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回憶錄 · 第一章　早年（1913-1946）

在他看來，我的成功意味著，他一直為之工作和信仰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在美國，一個人只要勤奮工作並具有決心，什麼目標都能達成。 我出生在我父親建造的一所房子裡。1913年1月9日我出生的那天晚上，正碰上我們加利福尼亞州的約巴林達鎮歷史上空前的寒潮。約巴林達是一個離洛杉磯大約30英里、住著200個居民的農村，周圍是鱷梨和柑橘園林，以及大麥、苜蓿和蠶豆田。 對一個小孩來說，這環境頗有田園詩意。春天，空氣中充滿著濃郁的橘花香味。這裡有許多可以激發孩子想像力的景象：西方朦朧的太平洋海面，北面的聖貝納迪諾山脈，近處小山腳下那間令人望而生畏、不敢輕易走近的「凶宅」，還有一條離我家大約1英里的鐵路線。 白天，我可以看到火車頭蒸汽機里冒出來的濃煙。晚上，有時我會被火車的汽笛聲驚醒，於是我就夢見許多我希望有一天能見到的遙遠的地方。我的弟弟和我扮演著火車司機和列車員，玩著火車遊戲。我還記得同住在我們鎮上的聖菲鐵路公司的一個火車司機埃弗雷特·巴納姆講話時的興奮情景。在整個小學期間，我的志願是當個火車司機。 我最早的一段明確的記憶是我在奔跑。那時我剛3歲，母親帶著我們駕著一輛輕便馬車，她把我還在吃奶的弟弟唐抱在膝上，鄰居家的一個女孩子抱著我。馬飛速地轉個彎朝我家奔去，我卻被摔在了地上。我肯定大為驚恐，但在我母親竭力要勒住馬時，我終於爬起來，跟在馬車後面跑過去了。這個意外事件產生的唯一後果是，數年後，當頭髮在左邊分梳的髮式大為流行時，我卻仍不得不一直往後梳，以掩蓋那次摔下時留下的傷疤。 我們在約巴林達的生活是艱苦的，但也很愉快。我的父親能找到什麼工作就幹什麼。多虧我們自己有一塊菜園和一些果樹，所以儘管收入很少，我們也還有足夠的食物。我們還有一頭牛，供給我們牛奶，母親用它來為我們做奶油和奶酪。 我6歲開始在約巴林達的小學校里讀一年級。母親早已在家裡教我讀過一些書，這種領先使我後來跳過了二年級。 在做完家庭作業和家務勞動後，我常常坐在壁爐邊或廚房的桌子邊，沉浸於一本書或一本雜誌之中。我們訂了《洛杉磯時報》《星期六晚郵報》和《婦女家庭雜誌》。我母親最小的妹妹奧利夫姨媽和她丈夫奧斯卡·馬什本就住在附近的惠蒂爾城，他們訂有《全國地理雜誌》。每次到他們家做客，我差不多總要借一本回來。這是我最喜愛的一種雜誌。 1922年，我父親賣掉了我們在約巴林達的房子和柑橘園，我們遷到了惠蒂爾。他在油田裡做打雜工，儘管工資不低，但對於像他那樣胸懷大志、才智聰明、具有豐富想像力的人來說，這種體力勞動不能激起他的興趣。即便那時汽車還很少，而且在那個地區只鋪了一條公路，我父親早就看到這種不用馬拉的車是發展的方向，它的時代很快就會來到。他借了5000美元，買下了連接著兩個日益發展的市鎮惠蒂爾和拉哈布拉的公路旁邊的一些土地。他把這塊地清理出來，裝上一隻油槽和一台抽油機，在這兩鎮之間八英里的地段上開設了第一個加油站。 這個買賣幾乎很快就大為賺錢，於是他馬上又開設了一家雜貨店。他還設立了一個小櫃檯，專門出售母親自製的餡餅和蛋糕。母親的拿手糕點之一是蛋白蛋糕。她堅持認為，必須在露天的新鮮空氣中把料調製好然後送進烤箱，這樣才能做出最好的蛋糕來。我還記得，在黎明前的寒氣中，她站在廚房門外，用一隻木製的大匙子使勁地打著蛋糊。 雜貨店的生意發展得很快，要不是由於疾病襲擊我們的家庭，按當時的水平來說，我們很可能會生活得相當富裕。 尼克森食品店是一家「夫妻店」，一家人都在店鋪里幹活。除了招待顧客和記賬外，還得盤貨、訂貨，往貨架上上貨。店鋪每晚都得整理和打掃，而且每天要噴灑殺蠅劑。 當我大一點的時候，我接管了採購新鮮水果和蔬菜的工作。我每天早晨4點鐘就起床，以便至遲在5點鐘到達洛杉磯第7街菜市場。我挑選最好的水果和蔬菜，盡力同農民和批發商討價還價，希望買得便宜些，然後趕著馬車回到東惠蒂爾，把這些貨物洗淨、分級，送進店鋪陳列好，到8點鐘再去上學。這種以一個慈愛的家庭和一個小型而緊密的教友會為中心的生活，過得並不輕鬆，但很愉快。20世紀20年代的加利福尼亞對願意艱苦奮鬥的人來說，似乎是一個有著無窮機會的地方。 相反更相親這個原理可以極恰切地用在父親和母親的關係上。在最重要的方面，他倆非常相像。兩人都是十分虔誠的教徒。兩人彼此十分相愛，為孩子不惜作出任何重大的犧牲。但很難想像世上還會有兩個人在氣質上比他們差別更大。 我父親弗朗西斯·安東尼·尼克森，在他的一生中，人們都叫他弗蘭克。他於1878年12月3日出生在俄亥俄的一個農莊裡。8歲時，他母親患肺病死去，因她長期患病，家裡幾乎已變得一貧如洗了。她死後，全家遷到了俄亥俄東部一小塊不毛之地居住，我父親每天不得不步行幾英里，到最近的學校里去讀書。一個外來戶，加上身材矮小、衣衫襤褸，他常常受到同學們的欺負。這時候他總以敏捷的口才和一雙隨時準備好的拳頭進行回擊，因而不久他就成了出名的天生好鬥者。 家庭情況始終沒有好轉，他讀完了六年級後，就離開學校去工作。這是一個出於不得已的決定，但他卻為此抱憾終生。在其後的幾年中，他做過許多工作，每種工作都使他學會了新的技術。他曾駕牛車替一家鋸木廠拉木料，他干過木匠，經營過土豆農場，在科羅拉多剪過羊毛，安裝過早期的手搖電話機。 我父親一生都想通過工作來改善自己的生活。他搬到俄亥俄州的首府哥倫布，當了有軌電車的司機。早期有軌電車車廂里是用大爐膛火爐取暖的，但司機站立的駕駛間卻是敞開著的。1906年冬天，他的腳生了凍瘡。由於公司不理睬他們的申訴，他於是組織電車司機和售票員進行抗議。他們終於使州立法機關通過了一項法案，規定把司機台封閉起來，裝上爐子。 儘管如此，那次鬥爭還是使他感到心灰意懶，於是他決定遷居到加利福尼亞南部去，在那裡至少不會再有凍瘡問題了。1907年，他在行駛於洛杉磯和惠蒂爾之間的太平洋有軌電車公司謀到一個電車司機的工作。1908年，他在情人節的一次社交集會上遇見了漢娜·米爾豪斯，儘管她的家庭因她還沒有念完大學而且追求她的這個人又不是教友會教徒，對這樁婚事持保留態度，但在四個月之後，他們仍然結婚了。 我父親具有愛爾蘭人的容易發怒也容易歡笑的脾氣。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正是他的這種脾氣。他常同我的兄弟哈羅德和唐進行激烈爭辯，他們的叫喊聲附近的鄰居都能聽到。他是一個一絲不苟、嚴守紀律的人，在他情緒低落的時候，我力圖以母親為榜樣不去觸犯他。也許我對個人之間的爭吵的厭惡情緒在我這些早年的記憶中便開始了。 他經常在店鋪里同他接待的顧客，幾乎可以因任何問題而進行激烈的爭論。他這種感情爆發並非跟什麼人過不去，這只是因為他願意把辯論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罷了。遺憾的是，有些顧客並不欣賞這一點，當時我們家常說的一個笑話是遇上一個比較敏感的顧客，我母親或者我們一個孩子一定要趕緊搶先去接待，可別讓父親跟他交上火了。 我如果在進行辯論方面有任何才能，想必也是從我父親那裡，從他對辯論和爭論的愛好中學來的。我在大學裡參加辯論賽的時候，他經常用車子把我送到辯論會場，然後坐在會場後面專心致志地聽著。在回家的路上，他會對每一節辯論進行詳盡的分析。 我父親非常相信美國的「小人物」。他對自20世紀初便如此嚴格控制美國人生活的既得利益集團和政治機器極為反感。由於他認為美孚石油公司托拉斯是美國風景線上的一個污點，所以當他在惠蒂爾開設加油站時，他就選擇了由不太著名的里奇菲爾德石油公司來供應汽油。隨著尼克森雜貨店的發展，他於是成了一個大聲疾呼反對連鎖商店的人。他擔心這些連鎖商店通過大量購買，會擠垮獨立經營者和家庭經營的雜貨店。 在電視機發明之前，無線電還處於初期階段的那些日子裡，在家庭里和朋友之間的談話，是人們的一個主要的娛樂項目。