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斯特羅莫 · 第一章

無論這場被何塞·阿韋蘭諾斯先生稱為「國家誠信的命運危如一髮引千鈞」的鬥爭是善或惡，其結果是古爾德礦這個「獨立王國」終於建立起來了：陡峭的山峰吐出寶藏，順著木製瀉槽掉進永不停頓的搗碎機里；在無垠的大草原上，每天晚上都能看到聖托梅礦閃耀的燈光；每三個月，運送銀錠的隊伍從山裡去一趟海邊，似乎這個國家爆發的戰爭和戰爭的後遺症，從來沒有能翻越科迪勒拉山脈，影響到這個古老的歐洲人省份。所有的鬥爭，都發生在鋸齒形山脈的那一邊。此時，伊格羅塔峰的白雪皚皚的峰頂仍然統治著整個山脈，而穿越山脈的鐵路還未修通。這條鐵路的第一部分，從大草原至山腳下艾維峽谷的這一段，由於比較容易鋪設，所以已經通車了。此時，電報線也還沒有穿越山脈；一排電線杆，像是豎立在平原上的一排瘦高的燈塔，一下子就穿插到山林的邊緣，那山林的邊緣非常平整，就如同延伸到遠方的道路切除出來的一樣；最後，電報線突然鑽進鐵路建築工程師的營地，在一棵巨大的雪松的樹蔭里，有一座用木板蓋成的棚屋，屋頂覆蓋著波紋鐵皮，那電報線直接連接到屋裡擺在白色松木桌子上的電報機上。 港口也很繁忙，不僅要運送建築鐵路的材料，還要沿著海岸線運送軍隊。OSN公司的船隊非常忙碌。科斯塔瓦那沒有海軍，除了海岸警備隊的幾艘巡邏小艇之外，沒有大型戰艦。如果需要運送軍隊，就必須動用幾艘老式的汽船。 米切爾船長越來越感到現在是歷史的關鍵時期，每天都要在下午來古爾德家待上一個多小時。在古爾德家，他的表現很奇怪，完全漠視周圍真正發生的大事，推說自己為能置身事外而感到高興。他宣稱，如果他沒有千金難買的諾斯特羅莫的幫助，他不知道該做什麼。他向古爾德夫人吐露了心事，科斯塔瓦那的政治局勢讓他感到討厭，因為他不得不做更多的工作，這超乎了他的預料。 何塞·阿韋蘭諾斯先生在為處境危險的里比熱政府效勞過程中，展示出了組織能力和雄辯能力。他的雄辯之詞甚至傳到了歐洲，因為歐洲在給里比熱政府貸了款後，變得對科斯塔瓦那也有興趣起來。他的講演都是在省議會大廳（在蘇拉科地方政府大廈內）里進行的，大廳的牆上掛著解放者的頭像，在主席座位上方玻璃箱裡存放著一面科爾特斯（譯註：西班牙征服者，1519年2月率領數百人征服擁有五百萬人口的阿茲特克帝國，建立了墨西哥城）曾經使用過的軍旗。在一次早期的講演中，他熱情洋溢地宣布：「軍國主義是敵人。」此後，在那次為保衛改革政府而呼籲組建第二個蘇拉科軍團的投票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國家誠信的命運危如一髮引千鈞」的說法。當各省政府紛紛換上老旗幟（被古茲曼·本托禁止懸掛）時，他又進行了幾次偉大的演說，在其中的一次中，他向這些為實現新理想而搬出的獨立戰爭年代的古老標誌表示敬意。舊的聯邦理念已經過時了。他根本不想再復辟那種政治體制，因為早已腐爛了，滅亡了。但追求政治的公正是永遠不會過時的。蘇拉科第二軍團，從他手裡接過這面旗幟，將在爭取秩序、和平、進步的鬥爭中展露出勇氣；這樣才能樹立起國家自尊——他激動地宣稱，如果沒有這種東西，「我們在世界大國面前就會丟臉，變成笑柄」。 