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 · 第六章　晚期仕宦

SIX　LATE CAREER 慶曆新政後，歐陽修因遭人誹謗而被貶謫，輾轉多地任職長達十年之久。之後，他再次入朝擔任重要職務，並在5年後最終登上仕途的頂峰，以參知政事的身份與老友韓琦和富弼一起在朝理政。那時，他們三人均已喪失推行改革的興趣。穩定是他們的首要目標，並且他們部分實現了這一目標。歐陽修又一次因私德方面的原因遭到彈劾，最終再次被貶出都城。作為地方行政長官，歐陽修在仕宦的最後階段一直反對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政策。熙寧變法啟動不久之後，歐陽修承認自己已落後於時代並上奏請求致仕。 慶曆新政終止之後，歐陽修的對手們並未立即找到能徹底打倒他的武器。由於大多數新政領袖已被罷黜，指控歐陽修結黨營私和圖謀不軌並不適用。歐陽修以前曾以私德有虧為由彈劾過幾名官吏。現在該輪到他被彈劾了。歐陽修的甥女張氏早年間前來（或者按照中國人的說法，回到娘家）與歐陽修一家人同住，並將亡夫與前妻所生的女兒也一同帶來。此女雖與歐陽修一家並無血緣關係，但被稱作「甥女張氏」，她後來嫁給了歐陽修的一名遠房族人。慶曆五年（1045年），張氏因與僕人通姦而受審，不但招認了這一罪狀，還招認其在未嫁時曾與歐陽修有染。不久後歐陽修即因被指控亂倫而入獄。在接受調查時，歐陽修否認了這一罪名，他聲稱，甥女張氏之所以供認所稱罪狀，要麼是由於這樣一個錯誤的觀念，即通過將他牽涉其中可能會減輕自己面臨的刑罰，要麼是別人的惡意暗示，此人為陷害他而蓄意羅織了這一罪名。那些妄圖毀掉歐陽修的人完全不遺餘力。他們提供了被稱為間接性證據的物證，即他多年前所作的一些艷詞。歐陽修年輕時與倡妓縱情聲色，行為不檢且薄情寡義，並在這些艷詞中透露出他的放蕩行為。其中一首詩中明確談及一名年輕女子，歐陽修的政敵們聲稱，這名女子極有可能就是能夠證明案件之人。但除歐陽修以外，寫作暗示性艷詞的官員不乏其人。此外，正如幾個世紀後的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這種艷詞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以詩寓意，而不是對現實主題的探討，更不是對浪漫情感的真實表達。甥女張氏招認的罪行只是她針對歐陽修的一面之詞。因此，法官認定她對歐陽修的攀咬無法得出定論。不過法官又補充道，根據法令，歐陽修犯有瀆職罪，因為張氏的部分嫁妝被用於購買了一些田產，而這些田產錯誤地登記在歐陽修一家的名下，這顯然是為了使這些田產享受歐陽修的免稅特權。 宰相賈昌朝對這一審判結果並不滿意，於是安排另一名法官蘇安世主持複審，並安排內侍監審，這是顯示皇帝本人對案件極為關注並強調案件嚴肅性的典型方式。內侍王昭明之所以被選中，據說是因為歐陽修曾阻止他謀求職務，想必王昭明會利用這個機會實施報復。然而王昭明卻拒絕逾越適當的司法限制。有記錄顯示，法官蘇安世決定維持原判，但另外兩份記錄則顯示是王昭明作出了這一決定。根據後面兩份記錄的記載，法官蘇安世在審判中提議，或可用酷刑來檢驗歐陽修對罪名的一再否認是否可信，對此王昭明卻駁斥說，皇帝派他前來是為了讓他親睹正義得以伸張，令他費解的是酷刑何以成為合理之舉。此外，據說王昭明還補充道，皇帝每日都會提及歐陽修，如果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隨意定罪，雖在當時可取悅某些宰輔大臣，但或許他日在不同政治情況下會自食今日所為之惡果。由於宋朝對待高官的政策相當優厚，這使得高官在受審時幾乎不會遭受酷刑，所以關於對歐陽修可能用刑的記載極有可能並不屬實。另一方面，這位內侍關於歐陽修享有極高聲望的一些暗示，或許也幫助歐陽修避免受到進一步的傷害。