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學 · 目錄學
著錄第一
著錄之事，官府則始於漢，私家則始盛於宋。書籍源自上古，而著錄之事無聞，《隋書·經籍志》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益有目錄以為綱紀。《文獻通考·經籍考》首引《周官》太史掌六典，藏約劑之貳諸文，為官府藏書之始，然皆政事之守，如後世之檔案耳。蓋三代以上，固無私家著述，文書之始，本止治事之規條與記事之簿籍。《莊子》稱老聃為守藏史，所藏蓋亦此類。及官學變為私學，諸子爭鳴，著作始多。秦從李斯之言，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雜燒之。《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及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醫李柱國等校之。向卒，子歆卒父業，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漢書·藝文志》。此官錄之始也。自是以降，代代有之，私家之簿，則始梁阮孝緒，然其時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葉夢得《避暑錄話》。及唐、五代始有雕版，得本較易。宋初士大夫乃多藏書，如荊州田氏、邯鄲李氏，皆有書目，此私錄之始盛也。
將明著錄之義，先辨簿目之體。明胡應麟《經籍會通》曰：書之有目，體制雖同，詳厥品流，實分三種。吳、尤諸氏，但錄一官之藏者也；按：唐吳兢《西齋書目》、宋尤袤《遂初堂書目》皆是家藏。正下文所謂鳩集者，非官藏，此語有誤。隋、唐諸史，通志一代之有者也；《古今書錄》《群書會記》，並收往籍之遺者也。雅士鳩集，以廣見聞；館閣校讎，以存故實。目錄之纂，例不可無。近人周貞亮、李之鼎同編《書目舉要》，羅列現在簿目，凡分十一類：一曰部錄，二曰編目，三曰補志，四曰題跋，五曰考訂，六曰校補，七曰引書，八曰版刻，九曰未刊，十曰藏書約，十一曰釋道目。今按：胡氏所舉三例雖略，而明周氏所分則有未析，部錄與編目二名頗嫌相濫。按其所收，不過部錄較廣而整，編目則較簡略而已。既非以官私分，亦不以現藏與否為別，考訂校補中多收札記，非簿目之倫。其所收錄亦每互相混濫，今分為四類稍較明晰。一曰總目：總錄現存之書，如《文獻通考·經籍考》是也。二曰藏目：僅就一時所有錄之，公如《七略》及宋之《崇文總目》《秘書省續編闕書目》(1)、明之《文淵閣書目》，私如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皆是也。其記一時所見，如浙江采進書錄、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亦入此類。三曰專目：如宋高似孫《史略》《子略》，近朱彝尊《經義考》、王國維《曲錄》及釋、道二《藏》目錄之專一門，郡邑志篇之專一方，近人補史《藝文志》之專一代，皆是也。四曰選目：以意別擇，或主學之門徑，如張之洞《書目答問》，或專記佳本，如毛扆《汲古閣秘本書目》(2)是也。若《四庫提要》則本是藏目，而兼選目，又別立存目，則總目之例也。至周氏所謂題跋，乃選目之支流，諸類亦皆有解題。解題得失，說在第九篇。考訂、版刻皆然，不關簿錄之大體，引書限於一書，所引用與未刊書，皆當附四類之後，而性質實與選目近。校補則校勘記也，與藏書約及論藏書故實法式之書。如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葉德輝《書林清話》等，皆目錄學之書，而實非簿目也。至於史、志，則有當辨者。《漢書·藝文志》全本《七略》，增入一二而已。《隋書·經籍志》亦據當時官藏錄之，皆是藏目。《舊唐書·經籍志》據《開元四部目》書之，亦是藏目。《新唐書·藝文志》增加《舊志》所未收。及《宋史·藝文志》，則全錄一代所有，竟是總目矣。唐劉知幾《史通》始議史志錄所藏之非，謂古之所制，我有何力，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繁互出，何異以水濟水。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校讎之司，所列書名，惟取當時撰著，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近代修《明史》，止錄明人著述，其序謂前史兼錄古今載籍，以皆其時柱下所有，明季秘書既亡，焦竑《經籍志》不可憑，前代陳編無從記載，是非用劉說也。而論史者遂多稱之，以為可法，然識者皆不以為然。杭世駿《千頃堂書目·跋》雲，黃俞邰征修《明史》，為此書，以備《藝文志》採用，橫雲山人王鴻緒刪去宋、遼、金、元四朝，刺取其中十之六七為史志。史館重修，仍而不改，失俞邰初旨矣。元修三史，獨闕藝文，全在《明史》綱羅。如《後漢》《晉》不列此志，《隋志》獨補其闕，不必定在其朝也。又曰：其中宋人著作，系《宋史·藝文志》所未取，非復出也。此《跋》見《拜經樓題跋》。按：康熙初修時，倪燦分修《藝文志》，亦兼載四代，而被刪去。後盧文弨抄出三代，為《宋史·藝文志補》及遼、金、元《藝文志》。乾隆重修《明史》時，全祖望亦移史館，札子爭之。大要謂古人於藝文一門，必綜匯歷代所有，不以重複繁冗為嫌者，蓋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見焉。《漢志》所有，至隋而佚其半。《隋志》所有，至唐而佚其半。其卷數或較前志而少，則書之闕可知，或較前志而多，則書之攙改失真可知。《鮚埼亭集》。彭元瑞亦謂《元史》不立《藝文志》，《明史》僅載明人著述，而五百年古經籍存亡之可見者，惟《文淵閣書目》。《知聖道齋讀書跋》。此二論較杭氏尤精。杭氏止論史志續補前代之法，全、彭則明其於存佚之關係，然此論明胡應麟已發之，其《經籍會通》曰：藝文之為志也，雖義例仍乎前史，實紀述咸本於當時。往代之書存沒，非此無以考；今代之蓄多寡，非此無以征。劉知幾以為附贅懸疣，雷同一律，而大譏《隋志》之非者。疏鹵之譚，匪綜核之論，即《後漢》一書藝文無志，而東京一代典籍茫然，他可概矣。此論尤明。一代史志，本記一代所藏，非記一代所著，是以謂之《藝文志》《經籍志》。六藝群經，後世豈有所作邪？宋孝王之書，限於一地，固非一代之例。以此知方誌、經籍、藝文志當改名《著述志》。若近世考據家所補諸《藝文志》，如錢大昭、侯康、曾樸之於後漢、三國，金門詔之於遼、金、元，此自旨征一代，非遂可以補史篇之闕也。由此以言，則史志乃總目，而補志乃專目也。
前人簿目多藏目，而總目、專目、選目則少，故類次任意，體例不整，校讎之學，日以蕪穢。章學誠《乙卯札記》曰：隋《眾經目錄》，乃合沙門及學士等撰，極有條理。觀其分別五例，後世著錄之儒，不能及也。一曰單本。二曰重翻。是一書而傳寫或刊刻不同，應在(3)別本之例也。三曰別生。是裁篇別出之例也。四曰疑偽。是偽書應別著之例也。五曰闕本。是佚書存目之例也。後世別本之書，文字苟無大歧，不復別為著錄，抄本猶可言也。版本流傳，一書數刻，而著錄不與分明，則印本優劣無從辨矣。疑偽之書，眾所共知，而一體與正書同著，亦少分別之義。至於前代逸書，後錄一概刪去，則亡書再出，或偽造逸書，後人鮮所依據，皆不可不慎也。隋、唐之際，《七略》《別錄》諸書具在，故二氏著錄，猶得依仿為之。自唐以後，校讎之學失傳，而著錄之法遂失古人之指矣。按：專門之目，類例必精，鄭樵之論，於此而驗，固不必《七略》而始能也。所舉偽書、逸書、異本、別裁四例，下文分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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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後脫「到四庫」三字，當為《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全書注釋均為編者所加。）
(2) 「閣」後脫「珍藏」二字。
(3) 「在」，《乙卯札記》作「載」。
存佚第二
著錄者，所以保全書籍也，故必先議藏與求。