生機勃勃的政治問題的討論一向是我們家庭集會的一個特色。我父親開始是一個強硬路線派的俄亥俄州共和黨人，但1924年時，他開始對哈定和柯立芝的固執保守的共和黨綱領不感興趣了。他的思想開始具有民粹主義的色彩。那一年，他脫離了共和黨，投票選舉了偉大的威斯康星的進步黨參議員——「好鬥的鮑勃」羅伯特·拉福萊特。他甚至成了湯森計劃的熱烈擁護者，這個計劃建議，對每一個年滿60歲的人，每月付給200美元，只要他花掉這筆錢並同意退休。這個計劃甚至比新政還更進了一步。1932年，他支持胡佛，因為在禁酒問題上，胡佛是「強硬派」，而羅斯福是「緩和派」。他從未對我講過1936年他投了誰的票，但我總是懷疑，在大蕭條年代，他准投了羅斯福的票，而不會選阿爾夫·蘭登，他曾把後者說成「保守分子」。 勞動的尊嚴是我父親的人生哲學的基礎。他說，真的去相信《聖經》上勸導人們依靠上帝過活，就只會是鼓勵懶惰。他最喜歡引用的《聖經》上的話是：「你必須汗流滿面，才得餬口。」我哥哥哈羅德患肺病的長時間中——那也正是大危機時期——父親不讓他去國內最好的醫院之一、縣裡的肺病醫院去，理由是如果去那裡就是接受施捨。 我父親的脾氣可能由於耳朵有些聾而變得越來越壞，後來他年紀更大，幾乎是全聾了。有時候，我簡直覺得他是有意引起一場爭吵，然後他可以關上助聽器，像觀看無聲電影一樣，觀看眼前的戲劇性場面。但正是他那粗魯、暴躁的外貌下所隱藏著的愛，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中。1947年，當我隨赫脫委員會出訪歐洲時，他和母親來紐約為我送行，帕特和我給他們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招待。他喜歡觀看音樂喜劇，我弄到了在百老匯轟動一時的歌劇《俄克拉何馬》最好座位的戲票。我們必須從旅館趕到戲院，途中，他卻發覺他把助聽器忘在旅館的房間裡了。他決定不使我們大家掃興；我記得他當時是多麼專心地觀看演出，和其餘的觀眾一起大笑、喝彩，讓我們覺得他看得非常高興，儘管他連一個詞或一句曲調也聽不見。 我父親對政治的興趣使他在一開始就成為我事業的最熱烈的擁護者。在他看來，我的成功意味著，他一直為之工作和信仰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在美國，一個人只要勤奮工作並具有決心，什麼目標都能達成。在我當眾議員的時間裡，我總把每日出版的《國會記錄》寄回家去。他總是從頭看到尾，而這是我所認識的眾議員或參議員誰都沒有花時間這樣做過的。當我競選副總統時，他寫了一封典型的直截了當的信，給他過去幾年中曾經閱讀過的一家報紙，建議該報支持我。他在信中說：「這個孩子是我撫養長大的五個孩子之一，我認為他們都是美國最好的孩子。如果你們願意幫他一把，那我一定說《俄亥俄州報》仍在做有用的工作。」 凡認識我母親的人，都深深感到她是一個非常卓越的婦女。她於1885年3月7日生於印第安納州南部的一個有九個孩子的愛爾蘭教友會教徒的家庭。在她12歲時，她父親決定遷居到加利福尼亞教友會的新的居住點去。他們把他們的財產，包括馬、馬鞍、門和窗框在內，裝了一節貨車車皮，於1897年到達惠蒂爾。在那裡我外祖父辦了一家苗圃，栽培了一個橘園。我母親從惠蒂爾專科學校畢業後，進了惠蒂爾學院。她喜歡歷史和文學，上語言學系，主要學拉丁語、希臘語和德語。當她和父親相識和結婚時，她剛讀完大學二年級。他們生了五個兒子，除了一個以父名命名外，她都是以早期英國國王的名字來為我們取名的：哈羅德生於1909年，理察生於1913年，弗朗西斯·唐納德生於1914年，阿瑟生於1918年，愛德華生於1930年。 我母親一向關心和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但她最顯著的特性是強烈喜愛獨處。儘管她對她的家庭——實際上是對所有的人——充滿了溫暖和愛，可她是從不讓人了解她內心的感情和情緒的。我們進餐時，從來沒有不做禱告的，但是除遇上特殊情況，我們每個孩子都被叫出來背誦一段《聖經》外，我們一般總是默禱的。她甚至完全聽從《馬太福音》的訓諭，一定要關起門來做禱告，因此她晚上就寢前，總要到一間密室去做禱告。 當我要作出困難的決定或準備演說時，或當我遭到報紙攻擊時，我母親經常會說：「我會想到你的。」這是她那從容的教友會教徒的說話方式，意思就是「我將為你禱告」。由於這是一種克制的說法，我聽來更覺得意味深長。 在惠蒂爾，許多認識我母親的人，甚至在她還活著的時候都稱她為教友會的聖徒。我的表親傑薩敏·韋斯特最近寫信給我，談起我的母親。她說：「我不認為漢娜是『聖徒』。我認為聖徒都有一條通往上帝的特別途徑，因而使他們具有一種平凡人所不可能有的剛毅精神；漢娜是不平凡的，但她完全依靠一種出自她的好心腸的力量和慈愛，並由於她自己的不屈不撓的性格，做了她所做的一切，並形成了她那樣一個人。」使我母親如此獨特和使人們都願意同她接近的一個品質是，儘管宗教所賦予她的內心寧靜無時不充分流露，她卻從來不滿嘴掛著她的宗教信仰。 我童年時，常在我家客廳的鋼琴前邊一坐幾個鐘頭，試圖彈個曲調。我上學後不久，便跟我舅父格里菲思·米爾豪斯學鋼琴。他還教了我拉小提琴的基本知識。 也許是在格里菲思舅父的敦促下，我的父母才決定真正考驗一下我的音樂才能。我的簡姨媽曾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大都會音樂學校學過鋼琴，而且是一位頗有造詣的演奏家和教師。他們一家住在加利福尼亞中部林賽——另一個教友會聚居地。我家決定讓我和他們一起住上半年，跟她學鋼琴。1924年12月，我們一大家子在外祖母的住處團聚過一次後，我便和簡姨媽、哈羅德·比森姨父，以及我的表兄弟奧爾登和謝爾登一起到他們家去。 在六個月中，我每天跟簡姨媽學鋼琴，跟附近埃克塞特的一位老師學小提琴，並每天同奧爾登和謝爾登步行一英里半去上學。我愛學音樂，而且我能很容易地記住。即使50多年後的今天，我還記得我在林賽學到的一些樂譜。 彈鋼琴也許是比寫文章和講演更有效的一種表達自己感情的方式。事實上，我始終有兩個尚未實現的宏願：指揮一個交響樂隊和在大教堂里演奏風琴。我認為創作偉大的樂曲，是一個人能為自己提出的最大願望之一。 1925年6月，父母親前來把我領回家去。像任何一個12歲的孩子一樣，別離了似乎很長一段時間後，見到他們我覺得很高興。我最小的弟弟阿瑟一看到我獨自一人在的時候，就過來一本正經地在我面頰上吻一下以示歡迎。後來我才知道，他曾問母親，因我離開過家，他吻我一下是否恰當。就在這樣小的年紀，他已經學會了我們家對公開表示感情必須克制的態度。 我們回到惠蒂爾不久，阿瑟說他頭痛。我們家庭的醫生認為是流行性感冒，要他臥床休息。阿瑟的病情急劇惡化，而醫生卻無法找出病因。他要求進行一系列的化驗，包括抽脊髓。我記得在這一最痛苦的化驗做完後，我父親走下樓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哭了。他說：「醫生們擔心恐怕小寶貝要死了。」 由於阿瑟經常需要照料和關心，唐和我被送到富勒頓的卡里·懷爾德默思姨媽家去暫住。臨出門，我們上樓去看弟弟。他提出要給他做他平時最愛吃的番茄肉汁烤麵包；我們給他帶上去一些，我記得他當時吃得多麼高興啊。兩天後他就死了。 醫生說這是結核性腦炎，但這個太大、太冷酷、太缺乏人情味的詞兒，我們根本無法捉摸和理解。為了適應惠蒂爾大道日益發展的周末繁忙的交通，我們的加油站在星期天一向是營業的，現在我父親真有點相信阿瑟的死也許是因為觸怒了神靈，此後，加油站和雜貨店就再也不在星期天開門營業了。 阿瑟喪葬後好幾個星期，我沒有一天不為想他而哭泣的。我第一次懂得了死是怎麼回事和它意味著什麼。 大學一年級時，我為英語作文課寫了一篇關於阿瑟的短文。