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戰爭 · 第十一章 雜聞

突尼西亞中部是一片沙漠一樣的鄉村。它有許多山脊，山脊之間有寬闊、平坦、肥沃的山谷。山脊上有高高的冷杉樹，但山谷里除了農作物和齊膝高的灌木外沒有別的植被。因此，山谷並不是隱藏大型機動部隊的理想之地。唯一能提供自然掩護的是橄欖林或仙人掌地。 有些仙人掌是野生的，有些則像其他作物一樣成排種植。它們有人肩膀那麼高，長著又大又厚又多刺的葉片。它們的刺有1英寸（2.5厘米）長，看上去兇狠、可怕。仙人掌是用來餵駱駝的，我真的看到過駱駝吃仙人掌的葉子。我不知道它們是怎麼做到的，因為那些刺像鋼針一樣硬，掰都掰不斷，但駱駝似乎並不介意。 士兵們學會了在仙人掌地上小心行走，因為那些刺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問題，比方說感染。有一天，我看到一個士兵被送到後方，他的手臂腫得很厲害，不得不用個架子托住。我自己也經歷過一次。好幾天來，我覺得右膝很疼，當我彎下腰打包鋪蓋捲兒時，膝蓋根本使不上一點力。但我以為是在石頭上磕傷了，沒太在意。直到我回到城裡，幾周來第一次脫掉衣服，我才看到膝蓋上腫了一個大膿包。所以，我像個鄉下男孩一樣，把它擠破，拔出了一根半英寸（1.3厘米）長的仙人掌刺。 一兩天後，疼痛消失了。換做是別人，可能會失去一條腿，但我過著乾淨而清苦的生活，我的血液清澈，身體強壯有力。 看到我出發去戰鬥，身上只帶著一把鏟子時，士兵們都笑了。在戰爭中，它似乎是一種很荒謬的工具，但我早就想明白了。等到我們上了前線，大兵們聽到子彈呼嘯而過的噝噝聲，我的「武器」就被證實再好用不過。他們再也笑不出來了，因為，兄弟，當你遇到俯衝轟炸機突襲時，用鏟子挖掘就成了人的本能。 我聽說過，俯衝突襲是那麼可怕，已經躺在戰壕里的士兵會用手指把壕溝挖得更深一些。我知道，有很多人今天還活著，是因為他的身邊碰巧有別人挖的散兵坑。鏟子萬歲！ 美國軍隊中有一些不同尋常的人。例如，我認識的一位下士，他能背誦《凡爾賽條約》，還能旁徵博引自普法戰爭以來的所有重要軍事條約。他就是來自印第安納波利斯西紐約街1105號的威廉·尼科林下士。尼科林28歲，有一顆金牙。他在美國生活了14年，在歐洲生活了14年，他差不多能說那裡每個國家的語言。雖然他出生在美國，但他說英語時口音反倒很重。 尼科林先後在巴特勒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上過新聞系，然後去了歐洲，拿到了貝爾格勒大學政治史碩士學位。六年來，他在歐洲許多家報社工作。他非常了解巴爾幹半島，實際上，他的思維方式更像巴爾幹半島的而不是美國的。 1939年，尼科林回到美國，因為他看到戰爭即將來臨，而他不想參與。他對事態的發展感到失望和悲傷。他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不會再回歐洲。他決絕地轉身離去，隨後卻被徵召入伍，徑直回到了那片土地。他很樂意地去了，成了一名優秀的士兵，非常勤勉、認真。在我們的軍隊登陸時，他可能會很有價值。但尼科林看到的遠不止這些。他想為和平建設出一份力。他想在這裡退役，留下來報道和平會議。他覺得自己特別適合這項工作。 除了其他職責外，他還是兩名軍官的私人助理，他們分別是底特律的查爾斯·米勒少校和密蘇里州墨西哥城的托尼·隆普金上尉。