鄭樵《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曰：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以今之書校古之書，百無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書籍之亡者，由類例之法不分也。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也。巫醫之學，亦經存沒，而學不息。釋、老之書，亦經變故，而書常存。彼能全其書者，專之謂矣。此論謂守於專門也。章學誠《校讎通義》引申而論治書之法，其《校讎條理篇》曰：紀載傳聞，詩書雜誌，真訛糾錯，疑似兩淆。又書肆說鈴，識大識小；歌謠風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專門名家，薄技偏長，稗官脞說，其隱顯出沒，大抵非一時徵求所能匯集，亦非一時討論所能精詳。凡若此者，並當於平日責成州縣學校師儒講習，考求是正，著為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載筆之士，果能發明道要，自致不朽，願托於官者聽之。如是則書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檢，則奇邪不衷之說，淫波邪盪之詞，無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書之時，按籍而稽，無勞搜訪，其便三也。中書不足，稽之外府，外書訛誤，正以中書，交互為功，同文稱盛，其便四也。此為治書之要，當議於求書之前者也。
又《藏書篇》曰：孔子欲藏書周室，說雖出於《莊子》，然藏書之法，古有之矣。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成百三十篇，則謂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則書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二家有所謂《道藏》《佛藏》已也。鄭樵以謂性命之書，往往出於《道藏》，小學之書，往往出於《釋藏》。夫儒書散失，反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為之永久也。夫《道藏》必於洞天，而《佛藏》必於叢剎，然則尼山泗水之間，有謀禹穴藏書之舊典者，抑亦可以補中秘之所不逮歟？按：明曹學佺已言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修《儒藏》，與之鼎立。近世阮元沿此意創焦山、靈隱兩書藏，規制甚詳。
書之不能無佚，勢也。隋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述自秦至梁書經五厄：一為秦皇之焚，二為莽末之燼，三為後漢遷都之散亡，四為劉、石亂晉之失墜，五為梁元帝失江陵時之焚燼。胡應麟謂六朝之後，復有五厄：一為大業廣陵之燼，二為天寶安史之灰，三為廣明黃巢之亂，四為靖康女真之禍，五為紹定蒙古之師。古今藏書數目大略，胡氏《經籍會通》考之最詳。
收拾散亡，乃有求書之法，鄭氏論之最詳。其言曰：求書之道有八：一曰即類以求，二曰旁類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當不一於所求也。凡星曆之書，求之靈台郎。樂律之書，求之太常樂工。靈台所無，然後訪民間之知星曆者。太常所無，然後訪民間之知音律者。眼目之方多，眼科家或有之；疽瘍之方多，外醫家或有之；紫堂之書多亡，世有傳紫堂之學者；九曜之書多亡，世有傳九星之學者。《列仙傳》之類，《道藏》可求。此之謂即類以求。凡性命道德之書，可以求之道家；小學文字之書，可以求之釋氏。如《素履子》《玄貞子》《尹子》《鬻子》之類，道家皆有；如《倉頡篇》《龍龕手鑒》，郭迻《音訣圖》《字母》之類，釋氏皆有。《周易》之書，多藏於卜筮家；《洪範》之書，多藏於五行家。且如邢璹《周易略例正義》，今《道藏》有之。京房《周易飛伏例》，卜筮家有之。此之謂旁類以求。《孟少主實錄》，蜀中必有。《王審知傳》，閩中必有。《零陵先賢傳》，零陵必有。《桂陽先賢贊》，桂陽必有。《京口記》者，潤州記也。《東陽記》者，婺州記也。《茅山記》必見於茅山觀，《神光聖跡》必見於神光寺。如此之類，可因地以求。《錢氏慶系圖》可求於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譜》可求於申公之後。黃君俞《尚書關言》雖亡，君俞之家在興化。王棐《春秋講義》雖亡，棐之家在臨漳。徐寅《文賦》，今莆田有之，以其家在莆田。潘佑《文集》，今長樂有之，以其後居長樂。如此之類，可因家以求。禮儀之書、祠祀之書、斷獄之書、官制之書、版圖之書，今官府有不經兵火處，其書必有存者，此謂求之公。書不存秘府，而出於民間者甚多，如漳州吳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一生文字間，至老不休，故所得之書，多蓬山所無者。兼藏書之家例有兩目錄，所以示人者，未嘗載異書，若非與人盡誠盡禮，彼肯出其所秘乎？此謂求之私。鄉人李氏，曾守和州，其家或有沈氏之書，前年所進褚方回《清慎帖》，蒙賜百匹(1)，此則沈家舊物也。鄉人陳氏，嘗為湖北監司，其家或有田氏之書，臣嘗見有荊州田氏目錄，若跡其官守，知所由來，容或有焉。此謂因人以求。胡旦作《演聖通論》，余靖作《三史刊誤》，此等書卷帙雖多，然流行於一時，實近代之所作。書之難求者，為其久遠而不可跡也，若出近代之人手，何不可求之有？此謂因代而求。明祁承爜《澹生堂藏書訓約藏書訓略》第二條略曰：余於八求之外，更有三說。書有亡於漢者，漢人之引經多據之。亡於唐者，唐人之著述尚有之。亡於宋者，宋人之纂集多存之。即從其書各為錄出，不但吉光片羽(2)，自足珍重，所謂舉馬之一體，而馬未嘗不立於前也，是亦一道也。又如一書之中，自宜分析，《水經》一書，《注》乃侈於其《經》，後人但知酈《注》，而桑《經》之名反隱。又如《世說》詞旨本自簡令，劉孝標《注》援引精核，可與《世說》各為一本，以稱快書。如此之類，析而為兩，使並存於宇宙間，是亦一道也。若夫世家所秘，省郡所藏，即同都共里，尚難兼收，況粵有刻而吳未必知，蜀有本而越未能遍，如此者更多。海內通行之書，大都此數十百種耳。倘一概求之，千里郵至，重值市歸，乃開篋已有，有不索然者乎？余謂梓行之書，其敘往往載於各集。今以某集有序某書若干首，某書序刻於何年，存於何地，採集諸公序刻之文，錄為一《目》，自知某書可從某地求也，某書可向某氏索也。異本日集，重複無煩，又是一道也。按：鄭氏八求，前四甚精，中三亦周，末一條則人人皆知不足為一法也。祁氏三說，第一為輯佚，第二則止著錄之法，不得為求書法。至於旁考別集，據敘列目，此則可以補簿錄之疏，亦因地因人之細目也。
鄭樵《亡書出於民間論》曰：古之書籍，有上代所無而出於今民間者。《古文尚書音》，唐世與宋朝並無，今出於漳州吳氏。陸機《正訓》，《隋》《唐》二《志》並無，今出於荊州田氏。《三墳》自是一種古書，至熙、豐間始出於野堂村校。按漳州吳氏《書目》，算術一家有數件古書，皆三館四庫所無者，已收入求書類矣。又《師春》二卷、《甘氏星經》二卷、《漢官典儀》十卷，《京房易鈔》一卷，今之所傳者，皆出吳氏。應知古書散落人間者，可勝計哉，求之之道未至耳。胡應麟《經籍會通》曰：漁仲之言，其意甚美。然《三墳》自是毛漸偽作，《師春》是宋人集《左傳》卜筮事為之，《甘氏星經》要亦天官家後人所補，《正訓》自是辛德源作，宋人因其目(3)補之，而謬題以陸機，蓋藏書者好事之過，務多得以侈異聞，而偽者得乘隙欺之，不可不辨。按：胡說甚核。大抵散落人間，亦必有傳授端緒，若都無所見，則其偽不疑。嚴可均《輯典語敘》曰：孫觀察族子枉的者，言紹興人王理堂游幕山左，攜有宋寫《典語》殘本二卷，其言信否，無以知之。古書佚而復出，如《大唐郊祀錄》之類，非三十年前人所得見。而余尤希冀者，閻百詩校《困學紀聞》，引傅山(4)云：謝承《後漢書》，永樂中有刻本傳。不謾言也。楊用修、王元美集，屢引《修文殿御覽》，錢受之《書目》亦載之。邢佺山語余云：漢中府張姓有藏本。邢不謾言也。湯球校《十六國春秋》，纂錄《自敘》雲以《修文御覽》校。吳翊寅跋湯書，引用嚴氏此語，且曰是嘉、道間尚有傳本。湯先生時當承平，歙士大夫家多藏書，或得借校，故敘目中深以為幸。自經兵火，此本豈復在天壤間邪？《太平御覽》即據《修文御覽》增訂而成，然鮑刻《御覽》與此本多有異同。按：嚴、湯之說，皆未可信，吳淑注進《事類賦》，在淳化時已雲謝書遺逸。《困學紀聞》原《注》亦云謝承書見《文選注》，是宋時已無傳本。王謨輯本《序》、孫志祖輯本《自序》及汪輝祖《敘》、嚴元照《復楊傳九書》，皆據此謂世傳明永樂間有刊本，方從哲以內閣本攜歸德清。又潞莊王氏曾藏元大德本，青浦許氏有寫本者，皆不可信。西北少文人，古書易沉晦，傅、邢言似可信。若流至東南，則藏書校書者，寧無一人見者？湯氏之友，不過俞正燮、汪文台諸人，而皆略不道及是書，何也？吾疑湯氏即本《太平御覽》，當時自有一本，溯源而稱此名。錢氏所藏亦然，其與鮑刻不同，自是版本之殊耳。