我詳細描述了一張我母親一直保留在起居室里的阿瑟的照片。我寫道：「讓我簡單地向你們講一講我記憶中的弟弟的形象。」 我小弟弟的最初兩三年的情況，在我記憶中已相當模糊了，因為我當時正埋頭於中學一年級的學業。但是，在我小弟弟早期的發展中確有某些細節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我記得他的眼睛怎樣從淡藍色變成了幾乎是黑色的；他開始是淡黃色的頭髮，後來又怎樣變成了深褐色；他嘴裡五個月前還沒有牙齒，後來卻長滿著小而潔白的牙齒，而且這牙齒，當柔軟的手指或腳趾湊巧被它咬住時就會顯得非常銳利；我也記得他最初的不相連貫的呀呀聲如何慢慢變成了字和句子；他怎樣學著打滾、爬行，然後學走路。 我雖然無法記起我弟弟孩提時代的許多小事情，但有一些卻清晰地銘刻在我的心頭。有一次，我們要他在一次婚禮中捧著結婚戒指。我記得為了讓他同意去做這件事，我母親不得不花了幾個小時跟他一起練習，因為他不喜歡同撒花的小女孩走在一起。另一次，大約在他5歲的時候，他為了表示他已是大人了，便從我家店裡拿了幾支香菸，跑到屋後偷偷地去抽。不幸被一個愛講閒話的鄰居碰巧看見了，她立即告訴了我母親。從此以後，我就不喜歡那位鄰居了…… 還有，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是多麼不喜愛穿「扎人的」羊毛衫。他剛認識一些字，便總是在郵購訂單中尋找有什麼不「扎人的」衣服…… 大學生中間有一種日益增長的傾向，那就是把他們童年的信仰忘掉。當我們談到神聖造物主以及他為我們作出的安排時，就更覺得有此必要。我以為我也很可能會那樣，但我發覺，我幾乎無法做到這一點。我弟弟在死去前兩天，他把母親叫到房裡去。他摟住母親說，他要在入睡前做禱告。於是，他閉上雙眼，背誦著那個以簡單而優美的字句結束的古老的孩子祈禱文： 「要是我在醒來前死去，我祈求上帝拯救我的靈魂。」 現在小山上還有一座他的墳墓，但是，像照片一樣，其中所有只不過是我弟弟的肉體形象而已。 因此，當我感到疲乏、煩惱，甚至準備放棄我眼前的生活的時候，我抬頭仰望，便看到這張有一雙發光的眼睛和一頭鬈髮的孩子的照片；我想起那孩子氣的禱告；願上帝使那禱告對我如同對我弟弟阿瑟一樣適用。 我大哥哈羅德在阿瑟去世前幾年就開始患結核病，但這病拖了十多年。這對我們來說，是特別難以忍受的，因為他過去一直是那樣精力旺盛地熱愛著生活。他個子很高，面貌清秀，碧綠的眼睛，淡黃色的頭髮。他一度留過小鬍子，這使他看上去十分瀟灑。在中學時，他有一輛拆去了一切附屬物的T型福特汽車，他還常用它同他的朋友們進行比賽。 正是在哈羅德長期患病期間，我母親表現出了她深沉的性格和信念。在那時，肺結核病幾乎是無法治癒的，長期的無效的抗爭還給我們全家留下了可悲的遺蹟。最初，哈羅德住進了一所昂貴的私人療養院，後來又到加利福尼亞的安特洛普山谷的村舍住了幾個月，那個地方比惠蒂爾地區要乾燥得多。 最後，我母親決定把他帶到亞利桑那的普雷斯科特去住，那裡因為氣候乾燥，地勢較高，一般認為是最宜於治療結核病的地方。她跟哈羅德在普雷斯科特幾乎住了三年。為了彌補開銷，她代人照料著三個長期臥床的病人。她煮飯、洗衣，替他們在床上擦澡和擦酒精，凡護士能為病人做的任何事她都做。後來，當她聽到他們一個接一個都死去的時候，我敢說，她的悲傷一定如同她自己的兒子死去一樣。 除了護理工作帶來的身體的勞累和精神上的苦惱外，和我們家其餘的人分離這件事也使我母親難以忍受。在聖誕節和春假期間，我父親總是帶著唐和我驅車14小時到普雷斯科特去，我們就在那裡度過假期的一部分時間。在普雷斯科特的那兩個夏季，我能找到什麼零星活兒就幹什麼。我當過游泳池的看門人，也曾在雞鴨店裡幫忙拔雞毛和做油炸雞。每年7月，直至今天，普雷斯科特也還在慶祝拓荒節，在那個節日裡，我還在流動遊藝團干過叫喊著招徠觀眾的工作。 哈羅德的病繼續拖延著。他變得無比瘦弱，簡直讓人不忍心看他。他在普雷斯科特很不愉快，非常想家，因此最後決定讓他回家，希望那熟悉的環境能彌補潮濕氣候的不利。他極度渴望生存，不願遵守醫生叫他臥床休息的規定。由於哈羅德仍然是那樣充滿著希望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這使我們大家更感到無比痛苦。我們在絕望中繼續抱著一線希望，期望有某種精神上的鼓舞也許能使他開始走上恢復健康的道路。當他說他很想穿過聖貝納迪諾山脈去看看沙漠時，我父親丟下一切事情來擬訂旅行計劃。他在市場上租了一輛當時才剛問世的房車——一種安裝在里奧牌卡車底盤上的木結構房屋——並且花了好幾個鐘頭同哈羅德一起，計劃他們的路線和他們的旅程。 一天早晨，我們為他們送行，以為他們這次旅行總得近一個月才能回來。三天後，他們回來了。哈羅德再一次吐血了，儘管他堅持要繼續往前行，但我父親知道哈羅德無法忍受房車中的艱苦生活。哈羅德告訴我，即使這旅行時間很短，他還是感到很愉快。他為我們描述了山麓小丘上美麗的野花和山上引人注目的雪景，我現在還記得他當時的聲調。我意識到，他知道他將永遠也不能再看到那些景色了。 1933年3月6日，哈羅德要我驅車送他到商業區去。他在廣告上看到一種新式的做蛋糕的電動攪拌器，他想買一個在第二天母親生日時送給她。他幾乎沒有力氣和我一起走進五金店。我們讓店員把攪拌器包裝得像一份生日禮物，把它藏在家裡壁櫥的頂上。 第二天早晨，他說等到晚上再把我們的禮品送給母親，因為他感到不舒服，想休息一下。大約三個小時後，當我在學校圖書館裡學習時，家裡托人帶信來要我回去。我一到家，便看到一輛靈車停在門口。當殯儀館的人員把哈羅德的遺體抬出來時，我父母不由得號啕大哭。我母親說，在我去學校後，哈羅德要母親摟他並緊緊地抱住他。他從來並不是那麼相信宗教的，但這次他卻望著她說：「在我們在天堂相見之前，這將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你了。」一小時後，他去世了。那天晚上我把那隻蛋糕攪拌器取出來交給母親，告訴她那就是哈羅德給她的禮物。 我對父母都同樣地熱愛，但方式卻完全不同，正如他們兩人在性格上也完全不同一樣。我父親是個愛吵架的好鬥的人，他具有敏捷且範圍廣泛的樸素才智。他那刻苦學習、勤勉工作、不問成敗的戰鬥精神，使我對他懷著無限崇敬。我母親對我的愛是無微不至的，無私的，她留給我的珍貴遺產是安詳的內心安靜和永不感到失望的決心。 三個詞就可以概括我在惠蒂爾的生活：家庭、教堂和學校。 米爾豪斯家族是鎮上古老的家族之一，把姐妹、表親和姨媽們都算在一起，這一家包括好幾十個人。這個家族最初是以我的外曾祖母伊麗莎白·普賴斯·米爾豪斯為女族長。這個卓越的婦女，和她的先輩們一樣，完全是傑薩敏·韋斯特的動人小說——《友好教派》——中的伊萊托·科普·伯德韋爾一類的人物。她死於1923年，享年96歲，那時我只有10歲，但我完全記得她。 我的外祖母阿爾米拉·伯奇·米爾豪斯一直活到94歲。聖誕節我們在她家舉行傳統的團聚時，她總穿著她最好的紅色天鵝絨禮服莊嚴地坐著，接受孫子外孫子們送給她的極平常的禮物。她對這些禮物一視同仁地讚揚一番，對每一件都說是她特別需要的。她似乎對我特別感興趣，在我的生日和其他一些特殊節日，她總寫一些詩送我。1926年，我13歲生日時，她送給我一幅嵌在鏡框裡的林肯像，下面是她親筆寫下的朗費羅的《生活詩篇》中的幾行詩： 偉人的一生常提醒我們， 要使自己一生崇高莊嚴， 在去世時， 在時間的沙灘上， 留下我們的足跡。 我把這幅畫像掛在家裡我的床頭上，至今，這仍是我最喜愛的東西之一。在我讀大學的時候，我外祖母送給我一本《甘地傳》，我從頭到尾看完了那本書。甘地的和平改革和消極抵抗很符合她的心意，她是個反對一切種族或宗教偏見的虔誠的教友會教徒。 外祖母米爾豪斯屬於說話古板的一代教友會教徒。她會說：「您今日要走？」或者「這是您的？」或者「您的願望如何？」