尼科林像照顧嬰兒一樣照顧他們。他們在壕溝里搭了一個帳篷，裡面有一個煤油爐。每天晚上睡覺前，他們加熱一些豆子，做點巧克力，叫尼科林進來，然後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討論世界大事。 我們這些記者對突尼西亞的中央山谷有著許多瑣碎的記憶。比方說，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們四個人和著名的傘兵隊長埃德森·拉夫上校以及他年輕的副官傑克·波格中尉一起吃晚飯。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拉夫，我對他有點敬畏，但他很平易近人，所以我很快就放鬆下來。拉夫和波格都穿著傘兵制服，帶著手槍。坦克在外面隆隆作響，地面和工事都在搖晃，蠟燭在桌子上「跳舞」。 波格中尉和我聊了聊，原來，在新墨西哥州時，他就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山那邊。他來自艾斯塔尼亞，阿爾伯克基後面的山谷，離我家只有大約40英里（64.4千米）。所以在突尼西亞的沙漠裡，我們花了幾個小時回憶我們家鄉那片特殊的沙漠。 我第一次搭帳篷時，當然，得有人幫忙，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把那些東西組裝在一起。那一次，我的幫手是布魯克林76街401號的沃爾特·希基中士。戰前，他是一名職員。希基中士和我在一道傾斜的山坡上挑了一個很平坦的地方，先拔掉一小片灌木叢，騰出一塊空地，在一棵冷杉樹下搭起了帳篷。帳篷搭起並用木樁固定好後，我才看到地上爬滿了螞蟻。原來我們拔掉灌木叢時，無意中碰到了鬆軟土地下一個巨大的螞蟻窩。所以我們不得不把整個帳篷拆掉，再把它放在另一棵樹下。 不過，沒過多久，我就可以獨自搭帳篷了，在黑暗中，在狂風呼嘯、雙手都凍得很難伸出來的時候。 有一天，在公路上被掃射時，我們出了點小事故。三個士兵坐在吉普車裡，敵機俯衝而下。后座的士兵面沖後方，為的是盯著後面的情況。吉普車飛馳過田野，敵機跟在後面。后座的士兵不停地喊「右！右！」或「左！左！」，給駕駛員指方向。但掃射太激烈了，前面的小伙子們只好跳車，讓吉普車自己往前沖。我們的英雄獨自一人，坐在無人駕駛的吉普車後，對著空氣大喊「左！右！」，子彈卻依舊四處飛射。最後，他轉過身，想看看司機為什麼不聽他的指令。接著他也跳了車。 我們基本上沒聽說過人們用「義大利人」這個詞來稱呼義大利士兵。人們要麼喊他們「義大利種」，要麼是「南歐小子」，要麼是「義大利佬」。士兵們不用這個詞是有原因的。有一次，山上一個瞭望員報告說，「三個義大利人（Italians）」正往山上走來。聽到這個消息的軍官，以為說的是「三個營（battalions）」，於是下令對那個地區進行猛烈的轟炸。瞭望員打來電話詢問，為何要如此猛烈地襲擊，誤會才得以澄清。從那時起，這個分隊里的所有士兵都被要求將義大利人稱為「義大利佬」。 我看到過一輛吉普車的殘骸，它悲慘地被一枚500磅（226.8千克）的德國炸彈直接擊中。裡面有三個士兵，他們被炸得四分五裂，沒有屍骨可以埋葬。但去搜尋的士兵發現現場有零散的硬幣、刀和衣服碎片。其中一個犧牲的士兵原本身上有一本袖珍的《聖經》，現場發現還剩下一半的書頁。另一個身上有許多鈔票，對半疊了一下。爆炸後，鈔票粘在了一起，再也分不開。