鄭樵《亡書出於後世論》曰：古之書籍，有不出於當時，而出於後代者。按：蕭何《律令》、張蒼《章程》，漢之大典也，劉氏《七略》、班固《漢志》全不收。按：晉之《故事》即漢之《章程》也，有《漢朝駁議》三十卷、《漢名臣奏議》三十卷，並為《章程》之書，至隋、唐猶存，奈何闕於漢乎？刑統之書，本於蕭何《律令》，歷代增修，不失故典，豈可闕於當時乎？又況兵家一類，任宏所編，有韓信《軍法》三篇，《廣武君(5)》一篇。豈有韓信《軍法》猶在，而蕭何《律令》、張蒼《章程》則無之？此劉氏、班氏之過也。孔安國《舜典》不出於漢而出於晉；《連山》之《易》不出於隋而出於唐。應知書籍之亡者，皆校讎之官失職矣。按：此說亦未審。奏議、章程，體本迥殊。叔孫通所定《禮儀》，《七略》本未收，《漢書》明言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可知本非中秘所有。向所校只據中秘，故無之耳。蕭何《律令》、張蒼《章程》正是一類。韓信《軍法》則以軍府藏之，而校兵書者，乃步兵校尉任宏，故得錄耳。若《舜典》《連山》則偽跡昭著，何可信也？務求不擇，民受作偽之欺，鄭氏亡書復出之論，不可據也。
祁氏又曰：書籍，與代日增而亦與代日亡之物也。概按籍而求，固已有虛用其力者矣。乃有實同而名異者，有名亡而實存者，有得一書而即可概見其餘者，有得其所散見而即可湊合其全文者，又有本一書也，而故多析其名以示異者。如顏師古之《南部煙花》即《大業拾遺》也，李綽之《尚書談錄》即《尚書故實》也，劉軻之《帝王歷歌》即《帝王鏡略》也。此所謂實同而名異者也。如蔡蕃節《太平廣記》之事而為《鹿革事類》，《廣記》在，《鹿革事類》即湮軼，可也。如司馬溫公之編《資治通鑑》也，先具叢目，次修長編，刪削成書，《通鑑》行，則叢目、長編廢，弗錄可也。此所謂名亡而實存者也。又如漢人之談經在訓詁，讀註疏，而漢之釋經可概也。晉人之詞旨尚隱約，閱《世說》而晉之談論可想也。所謂得其一而概可見其餘者也。如《北夢瑣言》《酉陽雜俎》之類，今刊本雖盛行矣，然悉據《太平廣記》之所載，更有溢其全帙之外者。此所謂得其所散見而即可湊合其全文者也。至如陶弘景之《真誥》，而析以詭秘之目，又如近日偶從友家借得《比事摘錄》一卷，中所引用如畢辜、厲陬等錄，初不曉其何書，及按其文，乃知即《余冬序錄》，所以分別卷帙者也。此所謂故析其名以示博者也。按：祁氏此論，有得有失，實同名異及析名，說詳後《名目篇》，散見湊合即輯佚之說，亦說見後。概見之說，甚為疏謬，推其言，則讀史及類書已足，書皆可不求矣。名亡實存，說始鄭樵，稿本可廢，而重編節抄，則不可概廢也。鄭樵《書有名亡實存論》曰：書有亡者，有雖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可以不求者(6)。《文言略例》雖亡，而《周易》具在。漢、魏、吳、晉《鼓吹曲》雖亡，而《樂府》具在。《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十三代史目錄》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常寶鼎(7)《文選著作人名目錄》雖亡，可取諸《文選》。孫玉汝《唐列聖實錄》雖亡，可取諸《唐實錄》。《開元禮目錄》雖亡，可取諸《開元禮》。《名醫別錄》雖亡，陶隱居已收入《本草》。李氏《本草》雖亡，唐慎微已收入《證類》。《春秋括甲子》雖亡，不過起隱公至哀公甲子耳。韋嘉《年號錄》雖亡，不過起漢後元至唐中和年號耳。《續唐歷》雖亡，不過續柳芳所作至唐之末年，亦猶《續通典》續杜佑所作至宋初也。《毛詩蟲魚草木圖》蓋本陸璣《疏》而為圖，今雖亡，有陸璣《疏》在，則其圖可圖也。《爾雅圖》蓋本郭璞《注》而為圖，今雖亡，有郭璞《注》在，則其圖可圖也。張頻《禮粹》出於崔靈恩《三禮義宗》，有崔靈恩《三禮義宗》，則張頻《禮粹》為不亡。《五服志》出於《開元禮》，有《開元禮》則《五服志》為不亡。有杜預《春秋公子譜》，無顧啟期《大夫譜》可也。有《洪範五行傳》，無《春秋災異應錄》可也。丁副《春秋三傳同異字》可見於杜預《釋例》、陸淳《纂例》。京相璠《春秋土地名》可見於杜預《地名譜》、桑欽《水經》。李騰《說文字源》，不離《說文》。《經典分毫正字》，不離《佩觽》。李舟《切韻》乃取《說文》而分聲。《天寶切韻》即《開元文字》而為韻。《內外轉歸字圖》《內外傳鈐指歸圖》《切韻樞》之類，無不見於《韻海鏡源》。書評、書論、書品、書訣之類，無不見於《法書苑》《墨藪》。唐人小說，多見於《語林》。近代小說，多見於《集說》。《天文橫圖》《圓圖》《分野圖》《紫微圖》《象度圖》，但一圖可該。《大象賦》《小象賦》《周髀星述》《四七長短經》《劉石甘巫占》，但一書可備。《開元占經》《象應驗錄》之類，即《古今通占鑒》《乾象新書》可見矣。李氏《本草拾遺》《刪繁本草》，徐之材《藥對》《南海藥譜》《藥林》《藥論》《藥忌》之書，《證類本草》收之矣。《肘後方》《鬼遺方》《獨行方》《一致方》及諸古方之書，《外台秘要》《太平聖惠方》中盡收之矣。紀元之書，亡者甚多，不過《紀運圖》《歷代圖》可見其略。編年紀事之書，亡者甚多，不過《通曆》《帝王歷數圖》可見其略。凡此之類，名雖亡而實不亡也。章學誠曰：鄭論其見甚卓，然亦有發言太易者。如雲鄭玄《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則今按以《三禮正義》，其援引鄭氏《目錄》，多與劉向篇次不同，是當日必有說矣，而今不得見也，豈可曰取之《三禮》乎？又曰：《十三代史目》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考《藝文》所載《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諫及殷仲茂兩家。宗諫之書凡十卷，仲茂之書止三卷，詳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說，豈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餘所論，多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旁求之於今有之書，則可矣。如雲古書雖亡而實不亡，談何容易邪？章氏之論精矣，益著述之事，貴在宗旨，若其文辭，固多相類。章氏《文史通義·說林篇》三軍將帥、舟車乘者、品物工師、金石爐錘、財貨良賈、藥毒醫工，六譬詳矣。班固取司馬遷之文而自成其《漢書》；朱熹節司馬光之書而自成其《綱目》。豈得謂孫玉汝《實錄》即與官修實錄同邪？抄書各有棄取，則《三禮義宗》雖存，而《禮粹》仍亡也。編書有義例，則《說文》雖存，而《字源》仍亡也。《文言略例》重在略例，豈得徒執本文而謂其存邪？今傳之《爾雅圖》多不可信，則止據郭璞《爾雅注》，未遂可見《爾雅圖》也。今之取《說文》而分聲者有數家而各不同，則止據《說文》，未遂可見李舟《切韻》也。
書誠有名亡而實不亡者，有二類焉。一則他書中全載之。如呂祖謙《古周易音訓》之在朱氏《本義》中，吳棫《詩補音》之在王質《詩總聞》中是也。金履祥《尚書說》在其所著《通鑑前編》中，而人乃惜《表注》之略。《岳飛遺文》十卷，全載於其孫珂所作《金陀粹編》中，而後人知各掇輯而未已，皆疏也。一則因徒、友而存。古書師徒之說不分，《文史通義·言公篇》已言之。《關尹》《列子》之宗旨，恃《莊子》以見。今《列子》乃偽書。今傳《鬼谷子》，即蘇秦之書也。不特古書為然，後世亦有之。唐啖助、趙匡之說《春秋》，在其徒友陸淳書中。元黃澤之說《春秋》，在其徒趙汸書中。又有因敵而存者，王安石之《字說》已亡，而楊時集中有《辨》一卷，可見其略。李覯《常語》非《孟子》之文，今本不存，而余允文《尊孟辨》中具錄之。此亦求書者所當知也。
章氏曰：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書，則又有采輯補綴之成法，不特如鄭樵所論已也。昔王應麟以易學獨傳王弼，《尚書》止存《偽孔傳》，乃采鄭玄《易注》《書注》之見於群書者，為《鄭氏周易注》《鄭氏尚書注》。又以四家《詩》獨《毛傳》不亡，乃采三家詩說之見於群書者，為《三家詩考》。嗣後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綴輯逸文，搜羅略遍。今按：緯候之書往往見於《毛詩》《禮記註疏》及《後漢書注》，漢、魏雜史往往見於《三國志注》，摯虞《流別》及《文章志》往往見於《文選注》，六朝詩文集多見采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唐人載籍多見采於《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一隅三反，充類求之，古逸之可采者多矣。按：輯佚之事，近代為盛。始自惠棟之治漢經義，後乃覃及四部，章宗源且專以此為業。上溯其原，實不始於王應麟。葉德輝據宋黃伯思《東觀餘論·相鶴經·跋》，雲從《意林》《文選注》抄出，大略謂輯佚當以此為鼻祖，然實不止此。宋世所傳唐人小說及唐以上人文集卷數，多與原書不合，校以他書引，往往遺而未錄，蓋皆出於宋人掇拾而成，此即輯佚之事也。今傳唐人小說多本《說郛》，而《說郛》中本多輯古佚書，吾疑此類多是輯本，此語若信，則陶宗儀當為輯佚大家矣。胡應麟曰：亦有宋世不存，而近時往往迭出者，又以拾抄類書得之。此說可證也，但皆不著明為輯耳。