當我母親和姨媽們同外祖母談話或她們之間相互談話，不知不覺使用這種語言時，我很喜歡聽，而她們在她們自己家裡可誰也不這樣說話的。 我生長在一個既非常嚴格同時又非常寬容的宗教環境裡。我母親和她的家族信奉教友會的一個支派，它也有自己的牧師和唱詩班，實際上具有其他新教派所具有的一切象徵。僅有的差別是，教友會沒有洗禮和聖餐，並特彆強調默禱。我父親是在結婚時，從一個相當堅定的衛理公會教徒皈依教友會的，他因而也具有皈依者對他的新宗教的特殊的熱忱。星期日，我們一家一共去教堂四次——一次是去主日學校，一次是做例行的早禮拜，下午晚些時候去一次勉勵會，晚上還要做另一次禮拜——我們星期三也做夜禮拜。在我讀中學和大學的幾年裡，我每星期還為教堂里的各種禮拜彈鋼琴。當我八年級畢業時，我母親送我一本《聖經》，晚上就寢前我沒有不讀幾節《聖經》的。 約巴林達和惠蒂爾教友會那麼廣泛的宗教活動，也還不能使我父母感到滿足。他們兩人對當時的一些福音派教徒和信仰復興派教徒十分著迷，因而我們常驅車到洛杉磯的安吉勒斯教堂去聽艾梅·森普爾·麥克弗森講道，併到衛理公會三一教堂去聽麥克弗森的最大競爭者鮑勃·舒勒的講道。 雖說宗教信仰和祈禱是我們家庭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這些基本上是屬於個人和私人的事情。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在我求學時代以及後來在我從政時期，我演說時從來沒有引用《聖經》的習慣。在我任副總統時，艾森豪威爾總統勸我在演說中應不時提到上帝，但我覺得那樣做很不舒服。 我在惠蒂爾中學讀初中時，第一次遭到了政治上的失敗，我在競選學生會主席時未能當選。後來學校任命我為學生會的管事，我的職責是銷售足球賽的入場券，拉當地商人在學校的年鑑上登廣告。 1930年，我讀高中時，正是詩人維吉爾誕辰2000周年紀念日[1]，學校的拉丁語老師決定上演特別改編為劇本的《埃涅阿斯紀》以誌慶祝。我被選定扮演埃涅阿斯一角，我的女朋友奧拉·弗洛倫斯·韋爾奇扮演他的愛人狄多。這是我第一次嘗到演劇活動的滋味，而且令人驚異的是，這還不是最後一次。 這次演出純粹是活受罪。第一，觀眾感到厭煩至極——顯然維吉爾並不是為加利福尼亞惠蒂爾中學的集會寫出《埃涅阿斯紀》的。第二，我擁抱狄多的那一段富於戲劇性情趣的情節，卻引起了一陣噓聲、口哨聲和哄堂大笑，弄得我們不得不停下來，等他們平息下來，再繼續演下去。第三，不管是誰租來的服裝，他反正沒考慮到我的腳得穿11號T型的鞋!我猜想，根據我的化裝，我必須穿的那雙銀色長筒靴的尺碼不會大於9號。拉丁語教師和我花了好幾分鐘才把它穿上，後來要把它脫下來也幾乎花了同樣多的時間。穿上這雙長筒靴在舞台上的那段時間，其痛苦真是無法形容，也幾乎無法忍受。 我曾夢想去東部的大學讀書。我中學畢業時，成績名列第三，初中和高中時，我都在憲法演講比賽中獲勝，並且得到了加利福尼亞哈佛俱樂部發給全面發展的優秀學生的獎金。當時還有可能獲得去耶魯大學讀書的獎學金，但路費和生活費加起來甚至比學費還多，而且1930年的大危機和哈羅德患病所花去的大量費用，使我家經濟困難。我別無選擇，只得待在家鄉，這就意味著我只能上惠蒂爾學院。我並沒有感到失望，因為一想到上大學我便會無比興奮，不管上什麼大學我都會同樣高興的。 在大學時，如同在中學一樣，我繼續埋頭學習。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些無須十分用功便能得到好分數的學生。但我卻必須嚴格按規定進行晚自習才能跟上各種課程，讀完閱讀材料。 我的每位老師對我都很有影響，其中有幾位老師特別觸動了我的思想，改變了我的生活。 保羅·史密斯博士也許是早年在思想方面給我最大鼓舞的人。我選讀了他的英美文明、美國憲法、國際關係和法律等課程。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講師，講課時從不用演講稿。他的博士學位是在威斯康星大學獲得的，在那裡他在偉大的進步黨歷史學家格倫·弗蘭克的指導下進行研究。史密斯博士對歷史和政治的觀點頗受進步黨影響，他第一次讓我理解到，歷史不僅是過去事件的編年記錄，它還可以成為分析和批判的工具。 教英語的艾伯特·厄普頓是戲劇俱樂部的主任，他是極力反對偶像崇拜的。他不承認有什麼神聖的東西。他這種直率的反傳統思想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發。 在我快讀完三年級時，他對我說，如果我不攻讀托爾斯泰和其他一些偉大的俄國小說家的著作，我便不能算受到完全的教育。那年夏季，我幾乎沒有讀別的什麼。我特別喜愛的是托爾斯泰的最後一部巨著《復活》。我甚至深受他晚年的一些哲學著作的影響。他為被蹂躪的俄國群眾所擬訂的和平革命的計劃，他反對戰爭的激昂情緒，以及他對生活各個方面的精神因素的強調，所有這些比他的小說給我留下了更加不可磨滅的印象。在我一生中的那一時期，我成了托爾斯泰的信徒。 J.赫謝爾·科芬博士對我的影響又有所不同。我在四年級時，選修了他的「基督教復興的哲學」課程，這門課的第二名稱是「我能信仰什麼？」，而知道這個名字的人反而更多。上這門課的學生每周得寫一份以課堂上提出的問題為基礎的自我分析。此外，我們研究了進化的理論、《聖經》文字的可靠性和民主性的本質，在課程的開始、中間和結束時，我們都得寫一篇文章來回答「我能信仰什麼？」這一問題。 1933年10月9日，我在課程開始時的那篇文章中敘述了我的某些看法和問題。讓我今天來重述那段經歷，也不可能比這篇作文更清楚地說明我大學時期的信仰、疑問和惶惑了。 多年的家庭和教會的培養，已在我的思想上留下它的影響……我的身為「原教旨主義的教友會教徒」的父母，在教會的幫助下，在我腦子裡灌入了嚴格按他們體會的一切原教旨主義思想。四年前我進大學時，《聖經》內容和文字正確無誤，甚至包括大鯨魚故事在內的那些奇蹟等，我全都認為是事實，信以為真。那時我甚至也還未忘記不要被具有自由主義觀點的大學教授引入歧途的告誡!童年時代的想法有許多已經被消滅了，但是還有一些想法我仍然無法捨棄。我感到宇宙的偉大絕非人所能予以解釋的。我仍然相信上帝是造物主，是一切事物的第一動力。我仍然相信上帝現在仍以某種形式存在著，並指導著宇宙的命運。怎麼能使這種思想同我的科學方法調和起來呢？這當然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但是，目前我將接受康德提出來的解決辦法：人類所知只限於他的研究和解釋所及；再往前，我們就必須承認上帝的存在。人類不知道的事情，上帝知道。 我認為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但不一定要去死摳字面的意思：「他對上帝和價值的理解超過了世界上的一切人。他的一生無時不閃耀著那些價值的光芒。他教給人們一種能揭示那些價值的哲學。我甚至說，耶穌和上帝是一體的，因為耶穌為人類樹立了永遠追求理想生活的偉大的榜樣。他的一生是那樣的完美無瑕，所以他的靈魂已和上帝的靈魂『交織在』一起了。」 我寫道，耶穌復活的字面含義和它深刻的象徵意義相比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穌自己過著並教導人過一種無比完美的生活，所以他死後仍然在人們的心中繼續存在和發展。復活的故事可能只是一種神話，但它象徵性地教給人們一個重要的課題：在一生中實現了最高價值的人就能獲得永生……正統觀念的教師總是堅持認為，耶穌的肉體復活是基督教宗教信仰中最重要的基石。我相信現代人將在耶穌的一生和教導中找到真正的復活。」 我父親政治思想上的民粹主義因素、保羅·史密斯給予我的進步黨的影響、艾伯特·厄普頓的反偶像崇拜思想以及科芬博士的基督教人道主義，這一切使我的早期思想具有一種十分開明的幾乎是民粹主義的色彩。 