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回憶錄 · 第二章 眾議員和參議員（1947-1952）
毫無疑問，我通過希斯案件獲得的聲譽使我開始走上得以擔任副總統職位的道路，但同時，它也使我從一個小有名望、在報上常受到有限好評的年輕眾議員，成為在華盛頓被人紛紛議論的人物之一，並遭到當時最受人尊敬和最有影響的開明派報界人士和輿論界領袖的激烈反對。
我一到聖迭戈就打電話給帕特，於是她立即從舊金山乘飛機趕來了。我在海外服役期間，她一直在那裡的物價管理局任物價分析員。我在機場門口等著她。她穿了一套鮮紅色的衣服，一看到我站在那裡立即滿臉含笑，奔到欄杆邊來和我擁抱。
儘管那時我已回國，但仍在海軍服役。1945年1月，我奉命到東部去辦理海軍包工合同的結束工作。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和恢復和平的最初幾個月中，我們先後在華盛頓、費城、紐約和巴爾的摩等地住過一段時間。
對美國人來說，那段日子是重要的時期。4月，當帕特和我在費城布克班德飯店吃飯時，侍者過來對我們說，他剛聽到無線電廣播羅斯福去世了。同別人一樣，聽到這個消息，我們感到非常震驚和悲痛。一個月以後，歐戰結束了，我們看到了蘇軍和美軍在易北河握手的新聞片。8月，帕特和我在擠滿人群的紐約時報廣場上參加了慶祝戰勝日本的勝利日。
1946年：競選眾議員
帕特快要生第一個孩子時，戰爭已經結束，我們開始認真考慮退役後我應幹什麼的問題。答案卻由9月我在巴爾的摩收到赫爾曼·佩里的一封信代為作出了。佩里是美洲銀行惠蒂爾分行的經理，他是這個地區的共和黨領導人之一。他曾經是我母親在惠蒂爾學院讀書時的同學，是我家多年的老朋友。他的信寫得非常簡單：
親愛的迪克：
我寫給你這個便條，只是想問問你，是否願意參加1946年共和黨眾議員的競選。
傑里·沃勒斯大概將參加競選——按登記的選民看，雙方旗鼓相當。共和黨的力量正在增強。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請以航空信賜復。
您的忠實的，
赫·佩里
又及：你是在加利福尼亞進行選民登記的？
戰前佩里和我討論過關於我競選州議員的事，所以他完全了解我在政治方面的興趣。但是1941年，我還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新婚的年輕律師；而在1946年，我可是一個有老婆孩子的復員海軍少校了。顯然，如果我準備認真去謀求眾議員候選人的提名，那我就得花費全部時間，全力以赴。至少在6月初選以前，帕特和我得有辦法維持生計，並弄到進行競選活動必需的經費。如果我贏得了提名，我們可以依靠黨的組織提供競選費用，但我們還得設法支付我們的全部家用。我的軍餉、帕特的薪金加上我打撲克贏來的錢，使我們在戰爭期間積蓄下了一萬美元。我們曾經計劃用這筆錢買一幢房子。現在要把我們的積蓄花在充其量也不過是一項政治冒險的競選活動上，帕特是不那麼感興趣的。可是當我們想到也有可能我們將作為一個眾議員家庭返回華盛頓，我們的勁頭就越來越大了。
兩天後，我打電話給佩里，說我接到他的信感到很榮幸，而且為有可能競選眾議員感到十分興奮。當我告訴他，到明年年初我就可以到加利福尼亞開始進行競選活動時，他對我的積極性潑冷水說，對這個提名問題他並不能說了算。他是代表一個稱為「百人委員會」的候選人研究委員會寫信給我的，這個由第12選區的共和黨領袖組成的委員會希望物色到一個有可能擊敗沃勒斯的候選人。他認為如果我有興趣，我將大有希望，但是委員會恐怕要多跟幾個候選人談談以後才能決定究竟支持哪一個。
第二天早上，我給佩里寫了一封信，明確表示我有興趣競選。我還說：「我強烈地感到，傑里·沃勒斯是可以擊敗的，而且我歡迎有這個機會來試一試。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自由主義的綱領來，進行一場戰鬥性的、有朝氣的競選活動，必能符合人們長期以來尋求改革的願望，從而取代沃勒斯的特殊牌號的新政理想主義。我在華盛頓同那些官僚主義者短暫的接觸和我在海軍三年半的經歷，使我相當深刻地認識到華盛頓的情況是多麼混亂一團。」
1945年11月2日，我乘飛機返回惠蒂爾，出席了「百人委員會」在威廉佩恩飯店舉行的午餐會。這個團體經過研究，選定了六個可加以考慮的候選人，於是讓我們每一個人作一次演說，說明自己競選的理由。那時，我穿著海軍制服。我當時沒有便服。
由於在那個時間很長的發言節目中抽籤輪到我最後一個發言，我立即感到簡短肯定將和言辭動聽一樣受人們的讚賞。在我政治生涯的第一次發言中，我闡述了我對有關美國制度性質的兩種相互牴觸的觀點的看法。
新政所提倡的一種觀點是，由政府來控制和調節我們的生活。另一種觀點是提倡個人自由和人的積極性所能產生的一切東西。
我贊同後一種觀點。我相信回國的復員軍人，是不會對領取失業救濟或政府的施捨感到滿意的，因為我曾在散兵坑內，同他們中的許多人談過話。他們希望在一個私人企業中找到一份受人尊重的工作，在那裡他們可以依靠自己所生產的東西受到人們的重視，或者他們希望有機會來開創自己的事業。
如果委員會選定了我，我決心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自由主義的綱領，準備進行一場戰鬥性的、有朝氣的競選活動，那樣在你們的幫助下，我強烈地感到，現任眾議員是可以擊敗的。
我回到巴爾的摩，等候委員會作出決定。11月29日清晨兩點多鐘，我寓所里的電話鈴響了，委員會的一個成員羅伊·戴在電話里叫喊：「迪克，你已經被提名了!」我得到63票。票數和我最接近的競爭者是薩姆·吉斯特，只有12票之差，他是波莫納的一家家具店的老闆。
在等待海軍退伍通知的時候，我開始突擊學習政治和公眾事務課程。每天晚上一回到家裡，我就極認真地閱讀有關國會和競選活動的各種書報雜誌。我寫信給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喬·馬丁，自我介紹，說我可能成為第12選區被提名的共和黨候選人，我還到國會大廈他的辦公室去拜訪他。我還同一些共和黨眾議員談過話，聽聽他們對沃勒斯的評價。通過共和黨競選委員會，我獲得了他的全部投票記錄，我花了幾天時間熟悉這些記錄。等到我於1946年1月退役，回到加利福尼亞時，我確信我對沃勒斯的經歷已了解得和他自己一樣清楚了。後來事實證明，我甚至比他還更清楚。
在同我的競選顧問們舉行的最初幾次會議上，我們一致同意，我必須做的第一件事是讓整個選區都能認識我。儘管在惠蒂爾大家對我很熟悉，在所有其他城鎮裡，我卻完全是個陌生人。
我們開始舉行一系列「家庭集會」，一些共和黨的支持者利用自己的家，熱烈歡迎那些願意見見我的他們的朋友和鄰居，人數不論多少，就是人很少也行。於是，在大家喝茶或喝咖啡時，我簡短地講幾句話，然後回答一些問題。這些家庭集會使我能同幾百個投票人見面，並且幫助我找到了一些志願給我幫助的婦女，她們的忘我工作對任何一個競選者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她們還讓我知道了投票人真正關心的是些什麼問題。
帕特是我最好的助手。2月21日特里西婭誕生後不久，她就自願花時間用打字機把通訊稿打出來，郵寄小冊子，以及隨時查核我的日程表的進行情況。她和我一起參加了許多家庭集會，後來對我的表現提出了許多有創見的、有時是十分固執的批評。
初選日是6月4日。當時加利福尼亞法律允許候選人在初選中跨黨競選，這就是說一個候選人可以參加兩黨的初選。這樣，初選就起到為後來的大選作準備的作用。沃勒斯和我都利用了這個機會，因此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提名的候選人名單上都印有我們兩人的名字。後來計算票數，正如預期的那樣，我們每個人都只是在自己的黨內獲得提名。但在總票數中，他大約比我多7500票。我知道，如果我想在11月擊敗他，將面臨一場艱巨的鬥爭。
我對沒有取得更好的成績不免感到失望，但是我認為有一點是值得注意也頗能使我寬慰的，那就是沃勒斯的這次初選是自1936年以來得票最少的一次。第12選區基本上是保守派和共和黨的地盤，我確信，只要我們能真正把初選時的勁頭一直保持到11月大選的時候，我們准能夠把它奪過來。我寫信給當時擔任競選運動的一個主要顧問羅伊·戴說：「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必勝的信念。這樣我們就能在11月擊敗他。」
1946年，我最有利的條件是，那年全國選民普遍傾向於共和黨。四年戰爭所造成的生活必需品的匱乏和短缺使人民已感到厭倦，在那戰後突然出現的繁榮時期中，他們開始對寫在新政立法中的那麼多由政府施加的控制和干預，表示越來越難以忍受了。第12選區也和全國其他許多選區一樣，從前線回來的復員軍人無法找到他們能買得起或租得起的住房，許多復員軍人根本找不到住的地方。1946年發生的多次長期罷工，加劇了消費品的短缺，結果物價飛漲。這個區的一些肉店在櫥窗上掛上一塊牌子：「今天為什麼沒有肉？去問你的眾議員吧。」我的競選宣傳廣告問道：「你對目前情況感到滿意嗎？你能買到你所需要的肉、新車子、電冰箱和衣服嗎？投尼克森一票，就是為改革投一票。」「答應給你們的那些新住房在哪裡？投尼克森一票，就是為改革投一票。」1946年共和黨的全國競選口號是：「受夠了嗎？」選民顯然將給予一個響亮的回答：「夠了!」
由於預料到共和黨會取得壓倒性優勢，許多民主黨人儘量同自己的黨脫離了關係，有些人甚至在競選活動中批評杜魯門和他的政策。但是傑里·沃勒斯可比杜魯門還要「左」，因此這是我無須擔心的一個問題。
在競選運動正式於9月開始前不久，我受到一個叫作「南帕薩迪納獨立投票者」團體的邀請，要我去同沃勒斯辯論。我的大多數顧問不大讚成我去，特別是後來他們發現這個獨立投票者團體主要是由主張新政的自由主義者組成的。但是我認為，我既然向對方進行挑戰，就根本不能拒絕同他進行辯論。
結果發現這次辯論會根本不是什麼真正的辯論會。那倒更像是一次聯合舉辦的群眾大會，在會上我們各自發表了一篇開場白，然後回答大家提出的問題。沃勒斯首先發言，他東拉西扯、雜亂無章地談論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的性質和制定進步立法的必要。他為杜魯門的政績辯護。我在我的開場白中，狠狠地抨擊了在肉類和住房短缺問題上所表現出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和不負責的拖拉作風。我號召採取強有力的行動來防止發生更多的已經嚴重損害我們的經濟的罷工和勞資糾紛。
在提問期間，規定每一個問題我們可以用三分鐘來回答。我儘量作出簡明扼要的回答，沃勒斯卻感到總難以在規定時間內說清問題。但是也有一個問題，他毫無困難地作出了簡短的回答。有人問他是否一度曾是社會黨在冊黨員。他回答說，是的，但那只是在20年代，大危機的初期，當時他感到兩大黨都無所作為。
接著，我的一個支持者要求沃勒斯解釋解釋他的「關於貨幣的獨特見解」——這裡指的是他老愛講的關於貨幣改革的一些想法，這些想法自從他在他的《不負債，無危險》一書中提出後，便被人稱作「滑稽貨幣」計劃。他的眾議院同僚不能理解他的計劃，那天晚上帕薩迪納的選民也弄不懂。
在輪到我回答問題時，沃勒斯的一個支持者指責我對沃勒斯進行誣衊，說他曾經得到產聯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支持。這個問題後來發展成為——至少在事後——1946年競選運動中最著名的和爭論最激烈的一個問題。
政治行動委員會是1944年大選時，由支持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有組織的勞工為了更好地進行黨派鬥爭建立起來的。它的姊妹組織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則是為了讓非工會會員參加而建立起來的。勞工領袖西德尼·希爾曼在他去世之前，一直擔任這兩個組織的主席。產聯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其他許多領導人也在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擔任職務。這兩個組織都物色候選人，然後向他們所支持的人提供經費和競選工作人員。據估計，這兩個政治行動委員會於1944年共為競選運動提供了65萬美元以上的捐款。儘管這兩個組織的領導人員都不是共產黨員，但誰都知道已有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滲透到這些組織中去，而這些人由於紀律性強，因而在其中產生了不能以其人數來計算的影響。由於當時許多人已開始關心蘇聯的戰後意圖，並相應地為美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感到憂慮，所以這種影響被看成一個問題。
沃勒斯於1944年得到產聯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支持。但是在1946年，產聯政治行動委員會決定撤銷它們的支持——看來是由於他不贊成眾議院中工會領導人經過反覆思考的某些重要措施。1946年春，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洛杉磯縣分會發行的通報指出，不管產聯政治行動委員會採取什麼行動，該組織準備支持沃勒斯。西海岸的共產黨報紙《人民世界報》1946年5月31日一期，刊登了一篇題為《「五大組織」支持的候選人》的文章。這五大勞工和進步聯盟是由產聯政治行動委員會、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鐵路兄弟會、進步黨勞聯，以及好萊塢藝術、科學與專業人員獨立公民委員會組成。《人民世界報》的文章報道了五大組織會見候選人的情況，並且登載了一張在6月4日初選中它們所支持的人的名單。名單中的第一個名字是H.傑里·沃勒斯。在他名字下面有一注釋說：「產聯不支持。」因此，在回答我指責他曾得到政治行動委員會支持的時候，沃勒斯爭辯說，那一年他沒有得到產聯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支持。我認為，這是迴避問題。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洛杉磯縣分會有大量的共產黨人及其同路人存在，考慮到這兩個政治行動委員會之間的密切聯繫，我認為，不管是其中哪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曾經支持過他，實質上完全是一碼事。
當這個問題在南帕薩迪納辯論會上被提出來時，我從口袋裡拿出一份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宣布其支持沃勒斯的建議的通報，並走過講台遞給沃勒斯看。我大聲宣讀每個組織的委員會成員的名字——其中許多名字是相同的——指出產聯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支持同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支持兩者之間幾乎沒有實質性的區別。
沃勒斯重複了他的產聯政治行動委員會和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是不同的兩個組織的說法，但是從聽眾的反應來看，我可以斷定，我已讓他們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幾天後，沃勒斯本人也幾乎承認了這一點，他向紐約的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總部發了一個電報，要求「立即撤銷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可能曾給予我的任何支持」。要是他在退而採取守勢和被迫行動之前，就拒絕了此種支持，這個問題也許就不可能有進一步發展了。但是，既然他沒有那樣做，我當時認為，現在也仍然認為，我提出這個受誰支持的問題是完全合法的。在戰後初期那幾年，共產黨對勞工與政治組織的滲透已形成一個嚴重威脅，一個候選人對待被大量滲透的組織給予他支持的態度，也就是他對這種威脅本身的態度。拒絕接受支持，也是反對共產黨滲透的一種有效的武器。
這次辯論之後，政治行動委員會就成了競選運動中的一個雖不十分重要但爭論十分激烈的問題。當沃勒斯還想迴避這個問題時，我的競選指導人哈里森·麥考爾忽然想到分給大家一些塑料頂針說：「來，給政治行動委員會扎一針——支持尼克森進入國會。」
第一次「辯論會」開得非常成功，因而我的許多支持者極力主張我拉沃勒斯去出席另一些雙方參加的群眾大會。對此我有一些保留的看法，因為每參加一次都要花兩三天時間集中精力準備，而我不想從競選運動中擠掉更多的時間。講究實際的出色的公共關係工作人員默里·喬蒂納那時正在幫比爾·諾蘭競選參議員，併兼任我的顧問，他開門見山地對我說：「迪克，你在競選中已落後了，當你落後時，你不能求穩。你必須不惜冒最大的危險進行競選。」他停了一下，等我點頭表示同意後，又接著說：「好。我已經準備好一個向沃勒斯挑戰的聲明，要求同他進行更多的辯論。」
沃勒斯接受了我的挑戰，在競選運動過程中，我們在這個選區的不同的城鎮裡舉行了四次辯論會。這些辯論會越來越受人歡迎，吸引來大量的聽眾。在大選前一星期於聖加夫列爾舉行的最後一次辯論時，1000多人擠滿了會場，還不得不為站在場外的幾百人裝了幾隻大喇叭。
我對沃勒斯過去的記錄的研究表明，在過去四年中，他在國會提出的100多條議案中，實際上只有一條獲得通過，成為法律。這一法案所起的作用是把對兔子飼養員的管轄權從內政部轉到農業部去。我開始利用一份報紙的廣告欄，指出這個實在無足輕重的立法成就。沃勒斯用一則題為「在美國的選舉中不容對投票人進行欺騙」的廣告作為回答。他列舉了一些他在國會中的政績，但那些東西不過是些決議案或發言，都不是制定為法律的法案。
第四次辯論會是在蒙羅維亞中學舉行的。在這次會上，沃勒斯提出了這個問題，並說我關於他過去的記錄的一些說法純屬謊言。我指出他所舉的例子沒有一個是已成為法律的法案。我還說一個人必須是一隻兔子，才能在這個選區里找到有效的代表，這話把擠滿會場的1200個聽眾中支持我的人全逗樂了。
沃勒斯不肯罷休，繼續指責我在他過去的記錄問題上散播謊言。在我們最後一次辯論會中，我一開頭就衝著他說：「眾議員，我敢毫不含糊地說，你就講不出一條由你提出、在過去四年中在國會兩院獲得通過的議案。」在答辯時，他提到一項由他起草而訂立的全國身體殘疾者就業周的措施。我對他過去的記錄的研究又一次產生作用了。在反駁時，我拿出一份這項措施的抄件，遞給沃勒斯，並指出這也只是一項議案，並不是一條正式的法案。
由於沒有進行過測驗，對於選舉日雙方票數會接近到什麼程度，我心裡也沒有數。那時還沒有投票計算機，因而計算選票的工作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晨。但是，大約在清晨四時我們就寢時，我顯然已經獲勝了。到第二天下午，全部票數已計算完畢。我獲得65586票，沃勒斯獲得49994票。
那時我33歲，已是第12選區的新眾議員了。
在1950、1952、1956、1961和1972這幾年，我每年都再度感受到競選獲勝的愉快，而這幾次競選運動大部分都是很激烈的。但是它們都比不上第一次競選獲勝時我所感到的興奮和歡欣。1946年11月6日那天帕特和我所感到的那種高興，在我以後的政治生涯中再也沒有出現過。
由於擊敗了像沃勒斯那樣的著名人物，我在很短時間內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全國知名人士。《時代周刊》報道說，我「把加利福尼亞（被那些應聲蟲似的共和黨人稱為「毫無希望的」）本屆競選運動變成對實力強大、見解高超的民主黨在職議員傑里·沃勒斯的一次勝利」，並說我「有禮貌地避免了對我的對手進行人身攻擊」。《新聞周刊》說：「在五次林肯-道格拉斯式的辯論會上，〔尼克森〕擊敗了他的對手、新政派的傑里·沃勒斯，後者承認：『這傢伙真可謂口若懸河。』」
儘管後來——而且普遍——有一種錯誤看法，共產主義問題實際上並不是1946年競選運動的中心問題。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論戰引起了人們情緒上和言論上的激動，但是鼓勵和激起大部分選民投票的不是這個問題。1946年競選運動的中心問題是戰後美國生活狀況的問題。在任何一次辯論會上，我所講的任何一句話都沒有我在第一次會上講的那段話博得人們那麼響亮和那麼長時間的鼓掌。那段話是：「在這個國家裡，任何一個勞工領袖或任何一個資方領導人都無權剝奪美國人民任何生活必需品的時候已經來到了。」沃勒斯後來在他的自傳《一個眾議員的自白》中寫道：「1946年競選運動中唯一最重要的因素是『在野黨』和『執政黨』的基本態度上的差異。誰要想奪去一個在職者的席位，只需指出一切搞得很糟的事情，以及戰爭期間出現的一切麻煩及其後果就行了。這些東西有許多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切身體會到的。」我利用了這個全國普遍存在的現象，這就是《時代周刊》所謂的「一種冷靜但充滿憤怒的呼聲，表現出對許多事情的不滿，其中包括物價混亂、物資短缺、黑市、罷工、政府工作的無能和混亂、政府干預過多等」。
儘管沃勒斯是一位努力工作和普遍受人尊敬的眾議員，但他同這個選區的選民卻有點格格不入，這一點也是事實。毫無疑問，我認為「百人委員會」的看法是正確的，它認為，儘管沃勒斯深孚眾望並且在職，可是任何一個出色的共和黨候選人都有機會在1946年奪去他的席位。
沃勒斯，這位前社會主義者，贊成大規模的政府干預，而我卻不然。他看到「反動分子」和「壟斷集團」在進行邪惡的陰謀活動，而我卻不這麼看。他對工會基本上是個不提出批評的支持者，而我卻把自己看作它們的敢於提出批評的朋友。他宣揚的是一些我認為將束縛和限制美國企業的政策。他的政治見解和我的正好完全相反。最重要的是，他在國會中許多問題上的投票，並不代表他的選區的選民的願望。
由於沃勒斯在競選中領先，而我又是一個新手，我在競選運動中必然特別賣力。我對他的觀點和他過去的記錄提出種種意見，看起來我對他過去的記錄比他本人更為了解。即使我當時講的某些話現在看來有點過頭，但這和那年一些老練的共和黨政治家所使用的方法是一致的。比如，當亨利·華萊士為民主黨人在加利福尼亞競選時，厄爾·沃倫州長就稱他為替「同共產主義運動唱一個調子的左派組織」衝鋒陷陣的急先鋒。那年早些時候，俄亥俄州的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還指責民主黨在國會提出的建議「近乎於共產主義」，而喬·馬丁為了要把共產黨及其同路人從聯邦政府中清洗出去，竟為爭取共和黨的勝利大聲疾呼。
後來，對1946年競選運動最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指責之一涉及我的一些支持者。在我順著政治階梯上升的時候，反對我的人企圖把我說成石油大王、大銀行家、房地產巨頭和保守派的百萬富翁所精選出來的傀儡。但是看一眼我早期支持者的名單就可證明，他們都是加利福尼亞南部典型的中產階級代表：汽車商人、銀行經理、印刷業推銷員、保險公司推銷員和家具商人。使這些人結合在一起的不是什麼特殊的既得利益，而是普通人民要求重新支配自己生活的強烈願望。同第12選區的大多數選民一樣，他們感到「受夠了」，因而他們決定要自己採取行動了。