輯佚者所取資最多者，曰三注、四大類書。三注者，《三國志注》《水經注》《文選注》也。四大類書者，《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太平廣記》也。顧此舉其著者言之耳，因類以求，取資者廣。孫詒讓於《春秋集解·纂例》趙匡說中，得《竹書紀年》遺文七事，繆荃孫於《蘇詩》施注《天中記》中，得《意林》逸文二條。皆他人輯本所未采，蓋又出於因類以求之外矣。趙聖傳輯《左傳》服《注》，謂《公羊》《周官》《儀禮》疏皆六朝舊本，所引《左傳注》多是服《注》。此則得間於無形，尤為巧矣。
據類書以輯佚，又有當知者，胡應麟曰：《意林》所引書，考《隋志》存者不過十之三，自余皆梁世所有。馬氏所錄，自是從庾仲容《子抄》纂出。《太平御覽》所引書目，非必宋初盡存，大率晉、宋以前得之《修文御覽》，齊、梁以後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跡則得之本書者也。此說是也。《四庫總目》徐鉉《稽神錄》下曰：《讀書志》載百五十事，今本反有一百七十四事，又《拾遺》十三事，疑是錄全載《太平廣記》中，後人錄出成帙。而三大書徵引浩博，所列諸書(8)凡一名疊見者，《太平御覽》皆作又字，《文苑英華》皆作前名字，《廣記》皆作同上字。其間先後相連，以甲蒙乙者，往往而是，或緣此多錄數十條也。按：此弊《御覽》尤甚，蓋其書失校已久，訛舛甚多，條件顛倒，則此書之又曰移於彼書矣。吾讀諸家之輯佚書，每見引自《御覽》者詞意不類，時代不合。後因檢尋道教故事，翻《御覽》道教類，則見所引道經，乃有記道士之事者，所引傳記復有道經之文，始知又曰之訛，不可復理。此亦輯佚者所當知也。
吾舊撰《輯佚書糾繆》，具錄於下。
輯書非易事也，非通校讎、精目錄，則訛舛百出。近世此風大盛，而佳者實少。有最多者為章宗源、馬國翰、黃奭。世稱馬竊章，而黃書亦多取孫星衍本，然章氏《隋志考證》今存者頗審備，馬、黃則多疏矣。摘而論之，以明輯書之弊。
第一曰漏。此弊人皆知之，而能免者實少。如馬輯顏延之《庭誥》，泛采逸文，而不錄本傳所載長篇。輯《古今樂錄》，於《樂府詩集》所引，半取半不取。則不可解者也。
第二曰濫。凡有二端(9)，一曰臆斷附會。此弊最易犯而最隱，如馬驌《繹史》載《呂覽》《農書》四篇，謂蓋古農家野老之言，本是疑詞，馬氏遂據采以當《野老書》。《別錄》稱《尹都尉書》有種瓜、芥、葵、蓼諸篇，馬遂采《齊民要術·種瓜》諸篇為《尹都尉書》。因《漢書·律曆志》引《易傳》有辰有五子之語，遂錄其文，以當《古五子》且並錄其下文《易》九厄、《傳》九厄之說，實與推五子無關也。因《漢書·天文志》載十八妖星有五殘，遂錄其文當《五殘雜變星書》，余星固非五殘也。因鄒衍論五德相勝，遂取《呂覽·應同》言五德語為鄒書，不知論五德者不勝取也。又如錄匡衡疏說《孝經》為《後氏說》，古經說本師、弟不別，後說不必為後著文，此固可通。至於《孝經》邢《疏》所引舊說與諸家說，則本無主名時代，而悉以當《安昌侯說》，何也？又《通典》所引六朝諸人論禮之文，多出何承天所輯《禮論》，故止標名，馬氏則概取以充其所著書，譙周則入《然否論》，束皙則入《五經通論》，袁準則入《正書》，此名實不相符也。《易》，孟、虞二氏各有異文，《釋文》所載甚明白，以虞氏本皆為孟氏本，亦未可也。宓子有書，《景子》亦說宓子語，以古書記宓子言行皆為《宓子》，而獨取《韓詩外傳》《淮南》二條入《景子》，又不知何以別之也。又如《韓詩》有《故》，有《內傳》，有《說》。諸引《韓詩》者多未分別。馬氏所輯《內傳》猶限於明標傳者，《故》《說》則全為臆斷矣。又《魯詩》悉歸於《故》，黃氏則悉歸《傳》。安知其無《說》文？《齊詩》悉歸於《傳》，安知其無《故》文？《呂覽》引《李子》，安知不為悝，而必以當《李氏春秋》？馬氏所輯太多，徒充種類，此弊最甚。黃氏差少，然如顏真卿《韻海鏡源》逸文無存，黃氏乃以《干祿字書》分韻以當之。二人雖叔侄，而《字書》《韻書》已各成體，寧得斷為彼此相同？且即以《字書》分韻列之，而全無訓說，則輯如未輯耳。
二曰本非書文。《國策》《說苑》本輯群書古子之文，非輯者自撰。《賈子新書》本其疏草，賈、徐、二嚴對策，即其書，以之當逸文，猶可說也。至於朱建說籍閎孺寥寥數語，而以當《平原君書》，已覺未安。東京以後，書皆自作，乃以《魏志》所載王肅對問當《正論》，王基對問當《新書》，此皆隨口之語，非如他書答問之成文，以當書篇，殆不可也。其尤可笑者，《三國志》裴《注》引陸氏《異林》載一怪事，雲從父清河太守說如此。謂口說耳。而馬氏遂以入陸雲《新書》，直欺人矣。又有本非專書，目錄不見，而徒夸多種，遂妄立名目者。如束皙校《汲冢書》，撮敘大略，而馬氏名之為《汲冢書抄》，並以諸書引古文紀年者皆入之。常景《鑑戒象贊》、李謐《明堂制度論》、元行沖《釋疑論》，俱本非一書。虞溥《厲學》，雖見《御覽》引用書目，彼目固兼數單篇也，盡列為書，無乃太張皇乎？
第三曰誤。此弊生於不考。凡有二端：一曰不審時代。《史記索隱》引《魯連子》，下云：共，今衛州共城縣。乃司馬貞加按。《藝文類聚》引劉向《別錄》：《尹都尉書》有《種蔥篇》，下雲曹公既與先主云云。顯系又引一書，而馬氏遂連抄入《魯連子》《尹都尉書》。《宋書·州郡志》連引稱《太康地記》。王隱雲蓋合二書言之。而黃氏輯《太康地記》，悉抄入之，遂使太康三年之書，而有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為寧浦之事。《續漢志·注》引《博物記》，即張氏《博物志》佚文。楊慎誤連讀上文《蜀都賦·注》唐蒙所造為句。馬氏據輯唐蒙《博物記》，以為是漢武時之唐蒙，不悟所引諸文乃有曲城相劉洪及中興以來都官從事多出之河南之語。又如邯鄲淳《笑林》之後，復有一《笑林》。《御覽》《廣記》及殷芸《小說》引《笑林》，乃有吳沈珩、張溫二條，非淳所及也，不可據為淳書。又有雲漢人適吳。亦似三國末語。孫星衍謂漢、唐之律綱目本於李悝，因以《唐律》條文抄充《法經》，不悟綱目雖沿而條文已改，遂使李悝書中有制使、刺史、天尊、菩薩之名，此尤可笑者也。《陰陽書》者，本是統名，諸書甄引多不詳著，馬氏乃以諸稱陰陽書及曆法者統為一編，而冠以唐呂才所定。諸篇之序，亦太混矣。
二曰據誤本、俗本。《意林》《傅子》與楊泉《物理論》互訛，孫氏、黃氏輯《物理論》，據而不察，則《傅子》入之矣。《御覽》傳寫多訛，尤不可恃。如《古今樂錄》，陳沙門智匠撰，而《御覽》引其文，稱隋文帝云云。若此之類，所在有之。
第四曰陋。此弊生於無識，凡有三端：一曰不審體例。《藝文類聚》引董仲舒說上重粟語，閻若璩《困學紀聞箋》以為是《春秋決獄》遺文。馬氏從之。不悟《決獄》遺文皆設甲乙之事，此自《繁露》諸篇之佚耳。又如馬輯何承天《禮論》，以《通典》所載承天駁難入之，又輯荀萬秋《禮雜抄略》，以《通典》所載萬秋議奏入之。按：《禮論》乃是纂錄舊說，非自定己文，以此當彼，殆不免誤。樂資《春秋後傳》，本紀事之書，《玉海》引《春秋後傳》，皆說經語，必別一書，而黃氏牽入樂書，亦非也。
二曰不考源流。馬輯譙周《五經然否論》，以諸書所引譙周《禮祭集志》及諸論禮之文入之，不知譙周曾繼蔡邕、董巴而撰《漢志》，諸文或是彼文，不盡《然否論》也。
三曰臆定次序。馬輯《韓氏易傳》謂蓋寬饒引五帝官天下一語，當是《系詞》苟非其人二句下說。余蕭客《古經解鉤沉》以褚少孫引《春秋大傳》說社語屬莊公二十五年鼓用牲於社下。按：古傳說多依經起義，不必專說某句，強配者不知體例也。余書此弊尤甚。馬輯《聖證論》，置五色帝及孟子字、火浣布三事於末，雲不知於經何屬，附載於後。不悟《聖證論》本非依經之作也。汪繼培輯《尸子》，嚴可均輯桓譚《新論》，皆望文而定其屬何篇，亦未安也。上說諸弊皆其大者，至於復異不刪，剪裁未當，尤其易見者，汪繼培輯《尸子》，別錄《存疑》一卷。葉德輝輯《傅子》，別為《訂誤》一卷，最為慎密，能以為法，庶幾可免於諸弊矣。
