對往古的懷念，自由精神的崇拜，都在此詩中看出。歷來的批評家如散資卑勒（Saints-bury），安諾德（M. Arnold），都對此詩有相當的崇敬，亦可見其價值所在了。
及至他初次回國之後，於一千八百十二年，將Childe，Ha-rold又續成一部分，遂博得社會上的真誠歡迎。這位詩人於其嘗試成功之頃，也不禁說：「我一朝醒來，而知我自己很有名望了。」又於一千八百十三年到一千八百十六年，印行他的《海盜》（The Giaour）《阿白度的新嫁娘》，（The Bride of Abydos）以及The Corsair，Lara，《考里資的圍攻》（The Siege of Co-rinth），《巴里西納》（Parisina）諸篇，其時最風行的《海盜》一篇，收入的稿費頗為不少；不過拜倫確是為創作而創作，他並不甚注意物質上的報償及名譽上的讚揚。凡此諸詩，與一千八百十五年他印行的《希伯來曲》（Hebrew Melodies）都是敘故事及抒情的詩歌，而尤以She Walks in Beauty，及Destruction of Sennacherib兩篇較短之詩，惹人誦讀：
She wake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less climes and starry skies;
And all that's best of dark and bright
Meet in her aspect and her eyes.
相傳為名句，即如在《阿白度的新嫁娘》中的《汝等去此地》中的：
Know ye the land of the cedar and vine
Where the flowers ever blossom, the beams ever shine!
等，也是拜倫的抒情小品中的佳作。
總論此期的拜倫作品以抒情詩為最擅長，這也是生活環境的關係。他在此時安居於祖國，並且名譽日起，且又結婚，沒有外出遊歷的機會，也沒有抑鬱難堪的痛苦，在和平期內當然是如此。及至他不容於英倫社會，為人所嫉，倉皇再去國以後，遂達到他的思想最激烈與其創作的藝術最完善的高潮。與此期的著作，面目迥非，義大利數年的去國旅程，正是他的成功的機會了。
拜倫重行去國以後，在瑞士與雪萊相遇。此二位同時的少年英國的浪漫派詩人，遂彼此有交互的精神上的貫注，所以他見了雪萊之後曾說：「以我所知這是個最好而且至少的自私者。」同時雪萊也在不意的遇合之中，得與此不羈之才的拜倫相見，也說：
「他的令譽罩在他的頭上，如上天之微屈其躬。」
拜倫在瑞士曾搜集題材，有Manfred之作，後來在烏柴（Ouchy）村，有《地獄的囚徒》的偉著。本來地獄堡（Castle of Chillon）是古時的建築物，位置於基尼哇湖（Lake Geneva）的東邊，此處在十八世紀時曾作為牢獄，其中有歷史上的遺蹟。拜倫加以其自己想像上的結構與描寫，遂成此《地獄的囚徒》一詩。僅用兩天的工夫作成，寫一囚人的狀況與其思想，對於生活的歷述，對於自由的信仰，不但材料生動，而且表現思想的地方異常顯著，同時也可以見出拜倫自己的人格。如以下的句子：
I had not strength to stir, or strive,
But felt that I was still alive—
A frantic feeling, when We know
That what We love shall ne'er be so
I know not why
I could not die,
I had no earthly hope-but fairth,
And that forbade a selfish death.