關於參加委員會的問題，我的第一志願是那個頗有威望的司法委員會。但我沒有如願以償，這一點也沒有使我感到意外，根據我的第二志願把我分配到教育與勞工委員會去，我也是感到滿意的。由於歷史的巧合，分配到這個委員會的另一個新手叫約翰·菲茨傑拉德·甘迺迪，一個漂亮、脾氣溫和的年輕的馬薩諸塞州民主黨人。新當選的委員會成員是以抽籤的辦法來決定他們的位次的，這一點尤為重要。在民主黨人中甘迺迪抽的是最短的簽，在共和黨人中我抽到的是最短的。結果他和我占著令人懷疑的顯要席次，對坐在委員會桌子的兩端，好像一對不配對兒的書擋。
教育與勞工委員會的工作占去了1946年我在眾議院第一年的大部分時間。我們舉行了長達數月之久的立法聽證會，這個法案我是贊同的，後來於1947年6月通過，成為塔夫脫-哈特利法案。
賓夕法尼亞州麥基斯波特的一個公共事務團體要求該選區的民主黨眾議員弗蘭克·布坎南從兩黨各挑選一個看來最有政治前途的新手，邀請他們在一次公開的會議上就塔夫脫-哈特利法案進行辯論。布坎南選中了甘迺迪和我。1947年4月21日我們進行了第一次甘迺迪-尼克森辯論。麥基斯波特靠近匹茲堡，參加這次辯論會的，除了正常的共和黨人和保守派聽眾外，還來了許多反塔夫脫-哈特利法案的工會人士，這些人使在大家提問的那段時間幾次出現十分激烈的場面。
辯論後，我們搭乘「首都特快」號列車返回華盛頓。我們再次抽籤來決定誰睡下鋪。這一次我贏了。我們坐著談得很晚，討論更多的是外交政策，而不是國內問題。甘迺迪和我在經歷、觀點和性格方面太不相同，不可能成為很親密的朋友，但是我們早期的經歷卻把我們倆結合在一起，此後也始終保持著友好的關係。我們屬於同一代人——他只比我小4歲；我們都是海軍復員軍人；我們在同一年進入眾議院；我們兩人都決心投入大量精力來進行我們的工作。我們在委員會會議上交換意見，在議員休息室進行討論，從不將政見上的分歧變成令人難堪的、尖酸的人身攻擊。在起初幾年，我們彼此把對方看作政治上的對手而不是政敵。我們具有一種使我們不同於大多數眾議員同事的共同特性：我們都不愛對人勾肩搭背以示親熱，而且對那種裝模作樣的親昵表現感到很不自在。他很靦腆，這使他有時顯得有點孤僻。但這種靦腆卻是由一種不願公開自己的一切和不願暴露自己的感情的本能造成的。我理解這些品質，因為我也如此。
1947年2月18日，帕特和我第一次看到了白宮的內部景象，那天我們出席了杜魯門為第80屆國會新成員舉行的招待會。7月2日，威斯康星州眾議員查爾斯·克斯頓為4個共和黨新當選的眾議員安排了一次同總統的私人會見，我也是其中之一。在那天晚上我所作的筆記中，我把橢圓形辦公室稱為一間「大而舒適的房間」，除了杜魯門指給我們看的一個驛馬快信（Pony express）密件郵包外，室內「沒有任何小玩意兒」。他的全家福照片放在他書桌後的桌子上，上面還有一架飛機模型，我想那大概是總統的專機——是杜魯門命名為「聖牛」的一架空軍飛機。
在我們同杜魯門握手時，他使我們大家感到很受歡迎，也不覺得拘束。我們圍著桌子坐下，他十分認真地談到復興歐洲的必要性，並強調了他對鼓勵德國和平生產的關注。他說儘管我們是共和黨人，他看到我們很高興，因為他一直認為兩黨有必要在外交問題方面進行合作。他說：「我的某些最好的朋友在政治見解上就從來同我意見不一致。」
他把我們帶到一隻大地球儀旁邊，指著中國東北，議論那裡的石油和礦藏如何豐富。他說蘇聯人把那整個地區都給破壞了，但是他說中國東北會恢復的，並將成為世界上物產最豐富的地區。接著他用手掌轉動地球儀，然後指著蘇聯的大片土地說：「蘇聯人和我們一樣，他們的模樣和行事都和我們一樣。他們是優秀的人民。他們和我們在柏林的駐軍相處得很好。從我這方面來講，只要他們不試圖把他們的制度強加於人，他們完全可以得到他們希望得到的一切。」他提到羅斯福夫人出席一次國際會議時的情況，在這次會議上蘇聯代表老是說什麼這問題他必須先請示克里姆林宮，以此來阻撓議程的進行。杜魯門說：「在波茨坦會議上他們也正是採取這種辦法的，我可是鑒於他們對戰爭所做的貢獻而懷著一片好心前往波茨坦的。」他說，從他們對德國和對歐洲所採取的政策來看，他無法理解蘇聯人想要幹什麼。
他對我們說，扔原子彈這件事是他不得不作出的一個可怕的決定。在談到他的工作時，他說：「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一齣戲，而每周到白宮來採訪的新聞記者卻是一分錢不花便都看到了。」我後來在筆記中說，杜魯門的力量在於「他待人親切，他的民主態度和他的真誠」。
22年後，我任總統時，帕特和我乘飛機到獨立城把杜魯門在白宮時彈過的那架鋼琴送給他，作為他的總統收藏品。他那時正因感冒而十分痛苦，但他在交談中那種簡練而直言不諱的風度，依舊不減當年。我知道他早已改變了他對蘇聯人的看法。1969年他對我說：「蘇聯人都是騙子——你不能信任他們。在波茨坦會議上，他們什麼都同意，最後什麼都賴掉。真不幸，世界第二強國竟會是這樣的，但情況就是這樣，因此，我們務必保持我們的力量。」
大多數新手只參加一個委員會，但是共和黨的新議長喬·馬丁問我是否願意同時參加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當時共和黨已控制了國會，所以我們要對非美活動委員會常有的一些不負責任的行為負責。他說：「我們需要一位年輕律師到那個委員會去給它打打氣。」他還說，他把我接受這個任務看作對他個人的幫忙。既然這個建議是以這種方式提出來的，我就難以拒絕了。但是，由於這個委員會在前任主席、一個浮誇和有時不惜蠱惑人心的民主黨人馬丁·戴斯的領導下，已經弄得名聲不佳，所以我是相當勉強地接受這個任務的。
我自己對待共產黨的態度最近已經從漠不關心變得極端關注了。我回想起羅斯福在1934年承認蘇聯的時候，我並沒有感到十分不安。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報界一致反對佛朗哥——他始終被稱作法西斯叛亂分子——這使我站在忠於共和政府的人士一邊，而這些人的共產主義傾向報紙上卻很少被提及。在希特勒和史達林簽訂條約時，我強烈地反對史達林，這倒不是因為他是個共產黨，而是因為他同我所鄙視的希特勒結盟；在戰爭期間，我是親蘇的，這並非因為蘇聯人是共產黨，而是因為他們幫助我們同希特勒作戰。當美國和蘇聯都支持成立聯合國時，我感到歡欣鼓舞。作為伍德羅·威爾遜的一個崇拜者，我認為我們當時沒有參加國聯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我相信聯合國將為世界提供一個建立持久和平的最大可能性。
1946年3月，丘吉爾在密蘇里州的富爾頓發表關於鐵幕的演說，正是這篇演說深刻地影響了我對共產主義的總的看法，特別是對蘇聯的共產主義的看法。他說：
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落了下來。中歐和東歐的古國的都城全都在這條界線的那一邊。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勒、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亞——所有這些名城及其居民無一不處在我只能稱之為蘇聯勢力範圍的地區之內，而且它們全都在這種或那種形式下，不僅受到蘇聯的影響，而且還受到莫斯科的高壓，以及在許多情況下正不斷增強的控制。
我對這些言辭感到震驚，最初，我懷疑他是否說得太過火了。但是由於共產黨對東歐的統治變得越來越明顯——1947年接管匈牙利，1948年接管捷克斯洛伐克——我認識到，打垮了希特勒和日本，並沒有取得持久和平，現在，自由受到了一個新的而且更危險的敵人的威脅。
1947年2月18日，我在眾議院初次發表演說，內容是有關格哈特·艾斯勒蔑視國會傳訊的問題。他已被認定是共產黨派在美國的最高級的間諜。當他拒絕在委員會作證時，便被判為蔑視國會罪。我只講了10分鐘，敘述了案件的經過，最後我說：「作為眾議院的成員，我們必須十分警惕地保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等基本權利。但是我們務必記住，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本身並不給人以宣揚推翻政府的權利，因為這個政府是保護個人表達自己觀點的自由的。」
眾議院中唯一投票反對這次傳訊的成員，是紐約州的維托·馬克安東尼奧。
艾斯勒最後由於護照欺詐行為被起訴。但是在他受審前，他趁保釋的機會逃往東德，在那裡最後當了共產黨政權宣傳機構的負責人。
1947年年底，我被派往非美活動委員會的特別立法小組工作。我們就共產黨哲學和實踐的性質問題進行了一些範圍廣泛的聽證會，在這些聽證會的基礎上，我擬訂了一個報告，扼要地提出了一個處理複雜的國內共產黨顛覆問題的新辦法。大多數忠誠的反共人士認為，制止國內顛覆活動的最好辦法是宣布共產黨為非法。我認為這種辦法不會有什麼效果，而且會引起反作用。宣布共產黨為非法的實際效果，只能是迫使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核心分子轉入地下。我認為迫使共產党進行公開活動應該更有意義，這樣我們就能知道哪些人是共產黨。
這方面的另一個問題是想出一個客觀的方法來確定和識別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保守派和其他一些反共人士中使用過火的、不精確尺度的人實在太多，結果是，不公正地把許多極端開明的和左翼的組織統統看成了共產黨。我認為，不管一個個人或團體的信仰怎樣令人討厭，只要不接受外國政府的經濟資助或命令，或者不從事非法活動，他們信仰的權利就應該得到保護。
南達科他州的卡爾·蒙特和我密切合作，擬訂了一項法案，於1948年春提出，這就是後來大家所知道的蒙特-尼克森法案。這是眾院非美活動委員會十年來提出的第一項立法。它規定所有的共產黨員必須履行登記手續，經查明為共產黨外圍組織所散發的一切印刷品和廣播文稿，必須說明材料來源。根據我們這項法案的規定，只有控制顛覆活動委員會才能應司法部部長的要求對某一組織進行調查，以鑑定它是否屬於共產黨外圍組織。
我被任命為這一法案的辯論會主持人，維托·馬克安東尼奧是民主黨的主要發言人。在第一天辯論結束時，我簡短地說：「在共產黨問題上存在著過多的不負責任的談論和混亂的思想。由於這個法案的成立，美國國會今後將明確規定什麼才是美國的共產主義顛覆活動……它將一勞永逸地防止把那些碰巧也宣揚了共產黨所支持的某些政策的組織，統統被不負責任地指責為共產黨的外圍組織。」
1948年5月19日，眾議院以319票對58票通過了蒙特-尼克森法案。參議院卻把這個法案擱置在委員會裡，直到1950年，其中的某些條款才被吸收到麥卡倫法案中。當然，到了那時，國內共產主義問題由於希斯案件的發生而改變了性質，麥卡倫法案中的一些苛刻條款反映了這一變化。
我們決不能忘記，共產主義概念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戰爭期間，蘇聯人是我們反對希特勒的同盟者。美蘇兩國士兵在易北河握手言歡的照片給許多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盼望從此將出現一個國際和平與合作的新時代。
總的說來，戰後美國反共產主義的思想只是反對存在於蘇聯的那種國家社會主義，因為在許多美國人看來，它否定了美國所代表的一切。例如，在1946年的競選運動中，我談到「共產黨控制的政治行動委員會」，這句話一般人都會從獨裁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企業的對立角度來加以理解。
在1946年到1948年期間，國內共產主義問題尚未成為引起爭論的問題。希斯案件之前，一般說來，這個問題並沒有被看作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的一種迫在眉睫的明顯威脅。例如，在1948年1月的一次民意調查中，40%的被調查者認為美國共產黨並沒有構成威脅，45%也只認為構成潛在的威脅。
但是，由於1948年的總統競選即將來臨，杜魯門一定是開始為國內安全問題擔憂了。既然非美活動委員會當時掌握在共和黨手中，他可能已經決定，對付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是把一切可疑的跡象全掩蓋起來。1948年3月15日，他命令聯邦政府各部、局機構，今後拒絕國會希望了解或調閱有關忠誠與安全問題的材料的要求。這個決定結果只是害了自己，因為它並未能制止這個問題的爆發，另外卻使人懷疑杜魯門自己是否有什麼問題怕被人發現。杜魯門不承認自己判斷錯誤，卻決定強硬到底。他這種做法進而使他不得不採用了許多轉移目標的手法，因而不僅在希斯案件時期，而且在兩年後，當麥卡錫明顯地帶著要迫使杜魯門撤銷這個行政命令的目的而開始他的反共生涯的時候，都給他造成了許許多多的麻煩。
希斯案件完全改變了公眾對國內共產主義的看法。當時人們警覺到有一種對我們自由的嚴重威脅。同時，不幸的是，這種新的警覺卻只引起了過分的感情用事和不確切的蠱惑人心的宣傳，從而不是弄清了，反而是模糊了這個問題。
赫脫委員會
1947年7月30日星期一那天，華盛頓也許沒有誰像我那麼感到吃驚。我打開早晨的報紙，竟發現我已被眾院議長喬·馬丁指派為前往歐洲的一個特別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這個委員會以馬薩諸塞州眾議員克里斯蒂安·赫脫為首，共19人，準備提出一份報告，談一談國務卿喬治·C.馬歇爾將軍6月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發言中已經透露出去的一份外援計劃。我甚至從未同馬丁或任何其他人談過關於這一委員會的事，因為我從不認為自己有任何可能被派去參加這個委員會。
對我來說，這個委任是個意想不到的榮譽和機會。我要勤勉工作的決心出奇迅速地得到了報償。我倒也有一定的自知之明，我看得出我的年齡和籍貫都起了一定作用。馬丁希望特別委員會能代表眾議院的各個方面，而我是被委任的成員中唯一的西部人，又是最年輕的人。我現在將有機會同眾議院中一些資歷最深和最有影響的人共事了，同時這也將是一個機會，看看我在外交事務方面能幹些什麼。
在加利福尼亞，我的大多數顧問對我的委任感到高興，可是他們卻希望委員會的報告不要認可杜魯門-范登堡的兩黨外交政策，而當時華盛頓正在宣傳這個政策，用以支持馬歇爾計劃。正好在我們赴歐前夕，我收到了一封由6個我的最堅決的支持者簽名的長信。信的開頭寫道：「在閣下即將啟程之際，我們感到正宜乘此機會一述我們的觀點；閣下此行將首先為國務院所提出的經過巧妙安排的計劃所影響，繼而為經過同樣巧妙安排的歐洲輿論宣傳所迷惑。我們希望並相信，即使處於此種強大影響之中，閣下將仍能保持你在國會中所奉行的頭腦冷靜的方針。」信的結尾以黨派觀念十足的口氣直率地提醒我，離總統選舉只有一年多一點的時間了：「我們認為，對這個局勢只有一種基本的解決辦法，那就是華盛頓進行一次大清除，於1948年選出一個共和黨政府，以此來擺脫新政哲學的一切殘餘。只要國會中共和黨人具有遠見卓識，不被拉去支持一個危險的、不切實際的和不自量力的外交政策，只要民主黨不能利用使人再也弄不清誰是共和黨人的兩黨世界主義來分裂我們的黨，我們就一定能夠做到這一點。」
8月底，特別委員會乘「瑪麗皇后號」從紐約起航。儘管我們看過各種情況簡報和研究資料，但我恐怕我們中誰也不敢說對我們在歐洲看到的一切是真正有所準備的。我們剛在南安普敦走下那艘豪華的輪船，便清楚地看到，我們來到了一個在飢餓和混亂的邊緣掙扎著的歐洲大陸。我們所訪問的每個國家情況都相同：如果沒有美國援助，那在嚴冬結束之前，就將有數百萬人挨餓或死於因營養不良而引起的各種疾病。政治情況同樣也很清楚：沒有我們的糧食和援助，歐洲將陷入無政府狀態，陷入革命，最後，陷入共產主義。
英國首相剋萊門特·艾德禮邀請我們到唐寧街十號參加茶會，在那裡我們同福斯塔夫式的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談了一個小時。他在最近的演說中主張〔美國〕把所有存放在諾克斯堡的黃金平分給世界所有的國家，這種說法很可能使我們的討論一開始便走入歧途。
如果說倫敦令人沮喪，柏林就幾乎是令人絕望了。一個曾經偉大的城市，而今成了一排又一排、一英里又一英里的燒焦了的廢墟。簡直不能想像，現有300萬居民仍然生活在那一片瓦礫之中。當我們站在昔日為希特勒總理府、現已毀壞殆盡的大廳里時，面黃肌瘦的德國小孩想把他們的父親在戰時獲得的勳章作為紀念品賣給我們。
儘管我們的使館人員出於謹慎而極不願意，我卻堅持要同被訪問的每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會面。我們發現這些領導人往往比民主派的領導人更為精力充沛，給人以更深刻的印象。我極想弄清他們是怎樣思考的，還想估量一下他們和蘇聯之間的關係。我特別記得我們同義大利勞聯的總書記、共產黨人朱塞佩·D.維多里奧的一次會見。他的辦公室里掛著紅窗簾，牆壁也是紅色的，他的上裝翻領上佩戴著一枚小小的紅旗徽章。我在眾議院勞工委員會上見過大部分美國勞工領袖的表現，維多里奧和他們中的佼佼者相比也絕不遜色。
我問他，他贊成政府對義大利工會採取何種政策。他回答說，他願意看到工人不受政府的控制，而且有罷工的權利。
我說：「聽你的回答，我看你似乎贊成我們美國的那種政府，那裡的工人此刻就正在罷工；而不贊成蘇聯的那種政府，那裡的工人是受國家控制的，過去20年中，他們就沒有舉行過一次罷工。」
經翻譯後，維多里奧朝我冷冷看了一眼說：「這位先生和我講的不是共同的語言。在一個像美國那樣的國家裡，工人必須進行罷工才能從資本主義反動派和僱主那裡獲得他們的權利。而在蘇聯，沒有資本主義反動派和僱主，因此罷工的權利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問他願不願意對美國外交政策提些批評意見。在這次談話的筆記中，我寫道：「他對我們的外交政策作了一番將使亨利·華萊士顯得像個膽小鬼的全面的分析。」當他說完後，我說：「我們永遠歡迎別人對我們的政策進行批評，但我可否問一下，你曾否如此詳盡地批評過蘇聯的政策？」
維多里奧和剛才一樣又冷冷看了我一眼說：「這位先生和我又一次講的不是共同的語言。美國外交政策必然是帝國主義性質的，其理由是，它是受資本家、反動派和僱主所支配的。在蘇聯，沒有資本家、反動派和僱主，因此蘇聯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是帝國主義性質的。因此，它不會受到批評。」
他說的對：我們講的不是共同的語言。我的印象是，維多里奧所講的黨的路線同我們在英國和法國遇到的共產黨領導人講的幾乎完全相同，甚至連用語也相同。在我的筆記中我最後寫道：「因而，這就肯定地表明，全世界的共產黨全都不忠於他們自己的國家，而是忠於蘇聯。」
的里雅斯特是義大利和南斯拉夫邊界上的大港口，不久將成為一個由聯合國託管的自由市了，在那裡我親眼看到有時同共產黨威脅相伴而生的暴力行為。
我們是在聯合國託管即將生效的前一天到達的。我在旅館打開行李時，聽見了響亮的歌聲。我探頭窗外看到一支大約有500名男女組成的遊行隊伍，他們都是一些精力充沛、鬥志旺盛的年輕人。許多人手中拿著紅旗，他們扯著嗓門唱著令人激動的《國際歌》。共產黨總部就在旅館的對面，當遊行隊伍經過時，每個參加遊行的人舉起手臂，緊握拳頭，以示敬禮。我走下去想看看他們要幹些什麼。突然，街口響起了一聲爆炸聲。群眾散開了，我看到一個年輕人的屍體……在片刻的死寂中，人們全站在那裡呆望著鮮血從他脖頸里噴出來。接著，石塊和瓶子就亂飛起來。警察趕來，開始追趕共產黨的領頭人。
有個逃竄的共產黨，像大學球隊里的後衛那樣飛快地穿過人群，他在越過馬路時碰上一個老婦人，把她撞倒在人行道邊上，那個老婦人便一動也不動地躺在那兒了。騷亂持續了一整個下午直到傍晚。那天被炸彈和槍彈打死的有5人，傷75人。我當時想到，除非美國幫助西歐恢復穩定和繁榮，否則的里雅斯特發生的事不久肯定將在整個西歐重演。
在我們回到華盛頓幾個星期後，赫脫委員會根據我們帶回來的大量筆記和文件，發表了一系列的報告。所有報告的共同特點是力主對歐洲進行經濟援助。這時候，我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發現我的第12選區75%的選民堅決反對任何外援。這是我第一次親自體會到埃德蒙·伯克描寫得極出色的那個古老難題。他說這是在民主政治中幾乎任何一個當選的官員在某一時期總會碰到的問題：在他投票時他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表達他的選民的意見，多大程度上代表他自己的意見和信念？歐洲的所見所聞已使我如此堅定地認為有必要擴大經濟援助，所以我覺得，我只能憑良心投票，然後盡最大努力去說服我的選民，別無他法。
我立即為當地報紙撰寫了一系列專欄文章，並且只要有時間我便回家去，在整個選區積極發表巡迴演說，敘述旅途見聞，向大家說明：要是我們準備把歐洲從飢餓和共產主義這兩個幽靈中拯救出來，我們就必須給予經濟援助。
幸運的是，我在選區的活動獲得了成功，這樣做的結果大大提高了我的聲望。1947年12月15日，國會以313票對82票通過馬歇爾計劃。大家都知道，這個計劃在各個方面都是成功的：它使歐洲免於饑饉，它保證了歐洲的經濟復興，並使歐洲沒有落入共產黨之手。
我從赫脫委員會之行中學到了許多東西。最重要的是我現在懂得了共產黨在歐洲得逞的原因。
第一，共產黨領導人信仰堅定，精力充沛：他們懂得他們要追求的目的是什麼，然後願意為之艱苦奮鬥。在這次訪問之後，我決不會由於共產黨領導人關於黨派路線的欺人之談，或者由於他們往往態度粗魯，便錯誤地認為他們全都是些沒有什麼才能的、不講道理的傢伙。
第二，我看到戰後歐洲的共產主義領導人完全懂得民族主義的力量，而且現在正盡力使它為自己所用。例如，我們在羅馬時，城裡到處張貼著共產黨為即將來臨的市政選舉所作的宣傳畫。這些畫既沒有錘子與鐮刀和任何其他共產黨的象徵，也並不宣揚某種未來工人國家將帶來的喜悅。相反，上面畫的是19世紀愛國主義者加里波第的巨大英雄形象——要是他知道他為義大利的自由不懈奮鬥一生，現在正被一個由莫斯科控制的國際集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所利用，他恐怕一定會不安於九泉的。
第三，我看到歐洲共產主義怎樣源源不斷地接受蘇聯錢財。與他們主張民主的對手不同，歐洲的各個共產黨得到莫斯科的大量津貼。
第四，我看到民主歐洲的大部分地區要麼是沒有領導，要麼更壞，領導階層中的許多人乾脆向共產主義投降了。我第一次懂得，堅強的領導對於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是多麼重要，而且我已看到在缺少這種領導或者這種領導遭到失敗時，會產生多麼可悲的後果。僅僅從我在很短時間內看到的這些，我已完全懂得，共產黨唯一尊重的——和願意認真對待的——東西是至少可以和他們相匹敵的，並有決心予以使用的力量。在的里雅斯特，我用鉛筆作了如下筆記，這話在今天，也和在30年前一樣，是完全正確的：「同蘇聯人打交道的一個基本準則是，如你沒有決心干到底，便決不要虛聲恫嚇，因為他們任何時候都會要試試你的力量的。」
希斯案件
在1948年眾議院夏季休會前夕，由新澤西州的J.帕納爾·托馬斯擔任主席的非美活動委員會，聽取了伊麗莎白·本特利的作證，本特利是戰爭時期華盛頓共產黨間諜網的一個聯絡員。為此而進行調查的主要負責人是非美活動委員會那個非常聰明且生氣勃勃、年輕的羅伯特·斯特里普林。為她的證詞尋找證人，他建議我們傳訊一個已被證實的（20世紀）30年代的共產黨工作人員。此人現在脫離了共產黨，他已是一位在職業上非常受人尊敬和報酬優厚的《時代》雜誌的高級編輯。他就是惠特克·錢伯斯。
