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 · 第八章　史學家

EIGHT　HISTORIAN 18世紀史學大家章學誠曾經說過「六經皆史」。章學誠的言論名聲太盛，以至於王陽明在16世紀初發表的幾乎完全相同的言論（王陽明說過五經皆史。——譯者注），基本上已無人記起。章學誠是基於如下內容作出這一表述的，即古人在講道理時，總是擺出諸如古代統治者的功績、制度、法典和習俗等事實加以說明。這呼應了歐陽修很久以前就曾說過的話：「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學必求知古……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 在經學中，歐陽修最喜愛的是《春秋》。它以「謹嚴而簡約」的風格，記錄了具有實際價值的信息，從而體現了作者正確的方法論。對歐陽修最具吸引力的是《春秋》凝練的語言風格。歐陽修對這本經書中的古代歷史研究興趣寥寥，他認為其中並未包含足夠的史料。伴隨《春秋》出現並大致覆蓋相同歷史時期的是兩部名為《公羊傳》和《穀梁傳》的注釋性著作。此外還有一部名為《左傳》的著作，它詳細描述了政治事件，並對相關細節進行了一些富有想像力的重建。這三本書是較為次要的經學著作。歐陽修將其視為註疏，而且可信度較低，因為他通過研究發現這幾部書中存在明顯缺點（例如，同一人，《公羊》《穀梁》以為男子，《左傳》以為婦人）。《春秋》記載簡略這一點並未給歐陽修造成困擾。他說，「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孔子皆不道也」，「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對歐陽修來說，在無法確定真實性的情況下補充細節是一種嚴重的錯誤。他認為漢朝學者是糟糕的史學家，因為他們將「奇書異說」融入其歷史著述中，這些「奇書異說」有時是根據傳聞得來，有時甚至是根據他們自己的想像得來。司馬遷撰寫的不朽巨作《史記》也受到歐陽修的批評：「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也。」 在歐陽修看來，歷史必須依靠史料。他不喜歡以前的著述是因為這些著述缺乏史料。他對金石學極感興趣，熱衷於尋找青銅器、石器和其他文物，它們「上自周穆王以來，下及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傳寫可能會失真，因此歐陽修製作拓本並進行歸類和注釋。他由此撰寫了聞名於世的《集古錄》，其中收集的金石拓片多達千卷。歐陽修堅持認為，收集史料是研究歷史的第一步，務必做到詳盡無遺方可。史料一經發現應當儘快記錄下來。因為他本人尚未做好進一步撰寫中國早期歷史的準備，歐陽修傾向於「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幾於多聞」。「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無論其研究價值如何，歐陽修都會將發現的每一件物品保留下來。 歐陽修也關注書目和宋朝當代史料兩種歷史資料。歐陽修自景祐元年（1034年）開始參與《崇文總目》的編纂工作。景祐三年（1036年），歐陽修與范仲淹一起被罷離朝，他對該書的編纂工作也隨即停止。《崇文總目》是崇文院所藏圖書的目錄，著錄3445部圖書。這本目錄「每書之下，必著說焉」，並憑藉這種「新意」，該書超越了以前的目錄書。這些說明性注釋「清晰而全面」，為之後的書目樹立了典範。歐陽修參與該項目時官位較低，但他為該書做出的貢獻可能高於其分內之事。正是歐陽修撰寫了帶有注釋性質與編纂方法的釋文。慶曆元年（1041年）《崇文總目》完成後，歐陽修仍時常注意修訂該書。正如後來他指出的那樣，《崇文總目》「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另外，「兵書與天文為秘書，獨不與」，編修者無權閱讀。歐陽修任參知政事後，於嘉祐七年（1062年）專門奏請皇帝恩准開放這些書籍，將秘書善本匯總一起校勘，所有這些書籍都予以抄錄、核查，然後將其編入了《崇文總目》。直到那時，這次著名的編纂工作才算圓滿完成。 歐陽修在為後世史學家保存當代文獻資料方面也同樣勤勉不輟。嘉祐四年（1059年），歐陽修在國史院編修《新唐書》時發現，國史院的一些程序差強人意。