無論如何，最終還是維持了原判。 然而，政敵對歐陽修恨之入骨，故而提議進行第三次審理。此時，趙概申辯稱，雖然他與歐陽修非親非故，但他認為，以如此可疑的理由堅持懲罰歐陽修這樣的高官、傑出文人和受人尊敬的作家，實在有損朝廷的尊嚴。張方平雖對改革派心存憎惡，但作為經驗豐富的政客，他清楚地看到一場政治風暴正在醞釀之中。張方平向賈昌朝進言，鑒於賈昌朝與歐陽修之間的敵對立場人盡皆知，他很可能遭受指責，說他故意加害歐陽修。賈昌朝因此轉而謹慎行事，允許案件維持原判並結案。 隨即，歐陽修被貶至滁州這個偏僻的多山地區擔任知州，表面上僅僅是因為他允許將張氏的財產虛假登記在其家人名下。正如其詩作所揭示的那樣，歐陽修受到的最大傷害是聲望受損。在接下來的十年間，歐陽修為詩為文，研究學問，對其歷史地位倒是大有裨益。歐陽修在滁州保持著良好的精神狀態，自稱「醉翁」，這個名號也因他以此命名的一篇文章而流芳百世。實際上，歐陽修當時剛過不惑之年。慶曆八年（1048年），即被貶三年之後，歐陽修升任揚州知州，揚州是大運河與長江交界處的大都市。由於擔心政敵心生嫉妒並試圖再次痛下殺手，在任未滿一年，歐陽修就請求改任到較小的地方。於是他被調任潁州知州，這個湖泊眾多的風景優美的州後來也成為他的永居之地。 按照文官的常規做法，像歐陽修這樣才能卓越的人不應長久擔任地方的卑微官職。但直到至和元年（1054年），歐陽修才被召回都城。歐陽修參加經筵侍講，其間仁宗看到他的銀髮大為震撼，繼而詢問歐陽修：「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此事立即引人猜想，歐陽修或會再被起用。十天之內，政敵就再次採取行動。根據幾則史料記載，有人偽造歐陽修奏疏，稱其「乞汰內侍挾恩令為奸利者」，並廣為散布，這激起了內侍對他「人人切齒」。作為回應，據傳內侍提醒皇帝，像歐陽修這樣功利心過重的人會作祟生亂，甚至可能會「奪人主權」。還有史料記載，歐陽修徹夜宴飲，天未破曉醉醺醺地上朝。這些史料還稱，一些深感意外的內侍向皇帝奏報了歐陽修的舉動，以此說明他玩忽職守。 無論如何，歐陽修突然再次被調任到偏遠的同州為官。歐陽修的兒女親家吳充（他的女兒嫁給了歐陽修的長子）申辯此次調任有失公允，但他的申辯未產生任何反響。幸運的是，宰相劉沆不喜朋黨紛爭以及不負責任的指控，他和另一位高官兼傑出文人范鎮一起表示支持歐陽修繼續在朝為官。在兩人的干預下，歐陽修受命留京編修《新唐書》。不久之後，歐陽修被擢升為翰林學士，這是一個享有極高聲望的職位，他也因此享有一些諫言權。 歐陽修修身養性和政治沉寂的漫長歲月結束了。他的意識形態取向和相當暴躁的脾氣如往常一般鮮明；雖然歐陽修一直堅持自我克制，已經使其鮮明而張揚的個性有所收斂，但卻未能真正使之變得柔和而圓融。一旦重歸朝堂，他既無法遠離政治亦無法緘口不言。歐陽修一如既往地喜歡與人為伴、彼此交談。雖然他無意於再次推動改革，但仍希望看到能夠實現一些改良。雖然歐陽修意識到他過去在挑起黨爭中所犯的錯誤，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會避免進行批評或提出異議。作為翰林學士，他可以隨時覲見皇帝，因此他有機會與幾位言官一起彈劾宰相陳執中，並在彈劾未果後提出辭職。朝廷既希望他繼續在朝為官，同時又希望他免於紛爭，於是決定派他出使遼帝國。歐陽修出使回朝不久後，再次與老對手賈昌朝（時任樞密使）發生衝突，兩人先是因為灌溉工程的利弊而起爭執，後又因賈昌朝與內侍過從甚密而再起衝突，這些內侍涉嫌規避某些制度進而在幕後營私舞弊。在歐陽修和其他人日盛一日的彈劾之下，賈昌朝最終被罷黜離朝。時代在不斷變化，少數經歷慶曆新政並得以留存的改革領袖將在不久之後憑藉其資歷和業已證實的能力再掌權柄。 在東山再起的道路上，歐陽修還遇到了其他一些障礙。其中之一涉及科舉考試的標準問題。