8月3日上午，在錢伯斯將公開作證的前一天，我第一次見到了他，我當時簡直不敢相信這個人就是我們的證人。惠特克·錢伯斯是一個我前所未見的最邋遢的人。他渾身上下似乎無一處不皺皺巴巴的。
他作證時，一開始敘述他在1924年怎樣由一個不滿現狀的知識分子變為一個共產黨員。然後他講到他怎樣對史達林主義的幻想逐漸破滅，終於在30年代末期同共產黨斷絕了關係。同許多一度參加過共產黨的人一樣，錢伯斯也經歷了信仰上的轉變。現在他幾乎是帶著一種不可理解的狂熱，害怕和憎恨共產主義。他說他參加過一個共產黨小組，該小組的主要目的是滲透到政府中。他說，在這個小組的成員中有阿爾傑·希斯。他敘述了1938年他們最後一次會面時的情景，當時希斯含著眼淚拒絕和錢伯斯一起退出共產黨。
滿屋子響起了一陣驚奇聲，因為希斯是一位在紐約和華盛頓非常受人尊敬的知名人士，但在本特利小姐的證詞中卻沒有提到他。他在哈佛法學院時獲得優異成績，後來擔任過最高法院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法官的秘書。希斯在波士頓和紐約的私人律師事務所工作了幾年後，於1933年回到華盛頓；同許多其他人一樣，他也是受到了新政所帶來的激動和機會的吸引。他在政府機構中擔任過一些重要的職務，最後成為助理國務卿的助手，並作為羅斯福總統的一名顧問參加了同史達林、丘吉爾舉行的雅爾達會議。希斯被公認為聯合國的主要創建人之一；他擔任過起草聯合國憲章的舊金山會議的秘書長，後來在倫敦舉行的第一次聯合國大會中，他是美國代表團的顧問。1947年，他離開國務院，擔任了具有國際聲譽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主席。基金會的董事長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那些曾經推薦並批准他為主席的人之一。
而此刻在這裡，惠特克·錢伯斯作證說，他知道阿爾傑·希斯是一個地下共產黨員。
從後來的情況來看，那天上午錢伯斯的作證並沒有引起多大騷動。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他的敘述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另外，錢伯斯是那樣其貌不揚，以致大家沒有十分拿他的話當真，要是他把話說得更生動、有力一些，情況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第二天上午，我們接到了希斯的一份電報，他要求和我們見面，以便否定錢伯斯的指控。我們請他在第二天出席。
8月5日上午，當阿爾傑·希斯站著發誓的時候，他同錢伯斯之間的對比實在是太顯眼了。希斯身材高大、舉止文雅、儀表動人，當他斷然否定錢伯斯的指控時態度十分安詳。他堅定地說：「我是自己請求到這裡來以便毫無保留地否認前天一個叫惠特克·錢伯斯的人在這個委員會上所作有關我的一切說法的。」為了取得更好的戲劇性的強調效果，他壓低聲音說：「我現在不是，過去也從來不曾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現在不，過去也從來沒有信奉過共產黨的信條。我現在不是，過去也從來不是任何一個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成員。我從來沒有直接或間接地遵循過共產黨的路線。」
他否定了錢伯斯所說的一切，並且說，他甚至不認識任何一個名叫錢伯斯的人，據他回憶，過去也從不認識一個叫這個名字的人。執行主席蒙特指出，錢伯斯說自己認識他時是發過誓的，希斯仍毫無懼色地答辯說：「我完全知道他那樣說過。我也知道，我是正在根據同樣的法律來作反證的。」
當希斯結束他的證詞時，人們擁向他，同他握手，祝賀他的出色表現，並對委員會使他受到的損害表示同情。
同一天上午，杜魯門在橢圓形辦公室里舉行一次非正式的記者招待會。有一個記者問到有關我們的聽證會的事。他說：「總統先生，你是否認為在美國國會對間諜問題惶惶不安，是一種『轉移目標』使大家不注意通貨膨脹問題的手法？」杜魯門對記者的這種「轉移目標」的說法表示同意後，宣讀了一份預先準備好的聲明，說這次聽證會「對某些人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損傷，嚴重削弱了聯邦雇員的士氣，並破壞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杜魯門如此輕蔑地把我們的聽證會說成是一種「轉移目標」的手法，實際上就是以他強大的力量反對這次調查，但還不止於此，他還使用了其他更有效的辦法。他在聲明中重申他以前的命令，所有的政府行政機構都不得向國會委員會提供有關政府雇員的忠誠材料。
杜魯門這一套政治手法是在粗野而且醜聞充斥的堪薩斯市民主黨機構里磨鍊出來的。只要手邊有任何武器可以使用，他從來不會手軟。毫無疑問，在整個希斯案件中，他的目的是阻礙我們揭露真相。
到那天下午我們再次舉行秘密會議時，總統的攻擊、總統的行政命令的影響，加上希斯非常有力的證詞，已使非美活動委員會陷入一片驚惶之中。聽證會上的聽眾和新聞界似乎都已經完全相信了希斯的證詞，而且我們知道，由於我們事先沒有核實錢伯斯的證詞的內容，便讓錢伯斯出來作證，我們肯定會受到各方面的指責。委員會中誰也不希望，正好在大選之前遭到總統和新聞界這樣的一次攻擊。委員會的一個成員這樣一句話概括了一般人的意見：「我們完蛋了!」委員會中堅持我們的立場，主張進一步調查的就剩下我一個人了。斯特里普林堅決支持我的立場，而他的判斷是全體委員一向高度重視的。
我的推理是實用主義的。我認為就委員會的名譽而言，錢伯斯的作證已經起了破壞作用。批評我們的人絕不會因為我們決定放棄這個案件就停止攻擊，我認為，把此案進行到底，對我們可能有很大好處，而且即使失敗了，損失也不過如此。我指出，錢伯斯的指控和希斯答辯的這個格局，需要我們從一個特殊的角度來追查這一案件。在多數案件中，我們老是要證明究竟某人是否真是共產黨員，這幾乎是一件無法做到的事。但是，這次由於希斯的斷然否認，我們無須去證實任何更複雜的問題，只要弄清這兩個人究竟是否相識就行了。我建議我們再次仔細地問一問錢伯斯，看看他能不能提出更充實的論據。如果他能提出，就能證明委員會是正確的；如果不能的話，那麼我們也許能找出是什麼奇怪、邪惡的動機促使錢伯斯在希斯問題上撒謊，這樣我們至少可以更好地為我們的錯誤進行辯護。
我對希斯確已有所懷疑，因為儘管他拚命否認，他實際上卻從未簡簡單單地說過，他不認識錢伯斯。他總要附加上一些修飾的言辭。當蒙特稱錢伯斯為「你說你從來沒有見到過的」那個人時，希斯打斷他的話說：「就我所知，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他。」
英國人有時說，有些人是「聰明過頭了」。這就是我對希斯的印象：他太溫存、太圓滑和太自信了，讓人不能相信他是一個完全可信的證人。
斯特里普林和我最後終於說服了委員會，使它相信了那個令人不愉快的真實情況：我們的確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損失掉的東西了；因此決定，由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善於考慮問題的共和黨人約翰·麥克道爾、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個在進入政界前曾做過報紙記者的民主黨人埃迪·赫伯特和我三人，試著再對錢伯斯的證詞核實一次。8月7日，一個寧靜的星期六上午，在下曼哈頓弗利廣場現已廢棄不用的聯邦法院的一間屋子裡，我們問了他許多問題。我已經準備好了一張長長的單子，上面列的全是一個人對一個朋友一般都會知道，也大致會記得的一些事情。
我一開始就給他一個機會讓他可以否認原來的證詞。我有禮貌地問他，你說過希斯是一個共產黨員，對嗎？我們有沒有聽錯？
「會不會那不過只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學習會？」我問。
錢伯斯堅定地回答說：「那絕對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學習會。它的主要任務是為了共產黨的利益滲透到政府中。」
錢伯斯掌握了大量有關希斯的詳盡和私人的情況；實際上所有這些情況後來都證明是正確的。他告訴我們，希斯私下稱他的妻子為迪莉或普羅絲，她稱希斯為希利；他對我們談到，當他們夏天去馬里蘭州東部海濱度假時，把一條西班牙長耳狗寄養在華盛頓威斯康星大街的一家養狗場裡；他提到希斯在飲食方面喜歡簡樸。他描繪希斯太太，說她是一個身材矮小、高度神經質的女人，當她激動時，往往滿臉漲得通紅。他還告訴我們，在他認識希斯的那幾年中，希斯住過的三處住宅和公寓的地點和布局，並且還敘述了有好幾次他在他們家過夜的情況。
錢伯斯告訴我們希斯的一個愛好是研究鳥類，並且說他還記得，有一天上午希斯看到一隻稀有品種的藍翅黃森鶯後回家時的興奮情景。
經過兩個多小時筋疲力盡的詢問，我問錢伯斯是否願意接受一次測謊器檢驗。他毫不猶豫地說他願意。我問道：「你有那麼大的把握嗎？」他鎮靜地回答說：「我說的全是真話。」
如果錢伯斯的指控證明屬實，那杜魯門就會非常狼狽。一般說來，單是這一點可能性在一個大選年也會鼓舞共和黨人幹下去的。但是，希斯案件的某些特殊因素卻使我們必須非常小心謹慎。紐約州州長托馬斯·杜威被提名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曾經推薦希斯擔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而他現在是杜威的外交政策總顧問，並有希望在杜威執政期間擔任國務卿。希斯案件，加上和它相牽連的「對共產黨手軟」的一連串令人不安的問題，可能成為一把在傷害杜魯門的同時也會傷害杜威的雙刃劍。我意識到，如果我決定和委員會其他人一樣，讓這件案子在選舉前被人遺忘的話，杜威的競選班子無疑會深為感激的。
根據證詞，我堅信希斯是在撒謊。但是在讓這案件進一步發展之前，我想有幾個我認為甚至在我們的馬拉松詢問會上也沒有涉及的問題一定要設法弄清楚。因此，我決定到馬里蘭州威斯敏斯特錢伯斯的農場去訪問他，在那裡我第一次見到了埃絲特·錢伯斯。她是一個皮膚特別黑的女人，很少講話，但看上去頗有些憂心忡忡。
錢伯斯再次提供了許多令人對他的記憶力十分欽佩的細微和完整的情節。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有許多人在指責他，說他在希斯的問題上懷有某種隱藏的惡意或動機。他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後說：「當然，我不會懷著一種可能會毀掉我自己的事業的動機。」他說，獨自安靜的生活願望對他幾乎成了一種病，必須公開露面是他一生中從未遇到過的最痛苦的事情。
我偶然提起我是一個教友會教徒，他馬上說，當他認識希斯太太時，她也是一個教友會教徒，而且他自己從那以後也變成了一個教友會教徒。說到這兒，他捻了一下手指說：「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普里西拉在家裡時常用鄉土話同阿爾傑講話。」根據我自己家的經驗，我知道，除了極親密的朋友外，任何人也不可能了解這類私生活方面的細節。當然，他可能從某一個人那裡獲悉這些情況，但這些話是脫口而出的，我深信他是在說真話。
查爾斯·克斯頓是一個研究共產黨活動的專家，他極力主張我應把我的調查結果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一起討論討論。8月11日，我打電話到紐約羅斯福飯店的杜威競選活動總部，我對杜勒斯說，我認為在他就這個案件發表任何公開聲明之前，務必看一下錢伯斯的證詞。那天下午，克斯頓和我乘火車到紐約去見他。
克斯頓和我坐在杜勒斯住房的沙發上，等著福斯特和他的弟弟艾倫把三次聽證會的記錄從頭看上一遍。他們兩人看完後，福斯特·杜勒斯站起來在房間裡來回走著。「問題已無可懷疑。」他說，「這幾乎令人難以置信，但是錢伯斯肯定是認識希斯的。」艾倫·杜勒斯表示同意，他倆都認為應該儘快讓兩人公開對質，使這個案件公開化。福斯特·杜勒斯並沒有因為自己是推薦希斯擔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職位的人之一，唯恐將來自己難堪而畏首畏尾。我對他們說，一有新的進展情況，我將隨時讓他們知道。
訪問了錢伯斯的農場之後，我曾經打電話給普利茲獎獲得者伯特·安德魯斯，他是紐約《先驅論壇報》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我知道安德魯斯是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坦率的批評者；他最近寫了一本題為《華盛頓的政治迫害》的書，強烈地批評了政府的忠誠考核計劃。我對安德魯斯說，我確信錢伯斯說的是真話，但是我要對他的話儘可能進行各種核查。他同意和我一起去華盛頓，對錢伯斯細加審問。
安德魯斯向錢伯斯提了一些棘手的問題，並狠狠地追問那時已開始在華盛頓到處流傳的一些謠言，說什麼錢伯斯是一個酒鬼，有過精神病病史並進過教養院。錢伯斯並沒有感到不安，他指出這種謠言是共產黨詆毀別人名聲的典型做法。
在我們返回華盛頓時，安德魯斯比我還激動。他完全相信錢伯斯說的是真話，他現在只擔心由於在過去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他已深深感覺到的那種粗枝大葉的工作方法和不負責任的工作班子，希斯有可能會滑過去。我也擔心這一點。
由於杜魯門的行政命令，我們無法得到埃德加·胡佛或聯邦調查局的任何直接幫助。儘管這樣，我們還是同一個級別較低的工作人員保持某些非正式的聯繫，而後來證明他對我們的調查是有幫助的。
8月16日，當我們再把希斯叫來出席一次秘密會議時，他的態度同我們上次見面時可迥然不同了。
我對他說，他的證詞同錢伯斯的證詞之間存在著大量實質性的差異，我們現在願意在安排一次公開的對質前，給他一個機會在秘密會議上解釋這些差異。希斯直起身子說：「你們今天採取的態度使我感到氣憤而且傷害了我，你們發現了兩個證人——其中一個證人是自首的前共產黨員，另一個證人是我——所提供的證詞有矛盾，你們僅僅是碰到兩個證人講了相互矛盾的話，而在這兩人之間你們感到很難決定誰是可信的。我不希望為任何一個人提供方便，這個人出於我所不了解的一個什麼動機，顯然正在竭力要把我毀掉。你們不應該要求我提供細節，因為他可能聽到，然後他就能夠對其加以利用，好像他早就知道這些細節。」
接著他提出了後來成為他的證詞的主調說法：案情的細節並不重要。他說：「問題不在於這個人是否認識我，還是我記不起他了。問題在於是否如他所說的，他曾經跟我有一次個別談話，這一點我已經否認了，以及是否我現在是或者過去曾經是一個共產黨，這一點他說過，而我也已經加以否認了。」
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我說服委員會將聽證會繼續進行下去，其理由是案件的細節是重要的，因為只有通過細節才能證明，當希斯說他並不認識錢伯斯時，他是否在撒謊。他甚至不承認認識錢伯斯，這是有損錢伯斯和委員會名譽的主要因素。如果這時希斯能使聽證會轉而去證明他是否是個共產黨員，那我們便完蛋了。
我說，我們已經告訴錢伯斯，他對每個問題的回答都適用於偽證罪法律的。關於他所說他同希斯的關係問題可以由第三者來證實。我說，這就是我們現在提問的目的。
希斯問道，他現在有幾句話要求記錄下來，可以嗎？我回答說：「當然可以。」
他極慎重地思慮著，在放在他面前的便簽本上寫下了一些東西。他說，他已經寫下了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認識的一個人的名字，這個人他現在記起來，確實做過錢伯斯宣稱他曾經做的一些事情。這個人在希斯家裡待過幾天，轉租過他的公寓，向他借過錢，還開走了他的汽車。希斯說，但是他不願意直接透露這個人的名字，因為這可能會泄露給錢伯斯，他就會又把它編進他的作偽證的故事中。
詢問繼續下去，希斯又一次以模稜兩可的說法回答斯特里普林和我提出的關於他過去住處的問題，理由仍是他的回答可能會傳到錢伯斯那裡，被用來對付他。對這種裝腔作勢、吞吞吐吐的態度，性情急躁的赫伯特實在受不了了。他直截了當地對希斯說：「你和錢伯斯先生必有一個人在撒謊。」希斯沉著地回答說：「這話肯定是正確的。」赫伯特回擊說：「不管你們中是誰在撒謊，都可算得上是美國空前的、最了不起的演員。」
委員會休會了5分鐘，當會議繼續進行時，希斯說，他要透露他剛才寫在便簽本上的那個名字。
他說：「我提到的那個人——他也許同這件可怕的事毫無關係——名叫喬治·克羅斯利。」
這樣，這個用來轉移目標的根本不存在的喬治·克羅斯利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希斯案件中。
希斯在一小時零一刻鐘的時間裡，以大部分時間回答了有關喬治·克羅斯利的問題。他說，克羅斯利是一個到處混飯吃的報紙自由撰稿人，他在希斯擔任參議院彈藥和軍械委員會的法律顧問時去找過他，想了解一些情況準備為一家雜誌寫一篇有關該委員會活動的文章。希斯還說他經常會碰到一些作家向他提出的這方面要求。
他說他們在一起吃過幾次飯，克羅斯利要求他幫忙找一個住的地方，因為他想在寫文章的時候，把他的妻子和一個要餵奶的孩子從紐約接來，度過那個夏天。碰巧希斯那時正好準備搬往喬治城的一處新居，他原來住的公寓的租賃期還剩下三個月。因此，他把那間公寓轉租給克羅斯利了。希斯說，當克羅斯利的家具遲遲未從紐約運到時，他甚至讓他們在他的新居住了幾天。他補充說，最後克羅斯利賴著不付房租，因此他們很不愉快地分了手。希斯說，自1935年以後，他就再沒見到過或聽到過克羅斯利的消息。
令人很難相信，希斯會把像「克羅斯利」這樣一個人完全忘掉，接著又突然想起來了。但我們姑且相信他講的那一套，進一步提出了一些有關這個神秘的報紙撰稿人的問題。
我問他，克羅斯利太太長相如何，他回答說，她的皮膚「特別黑」。我是委員會中唯一見過錢伯斯太太的人，因此我知道他對她的描述很正確。那時我確信希斯是認識錢伯斯的。現在唯一有待回答的問題是，他究竟是不是認為他叫喬治·克羅斯利。接著，我問了許多有關克羅斯利身體外貌的問題，從他的高度和體重開始。接著我還問道：「他的牙齒怎樣？」
「牙齒很壞。那是我特別想注意看看錢伯斯的特點之一。這個人的一副牙齒很壞，他不會保養他的牙齒。」
斯特里普林問道：「他是只保存著大部分牙齒呢，還是僅僅沒有很好的保養？」
希斯回答說：「我想他的牙齒並不缺，但是保養得很壞。他的牙齒很髒，我要說他顯然沒有加以注意。」
於是，我們按照錢伯斯的證詞提供的線索，引導希斯回憶起30年代的生活情況。我們用問過錢伯斯的問題來問他，幾乎對每一個問題，我們都得到相同的回答。
對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來說，在那天很晚的時候，通過圍繞一個看來最不重要的問題的對話，才使這個案子確定下來。我問希斯他有什麼愛好。希斯回答說他喜歡打網球，還是一個業餘鳥類研究者。麥克道爾漫不經心地問道：「你見到過藍翅黃森鶯嗎？」
這下希斯的勁頭可真來了。他說：「我看見過的，就在這裡的波托馬克河上。」
麥克道爾說：「我在阿林頓見到過一隻。」
希斯繼續說：「它們飛回來在那裡的沼澤地做窠。一頭黃毛，是一種極漂亮的鳥……」
當這種對話的重要性被委員們發現時，頓時出現了片刻心照不宣的沉默。
我們已經答應希斯在8月25日同錢伯斯公開對質，離當時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但是，到那時就可能有一個第三者——喬治·克羅斯利——攪和進來，而隨著他的出場，就會出現一種新的糾纏，從而增加查清事件的可能性。我認為，我們必須馬上使希斯同錢伯斯見面。如果整個事情是我們弄錯了，那就必須在它造成更多的損失之前把它糾正過來。另外，如果希斯有關克羅斯利的一套說法純屬虛構，想用它來對付錢伯斯的該死的證詞的話，那我認為，在他有時間進一步充實他這套假話之前，就把他揭露出來，那也同樣是極為重要的。
我在辦公室里待到很晚，想決定怎麼幹最好。清晨兩點，我打電話給斯特里普林說，我們不能再等一個星期，我想就在那天下午安排一次會議。他說，他也得出同樣的結論，並同意進行必要的安排。
8月17日下午5時35分，在紐約提督飯店1400號房間裡，舉行了希斯和錢伯斯的第一次對質。
這個套間包括一間起居室和一間臥室。頗有諷刺意味的是，起居室的牆壁上布滿了奧杜邦的鳥類圖片。我們在靠窗的一張桌子後面放了把只供委員會成員坐的椅子，在面對桌子大約八英尺遠的地方單獨放了一把椅子。在椅子的右邊靠牆的地方有一個沙發。
當希斯與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一個朋友一同到達時，他顯得很不安，十分激動。等到他最後在面對我們的那把椅子上坐下時，我對他說，我們已經決定，要是他和錢伯斯立刻見面，不要等到8月25日的話，就會更有助於弄清事情的真相。因此，我們已經把錢伯斯帶到這裡來了。
我讓人把錢伯斯帶進來。希斯背後的臥室門打開了，錢伯斯走了進來。
當錢伯斯在希斯背後走進來坐在沙發上時，希斯甚至連看也沒看他一眼。他兩眼直視著前方窗外。
我開始說：「錢伯斯先生，請你站起來好嗎？希斯先生，請你站起來好嗎？」
這時兩個人都站了起來，希斯轉過身去面對錢伯斯；兩人相距不超過四五英尺。
「希斯先生，」我說，「站在這裡的人是惠特克·錢伯斯先生。現在我問你，你以前認識這個人嗎？」
在希斯注視惠特克·錢伯斯時，我想我從來沒有見過有誰會像希斯那樣，以那麼憎恨的目光看另一個人。我們打開了百葉窗，這樣以後就不會有人說，由於光線差沒有看清了。
那時希斯看起來已真的把握不定和心煩意亂了。他看了看我說：「可否請你叫他講幾句話？」
我請錢伯斯說出他的名字和幹什麼工作。他說：「我的名字叫惠特克·錢伯斯。」
等他說完，希斯朝著他前進了一步說：「請把你的嘴張大一點，好嗎？」
錢伯斯又把他的名字說了一遍，希斯變得很不耐煩了。「我說，請把你的嘴張開」——而且他做了一個手勢，表示他要錢伯斯怎麼做。他看了看我說：「尼克森先生，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他的意思是，他想看一看錢伯斯的牙齒；那時希斯的手離錢伯斯的嘴不超過六英寸，我真不知道錢伯斯會不會想咬掉他的手指。
希斯問道：「我可不可以問一下，他以前作證時，聲音和現在一樣嗎？」我朝周圍看了一看，想找點可以讓錢伯斯念誦的東西。在室內唯一可讀的東西是一本《新聞周刊》。當錢伯斯朗讀這本雜誌時，希斯目不轉睛地研究他的嘴，就好像一個馬販子想要確定一匹他可能要買的馬的年齡一樣。錢伯斯停住了，希斯說，這聲音聽起來同他所記得的克羅斯利的聲音有點不同，錢伯斯的這副牙齒顯然要好得多。他說，因此，如果不許進一步的核對，他就不能宣誓認為錢伯斯就是克羅斯利。
我問錢伯斯他的牙齒是否大加整修過，他說，牙科醫生希契科克曾替他拔掉幾顆牙齒並裝了一副假牙托。希斯對這一情況似乎感到滿意，並且說：「如果錢伯斯先生的這一證詞可信的話，那將說明我的感覺可能是不錯的，他就是在1934年或1935年或那前後不久，對我聲稱他名叫喬治·克羅斯利，是一個為雜誌寫文章的自由撰稿人。我很想從希契科克醫生那裡查明，他剛才講的是否是真話，因為這是我的一部分依據——我對克羅斯利記得的主要特點之一是他的牙齒很差。」
我說：「希斯先生，你是否認為在你能講一些有關這個人的任何情況以前，一定要牙科醫生告訴你，他曾如何給錢伯斯治牙的情況？」