後來他定居於美麗的基瑙亞（Genoa），他作成十六節的Don Juan紀事詩，然而終未完卷。此詩為其末年的偉著。又在威尼斯作有波蘭遺事的Mazeppa，其中所敘英雄，美人的可歌可泣的事實，仍然是拜倫特有的性格及熱情的重現。
總論拜倫一生的詩歌，以在第二次義大利居留中的作品為有最偉大的成就。在此時他的最早的浪漫思想，及在英倫社會時的革命思想，重往義大利後，適遇義大利獨立的良機，於是他一方面尋搜材料作紀述詩，一方面歷經傳統風尚及無情群眾的威迫而發抒其自由的意志。同時又有新生活上的趣味，以鼓勵其精神。〔即在義大利，拜倫與菊惜奧麗伯爵夫人（The Countess Guiccioli）相遇，此伯爵夫人有冰雪的聰慧，廣博的智識，自與拜倫相識之後，遂互相愛戀。他們在威尼斯，勃老拿，皮西亞及基瑙亞等地方常在一處，直至拜倫離開義大利為止。此事對於拜倫的後期生活至有影響〕遂能產生數種偉大著作，使其名譽及地位日益高起。 拜倫的詩歌與其思想當然相一致，他生在全歐革命的醞釀期里，他有生之日全為革命的熱火燃灼其精神，為有名的叛亂詩人。他的精力與威權，全為此時代的信仰所鼓動。所以他作詩歌不必是先有主義而後寫出，但他的思想與情緒俱顛宕於革命的潮流之中，則發成心聲的詩歌，自然便引向此途。以上我所述他的詩篇，雖以限於篇幅不能多加譯述，而其詩歌中表現的精神，——反抗的，刺激的，犧牲的，為人的世界而尋求自由的珍寶的熱烈勇敢的精神，已可概見。他的詩雖也以抒情的描寫見長，如《別雅典女郎》及She Wake in Beauty諸作，但是最占據他的詩歌領域之中心的，仍然是革命的根源。固然，他的作品有時不免失之粗疏，不能如華資華司的細意刻劃與自然相合，也不能如克茨的細膩的觀察與會心的文字，但是以他那熱血鬱勃的個性的表示作出的詩歌，如聞戰場上的觱篥的哀吹，如聞飛湍在叢谷中下瀉，使人興，使人勇，使人能舉其劇烈奮發的感情，全投入他的直覺而又委婉的，熱烈而又悲望的行間字里。這是他的著作的魔力，也是他的永存的人格的潛感。
拜倫在歐洲文學界內的成就很大，他在歐洲大陸上的名譽也如同第二個莎士比亞一樣。他的著作早已有若干譯本，用各國文字印出。德國詩人歌德說他是「這一世紀的最偉大的天才者」，其他如聖皮韋（Saint-Beuve），泰納（Taine），諸有名的批評家都予以偉大的詩人的論定，如義大利的馬即尼（Mazzini）說：「拜倫引導著不列顛的天才在巡禮中經過全歐。」許多著作家皆有此同樣的普遍的贊仰，也可見他並不是混得虛名了。然而他能有這樣讚美的同情之處，卻不止在其著作的藝術的巧妙，而在其思想的超卓與精神的發揚上面。
他善於用敘述詩的體裁，而寓有其特殊的見地，使人從字句的優美之中，無形便與其特殊的見地同化。The prisoner of Chillon，及Childe Harold諸作，俱有此格局與引力，他又善用滑稽的諷刺筆墨，以與同時的詩人相抗衡，如《裁判的幻象》一詩，即是他的諷刺詩的最佳者。他每每在最高的想像與節目之中，變形而成為含有諷刺意味的作品，而同時他對於自己的感受與由客觀上得來的反映的思想也迸入其中。如Don Juan詩，可謂達到這種詩歌的焦點。其次他的言情之作，比起他的同時的詩人來並不見得分外出色，然在She Walrks in Beauty，Stanzas to Au-gusta，及《完成我的三十六年之日》（On this Day I Complete my Thirty-Sixth years）諸作也可當完美而動人的抒情詩而無愧。不過拜倫的心情熱烈，思想勇敢，對於這類詩不肯常作，所以他不能作極高尚的抒情詩人處，是其效果上的缺點比威權上的缺點為尤重。其實他平生游泳於愛及情緒的衝動的波濤中者亦自不少，偶有所作也是傾吐胸臆的真情，不與那些徒知借風花的語助，及華浮的詞藻的抒情詩一樣。