慶曆新政的改革計劃曾主張重視對儒家經典的解讀和對經世問題的探討，因而較之當前的西崑體文風，古文更為適合上述兩個主題。改革失敗後，科舉考試又恢復了原有標準。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受命主持進士考試。他公開宣布，他將注重考卷內容而非文風。在中舉的考生中，有大量才華橫溢的年輕文人，他們在古文中展現的想法被證明完全是真知卓見。然而一些大失所望的落第舉子對歐陽修發起了人身攻擊，甚至再次利用甥女張氏一事對他進行誹謗。另外一個障礙是內侍。嘉祐三年（1058年），歐陽修任權知開封府。任職期間，他經常收到應內侍請求直接施恩而沒有通過政府渠道的內降或御筆。歐陽修非但沒有謹遵這些御筆，還譴責那些鼓動下達御筆之人，聲稱這些人應當為此受到懲戒。歐陽修採取的這種立場雖引發了一些不滿，但並未招致報復，因為當時歐陽修的影響力正在顯著增強。此外，他在後宮之中也有友人。皇后與其夫人的娘家有舊，現在皇后歡迎她重回都城，並且偶爾還會邀她一敘。 嘉祐五年（1060年）《新唐書》編修完成之際，歐陽修終於獲得了高級行政職務，擔任樞密副使。次年，他被任命為參知政事。韓琦和富弼也被委以重任。自嘉祐五年至治平三年（1060—1066年），是這三位密友大體掌權時間（富弼很快便停止密切合作），也是後來被許多宋朝士大夫們懷念的一段時光。中國後世的史學家也稱頌韓琦和歐陽修成功解決了兩次皇位繼承危機，以及在兩個動盪的改革時期實現明顯的穩定。當初的改革者已經變了。他們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在官僚機制中造成了危害嚴重的分歧。如今，他們決心停止黨爭，並與新晉人才及樹大根深的同道官僚進行合作。慶曆新政之後，歐陽修與富弼詳細探討了他們在改革失敗中應負的責任。兩人一致認為，他們當時操之過急、固執己見且剛愎自用。他們得出結論，真正的治國才能需要的是三思而後行，以免後悔莫及。歐陽修在重掌職權伊始，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急躁、熱切，甚至衝動，但一段時間以來他一直理智地傾向於循序漸進地實現改良。甚至是在慶曆新政之前，他就已經意識到，變化太多會引起混亂並導致政府命令失效。在改革過程中，歐陽修就曾強調應改進吏治而不是立法。如今，他坦率地反對修法，除非修法的益處眾多且明確。他強調，官吏治理應使現行法律更好地發揮作用。 這是否意味著歐陽修及其友人失去了進取的興趣？絕非如此。他們已經學會珍惜循序漸進的進步，而且他們認為，只有在形勢穩定的情況下這種進步才有可能實現。此外，他們實現的改善不應被低估。在此作幾點說明。作為樞密副使，與以前相比，歐陽修以更加系統的方式收集有關地方駐軍，尤其是邊界駐軍的信息。作為執政，他利用業餘時間編制帶有分類標題的綜合目錄，內容涵蓋中書省各個衙門多年來積累的法律與制度、先例與例外以及差異與矛盾之處。如果皇帝需要詢問關於政務的問題，而歐陽修又不當值，則只需派內侍前往中書門下查看歐陽修編寫的目錄即可。 慶曆新政期間採取的措施之一是「方田均稅」，重新丈量土地的大小，規定公平的稅額。這是一個主意雖好但執行情況極為糟糕的例子：重新丈量土地不僅極為倉促，而且還令許多人不勝其擾，同時又錯誤百出。不僅如此，修訂後稅收的公平性也未達預期。嘉祐五年（1060年），當一項類似政策被提出時，歐陽修表達了反對意見，因為他意識到，設法執行這項政策將過於艱巨。相反，在他的倡議下，地方官員只是按照指令通過核減明顯過高的稅率，並核增明顯過低稅率的方式，來對現行稅率進行調整。這些官員還有權豁免或廢除近年來不合理增加的稅款，以及政府早就沒有正當理由去征繳的稅款。 總而言之，作為傳統儒學政治家，歐陽修及其同僚表現得十分出色，他們改良官僚體制，但並未對其加以破壞，並且遵循這樣一種信條行事，即恰當得宜的行政行為需要走過漫長道路才能解決國家層面的問題。 