希斯改變了話題，於是我開始詢問錢伯斯。
「主席先生——」希斯插嘴說。
「你先等一等。」我說，我又重新問錢伯斯。
當錢伯斯說，他在希斯的公寓裡住過大約三個星期時，希斯打斷他的話說：「主席先生，我無須再向惠特克·錢伯斯先生提任何問題了。我現在完全準備確認這個人就是喬治·克羅斯利。」
我已經非常仔細地研究過證詞，但是我始終沒弄清，為什麼希斯突然在這時決定放棄那套偽裝了。就在幾分鐘之前，他的「視覺記憶力」還非常不濟，堅持要先查閱牙醫的病歷，才能確認錢伯斯到底是誰。而現在他忽然變得那麼肯定，以致當我們問他是否絕對有把握時，他說：「即使挖去他的兩隻眼睛並割掉他的鼻子，我也能肯定是他。」儘管如此，他仍然說，他並不知道錢伯斯或克羅斯利是一個共產黨員。
我們問錢伯斯是否能肯定證明這個希斯就是他從前認識並在他家住過的那個共產黨員。他回答說：「我肯定能證明。」希斯突然猛地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走到他面前，向他揮動拳頭。當希斯說話時，聲音因發怒而顫抖，他說：「現在請把我所說的話記錄下來，我願意請惠特克·錢伯斯先生在沒有這個委員會在場的時候重述一遍他的這些話，那我就將告你無故誹謗罪。我向你提出挑戰，要求你這樣干，並且希望你他媽的馬上就干。」
當希斯走到他面前時，錢伯斯一點也沒有害怕的樣子，但希斯卻已完全泄氣了。我懊悔我們同意讓他能如約赴宴從而放他早走了。我認為，如果我們繼續對他緊緊追問的話，即使不能取得真正的突破，至少也能從他話里發現更多的矛盾。但是就這樣，我們的收穫也不差了。
下一個星期，8月25日，在眾議院舊辦公大樓的秘密會議室舉行了兩人的公開對質。會議室擠滿了想目睹這個場面的人，空氣渾濁，由於拍攝電視的燈光，顯得更熱了。
希斯使用了三個基本手法。一開始，他企圖打亂和攪混證據的細節。他再一次提出牙醫治療的重要性，藉此解釋他開頭為什麼遲遲不能確定錢伯斯就是克羅斯利。
我說：「你已經充分利用了壞牙齒這個問題。你甚至問到為他治療牙齒的牙科醫生的名字，並想在你能肯定他的身份之前，同牙科醫生研究一下。我現在想問你一個也許聽起來有點滑稽的問題，我真納悶兒：你難道沒有見到過克羅斯利閉著嘴的時候嗎？」
他回答說：「在我的記憶中，有關克羅斯利的引人注目的事情，不是在他閉著嘴的時候，而是在他張開嘴的時候。」開始時站在希斯一邊，但由於他經常躲躲閃閃、含糊其詞而變得煩躁不安的聽眾，聽到這一回答後，哄堂大笑了。主席托馬斯要求大家安靜，對希斯說：「在回答問題時，如果你有什麼特別幽默的話要說，以後可以把我叫出去講給我聽好了。我一向喜歡愉快的笑聲，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避免的話，讓我們不要再在這裡讓大家笑了。」這時希斯已控制不了自己，他傲慢地回答說：「主席先生，我認為笑聲是由於提問引起的，而不是由於回答引起的。或許是你或尼克森先生想退出去講你們的笑話吧。」
當我們給他看一份他簽過字的文件印本，問他是否是他的簽字時，希斯的表演同樣是荒謬可笑的。他猶豫了一下，躲躲閃閃地說，不見到原始文件，他不能肯定回答。
蒙特對希斯的回答非常惱火，他表示懷疑地問道：「如果你見到原始文件，你就能肯定了嗎？」
希斯回答說：「那我就比較有把握一些。」聽眾又一次大笑起來，甚至坐在前幾排的他的朋友們也不安地搖搖頭。
他的第二個手法是叫我們想起跟他一起工作過、很看重他的所有著名人士，那些人毫無疑問都是愛國的。他列舉了34個名字，從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哈羅德·史塔生起，一直到科德爾·赫爾和詹姆斯·貝爾納斯，並建議我們到那些人那裡去了解他的忠誠問題。這種「以社會關係來證明其清白」的做法，對委員會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聽眾中為他這話所動的似乎也不多。
他的第三個手法是，重新堅稱，他和錢伯斯所供述的細節相互矛盾是沒有關係的，因為唯一真正的問題是，究竟他是否曾經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再一次盡力揭露隱藏在這個前提背後的錯誤的邏輯，並且使聽證會仍牢固地抓住，當他說他並不認識錢伯斯時，他是否犯下了偽證罪這一問題。
我說：「希斯先生，有兩點是你自己讓我們不能不弄清的問題：（1）你究竟是否認識錢伯斯——這個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2）你熟悉錢伯斯到什麼程度，你是否知道他是一個共產黨員。這就是現在提問你的目的。」
對於許多人來說，希斯的證詞最使他自己的名譽受到嚴重損害的是有關他的一輛汽車的那一段。錢伯斯證實希斯是非常熱心於共產黨事業的，當他在1936年買下一輛新的順風牌汽車時，他便要把他的一輛1929年福特牌的舊車捐給共產黨。因為一個地下黨員，不論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讓人把自己與同黨聯繫起來，這是嚴重違反黨的紀律的。但是，錢伯斯說，希斯是那樣堅決，後來終於破例作出安排，通過一個中間人給這輛車辦了轉讓手續。
希斯的說法完全不同，他在有關喬治·克羅斯利的證詞中，有一回曾說：「我把一輛汽車賣給他了」；又一回則說：「我讓他使用那輛車子」；還有一回他說的是：「在租房子給他時，我把車也留給他用。」我向他指出這些前後不一致的說法，並且說，他不能記清像一輛汽車那樣價值很大的東西到底賣沒賣，這是很難令人相信的。
由於某些出色的調查工作和鴻運高照，我們完成了一件希斯顯然絕對料想不到的工作：我們找到了10多年前他簽過字的轉讓那輛汽車所有權的憑證。這筆交易的過程是很不平常的。希斯把那輛汽車以25美元的價格簽字讓與一個汽車商，這汽車商又立即以他自己的名義，以同樣的價格簽字讓給一個被查明曾擔任共產黨組織工作的人，這人在轉讓證上使用的是假地址。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出現過喬治·克羅斯利的名字；而且我們證實，汽車轉讓的時間並不在希斯作證時所說的1935年6月他最後見到克羅斯利的時候，而是發生在一年之後，1936年7月——正是錢伯斯所說的轉讓那輛車的時間。
汽車交易這件事無可辯駁地證明，希斯沒有講真話，證明希斯和錢伯斯的關係比他在證詞中所說的要深得多，交往的時間要長得多，後來斷交的時間要晚得多。希斯在委員會上第一次出面後，一直被表示良好祝願的人所包圍。但在這次作證結束時，他和他的律師是孤零零地走出聽證室的。詹姆斯·賴斯頓本人認識希斯，並且是贊成他擔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工作的推薦人之一，他在《紐約時報》上報道說：「在整個詢問期間，希斯先生是沉著的，並儘量做到有禮貌，但他答問題時的過分小心不但激怒了委員會的成員，而且，甚至在他的朋友們看來，頗不利於他在此案中的地位。」
錢伯斯在希斯之後坐到證人席上去。我們要求他談談他對希斯作證的反應，他簡單地回答說：「希斯先生在撒謊。」他的直截了當的回答，使希斯的話更顯得是躲躲閃閃和有意使人迷糊。
我問錢伯斯，他是否對希斯懷有某種仇恨，所以他才如此，顯然決心要揭露他和把他毀掉。這幾句對話，我認為，無論從歷史的角度還是從戲劇的角度來說，都是這次聽證會的高潮。
我說：「錢伯斯先生，你能否仔細回想一下，究竟可能是什麼動機使你在這個時候出來控告希斯先生是共產黨員？」
他問：「我可能具有什麼動機？」
「是的，你有什麼動機，我的意思是說，是不是可能由於希斯先生對你干過什麼事情，使你對他懷恨在心？」
他說：「據到處流傳的說法，我作證指控希斯先生，是因為我和他有舊仇，或者說出於報復和憎恨的動機。我並不仇恨希斯先生。我們過去是親密的朋友，但我們現在陷入一出歷史的悲劇中了。希斯先生代表著我們共同與之進行戰鬥的、我現在正在與之戰鬥的隱蔽的敵人。我是懷著悔恨和憐憫的心情來控告他的，但是在這個國家現在所處的這個歷史時刻，上帝保佑，我不能不這樣做。」
我一有機會研究完全部證詞，就給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寫了一封長達四頁的信，概述了我的意見和結論。我寫道：「〔希斯〕是否犯了法律上的偽證罪，以及現在是否已經最後證實他是一個共產黨員，這也許都是仍然可以再討論的問題，但是在我看來，根據只有他才能說明的理由，他是儘量要阻止我們了解他同錢伯斯之間的關係的真相，這一點已是毫無疑問了。」
非美活動委員會直接插手希斯案件就到此為止。第二步將取決於錢伯斯怎樣對付希斯的挑戰，他能否在得不到國會豁免權保護、希斯可以控告他誹謗罪的情況下重複他的供詞。8月25日，在舉行公開聽證會之後兩天，錢伯斯出現在「與報界會見」的電視節目中。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希斯的挑戰。
錢伯斯被問道：「你是否願意在這裡再次控訴阿爾傑·希斯是個共產黨員？」
錢伯斯回答說：「阿爾傑·希斯過去是個共產黨員，而且也許現在仍然是個共產黨員。」
希斯的朋友們肯定他會立刻向錢伯斯提出控訴。使他們非常吃驚的是，在一個月之後他也沒有採取行動。最後，希斯的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華盛頓郵報》在一篇不耐煩的社論中直截了當地要他攤牌，宣稱希斯自己已經「造成一種他要麼大幹，要麼認輸的局面」。
三個星期後，希斯以誹謗罪名控告錢伯斯。從法律上說，希斯似乎是處於極有利的地位，因為錢伯斯如果拿不出旁證來證實他的控告，他就決不能使任何法庭相信他的指控。希斯也許認為，如果錢伯斯掌握任何證據，他在委員會的聽證會期間就一定已經提出來了。
這個案件雖然已經提供了那麼多離奇古怪、使人驚異的情節，但下面還有更妙的。
希斯的律師們要求錢伯斯在審判前作證，並在一般的詢問過程中問他是否掌握什麼可作證明的文件。他當時沒有回答，但是他開始對必須採取什麼行動來維護自己的立場的問題感到極度苦惱。
希斯的律師們還詢問過錢伯斯太太。錢伯斯從來沒有具體告訴我詢問的經過，只是說他們對她非常粗暴，弄得她哭了。他說，從那時起，他已看出他們盡全力想毀掉他，所以他也必須準備還擊。他對他的律師說，在第二天繼續舉行審判前的聽證會時，他已經決定要提出他最近從他妻子在紐約的侄子那裡取回來的一些文件。
11月17日，錢伯斯交出一紙袋文件，其中包括65頁國務院的列印文件和4頁阿爾傑·希斯的手寫便箋。他對那些無比驚異的律師們解釋，當他決定退出共產黨時，他把這些文件作為一種類似人壽保險單的東西保存下來，以防止任何一個共產黨人企圖對他進行訛詐或殺害。
司法部刑事司司長被立即從華盛頓請來。他封存了文件並讓法院發布命令，使每一個相關的人必須對此事嚴守秘密。錢伯斯回到自己的農場，以為要不了幾天司法部就會把此案提交大陪審團，對希斯提出控訴了。但是，兩個星期過去了，毫無動靜。12月1日，華盛頓《每日新聞》發表了合眾國際社的一則短訊，說司法部正在考慮放棄對希斯的訴訟。另一篇報道說，據謠傳，正在考慮對錢伯斯提出偽證控告。這是很難令人相信的，但看來司法部似乎真不打算利用錢伯斯提出的文件來證明希斯是個間諜，而要用它來作為對錢伯斯提出偽證控訴的根據，因為錢伯斯作證時曾說他從未參與間諜活動是撒謊。
這些令人震驚的新發展出現的時機，對我個人來說，可以說再糟糕不過了。我們的第二個女兒朱莉是1948年7月5日出生的。我們曾經想離開夏季酷熱的華盛頓，同朱莉和特里西婭一起到外地過幾個星期，但是由於希斯案件占去了8月整整一個月，我們被迫取消了假期計劃。我答應帕特一旦國會休會，我們一定外出去度這三年來的第一次假期。我們已定下12月初去加勒比海完成兩周海上旅遊的艙位，我們兩人都盼望著趕快去旅行。
在我們準備動身的前一天，我在《每日新聞》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使我大為震驚的是，司法部竟採取這樣一種荒唐的做法。那天下午，斯特里普林和我乘車趕到錢伯斯的農場。
我把報紙上的報道給錢伯斯看。他說：「這正是我一直擔憂的事情。」
他向我解釋，他已經交出了相當數量的文件證據，那些東西全部已被司法部封存，而且法院命令不准他透露文件內容。他對我說：「我現在只能說，這些證據是一顆真正的炸彈。」
我們想設法知道一點這些文件的內容，但是沒有成功。最後我問他，我們現在面臨的形勢，是否只能等待司法部去決定下一步該怎麼辦了。
「不，我沒那麼蠢。」錢伯斯回答說，「我的律師保存著一份影印本，而且還有一點，我並沒有把我所有的東西都交出去。萬一他們想扣壓這顆炸彈的話，我還有另一顆呢。」
「你保存好第二顆炸彈。」我對他說，「除了委員會外，不要把它交給任何人。」
當斯特里普林和我回到華盛頓時，我拿不准該怎麼辦。我在那天晚上思索了很長時間，考慮是否出一張傳票把錢伯斯其餘的證據要過來。我無法理解，為什麼錢伯斯在委員會聽證會上要隱瞞這些重要情況，因而我不禁想到司法部採取這樣的行動，也許是有某種正當理由的。
但是，在權衡了各種因素之後，我確信這個案件太重要了，現在決不能冒失敗的危險，因此我要求斯特里普林向錢伯斯發出傳票，立即向他調來他所保存的所有的材料。「我說的是所有的材料。」我說。
那天下午我們的船從紐約起航。帕特和我同一般人一樣，懶洋洋地在船上休息，很高興有機會同船上的其他國會成員和他們的夫人歡聚。我們從華盛頓極度緊張的氣氛中解脫出來，頗有一種輕鬆之感。但是，在第二天傍晚，我就收到了斯特里普林的一份電報：
第二顆炸彈於星期五上午1時調來。案情大白。情況驚人。報界及其他地方都已為之震動。似需立即行動。能否返回？
次日早晨，我收到安德魯斯的來電：
文件內容非同小可。與希斯有關似已肯定。與其他人的牽連已不可避免。此一結果如不能恢復某些成員的信心，亦將能恢復委員會所需之信心。紐約陪審團星期三開會……能否星期二搶在陪審團開會前一天到達？倘不能，則星期三上午舉行聽證會。自由派朋友不再喜歡我了，連你也一樣。但事實總是事實，何況它是炸彈。經鑑定，三個文件上有希斯筆跡。尚未得到他將這些文件交給錢伯斯的證據，但非常重要。斯特里普林說他能證明是誰將這些文件交與錢伯斯的。向帕特問好。假日破壞者安德魯斯
我給斯特里普林發無線電報，讓他安排我返回華盛頓。第二天早晨，海岸警衛隊的一架水上飛機把我從船上送到邁阿密，在那裡我趕上了去華盛頓的班機。在邁阿密機場，記者問我對「南瓜文件」有沒有什麼意見要說。我完全摸不著頭腦，不知他們說的是什麼。我一抵達華盛頓，斯特里普林就向我提供了關於這一特別案件的最新變化的詳細情況。
我獲悉我們向錢伯斯發傳票那天，他本來就在華盛頓。那天晚上，他安排好同我們的兩個調查員見面，並同他們一起乘車返回他的農場。他們到那裡時已很晚。錢伯斯把他們帶到一塊蓋滿霜的南瓜地去。他們看著他把其中一隻南瓜的頂部揭開，伸手進去取出三個很小的金屬微型膠捲筒，不禁目瞪口呆了。他解釋說，他不想把什麼東西都留在屋子裡，以防萬一他不在家時，還有什麼別的傳票和搜查令來到。因此，那天早晨，他挖空了一隻南瓜用來隱藏文件。
「南瓜」微型膠捲被沖洗出來，上面是數百頁的文件照片。這些照片是錢伯斯退出共產黨前不久希斯交給他的秘密文件的一部分，從極不重要的官場瑣事直到絕密的大使級電文，應有盡有。希斯在後來的答辯中聲稱，這些文件都是不重要的，對國家安全沒有威脅。這種論點在委員會上和在兩次審判會上都被確鑿的證據所駁倒。有些文件相對來說是不重要的，但是國務院仍然認為在1948年——這些文件從政府檔案中取出來10年之後——如果全部發表「南瓜文件」，肯定將有損國家的安全，而且，即使那些內容毫不重要的文件，其中有許多過去被譯成密碼，任何人只要弄到了這些文件，就能很容易識破我們的密碼，這一情況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文件本身的內容。
「南瓜文件」立即引起公眾的極大注意。在一陣軒然大波中，甚至以前許多替希斯辯護的人都不得不承認他們錯了，委員會是對的。
由於訴訟時效條例的規定，不可能以此作為間諜罪對希斯起訴，大陪審團便一致投票贊成對希斯的兩條偽證罪提出控告。第一條是，他作證時撒謊說，他未曾非法拍攝國務院的秘密文件並將其交給錢伯斯；第二條是，他作證時撒謊說，從1937年1月1日以後，他一直沒有見過錢伯斯。
對希斯進行了兩次審判。第一次審判，陪審團以8票對4票未能作出定罪決定。1950年1月21日第二次審判時，陪審團一致認為希斯有罪。裁決宣布後不久，我收到了赫伯特·胡佛的一份電報。電文說：
阿爾傑·希斯的定罪全部應歸功於你的耐心和鍥而不捨的精神。我國政府中存在的叛國逆流終於以人人信服的方式被揭露出來。
希斯被判處五年徒刑。服刑44個月後，他被假釋出獄，此後即默默無聞，為紐約一家文具和印刷品供應商當推銷員。
直到今天，阿爾傑·希斯一直認為他是清白的，不時企圖為自己洗刷罪名。這種頑強性，加上時間的推移和記憶的淡薄模糊，使有人不時對他公開加以讚揚，大家對他的看法也日益改變。例如，在1975年，他已重新被馬薩諸塞州的律師界所接納。但是，不管何時，如果根據事實和證詞來考慮希斯案件，對他的判決將不會有任何改變：不利於他的證據仍然是無可辯駁的。
對我來說，在我們調查希斯案件期間，杜魯門總統的舉動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我知道他曾不顧開明派顧問和支持者的反對，建議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反共政府，我因而認為他應當是了解共產主義威脅並認識到有必要反對共產主義顛覆活動的蔓延的。
但是，面對著大量的證據，說明希斯至少犯有偽證罪，而且可能就是個間諜，杜魯門竟仍然堅持指責我們的調查是一種「轉移目標」的手法，通過他的公開聲明和行政命令，運用他的一切權力，來阻撓這個案件的進行。在1948年總統選舉前，我還可以理解，他盡一切可能去制止調查是為了避免政治上難堪。但是，實在使我驚奇的是，在他已贏得選舉之後，卻還在繼續他那種執拗的方針。
伯特·安德魯斯是白宮的消息靈通人士，他對我說，當司法部的一個官員把看來顯然使希斯難逃間諜罪名的列印文件給杜魯門看時，他狂怒地在橢圓形辦公室里踱來踱去，不斷地喊著：「這個狗雜種——他竟背叛了自己的國家!」在希斯被控告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記者們問杜魯門，他是否仍然認為我們的調查是一種「轉移目標」的手法。杜魯門突然打斷了一個記者的話，厲聲說：「我已經非常明確地對這個問題表明了我的立場，我再沒有什麼可說的。我的觀點沒有改變。完了。」嗣後，當他的一名助手向他問及這個問題時，他回答說：「當然，希斯是有罪的。但那個該死的委員會醉翁之意不在酒。它所關心的是政治鬥爭，只要他們企圖利用這個共產黨問題搞政治鬥爭，我就只能把他們的活動按其實質如實地稱為『轉移目標的手法』。」
杜魯門確確實實認為這個調查工作是有政治動機的，因而反過來，他的動機也是政治性的。他最後批准由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進行全面調查，但他始終利用他的職權和威望，阻撓委員會的工作達數月之久。但那時我並不認為，現在也不認為，他的行動除了一個地道的政客所具有的政治本能外，還有什麼別的動機。
希斯案件無可懷疑地證實，在美國政府的最高級組織中存在著由蘇聯指揮的顛覆活動。但許多為希斯辯護的人就是乾脆拒不承認他的大量罪證。有些人向我發泄他們的惱怒和怨恨，好像他們被希斯欺騙這件事應由我負責。毫無疑問，我通過希斯案件獲得的聲譽使我開始走上得以擔任副總統職位的道路，但同時，它也使我從一個小有名望、在報上常受到有限好評的年輕眾議員，成為在華盛頓被人紛紛議論的人物之一，並遭到當時最受人尊敬和最有影響的開明派報界人士和輿論界領袖的激烈反對。
我認為福斯特·杜勒斯說出了希斯案件的真正教訓，他說：「阿爾傑·希斯的定罪是人類的悲劇。其所以是悲劇，是因為這樣一個大有出息的人最後竟然落得這樣一個不光彩的下場。但一個更大的悲劇是，我們的民族理想似乎不再能鼓舞人心，使人們為了保衛這些理想而獻身了。」
在我看來，這幾句話真正抓住了當時我們所面臨的和今後還將面臨的問題的實質：我們怎樣才能像共產黨那樣把一種獻身精神灌輸給像希斯那樣的人，而把獻身於自由思想的精神灌輸給有才華的美國青年。
1950年：競選參議員
我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了1948年在費城召開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我十分尊敬兩位領先的競選者——俄亥俄州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和紐約州州長托馬斯·杜威。但我認為共和黨人在1948年的選舉中，需要有一副新面孔和一番改革，於是我支持明尼蘇達的——一度在共和黨中被稱為「神童」的——哈羅德·史塔生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杜威在第三輪投票中獲得提名，他選擇厄爾·沃倫作為他的競選夥伴。
自從獲得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提名讓我競選連任眾議員後，我在秋季的競選運動中，曾在全國各地為黨的總統候選人奔走宣傳。雖然我提不出什麼特別不對頭的問題，但是對我們取勝的機會，我總不像大多數共和黨人那樣樂觀。聽我演講的群眾人數很多，也很友好，但他們並未表現出那種常使人覺得成敗之局已定的強烈的感情。杜威生怕觸傷杜魯門，以及對杜魯門所謂「毫無作為的第80屆國會」的攻擊不肯加以反駁的態度，使我頗為不安。由於他天生的氣質、過分自信和錯誤的判斷，杜威在競選中採取了一種孤芳自賞、不計得失的態度。而杜魯門可是全力以赴，不勝不休。杜魯門贏得了最後的勝利，使許多作過預測的人目瞪口呆。在為杜威的落選深感失望的同時，我感到我們的自滿情緒已使我們自食其果了。
杜威的失敗和我們在國會兩院的席位的損失，使我頓然變為少數黨的一名普通成員，一個無用武之地的「英雄」。這時我開始第一次考慮要靠自己向上攀登，不能耐心地等待著熬資歷或者靠黨在眾議院提拔我了。
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謝里登·唐尼的任期在1950年就要結束了，因而在1948年的選舉過後不久，我開始考慮要爭奪唐尼的席位。乍看起來，希望不大。唐尼是一位得人心的、並未產生爭議的現職參議員，當時完全看不出有誰能擊敗他。
幾乎我所有的政界朋友和顧問都對我說，競選參議員無疑是政治上的自殺。但我認識到希斯案件使我聞名全國一事的價值，這樣的名聲可是大多數議員夢寐以求的。在我政治資本高漲的時候，競選唐尼的職位，是我得以在政治階梯上更進一步的唯一機會。1949年8月11日，我寫信給我的朋友和政治顧問弗蘭克·喬根森，把我對情況的分析概述如下：
贊成和反對我競選參議員的來信我已收到一大堆了。其中持反對意見的，似乎可以說大多數人都是擔心我會失掉眾議院席位。但是，如我前信所說，我的結論實際是，雖然我承認成功的希望甚小，但這是一個極難得的機會，雖冒險也完全值得一試。當然，條件是在初選中我們不會遇到無比堅強的反對力量。正如我和這裡幾位朋友說過的，如果共和黨1950年在參眾兩院取得重大進展，那當然意味著共和黨在全國普遍得勢，我深深懷疑我們有可能重新掌權。確實，如果我們在眾議院只不過是一個能說說話但不起作用的少數派，那麼我認為，留任眾議員不會有多大作為，即使從一個比較好的選區來的也一樣。
另外，如果得勢的轉機已到，那我就頗有贏得加利福尼亞州參議院席位的可能。如果轉機未到，那重新獲得眾議院席位也不過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勝利而已。