我們用小刀都揭不下來一張。爆炸讓它們硫化在一起，上面一個破洞都沒有。 小東西在戰時變得很重要。在前線，我是唯一一個有開罐器的人，但人們對它的需求卻源源不斷。我不得不把它放在工作服口袋裡，以免被偷。有一天，有人偷了我的梳子。當一個人急需的東西被拿走時，偷竊就不再僅僅是偷竊。我從未偷過任何東西，但在條件有利的情況下，我是不會放過的。 我隨身帶著一把指甲刀，有一天，有些路過的士兵問我有沒有指甲刀或剪子，我借給了他們，先後六次。冰冷的水，還有寒冷的天氣，讓我們的雙手備受摧殘，我們的手指變得僵硬，指甲周圍都是倒刺，指甲也總是開裂。 儘管衛生設施簡陋，但我們的部隊還是努力地保持乾淨、體面。空軍允許他們的士兵留鬍子，但其他部隊並非如此。因此，士兵們還是得刮臉，不管有多不方便。 士兵在戰時變得非常注重實用性。一位神父檢查過在戰鬥中陣亡的十位美國士兵的口袋後說，他們身上帶的都是衛生紙。有些粗心沒帶衛生紙的士兵，等到要用的時候，就只能用20法郎的紙幣了。 每樣東西都是如此稀缺，只要有人給，不論什麼，我們都欣然接受，不管是否需要。有人遞給我一支煙，我趕緊收下，雖然我已經抽了一支。我還喝葡萄酒，雖然我不愛喝，但有人分給我，我也就喝了。不管是誰，給我什麼糖果、香菸、衣服或其他任何東西，我都毫不客氣地收下。我們都學會了按照拉夫上校的原則生活：「我從不拒絕任何事情。」 就算有人給我一瓶蓖麻油，我都會收下，藏起來。 前線的士兵樂於分享自己擁有的一切。一個普通的士兵，發了一筆「橫財」——收到家裡寄來的一包糖果——他一定會分給他的朋友們。這種分享，在這個艱難的時代，是難能可貴的。 一天深夜，我作為臨時訪客，在一家美軍前線醫院留宿。快要睡時，一個士兵走過來做了自我介紹，問我要不要來點水果蛋糕。我並不是很喜歡吃水果蛋糕，但正如我說過的，我什麼也不捨得拒絕，因此我和他一起去了，吃了三塊水果蛋糕和半磅（226.8克）巧克力糖，在睡覺之前。 這位士兵就是萊斯特·格雷下士，戰前他住在芝加哥法威爾大街2443號。他結婚兩年了。我們吃的水果蛋糕是他妻子做的。順便說一句，這是她做的第一個蛋糕。顯然，這個蛋糕的成功沖昏了她的頭腦，因為格雷下士說，還有五個這樣的蛋糕已經在來這裡的路上了。 格雷是這家醫院的實驗室技術員。戰前，他是一家珠寶批發公司的推銷員。自從他在非洲登陸以來，他就穩定不斷地跟每一個老顧客寫信。這是一種什麼銷售素養！ 有一天，在部隊駐紮的一片橄欖林中，我看到一隻美麗的德國牧羊犬在四處搜索。原來它是士兵們一路從美國帶來的。我們在非洲的士兵養了許許多多的狗當作寵物，但它是為數不多的幾隻從家鄉遠道而來的狗之一。 最開始，她屬於明尼阿波利斯的愛德華·穆迪中士，他在一次事故中喪生。他死後，炮兵連收養了她，把她當作吉祥物。她經歷過兩次長途運兵之行，分別在愛爾蘭和英格蘭服役，還在突尼西亞前線參加過幾次戰鬥。從英國來這裡的路上，她生了八隻小狗。 她的名字叫「小姐」。士兵們最初找到她的時候，她只有三個星期大，所以她的一生都是和穿軍裝的士兵們一起度過的。她對平民總是持懷疑態度，看到穿便裝的人，她就會狂叫不止。儘管軍旅生涯很長，但這位「小姐」還是很害怕槍炮。每次大炮開始轟鳴，她就渾身發抖。小伙子們希望她能克服恐懼，和他們一起沖向戰場。 我還認識另一隻從美國遠道而來的狗。他是一隻黑白相間的史賓格獵犬，出生在佛羅里達州聖彼得堡的流浪狗收容所。最開始，收養他的是兩名飛行員，他們分別是新澤西州東奧蘭治的理察·伊斯特中尉和印第安納州傑弗遜維爾的哈羅德·塔夫特中尉。