不過拜倫也有其缺點，即是就他的著作看去，缺乏戲劇的才能與建築術的資力。他在十八年的工夫里，將其兩篇紀史詩，十二篇故事，八篇戲劇，七篇諷刺詩以及其他的雜詩，抒情詩等貢獻於全世界的讀者，已博得後來無量的贊仰，不過他的戲劇不但不能與他的詩歌並論，而且是不成功的。Werner此劇雖曾在舞台上扮演過，究竟失敗。他缺少戲劇家特有的主觀上特性的贈品。The gift of objective characterization其結果則他只能以自己為中心而作詩人，不能離去己身而創造出真實的人物。至於建築術的資力（The architectonic faulty），他也缺少，此建築術的資力的意思，是能使其作品全體的計劃與結構，調諧而完全。拜倫雖作許多長詩而皆可分割獨立成為多數的小詩篇，如Childe Harold及Don Juan皆是如此。不過讀者在統合的閱讀之中，仍然可以貫串成一個整體處，即在作者的人格的聯合上面，所以拜倫的著作能以有引動讀者的力量處，並不是以其描寫的人物的經歷，而全是經過此詩人自己的注釋及其反映，以及他的美麗而生動的註解的抒情的部分。但是假使他人作此等長詩，少卻建築術的資力，自己的天才又不能有分外動人的描寫，又焉能有文學上的價值。
拜倫雖缺少這種才力，而他的詩歌有永久價值的所在也絕不與他人相同。他的著作中的特性，就是它們的火熱活動，及它們的緊張與豐富的energy，即此一面，拜倫取得莎士比亞第二的位置也無人可與匹敵了。再則拜倫又擅長於弔古之作，如他所遊歷的高山，大海，在海洋中的嘯，歌，在阿利卑司山的游眺，在萊茵河上的感懷，抒發他的血熱的胸臆，向這些可悲的可歌的大好山河而灑以熱淚，呼其靈魂，與他的歌聲共同揮舞於大自然的空中。他能使已死去的人物，風景，事實，重複躍然再生於其筆尖之下，隨其豐富的情緒而哀，而樂，這也非其他詩人所能達到的。如上所述，拜倫的著作其優長處全由於他的精力的活躍，及其生成的熱烈詩人的天才的鼓舞。
至於他的詩歌，不能有純粹藝術上的融化，自為公論的批評者所允許。因為他對於一切的景物及事實，並不似藝術的詩人的精細注意，與描寫。他雖然能以表現解釋它們，卻不是一個深沉的精密的思想者。在有精神的鼓勵的韻文中，他誠然已高呼出普遍的希望與熱誠的聲音，但在生活的無限哲學的考求及評判上，以及精思妙理的解析上，則少有達到。這是性格所關，長於此則拙於彼。拜倫也並不能因此——缺乏藝術上的精妙，便失去其特有的價值。反之，如華資華司、及歌德、克茨諸詩人，或以哲理見長，或以藝術見長，而同時也沒有拜倫的生氣勃勃的特色及其勇烈的精力。
所以將拜倫與他的同時的那些英國詩人相對比，卻是極有趣味而又很有差異的。講到對於自然的親切與細密的領受，及描寫，他不如華資華司；講到超自然的思想，及豐富的曲調，他不及考萊居；講到細緻的與靈感的美上，以及這類詩歌的完全表現上，他不及克茨；他沒有丁尼孫無限的優美及慘澹經營的詩人藝術；也沒有雪萊的抒情及有音樂的和諧的才力，然而如上所述他獨有的那種性格，詩思，也非他人所能比較。因此他也可以在英文學中，以及世界的著作林中獨樹一鮮明的旗幟，不與別家的相同。
評論拜倫的詩歌大致已如上述，然最適當而恰如其分的，還是司溫拔倫（Swinburne）的一句話是：「他是忠誠與活力的豐富的不朽的卓越。」（He is the splendid and imperishable excellence of sincerity and strength.）