鄭樵《編次必記亡書論》曰：古人編書，皆記其亡闕。所以仲尼定《書》，遺篇具載。王儉作《七志》已，又條劉氏《七略》及二漢《藝文志》、魏《中經簿》所闕之書為一志。阮孝緒作《七錄》已，亦條劉氏《七略》及班固《漢志》、袁山松《後漢志》、魏《中經》、晉《四部》所亡之書為一錄。隋朝又集(10)梁之亡書。自唐以前，書籍之富者，為亡闕之書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所以書或亡於前，而備於後，不出於彼，而出於此。及唐人收書，只記其書，不記其亡，以致後人失其名系，所以崇文四庫之書，比於隋、唐，亡書甚多，而古書之亡尤甚焉。又曰：古人亡書有記，故本所記而求之。魏人求書，有《闕目錄》一卷，唐人求書，有《搜訪圖書目》一卷，所以得書之多也。此處原文闕字。下詔並書目一卷，惜乎行之不遠，一卷之目，亦無傳焉。臣今所作《群書會記》，不惟簡別類例，亦所以廣古今而無遺也。按：鄭氏所見甚當，而引王、阮以為例，則欺人之言也。王、阮之書，宋世已亡，樵不得見。王志《目錄》，今存《隋書·經籍志》敘中，阮錄《敘目》，今存《廣弘明集》中，何嘗有闕書之錄邪？自劉氏《七略》以降，皆據現存著錄。《隋志》本通五代，名曰《五代史志》，故取阮《錄》之書，注為梁有，實非記亡書也。記亡書固可行，然當視其體。總目、藏目本據現存，專目、選目則兼記佚，自昔皆然。如鄭氏言，當雲總目、藏目皆宜用專目之例耳。但此當別為一目，不宜混雜於存書。鄭氏所作《藝文略》直抄《唐志》與《崇文目》，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又並抄舊目，皆兼收佚書，而不著佚字，遂若宋世已亡之書，至明猶存。後人因不信其書，是欲使佚者如存，而反使存者如佚矣。胡應麟曰：馬氏《通考》獨記存書，而異時闕佚之篇，靡從考究。鄭氏古今並載，本屬大觀，而讀者眩於名實，代之有無、家之藏蓄反不可知。是也。
時至今日，欲並記亡書，固甚難矣。古目之存者，何須復錄？其不見於目者，群書浩瀚，又採錄難周。故識者多畫境為專門之目，朱氏《經義考》實創斯例，謝氏《小學考》、章氏《史籍考》踵之。《經義考》分存、佚、未見、闕四例。《史籍考·釋例》曰：存佚，必實見而著存，知其必不復存而著佚。然亦有未經目見，而述者稱見其書，確鑿可信，則亦判存。又有其書久不著錄，而言者有徵，則判未見。如後漢謝承之書，宋後不復錄，而傅山謂某家有藏本，曾據以考《曹全碑》，雖琴川毛氏疑之，然未可全以為非，則亦判為未見，所以志矜慎也。又如古書已亡，或叢書刻其畸篇殘帙，本非完物，則核其著錄而判闕。亦有其書情理必當尚存，而實無的據，則亦判為未見。他皆仿此。孫詒讓《溫州經籍志·敘例》曰：目錄別存佚，自唐《開元釋教錄》始。朱氏沿厥舊規，增成四目，存佚之外，有曰闕者，簡篇俄空，世無完帙也。有曰未見者，棄藏未絕，購則難也。四者分，實便檢斠，然存闕並憑目驗，不慮訛踳。惟未見與佚，雖著錄有無，足為左契，而時代遷易，未可刻舟。朱書之例，原始明代，還於國初，志錄所存，若偶未見，並不注佚。今去朱氏幾二百年，上溯勝朝，尤為遼邈，豈無瑋篇珍帙，晦而復顯，昔艱尋購，今則通行。而隱秘之書，湮沒已久，傳播殆絕，無事存疑。故此篇未見之書，所據藏目，斷自昭代，明人所紀，併入佚科。原註：凡明時有刊本者，雖國朝諸目未經著錄，亦注未見。又黃氏《千頃堂書目》所收明人書至博，然多存虛目，不必真有藏本。故雖時代匪遙，其不詳卷帙者，並注曰佚。更有書非目睹，而傳帙確存。如《四庫全書》庋儲天府釋、道兩家，各有專藏，不必經覽，即定為存。此二說皆甚密，可為專目之法。張之洞《書目答問》於今人未刊之著述，確知已成書者，亦附錄其名，以便尋求，且冀有好事者刊行之，亦選目之良法也。
群書之中有逸書，存書之中有逸文，經、子有逸篇，史或有錄無書，人知之矣。唐人小說及六朝、唐人文集，以類書校之，多有遺篇零條，在今所傳本外者，此由今本原是輯成，抑或原集本有所棄也。至於版刻既盛之後，子、史專行之書，宜若不當有逸矣。而書之有足本、不足本之異者，猶為不少，蓋篇簡有完闕，版刻有先後，初刻或非定本，重翻或據殘書，必憑多本，乃克補完。又有行本皆同，而亦有逸文者。如司馬光《涑水記聞》、蘇轍《龍川略志》校以《八朝名臣言行錄》，元本所引多溢出今本之外，此則徒憑異本，不足為功，更當廣采，以期完備。若夫篇卷之闕，有旁求他書以補之法，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謂曹學佺《天下名勝志》可以補《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之闕卷。浙江局刻《續通鑑長編》，據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以補哲宗，雖不復舊觀，要為勝於俄空矣。至於諸書序跋，則刻本佚脫尤多，蓋宋、明一書重刻必有序跋，陳言累積，人多厭而刪去。然其於版刻源流，或有序述，刊落則難稽考。至於鄭氏《詩譜》之《序》、杜氏《春秋集解·後序》，《續漢書·志》劉昭《注》之《序》，宋本已多闕之，其重要不下於書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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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志》「匹」後有「兩」字。
(2) 「羽」，《澹生堂藏書訓約藏書訓略》作「毛」。
(3) 「目」，《經籍會通》作「自」。
(4) 《鐵橋漫稿》「山」後有「子」字。
(5) 《通志》無「君」字。
(6) 「可以不求者」，《通志》作「不可求者」。
(7) 「常寶鼎」，《通志》作「常鼎寶」。
(8) 「書」，《四庫提要》作「事」。
(9) 《輯佚書糾繆》有三端，「三曰臆定次序」，於此歸入「第四曰陋」一節。
(10) 「集」，《通志》作「記」。
真偽第三
胡應麟《四部正訛》曰：凡贗書之作，情狀甚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偽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偽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綴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1)而有《鶡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偽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於自名而偽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於自名而偽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於人而偽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偽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按：辨偽之書，惟胡氏能挈綱要，所舉例有小誤，不足為病。此所論約為綴古事、挾古文、傳古人名、蹈古書名四例，是其體別也。憚自名、恥自名、假重、禍之、誣之五例，是其意別也。意又有二，胡氏未舉。一曰求利，如隋劉炫偽造《連山》《魯史》以應當時之購求《北史》是也。一曰濟私。如漢儒造讖，竄於緯中，以為當時之符命。王肅因攻鄭康成，遂竄亂《家語》，以助其自立之說是也。
胡氏又曰：有本非為偽，人托之而偽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偽，人補之而益偽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又有偽而非偽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偽《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偽劉歆之類是也。又有非偽而實偽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之類是也。又曰：《元經》出阮逸，世以即阮逸也。《孔叢》出宋咸，人以即宋咸也。朱紫陽以《麻衣》出戴師愈，黃東發以《文子》出徐靈府，宋景濂以《關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張昇。獨《三墳》亡謂出毛漸者，余知其漸出無疑也，漸作《三墳序》，其詞實淺陋與書合，故核偽書者，核所出之人，思過半矣。又曰：凡核偽書之道，核之《七略》，以觀其源；核之群志，以觀其緒；核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核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核之文以觀其體；核之事以觀其時；核之撰者，以觀其托；核之傳者，以觀其人。核茲八者，而古今贗籍亡隱情矣。大率秦、漢以還，書若三《易》、《三墳》、《六韜》、《七緯》、《關尹》、《子華》、《素書》、《洞極》、《李靖問答》、《麻衣心法》、武侯諸軍法、王氏諸經，全偽者也。《列禦寇》《司馬法》《通玄經》，真錯以偽者也。《黃石公》《鶡冠子》《燕丹子》，偽錯以真者也。《管仲》《晏嬰》《文中》，真偽錯者也。《元包》《孔叢》《潛虛》，真偽疑者也。《鬻熊》，殘也。《亢倉》，補也。《繁露》，訛也。皆不得言偽也。《素問》《握奇》《陰符》《山海》，其名偽也，其書非偽也。《穆天子傳》《周書》《紀年》，其出晚也，其書非偽也。即以偽乎，非戰國後也，余無足辨矣。按：胡氏所定真偽，雖不皆當，而八核之說則甚明。惟第一、二、三、四，可並為「核之著錄」「核之他書」二條。核人之說，亦未可憑。所舉宋咸、徐靈府諸例，皆無證之冤獄也。至於托之而偽、補之而偽、偽而非偽、非偽實偽及真錯以偽、偽錯以真、真偽疑與殘補訛晚諸說，皆分析至細，為近世辨偽者所未審。雖然，猶未暢也，吾撰《偽書讞緒論》，明辨偽之法尤詳析，具錄於下。