10月初，眾議員海倫·加哈根·道格拉斯宣布她將在民主黨的初選中和唐尼競選。她這一插手大大增加了我獲勝的前景。如果唐尼在初選中獲勝，他會因她的攻擊而聲望大減；如果道格拉斯太太取勝，她將比唐尼更易於擊敗。
那年秋天我曾從《洛杉磯時報》機敏的政治編輯凱爾·帕爾默那裡獲悉，如果我成為參議院的一個候選人，我會得到該報的支持。我從《舊金山紀事報》和《奧克蘭論壇報》也得到同樣的保證。這些保證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們得為我競選作宣傳，而且實際上還能保證我在共和黨的初選中，不會受到任何反對。
1949年11月3日——正好是大選前整整一年——我在波莫納大約500個支持者的人群面前宣布了我將競選參議員的決定，我發表了一篇毫不留情的演說，預示了我打算參加競選的勢頭。我說：「競選的中心問題簡單一句話就是要自由還是要國家社會主義。」我指責「今天的民主黨，無論從全國還是從我們自己的加利福尼亞來說，已經被一群冷酷無情、玩世不恭、一味追求個人權力的人所掌握、所控制。這些人使這個黨推行的政策和原則與它的創始人所制訂的一套已完全格格不入了」。我結束我的演說時講的幾句話在後來的幾年中常常被引用。我說：「我們只有一條取勝的途徑，那就是，我們必須進行一場激烈、無情、拚命的競選，並且把這個運動直接推進到加利福尼亞的每一個縣、每一個城鎮、每一個選區和每一個家庭去。」
我的政治生涯中最火熱的一次競選運動就這樣開始了。要使一個傳統上是共和黨眾議員選區的選民投票選舉我，已經是夠艱苦的了，何況現在我還得一個勁兒地在全國人口第二多的州進行競選，以尋求千百萬選民的支持——他們大多數人是登記為民主黨人的。
我決定在全加利福尼亞展開競選活動，為了行動方便，我弄了一輛四面都有木擋板的舊旅行車，兩邊釘上了「選尼克森為參議員」的大牌子。車上裝有輕便擴音設備，每當我們到一個城市，就通過擴音器播放一張流行歌曲唱片。這樣通常總能在一條熱鬧街道的角落至少吸引來五六個行人。只要有一小群人聚攏來，我就講幾分鐘話，然後回答問題。
開始時聽我講話的只是幾個感到莫名其妙的過路人。後來當競選活動展開時，人群就逐漸增多了，過了不久，有一些詰難的人出現，這就保證每到一處總會有一大批活躍的聽眾。這些詰難者是由當地左翼勞工組織和政治組織派來的、組織得很嚴密的一些人。他們不斷地提出尖刻、針鋒相對的問題，夾雜著嘲諷的言論，企圖打斷我的演講。有一次在舊金山，他們甚至開來了他們自己裝有喇叭的卡車，於是我們通過擴音器進行了一場辯論。我們在長灘市政廳召開群眾大會，他們有一隊人跑到會場外面來搗亂，我的司機打開擴音器，放了一張當時流行的唱片：「如果我知道你來，我早就給你烤好一張餅了。」我的支持者哄堂大笑，表示贊同。
當我開始在全州各處艱苦地進行競選時，民主黨初選中內部先打了起來。參議員唐尼以健康不佳為理由退出了競選，而道格拉斯太太現在遭到了《洛杉磯日報》的發行人曼徹斯特·博迪的對抗。博迪財力雄厚，他鄙視道格拉斯太太的左翼傾向，以一個老民主黨人所具有的真正狂熱勁頭進行競選。他把她和她的追隨者稱為「一個狂熱的搞顛覆活動的紅色小集團」。他的支持者攻擊她：她過去的投票記錄和維托·馬克安東尼奧的投票記錄一樣，後者是國會中公開的親共分子。
誰都可以看出，道格拉斯太太和馬克安東尼奧的投票記錄是那麼驚人的相似，而這種來自民主黨內的對她的攻擊所起的破壞作用比我所能講的任何話都大。我的競選委員會後來散發出去引起爭論的《粉紅色傳單》一文，實際就是受到這兩個投票記錄極為相似的啟發寫出來的。不管後來人們對文中所列舉的事實如何解釋，它的正確性卻是誰都無法懷疑的。我們不過只是就傳單的顏色提出了一點尖刻的評論罷了。
使道格拉斯太太受到最大打擊的是參議員唐尼。5月22日，他公開宣稱：「我認為，道格拉斯太太缺乏一個美國參議員所必須具備的起碼的能力和資格……我看不出她會願意，實際也沒有能力，埋頭去做艱苦而乏味的工作，以便準備制訂立法方案和使方案在國會獲得通過。」談到她在國會的投票記錄時，他說：「道格拉斯太太為使蘇聯感到快慰，投票反對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她在總統最需要她的支持和正應充分得到她的信任的關鍵時刻，反對總統。」
結果，道格拉斯太太在民主黨初選中獲得不到50%的選票。博迪得到30%，因為當時還允許向外黨投票，我得到20%的選票。在共和黨那邊，我沒有競選對手，獲票74萬張，打破了初選的投票記錄。這樣一來，選舉的局面就明朗了。我有一個團結一致的共和黨支持我，而民主黨經過痛苦的初選後，已四分五裂、萎靡不振了。
海倫·加哈根在20世紀20年代是一個受歡迎的輕歌劇演員和百老匯的歌星。1931年，她和好萊塢最紅的男主角之一梅爾文·道格拉斯結了婚。1944年當洛杉磯第14眾議員選區的民主黨眾議員退休時，海倫·道格拉斯競選該席位獲勝。她在1945年1月進入眾議院。
道格拉斯太太是一個具有戲劇性的漂亮女人。社會上為她著迷的人不少，報界和娛樂業中仰慕她的也不乏其人，但說得客氣些，她不是眾議院中最受群眾歡迎的人。通常，當眾議院某兩位議員相互競爭謀取參議院席位時，眾議院的同事們一般總對兩方都持友好態度並且希望兩人都成功。但這一次，甚至眾議院中許多民主黨人也告訴我他們希望我能夠擊敗海倫·道格拉斯。
1950年的一個下午，我正在辦公室工作，我的私人秘書多蘿西·考克斯走進來說：「甘迺迪眾議員來了，他想和你談談。」
傑克·甘迺迪被請進來，我請他坐下。他從貼胸口袋裡掏出一個信封。「迪克，我知道你在進行一場非常艱苦的競選，」他說，「我父親願意幫助你。」
我們談了一會兒有關競選的事。起身告別時，他說：「我顯然不能出面支持你，不過假如你能把參議院有所損失改變為讓好萊塢得到她的話，我是決不會感到傷心的。」
他走後我把信封打開，裡面有1000美元的捐款。在我11月間獲勝後第三天，甘迺迪在哈佛大學召開的一次有教授和學生參加的非正式集會上說，他個人對我擊敗道格拉斯太太感到非常高興。
道格拉斯太太在初選中的勝利使我需要重新考慮我的戰略了。我原來的計劃是為了跟唐尼競選的，他是一位頗得人心的穩健派和地位牢固的在職議員。
現在我卻發現我得和國會中的極左分子之一來競選了——而且是一個女人。我知道，在批評道格拉斯太太時一定不能顯得粗野無禮。因而我感到，最好的戰略是讓她的投票記錄為我效勞。她和加利福尼亞的選民是不合拍的，只要我能防止她用難以對付的戲劇性手法把問題搞混，我幾乎肯定會取勝。
在整個競選過程中，我一直死揪住她的過於激進的投票記錄。我指出她曾投票反對杜魯門給希臘和土耳其軍事援助，而這一點原是杜魯門主義的根本，我自己便曾加以支持。對於聯邦政府的雇員需要進行忠誠考核的各種法案，她也投票反對，而且她還是反對安全法案的14個國會議員之一——根據這一法案，一切如原子能委員會一類的重要國防機構的領導人有權解僱不可靠的政府工作人員。她在美蘇文化協會的一次會議上發表演說時公然聲稱，兩國之間團結的障礙是「由我國始終忠於希特勒思想的一幫邪惡和危險的勢力所蓄意造成的」。
道格拉斯太太經常出席各種會議，向各種組織發表演說。而這些會議和組織，杜魯門時期的司法部部長辦公室一直就稱它們為「共產主義的和顛覆性的」。共產黨的《工人日報》曾把道格拉斯太太評選為「第80屆國會的英雄之一」。我雖然根據她的這些經歷，對她的智慧和判斷力頗有懷疑，但是我從未懷疑過她的愛國主義。
道格拉斯太太競選時最愚笨的手法之一是企圖指責我的投票記錄實際上比她更親共產黨。她開始在演說中說她比我更反共，說和馬克安東尼奧一起投票反對主要的反共議題的是我。很清楚，決定採取這種特殊攻擊手法，已表明她不過是在進行絕望的掙扎，根本不考慮這說法是否合乎邏輯了，因為指責我是共產黨的同情者是誰也不會相信的。她對我的投票記錄只作了粗枝大葉的調查，譴責我曾五次在一些主要問題上和馬克安東尼奧投同樣的票，這是她的又一個錯誤。在她提到的五次投票中有兩次我並沒有那樣做——而她倒是那樣做了。還有一次根本沒有投票記錄。至於其餘兩次，她是抓住了一些程序上的技術問題來歪曲記錄。她指責我反對援助南朝鮮[1]，而實際上我是支持的，說我投票主張把援助南朝鮮的計劃削減一半，而實際上我是投票贊成一年援助而不是分兩年援助的方案。
我在電台發表了全國性的演說，指責她的競選班子散發的傳單顯然是一派胡言。我對她的指責逐一予以駁斥，並且再次質問她能不能舉出一個例子來指出我歪曲了她的記錄。她那一方在報紙的廣告欄中登了一則回答，標題是《你不該當假證人嘛!》。
在廣告中醒目地出現這樣一篇無賴、極為可笑的攻擊言論：
尼克森-馬克安東尼奧的孤立主義
尼克森在外交政策上盲目愚蠢的記錄使共產黨得到幫助和慰藉。在每一次重要投票中，尼克森都和共產黨路線的執行人馬克安東尼奧站在一起，反對美國擊敗共產主義的鬥爭。
選舉之前四個星期，10月12日，加利福尼亞發表的一次民意調查，表明我的票數比道格拉斯太太領先12%，尚有32%的票數未定。這一調查結果發表時，一定使道格拉斯太太陣營的人十分驚慌失措，因為在競選進入最後一兩周時，她對我的批評越來越變成惡毒的人身攻擊了。她的一份用黃紙印的傳單上印著：「彌天大謊!希特勒所發明，史達林使之完善，尼克森加以利用……你們可挑了一個克里姆林宮喜歡的眾議員!」有一次她對聽眾說：「1946年共和黨暫時取得的成功，包括年輕人受到影響穿上黑襯衫，是短命的。」她還對一個記者說，她恨「共產黨極權主義、納粹極權主義和蒙特-尼克森極權主義」。她說我是一個「用嚇唬別人的辦法去讓人投票的侏儒」，並且常常把我叫作「無聊的小人物」。
《舊金山紀事報》在一則電訊中報道：「道格拉斯太太稱尼克森是『狡猾的迪克』。她警告她的聽眾，如果他們需要再來一次衰退，那就選尼克森吧……她指責尼克森在外交問題上同國會議員維托·馬克安東尼奧投同樣的票，而那個紐約人是常常跟著共產黨的路線走的。她說尼克森想通過『翻來覆去』談她的投票記錄，來『偷得』民主黨的選票。」10月22日，她說我對她進行誹謗，並且痛斥所謂我「在國內反動，對國外節節退讓」。她罵我「施放造謠誹謗、含沙射影、半真半假的煙幕，企圖把選民搞得暈頭轉向，從而把他們引入歧途」。我立即回答說：「如果說那是誹謗，那是投票記錄在誹謗，而這個記錄是道格拉斯太太自己創造出來的。」
《紐約時報》在一篇發自加利福尼亞的電訊中這樣描述了當時競選的氣氛：「道格拉斯太太說她的對手是一個任意誣人為共產黨分子的人，是工人和普通老百姓的反動敵人……而尼克森先生則攻擊道格拉斯太太是個反覆無常的左翼分子，是個已失敗的政權的擁護者。」
除了外交政策和國內安全方面的問題之外，1950年競選還牽涉到幾個和加利福尼亞有關的問題：近海石油開採權、用水權以及聯邦對農場的控制等。在每個問題上，道格拉斯太太所持的觀點都是很不得人心的。例如，關於加利福尼亞海岸潮水區的石油和礦藏開採權問題，在加利福尼亞國會議員代表團的23名成員中，只有她一個人投票反對歸州所有，贊成由聯邦控制。
競選臨近結束時，我們計劃在洛杉磯舉行一次大規模的老式火炬遊行和集會。電影明星迪克·鮑威爾把我介紹給大家。他的當時有孕在身的妻子瓊·阿利森發表了一篇簡短而動人的演說，內容是關於她未出生的孩子的未來。
我以比對手多68萬票獲勝，超過對手的票數是該年競選獲勝的參議員中最多的。對全國共和黨人來說，那是一個美好的夜晚，因為我們在眾議院多得了30個席位，在參議院多得了5個席位。
道格拉斯太太個人沒有發電報給我，甚至沒有按照慣例來一份賀電，不過她發表了一篇簡短的聲明：「現在看來可以肯定理察·尼克森已經當選了，加利福尼亞現在已有了兩名共和黨參議員。」不過，我倒是收到了參議員唐尼發來的賀電：
請接受我對你的輝煌勝利的祝賀以及我的最良好的祝願和問候。
1950年的競選後來成了一個爭論激烈的話題，據說是由於我採用了「無情的、拚命的」手法，才獲得了勝利。道格拉斯太太和她的許多朋友和支持者聲稱，由於我使人對她的忠誠發生懷疑，並對她的人格進行了誹謗，因而使選民失去了作出正當選擇的機會。
但是，如果人們不怕麻煩去查查當時的報紙和其他資料，就會發現事情的經過完全像我在這裡所講的那樣。
海倫·加哈根·道格拉斯競選時所採取的那種刺耳叫喊、不識時務、自以為是的手法，只有22年後喬治·麥戈文的總統競選活動堪與之相比。但從長遠來看，甚至採用這些做法可能也起不了什麼作用。海倫·道格拉斯競選失敗是因為1950年的加利福尼亞的選民不想選舉一個有著「左」傾投票記錄或他們認為對共產主義手軟或無知的參議員。她是一名婦女，這也可能使她在政治上處於不利地位。但她的致命弱點還是她的投票記錄和她的觀點。
1952年：總統競選活動
儘管當時離1952年總統選舉還有兩年，國會和全國各地的共和黨人卻已經開始展開活動了。1948年我們只差一點就可以打敗杜威，因此這一次我們下決心無論如何不能再失敗了。在野20年以後，共和黨差不多已可以感到勝利肯定屬於我們，只要我們全黨團結一致參加選舉，支持一個強有力的候選人。由於我是來自全國人口第二大州的參議員，我一進入參議院就捲入了這項活動。
杜魯門到這時已是個極不得人心的總統了。1952年3月，在新罕布希爾初選中遭到丟臉的失敗後，他決心不再競選。儘管這樣，民主黨不論推選誰出來參加競選，他仍得設法消除杜魯門的不得人心所產生的惡劣影響以及公眾對明目張胆的貪污腐敗現象的厭惡情緒，這種現象甚至連阿德萊·史蒂文森在一次回答《俄勒岡日報》的提問中也稱之為「華盛頓爛攤子」。
無數醜聞像12級颶風圍繞著杜魯門翻卷，而他站在風眼中卻完全無動於衷。他的軍事助理竟親自主持一個貪污納賄計劃，其規模是如此龐大，致使一些靠政府訂合同（由於那計劃，這類合同也更多了）牟利的自由掮客，根據他們一貫抽取佣金的比例，全被公開叫為「五成先生」。他們以冰箱作為報酬，送給負責杜魯門約見安排的秘書、他的海軍副官、他的財政部部長及其他人等。
參議院對建設金融公司的調查揭露出，該公司的董事曾在民主黨的高級官員和至少白宮班子的一個成員的壓力下，為他們的私利營私舞弊。但最可怕的還是稅收方面的罪行。國會經調查後，發現當時國內收入署的官員所犯罪行，從敲詐勒索、逃避所得稅，到不讓別人查核他們的報稅單等，應有盡有。
在九名被撤職的區稅務員中，有一個是杜魯門的私人朋友，他因和建設金融公司案有牽連，被送進了監獄，後被約翰遜總統赦免。杜魯門的負責約見安排的秘書因參與一件稅收舞弊案被判罪入獄，後被甘迺迪總統赦免。司法部稅務司負責人也因同案被判罪，後也被甘迺迪總統赦免了。
僅1951年，國內收入署革職或被迫辭職的官員便達166人之多。因此，我在波莫納開始進行西部地區競選時，指責杜魯門正領導一個「醜行累累」的政府實在並非言過其實。
共和黨兩位主要候選人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和俄亥俄州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塔夫脫是一位總統的兒子，自1939年起就當參議員了。人們稱他為「共和黨先生」，他顯然是個黨的組織者和工作人員中的佼佼者。一般人們都把他說成是保守派，但他的信念卻遠不是那麼簡單——而且他是一個極聰明、極難理解的人物——絕不是保守派幾個字所能概括的。他無疑是一個堅強的反共分子，帶有孤立主義色彩。但在國內問題上，他一直設法探索出一條新途徑，如何能解決美國的社會問題，而又不靠一些需要政府支付巨大開支的項目。塔夫脫在國會普遍受到尊重，也許他最熱心的支持者是我的老資格的同事比爾·諾蘭。諾蘭也是一位加利福尼亞參議員。
艾森豪威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歐洲擔任過盟軍最高司令，戰爭一結束他就任陸軍參謀長。1948年他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但1950年他又重返軍界，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武裝部隊的最高司令。
在他的整個軍事生涯中，艾森豪威爾決意不介入政治，但是在戰後，他的英雄形象使他成為兩黨都追求的對象。據艾森豪威爾說，杜魯門曾經提出願意支持他由民主黨提名作為1948年總統候選人。艾森豪威爾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他為什麼拒絕了杜魯門的建議。我感覺也許有幾個理由：他可能覺得當時的時機不合適；他不願在杜魯門的庇護下去競選，而且——儘管他極少從黨派的觀點來考慮問題——他多少認為自己是一個共和黨人，而不是一個民主黨人。和塔夫脫不同，艾森豪威爾在忠誠的黨員中是沒有群眾基礎的。但他吸引人的個性、迷人的微笑以及他在軍事上的巨大成就已使「艾克」成為真正受人愛戴的英雄，如果他能得到提名的話，幾乎肯定會在競選中獲勝。
到了1951年，一群群有影響力的共和黨人都試圖說服艾森豪威爾爭取共和黨的提名。黨內許多更為開明的人士聯合起來支持他。他在國會中的主要支持者是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亨利·卡伯特·洛奇。
此外還有兩個候選人，他們倆都希望，如果黨代表大會在艾森豪威爾和塔夫脫的爭奪上僵持不下的話，可能會輪到自己，這兩個人就是哈羅德·史塔生和厄爾·沃倫。史塔生被提名的可能性無論如何是極小的。而沃倫曾於1948年擔任杜威的競選夥伴，而且曾作為「本州寵兒」在加利福尼亞州黨內初選獲勝，他要來芝加哥參加黨代表大會，將會有一個由70名代表組成的堅強集團作後盾，而且只要他自己不罷休，他們肯定會始終支持他。
我第一次見到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是1945年歐洲勝利日以後他凱旋歸來的時候。當時我在下曼哈頓的教堂街處理結束海軍合同的事，從我的20層樓辦公室的窗口正好可以俯視到他的那支開向百老匯大街、彩帶飄揚的隊伍。在似雪片飛落的彩色紙屑中，我只能勉強認出他坐在敞篷汽車后座上，抬頭向數以千計像我這樣塞滿高樓大廈每個窗口的歡樂人群招手致意。他雙臂高舉過頭，這姿勢不久後就成為他的標誌了。
我從近處看到他是1948年，在國會圖書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向眾議院議員們匯報有關歐洲的局勢。1950年夏天，我在更近的地方看到了他，那是在波希米亞園林——舊金山的波希米亞俱樂部每年夏季的休養地。每年，這個久負盛名的私人俱樂部的會員和他們的客人都從全國各地集中到加利福尼亞這片美麗的紅杉林中來。赫伯特·胡佛每天都從聚在那裡的約1400名客人中邀請一些最顯要的人物到他的「穴居人營地」共進午餐。艾森豪威爾當時是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在這種場合自然是貴賓。胡佛和平時一樣坐在上首，右首是艾森豪威爾。我當時只不過是在一場顯然難於取勝的鬥爭中共和黨提名的一名參議員候選人，因而坐在大約倒數第三的位子上。
艾森豪威爾很敬重胡佛，但毫無巴結的神態。他極其謙和地答謝胡佛的祝酒。我敢肯定，在這個大多數屬於保守集團的圈子中，他已感覺到自己是處在敵對勢力的地盤上。胡佛和他的朋友們大都支持塔夫脫，不希望艾森豪威爾當候選人。
那天晚些時候，艾森豪威爾在風景美麗的湖畔劇場發表談話。這不是一篇文辭優美的演說，但他講演時手上沒有拿稿子，而且知道應該把話講得很短。演說中唯一獲得熱烈掌聲的一句話是：他不明白，為什麼拒絕簽署忠誠誓詞的人可以到州立大學去執教。
在艾森豪威爾演說後，我們回到「穴居人營地」，圍坐在營火旁評論他的演說。每個人都喜歡艾森豪威爾，但都感到對於一個總統所需具備的經驗、深度和理解力，他還有所欠缺。但是我強烈地感到，艾森豪威爾的人品和個人魅力已經給持懷疑和批評態度的「穴居人」聽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1年5月，我以一個參議院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了在日內瓦召開的世界衛生組織大會。艾森豪威爾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堪薩斯參議員弗蘭克·卡爾森為我作出安排，讓我在巴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會見艾森豪威爾。一位副官把我帶到艾森豪威爾的辦公室，他從辦公桌旁站起來迎接我。他身材挺直，精力充沛，穿著十分講究，上身是他那著名的長僅及腰的軍裝夾克，大家所說的「艾森豪威爾夾克」。他示意我在靠牆的一張大沙發坐下，他那不拘禮節的態度使我感到毫無拘束，所以我們很快就極隨便地交談起來。
他樂觀地談到歐洲復興和發展的前景。他說：「我們在這裡和在美國都需要更多的樂觀主義，以便和失敗主義情緒作鬥爭，而有這種情緒的人看來還不在少數。」
他謹慎地避而不談美國選舉，但顯然他對此已有所準備。他說他已從拉爾夫·迪·托勒丹諾和維克托·拉斯基合著的《叛逆的種子》一書中知道了希斯案件。他說：「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你不僅揪住了希斯，而且幹得很漂亮。」他也同意我在一些演說中所強調的一些說法，如在制定美國對外政策時，必須既考慮軍事因素，也考慮經濟的和思想意識的因素。他說：「對目前我們進行的這種戰鬥來說，光有軍事上的強大是不夠的。」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因為在當時也和現在一樣，聽到一個軍人強調非軍事力量的重要性那可是不同尋常的。
那天下午，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艾森豪威爾談話的實質，而是他的風度。儘管偉大的戰時聯盟的領導人之間意見存在分歧，但不難看出他是如何能夠把他們團結在一起的。我認為，就掌握外交政策方面的經驗和能力而言，在所有可能的總統候選人中，艾森豪威爾是最有資格的。我感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當我離開時我深信下一屆總統應該是他。我還決定，如果他爭取提名，我一定盡我所能幫助他獲得提名。
我不大熟悉鮑勃·塔夫脫，雖然我在眾議院時有好幾次碰到過他，特別是在辯論塔夫脫-哈特利法案的時候。他在華盛頓很受尊重，但甚至他的最堅定的支持者也認為他缺乏總統候選人所必備的某些個人品質。他是一個聰明的、品格高尚的愛國者，但又非常高傲，非常羞怯。這種種特點結合在一起，非常不幸，使許多人認為他狂妄自大。塔夫脫顯然討厭競選活動中的那種個人「小接觸」，如握手、拍拍肩膀以及和地方黨的領導人拉扯個沒完等，他自己也確實為人正直，但有時生硬得叫人覺得難受。我永遠忘不了在新罕布希爾初選期間，有一次在電視上看到他的情景。他從一座大樓里一出來就開始和人們握手。一個小女孩拿了一支鋼筆和一張紙片請他簽名。就在攝像機前，他煞有介事、一本正經地向她解釋，握手比簽名更節省時間，而且由於他日程排得很緊，所以不能中斷握手來為她簽名。
我認為，除了帕特，瑪莎·塔夫脫是我所見到過的最出色的政治伴侶。她落落大方，輕鬆愉快，和她丈夫靦腆而生硬的態度恰成對照。1950年她因中風而癱瘓，所以只能坐在輪椅里；塔夫脫仍對她恩愛有加，到什麼地方都帶著她，在宴會上看到他替她切菜和幫助她就餐的情景，真令人感動。華盛頓知道這些事情的人們都稱頌塔夫脫，並為此而體諒他。但是當事情涉及挑選提名人時，就不得不考慮他那落落寡合的個性將會在總統競選中成為一個嚴重的不利因素。
我認為，1952年當選的總統首先和最最重要的一條是，他在處理美國所面臨的嚴重國際問題方面必須是一個專家，而在這方面我對塔夫脫是有嚴重保留的。