若想高效而審慎地進行行政管理，就需要高效而審慎的官員。韓琦和富弼發現了很多能夠勝任財政和司法事務的人才，但這並未令歐陽修感到滿意。他的目標是選拔和培養才幹卓越並能夠最終接掌國家大事的年輕人。治平二年（1065年），歐陽修在單獨覲見英宗（仁宗的繼任者）時，闡述了實現這一目標的計劃。從進士登科到朝廷重臣的正常道路要經過三個階段：首先在三館任職，年輕人在此通過編修歷史文獻、從事研究工作及為國家盛典起草文書的方式熟悉國家事務，然後居兩制（翰林學士任內製或知制誥），最後遷居兩府（中書門下、樞密院）任職，上述機構是整個政壇的神經中樞。歐陽修稱，近年來只有少數進士及第者入館職。他建議，每位公卿大臣均可推薦數名年輕人，加起來共推薦大約20人，這些人「皆令召試館職」。英宗同意了這一提議。韓琦對此提出了異議：在他看來，因為人數過多，這可能會導致激烈的競爭，受到營私舞弊的指控，並引發嚴重爭議。但皇帝回應稱，如果候選者果真才能出眾，朝廷一定會廣納賢才，多多益善。富弼則反對說，將幾個年輕士大夫擢升到高於其他人的官位，將在官僚體制中引起紛爭。英宗駕崩時，歐陽修的計劃還未確定最終行動。因此，這一計劃從未得以執行。在執掌權力的數年中，歐陽修依靠個人力量舉薦擢升了許多賢能的年輕官員，舉薦的人數可能超過其他任何人。這些受到提攜的後輩包括熙寧變法的領導者王安石和呂惠卿，還有變法反對派的領導人司馬光和呂公著。當然，兩派之間的最終衝突正是韓琦之前所擔心的。然而，錯誤並不是由於歐陽修的舉薦造成的，他吸納新人時並不考慮政治觀點。 在歐陽修第二次身居高位期間，年輕一代士大夫再度分為北方保守派和南方改革派。比如，在修訂科舉考試標準的問題上，他們就存在分歧。歐陽修採取中間立場：他已經採取多項措施對考試標準進行了修訂，使之有利於古文和對儒家經典的解讀，故而他已看不到較大的改善空間，並且認為只要由賢能官員來主持，科考系統定將良好運行。嘉祐五年（1060年），司馬光對歐陽修的科舉考試標準頗有微詞（反映了保守派的觀點）：歐陽修推動採納的重點使司馬光的北方同伴處於不利地位，因為他們一直按照舊有方式進行訓練，嚴格遵照經文及傳統注述的內容。他進呈了替代性安排：為確保地區代表性，保持公平公正，每個地區的進士取士名額應當相同。歐陽修對此表示反對，他指出，如果司馬光的提議被採納，舉子人數較少的地區，比如北方，為使解額錄滿，將不得不降低標準；相反在擁有更多受過良好教育的舉子的地區，比如南方，那些學識出眾的舉子則會慘遭淘汰。歐陽修堅持認為，唯有統一的國家標準才是唯一公平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王安石與其他南方人則主張將科考重點放在對經的正確解讀，及將這些解讀應用於經世問題之中，而非僅僅注重文章寫作。歐陽修卻反對矯枉過正。到底由誰來決定何為對經的正確解讀？此外，他想通過科舉考試選任均衡發展且又知識淵博的人才，而不是具有特定信仰的專家。 年輕一代根本不滿足於歐陽修的立場，並在他死後繼續就此問題爭論了很長時間。最後還是來自西南地區的蘇軾（蘇東坡）提出了這個最基本的問題：考試標準有可能完美嗎？正如歐陽修已經表明的那樣，高度程式化的詩詞和詩化散文與經世治國幾乎毫無關係。歐陽修提倡的散文風格促進了有關政務的學術見解的表達形式的發展，但這些見解是否實用仍然無法確定。對儒家經典進行解讀並嘗試將其應用於政府政策，雖然這類科考標準在王安石的推動下受到了高度重視，但其實用價值同樣值得懷疑。蘇軾總結道，總之，沒有任何一種考試標準能夠確定無疑地找到優秀的行政官員。畢竟，真正的考驗在於行動而非語言。針對科舉考試標準的辯論，反映了新儒家們面臨的困境。隨著新儒家意識形態的發展，它產生了一種探究一切的哲學態度，這也就意味著它的視野跨越了傳統的準則，對普遍和流行價值產生了懷疑並且反對一味遵從。然而，科舉考試制度必須以一套統一而明確的標準為基礎。