考偽書之事，盛於近二百年，自《七略》著依託之名，眾經目錄，有疑偽之目，柳子厚嘗辨諸子，韓退之亦有識古書真偽之言。特著錄家考證尚未詳悉，學人亦罕致力，其專著一書，則始於明胡應麟之《四部正訛》。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出，而此事始重。姚際恆依附閻氏，因撰《古今偽書考》，世多稱之，然未見胡書，詳亦不逮，尤多武斷未究之說。及《四庫提要》出，而此事始大明，審定之功多矣。當時古文家，如姚姬傳輩，沿韓之論，習柳之體，亦喜辨偽書，而多以詞氣為斷，迨今文經學家之末流，謂六藝皆孔子所造，孔子遂為作偽之宗，居今日而按古書，幾於無書不偽矣。夫經說固偏畸，而詞氣亦虛幻，皆不如考證之可憑，然考證者不皆詳慎，又不皆有校讎之識，往往於不偽者疑所無疑，而於實偽者亦證非其證，故在前代則患誤偽為真，在今日反患誣真為偽，在前代失在考證太疏，在今日反失在考證太密，此不可不亟辨也。
夫欲辨偽書，當先明偽書二字之義。偽者，不真之稱。偽書者，前人有此書而已亡，或本無此書，後人以意造偽書而冒其名，實非其人之作也，苟於此例有不具，則不在偽書之科。而昔之論者多囫圇不析，往往以非偽為偽。章學誠《淮南洪保辨》曰：古人有依附之筆，有旁托之言，有偽撰之書，有雜擬之文，考古之士當分別觀之。依附之筆，門人弟子為其學者，輾轉附益，或得其遺，或失其旨，或離其宗，各抒其所見也。旁托之言，諸子著書，因寄所託，標其風旨，有所稱引，人即傳為其人自著。《藝文》所著諸子九流，劉、班《注》謂似依託者，多不出此二種，皆非有心於造偽也。偽撰之書，後世求書懸賞，奸人慕賞造偽，與上二者不同。雜擬之文則始於文人托興寓意，其後詞科取士，因以命題，古人所無，始於六朝，非惟與偽造不同，亦與前二者迥不類也。按：此說猶止大略，今更詳之。凡非偽而疑於偽，昔皆誤以為偽者，有六類焉。
一曰事之乖謬。古史不詳，傳聞多異，子家寓言，尤多失實，嚴可均《書說苑後》曰：向所類事，與《左傳》及諸子間或時代牴牾，或一事而兩說、三說兼存，《韓非子》亦如此。良由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淺學之徒少所見，多所怪，生二千載後而欲畫一二千載以前之人之事，甚非多聞闕疑之意。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亦曰：諸子書發攄己意，往往借古事以重其說，年歲舛謬，事實顛倒，皆所不計。或且虛造偽事，如巢、許洗耳、掛瓢之類，乃藉以譏戰國攘奪之風，並非實事，故太史公於許由事深致疑詞，莊生所謂寓言十九也。後世為詞章者亦多此體，至劉子政作《新序》《說苑》，欲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亦不復計事實之舛誤。此論是也，吾於《考信論》已詳之。此於前例，僅當一造字而已，然事雖偽而書則非偽也，苟以所言之誤而疑其人之非，則乖矣。
二曰文有附益。凡一書流傳寫刊，經歷固非一手，注識之語，每誤入於正文，續書之事，常延及於後代。如《史記》續書之事，後世猶有。如州縣誌書，常有續刻數葉加入者，若注識則古書皆寫本，故易混於正文，後世刻本則不易混矣。又或原本殘逸，篤古者綴舍而誤入他書之文，如《尹文子》。好事者改竄而妄加一己之意，如《列子》。其心雖異，亂真則同。此於前例，僅當非其人之所作而已，然書中有偽，而書固不盡偽也，倘因一節而概疑全體，則過矣。
三曰傳述。章學誠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著述自戰國而始專。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氏所著述也。《文史通義·詩教》。又曰：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為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論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偽托。非偽托也，為莊氏之學者所附益耳。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又曰：漢初經師，師授淵源，專於宗支譜系。《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詞，不復辨為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為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為師說、孰為徒說也。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言公》。孫星衍亦曰：凡稱子書，多非自著，《晏子春秋序》。諸子之文皆沒世之後，門人小子撰述成書。《孫子略解敘》。嚴可均亦曰：古書不必手著，《鬻子敘》。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書管子後》。此之所論漢前之書皆然。後世亦偶有之，如啖助、趙匡說在陸質書中，黃澤說在趙汸書中是也。雖有主名，而本非所作，無所謂冒，本成家言，則傳述師說，無所謂造，此不當以偽論。而論者以時事詞氣繩之，則猶認家譜為始祖之著述矣。
四曰依託。章學誠曰：百家之學，多爭托於三皇五帝之書，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書教》。又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有《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偽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老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詞而斷其偽托也。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偽托也。《詩教》。此之所論求數家言尤多，至今猶然，他書則無，然如袁康之《越絕》托於子貢，亦此類也，特不多耳。雖本無其書，而旨有所出，言有所承，無所謂造，亦無所謂冒也。此亦不得為偽，而論者以時事詞氣繩之，則猶認詞狀為告者之親筆矣。
五曰補闕，惜古書之闕而以己意補之，豈惟書非其書，亦且旨非其旨，此宜無所逃於作偽之罪矣。然明稱曰補，補者有人，既非冒名，亦不自諱。如白居易補《湯征》，王士元補《亢倉子》，董漢策補《計然子》。此而為偽，則束皙乃《笙詩》之黎丘矣。
六曰托古。己意不自抒而托古人以言之，豈惟本無此書，抑且本無此說，此宜無所逃於作偽之罪矣。然自說不嫌造說，借名非同冒名，如宋濂《燕書》、徐渭《於陵子》。此而為偽，則《盜跖》為莊周之失主矣。章氏論李陵《答蘇武書》、鬼谷子《與蘇張書》即此類，見《言公》下。
凡此六類，最宜詳察，知附益則知真中有偽，知依託則知偽中有真，辨析及此，斯為善讀書矣。一、二兩類，人所共知，五、六兩類，知而多忽，三、四兩類，則章氏特發，孫、嚴略窺，外此諸人皆不了也。而世之稱為偽者，此二類乃獨多，其誤在不明古人著述之情狀。古所謂某人之書，止是某人之說，即稱某作，抑或止是某所發明，詳拙作《補言公篇》。非即某屬其詞而書之簡也。後世著述，乃定主名，自書己意，負其責而不可假借，既習於此，乃執以例推古人，而疑偽遂多矣。上觀漢、隋二《志》於子、集諸書，多止以人冠書名，或下注人名，亦不加編撰之字。後之讀書者，既誤執某書為某人作，而編目錄者，又必注某書為某撰某編，於是《管子書》有西施，不能著管仲撰，《商鞅書》有孝公，不能著商鞅撰矣。《呂氏春秋》《淮南鴻烈》出自賓朋，與者非一，不能著呂不韋、劉安撰矣。乃創為疑偽之題，曰舊本題某人撰，實則舊本焉有此題？題自明，人之亡，何足為據？既已費此周章，又不能充其類，幸而六經、《語》、《孟》以昭著而不題名，倘用此例，必曰舊本題孔某撰、孟某撰，其不爽然自失、咥然自笑乎？明乎口耳竹帛流傳之故，乃破書名人名拘泥之非。言偽書者，子部最多，而紛紛之辨，幾若古子無非偽本，皆此某人撰一題誤之耳。於此豁然，則辨書之道，思過半矣。