1950年選舉之前，我曾應邀在俄亥俄州德頓舉行的第36屆麥金利聚餐年會上擔任主要講演人。我講演的主題是國內外共產主義的威脅。塔夫脫在我之後發表了簡短的談話，他認為美國國內外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共產主義而是社會主義，因此他主張我們要集中力量對付和打敗社會主義。我同他一樣不喜歡社會主義。使我不安的是，他不了解許多社會主義者是決心獻身於反共事業的。我們所面臨的主要威脅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支持的共產主義顛覆活動，塔夫脫連這一點都不能區分，不免使我懷疑他並不理解整個國際形勢。
1952年年初有一天，塔夫脫來看我。他同我一樣對閒談沒有多大興趣，因此一開始就談正題。他說在加利福尼亞我們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其中有些人要他來看看我，主要為了請我支持他當候選人。接著他很坦率地說：「我並不認為我該這樣做，不過，如果你感到我擔任候選人和你的觀點一致的話，我是很願意得到你的支持的，這一點我不希望引起任何誤解。」
我對他說，我極其尊敬他在參議院的領導地位，而且毫無疑問，就國內事務而言，他是領導這個國家的最合適的人選。但是我不得不萬分抱歉地告訴他，我個人感到，對下屆總統來說，國際事務尤為重要，因而我已肯定地認為，艾森豪威爾在這方面是最合適的人選。因此我將支持他當候選人。我說我已經把我的決定告訴了諾蘭和沃倫。我還說，如果塔夫脫獲得提名，他一定會得到我的全力支持，我並且向他保證，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在黨代表大會上參與「制止塔夫脫」的運動。
他說，他對我的決定自然感到失望，但是他讚賞我的坦率，他對艾森豪威爾的評論是公正且懷有敬意的。鮑勃是一個好人，他在艾森豪威爾就職僅僅幾個月後死於癌症，這對黨、對國會以及對全國都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7月1日，我飛往芝加哥，參加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一周舉行的黨綱意見聽取會。
我已經發現，幾個月前就有人認為我可能被考慮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因為那時的報紙上和政界的「謠言工廠」的謠言中，已透露出了種種跡象。但是我考慮我當選的機會實在微乎其微。回想起來，開始走上競選道路是1952年5月8日，那一天我應杜威州長的邀請，到在華道夫-阿斯托里亞飯店舉行的紐約州共和黨年度籌款聚餐會上去做主要演講人。因為那年是總統選舉年，而且由於杜威既是黨的前任旗手，又是支持艾森豪威爾的主要人物之一，因此這次宴會是不同一般的，我的演講也將在無線電廣播。我花了好幾個小時準備講話提綱，以便保證在規定的半小時廣播時間內能夠講完我要講的一切。我不用稿子正好在29分鐘內講完，演說完畢聽眾站起來熱烈鼓掌。
我向聽眾致謝後在杜威旁邊坐下，他慢吞吞地把香菸頭掐滅——他總是用菸嘴抽菸——抓住我的手，熱切地說：「講得實在太好了。答應我：不要自滿，永遠保持你的這種熱情，總有一天你會當上總統的。」我對他的話沒有很當真，更說不上真的相信那種說法，因為這種恭維在政界中是平常事。但在那天晚上，他在他的套間裡接待了一些為數不多的密友，交談中他卻問我，他要是建議提名我做副總統候選人，我反對不反對。
幾個星期後，我應邀到華盛頓五月花飯店的一間套房同艾森豪威爾的核心顧問班子會面。他們中有赫伯特·布勞內爾律師（此人後來被艾森豪威爾提名為司法部部長）、盧修斯·克萊將軍和杜威的主要籌款人哈羅德·塔爾博特。在那天下午的大部分時間中，我們廣泛地討論了國內外政策。一字沒有談到副總統人選問題，他們顯然想多對我有所了解，以便作出正確的評估。
關於這次會議的小道消息很快便在華盛頓傳開了，報紙上立即出現了我可能作為艾森豪威爾的競選夥伴參加競選的傳言。在代表大會召開前幾個星期的一個晚上，帕特和我同特迪·羅斯福那位聰明而尖刻的女兒艾麗斯·朗沃思一起吃晚飯。我問她，如果艾森豪威爾提名我為副總統候選人，她是否認為我應該接受。我知道朗沃思夫人是塔夫脫的全力支持者，她不喜歡艾森豪威爾，而且就我所知，她從來也沒有對他有什麼好感。
她以她典型的坦率口氣說：「父親常對我說，當副總統是世界上最乏味的差事。不過，」她又說，「要是艾森豪威爾得到提名，總得有人和他聯袂競選，而且這個人必須能夠讓黨的積極分子，特別是黨內的保守派放心，絕不致於讓他把所有的人都推到地獄裡去，而這件事由你來做是再合適不過了。」
當我們告別時，朗沃思夫人又提起這個話題，問我是否在認真考慮。我說看來可能性極小，當然也說不上認真考慮了。「我也曾這樣想過。」她不同意地說，「你應該仔細考慮考慮，你也該和帕特商量商量這件事，免得事到臨頭完全措手不及!如果你徵求我的意見，剛才你還真問過我的意見，那麼我再一次告訴你，如果你為自己著想，為自己的事業著想，也許留在參議院，不去當副總統對你更好一些。何必在歷史上留下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的空名？自然，我父親的經歷和你不同，也許出於某種天意，你將來也有可能當上總統，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這上面。可是，從黨的利益出發，如果你真有此機會，我想你是應該接受的。」
這次談話之前，我從未認真考慮提名的可能性，所以也從沒有去想我可能會不願擔任這個職務。按照過去傳統，副總統一職一向是政治上的死胡同，大多數副總統是為黨工作的老人或為平衡競選名單而提出的地方政客。西奧多·羅斯福把擔任副總統比作「當修女」，而哈里·杜魯門把這個職位的作用喻為母牛的第五個乳頭。在艾森豪威爾把這個職務的概念全部加以改變之前，副總統無非是個禮儀性的人物，在總統忙不過來時，他去接待一下客人或者為水壩舉行落成典禮等。他唯一重要的職能是，偶爾投一張打破平局的票，以及隨時準備在總統死亡或喪失工作能力時接替他的職務。今天，我們覺得副總統職位是登上總統寶座的階梯，而在1952年以前，副總統卻更像是走上政治上的湮沒的前奏。
我即使和艾森豪威爾並無較深私交，也可以想到他必然希望他的副總統放棄個人的政治野心，全力支持總統的綱領和政策。對我來說，相信艾森豪威爾是最適合的總統人選是一回事；而在我正通過參議院登上全國性政治舞台時，放棄自己的政治生涯卻是另一回事了。倘使我真有當總統的野心——當時我還沒有——我很可能不會考慮擔任副總統的。
當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於7月7日在芝加哥召開時，比爾·諾蘭、明尼蘇達州眾議員沃爾特·賈德、科羅拉多州州長丹·桑頓和我，都被廣泛認為是艾森豪威爾最有希望的競選夥伴。大會提名前兩天，《芝加哥每日新聞》的發行人兼主編傑克·奈特，冒著政治上的風險預測艾森豪威爾和我將獲得共和黨的提名。頭版通欄大標題是：「奈特預測：共和黨候選人名單：艾克和尼克森。」我仍然認為沒有這種可能性，所以叫人去買了五六份報紙。我說：「我們也許再不可能看到這樣的標題了，我要把它保存下來，讓我的孫子們看看。」
回到飯店時已近午夜，帕特在等著我。對她來說，搞競選最傷腦筋的是到處去遊說，在1946年和1950年在加利福尼亞的那兩次緊張的競選中，她一直緊跟在我身邊，始終顯得非常愉快。由於她天性喜歡清靜，競選活動實在使她感到厭煩，但她卻做得非常出色。但是，現在我們真得考慮我們可能又得要去進行一次長時間的令人筋疲力盡的全國性競選活動了，不能不再想一想，接受提名對我們自己和我們年幼的女兒們將意味著什麼。
早上四時左右，那時我們已談了幾個小時，我建議和默里·喬蒂納談談。他是一個專搞政治的人，對整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當他來到我們房間時，我把我們討論的情況全告訴他，並徵求他的意見。他以他一向的率直態度回答說：「現在已到了一個你要麼往上爬，要麼退出去的時刻。」他指出，即使我競選副總統失敗，我還是可以保留我的參議員席位。另外，如果我當上副總統覺得沒有意思，我還可以幹完第一任就不幹了。「想想吧，迪克。」他說，「任何一個像你這樣年輕的人在當上副總統後退出政治舞台是肯定不會吃什麼虧的。」
默里走後，帕特和我議論了一下他的看法，認為他說的對。「我想，再來一次競選活動我也能應付下來的。」她說。
艾森豪威爾在第一輪投票中就被提名。擁護塔夫脫的那一派感到不愉快，不僅因為他們失敗了，還因為他們感到，艾森豪威爾的支持者在他們的會場監督，並且在新罕布希爾州州長謝爾曼·亞當斯的領導下向許多代表使用了高壓手段。
大會中午休會時，我決定回到我在斯托克廣場酒家的住處去睡覺，等到晚上開會的時候再說。艾森豪威爾和他的競選夥伴將在當晚大會上發表接受提名的演說。頭天晚上，我同帕特和默里幾乎談了個通宵，而且由於在投票前局勢瞬息萬變且緊張活動了一上午也累得夠嗆，房間裡沒有空調設備，當我打開房門時，溫度肯定已達華氏100度（相當於37.7攝氏度）。我脫掉衣服，只穿一條襯褲，躺在床上，想清醒地想一想。幾分鐘後，喬蒂納進來了，他簡直掩飾不住他激動的心情。他告訴我，艾森豪威爾接受了一張可供挑選的競選夥伴的最後名單，最後交給一群心腹顧問，讓他們去作最後決定。其中一位名叫赫布·布勞內爾的顧問告訴喬蒂納我已在名單上，並且打聽將來如有需要，他可以在哪裡找到我。
「這仍然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默里。」我說。
我剛要睡去時，床邊的電話響了。我聽得出電話里是布勞內爾的聲音，但聽來好像很遠，我把聽筒緊貼在耳朵上，發現他是在和另一個人說話。
「是的，將軍。」他說，「我們已經一致同意，就是迪克·尼克森。」
接著布勞內爾和我說話。他說得很簡單：「我們選中了你。」
我說不出話來了，像這樣的情況，在我記憶中只有為數不多的幾次。
「將軍想知道你是否能馬上到布萊克斯通飯店他的套間來見他。」布勞內爾繼續說，「就是說，假定你願意的話!」
我感到又熱又困，還覺得一身髒，但連沖個淋浴刮刮鬍子都來不及了。我胡亂地重新穿上衣服，趕到門廳。那個萬事靈通的喬蒂納不知從哪裡已弄來一輛高級轎車和一輛警察局的護送摩托車。我們坐上車子穿過市區向艾森豪威爾設在布萊克斯通飯店的總部飛馳而去。
艾森豪威爾微笑著和我握手，帶我走進他的一間大起居室去。他把我介紹給艾森豪威爾夫人。在她離開之前，我們三人閒聊了幾分鐘。
接著艾森豪威爾似乎換了一個話題。他忽然變得非常嚴肅和一本正經起來。他說他要使他的競選成為實現他所信仰的以及他認為美國所代表的一切東西的一場十字軍運動。他問我：「你願意和我一起參加這樣一場競選嗎？」我對他這種鄭重其事的模樣有點兒吃驚，但是我回答說：「我感到自豪和幸福。」
「我很高興你來和我一起干，迪克。」他說，「我想我們能夠取勝，而且我知道，我們能夠為這個國家做點該做的事。」
突然他用手掌拍拍他的前額。「我剛剛想起來，」他說，「我還沒有從陸軍退役呢!」他把他的秘書叫進來，口授了一封給陸軍部部長的信。幾分鐘後她把打好的信交給他。
我看著他把信看了一遍並在上面簽了字。我極力猜想，他當時心裡在想些什麼。他在陸軍中度過了他的整個成年時代，最後到達了榮譽和成功的頂峰。現在他要退出軍界，全力搞政治了。我現在想，如果他預先知道其後八年他將經受的那些痛苦的話，他也許會認真重新考慮的。
在我們交談時，艾森豪威爾既顯得頗有遠見卓識，又顯得在政治上頗為天真的情況，使我感到非常有趣。他開始告訴我他不想競選總統的各種原因，又談到他是怎樣最後感到參加競選是他的職責。接著，他突然把話題轉到了他上任後的計劃，他說：「迪克，我不想讓副總統只是個擺擺樣子的人物。我要他成為我們工作班子中的一員，並且，萬一我發生什麼意外，我要讓他能夠順利地接替總統職務。」隨後他又笑著加上一句，「當然，我們首先要贏得這場選舉。」
艾森豪威爾要把他的競選搞得像反對杜魯門政府的一次十字軍運動，反對它的貪污腐敗和對外政策。杜魯門的外交政策在艾森豪威爾看來，無論在歐洲還是在亞洲，都上了共產黨的當。很顯然，他希望自己採取一種超然於鬥爭之外的立場，競選中必須進行的不管多麼艱苦的黨派之間的鬥爭，都將由我去應付。他說，我是一個正直的年輕人和出色的演說家，我一定不僅能夠針對貪污腐敗問題對民主党進行抨擊，而且也將能夠以自己的品德表明舊的弊端必將得到糾正。至於共產主義威脅，他說希斯案件是我可以到處宣講的題目。
多年以後，到1964年，他告訴我，在他提交給他的顧問考慮的名單上我的名字列在第一位。而且他還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得承認，當時我想你比實際的年齡大兩三歲。」
我想，艾森豪威爾把我列在他的名單上以及他的顧問們最後挑中我，是有好些理由的。1952年，共和黨的忠實信徒認為艾森豪威爾是東部開明派權勢集團的候選人。為了使黨團結一致，他需要一個出身中西部或西部的穩健的保守派作為橋樑，以便與因塔夫脫的失敗而感到極為失望的一般共和黨組織溝通關係。艾森豪威爾還知道，如果他要保持超然於鬥爭之外的地位，他就需要一個願意全力進行戰鬥而且善於戰鬥的競選夥伴。也就是說，英雄需要一名馬前卒。
在他的選擇中無疑還存在著地區性因素的考慮——承認戰後美國西部，特別是加利福尼亞的力量和影響。同時，在所有可加以認真考慮的人選中，我比誰都更能直接吸引大量的年輕選民和復員軍人。
我知道，艾森豪威爾的某些更開明的顧問寧願挑厄爾·沃倫，而不挑我，而他的比較保守的顧問則更喜歡比爾·諾蘭，甚至鮑勃·塔夫脫，如果他接受提名的話。也許我在希斯案件中所取得的反共證書對我的入選起了決定作用，因為事情已經很明顯，關於共產主義的挑戰在競選中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艾森豪威爾最後看了看錶。「我們都去為今天晚上的大會作準備吧。」他說。
當我們又在門口握手時，我首先考慮到兩件事。首先，幾個鐘頭以後我就要向代表大會和通過無線電和電視向幾百萬美國人發表講話了，而我連一個字或一點綱要都沒有準備。其次，由於原來感到可能性是那樣微乎其微，我來芝加哥時只帶來一套現已穿在身上的淺灰色、皺得不堪的衣服。帕特也毫無準備。她是在附近一家餐館吃午飯時，在新聞公報中聽到我已被定為艾森豪威爾的競選夥伴的。
喬蒂納和我徑赴代表大會會場。我們在代表開始投票決定副總統候選人之前到達，我找到比爾·諾蘭，問他能否幫忙提名我為候選人。諾蘭是我的私人朋友，他還是塔夫脫很可能會選作競選夥伴的對象。諾蘭說提名選我他感到很高興，而且引以為榮。我順著會場中的過道走去找俄亥俄州代表團，立刻認出了那一頭鬃毛般白髮的參議員約翰·布里克。當我問他是否能對我的提名附議時，他的眼睛裡充滿了淚水。「迪克，」他說，「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你更使我願意發表演說給予支持呢!但看到過去幾個月他們對鮑勃·塔夫脫的所作所為後，我實在不能那樣做了。所以你如果請別人去，我將非常感謝。」他竟會這樣敵視艾森豪威爾一派，這可使我非常吃驚，我現在第一次認識到，要想承擔起黨內各派之間的橋樑作用，我的任務將是何等艱苦和重要。我對布里克說，我感謝他的坦率。我轉而請新澤西州州長艾爾弗雷德·德里斯科爾代替他作主要附議人發言。
由於對我的提名沒有人表示異議，因而有人提議不需投票，改為鼓掌通過。於是，在下午6時33分，我就成了代表大會提名的副總統候選人。喬·馬丁請我登上主席台。帕特穿過會場走過來，連著吻了我兩次，第二次是應攝影記者一再要求，因為第一次他們錯過機會，沒有拍下。
在以後20年中這種事出現過許多次，但帕特和我始終記得那一次，記得好幾千人同時喊啞了嗓子，為我們跺腳和鼓掌，給我們帶來的驚訝和喜悅。我看著擠滿會場座位和過道的來回活動的人群，真感到無限歡欣——甚至幾乎已昏昏然了。帕特後來說，在這幾分鐘裡，這種場面確實使她忘記我們將要經受的長時間的競選活動了。
喬·馬丁開朗地微笑著。帕特吻了他一下，他孩子般地臉紅了。我問他要不要讓人們安靜下來，他在我耳旁大聲叫嚷，以便在一片喧鬧聲中讓我聽到：「你知道那句古話——趁著天晴曬乾草。」
那天晚上，艾森豪威爾發表接受提名演說，宣告他的十字軍運動開始。我接著發表我的接受提名的演說，這樣就結束了那天晚上的活動，代表大會也同時宣告閉幕。站在代表們和電視攝像機面前，仍舊穿著那套發皺的灰色衣服，我保證要進行一場「戰鬥性的競選活動，以使一個具有戰鬥意志的候選人當選」，並且將為爭取共和黨控制參眾兩院而努力。我表揚喬·馬丁和斯泰爾斯·布里奇斯——他們倆都被認為是塔夫脫派或至少對艾森豪威爾是保持中立的——在大會中所進行的工作，並且說由他們在下屆國會中擔任眾議院議長和多數派領袖將是多麼重要。
鬧哄哄的聽眾突然安靜下來了，等待我接下來將要談的事。「現在請容許我對一位我認為非常偉大的人物講幾句話。我在政治界是比較年輕的……但我確信，我對從事立法活動的人的能力是有所了解的。我似乎感覺到，在過去兩年中，過去四年中，出現的最大的悲劇之一是：一個真正偉大的參議員，美國有史以來真正偉大的立法領袖之一，在今天竟沒有擔任多數黨政策委員會主席，而當了少數黨政策委員會主席。現在我要說，明年1月以後，參議員鮑勃·塔夫脫肯定將擔任多數黨政策委員會主席。」
塔夫脫的支持者因選舉失敗而感到沮喪，再加上一種對「共和黨先生」的普遍激情，使整個代表大會為他全面沸騰起來。事實上，會場上的過分激動，很不合艾森豪威爾的某些開明派顧問的口味，他們感到，對塔夫脫的歡呼已超過對艾森豪威爾的歡呼了。他們之中有些人甚至表示，我這樣做是有意的，目的是為了貶低艾森豪威爾而抬高我自己。這是我第一次，但絕不是最後一次和這一批人數雖少但決心很大的人鬧彆扭。
第二天晚上我到塔夫脫住的旅館去看他。他顯然感到極度失望，但並沒有完全灰心喪氣。他非常坦然地對待這次失敗，並且向我保證，他願意為艾森豪威爾當選出力。他對我說，他對我被提名由衷地感到高興。
在我看來，我在競選中的主要任務是幫助消除塔夫脫的支持者和艾森豪威爾的支持者之間的不和，這種不和在代表大會之前已有所發展了。問題不在上層，塔夫脫是顧全大局的，他全力支持我們的競選名單。但許多塔夫脫的追隨者對他們的失敗感到痛心，而且似乎想對競選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他們的憤恨主要不是針對艾森豪威爾本人，而是針對他周圍那一幫人，特別是為他的提名出謀策劃的以卡伯特·洛奇、謝爾曼·亞當斯和湯姆·杜威為代表的東部開明派。
當他們知道我在艾森豪威爾那一邊時，他們欣賞我在代表大會前沒有捲入對塔夫脫的攻擊。同時，塔夫脫那伙人較多地考慮黨組織的作用，他們認為我是一個有組織能力的人，因為作為眾議員和參議員，我曾經常為了籌措黨的基金和其他事務在全國各地遊說，和他們中許多人都很熟悉。他們知道我會狠狠抨擊共產主義和貪污腐敗，而且他們認為，要使我們的人能進入參眾兩院，從而保證我們在國會中的多數，那我們就必須在這些問題上大做文章。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才被邀請到俄亥俄州共和黨代表大會上去發表主旨演說。這個會議是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三周之後，在哥倫布舉行的。兩個星期後，我還在共和黨成立紀念日伊利諾伊州博覽會上發表了類似的演說。伊利諾伊州是塔夫脫的地盤，大家覺得，通過我的演說，我也許能鼓舞那些從事組織工作的人，讓他們支持我們的競選名單。
代表大會剛結束，艾森豪威爾即去丹佛度假，我則昏頭昏腦地回到了華盛頓。好幾千封信件已湧向我的辦公室，其中有一封是1947年和我同時進入眾議院的一位同事的親筆信。
親愛的迪克：
我對代表大會挑選你為副總統感到無比快慰。我一直深信你會攀登頂峰——但我還沒想到會這麼快。你是一個理想的選擇對象，肯定將給競選名單增添很大的力量。
問候尊夫人並祝你萬事如意。
您的真誠的，
傑克·甘迺迪
那時候，人們仍然利用在列車站台上的短暫停留進行競選活動，我們也是這樣開始的。艾森豪威爾的「友鄰們向前看」號專列首先開往中西部競選。我那輛名字比較平庸的「尼克森專列」於9月17日自波莫納開出。波莫納是一個靠近惠蒂爾的市鎮，我競選眾議員和參議員就是從那兒開始的。
那天晚上，差不多尼克森家和米爾豪斯家所有的人都到車站來了。甚至厄爾·沃倫也激動得不能自已了。他隆重地把我介紹給大家，最後卻說：「我現在向你們介紹了美國的下一屆總統。」這句話他一脫口而出，人群中立刻迸發出一陣笑聲和掌聲，以致他窘迫地改正的話也聽不見了。
在我那輛專車後部的平台上，我談了杜魯門政府的腐敗，嚴厲批評了「華盛頓爛攤子」。我說：艾森豪威爾會把這一切都改變過來的。我還保證，在其後兩個月中，我將把艾森豪威爾的改革運動的信息送到全國每個角落去。
基金危機
在去波莫納的前幾天，我曾出現在華盛頓的《會見新聞界》的電視節目中。節目播完之後，參加會見的一名記者，報業辛迪加專欄作家彼得·埃德森，把我拉到一旁問我：「參議員，我們聽人說的那『基金』是怎麼回事？有人傳說你每年有兩萬美元的附加薪金，是由100個加利福尼亞企業家提供的。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對埃德森說，在我當上參議員後，我曾和好幾位我在加利福尼亞的支持者會過面，討論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做好參議員工作。最大的問題是加利福尼亞離華盛頓太遠。大家都同意，如果要使工作有效，我得儘可能多花些時間在全州各處走走，發表談話，直接或通過書信和人民保持接觸。但按規定每屆會期只補貼來往於加利福尼亞和華盛頓的一次車費，而且由於私人的或純屬黨務的材料不能由參議院免費郵寄，我還不得不自己出錢付黨務郵件的印刷費和郵資。這筆開支可能很大，如我每年要花2000美元給2萬人每人寄一張聖誕卡，那些人在我進行參議員競選時，曾經自願出過力或者捐過款。
默里·喬蒂納曾建議，我們可以設想在我的整個六年任期中，進行一個「持久的競選運動」，而帕薩迪納的一位律師達納·史密斯（他曾經在我競選參議員時擔任過我的財務主任）卻建議我們公開募捐一點基金。他說，如果把捐獻最大額度定得低一些，並全部交託給別人代為掌管，那就不會產生什麼有人花錢買好或者我個人從中撈一把的問題了。
1950年年底，史密斯向二三百個曾為競選捐款的人發了一封信，簡要地說明了這筆新基金的用途。數星期後，史密斯又發出一封信——這一次範圍更廣一些，我們的競選郵寄名單上的好幾千人都收到了這封公開信。結果，有76人捐獻，平均每人240美元。沒有一個人捐獻超過史密斯規定的限額500美元。我們收到基金捐款總額為18235美元。在這筆基金存在的兩年中，所有收支都由史密斯經手，並全用支票付款。全部用於郵資、旅行和其他政治活動方面，純屬私人用途的一分錢也沒有花過。
我對埃德森說，如果他想知道這件事的更多情況，可以去找史密斯，並且告訴了他史密斯在帕薩迪納的電話號碼。
埃德森訪問了史密斯，史密斯很高興地對他說明了這筆基金的情況。就在同一天，另外三個記者也向史密斯問起這件事，他也都向他們一一解釋了。這三個人中有一位是利奧·卡切爾，他是好萊塢電影編劇，也是《紐約郵報》洛杉磯地區的記者。
9月18日，就在我們在波莫納競選活動開始後的第二天，在《紐約郵報》出得較晚的晨報的頭版上，出現了基金事件的大字標題：「秘密的尼克森基金!」在另一版上的另一個標題是：「大富翁的秘密託管基金使尼克森過著遠遠超出他薪金收入的豪華生活。」
文章內容是卡切爾寫的，卻和這聳人聽聞的標題不相適應。實際上，《紐約郵報》對這件事做得實在太過分了，以致許多報紙的編輯都把這個報道看作黨派鬥爭的一種手法，不予理睬，或者把它登到次要的版面上去。《紐約郵報》的極左自由派的政治態度以及卡切爾在好萊塢慣於散布流言蜚語的背景更加深了大家的反感。《新聞周刊》的編輯肯定認為這篇報道純屬耍弄政治手段，要麼置之不理，要麼應該進行反駁。彼得·埃德森寫的一篇詳盡而客觀的報道和卡切爾的「獨家新聞」也在同一天出現在許多報紙上，但他對事實的如實描述和《紐約郵報》的無限誇張的手法相比，顯得太黯然失色了。