由於教師的幫助，我勤奮學習，在惠蒂爾學院受到了一流的教育。但是學校學習，絕不是我那四年唯一的或者是最重要的部分。從學校的第一個星期開始，我就一直參加許多課外活動。 惠蒂爾學院沒有什麼聯誼會組織，只有一個叫作富蘭克林社的社交俱樂部，其成員在校園裡有著很高的社會地位。我在學院中最早認識的學生之一是迪安·特里格斯，他在科羅拉多學院讀了兩年後剛轉到惠蒂爾來，原來在那邊他是參加聯誼會的。他認為在惠蒂爾只有這樣一個俱樂部是不符合民主精神的，因而他建議我們另外創辦一個學生團體。艾伯特·厄普頓同意做發起人，我們決定把這個團體叫作「方正社」或「正直人社」。 富蘭克林社以發展社交活動為目的，方正社吸收的會員則大都是運動員和半工半讀的學生。在學校年鑑的照片上，富蘭克林社的會員都身穿晚禮服，而我們則穿著敞著領口的襯衫。我們公開宣稱，按大學生具有的豐富的表現法，我們將為四「好」——好精力、好體格、好頭腦、好心腸——奮鬥終生。我們的箴言是écrasons l'infame——「根絕醜惡」，我們的標記是一隻公豬頭。雖說我還是個一年級新生，卻被選為方正社的第一任主席。我制定了社章，譜寫了社歌。 那時，學院的辯論是一種嚴肅的學習活動和已高度發展的藝術，對我來說，它不僅使我通過實際經驗獲得辯論技巧，而且使我對日後我將實際處理的某些問題獲得了廣泛的知識。 由於我們學院辯論的方式是有組織的，辯論隊必須對問題的兩方面都進行準備。這種練習最後證明是一種非常有益的方法，有助於防止把問題看得太死，並生動地教育人要儘量理解對方的觀點。這種辯論訓練，使我逐步習慣於不用底稿發言，這種實踐對我今後的政治生涯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在四年級時，我獲得了加利福尼亞各大學間舉辦的即席演講競賽的優勝獎。 我們辯論的題目之一是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優劣。等我對兩方的觀點進行了徹底的研究，並參加了辯論，我就成了一個確信自由貿易的人，到如今仍是這樣。另一個辯論題目是，協約國的戰爭債務是否應予以免除。儘管我又一次參加兩方的辯論，最後我卻確信，歐洲的經濟恢復要比我們堅持償還戰爭債務重要得多。我們還就自由經濟是否比管制經濟更有效率這一問題進行過辯論。儘管當時正處於新政實驗早期的狂熱階段的頂峰，通過深入辯論那個題目的兩個方面，最後我完全相信自由經濟具有莫大的優點。 我在惠蒂爾學院第二年的冬天，辯論隊進行了一次穿越太平洋西北岸的3500英里的旅行。我父親同意我們使用我家買了八年、有七個座位的帕卡德汽車進行這次旅行。辯論隊領隊是喬·斯威尼，他是一個十分自信、紅頭髮的愛爾蘭人。 我們中途停留的地點之一是舊金山。那時還在禁酒令廢除之前，舊金山可是一座完全開放的城市。我們隨著斯威尼沿著彎彎曲曲、五光十色的街道走到一家藥房。他將旅館的一位服務員給他的一張名片遞給櫃檯後面的一個人看了看，這個人就帶領我們走到一道用藥品陳列架遮住的牆邊。他推動牆壁，這牆馬上像一扇門似的打開，讓我們進入了一家黑酒店。這不是一個特別吵吵嚷嚷的地方，儘管煙霧瀰漫的空氣和顧客輕佻的態度，使我們感到進入了一個真正的邪惡的巢窟。我全不知道該喝什麼酒，因此斯威尼替我要了一瓶冰鎮果子酒。除他以外，我們中過去誰也沒有進過黑酒店，而我還從未嘗過含有酒精的飲料，所以坐在那裡看著那些人，聽著他們的談話，欣賞欣賞給我們送酒的女招待倒也很有趣。 在學院裡我演過好幾齣戲，通常扮演較重要的角色。我在布思·塔金頓的《幽會處》中扮演心神不定的英戈爾德比先生；在約翰·德林克沃特的《囊中物》中扮演旅店老闆；在一出描寫殘酷鬥爭的獨幕劇《煤價》中，扮演一個年老的蘇格蘭礦工；以及在喬治·科漢的《小旅店》中扮演一個極為古怪的滑稽角色。我還在學院演出的《日本天皇》和《彭贊斯海盜》中擔任過舞台監督。 在一個彼此熟悉、人很少的學校里，學生的政治活動必定是低調的。我唯一的一次重大「競選活動」是在我三年級快結束時競選學生會主席。我是方正社的候選人，而我的對手是富蘭克林社的迪克·湯姆森。我們倆是好朋友，彼此並不感到有很大的熱情要擊敗對方。 我以一個當時有爭議的問題——贊成在校園內舉行舞會——作為我競選的基礎。在這個問題上，我沒有個人的利害關係，因為在奧拉·弗洛倫斯在一次聚會上強迫我學了幾步之前，我還根本不會跳舞。我的論點純粹是實用主義的：不論一個人是否贊成跳舞——惠蒂爾學院的評議會的大部分委員是不贊成的，這是一個宗教原則問題——反正大部分同學都常常跳舞。那麼，我爭辯說，毫無疑問，與其讓學生到校園外面一些二流舞廳去，不如在校園裡舉行舞會，這還可以對他們進行監督。 我在這次競選中獲勝，接著便得以履行諾言。學院的代理院長赫伯脫·哈里斯協助我同評議會達成一個妥協方案，由評議會租下附近的惠蒂爾婦女俱樂部，那裡面就有一間漂亮舞廳。在那一年中，我們在那裡成功地舉行了八次舞會。當時唯一的問題是，我每次都必須出席。奧拉·弗洛倫斯和其他一些女學生對我很有耐心，但我擔心，當我試著和我的舞伴繞舞池旋轉的時候，會把許多人的新鞋踩壞。 學院生活留給我的最愉快的回憶還包括體育活動。一年級時，我是波特林斯籃球隊的隊員，那一年我們創造了「出色」的紀錄：每場必敗。事實上，我能用來表明我曾經參加過籃球賽的唯一戰利品是一隻瓷製的假牙橋。在一次比賽中，我跳起來接一個彈跳的球，拉維恩學院的一個前鋒的肘部撞到了我的嘴，把我上牙最中間的一顆門牙給打斷了。 有兩個因素一直激發著我在運動方面的興趣。第一，運動必然會減輕我生活的每一階段所承擔的工作和學習的重負。第二，我天生有強烈的競爭本能，而且我發覺，探索著一項運動的重大發展，觀察著一個隊或一個人同另一個隊和另一個人的技能、紀律和智力在一種最令人激動的搏鬥中進行較量，能夠給人莫大的鼓舞。 自從我在中學開始玩球以來，橄欖球一直是我最喜愛的運動。作為一個體重150磅的17歲的大學一年級學生，我幾乎從沒有在球場上真正露一手兒，但是我喜愛這種運動，喜愛那種精神以及隊員間的配合和友誼。一年級球隊中只有11個人，因此，不管我的身材和體重怎樣，每次比賽我都要上場，並穿上一件印有球隊號碼的運動衫。但是在其後幾年中，只有在一場球賽已經准贏或者已全然輸定的最後幾分鐘才有我上場的機會。 惠蒂爾學院的橄欖球比賽使我有機會認識教練華萊士·「隊長」·紐曼。我認為，除我父親之外，他是我所熟悉的人中我最欽佩的，同時也跟他學到最多東西的一個人。 紐曼是一個美洲印第安人，他對自己的出身非常自豪。他身材高大挺直，面部輪廓分明，古銅色的皮膚，從很小的時候，人家就叫他「隊長」。他永遠鼓舞我們並讓我相信，只要我們艱苦訓練，長時間練習，我們就能擊敗任何人。他不能容忍那種認為只要球打得好，輸贏並不重要的觀點。他認為，球要打得乾淨利索，但輸和贏可是有很大的差別。他常說：「你要能找出一個輸了不生氣的人來給我看看，那我也可以找出一個準輸無疑的人給你瞧瞧。」他還說：「輸了，應該生氣，不過要對自己生氣，而不要對敵手發火。」 我無法恰當地敘述「隊長」紐曼對我的影響，他灌輸給我一種競爭的精神和一種如果被擊倒或被打敗就一定要捲土重來的決心。他還使我深刻地體悟到，對一個人來說，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的背景、他的膚色、他的種族或者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的性格。 在惠蒂爾學院最後一年期間，有一天我在布告欄里看到一張通告，宣布有25個人可以獲得250美元的獎學金到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新成立的杜克大學法學院學習。我提出了申請，只是在我已贏得並接受這一獎學金後，我才知道學生們把它稱作「絞肉機」，因為在第一年獲得獎學金的25名學生中，到第二年便只有12名能繼續享用了。 