何塞·阿韋蘭諾斯先生愛他的祖國。他在做外交官期間為國家慷慨地花費了大量財富。此後，在古茲曼·本托統治期間，他被捕入獄，並受到虐待。這段故事，他的聽眾是很熟悉的。人們都很驚訝他為什麼沒有被立即處決，因為那段暴政期間的特點就是立即處決犯人；當時古茲曼·本托以一種陰暗的、愚蠢的政治狂熱去統治這個國家。在他遲鈍的頭腦里，政府至高無上的權力奇怪地成為他崇拜的目標，就好像那目標具有某種殘酷的神性。他是那神性的化身，而他的敵人，就是那些聯邦主義者，是罪大惡極的罪犯，是他氣憤、厭惡、恐懼的對象，他要讓他們像異教徒中有信仰的宗教法庭審判官一樣。在幾年的時間裡，何塞·阿韋蘭諾斯先生跟在「平定軍」的後面，遊歷了整個國家。「平定軍」的成員都是受過囚禁的罪大惡極之人，他們覺得自己沒有被立即處決是最大的不幸。這支軍隊越走人越少，成員幾乎都是骨瘦如柴的人，戴著鐐銬，穿著髒衣服，身上長著寄生蟲，身上有新傷，他們來自政府的不同崗位，具有不同的學歷，擁有不同的財富，他們為了能活下來已經習慣去爭搶士兵丟下來的腐爛牛肉塊，或者向黑人廚師用可憐的口吻乞求一點渾水喝。何塞·阿韋蘭諾斯先生與其他人一起拖著叮噹作響的鐐銬，似乎就是為了證明飢餓、痛苦、衰退、殘酷折磨都無法剝奪走人的最後一縷生活的希望。有時審問要使用原始的拷打方法，拷打的地點一般是在小木屋裡，拷打他們的人是匆忙糾集起來的軍官，這些人極為無情，因為害怕自己的性命難保。在這伙像鬼靈一樣的囚犯中，或許有一兩個幸運的，可能會被領著，搖搖晃晃地走到一片小樹林背後，被一排士兵射殺。總有一個軍旅牧師會來——滿臉鬍鬚不刮，渾身髒兮兮，腰間挎著劍，上尉軍裝的左胸前繡著一個白布小十字架。這位牧師嘴角叼著香菸，手拿木凳，前來傾聽懺悔，然後赦免罪過；國民拯救者（古茲曼·本托在人民的請願書里被這樣稱呼）不禁止合理的慈悲善行。一排亂槍之後，有時會跟著一聲結果性命的槍聲；略帶藍色的濃煙從綠樹林的上方飄起。然後，「平定軍」繼續向大草原開進，穿越森林，跨越河流，進攻印第安人的村落，摧毀可恨貴族們的莊園，為了愛國的使命占領內陸城鎮，留下一片統一的土地，讓這片到處是燒房子的焦味和流血的腥味的土地上再也看不見聯邦主義的醜惡污點。 何塞·阿韋蘭諾斯先生活下來了。 或許，當那位國民拯救者在輕蔑地發出釋放他的指示的時候，心裡想到的可能是這位愚昧貴族的身體和精神都虛弱到不具有危險性了。不過，另一種可能性是一時衝動。古茲曼·本托原來是個內心充滿了虛幻的恐懼、鬱悶的疑慮的人，如今他看到自己已經達到了權力的巔峰，那些臨死的陰謀分子已經對他無可奈何之時，便突然陷入了過度自信的狀態。一旦處於這樣的狀態，他便會產生舉行宏大的感恩節儀式的衝動，地點選在斯特瑪爾塔的大教堂，大主教是他選定的，在他面前顫顫巍巍，一副百依百順的模樣。古茲曼·本托坐在聖壇前的鍍金扶手椅子上，政府高官和將軍們圍繞著他。斯特瑪爾塔的民間人士都聚集到大教堂來，因為不參加總統的虔誠儀式可能會招致殺身之禍。在承認了自己擁有至高無上僅次於神的權力之後，他便以愚弄人的仁慈方式，到處去展開在政治上顯得很優雅的活動。看到被自己制服的敵人，從黑暗、毒惡的牢房裡無力地爬到光天化日之下，他感到沒有什麼比這更讓他感受到手中的權力了。