至於後來批評拜倫的以安諾德及散資卑勒（Saintsbury）二人為各有其特殊的見地。散資卑勒曾說：「我以為拜倫是第二級的偉大詩人，雖然第二級不是最好的。……他的韻文是動感情的悲劇之最偉大的詩歌……。」而安諾德卻批評道：「依我所見，華資華司與拜倫在實際上都立於第一級超越的地位，在此世紀的英詩人中，此為有榮耀的一對。……」於此可見此兩位批評家的眼光不同，散資卑勒是從詩歌的全體上立論，所以雖對拜倫加以相當的讚詞，然不免有美中不足的意思包含在內。而安諾德則以精神上的卓異，及其獨到之處，以華資華司與拜倫並稱為十九世紀英國第一流的詩人。我們看安諾德的評論，他對於拜倫的缺點上並不加掩諱，如在他的《批評論文集》（Essays in Criticism）中，論拜倫時曾有一段：
拜倫的人格就是「他與所有的過去的英國詩人，及重要的人物有別」。然而他為其生活所困惑，此為希勒爾所說，可使我們分得清楚。拜倫之被困惑，拜倫為其虛假及怯弱所困惑。拜倫的怯懦夫人Blessing-ton，用一種婦人的聰明，優美的持定著說：「他的最大的失敗是自己占有（Self-possession）的辨護及其全數的欲望。」不過若將這種戲情的與容易批評的個人性格，論到他的詩歌上去，以及以所有的熱心去作的工作上去，於是他乃另成一人，而此戲情的個人性格遂完全消失，而最高的威權乃占據了他並充滿了他，而最後乃使其真誠的有力量的人格投入光明之中，以直接的打擊，而其良好的勢力，諷刺，精力與其痛苦皆可出現。此為真實的拜倫，以戲情上試演的行為批論他是不曾知道他。……
這一段論拜倫的真有所感受而即知即行的特性，誠為深入於拜倫的心靈之中的議論。尚有一段是：
誠然，——如一人——拜倫不能指揮其自身，不能指導他的道路正直，但一切全是迷盪。誠然——他沒有光明——不能引導我們從過去以達於將來，「時間是他反映的」，「他是一個兒童」。……誠然——他也如一個詩人——他對於字及結構上韻節上沒有精美的準確的感覺，他也沒有藝術家的天性與其贈品。但是拜倫的有力的人格，在生活中已甚充足，而其修辭學的力量在文學中也是甚為充足的。……
此數語對於拜倫的性格及文學的缺陷，安諾德並不曲為之諱，然而他所有的偉大的成就處也同時讚美。由此看來對於拜倫所下的評論，以安諾德及散資卑勒為最公允而重要了。
一個人的性行及其著作當然有醇，疵，有瑕，瑜，但是我們在後世讀其書，論其人，要擷取其精神的特到之處為立論的準則。拜倫的平生，易於衝動，易於感發，所以有革命的思想而成為「叛亂的詩人」，如我在前面所寫，具足見拜倫的如火如荼不向惡濁的社會屈辱的性格。所謂任熱情的澎漲，任內心的衝動，其精神的遺留至今如生。然而在當時，他獨行其是，不顧社會的非議，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思想相同。其精神的奮激，及其成就，能以使血熱郁發的青年為之灑淚，為之起舞，則拜倫即沒有此數十篇之著作，也可以不朽了。
蘇曼殊曾說：「拜倫以詩人去國之憂，寄之吟詠，謀人家國，功成不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爭光」與否，誰曾知曉？然而在我們現在的情勢之中，世變如此，我們寧可只知痛飲醇醪，自樂其生，以此而希望成那種與秋草腐螢般的身後微名？棄置眼前的真實情感，與最大的痛苦而不顧麼？拜倫以去國的詩人，尚能「謀人家國，功成不居」，這等偉大的詩人精神真能使我們在此百年的祭日上遙燃心香，為之灑一掬的同情之淚，不知中國這些少年的新詩人對此有什麼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