回想起來，為了使科考系統較為正常地運行，歐陽修將工作重點大體從提議對系統進行進一步修正，轉移到挖掘和提拔能臣的具體任務中，由此可見，歐陽修可算一個頗具洞察力的人。 歐陽修與韓琦等人為實現穩定和逐步改良而做出的努力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正如南宋著名學者葉適指出的那樣，「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有時，個性衝突會使原本平靜的局面變得劍拔弩張。儘管歐陽修已經意識到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但卻未能糾正原有的習慣，即「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往往面折其短」，雖然「同列未及啟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幸運的是，韓琦了解他的個性，並且對這種性格缺陷渾不在意。但是韓琦和富弼之間很快就出現了摩擦。韓琦通常會迅速決策，而富弼則往往躊躇拖延，舉棋不定。這種差異至少部分源自於他們在政策上的分歧。已經與歐陽修取得一致的韓琦希望在總體上實施改良，但富弼即使是對輕微的變動也經常持保留意見。富弼曾是慶曆新政最激進的領導人之一。多半是因為所持的觀點，他曾多次被污衊為叛徒。由於富弼是多次受到這種譴責的唯一一位改革領袖，所以他現在所展現的已經不完全是一種保守態度，而更像是一種分裂的思想狀態：既渴望再次堅持原來的立場，又極度恐懼遭受政治恥辱。一次，因為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富弼舉棋不定。韓琦一反常態地失去了耐心，終於說道：「又絮耶？」這是一個極不莊重的口頭用語，因此富弼面紅耳赤地嘀咕道：「絮是何言與？」嘉祐四年（1059年）初，富弼提出辭職，但被說服留任。 按照慣例，父母去世，官員丁憂三年，由於每位公卿大臣職責繁重，所以都被起復。某日，韓琦和富弼偶爾談論習俗和先例，韓琦泛泛地表示，他認為起復有失公允。大約一年後，富弼的母親去世，他拒絕起復並且立即停職服喪。富弼解釋說，韓琦早就對此表明了自己的立場。雖然韓琦否認這一說法，聲稱自己當時不經意的言論屬於個人看法，但富弼拒絕相信那不是一次明顯的暗示。兩人再也沒有恢復當初的親密關係。嘉祐八年（1063年）富弼復職時，韓琦已不再就公事和他進行私人探討。此類事件就像小小的楔子，不僅在這兩個老友之間鑿出了裂痕，也在富弼和通常站在韓琦這邊的歐陽修之間鑿出了裂痕。士大夫之間有一種關於人際關係的說法非常令人傷感：即使是最賢能的士大夫，即使他們具有儒家的美德，仍然難以維持其政治隊伍的團結，也難以使私人友誼完好無損。 一個更加令人不安的問題是皇位繼承。仁宗的統治持續了30多年，他雖有13個女兒，但並無子嗣。從嘉祐元年（1056年）開始，仁宗的健康狀況日趨惡化，很多公卿大臣都委婉地敦促他確立皇儲。仁宗的反應不是沉默就是憤怒。直到嘉祐六年（1061年），經過韓琦、歐陽修及另一位宰相曾公亮的長期勸說，仁宗才做出讓步。即使如此，他也只給了侄子榮譽頭銜，意味著他極有可能將這個年輕人立為皇儲，但並沒有明確或肯定地確定下來。次年，歐陽修挺身而出，為毫無疑問或毫無爭議地確定皇位繼承順序做最後的努力。他在朝堂上當著仁宗的面直接提出了這一議題。歐陽修說完之後，仁宗一言不發，對他凝視良久，而朝堂上的韓琦等人則屏息等待。終於，仁宗應允，授予侄子皇儲的正式頭銜並昭告天下。一年之後，仁宗駕崩，英宗即位。然而僅在繼位數日之後，新君就出人意料地突發精神疾病，歇斯底里地呼喊有人想行刺他。在英宗康復期間，太后臨朝聽政。英宗與太后之間失和，而且在對雙方各有偏袒的內侍們煽風點火的影響之下，這種狀況更是雪上加霜。