與以前各個朝代一樣，宋朝政府也設置史官收集重要的政府記錄，並編纂《國史》。雖然在參考特定先例時偶爾也會使用這些文獻，但其主要目的是為後人留史，繼任王朝遵循悠久傳統，成立委員會並利用這些文獻資料來編寫前朝的正史。歐陽修發現，之前負責《國史》編修的官員將編修完畢的《國史》進呈皇帝，並銷毀了所有草稿。歐陽修認為，這兩個步驟皆不可取。草稿應保留下來以備參考，而最終版本也不應進呈皇帝，因為知悉皇帝會御覽書稿或許會令史官感到尷尬。歐陽修就這一問題向皇帝進呈奏議，內容如下： 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系以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並乞更不進本。 書法是歐陽修在撰寫《新唐書》時所寫的筆記（來自故宮藏品）。 關於已經上呈的部分國史，歐陽修請求抄錄並送回國史院以供參考。他的請求僅得到部分批准。朝廷同意，不應銷毀國史的前期草稿，而且國史院應保留最終版本的抄本，但歐陽修反對將國史進呈皇帝的意見僅被提及，卻並未得到准許。因而，這一做法仍被沿用。 歐陽修意識到史官的獨立性並未受到政府自始至終的尊重，因而官方記錄總是遭受諸多限制和約束。從這個角度來看，私人記述具有很高的價值。宋朝很多士大夫喜歡在私人筆記中記錄其經歷，以及偶然收集到的有趣信息。這些隨意的回憶撇開嚴肅話題，只涉及閒談和神鬼傳說，這些閒談和故事彼此常常毫無關聯，也沒有明顯的順序或條理。然而，有時這是作者蓄意將政治敏感事件隱沒於無關緊要的內容之中。許多私人筆記保存了豐富的歷史數據。由於其性質參差不齊，傳統書目不會將這些筆記列為真正的歷史著述。它們充其量被列為「雜史」「雜著」，有時與傳奇小說一起被列在「故事」類型下。歐陽修就留下了這樣一部筆記作品，名為《歸田錄》。用他的話來說，「《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 歐陽修在歷史領域久負盛名主要歸功於他撰寫的《新五代史》及參與編修的《新唐書》。這兩部著作雖然並未達到取代舊五代正史的目的，但確實因其獨具眾多優點而被納入正史之中。宋初的《舊唐書》不過是一部官方檔案匯編。因宋朝學術質量的提升，該書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朝廷最終又成立了編委會，重新編修。宋祁從一開始就負責編修列傳。歐陽修可能也編修過一些列傳，但考慮到宋祁資歷深厚，歐陽修並未聲稱自己擅長寫作列傳。歐陽修的主要職責是這部史書的其餘部分：本紀，大量的表及關於各種制度的志。歐陽修十分重視這些制度的運行方式，其在實現目標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及其變更模式。 歐陽修很早就對五代——宋朝之前那段分裂與動盪的時期——懷有濃厚興趣，並且這種興趣貫穿其一生。歐陽修年輕時雖然很少有時間研究歷史，但仍提議與朋友尹洙合作撰寫五代史，尹洙也是一位傑出的古文家並擅長《春秋》。不幸的是，尹洙英年早逝，僅撰寫了四千餘字的《五代春秋》。景祐三年（1036年），歐陽修被貶至夷陵，在那裡他興致寥寥，因此決定獨自繼續撰寫五代史。在整個仕宦生涯中，每當歐陽修被委派到偏僻的地方任職，他就會致力於研究工作。有時，歐陽修會將草稿送給朋友梅堯臣交流討論。歐陽修向梅堯臣透露，他為自己在這一著述中採用的原則、作出的判斷以及確定的非傳統分類感到自豪。然而，歐陽修說他只會與幾位好友就此進行探討，至於其他人，他認為他們將無法理解這些問題。當然，歐陽修正在撰寫《五代史》並非無人知曉。嘉祐五年（1060年），歐陽修再次身居要職之後，朝廷讓他進呈《五代史》的手稿，這是他的榮幸。歐陽修選擇了拒絕，理由是《五代史》手稿還難以令人滿意甚至尚未完成，因為此前身處遠地，很難收集查閱參考資料，而且由於他最近參與編修《新唐書》，無暇進行私人寫作。歐陽修終其一生都不願公開《五代史》，因為他認為很多傑出的士大夫，尤其是他的政治對手，都不會贊成這部著作。歐陽修去世不久後，朝廷命其家人進呈《五代史》手稿，目的是將其正式出版，以此向歐陽修表達身後的敬意。正如歐陽修的先見之明，《五代史》的刊行由於王安石的反對而擱置，王安石認為「其文解多不合義理」。五年之後該書才得以刊行，這也使歐陽修偉大史學家的地位得到了認可。 《新唐書》和《新五代史》都具有文字典雅簡潔的特點，尤其是後者。