當我於1934年9月抵達達勒姆時，儘管我之前見過杜克大學的照片，但杜克校園的規模和美麗仍大出我的意料。對某些習慣於加利福尼亞的建築和像惠蒂爾那樣小規模的學院的人來說，杜克大學像一座中世紀的教堂城，到處都是塔尖、城樓和彩色玻璃。許多建築物都是成群地安置在幾英畝的樹林和花園之中。 從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走上了一條快速競爭的軌道。我們班上一半以上的學生是美國大學優等生聯誼會的會員。杜克大學已採用哈佛大學的判例教學法，按這種方法必須熟記數百個不同判例中的事實和法律論點，並且要能夠做到在教室里隨時站起來背誦它們，以及回答突然提出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我的記憶力是個很優越的條件，但我從未面對過分量這麼多的資料。有時我簡直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才能把那些熟記的事實聯繫起來，使之成為一種有意義的法律知識。 有一天晚上，我在圖書館自修時，向一個高年級學生比爾·阿德爾森傾訴了我的擔憂和懷疑，他早注意到我常常花很長時間在法學院圖書館學習。他聽我把話講完，身子往後一靠，看著我的眼睛，對我講了一些我永遠也忘不了的話：「你不必擔心，你具備學習法律的條件——鐵屁股。」 在杜克大學最初兩年中，我住的是一間每月租金5美元的屋子；第三年我和三個朋友一起搬到離校園大約兩英里的杜克森林中的一個小住宅去。「小住宅」實際上是誇大其詞的說法：它只是用隔板做的一間簡陋的小木屋，沒有暖氣設備和室內的水管裝置，在這間房裡，我們四個人合睡兩張大銅架床。回想起來，我們在那樣原始的條件下，竟能住得那麼長久，過得那麼心滿意足，真是令人驚奇。但在當時，那似乎別有一種令人興奮的冒險的情趣。我們把這個地方叫作夜鶯莊園，在那裡一直過得很愉快。 房間中間有一隻金屬爐子，晚上塞進亂紙，早晨第一個起床的人點燃它。當亂紙燃燒時，我們便利用這點熱穿上衣服。為了省錢，早餐我經常就吃一塊銀河牌棒糖。我將我的剃鬚刀藏在法學院圖書館書架上的書本後面，每天早晨，我在男廁所中刮鬍子，以享受豪華的暖氣設備和冷熱自來水。每天下午，我打一會兒手球，接著在體育館洗個淋浴。 我終能保持住為獲得獎學金所必需的優良成績，我還成了杜克大學法律刊物《法律和當代問題》季刊的編輯部成員。我的獎學金只夠學費，但通過為法學院圖書館工作和幫助克勞德·霍勒克院長做些研究工作，我還可另外獲得一些收入。我甚至還能抽點時間進行一些政治活動，並被選為學生律師公會的主席。 在杜克大學的三年使我獲得了極有用的法律上的經歷。儘管我們曾對種族問題進行過一些激烈的討論，儘管我不同意許多南方同學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但在這幾年中，我終於體會到應該理解和尊重他們的愛國主義、他們的自尊心，以及他們對全國性問題的巨大興趣。在杜克大學讀了幾年以後，我強烈地感到，現在是使南方回到美利堅合眾國的時候了。 杜克法學院最後一年開始時，我不得不考慮畢業後的出路。我預計我畢業時的成績大約會在班上屬前幾名，但當時找工作卻極不易。1937年的經濟衰退差不多把大危機開始以來獲得的一點進展一掃而光，待遇好的工作是極少的。1936年聖誕節假期時，我決定同我的同學哈倫·萊瑟斯和威廉·珀杜一起到紐約的一些較大的律師事務所去碰碰運氣。對我們略表興趣的只有多諾萬—萊熱—牛頓—隆巴德律師事務所。會見後一個月，他們寫信給我，但那時，我已不再那麼想到那個寒冷而花錢的城市去了。不過，我們至少利用在紐約的時間看了幾齣戲——《菸草路》便是其中之一——並弄到幾張我們買得起的大都會歌劇院樓廳最後幾排座位的票子。 聯邦調查局在杜克大學招募人員。我提出申請，並被請去談了一次話。自那以後，我便再未從他們那裡得到任何消息。多年之後，當我任副總統時，我在艾麗斯·羅斯福·朗沃思家的一次宴會上見到了埃德加·胡佛，向他提起我一度申請當特工的事。幾天後，他來到我家，說他已查閱過檔案，發現我的申請已被批准。但正在他們準備寄出通知時，他們所要求的下一年的經費被削減了；如果我當時真去了，我也許一直就是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了。 我決定回惠蒂爾老家，在那裡開業當律師。1937年6月，為了祝賀我畢業，我們一家，包括88歲的外祖母在內，乘車來到東部地區。那是他們感到值得驕傲的一天，而更使他們感到驕傲的是，就在他們到達的那一天，校方宣布，我的畢業成績是全班第三，而且我已被提名為聲望極高的全國法科優等生聯誼會——初級律師會——會員。 我滿懷著美好的希望返回惠蒂爾，但對前途卻毫無把握。首先，我得在加利福尼亞通過取得律師資格的考試。我只有六個星期的時間準備考試，而大部分的考生卻可以有兩個月以上的複習時間；更糟的是，這三天的考試還包括考加利福尼亞州的全部州法，而這個我在杜克法學院根本沒有學過。 對我以及我的一家來說，等候考試結果是使人極感苦惱的。據謠傳，錄取的人將收到裝在普通信封里的一張簡單通知，未被錄取的人則將收到裝在一隻大信封里的為申請下次考試所必需的全部文件。在等候考試結果的幾個星期里，我們每天熱切地檢查信箱。終於有一天早晨，母親流著眼淚從信箱那邊回來了，她手中拿著我們等待已久的信。那是一隻大信封，顯然裝滿了文件。我不願意她看到我苦惱，因此我走進浴室，把門關上後才打開信封。不管傳說如何，我卻是通過了考試：信里附有許多有關準備宣誓的安排和其他技術問題的指示。我走回廚房，宣布了這個好消息。 我在惠蒂爾最老的溫格特-比尤利律師事務所謀到了一個職位。我最初參與處理的不過是許多年輕律師一般都會遇到的有關財產和離婚的案件。我發現離婚案件是使人極不舒服和不安的。一開始，我對人們爭論一些房幃里的事感到很驚奇，而且同樣使我驚奇的是，他們竟會毫無顧忌地坐下來對一個陌生人，儘管是他們的律師，講述那些事。我一般總設法說服他們和解，但很少獲得成功。 我喜歡當一名律師，一年後，這個事務所成為溫格特—比尤利—尼克森律師事務所。那時，我第一次不再是弗蘭克和漢娜·尼克森的兒子了——我是尼克森先生，是溫格特和比尤利的新合伙人。 想方設法為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拉生意的年輕律師，都希望加入當地的一些俱樂部，因此我開始廣泛地參加社團活動。我加入了拉哈布拉的基溫尼斯俱樂部和20-30俱樂部，後者是由屬於這年齡層的青年商人和自由職業者組成的。到1941年時，我在那地區是站穩腳跟了。我曾被選為20-30俱樂部的主席、惠蒂爾學院校友會主席、杜克大學加利福尼亞校友會主席、奧蘭治縣城市聯合會主席，並經選舉成為惠蒂爾學院評議會最年輕的成員。鎮上有幾個共和黨領袖建議我競選州議員。我為這建議感到榮幸並且也頗有興趣，但是在這期間爆發了戰爭。 1938年的一天，當地業餘劇團的導演莉莉·鮑德溫太太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願意在他們即將上演的艾恩·蘭德編寫的法庭劇《一月十六日之夜》中，扮演檢察官的角色。我參加了這次演出，並對有機會參加這次業餘演劇活動感到十分高興。 幾個月以後，我去劇團參加為喬治·考夫曼和亞歷山大·伍爾科特的劇本《黑暗的城堡》挑選角色的工作。我認為惠蒂爾地方的每一個人我都認識的，但是那天晚上，一個我從未見到過的美麗而活潑的紅頭髮年輕女子出現在我的面前。我發現我一直拿眼睛盯著她。鎮上的這位新人姑娘是帕特·瑞安，她剛開始在惠蒂爾中學教書。對我來說，這可就是一見鍾情了。 我請一個朋友來給我們介紹一下，後來我提出用車送她和我那位朋友回家。途中，我問帕特是否肯同我出去玩一次。她說：「我很忙。」