一方面，歐陽修的夫人發揮積極作用，勸說太后善對其侄。她還表示，歐陽修和韓琦也抱有同樣的希望。另一方面，歐陽修和韓琦也向英宗提出了類似安撫性建議。這些舉措為宋朝的穩定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英宗康復後不久，韓琦採取了一個出人意料且富有戲劇性的行動。一天，韓琦在太后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出其不意地與她商議撤簾還政之事。太后剛一含糊其辭地表示同意，韓琦立即高聲吩咐在場的內侍撤掉她面前的幕簾。嚴苛的性別隔離傳統禁止後宮妃嬪被朝堂上的公卿大臣們看見；因此，幕簾無疑是女性臨朝聽政的象徵。突然撤簾不僅導致太后匆忙離去，而且實際上還象徵著她臨朝聽政的結束。 韓琦事先未向富弼提及他的意圖，因為他知道富弼對太后頗為同情，這使得富弼憤恨不已，因為他覺得，作為與韓琦同級的宰相，又與韓琦共事多年，韓琦本應就此事與他商議，或者至少應提前知會他。實際上富弼懷疑韓琦把他蒙在鼓裡是用心險惡，意圖破壞他在英宗心中的信譽，這完全是富弼反應過激了。於是，富弼辭職離朝，並於不久後致仕，結束了與韓琦和歐陽修的多年友誼。這個曾為穩定而工作的團隊本身已經部分瓦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句中國俗語的意思是麻煩永無休止。新皇帝還沒來得及熟悉他的公卿大臣，他們之間就爆發了一場激烈的論戰。論戰圍繞著這樣一個問題：英宗應當給予自己的生父何種哀榮，才不至於讓他顯得對養父仁宗忘恩負義。有關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議（稱為濮議）的詳情，以及涉及儒家禮義許多更為深奧的技術性細節的複雜爭論，可能會讓西方讀者頗感興趣，這大約就如同關於能有多少個天使能在針尖上跳舞的爭論會令普通中國人頗感興趣一樣。不過，重要的是人們要認識到，那就是相關禮制體現了儒家在尊卑有等、長幼有序及貧富有別方面的等級意識。另一方面，關於禮制的爭議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影響。這位新皇帝自然希望尊奉亡父為皇考。但很多官員堅持反對這一想法，甚至為此丟官罷職也在所不惜。他們的理由是，皇帝不應做任何減少其對先皇感激之情的事情，因為先皇仁慈地收養了他。他們認為，皇帝能給予生父最適當的榮譽是「皇伯」稱呼。歐陽修與其背後的韓琦則是皇帝願望的代言人。通過讓皇太后籤押同意並發起倡議，他們以謀略擊敗了反對派，而皇帝本人也大度地拒絕給予亡父帝王地位的全部榮譽，轉而下詔追封亡父為「皇」，而非「皇考」，後者留作他對先皇滿懷感激的象徵。這個錙銖必較的解決方案未能終止政治紛爭，因為受挫的反對者仍比比皆是。一些後世的傑出學者認為這一解決方案在本質上並無不妥之處。皇帝的諡號只是一種榮譽，不會混淆皇位的繼承。這些學者幾乎未曾考慮反對派提出的替代性頭銜，這在歷史上完全沒有可以比照的先例。 但是，對這一決定的強烈抗議，摧毀了韓琦和歐陽修精心建立的官僚體制的穩定。大批士大夫們譴責歐陽修，不幸的是這其中還包括富弼。他們譴責歐陽修無恥地迎逢新君主，使其做出不可原諒的不當行為，在曲解古禮的基礎上編造錯誤理論，使用奸計使皇太后錯誤地默許此事，尤其還徹底地背叛了先帝，先帝此前一直仁慈地讓他在朝為官達三十餘年之久。他們中的一些人把歐陽修稱為公敵，認為應該對其處以極刑。歐陽修一來不勝其擾，二來也是出於自衛，覺得有必要撰文對這一主題展開詳細論述，希望為子孫後代澄清這個問題。他完全清楚何以會發生爭議。譴責他的人大多是保守派。因為沒有現成的重大問題，這些人攻擊他及其他當權者的最佳辦法就是利用禮儀和禮節問題製造事端。無論如何，范仲淹曾經通過忤逆帝王之意獲得了巨大聲望，如果他們違背英宗所願，也必定會有此番造化。