這兩本史書文采粲然，在歷代正史的讀者中廣受歡迎。然而，作為歷史著作，它們又飽受批評。由於文字過度精練，它們經常僅提供最基本的總結。這一缺陷是它們無法按照預期取代《舊唐書》和《舊五代史》的主要原因。 《新唐書》被進呈朝堂請求恩準時，編修者聲稱，此書「文省於舊」，與《舊唐書》相比「事增於前」。後世很多史學家在這兩點上均持反對意見。如果編修者沒有因為堅持簡潔，而選擇刪棄那些見於《唐實錄》中的若干史料，那麼《新唐書》的參考價值會比實際情況高得多，北宋滅亡時，《唐實錄》已佚。雖然《新唐書》比《舊唐書》可讀性更強，但其信息量卻不及後者，因而無法滿足那些對史料感興趣的讀者。例如，其他正史通常都會提及所談人物的家庭背景，但《新唐書》的列傳部分卻並未採用這一做法（這並非歐陽修的想法，而極有可能緣於傑出唐史學家呂夏卿的影響）。學者們在設法追溯列傳人物的社會出身時，就會因為這類信息的缺失而遇到極大障礙。該書的另一個缺點是由歐陽修的文學品味導致的。唐朝大多數文獻都使用辭藻華麗、堆砌典故的駢文寫成，而歐陽修不喜駢文。因此，他要麼把這些唐朝文獻全部刪棄，要麼將其砍削編纂成他喜歡的樣子。後世學者認為，歐陽修在這樣做的過程中破壞了其中大部分歷史價值。 歐陽修及其同僚將從舊史書未使用的文獻中得來的信息加入到新史書之中。然而，他們似乎並未足夠審慎地核實這些信息的真實性。一些批評家甚至指出，他們在明知文獻內容可疑的情況下仍然使用了這些史料。無論如何，《新唐書》中包含許多錯誤：一位後來的史學家將其謬誤劃分為20類。在該書出版時人們就已經注意到它的一些不足之處。司馬光在編纂其傳世之作《資治通鑑》時選擇依靠《舊唐書》，因為它更為忠實地保留了原始史料的內容。 儘管五代時期政權更迭頻繁，由於沿襲對歷史的充分尊重，所以五代時期的大多數記錄都得以保存完好。就像《舊唐書》一樣，《舊五代史》只是遵循這些記錄，並沒有試圖進行解讀。而這正是讓歐陽修和其他幾位學者不悅的原因，他們希望看到該書能夠重修。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主要是解讀性的。他很少關注事件，認為其中很多是亂世之間微不足道的小事件，或是佛教影響帶來的不良結果，亦或是幾乎毫無意義或價值，因此將其從書中盡數剔除。歐陽修反而專注於通過有選擇地提出事實來發展和運用說教概念，以便支持道德判斷。歐陽修通常會在《新五代史》各卷的卷末探討他之所以如此選擇和安排信息的原則，之後是對本卷道德信息的注述。一些批評家抱怨說，這些探討和注述對五代的各種弊端進行了過多的譴責。歐陽修則為自己進行了辯護，堅稱五代混亂已極，似乎只有激烈言辭方能適用。 對歷史進行說教性解讀的核心是《春秋》確定的褒貶原則。幾個世紀以來，史學家已經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史官一職賦予其義不容辭的責任，必須通過明智而審慎地評價歷史人物來維護政治道德。但歐陽修是第一位系統應用這一思想的史學家。他懷著極大熱忱繼續奉行其最喜歡的《春秋》的精神，並設置了新的列傳類型，例如「死節傳」（從字面上講，是堅貞不屈而死）和「死事傳」。在頌揚那些雖生於道德淪喪禮義崩塌的亂世，但仍堅定奉行高標準政治道德的人物時，歐陽修努力總結出這一深刻教訓：忠誠的儒家應始終遵循正道，珍視美德甚於珍視生命。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有貶有褒。先後在五朝為相，服侍過八位皇帝的馮道，作為失節的象徵被歐陽修專門挑出來，從此馮道落下了不忠不義的罵名。馮道曾被同代之人高度評價為有良知的儒士，但根據宋朝新儒家的嚴苛信條，他根本算不上儒士。歐陽修為他撰寫的雜傳里充斥著道德憤慨。 歐陽修的評價並不總是如此明確：有些評價是通過微妙的史學技術進行傳達的。為眾多史學家所用的一項技術是通過寓褒貶於一詞來作出隱諱評估。另一項技術是由歐陽修發明的，可以描述為「通過交替使用抑揚來進行補償」。在為大體高尚之人作傳時，歐陽修會強調他的主要成就，不提及他的輕微缺點；但在史書的其他部分談及相關主題時，則會全部指出此人的這些缺點。18世紀史學大家趙翼稱讚這項技術毫不隱晦且明智，推薦所有歷史著作使用這一技術。這種技術有助於通過將一個高尚之人的行為變得更為振奮人心，而促進美德的傳揚，同時又能保持歷史記錄的可信性。歐陽修發明出這項技術展現出他的悲憫、溫情，以及他對歷史這種道德指引途徑的關注。歐陽修的歷史道德標準雖然嚴苛，卻不會嚴厲或輕率地使用。 