他們給他起名叫達克沃斯，為的是紀念他們在飛行學校三人組的第三名成員，來自波士頓的約翰·斯圖爾特·達克沃斯中尉。達克沃斯坐過七種不同的飛機，他飛越過大西洋，兩次飛越非洲。他喜歡飛行。 我聽說，有一位飛行員養了一隻寵物貓，在第一次飛行時，它的鼓膜破裂，徹底聾了。但小伙子們在達克沃斯的耳朵里塞上了棉花，所以他的耳朵沒事。他有一個小小的儀式，每次一下飛機就繞著左輪跑，再撒上泡尿，跟大自然母親正式問個好。 而跟他同名的達克沃斯中尉，當時在德克薩斯州的蘭道夫空軍基地，因為沒能來海外作戰而懊惱。而這條狗的主人之一，伊斯特中尉，在突尼西亞執行一次任務時再也沒有回來。因此最後，這條狗只屬於塔夫特中尉一人。他取笑「他」，咒罵「他」，卻又為「他」感到驕傲。 他說達克沃斯是非洲最有女人緣的「男人」。 一天晚上，我和八個空軍軍官在費里亞納的小旅館裡吃晚飯。餐廳的另一張桌子上坐著一群法國軍官。我們吃東西，吵吵鬧鬧的，他們吃東西，也吵吵鬧鬧的，兩張桌子的人都不在意對方。 我們快要吃完的時候，幾個美國人開始唱歌。我不得不說，他們可能是我聽過的最糟糕的歌手。他們唱得太難聽了，最後唱不下去了，我們自己都嘲笑自己。 看到我們這樣，法國人舉杯向我們敬酒——我想這是一次善意的嘗試。然後我們相互敬酒，他們站起來，我們也站起來，來回敬酒，直到每個人都感到尷尬。最後，法國人說想給我們唱首歌，這才緩解了緊張的氣氛。他們真的會唱歌，就像一個專業的歡樂合唱團！三個人是一戰中受過傷的老兵，身上還戴著勳章。其中一個看上去像是「魔鬼島」[1]上的逃犯。一個是牧師，他還只是個年輕人，但留著兇猛的長鬍子，聲音低沉，像是收音機里「唱歌的山姆」[2]。 那些法國人唱了一個小時，唱的不是普通的歌曲，而是戰鬥的團歌，還有一些朗朗上口、節奏像叢林音樂的曲調。煤油燈在他們的臉上投下陰影，就好像書里舊世界的景象。 令人感動的是，最後，那個看起來像魔鬼島逃犯的軍官過來告訴我們他們聚會的原因。他們的分隊在兩周前就已經來前線了。那天他們出來，是倖存的人聚在一起，為了懷念那些沒有回來的人而吃飯、喝酒、唱歌。上前線的一共25個人，聚餐的只有11個。 戰區的美國帳篷醫院是記者們最喜歡去的地方。他們說這絕對不是因為那裡有許多美國護士。三個記者剛剛住進一家醫院，把那裡變成了他們的辦公室，待了好幾個星期。他們白天開著吉普車在鄉村漫遊，晚上回到醫院，就好像住旅館一樣。 我最喜歡兩家醫院，偶爾會去那裡吃頓飯或過夜。第一家是我認識的小伙子們所在的醫院，它總是在戰場後方大約80英里（128.8千米）或更遠的地方。那裡的工作人員主要來自紐約羅斯福醫院。另一家是機動外科醫院，通常離戰場只有一個小時的車程。他們是在北非占領之日登陸阿爾祖的，護士們是第一批登陸北非的人員。 我先前提到過的來自波士頓的瑪麗·安·沙利文，就是這個分隊的。我還認識那裡的幾個女孩，她們是來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埃里森大道929號的米爾德里德·科林、喬治亞州布萊斯的艾米·尼科爾斯、北卡羅來納州韋恩斯維爾的瑪麗·弗朗西斯、費城北33街1821號伊娃·薩克斯、德克薩斯州休斯敦市沃克斯頓大道2932號的凱特·羅傑斯。 和士兵們一樣，她們也不斷地想念家鄉，談論家鄉，她們很想回家。但正如艾米·尼科爾斯所說，如果有人告訴她可以回家，她反倒不會回去。其他人都有同樣的感覺，百分之百都是如此。 