歐陽修在提出很多問題時一直言辭激烈，難道他們就不應如此嗎？歐陽修曾無懼遭受貶謫，他們的決心也同樣堅決。就他們以及歐陽修的情況而言，爭取意識形態權威地位，勇於表達意見分歧的威望及提出大膽批評的聲譽是對暫時受挫的豐厚回報。 顯然，歐陽修贏得了戰鬥，卻輸掉了這場戰爭。由於政敵太多，他已經無法再有效開展行政工作：繼續擔任朝廷高官只會招致更多攻擊，但他迅速提出的多次辭職均遭皇帝拒絕。然後，曾被他引為同道並舉薦的蔣之奇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用誣謗之劍從他的背後發動攻擊，從而再次加深了中傷誹謗給歐陽修造成的傷害。在之前的濮議之爭中，蔣之奇在與歐陽修私下交談時，對官方解決方案表示支持，歐陽修因而舉薦蔣之奇擔任御史之職。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駕崩。雖然新帝神宗再次拒絕歐陽修的請辭，但蔣之奇認為，局勢很快就會發生變化，於是決定背叛他的提攜者，挽回他在反對派陣營中的形象。一天，蔣之奇突然出現在朝堂上，彈劾歐陽修幃薄不修並奏請將其處死，因為有人向他舉報說，歐陽修曾與其長媳通姦。這項指控掀起了軒然大波：這比之前曾使歐陽修落馬的指控要嚴重得多。自感尊嚴盡失的歐陽修閉門不出，等待徹底調查，而且他執意請求一定要徹查此事。 此案再次表明，宋朝的司法不講究充分的證據和程序規則。當年輕的皇帝索要舉報來源時，蔣之奇表示，他是從另一位御史彭思永那裡獲悉了此事。彭思永聲稱自己年事已高，無法記起何人向他舉報了此事。此外，蔣之奇還認為，朝廷的法規允許御史在不透露消息來源的情況下彈劾。他申辯道，如果得不到這種保護，則無人敢於公開揭露任何一位大權在握的公卿大臣的罪行。因此，出於對皇帝的忠誠，他拒絕回答這個問題。朝廷的法規缺乏明確性。如前所述，慶曆八年（1048年）的詔令禁止御史風聞言事，除非涉及朝廷政策，或百姓疾苦。根據傳聞彈劾負責政務的宰執，是否符合這項法令，確實值得懷疑。此時，歐陽修已經幾乎沒有朋友。實際上，除了據稱涉及此事的吳氏的父親吳充以外，沒有人站出來譴責這一純屬誣衊的指控。年輕的皇帝雖然傾向於認為指控缺乏根據，但同時又希望鼓勵蔣之奇，認為他提出此事勇氣可嘉。但年輕的皇帝被告知，帶著矛盾心理將拒斥和獎勵混為一談，基本屬於不合理的行為方式。經過一番猶豫，年輕的皇帝終於駁回了這一指控，發布了內容大致如此的公告，貶謫了蔣之奇和彭思永，並專門派人傳信，向歐陽修轉達皇帝的問候，而此時這位資深的政治家正在家中修復自己受傷的尊嚴。 無論是這兩名御史，還是這兩人背後的歐陽修的政敵，都不曾期望證明這一指控。誹謗本身就足以使他們達到破壞歐陽修聲望的目的。作為新儒學的奠基者，在歷史上享有盛名的程顥後來為這次惡意攻擊提供了一個漏洞百出的藉口。他聲稱，針對本質上相當私人的罪行，要想找到證據絕無可能，而眾人認為指控可信的事實恰恰說明，人們對歐陽修的道德操守缺乏信心。換言之，消防車就意味著火災。奇怪的是，程顥後來改變了立場，聲稱由於在濮議之爭中所持的立場，歐陽修理應被罷免出朝。換句話說，在一個問題上犯下的所謂過錯，可以使在另一個問題上出於政治動機而誹謗他人的行為合理化。政治熱情明顯扭曲了一位偉大哲學家原本邏輯嚴密的思想，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毫無疑問，這一指控毫無根據。誹謗據說起源於歐陽修夫人的二堂弟薛良孺。他官職低微，在醜聞發生前不久曾期望歐陽修出面使他免受彈劾，但歐陽修拒絕讓私人關係干涉公平正義。希望破滅化為了仇恨，這位堂弟開始在社交圈中不斷出言暗示。正如與歐陽修一家關係親近的人所證實的那樣，歐陽修夫人持家甚嚴，即便假設歐陽修的個性令人生疑，所謂的幃薄不修之事也幾乎毫無可能。實際上，極少有人相信這次誹謗。大約25年之後，御史蔣之奇仍然因為利用這一傳聞彈劾歐陽修而受人鄙視。 