歐陽修稱《新五代史》中的注出自其親戚兼門人弟子徐無黨之手，但現代學者認為這些注出自歐陽修本人之手。歐陽修或許擔心他對政治行為的道德判斷雖然僅涉及過去，但仍有可能為當時白熱化的黨爭提供更多動力。然而徐無黨與政治毫無關係（巧合的是，他的姓意為「逐漸」，他的名「無黨」表示「沒有朋黨」或「沒有黨派偏見」）。歐陽修關於說教性的注由徐無黨撰寫的說法，大大消除了這些注的令人迷惑之處。 儘管歐陽修的技術和風格受到後世史學家的稱讚，但人們普遍認為他對研究對象的激烈道德評價過於熱切。章學誠認為，歐陽修僅以說教方式看待歷史極為偏頗。人們可以接受解讀歷史，但歐陽修的史書中充斥著過多的情緒化議論。因此，大多數史學家仍繼續把《舊五代史》作為真實的參考書來使用。與歐陽修相比，司馬光被視為更為優秀的史學家。他的《資治通鑑》是繼《春秋》之後的又一部編年體史書，記錄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的歷史軌跡。該書同樣文風簡潔，且亦是為說教而作，但並不像歐陽修的史書那樣固執己見、好發議論。故而，相比文采，更感興趣史筆的學者們通常會閱讀《資治通鑑》或其各類縮寫本，而不是歐陽修撰寫的史書。 正統論是儒家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歐陽修對此有自己的看法。常規看法是合法王朝持續更迭，每個王朝都將其合法性歸功於五行相勝，歸功於其王道之治，歸功於其來自此前合法統治者的血統，或歸功於這些因素某種程度的共同作用。對歐陽修來說，五行理論在理性方面缺乏合理性。合法性基於血統的主張通常出於政治動機，它忽略了這樣一種現實：某些朝代雖正，但卻只控制了傳統中國疆域的幾個彈丸之地，而被視為非法篡位者的其他政權反而統一了大片國土，並長期執政。「合法性」用術語被稱為「正統」，正如歐陽修對該詞所作的解釋那樣，「正統」包括兩個單獨的要素：「正」，指王朝繼承的道德權力，而「統」則為統一的政治控制事實。 有時，這兩個要素根本不會同時發生。雖然歐陽修是衛道士，但他也指出，政權缺乏王道並不會抵消統一的事實。他甚至還堅稱，在執政伊始缺乏道德權力的王朝，或許能通過穩定的統治逐漸獲得正統。他也不同意「正統」這一概念，「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者」。根據歐陽修的理論，王朝的正統性僅在國家分裂時出現了中斷，即過去的正統在漢朝之後的三國時期、晉朝之後的南北朝時期及唐朝之後的五代時期分別斷絕。這一觀點雖然是一項重要而合理的貢獻，但並沒有被普遍接受。皇權更迭的正統路線存在斷層以及實現統一的既成事實會授予正統，這兩種觀點對於傳統儒家思想來說很難接受。很多史學家繼續尋找將以某種方式重申舊有信念的方案，即只有王道才會帶來正統，而且只有正統政權方能統一中國。幾個世紀後，由於需要解釋靠征服而建立的元和清這兩個王朝的存在，史學家在解釋何為正統的問題上面臨更為巨大的困難。 歐陽修還為史學的一個次要分支家譜學做出了重要貢獻。宋朝新興士大夫階層成員羨慕世家大族保留著數百年來顯赫祖先和父系親屬的大量記錄，於是設法效仿他們。當然，那些試圖通過追溯家庭起源以獲得高貴出身來提高聲望的人，經常找不到足夠的可靠事實來證實其主張，但人們對家譜的興趣卻大大增加。世家大族在鼎盛時期曾保持著龐大的「族」（大約為宗族組織）。他們的家譜遵循嫡長子繼嗣並記錄所有族人，也包括那些經常被忽視的族人。在宋朝，「族」一詞開始意指規模大大縮小的親屬群體，主要是指家庭較為親近的分支。隨著社會流動性的增加，遠親不再比鄰而居。因此，編修家譜的舊方法變得過於繁瑣和混亂。歐陽修和蘇東坡之父蘇洵各自發明了編修家譜的新方法，而且兩人欣喜地發現，他們的方法竟然大致相同。從那時起直至20世紀初，所有家譜的編修都遵循他們這兩種方法的原理。無論是否為嫡長子繼承，都遵循將直系血親作為族譜的主幹。僅將直系三代以內的後代記錄下來。人們認為疏遠的分支會單獨擁有各自的家譜。家譜也具有社會學意義：它們有助於加強家族團結，而這正是儒家的理想。 儘管歐陽修的史學技能遭受到一些批評，但他理應被譽為傑出的史學家。他與人合修了一部正史，又獨自私修了另一部正史，同時還是考古學的先驅、偉大的目錄學家、宋朝當代史料的保存者、開創性思想家，還對史學各個分支都做出了傑出貢獻，除了為數不多的幾位前輩、同輩和後輩外，諸般成就使歐陽修幾乎令所有人都望塵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