我說：「你不要那麼說，因為有一天，我會和你結婚的!」我們大家都笑了，因為在那個時候這似乎太不可能了。但是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有一種第六感覺，促使我說了那樣魯莽的話。 帕特的一生值得寫一部書，也許有朝一日，她自己會寫這部書的。那將是一部極不尋常的書，因為她就是一個具有強烈的獨立自主性、敏銳的理解力和豐富的幽默感的不同尋常的婦女。她1912年3月16日生於內華達州伊利市的一個礦山小鎮上，受洗時被命名為西爾馬·凱瑟琳·瑞安。在她1歲的時候，她父親決定離開礦山，把他的一家搬到加利福尼亞州阿蒂西亞附近離洛杉磯西南大約20英里的一個小牧場去。在那裡，一家七口——她的雙親、一個妹妹和三個兄弟——住在同約巴林達附近和我們尼克森的家非常相似的一所房子裡。 她決定採用她的愛爾蘭父親喜歡叫的那個名字，於是人人都叫她帕特了。一個人取了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名字，真是一件苦惱事。因此，當我們的女兒出生時，帕特便建議我們只給她們每人取一個名字，一個叫帕特里夏，一個叫朱莉，這樣等她們長大能自行決定時，她們就可以更改這名字或者再另加一個字。 在帕特年僅13歲時，她母親死於癌症，於是帕特不得不代替母親，為她父親和兄弟們做飯和料理家務。大約在她中學畢業時，長年累月待在礦山使他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她父親得了矽肺癌。帕特放棄了進大學的計劃，在家護理父親直到兩年後他去世為止。由於她父親已去世，兄弟們又都離家去上大學，她那時便完全獨立生活了。 她父親去世後，帕特仍然住在老家舊房子裡。她在一家銀行做半天出納員工作，開始到富勒頓初等學院去聽課。夏天，她得知熟悉的一對老年夫婦打算搬到紐約去，想找個人替他們開車完成這一長途旅行。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竟有這麼一個漂亮的年輕姑娘提出要幹這個工作，同時也出乎她的意料，他們居然同意要她了。 帕特完全被紐約迷住了，僅僅幾天後，她就決定在那裡留下來了。她先給人當秘書，後來又在塞頓醫院學會了X光操作技術，這所醫院是由慈善團體的修女開辦的。她住在醫院旁邊的房子裡，修女們外出採購東西，她就為她們開車。 帕特始終打算要繼續她的學業。兩年後，她回到洛杉磯，在南加利福尼亞大學註冊入學。她每星期花40個小時協助一位教授做點研究工作以維持生計。她還在布洛克-威爾希爾百貨店裡當了一年售貨員，有時還受僱在電影的群眾場面中當臨時演員。如果注意細看，你可以在《貝基·夏普》和《小鎮上的姑娘》等影片中找到她。電影公司曾請她扮演較主要的角色，甚至請她當職業演員，但她不肯放棄學業。1937年，她在南加利福尼亞大學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理學學士學位，和我在杜克大學畢業是同一年。 帕特的興趣是市場研究，她希望到一家百貨商店工作。但當時很難找到工作，因此當惠蒂爾中學願意以每月190美元的工資聘請一位教商業課的教師時，她立即設法謀到了這一工作。她一到學校就大受歡迎，學生和教職員工無不對她十分愛慕。她是學生「鼓動俱樂部」的教師顧問，經常為學校的各種集會和大會準備節目。由於她對演劇很有興趣，她決定為當地的劇團試演。就在那裡她遇見了這位一頭黑色鬈髮的、大鼻子的熱情年輕人，他在觀看《黑暗的城堡》試演時老是盯著她。 帕特和我開始經常見面。我們一起到阿蒂西亞附近新建的室內溜冰場溜冰，在附近的海濱游泳，還到洛杉磯附近的山上滑雪。我倆都是電影迷，因此我們經常駕車到好萊塢的大電影院去看電影。很幸運，帕特也喜歡橄欖球，因此我們一有機會就去惠蒂爾學院和南加利福尼亞大學觀看橄欖球賽。她會見了我的雙親，他們倆都很喜歡她。她明顯的堅強性格和不屈不撓的精神，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年，我送給帕特一隻五月花花籃，花叢中放著一隻訂婚戒指。我倆於6月21日在加里福尼亞州里弗賽德的使團旅館舉行婚禮，參加儀式的僅是自己家的一些人。我們驅車去墨西哥度蜜月兩周。我們沒有什麼錢，因而帶了一些罐頭食品，以節省上餐館的費用。上路以後，我們才發覺朋友們已經把罐頭上的商標全都撕去，這樣每餐飯就成猜謎遊戲了。有幾次我們早餐得吃豬肉和黃豆，晚餐卻反而吃葡萄柚片。 返回惠蒂爾後，我回到我的律師事務所工作，帕特仍回去教書。我們的生活愉快而充滿希望。在1940年的大選臨近時，我堅決支持溫德爾·威爾基，因為我雖然贊成羅斯福的某些國內施政綱領，特別是社會保險法，我卻反對他試圖破壞兩任為限的傳統。我甚至在惠蒂爾當地的小型集會上，為威爾基作過一兩次競選演說。 1941年，帕特和我積攢了一筆錢，使我們能夠乘上聯合水果公司的客貨輪「烏盧阿號」，完成了一次加勒比海的航海旅遊。除了我在整個旅程中幾乎都暈船外，我們盡情享受了這次假日旅行，後來接連好幾年我們都再沒機會度假了。在這次旅行中，我最難以忘懷的是1941年6月22日晚上發生的事，當時年老的黑人管事告訴我們，船上的收音機剛傳來的消息說，希特勒入侵蘇聯了。我們倆都希望最後蘇聯將獲得勝利，讓希特勒垮台。我非常厭惡希特勒，儘管我在希特勒-史達林條約問題上，對史達林有些不滿，但我並沒有特別反蘇或反共的情緒。 1941年12月，通過杜克大學我的一位教授戴維·卡弗斯的推薦，華盛頓物價管理局聘請了我。全年薪金只有3200美元，不如帕特教書和我做律師所掙的錢多。但這似乎是能夠到華盛頓並可以直接了解政府工作情況的一個好機會。我還想，我母親對這個決定一定心裡很高興。儘管這又將使我遠離惠蒂爾，她可能會想到，如果戰爭發生了，我將可以留在政府工作，而不致違背教友會的教規去參軍作戰。 在我們準備赴華盛頓前不久的一個星期日，帕特和我決定去好萊塢看電影。途中我們到她妹妹尼娃家去看看。我們進門後，尼娃的丈夫馬克說，他剛從收音機中聽到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日本人轟炸了珍珠港。我說，我肯定這仍然是我們經常聽到的一些故意嚇唬人的報道，因此我們仍舊去看那一場電影。電影結束前不久，戲院的經理中斷了影片，通知說，現有命令讓所有的軍人立即回部隊去。在我們離開戲院時，我看到報上的大字標題：日本人轟炸珍珠港。我走過去看，報童舉起了報紙，他說：「先生，我們打仗了。」 1942年1月初，帕特和我驅車穿越整個國家到達華盛頓，現在它已是處於戰爭狀態的一國首都了。我們在離華盛頓不遠的弗吉尼亞找到一套很小的公寓，我便去設在獨立大街上物價管理局的一個臨時辦公處去報到，該處離國會大廈只有幾個街區。 在物價管理局八個月的工作說不上特別愉快，但對我來說至少是有教益的。我是定量協調組的助理律師，這個組主要處理橡膠和汽車輪胎的定量分配問題。我在這裡上的第一課是知道了政府官僚們是怎樣在進行工作。我進政府工作的薪金級別是P-3級，每年薪金3200美元。我發現其他一些比我學歷低還沒有我那麼久的律師經驗的人，卻比我高一級，是P-4級，有些人甚至是P-5級，每年薪金4600美元。我沒有提出這個問題，但我確曾同人事處我所熟悉的一些人談論過這件事。我的一個上司戴維·勞埃德——他後來是杜魯門總統的高級顧問之一——說：「搭個小班子，申請要兩三個人給你做助手，那我們便能提升你到P-5級。」我說：「但我不需要什麼助手。」他回答說：「那你就提升不了。」 作為輪胎定量分配組的一個小律師，我不能說我對物價管理局產生了多大的影響，但這段經歷對我後來的政治生涯中我所制定的政策卻有巨大的影響。 我始終有一個印象，感到雖然有一些職業的政府工作人員勤勤懇懇，一心為公，很有才能，但也有一些人卻一心只想到自己的權利，而且喜歡仗勢隨便擺布別人，特別是那些私營部門的人員。