儘管歐陽修洗刷了罪名，但顯而易見，在所有人看來，他已經被孤立，影響力正在衰減，聲望毀於一旦，而且其作用毫無疑問消失殆盡了。就像歐陽修本人指出的那樣，他繼續居於朝堂將成為朝廷的負累。經過再三請求，歐陽修被允准辭職，而且再也沒有東山再起。作為恩典，歐陽修被任命為亳州知州，亳州緊鄰潁州，而他的田產就位於潁州。在亳州，他醉心於翻閱金石拓片，並撰寫《歸田錄》記錄仕宦生涯的趣聞軼事。歐陽修此期很少寫作其他內容，甚至連詩詞都寫得不多。一個活躍的、富有創造力且波瀾壯闊的生命正逐漸趨於平靜，它的終點已為期不遠。 時光向前奔流，卻把歐陽修拋之於後。歐陽修辭官離朝一年後，韓琦辭去相位，為王安石打開了拜相大門。王安石的宏大改革計劃很快在熙寧二年（1069年）拉開了序幕。其中改革措施之一是在播種季節由政府向農民提供農業貸款，即所謂的「青苗錢」，在收穫時連同利息一併還清。歐陽修既反對青苗法的原則，也反對將貸款強加於一些不願借貸的農戶的做法。當他的反對意見不了了之時，歐陽修運用了這樣一種策略，即在第一個季節時執行這一措施，然後在不事先徵求授權的情況下，下令在下一個季節取消執行。由於歐陽修擁有崇高的聲望，他的違令行為並未受到懲處，只是接到指令，必須撤銷未經授權就取消執行青苗法的命令，並繼續執行改革計劃。次年，民眾對這一改革計劃怨聲載道。神宗任命歐陽修到北方大都市太原任職，並有意在歐陽修途經都城時徵求他對新法的意見。王安石對此表示反對，聲稱歐陽修性格執拗，而且雖然他的散文目前仍然絕佳，但他未能正確解讀儒家經典，並因此誤導了王安石時代的許多文人。時代確實已經變了，新的浪潮正漸漸將前輩文人席捲而去，而歐陽修也無意於逆潮流而動。他連續六次上奏，以身體每況愈下為由拒絕接受判太原府的任命，並誠摯請求一個離家更近級別更低的職位。神宗同意不將其派往太原，但仍表示有意與歐陽修見面，令他在健康狀況允許的情況下儘快前來開封覲見。歐陽修再次懇求，用以下謙卑之語坦陳他對新法的反對意見： 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眾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臣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 對歐陽修來說，熙寧新法過於籠統、不合常規且令人煩惱。他既不贊同新法對儒家經典的解讀，也不贊同其高度自信的管理模式，因此他明確表示，絕不參與其中。終於，皇帝滿足了歐陽修的願望，將其派往同樣離家很近的蔡州。歐陽修不去都城絕對是明智之舉：不久之後，眾多反對變法的官員就被罷黜出京。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中有幾人曾在濮議之爭中嚴厲批評過歐陽修。與此同時，歐陽修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熙寧四年（1071年）春，64歲的歐陽修致仕，次年就與世長辭，結束了他那充滿激烈的政治鬥爭，也為政府立下卓越功勳的漫長仕宦生涯。 歐陽修的政治生涯無疑是傑出的，但像其他許多傑出政治家一樣，他在解決官僚政府的基本問題方面收效甚微，即如何選擇誠實可信的能臣，如何擁有公正有效的法律，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如何在官僚領袖中就這些關鍵問題達成工作共識。無論如何，僅靠政治生涯不足以讓歐陽修在中國歷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應該說，是他斐然的政績和在多個學術領域中的諸多貢獻，才使他成為了最偉大的新儒學大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