作為第一批登陸非洲的護士，作為一直最靠近前線的護士，她們為自己感到驕傲，打算留下來。除了蓄意或意外的轟炸外，她們實際上沒有什麼危險。 特里·艾倫少將是我最喜歡的人之一，因為他根本不在乎地獄和洪水，因為他活得比大多數人都多姿多彩，因為他是空軍以外我唯一能直呼其名的將軍。 如果說艾倫活在這世界上只為了一件事，那就是戰鬥。他在一戰時中過槍，但現在他似乎毫不在意會再次中槍。這可不是紙上談兵。他憎恨德國人和義大利人，就像憎恨害蟲一樣。他取勝的路數很簡單：長驅直入，殺他個片甲不留。艾倫的演講非常生動。沒有一個記者能寫下來，因為他說起話來特別地粗鄙，根本沒法用白紙黑字寫下來。 一戰時，艾倫被打中了下巴。傷口讓他在緊張時發出奇怪的噝噝聲。他是用牙齒間的縫隙來呼吸的，聽上去就像是輪胎在漏氣。他要是去了日本鬼子的地盤，這種倒吸的噝噝聲無疑能夠迷惑他們。 在最初的登陸中，是艾倫將軍的分隊拿下了奧蘭。接著，上面認為有必要將他的部隊駐紮在那裡，幾個月來，艾倫像是發瘋一樣，坐在奧蘭的橄欖林里，從遠處觀望戰爭。最後，他再也受不了了，去了最高指揮部，他說：「這是私人戰爭，還是誰都能參與？」至少傳說是這樣的，聽起來很像他的風格。不管怎樣，艾倫參與進去了，他立刻像百靈鳥一樣歡快起來。 他到前線後，我開車去看望他。當我終於找到他時，他說：「不用費心搭帳篷了，今晚你睡在我的帳篷里。」 將軍的邀請就是命令，所以我把鋪蓋卷搬進將軍的帳篷里。我朝里看去，地上有一個鋪蓋，占了帳篷的一半。另一半是一個5加侖（18.9升）的水桶，水桶下的岩石堆里燃著汽油火，旁邊還有一張粗糙的、未上漆的摺疊桌。 我不知道他想讓我睡在哪裡。但到了晚上，將軍的勤務兵把一切都解決了。他拿走了水桶，用沙子把火撲滅，把桌子搬走，再把我的鋪蓋卷鋪在了將軍的旁邊。 據我所知，特里·艾倫是突尼西亞唯一睡在地上的將軍。別的將軍都帶著摺疊床。艾倫將軍不允許他的下屬睡在帆布床上。他說，如果他的指揮所每個人都有帆布床，那就需要再有幾輛卡車來運送，而這些卡車本來會有更大的用場。不管怎麼說，他就是喜歡粗暴地戰鬥。 艾倫是騎兵出身。當他需要裝扮時，他依舊會穿他的花邊高筒騎兵靴。人們都說他是部隊里最出色的馬球運動員之一。在非洲，他沒有馬可騎，但每個星期有好幾次他會在早餐後在山間徒步3英里（4.8千米），以便保持體型。他總是叼著一根煙。他娶了一個埃爾帕索姑娘，把那裡當成家鄉。他把妻子和15歲兒子的照片放在皮夾子裡，並深深為他們感到驕傲。 那天晚上，我和艾倫的幾個手下去遠處狩獵，回來時已經是午夜了。他給我留了燈，風吹得帳篷吱呀作響，但艾倫睡得像個孩子。 塵土吹進來，打在我們身上。我的床鋪就在原先燒火的地方，這是幾個星期以來我第一次睡得很暖和。訓練有素、警覺靈敏的哨兵在我們帳篷的前後站崗。天哪，我真的有受到保護的感覺了！ 第二天早上7點，一個哨兵進來叫醒了艾倫將軍。艾倫將軍咕噥了一聲，又睡著了。5分鐘後，另一個哨兵進來，單腿跪在旁邊，不停地喊：「將軍，長官，將軍，長官」，直到艾倫答應著起身。 我睡覺時沒有脫外衣，將軍穿著他的睡袍。我們倆身上都是大風過後的塵土。我們花了大概30秒的時間穿衣服，然後走出帳篷去吃早餐，沒有洗漱什麼的。 在前線，將軍的生活就是這樣。 [1] 法屬圭亞那沿海島嶼，1895 年至 1938 年為法國的囚犯流放地。 [2] 哈里·弗蘭克爾（1888—1948），吟遊歌手、雜耍演員和廣播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