能讓敵人變得無害，使他貪求無厭的虛榮心獲得了滿足，而且這些人隨時都能被再抓回來。按照慣例，這些人家的婦女在參加完一場特殊大會後要表達謝意。於是，出現了一個奇怪的新上帝，他戴著三角帽，站著接受人們的參拜，用威脅的低語勸誡人們帶著他們的孩子一起忠實於民主政府，告訴人們這個民主政府「是我為了國家的幸福而建立起來的」。他的門牙掉了，那是他從前做牧人時在某次事故中撞掉的。他說話雜亂而倉促，難以聽清。在發動的叛國浪潮中，他是科斯塔瓦那唯一挺身而出的人。現在就讓一切爭鬥平息下來，免得他變得對寬恕人厭倦起來。 何塞·阿韋蘭諾斯先生領略了這種寬恕。 他的身體徹底垮了，財產也散盡了，達到了足以民主政府最高領袖感到真正滿意的悲慘程度。他隱退到了蘇拉科。他的妻子在蘇拉科省有一個住處，她把他從死亡的監獄中接出來，在她的照顧下，他又獲得了新生。當妻子死的時候，他夫妻倆唯一的女兒已經長大，足以照顧「可憐的老爸」了。 阿韋蘭諾斯小姐生在歐洲，部分教育是在英格蘭接受的，個子很高，表情嚴肅，很有自尊，寬腦門，濃密的棕色頭髮，藍眼睛。 蘇拉科的年輕女子都很敬畏她的性格和成就，稱讚她知識淵博，作風嚴謹。至於說到自豪心，考比蘭人的自豪是眾所周知的，她的母親就是考比蘭人。何塞·阿韋蘭諾斯先生非常依賴他心愛的安東尼婭的精心照顧。他像所有男人一樣無知地接受了這一切，雖然他們是按照上帝的模樣被創造出來的，但在香火繚繞的貢品面前就如同石頭雕像一樣沒有感覺。他整個人都荒廢了，但有激情的男人在生活中是不會被毀滅的。何塞·阿韋蘭諾斯先生對祖國的熱情的期待是：和平、繁榮。在他的《五十年的錯誤統治》前言的結尾，他還提及自己的另一個期待：「在文明國家之林有一席榮耀的地位。」這位全權大使的心聲表明，雖然他看到自己的政府對外國債權人不誠實而備受羞辱，但他仍然表示要愛國。 古茲曼·本托的獨裁統治垮台後，一些貪婪的派別獲得了權力，隨之而來的是愚昧的混亂局面，這似乎使他有機會實現自己的期待。他太老了，無法親自回到斯特瑪爾塔政治舞台的中心。那裡的執政者每做一項決定都來請教他。他自己也認為，他留在蘇拉科與執政者保持有一定距離是最有效的。他有名氣，又有豐富的人脈，還擔任過高官，所以他的經歷在他的階層博得了一片尊敬。當人們發現他雖貧困但仍然有尊嚴地生活在考比蘭人的住宅區里（在古爾德家的對面）的時候，他的影響力增加了，因為人們願意贈送財物去支持他的理想。就是他寫的那封公開呼籲信，給了文森特·里比熱先生總統候選人的地位。何塞先生起草的另一份非正式政府文件（這次是以地方省致辭的形式）說服了作風謹慎的立憲議員，在斯特瑪爾塔議會中以壓倒性多數同意授予里比熱先生為期五年的特殊權力。這項特殊的授權就是要在國內保持和平的基礎上增進人民的繁榮，通過滿足所有正當的外國債務，從而贖回國家的信用。 那天下午，投票的結果傳遞到了蘇拉科，傳遞過程相當迂迴，先是通過郵遞傳遞到了凱塔，再從那裡乘坐郵輪走海運。何塞先生當時正好在古爾德家的客廳里等待郵件，他從安樂椅上站了起來，膝蓋上的帽子落在了地上。他用雙手摩擦著自己那頭銀色的短髮，高興得說不出話來。 「親愛的伊米莉亞，」他突然大叫道，「讓我擁抱你！