蓋凡論古書，必以辨宗旨體例為先，而時事詞氣次之，不獨古子為然也。考據家以核時代為良方，而不知辨宗旨；古文家以審詞氣為長技，而不知辨體例。夫徒核時代，徒審詞氣，則同時之書，固可以互淆，偽古之作，亦足以售眩。何怪《尹文子》雜田駢之說，無人致疑，賈誼《書》較孟堅所刪，反如不及邪？如前所舉一、二兩類，已不可專辨時代，三、四兩例，更不可憑詞氣，五、六則自當視同自作，諸法皆不可施矣。又有考據家嘗以為證而實不足為證者，凡有三端：一曰史志不載。自《七略》校讎，止據中秘，雖叔孫之《禮》、蕭何之《律》，亦不在也。馬懷素亦言《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論。《舊唐書》。唐、宋以後，遺闕尤多，豈得以修史者一時所見為備哉？二曰篇卷不同。《七略》多止數其篇，《隋志》每別數其錄，如雲某書幾卷，錄一卷，後來書目目錄或入卷，或竟不數。唐行卷，子卷短而多，宋後葉裝卷長而少，詳《日本訪書志》。或分或並，歧異多矣。此固無關於真偽也。三曰他書文同。諸子傳記，每多互存，或傳述同源，或裁證己說，雜家本屬兼收，古言不私一己。韓非、太史，且以互異之事並載一篇，先後莫分，盜主莫辨，奚可據以定真偽乎？
若夫以一己之好惡，而臆定其人，不當有此，如《提要》辨《群輔錄》。以一己之從違而臆定其人，不當說此，如沈濤辨《論語》孔《注》。是乃以是非高下混為真偽之准，如行南北而計東西，尤不足論。至乃以輯本為偽書，如《十六國春秋》。以抄本為偽書，如《英雄記》。偽之名愈濫，面偽之義愈迷，是則凡所不取，悉歸之偽可矣，復何辨乎？
胡氏所謂非偽而實偽者，乃冒名之事。冒名有二，一為竊人之書以為己有。如郭象竊向秀之《莊子注》，此已非竊，別有辨。宋齊丘竊譚峭之《化書》，人所咸知也。近世如秦嘉謨竊洪飴孫之《世本輯》，李調元竊屈大均之《廣東新語》而改其名為《南越筆記》。至任大椿《小學鉤沉》之竊丁傑、戴震《水經注校》之竊趙一清、嚴可均《全上古至隋文》之竊孫星衍、黃汝成《日知錄集釋》之竊李兆洛，則事涉疑似，有辨其誣者，姚大榮辨嚴之誣，文見《中國學報》。蓋或為同學相資，或為後襲前說也。一為假人之名，則胡氏所謂假重禍人誣人者也。近張時為《界軒集》，有擬奏疏，請凡假名著書，視殺人之罪加等，即謂此類。然假名固不皆如是，近代有勢者多屬其賓客著書，而自居其名。如納蘭成德《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實陸元輔撰。方苞說。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實徐倬撰。鄭元慶說。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實徐善撰。朱彝尊說。傅澤洪之《行水金鑒》，鄭元慶為之也。黎世序之《續行水金鑒》，俞正燮、董士錫為之也。松筠之《新疆識略》，徐松為之也。謝啟昆之《小學考》《廣西通志》，胡虔為之也。畢沅之書，大抵其賓客所為，不似阮元之《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明著分修之人也。非獨著述如是，校勘亦然。錢熙祚所刻之書，顧觀光、張文虎所校也。伍崇曜所刻之書，譚瑩所校也。葉樹藩所刻之《文選》，朱子培所校也。此校者皆不止正文字，且為考纂題跋，而錢、伍書之校勘記、跋語，則不署張、顧、譚之名，僅伍書記譚校一行而已，朱之事則知者少矣。凡此皆如呂不韋、劉安之例，非魏泰之類也。又有異者，歸安吳蘭庭，平生著書皆不居名，而以假人，且嘗以己說署其友之名，嚴元照說。是豈可以殺人之罪科其假名者邪？私書獨撰，猶且如是，況在官集眾之作乎？集眾修史，始自東漢，班固與修《東觀漢記》，而《漢記》劣於《漢書》，亦不辨孰為固之筆。不似唐修《晉書》，猶知《列傳》出顏師古、孔穎達，天文、律歷、五行《志》出李淳風。宋修《唐書》，猶知《紀》《表》《志》出歐陽修，《傳》出宋祁也。與修《明史》者，多存其稿於集中，而今本《明史》何人刪成，則不可考矣。集眾編書，始於唐武后，近世所編書首，具列銜名，雖著錄者皆用總裁之名，猶可知《周易折中》出李光地，《詩義折中》出孫嘉淦，《三禮義疏》出方苞、吳紱輩。然纂修之人不一。《通鑑輯覽》楊述曾之力為多，則非觀其墓誌不知矣。《四庫》分纂則銜名類列，不知何類屬何人，惟正史類出邵晉涵，禮類出任大椿，子部出周永年，佚見他說耳。私撰之書，雖集眾力而無銜名，僅秦蕙田《五禮通考》所列參訂者即撰人，尚可考耳。此皆類於假者也。私人之書，又有同學互資之例。如彭元瑞、劉鳳誥之《五代史記注》，俞正燮之功為多，正燮自言。黃汝成、嚴可均之誣，即由是也。又有因人之書而又有變易者。如《明史稿》實萬斯同書，而王鴻緒復加刪竄以刻之。《十三經註疏·正字》實浦鏜書，而沈廷芳復加審訂以刻之。雖失真加精，功罪不同，要不得遂以竊科之也。夫著書自有責任，同學者止同其所究，集眾者但以財勢合，其意見尤多不同，非若古者專門師說之可相合也，故主名重焉。而其變異難考，若此著錄者，不可不知也。
胡氏又曰：凡四部書之偽者，子為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經之偽，《易》為盛，緯候次之。凡史之偽，雜傳記為盛，(2)次之。凡子之偽，道為盛，兵及諸家次之。凡集，全偽者寡，而單篇列什借名竄匿甚眾。祁承爜曰：經不易偽，史不可偽，集不必偽，而所偽者多在子。按：經之《易》為盛者，以《易》流為術數。而術數之書，本多傳述、依託之體也。史之雜傳記為盛者，以其挾恩怨也。子之道為盛者，子本多傳述依託，而道家之流最廣也。大抵經有傳授，史本實事，皆不易偽。為子家多古書術數，止重所言之法訣，而二類又本傳述依託之體，說理之文，可恣己意，故偽者獨多。至於文集，則人人可為，不必作偽，然亦有偽者，則書賈假本，以應搜求。宋以後文集繁多，熟悉者稀，故其欺易售。如盧文弨所說以《劉過集》為《蘇過集》，以《吳師道集》為《蘇舜欽集》，此類甚多，頗難察覺，然止改名冒充而已，固非作偽之例也。
群書之中，有非本真之書，一書之中有非本真之文。顏之推《家訓·書證篇》曰：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何也？答曰：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等郡縣名。《爾雅》周公所作，而雲張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倉頡篇》李斯所造，而雲漢兼天下。《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雲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於趙悼後，而傳有更始、韓夫人、馬後及梁夫人，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按：此所說尚當分別，所謂禹、益、神農、周公作者，本不知古書體例者所定，《左氏》續《經》及《列女》續《傳》，人知為續。《倉頡》《世本》，漢人屢續，亦甚昭著。獨《列仙傳》雖非劉向所著，實出東漢人手，《序》中之文，乃六朝僧徒所益，此乃真有意為偽也。乃唐以來之書，亦有竄亂錯入之文，但多是編刻之訛，非如竄古書者之別有私計耳。近世輯佚書者，往往連抄他書之文，四庫館自《永樂大典》輯出之宋人文集尤多，此弊勞格《讀書雜識》曾屢糾之。世行本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四庫提要》指出中有李綽《尚書故實》之文，吾細案之，又有劉《隋唐嘉話》之文，蓋是書本宋人自《太平廣記》抄出。《廣記》引二書皆出《劉公嘉話》，故致混耳。至若商維浚《稗海》以《齊東野語》之半入《癸辛雜識》中，則由所得本闕佚而混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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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鵬」，《四部正訛》作「」。
(2) 「璅」，《四部正訛》作「瑣說」。
名目第四