民主黨人，他們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是伊利諾伊州州長阿德萊·史蒂文森，自然想讓《紐約郵報》關於基金報道的內容能受到重視。他們終於立即使它變為一個全國性問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史蒂芬·米切爾更要求把我的名字從競選名單中除去，或者要求我們至少別再談什麼公共道德問題了。其他民主黨人立即附和說，這已充分暴露出所謂艾森豪威爾改革運動純屬騙局。
關於基金問題，大約只有艾森豪威爾專列沒有任何反應，因為他的工作人員直到星期五上午一直沒有讓他知道這件事，好讓他集中精力準備一篇星期四晚上要在奧馬哈發表的概述農業政策的重要演說。當他們把基金事件告訴他時，他感到意外和不安。考慮到他計劃要發表的第二篇演說是針對貪污腐化問題的，他對他的工作人員說：「在我冒冒失失開口之前，讓我們先把事情弄清楚。」
艾森豪威爾和他的主要顧問碰頭後發表了一項聲明：
我一直非常推崇和讚賞參議員尼克森具有美國人所有的信心和決心把共產黨的同情者逐出了受公眾信任的崗位。
最近出現了在道德問題上對他的指責。
我相信迪克是一個誠實的人。我肯定他會如實地、正大光明地把全部事實向美國人民明白交代的。
一旦在我們能有機會通電話時，我打算儘早和他談談。
其時，「尼克森專列」正通過加利福尼亞中部河谷向俄勒岡開去。群眾中許多人對我進行詰問，把我的演說變成了激烈的爭論。
在加利福尼亞北部的奇科，我們暫時停留下來，同在內布拉斯加的艾森豪威爾專列通話。充當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森競選專車之間聯絡人的參議員弗雷德·西頓告訴我，那天上午他接到艾森豪威爾用鉛筆寫的一張便條，建議我把手頭所有的文件證明都公布出去以支持我講話的立場。西頓又說，將軍表示，在實際情況許可時，他準備和我商討此事。西頓解釋說，迄今為止，我們專車的行駛計劃顯然使我們無法通話。看來很清楚，艾森豪威爾現在不準備表態。
從那個周末開始，全國都傳播著有關尼克森基金的流言蜚語——包括對尼克森本人前途的預測。星期五深夜，在專車駛入邊道等待第二天早上開車時，我在過道上碰到一位記者，他問我對《華盛頓郵報》和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社論有何看法。
「什麼社論？」我問。
「那兩份報明天上午都有社論，主張你應向艾森豪威爾將軍提出你退出競選。」
我心頭猛然一震，好像火車突然開動了一樣。我說在我看過社論之前沒有什麼可談的，然後就回到我自己的車廂去了。我把默里·喬蒂納和比爾·羅傑斯叫來，他們說是有這回事。由於對此無能為力，競選班子決定不告訴我，以免影響我的睡眠。他們把一份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社論拿給我看。這篇社論雖然避而不提我是否確實有罪這個問題，但結尾說：「在這種情況下，參議員尼克森的正當做法應是正式提出退出競選。至於對這問題如何處理，那就得看艾森豪威爾的無比公正的態度對所有這些事實如何評價了。」
這是我第一次對這個即將出現的危機的兇險性感到震動。在這以前，我還一直把此事看作民主黨向我發動的典型的黨派性攻擊，以干擾我在大小站都停下車來對政府的貪污腐敗進行抨擊。根據此事的是非曲直，我一直感到我站得很穩，從長遠來看，我根本無須為此事擔心。
《華盛頓郵報》要求我退出既不使我感到意外，也並不使我十分關切。但《先驅論壇報》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該報被公認為，即使不說在全國，也是美國東部影響最大的共和黨報紙。在希斯案件中曾和我那麼密切合作過的伯特·安德魯斯，現在作為該報在華盛頓辦事處的負責人，正隨艾森豪威爾一起旅行，我還想到那裡的發行人和主編都是我的朋友，而且我知道他們是接近艾森豪威爾的。如果《先驅論壇報》要我退出的話，事情就沒辦法了。
喬蒂納怒不可遏。他說：「如果艾森豪威爾身邊的那些該死的業餘政治家即使只保有從娘肚子裡帶來的那點頭腦的話，他們也應該懂得這完全是一種黨派間的攻擊，哪能這樣隨便胡說八道？」他同我一樣認為，除非艾森豪威爾競選班子中的某些高級人士表明這是他們的觀點，《先驅論壇報》是不會發表這樣一篇社論的。
現在最重要的是，我必須通過第一手材料弄清艾森豪威爾身邊的那些人——自然還有艾森豪威爾本人——的立場到底如何。我們一致認為，明天上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讓羅傑斯去拜訪杜威，讓喬蒂納去拜訪弗雷德·西頓。
也許我的工作人員不想打擾我的睡眠是對的，因為我們商討完畢後，已經是凌晨兩點鐘了。我回到我們的車廂時，帕特醒了，我告訴了她所發生的事情。
當時我已疲憊不堪，心灰意懶。「也許我過分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問題了。」我說，「如果艾森豪威爾周圍更為客觀的那些人都認為我退出競選更能使他獲勝，我也許應該退出。」
「你可不要想到退出競選。」她強調說。她用一種典型的單刀直入的分析，直截了當地說，如果艾森豪威爾迫使我退出競選，那他就會在競選中失敗。她極力爭辯說，我要是不在這樣一種攻擊面前為自己的榮譽而鬥爭，那我非但會毀掉我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且還會毀掉我們的家庭，特別是女兒們的未來生活。
《先驅論壇報》社論在星期六上午登出，而且完全達到了預期的效果。人們開始猜測我還能在候選人名單上待多久。但是在一片烏雲中終於出現了一角晴空：我得知鮑勃·塔夫脫在前一天記者問到那筆基金時，曾直率地回答：「我不懂為什麼一位參議員或眾議員不應接受他的家庭成員、朋友或支持者的饋贈，以幫助支付不是由政府支出的費用，甚至是私人的花費。只有捐錢的人要求或得到了立法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好處，那才應該加以批評。我知道在迪克·尼克森基金問題上，捐款的人並沒有此類動機。那些捐獻基金的人在立法問題上也許是百分之百地和他所採取的立場相一致罷了。」卡爾·蒙特稱《華盛頓郵報》的報道是「左派的誹謗」，是顯然親史蒂文森的報紙所耍弄的「卑鄙」花招。
就在那一天裡，佛蒙特參議員喬治·艾肯和前總統赫伯特·胡佛都曾為我進行辯護。
一個星期六下午，專車抵達俄勒岡的波特蘭，聚集在旅館外面的人群是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最不友好的一幫人。他們把小錢幣扔進我們的汽車裡，帕特在我旁邊走著的時候，被人推來撞去。我們的去路被當地民主黨組織的人員堵塞了，他們戴著墨鏡，一手拿著棍棒，一手搖晃著一個鐵皮盒子，上面寫著「給窮鬼尼克森捐幾分錢吧」。
旅館總機說有個電話等著我去接：艾森豪威爾的競選主管謝爾曼·亞當斯有急事要和我談。我要喬蒂納去接電話，說我除了艾森豪威爾本人，不和任何人談話。不管結果怎樣，我不能讓他手下的一個助手把我給打發掉。
我的新聞秘書吉姆·巴西特告訴我，他聽到艾森豪威爾私下有所表示。在他車廂里舉行的一次不供發表的記者招待會上，同艾森豪威爾一起旅行的記者告訴他，他們自己進行過一次非正式投票，結果是以40票對2票贊成把我從名單中除掉。艾森豪威爾對他們說：「我不管你們這些人是不是40 : 2。對這個問題我現在不急於作出決定。什麼都還沒有決定，和你們的意見相反，這是一個給尼克森洗刷的機會。」接著他又說，「如果我們自己不是和獵犬的牙齒一樣清白，我們發動這場改革運動來反對華盛頓正在進行的勾當又有什麼用處呢？」這類的話是必然會透漏出來的，他那個生動的比喻立即引起了公眾的注意。尼克森必然是像獵犬的牙齒一樣清白。
帕特總也忘不掉：整個這一切實在太不公平了。「基金不僅不是非法的，」她說，「而且你知道，你是怎樣盡一切力量使它公開，並保證用掉的每一分錢都有個交代。」
危機發生時，我母親在華盛頓照顧我的女兒們。星期六晚上，她看過報紙，聽過收音機後，寫下了兩份電報：一份我好幾天後才看到。她發給我的一份是這樣的：
女兒們平安。特告你，我們想念你，並且知道一切都會很順利。永遠愛你，母親。
在我們家，我曾經說過，「我們想念你」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們在為你祈禱」。這封電報使我深為感動，但它也使我想起所有那些關懷和依靠我的人們。
到星期日上午，仍然沒有直接從艾森豪威爾那裡得到任何信息。無比緊張的氣氛似乎從空氣中都能感覺出來。前一晚，喬蒂納曾建議，既然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已經把電視時間分配給副總統候選人，我應該要求占用一部分時間來發表一篇為基金辯護的演說。
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和我的工作人員討論發表一次電視講話可能產生的各種後果。當湯姆·杜威從紐約打來電話時，我們正在熱烈討論著。杜威說話從來不吞吞吐吐。他說，他一直同艾森豪威爾專車保持聯繫，他肯定我原來的疑慮確屬事實：除了一兩個人外，艾森豪威爾周圍那一幫人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決定置我於死地的陪審團。他們要我向艾森豪威爾提出辭呈。不過杜威仍然支持我，他說艾森豪威爾本人尚未作出決定。「我想你應該在電視上講話。」他說，「我不認為應該由艾森豪威爾來作出決定。讓美國人民去作決定吧。在節目結束時，要求人們把他們的裁決用電報拍給你。你可能會收到100多萬個回答，這樣你就能有三四天時間去考慮考慮問題。到了那時，假如有60%贊成你，40%反對你，那你就可以說你要退出，因為這不足以構成多數。假如是90%對10%，那你就堅持留下。這樣你留下來，不會有人責怪艾克，你退出去，也不會有人責怪艾克。在紐約，這裡所有的人都同意我的看法。」
我告訴他，他來電話時，我們正在討論這樣去辦。他敦促我馬上開始擬訂計劃，因為局勢太緊張了，拖得太久，就很難順利解決了。
當天夜裡，艾森豪威爾終於來電話了。我接電話時沒有讓房裡其他的人離開。他們和此事是那麼密切相關，所以我覺得，不管我這副總統候選人職位如何了結，他們有權利在場。
我從艾森豪威爾的聲音里聽得出來，雖然他想儘量給我打氣，但是他的確很不安。
「最近兩三天你很不好過吧？」他說，「我想像得出你的處境很困難。」
「是不大好過。」我回答。
他說，他很難決定怎麼辦最好。「我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他說，「該怎麼辦應由你自己去決定。你在這個國家畢竟有一大批追隨者，如果你退出了卻給人留下一個印象，是我逼迫你退出的，那會非常糟糕。另一方面，如果我現在發表聲明支持你，其結果很可能是人們譴責我包庇別人做壞事。」
說到這裡他停下來，似乎在等待我填補這個空白，但我卻拿著電話一聲不響。過了一會兒，他說他剛和幾個朋友出去吃晚飯，他們之中誰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但他們都同意，我應該找個機會，把我對這事的看法告知全國。「我不願意去譴責一個無辜的人，」他說，「我認為你應該安排一個全國性的電視節目，把所有的情況都向全國人民講清楚。把你所記得的自從你進入政界以來的每件事都說出來。告訴他們你曾經接受過的每一分錢。」
「將軍，」我問道，「在這電視節目之後，你認為就可以發表一項肯定或否定的聲明嗎？」
他遲疑了一下。「我希望完全不必要發表什麼聲明，」他說，「但在節目之後，我們也許就知道應該怎麼做了。」
「將軍，」我對他說，「我只想讓你知道，我希望你不要考慮我個人的情緒。我知道你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有多麼為難。」我告訴他，如果他認為我留在競選名單上對他不利，我就馬上退出，一切都由我自己承擔。但我也告訴他，現在該結束這種拖延的辦法了，我在電視節目上露面之後，他就應該立即作出決定。「關於這類事情有時必須當機立斷，不能老是占著茅坑不拉屎。」我不覺間衝口而出這麼說了，最後我還說，「現在最可怕的是拿不定主意。」
我的用語使房間裡的人都感到吃驚，而且我料想艾森豪威爾也一定有類似的感覺，他一定不習慣聽到別人這樣對他講話。但顯然他仍未被說服。他說：「在電視節目以後，我們還可以再等三四天看看對節目的反應如何。」
再沒有什麼可談的了。我只能把一切都寄托在一次成功的電視演說上面。談話慢慢吞吞地結束了。他最後的一句話是：「別泄氣。」
看來很明顯，如果我向艾森豪威爾說，我準備提出引退，他是不會反對的，他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接受與否。我已經向他表示，我心甘情願這樣做，但決定必須由他作出。我感到，他的猶豫不決，或者說他不願出面要求我退出，使我在這方面不承擔任何責任。自己提出願意簽署自己的死亡證書是一回事，要自己來寫下這張證書可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把艾森豪威爾打來電話的情況告訴帕特，問她認為我該怎麼辦才好。整件事已使她十分震驚。過度緊張的情緒已使她的脖子轉動失靈，痛苦不堪，不得不臥床休息。她還擔心兩個女兒不知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她常常打電話給我在華盛頓的母親，以肯定那邊不會出什麼事。
「咱們都知道你必須怎麼幹，迪克。」她說，「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你得鬥爭到底。」
當晚我獨自一人待在房間裡，作出了我的決定：我要留下來，我要鬥爭下去。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以及參眾兩院的競選委員會同意撥款7.5萬美元，為我在9月23日的星期二晚上，買下半小時的電視時間。那時候，全國電視廣播網只能從紐約、芝加哥和洛杉磯播出，因此我們在星期一從波特蘭趕回洛杉磯。在飛機上，我從前面座位上的口袋裡抽出了幾張明信片，記下一些我打算要說的話。
我想起了杜魯門政府任內的一樁醜聞，有人把一件價值9000美元的貂皮大衣送給白宮一個秘書，於是我記下了帕特沒有貂皮大衣——只有一件呢大衣。我想起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米切爾的一種卑鄙說法，說什麼如果當不起官，就不該謀求這個職務，我便引了一句林肯的話，大意是上帝必定愛普通人，因為他創造的普通人是那麼多。此外，我還想到富蘭克林·德·羅斯福1944年競選時一篇演說獲得的驚人成功，他取笑批評他的人說，他們甚至在攻擊他的小狗法拉。我知道如果我能利用這一點進行反擊，就一定會使批評我的人氣得發狂。我在明信片上寫道：「他們將會指責我接受了別人的禮物。我得說我確實在得到提名後接受了一件禮物——一隻長毛垂耳狗切克爾斯，不管他們怎麼說，我們仍準備養著它。」
在飛行途中，喬蒂納走到我座位邊來閒聊一會兒，他重新提到三天前他便已經看到的一些情況。他敏銳地指出，除史蒂文森外，所有的民主黨人都在攻擊我。喬蒂納當時便對我說：「我覺得這裡面有文章。我敢打賭他自己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
那天晚上，消息傳來，證明喬蒂納真是未卜先知。芝加哥一家工廠的總經理肯特·錢德勒拍了一份電報給史蒂文森，指責史蒂文森作為伊利諾伊州州長時，曾經發起設立一筆「由個人捐獻的現金基金，你曾把這筆錢分給好幾個你任命擔任州政府職務的人，用來補貼州政府付給他們的薪金」。
幾小時之內，史蒂文森發表了一項聲明，承認有這麼一筆基金，他說：「用於此項目的基金是1948年競選州長存留下來的，其中還有一部分是後來收到的一般人的捐獻。」他的發言人拒絕作進一步說明，史蒂文森本人也拒絕接見記者。
史蒂文森的聲明沒有提及當天揭發的另一件事。一個名叫威廉·麥金尼的伊利諾伊州的前採購人員，揭露他曾經每月開列一張各個商號和供應州政府物資的企業的名單，要他們代付史蒂文森感到不便由納稅人負擔的費用。據稱，捐獻的數額為100美元至5000美元不等。麥金尼說：「他們估計這樣出點錢便可以和政府多做點生意。」和此事有關的兩個人已承認他們出過錢，但否認這有什麼不正當的地方。
史蒂文森拒絕作進一步說明。惱火的記者們聯名寫了一份請願書，要求他舉行記者招待會，但他說他拿不準是否要舉行。在那個星期的周末，史蒂文森終於透露了有關這筆基金的一些消息，說有18744.96美元是在1948年他競選州長時遺留下來，後來移交給他的。這個數字加上芝加哥一些商人捐獻的2900美元，總額達21644.96美元。實際上，在競選期間，公眾從來不知道這基金到底有多少和派過什麼用場；只是在24年以後，才由史蒂文森的正式傳記作者約翰·巴特洛·馬丁在《伊利諾伊州的阿德萊·史蒂文森》一書中透露，史蒂文森的表白是完全不老實的。他沒有提到，這筆基金後來在1950年、1951年和1952年所增加的數字總共約6.5萬美元。這樣就使基金總額達84026.56美元之多。1952年9月29日，支持史蒂文森任州長的委員會解散以後很久，也就是在這筆基金存在的事實被揭露四天以後，史蒂文森簽了一張1.05萬餘元的私人支票作為他償還委員會的款項。
這筆基金的最後結算表明：有13429.37美元的用途只是非常籠統地稱為作競選之用，其中包括一年一度的聖誕節社交聚會費用、給新聞記者的禮物以及為史蒂文森的兒子開舞會的樂隊費用等。有一次史蒂文森曾用這些競選基金向萊克縣防癆協會捐了一小筆款子，然後又在自己呈報個人所得稅時把這筆捐款當作減免所得稅的項目。
報界對待史蒂文森是極為客氣的。他拒絕和記者談話，只受到輕微的責難；這裡所涉及的不正當行為，在社論中幾乎隻字不提。《芝加哥論壇報》的約翰遜·卡納迪後來寫道：「沒有一家報紙能夠弄到有關1950年和1951年史蒂文森基金的具體材料，而且據我所知，除我之外也沒有一個跟史蒂文森在一起的記者真想弄到這材料。」
對我來說，在整個基金問題上，最使我沮喪和惱火的一個方面，是大多數報紙在報道尼克森基金和史蒂文森基金時明目張胆採用兩種尺度。但這種差別當時又沒有完全暴露出來，我那時又正集中精力在草擬我的演說，並在播講前24小時內作好必要的發言準備。
基金演說的第一部分最容易寫。擁護艾森豪威爾公民會主席的保羅·霍夫曼曾委託普賴斯-沃特豪斯事務所全面審核基金，還聘請了洛杉磯著名的吉布森-鄧恩-克拉徹律師事務所就其合法與否的問題提出意見。我打算把這些報告的提要作為我演說的一部分。但是，人們對我的指控已如此激烈和過分，我知道單靠這些是不夠的。我想起艾森豪威爾在電話中的忠告：「把你所記得的所有的情況都說出來。」他曾說過，「告訴他們你曾經接受過的每一分錢。」
我和帕特長時間努力工作而所得甚微，這一點我感到頗為自豪。希斯案件後，我知道左派及其在報界的同情者會如何密切監視我的一舉一動，所以我對自己經濟上的往來特別小心。我知道，我所說的一切都拿得出文件來加以證明。直至那時為止，我懷疑沒有哪個候選人曾像我那樣在一次競選活動中把個人的經濟情況如此詳細地公開。雖說這樣做侵犯了我的家庭私事，使我極為反感，但我也不禁想到這種史無前例的公開私人財務的做法可能產生極大的戲劇性效果。
我告訴帕特，我正在考慮怎麼辦。她感到受不了。「幹嗎你要告訴別人我們沒有多少錢，我們欠了不少債？」她問。
「搞政治的人非得生活在金魚缸中不可。」我說，但我知道，對我要她忍受的屈辱來說，這解釋是沒有說服力的。
現在我已經知道在演說中該說些什麼，下筆時便順利得多了。我在大使飯店的一個套間裡工作了整整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旅館供應的漢堡包放在一邊，我幾乎動也沒動。
到了第二天中午，吉布森-鄧恩-克拉徹律師事務所的報告送來了，證實基金沒有任何不合法的地方。不過會計師的報告來得比預料的遲了一點。沒有這個報告，我講話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個人是否從基金中撈到油水這個關鍵問題必須單獨作出有充分根據的回答。
雖然在演講之前的那天下午，我對潮水般涌到飯店來的數以百計的電報一封也沒有看過，但在那天夜裡，我讀過一部分後，卻深受感動和鼓舞。
眾議員傑里·福特的電報說：「聽了廣播看了報，我百分之一百站在你一邊。鬥爭到底，一如你為證實阿爾傑·希斯有罪而受到共產黨攻擊時一樣。密西根州全體議員都和我具有同感。我一定親自在格蘭德-拉皮茲或密西根的其他任何地方來迎接你。致以親切的問候。」
明尼蘇達的共和黨該州領袖和律師沃倫·伯傑同他的妻子維拉表示：「你的明尼蘇達朋友完全信任你在私人生活和政治上的正直。我們渴望快點聽到你今晚的演說。如有事需代勞，請電告。」
惠特克·錢伯斯拍來一份措辭極為生動的電報：「對你的攻擊表明，敵人對你是何等畏懼，因為他們一向對既正直無私又敢於戰鬥的人物無不萬分恐懼，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你應該因受到攻擊而自豪，因為攻擊者是我們大家的敵人。在新近出現的政治人物中，在有功於國家方面實無一人能和你相比。願上帝幫助我們不要忘卻這一點。」
在我們前往電視台之前一小時，紐約的「查普曼先生」來了個電話。湯姆·杜威曾告訴過我們，這是他打機密電話時所用的代號。當我聽杜威說話時，長途電話線路上有噼噼啪啪的響聲。
「迪克嗎？」
「是我。」
「艾森豪威爾的高級顧問剛剛開過會，他們要我告訴你，他們的意見是，在今天晚上廣播結束時，你應該向艾森豪威爾提出引退。你知道，我不同意這種觀點，但我有責任把這個意見轉告你。」
我不免驚呆了：「艾森豪威爾要我這麼辦？」我儘量使話音顯得很平穩。
杜威避開了這個問題，說他不想讓我感到他曾直接和艾森豪威爾談過話，或者艾森豪威爾本人同意這個決定。但是，想到艾森豪威爾和同杜威談過話的那些人之間的密切關係，他感到，要是他剛才講的意見不代表艾森豪威爾的觀點，他們是不會要他打電話給我的。
「現在把這個意見轉告給我已經太遲了一點。」我說，「我的發言稿已經準備好了，我現在很難把它改過來。」
杜威說，他認為我應該照原來他建議的那樣說明基金的情況。不過，最後我應該這樣說：雖然我感到我沒有任何過錯，我卻不願因競選名單上我的名字成為艾森豪威爾改革運動的某種包袱。因此，我應該向艾森豪威爾提出引退，並堅持要他接受。
杜威接著說：「我倒另外有一個主意，可以使你堅持下去，最後終能成為英雄而不是一隻替罪羊。你現在可以宣稱你不僅要退出競選，而且還要退出參議院。然後，在參議院必須舉行的特別選舉中，你可以重新競選，並且通過爭取史無前例的最大多數票來使自己得到昭雪。」
這談話已經變得不切實際了。對這種莫名其妙的建議，我只能報以沉默。
杜威最後說：「喂，我該怎麼對他們講你的打算呢？」
我幾乎按捺不住了。「你就告訴他們，」我說，「我也完全不知道我該怎麼辦，如果他們想知道的話，最好是聽聽今晚的廣播。你還可以告訴他們，對政治我也還懂一點的!」我砰地放下了聽筒。
當我把杜威的意見告訴喬蒂納和羅傑斯的時候，他們都驚呆了。
「你肯定不打算照他們的意見辦吧，你會嗎？」默里問。
「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回答，「你們倆最好先出去一會兒，讓我好好想想。」
幾分鐘後，該到電視台去了。當帕特和我從房間出來時，一切活動都停止了。大家都跑到過道上來表示支持，但靜默無聲。
在路上，我最後一次翻了一下筆記。普賴斯-沃特豪斯的數字在最後一分鐘送到，但是我擔心記不住這些數字，也說不清楚。一個疏忽，或一個差錯，就會破壞全篇演說的可信度。