讓我……」 米切爾船長當時也在場，馬上不假思索地說一個新時代要來臨了；不過，何塞先生沒有這樣說，因為他的雄辯能力此時突然不見了。這位鼓舞布蘭科黨復興的人物，此時站在原地搖搖晃晃的。古爾德夫人趕緊上前，微笑著把臉頰給老朋友親，並非常聰明地用胳膊扶住了他，這才是他真正需要的。 何塞先生很快恢復了正常，但僅是低聲咕噥道，「哎喲，你們這兩個愛國者！」——他看看她，又看看米切爾船長。這時，他頭腦里又閃過一些模糊的歷史性計劃，他想要子孫後代都能虔誠地祭拜他為自己深愛的祖國的復興所做的奉獻。這位歷史學家有很崇高的靈魂，他是這樣寫古茲曼·本托的：「他是個魔鬼，浸泡在同胞的血液中，但未來不能毫無保留地對他進行詛咒。他似乎也是愛國者。他給了我們12年的和平；雖然他是這個國家的人民和財富的絕對主宰，但死的時候異常貧困。他最嚴重的問題，可能不是殘暴，而是無知。」這個男人，他竟然能如此評價一個殘酷迫害者（出自他寫的書《五十年的錯誤統治》）。此時此刻，在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刻，他對這兩個給予他幫助的人心懷無限的感激，因為這兩個人都來自海外。 許多年以前，亨利·古爾德拔劍上陣了，他的決定是冷靜的，因為是出於現實的需要，現實的需要比任何抽象的政治理論都更有驅動力；如今，時代變了，查爾斯·古爾德把聖托梅礦的銀錠投入到戰場上。他被稱為蘇拉科的英國人，是移居科斯塔瓦那的英國人的第三代。他遠不是個政治陰謀家，就好像他的叔父不是個政治流氓一樣。由於他倆都依靠正直的本性採取行動，所以他倆是有理智的。他倆看到了機會，於是揮舞起手中的武器。 查爾斯·古爾德很清楚自己的處境——他必須暗中發揮指揮作用，爭取把和平、信用還給這個共和國。最初，他不得不厚顏無恥地去適應現存的腐敗環境，這致使他不再痛恨那些有膽量不怕利用其不負責任的能力去摧毀一切好東西的人。對他來說，這種腐敗實在是太可恥了，根本不值得去發怒。於是他只能用公開的而不是隱藏著的冷淡、蔑視去對待這種腐敗，他用像石頭一樣冷漠的禮貌對付了大部分可恥的腐敗情況。或許他心裡是很難受的，因為他不是一個靠幻覺活著的懦夫，但他不想與妻子討論道德問題。他有個信念，儘管這個信念已經有點動搖，但他基本上認為她有足夠的智慧，能理解他的人格能比他的政策更能保護他倆的事業。他的礦山發展非常迅速，他因此手握大權。當他感到這份繁榮總是被愚蠢的貪婪所控制的時候，他內心就會湧起一股噁心。對古爾德夫人來說，這是可恥的。無論如何，這是危險的。在蘇拉科的國王查爾斯·古爾德與遠在加利福尼亞的銀鐵大老闆之間的秘密通信往來中，他倆談到了如何支持那些受過教育且誠實守信的人，他倆越來越堅信，應該謹慎地支持這些人所做的任何試探性的工作。「你可以告訴你的朋友阿韋蘭諾斯我的想法」，霍爾羅伊德先生在他那棟辦大事的11層高樓里寫下這段話，他寫字的時候沒有人能來干擾他。不久之後，第三南方銀行（在霍爾羅伊德大樓的旁邊）給里比熱的政黨開了一個銀行賬號，在聖托梅礦長的監視之下，里比熱的政黨開始運作。何塞先生，作為古爾德家族的老朋友，這時可以感慨道：「我親愛的卡洛斯，也許我的信念沒有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