定量分配工作很難做，儘管有戰爭這個刺激因素並以愛國主義為號召來加以支持。我知道，一旦戰爭結束，定量分配和物價管理幾乎是無法實行的，如果還要繼續實行政府控制的辦法，那唯一得到好處的將只是黑市商人，一如禁酒時期的私酒商一樣。 物價管理局的許多人可以緩役，在辦公室里度過戰爭時期。儘管我有教友會教徒的背景和信仰，我從來也不想這樣做。當我聽到徵募年輕律師任海軍軍官時，我便和帕特談論了這件事，並申請取得軍官任命。1942年8月，我被送往羅得島昆斯特的海軍軍官學校受訓。 我在昆斯特兩個月，學會了站得筆挺和總把皮鞋擦得雪亮，然後我選定「艦艇和基地」作為我參加現役的第一志願。我盼望把我分派到南太平洋或北大西洋的一個作戰艦隊里去。當我打開分配職務的命令，發覺自己被派往愛荷華州奧坦瓦海軍航空站時，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當即前往報到，發現這個基地還在建設中，未竣工的跑道修到玉米田中又忽然停下了。我對這個職務頗為失望，但我新鄰居的熱情和友誼卻很快改變了我的想法。帕特在市里找到了銀行出納員的工作，於是我們便安心地在這裡過著別有風趣的中西部生活。 正當我感到我就得在內陸的愛荷華州度過那次戰爭的時候，我看到一項通知說，29歲或年齡更輕的官員可以申請到海上服役。我正好29歲，因此我立即提出了申請。帕特雖為我的安全擔心，但她仍支持我這種力求真正參加戰爭的決心。 我接到命令去舊金山報到，以便接受去海外的任務，於是我們便回惠蒂爾去向家人告別。這是一次十分痛苦的聚會。儘管大家什麼話沒說，我知道母親和外祖母為我這個決定感到非常憂慮不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的舅父奧斯卡隨美國公誼會服務委員會去法國，作為一個護理人員去紅十字會工作，治療戰場上雙方的受傷戰士。我確信她們一定希望我也選擇這類職務。但我實在難於作出這樣的決定，我感到當我的祖國正受到攻擊時，我不能躲在一邊。至於教友會的和平主義問題，我似乎覺得那只有在和一個文明的、有感情的敵人作戰時才起作用。在希特勒和東條英機面前，和平主義不僅不能制止暴力——它實際上只能為野蠻的敵人提供幫忙，削弱自己的士氣。 我的一家和朋友們都到車站送帕特和我去舊金山。比尤利一家也來了，同來的還有我從前的秘書伊夫林·多恩和她的丈夫，以及帕特和我的一些朋友。我父母也都來了，帶著唐和他的妻子克拉拉·簡，還有我最小的弟弟埃迪。埃迪那時已12歲，長得和我在那個年歲時一模一樣。我們一塊兒在聯合車站的哈維飯店吃早餐。這是一頓令人痛苦的早餐，在那表面的愉快談話中充滿了悲痛的沉默，後來聽到火車即將進站的廣播聲，我簡直如釋重負。當帕特和我站在踏腳板上準備上火車時，我回過頭來最後看了他們一眼。我想我們大家都想到，也許我們從此永遠不會再相見了。母親強忍著悲痛，但父親卻哭了起來。火車緩緩開出車站，帕特和我眼望著他們向我們揮手告別，一直到我們看不見他們。 剛離開舊金山，我發現我身邊沒有帶著帕特最近的照片。我寫信給她，於是她去照相館拍了一張。當照片寄到時，我非常高興，但這更使我感受到分離的痛苦。 我被派到靠近新喀里多尼亞島的努美亞的南太平洋戰鬥空運指揮部工作。這個單位簡稱「南戰運部」，這幾乎已成為我們的正式名稱。我們那部分負責為C-47型運輸機在島與島之間飛行時準備貨運清單和制訂飛行計劃。這些運輸機運進補給，運走傷員。我們把裝補給的箱子和一些重大物件卸下來，然後小心地將擔架上的重傷員抬上飛機。 像許多被分派「到前線去」的人一樣，我希望能到真正進行戰鬥的地點去，因而我花了許多時間爭取被分派到有戰鬥的地點去。最後，1944年1月，我被分配到布干維爾，這個地方偶然會受到日本轟炸機的攻擊。我到那裡不久，日本人發動了一次進攻。進攻結束後，我們數了一下，在我們六個人共同使用的鋼筋水泥掩體100英尺內，共有35個彈坑。我們的帳篷完全被摧毀。 許多戰鬥機和轟炸機的飛行員，他們在執行任務途中總要經過布干維爾，我感到我們完全應該儘可能好好招待他們。我盡南戰運部能力所及給他們搞到少量肉醬和啤酒。我們單位的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諢名，別人都叫我尼克·尼克森。每當我收到一批新運到的供應品時，我就擺開了「尼克漢堡包小吃攤」，向飛行人員免費供應漢堡包和一瓶澳大利亞啤酒，他們也許有許多個星期沒有嘗過有家鄉味道的食物了。 在布干維爾工作一陣後，我請求並獲准到南戰運部支援攻占格林島的一個分遣隊去，任指揮官。我們坐著PBY型水上飛機在海灣降落。但是，日軍早已撤退，唯一的危險是幾個掉隊的敵人的狙擊和經常會遇到的大蜈蚣。 海軍修建隊人員立即開始修建一個簡易機場。竣工前幾天，有一架在飛越拉包爾時受重創的陸軍B-29轟炸機，必須使用簡易機場強行著陸，儘管當時海軍修建隊的一些設備還放在機場上。那已經是黃昏時刻，天差不多已經黑了，當這架轟炸機機腹著陸時，我們都高興得歡呼起來。但緊接著，飛機的頭部徑直撞在一輛推土機上，立即爆炸，我們不禁全驚呆了。成堆的屍體真是可怕。當我把一個機務人員的屍體從已不成形的飛機殘骸中抬出來時，我還能看到他燒焦的手上戴著結婚戒指。 關於這一時期我玩撲克的技巧和贏錢的情況，過去的傳說多少有些誇大。在惠蒂爾，我作為一個教友會教徒，無論搞什麼賭博都會被教規所不容。但是，戰時環境和甚至更令人難以忍受的單調生活的壓力，使賭錢成了無法抗拒的消遣。我發現賭撲克不僅能讓人娛樂、贏錢，而且頗有教益。我慢慢知道，拿著好牌的一般說話最少，聲音也很輕；而那些投機的人往往話講得很響，實際是給自己泄底。有一天晚上，我們賭撲克，我拿到方塊同花大順，下扣一張A。拿到這手牌的機會大約是六十五萬分之一，我當然興奮極了。但我仍能完全不動聲色，因此這一把真贏了不少。 對南太平洋大多數的士兵來說，這是一次寂寞的戰爭，老是一次一次似乎無止境地等待著，而戰鬥通常是在數千英里以外的地方進行。我們貪婪地閱讀著我們能弄到手的《生活》雜誌，我由於厭煩，也出於虔誠，還老是翻來覆去讀著那本我帶在身邊的帶插圖的舊《聖經》。我們唯一真正盼望的東西是家信，在我離家的14個月中，我每天寫信給帕特。這些信她一直保存到今天。 當我在格林島的時候，我遇到了查爾斯·林白，當時他正在執行戰鬥任務，為空軍試飛新型飛機。指揮官曾邀我參加為招待林白舉行的一次小型宴會，但由於在一個月之前，我已同意做東，組織一場撲克賽，不得不謝絕了。今天回想起來，我自己也覺得難以置信，為了賭錢竟然放過了一次同查爾斯·林白一起進餐的機會。但是在南太平洋那種極其寂寞和令人厭煩的環境中，賭撲克牌已不單純是無聊消遣了，圍繞它的一套清規戒律我們是非常認真對待的。1/4個世紀以後，我才有機會糾正這一錯誤，查爾斯和安妮·莫羅·林白接受我們的邀請，參加了一次在白宮舉行的國宴。 1944年7月，我的海外勤務結束了，奉命回到美國。我趕上了一架從瓜達爾卡納爾飛往夏威夷的運輸機，當我們於半夜停在威克島加油時，我下機來溜達一會兒，第一次看到了我們的一個戰地公墓。我永遠不會忘記那白色的十字架，一排一排又一排，從跑道的邊緣開始一直伸展到遠離家鄉的那個小島的黑暗深處。我想起了所有那些還在為這些不友好的和常常是荒無人煙的小塊土地而戰鬥的人們。我不明白，過去也常常不明白，為什麼美國人或日本人會覺得值得為這些小塊土地打一仗，甚至為之犧牲性命。當然，我知道這些地方是把戰爭帶到日本本土必須使用的跳板，所以，我們必須攻占它，而敵人也必須保住它。但是，站在威克島等待著飛機加油，我卻為戰爭的終歸無益和它造成的可怕犧牲的現實而感慨萬千。 * * * 【注釋】 [1] 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生於公元前30年。——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