特德·羅傑斯把我們帶到空著的有750個座位的埃爾·卡皮坦劇院的舞台上，這舞台早已被改裝成全國廣播公司的一個電視演播室了。我曾關照，在我演說時，除經理和技工人員外，不要有任何人在場。我們把記者安排在另外一個房間看電視。
特德把布景指給我看。這是一間看來不很起眼的、沒什麼特點的房間，擺著一張寫字檯、一把椅子和一隻嵌在牆裡的書架。我叫特德把一個插著花的小花瓶拿走，因為我覺得擺在那裡不倫不類。
燈亮了一下，鈴聲響後，我們被帶到舞台另一邊的一個小房間裡。特德很快就回來了，他說離播講只有三分鐘了。忽然間我感到完全絕望了。「我自己也不相信我能闖過這一關。」我說，聲音都發直了。「你當然能闖過去的。」帕特非常平靜地說。她拉著我的手，我們一起走回到台上去。
「我的美國同胞們，」我開始說，「今晚，我既作為一個副總統候選人，也作為一個誠實和正直但受到懷疑的人，到這裡來跟大家講幾句話。」
我繼續說下去，慢慢地我開始感到由一篇準備充分的好演說所帶來的信心迅速增長起來。我開始本能地感到詞句的節奏和文章組織的邏輯性。我幾乎完全不需要再看筆記了。在明亮的燈光下，我感到溫暖，我滔滔不絕地談下去，充滿了熱情。我仿佛只是對帕特談話，沒有別的人在聽。
演說分為四部分。一開始我列舉了有關基金的事實，並說明我個人的經濟情況。然後，我對史蒂文森進行反擊。第三部分是讚揚艾森豪威爾的，第四部分要求我的聽眾向在華盛頓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寄信或拍電報，表明他們認為我應該留在競選名單上還是應該退出。
我看到羅傑斯從經理的小房間走出來，面對我蹲在攝像機旁邊。他把兩隻手的手指都舉起來，我知道這是在告訴我還有十分鐘可講。後來我又看見他舉起了一隻手，表示只有五分鐘了，最後是三個指頭。到那時我已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演講中，以致他向我表示「十秒鐘」「五秒鐘」和「結束」的信號我完全看不見了。時間到了我仍在講話，站在桌子前面，把我的雙臂伸向攝像機。
突然我看見特德站起來，我這才發覺時間已經過了。我簡直不能相信。我還沒有把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地址告訴大家，讓他們知道把電報發到哪兒去。我幾乎完全呆了。我向前走了幾步，肩膀擦著了攝像機的邊緣。我聽到羅傑斯說，他們剛才一直等我好像正好說完一句話時，才使影像慢慢消失，儘管我還在講話。接著帕特、默里·喬蒂納、帕特·希林斯以及比爾·羅傑斯都站在我面前。帕特擁抱我，而我卻只是說：「我不得不草草收場，太遺憾了；我還沒有把全國委員會的地址說出來呢。我應該把時間安排得更好一點。」他們全都堅決地說，講演是個了不得的成功。我笑了一下，感謝他們對我的支持；但我卻感到筋疲力盡，心情極為沉重。
在我和攝影記者們握手時，特德·羅傑斯跑過來說：「電話總機就像棵聖誕樹一樣，上面的燈全亮了。」
當我們回到飯店開始閱讀一些正紛紛送來的電報時，我意識到，儘管結尾有點問題，但演說確實是個極大的成功。很顯然前幾天發生的事件已使我的情感的神經末梢受到重創，現在我倒能夠讓我的聽眾體會到我那最強烈的感情。
那天晚上艾森豪威爾在克利夫蘭發表講話。他同夫人瑪米以及大約30個朋友和競選工作人員在一起，在經理辦公室的一台電視機前聽我演說，那間辦公室就在他準備發表講話的一間大廳的上面。他坐在電視機正前面的一張椅子上，瑪米坐在他旁邊。
有人告訴我，電視節目結束後，在克利夫蘭的那間小屋子裡一時靜默無聲。瑪米在啜泣，其他幾個人眼中也噙滿淚水。突然，在下面大廳聽廣播喇叭的聽眾開始叫喊：「我們要尼克森!我們要尼克森!」在人們的喊聲真正清清楚楚地在艾森豪威爾的耳邊迴響時，他轉身向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阿瑟·薩默菲爾德說：「好哇，阿瑟，今晚你花了7.5萬美元，這錢花得真值呀!」
艾森豪威爾在獨自待了幾分鐘歸納了一下他的思想後，走到下面大廳去對情緒激動的群眾說：「我這個人，在投入戰鬥時，寧願有一個勇敢而誠實的人在我身邊，也不要有滿滿一卡車態度模稜兩可的人。我見過不少處於逆境勇敢戰鬥的人，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任何人像今天晚上尼克森參議員這樣如此出色地通過了這場考驗。」群眾高聲喊叫一致表示同意。
但是，艾森豪威爾這時並沒有宣告此事已經結束，我肯定可以留在競選名單上，他只是說，一次演說是不能解決所有提出來的重要問題的，他必須和我會晤以後，才能作出最後決定。他告訴群眾，他要發一封電報，要我第二天坐飛機到西弗吉尼亞州惠林去見他，他將在那裡進行競選活動。
後來發現艾森豪威爾的電報是在當晚送來的，但湮沒在幾千份電報之中了，電文如下：
你的講話真是了不起。從技術上說，這決定不必由我來作，但你和我都知道，當前實際情況需要發表一項使公眾認為具有決定意義的聲明，我個人的決定將以個人得出的結論為根據。如你能立即飛來見我，我將極為感謝。明天我將在西弗吉尼亞州的惠林。我個人對你的極為深厚的全部愛慕之情絲毫沒有減退。
那天晚上，我就只聽到一家通信社的新聞簡報引用的艾森豪威爾的一句話：一篇演說是不夠的。我聽到這句話時感到失望。我氣憤地問喬蒂納：「他還想要求我幹些什麼呢？」我已經盡了我一切力量，如果這還不夠，那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退出競選了。我不願再到惠林去丟臉。我說，我們飛到我競選計劃中的第二個站蒙大拿州的米蘇拉去，在那兒等待艾森豪威爾接受和宣布我退出競選。
我把羅斯·瑪麗·伍茲叫進來，口授了辭呈，並讓她立即發出。她把電稿用打字機打出，但沒有發出，卻是拿去給默里·喬蒂納看，他看後把它撕掉了。他對羅斯說：「我不怪他氣瘋了。如果他現在退出，讓艾克在選舉中失敗，那他們也是活該。但我認為，在最後一個回合，我們應該把事情先擱一擱，然後再決定怎麼辦。」
不一會兒，伯特·安德魯斯從克利夫蘭打來電話。他熱烈讚揚我的演說，但當我把一切事情告訴他時，他的聲音立刻低了下來，話也不再那麼痛快了。他甚至改變了談話的調子。
「理察，」他說，「你不必擔心見到艾森豪威爾時會發生什麼事情。那篇廣播演講已經對事情作出了決定，艾森豪威爾和別人一樣，也知道這一點。但是你必須記住他是誰。他是領導盟國軍隊在歐洲取得勝利的將軍。他是具有極大威望的候選人，即將贏得這場競選。他將是美國的總統，他是我們這個隊伍的頭頭。他將作出決定，而且將會作出正確的決定。但是他有權按自己的方式作出決定，你一定得到惠林來見他，給他一個可以這樣做的機會。」
我被安德魯斯的推理打動了，他那語調使我漸漸平靜下來。在一次令人感情衝動的大事件的餘波中，我忘了考慮艾森豪威爾的立場。首先，他過去幾乎不認識我是誰。其次，我也應該想到，作為一個剛踏入政界的人，在他本人作出任何承諾之前，先等一等，看看事態的發展，這對艾森豪威爾來說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我改變了主意，關照我的工作人員安排我們從米蘇拉直接飛往惠林的旅行。
我們在惠林剛著陸，在我幫帕特穿大衣時，喬蒂納匆匆朝我們跑來。
默里·喬蒂納的聲音含著敬畏情緒，這是很少有的。「將軍從舷梯上來了!」他說。他的話音剛落，艾森豪威爾已在他背後大踏步從過道走來，伸出一隻手，臉上閃耀著他那著名的微笑。
「將軍，你不必到機場來的。」我說。
「為什麼不？」他微笑著，「你是我的人呀!」
那是一個很冷的夜晚，當我們驅車前往運動場參加大會時，惠林籠罩著一層濃重而潮濕的煙霧。在車上，艾森豪威爾絕口不提我們倆剛剛經歷過的那場折磨人的危機。後來我更加了解他時，我發現這是他的一個特點，但我現在依然記得那20分鐘如夢一般的行程，他一路只是愉快地談到利用小站停留和群眾大會對競選有多少好處，仿佛根本沒有發生過任何不尋常的事情。
當我們到達運動場時，我們的車篷放了下來，我們同坐在汽車的后座上，車子繞著跑道行駛，我們向歡呼的人群揮手致意。
艾森豪威爾首先講話。他說我是「一個勇敢的可敬可畏的人」，曾經經歷了「一場極不公平的純屬惡意的攻擊」，並說，在我上台講話之前，他要給聽眾讀兩份他收到的電報。我一點兒都不知道這是兩份什麼電報，所以當他讀的時候，我也和人群中的每個人一樣極注意地聽著：
親愛的將軍：我深信，關於這次對理察的攻擊的全部真相，一定很快會水落石出的，到那時，我肯定你準會正確地作出決定，絕對信任他的正直和誠實。這裡是一個比任何人都更長久地了解理察的人向您致以最好的祝願。他的母親。
接著他讀了一份阿瑟·薩默菲爾德的電報，這份電報通知他，在可以聯繫上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138名委員中，107名委員一致擁護我繼續參加競選：
除一致表示同意外，他們的評論是極其熱烈的……作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一個成員，能夠和我的同事們一起，向一個偉大的美國人表示這激動人心的敬意，我感到極為快慰；這個美國人曾毫無畏懼地走進絕望之谷，最後完好無損、昂首挺胸走了出來。這一點又無可懷疑了——美國珍愛迪克·尼克森。
當我站起來講話時，會場上長時間迴蕩著歡呼聲。我用一句話表達了我要講的千言萬語：「我希望你們知道，這大概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偉大的時刻。」
所有發言完畢後，我看到熟悉的比爾·諾蘭的巨大身軀擠在表示良好祝願的人群當中。我走到他身邊時，他微笑著抓住我的手說：「這篇演說真了不起，迪克。」這時我整整一個星期抑制住的全部感情迸發出來了，淚水充滿了我的眼睛。諾蘭用他的手臂摟著我，我把臉貼在他的肩膀上。
後來，艾森豪威爾請帕特和我到他的競選列車上去看看他住的車廂。實際上他是想找一個機會單獨和我談談，因為他聽到另外幾樁在經濟問題上誹謗我的謠言。我用了一種他最熟悉的類比作答。「這正像打仗一樣，將軍。」我說，「我們的敵人要輸了，他們對我發動了一次大規模進攻，但遭到了痛擊。這使他們得花點時間重新集結力量，等到他們捲土重來時，他們就要拚死一戰了，他們將會把不管什麼亂七八糟的傢伙全向我們砸過來，包括廚房裡的洗滌槽。還會有其他的罪名，但絕沒有一樁能站得住腳的。我們現在必須盡一切力量避免的一件事是決不能讓他們的任何一次攻擊得逞。他們傳播出一個謠言，我們就得儘可能快地把它消除掉。」作為一個受人愛戴的英雄，報界對艾森豪威爾的態度是極為友好的。在他進入白宮，開始被當作一個政治家之前，我懷疑他是否完全理解我那天晚上所說的話的意思。
在我們回旅館的路上，帕特在車中一直握著我的手，沒有說一句話。我知道，現在我們已從這場痛苦萬分的危機中脫身出來，她感到無比驕傲。但是我也知道，這場危機已是多麼嚴重地損害了她，多麼深刻地損害了她的自尊心和個人安寧。我知道，從那以後，雖然她會盡其所能地幫助我和我的事業，但她將痛恨政治，夢想有朝一日我們能夠離開它，讓我們以及家庭去過幸福而正常的生活。
競選開始時我是精力充沛、興致勃勃的，基金危機使我突然衰老和疲憊不堪了。有這樣一句話：你可以在一天中度過一年。這正是我在那段時間中的感覺。在那一個星期里，我好像活過了好幾年。
基金問題出現後的許多反應使我深為沮喪。這件事被忠於民主黨的人利用，我不會感到奇怪。但是，竟然有那麼多共和黨人不等事實揭露，就事先對我作出判決，實在不能不令人深感失望和痛心。報界的表演也使我感到痛恨不已。我認為，對我進行的是名譽上的謀殺行為，這番經歷長期強烈地影響著我對一般新聞媒體，特別是對報界的態度。
基金問題無疑是那次競選運動中報界和反對黨方面加於我的最惡毒的誹謗，但它還不是唯一的問題。
大選前不到一星期，《聖路易郵報》，一家堅定地親史蒂文森的報紙，在頭版上登了一篇報道，指責我大約在六個月前曾陪伴基金管理人達納·史密斯到哈瓦那一家賭場去。此種指責完全是睜著眼說瞎話。報道所說的我在哈瓦那的那段時期，我正在幾千里之外的夏威夷度假。
10月28日，就在大選前幾天，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指責我的家庭和我有「按比較保守的估計，有價值25萬美元以上的不動產」。為了湊滿這個數字，他們還硬說我的兄弟唐擁有一家「新的、時髦的路旁餐館」，估計值17.5萬美元。實際上，唐的那家餐館是租來的。在這一連串的具體指責中，真正使我惱火的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估算中還包括了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小農場和在佛羅里達州的一所普通房子，這是我父母為將來安度晚年而購置下來的。這些怎麼說也算不上豪華的財產，是我父母一生辛勤所得。我認為攻擊我的雙親，硬說他們通過不道德手段獲得這些昂貴的不動產，這種做法是卑鄙的。
兩天以後，德魯·皮爾遜的專欄文章出現了，全篇文章的特點是含沙射影、信口雌黃，其中還談到關於我的所得稅申報的情況。顯然這是國內收入署的某些黨徒透露給皮爾遜的。在他所拋出的一連串的指責中，有一項是說帕特和我，曾經對我們共有的一份房產的價值虛報為低於1萬美元，以便我們在加利福尼亞付稅時可以按退伍軍人條例減免50美元。這項指責完全不真實。最後證明，有一位帕特·尼克森夫人曾經代表她的丈夫理察申請過這樣一項豁免——但這只不過是這一對夫妻的名字剛巧同我們的名字相同。皮爾遜事先不曾和我核對一下，就在選舉前五天把這個謊話發表了，而且他一直到三個星期以後，才收回這一說法。
還有一項意在中傷我的名望和誠實的指責，說我曾參與某一罪惡的陰謀，這也是在大選以後才予以澄清的。有人假冒一個石油公司經理的名字，寫了一封信給另一個經理，暗示我曾被收買，在華盛頓為石油業效勞，報酬是每年超過5.2萬美元。大選前夕，這封明明是偽造的信居然被送到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去，委員會又把它寄給《紐約郵報》，要求發表。但甚至連《紐約郵報》也決定不冒險去登載這樣一項明顯的誹謗。
大選後，德魯·皮爾遜繼續想挑起人們對這件事的興趣，因此我要求參議院的特權與選舉小組委員會徹底調查此事。調查結果證明信是偽造的，並把此事提交給司法部了。
基金誹謗沒有達到目的，謊言和偽造也沒有擊中目標。但這一切卻使我和我的家庭在感情上遭到嚴重損失。很久以後我才發覺，我那自尊心極強、富有鬥爭精神的父親，每當一個新的謊言得到澄清時，他總要哭好幾回。
我對政治的興趣減退了，但我唯一可以採取的辦法——同時也是我的本能——是反擊。我很快感到自己正像特迪·羅斯福曾描繪過的在競技場上的一個人：「他的臉沾滿了塵土、汗水和血跡。」健忘的批評家將來可能會只記得我的回擊，而忘了常常激起我回擊他們的那些謊言和歪曲。
只是在過了好幾個月之後，我才能夠慢慢把基金危機所給予我的痛苦看作一件已經過去的事。我想艾森豪威爾一定對我所表現出的頑強和政治上的敏銳有深刻的印象。他感謝我一開頭就明確地說，如果他要求我那樣做，我可以提出引退，而且我從來沒有有意做過一件使他尷尬的事。
我也得到了一些關於政治和友誼的重要教訓。在政治上，只要你能為他們做點什麼或給他們點好處，大多數人便是你的朋友。從這方面來說，我覺得政治和生活的其他方面沒有什麼不同——只是選舉的公開競爭性質，也許使這種情況表現得更加露骨罷了。但是，在我似乎要退出競選時竟有那麼多人轉眼之間翻臉不認人，他們帶給我的驚愕和失望，卻是我永遠不會忘卻的。
1952年的大選
基金危機之後，1952年，競選運動以後的問題就顯得比較容易對付了。對選民的研究和民意測驗表明，要求變革和對聯邦政府的腐敗的厭惡，仍然是我們可以利用的最有說服力的話題。杜魯門在1952年已極不得人心，這和約翰遜總統後期在越南[2]問題上或我在水門事件時期的處境相似。也和約翰遜與我一樣，杜魯門的不得人心也使他的黨受到影響，甚至阿德萊·史蒂文森也開始和杜魯門政府保持一定距離了。
我既然從基金危機中脫身出來，這就使民主黨想制止揭發貪污腐敗問題的企圖無法得逞了。事實上，我現在反而成了更有力、更受人歡迎的競選人了。我在基金演說之後的名聲重新引起公眾對希斯案件的興趣，我在全國提醒聽眾，史蒂文森在希斯第一次作偽證的審判中，曾擔保希斯的誠實、正直和忠誠。而且他這樣做還是在我們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已證實希斯在他和錢伯斯關係上的說法純屬謊言以後。
我還批評了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我說，他對待國際共產主義的政策，使我們失去了中國和東歐的大部分，並促使了朝鮮[3]戰爭的爆發。我用了一句引起公眾注意的話——同時也使那些評論員惱火萬分——指責史蒂文森是艾奇遜的「怯懦的遏制共產主義大學」的畢業生。
多年之後我擔任總統時，艾奇遜和我變成了朋友，他是我最重視和最信得過的非正式顧問之一。不過，在這次競選中，他的山羊鬍子、他的英國式的花呢服裝以及他傲慢的風度，卻使他成為我攻擊外交人員勢利眼的性格和精神狀態的最理想的對象，而這種性格和精神狀態全被共產黨的路線、鐮刀和錘頭所征服了。今天，我對當時攻擊過猛深感遺憾。雖說我仍然認為艾奇遜對亞洲的政策是錯誤的，但是他在歐洲的做法卻是對的，他協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使它變成抵抗共產主義侵略的強大而持久的堡壘。
在大多數選舉中，對立的候選人顯然彼此不喜歡，但通常沒有或很少有個人的仇恨情緒。我對史蒂文森卻本能地有反感。我認為他過於虛偽，華而不實，他那油嘴滑舌和冷嘲熱諷的機智，掩蓋著他的淺薄、輕率和優柔寡斷。他使我想起奧斯卡·王爾德對玩世不恭者所下的定義，說那種人懂得每樣東西的價格，卻不了解任何東西的價值。艾森豪威爾和我有同感。遲至1957年，在受到蘇聯人造地球衛星的震動之後，為保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最高級會談能獲得成功，杜勒斯想把史蒂文森請到國務院來，但艾森豪威爾卻堅決反對他來白宮或讓他參加巴黎的最高級會談。實際上，在艾森豪威爾中風之後，醫生曾關照我們不要提到史蒂文森，因為這樣做常常會使總統的血壓驚人地迅速上升。
杜魯門總統本人雖然沒有參加競選，雖然那個處於困境的史蒂文森極力設法讓他躲在幕後，但杜魯門實際上仍是1952年競選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哈里·杜魯門是靠政治上的短兵相接起家的，所以史蒂文森不可能讓他處身於競選之外。杜魯門在未能使艾森豪威爾同意作為民主黨人接替他在白宮的職位之後，兩人的關係便已很緊張了，到1952年選舉時，杜魯門更對他進行了猛烈的攻擊。大多數民主黨人是不向艾森豪威爾的英雄地位挑戰的，杜魯門卻和他們不同，他專門對艾森豪威爾的專長甚至他的動機進行典型戲劇性的，也是典型不負責任的指責。艾森豪威爾對杜魯門暗示他曾經在政治上參與、實際上把東歐送給共產黨人的雅爾達和波茨坦協定一事深為惱怒。這一指責顯然是不真實的，但杜魯門竟然會支持，更不要說傳播這樣一種蓄意的誹謗，這使艾森豪威爾始終耿耿於懷。
由於這種宿怨，艾森豪威爾到國會大廈舉行就職典禮之前，拒絕按慣例前往白宮和杜魯門一同喝一杯咖啡。這兩個人只是在北門廳見面，略事寒暄幾句，就一同坐車前往國會大廈，途中雙方一句話也沒說，除了在1953年因參加首席法官弗雷得·文森的葬禮而偶然碰到之外，一直到1961年艾森豪威爾離開白宮之前，兩人一直沒有再見過。
在1952年競選中，帕特和我曾筋疲力盡地旅行了4.6萬英里。我發表了92次演說，在列車站台上露面達143次，訪問了214個城市，並舉行了多次記者招待會。由於基金事件以及我在黨派鬥爭中擔任了艾森豪威爾所避免擔任的角色，較一般的副總統候選人，我更受到人們的注意——自然肯定遠遠超過史蒂文森的競選夥伴亞拉巴馬參議員約翰·斯帕克曼。在有些地區，我甚至把史蒂文森也遠遠拋在後面。
每到一處，我猛烈抨擊民主黨，把史蒂文森同杜魯門和艾奇遜聯繫在一起，我說，就是這些人把華盛頓搞得一團糟，我們怎麼能期望他們來收拾這個爛攤子呢？我把艾奇遜稱為「形式主義的混亂局面的締造者」。我對一群波士頓的聽眾說，如果史蒂文森當選，我們將看到他們再執行四年這種老一套的政策，因為史蒂文森先生是從迪安·艾奇遜的無能的國務院教育出來的。我對另一群歡呼的聽眾說，我寧願要一個穿卡其制服的總統，而不要一位穿國務院粉紅色衣服的總統。
大選前一星期，10月27日，我在阿肯色州特克薩卡納的一次演說中，說杜魯門、史蒂文森和艾奇遜「是這個國家的許多民主黨人所信奉的最高原則的叛徒」。在1954年以及以後的選舉中，杜魯門譴責我曾在這篇演說中稱他為叛徒。甚至在這篇演說的錄音被找出來，並把我的原話按錄音帶抄出給他看時，他仍不承認我當時所講的並非如他似乎記得的那樣。
在這次競選中我用了一些非常粗野的詞句。這也許是因為在基金危機中和以後，我不自覺地對外來的攻擊反應過於強烈；或者也許因為我完全被艾森豪威爾指派給我的黨派鬥爭的任務弄昏了頭腦，只想到必須激發起黨的忠實信徒的熱情，讓他們知道一場戰鬥正在進行中。
在選舉前幾天，當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的結果公布時，趨勢已經相當明顯了：
艾森豪威爾-尼克森47%
史蒂文森-斯帕克曼40%
尚未決定的13%
但艾森豪威爾和我卻照樣把競選一直進行到底，最後在波士頓花園開了一個選舉前夕電視大會作為結束。那天深夜以後，帕特和我飛往加利福尼亞。
我從我在1946年和1950年的經驗中知道，對政治家來說，最長的一天是選舉日，那時千百萬人在決定他的命運，而他自己卻無能為力。帕特和我清晨在東惠蒂爾投票以後，我問比爾·羅傑斯是否願意坐車去兜兜風。我們驅車去拉古納海灘，把車停在那裡，沿海邊走了好幾英里。
有一些駐紮在彭德爾頓軍營的水兵在海邊打橄欖球，我們臨時參加進去玩了一會兒。其中有一個水兵仔細地打量我幾分鐘後，走到羅傑斯跟前說：「喂，他是一個有名人物還是別的什麼人？」羅傑斯回答說：「不，他不過是參議員尼克森，正在競選副總統。」後來當傳來一個球我沒有接住時，一個水兵開玩笑說：「看來你只適合當副總統，打不好橄欖球。」突然他一愣，忸怩地加上：「先生。」
我們在四點鐘左右回到洛杉磯的大使飯店，我直接走到我的房間去，穿上睡衣，打算睡一會兒。我對手下工作人員說，至少在六點以前我不要聽任何結果，因為到那時還只能有些零碎消息，只不過使人神經緊張而已。六點整有人敲門，馬上有十來個人衝到房間裡來，一起爭著講話。東部的投票剛結束只有一小時，但看來我們已占壓倒性優勢。
結果，我們以多得650萬票獲勝：55.1%對44.4%。我們在眾議院又獲得了22個席位；這樣總席位便變成221對213了，有一個席位屬無黨派人士。在參議院我們多了一個席位，這使我們僅以一席之差占了多數。
* * *
【注釋】
[1] 1945年朝鮮解放。蘇美兩國以北緯38度線為界，分別進駐北半部和南半部。1948年8月15日在南半部成立大韓民國，簡稱「韓國」。此處的「南朝鮮」，即指韓國。下同。——編者注
[2] 1945年9月2日越南宣告獨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同年法國入侵，1945年北方獲得解放，南方仍由法國統治。後美國取代法國勢力，扶植南越政權。1975年5月南方全部解放。1976年7月南、北方統一，定國名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本書中尼克森提及「越南」處，多指「越南共和國」，即南越。——編者注
[3] 「朝鮮」即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簡稱。——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