章氏《文史通義·繁稱篇》曰：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校讎，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校讎，即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為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為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校讎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尚新奇為弔詭也。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為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為人全稱者，學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無經名而書尊《道德》、《莊子》本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內外、蒯通之書本名《雋永》而《漢志》但著《蒯通》本名之類是也。書名本全而為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其首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書名本偏而為人全稱者，《史記》為書策記載總名而後人專名《太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圖有書而後人即十三篇稱為《孫子》之類是也。此皆校讎著錄之家所當留意。又《校讎通義·辨嫌名篇》曰：《太史》百三十篇今名《史記》，《戰國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長語》，《老子》之稱《道德經》，《莊子》之稱《南華經》，《屈原賦》之稱《楚辭》，蓋古人稱名朴，而後人入於華也。自漢以後，異名同實，文人稱引，相為弔詭者，蓋不少矣。《白虎通德論》刪去德論二字，《風俗通義》刪去義字，《世說新語》刪去新語二字，《淮南鴻烈解》刪去鴻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不稱《呂氏春秋》而但曰《呂覽》，蓋書名本全而援引者從簡略也，此亦足以疑誤後學者已。又曰：欲免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之弊，則當深究載籍，詳考史傳，並當歷究著錄之家，求其所以同異之故，而筆之於書。又曰：鄭樵精於校讎，然《藝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復有《曹大家集》，則一人而誤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據，然《郡齋》一集，張君房《脞說》而題為張唐英，則二人而誤為一人矣。此則人名字號之不一，亦歧誤之端也。然則校書著錄，其一書數名，必當歷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號者，亦當歷注其字號於字名之下，庶乎無嫌名歧出之弊矣。按：考定書名，自非易事，即章氏所說，已有未精，《淮南》之書只名《鴻烈解》之一字，乃高誘《注》名。《七略》著錄從質，以其出於淮南，故題《淮南》。其書非出一人，故不曰淮南王，而章氏乃謂但稱淮南，不知為人名、地名。見《校讎通義·漢志諸子篇》。夫人可名書，地不可名書乎？至稱《淮南子》，乃宋後之誤，淮南非號也，系之以子，殊不可通，亦非從簡之例也。《白虎》之書，本名《通義》，《通德論》者，宋後之訛，詳劉師培《白虎通義源流考》。章說亦是失考。至於《世說新語》，則舊名《世說新書》《四庫提要》。以劉向已有《世說》，故以《新書》別之。昔胡應麟言：陸賈有《新語》，顧譚亦有《新語》；賈誼有《新書》，虞喜亦有《新書》；桓譚有《新論》，夏侯湛、華譚、劉晝各有《新論》；崔寔有《政論》，王肅亦有《政論》。以為六朝好學漢，此亦誤也。當時子家名《新書》者尚多，凡謂《新書》，皆謂新出之書，猶今書坊言新著耳，非標其書之義也。故《賈子新書》《劉子新論》必當以人連稱，後世著錄者，去姓而獨存《新書》《新論》之名者，誤也。異名不明，非特易重複，且有因而致偽作之疑者。如《七略》之《別字》十三篇，即今《方言》錢大昕說。《蘇秦書》即今《鬼谷子》，唐樂壹《注》說。《宰氏》即今《范子計然》，馬國翰說。不詳考者，遂以《七略》所無而斥今書為偽矣。
劉向校書，多定其名，由古書多本無名，如《國策》。歧異不得不定。若後世書名，皆本其作者自定，著錄者自當從其本號，輒滅輒增，皆非所宜。宋以來坊刻諸書，多冠以新雕、新修、校正諸字，繁冗誠屬可厭，然如重言、重意、纂圖、互注、增廣、詳註等字，皆關書之體例，所以異於他本，固不可得而滅。故近世版本家書目，皆具錄原題，乃至並新雕、新修等字而亦錄之，亦詳慎之道也。常見書肆中簿記、箋題、書名皆為三字本，四字以上者則減之，本兩字者，則加紙色地名一字以足之，割裂不通，殊堪笑噱，因知《白虎通》《風俗通》之稱，正是此類。坊賈固不足責，乃著錄家亦不免此弊，如薛居正等所修《五代史》，本無舊字，與班固《漢書》之本無前字正相同也。班氏不能預對范《書》而為前稱，人皆知之，乃於薛《書》則仍留舊字，正使歐陽所撰亦名《五代史》，亦可以薛修、歐修別之，況歐書本名《五代史記》乎？馬永卿《真子錄》減去錄字，譚獻遂譏其冒子之稱為夸矣。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四庫提要》錄為《洞天清錄》，則減而且訛矣。《越絕》本無書字也，《太玄》本不稱經也，加之似無害，然已失其本意矣。
書名有本不定者，文集是也。陳士廉《子集流別考》曰：標立集名，始於齊、梁。張融有《玉海集》《大澤集》《金波集》；謝朓有集，有逸集；梁武帝有詩賦雜文集、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王筠有《中書集》《臨海集》《左佐集》；江淹有前集、後集；江總亦有前、後集。唐、宋以下，名目愈雜：或以年名，如《長慶》《元豐》之類；或以地名，如楊炯《盈川集》、獨孤及《昆陵集》之類；或以官名，如《阮步兵集》《陳拾遺集》之類；或以干支名，如《樊南四六甲乙》《錢希白甲乙集》之類；或以職掌名，如崔嘏《制誥集》、令狐楚《章奏集》之類；或以叢書名，如陸龜蒙《笠澤叢書》、韋莊《幽居雜編》之類；或以所歷之地名，如李德裕《姑臧集》、楊億《武夷集》之類。傾異標新，莫可窮詰。他若王勃(1)之《雕蟲集》、溫庭筠之《握蘭集》、司空圖之《一鳴集》、徐夤之《探龍集》、沈顏之《聱書》、盧稹之《曲肱編》，詼詭纖巧，無足取焉。按：陳氏所論，多未明究，謝朓、梁武、梁元、江淹、江總止是一集，分名制誥、章奏，正如詩賦、雜文，非以職掌也。姑臧自標郡望，武夷乃其里居，非所歷也。盈川、昆陵乃所官之地耳。蓋唐以前之集，正如周、秦諸子，自張融、王勃、白居易諸例外，大抵皆本無集名，故《隋志》所錄，及唐人集序之題，皆雲某代某官某名集而已。若曹子建、阮步兵諸號，皆後人所稱，非其本所定。宋以降始皆定名，然猶多以官諡字號封國里居為名，質樸無華。齋堂亭館之稱，起自南宋末。故人之稱之，亦往往不一。《韋蘇州集》亦云《韋江州集》，《呂衡州集》亦稱《呂和叔集》，《徐騎省集》亦曰《徐文公集》，《李盱江集》亦曰《李直講集》，此皆沿自宋本，非近人所意改。《四庫》著錄皆依史志，聊取畫一耳，非皆原定而不可改也。
葉德輝《書林清話》曰：明人刻本有一種惡習，往往刻一書而改換頭面，節刪易名。如唐劉肅《大唐新語》，馮夢禎刻本改為《唐世說新語》，先少保公謂葉夢得。《岩下放言》，商維濬刻《稗海》本改為鄭景望《蒙齋筆談》，郎奎金刻《釋名》，改作《逸雅》，以合五雅之目，全屬意造，不知其意何居。按：明以來刻書改易，名目極多，且謬者此尚未舉。《四庫提要》所言偽歸有光《諸子匯函》，屈原謂之玉虛子，宋玉謂之鹿谿子，陸賈謂之靈陽子，賈誼謂之金門子；偽徐一夔《藝圃搜奇》所收《醴泉筆錄》即江休復《嘉祐雜誌》，蘇軾《格物粗談》即《物類相感志》，俞琰《月下偶談》即《席上腐談》；胡文煥《格致叢書》摭王應麟《困學紀聞》論詩之語，即名曰《玉海紀詩》，又摭馬端臨《經籍考》論詩數段，即名曰《文獻詩考》；閔景賢《快書》所收《會心編》改名《秋濤》，《醒言》改名《光明藏》。凡此皆由明人好短書而不考證，故刻書者以此射利耳。書賈射利，亦有改換名目之事，如抄《元文類》中《經世大典》為《皇元征緬錄》《招捕總錄》，阮元且受其欺矣。
古今著錄於書名大抵參差，惟《四庫全書》為齊整，然訛者猶多。《平津館鑑藏記》載洪頤煊謂《後漢書·方術傳注》引《漢武外傳》文，俱作內傳，外傳即內傳下卷，編《道藏》者誤分題耳，此得之他書者也。推此例而審之，書名之當正者，殆猶不少也。
章氏《校讎通義·漢志·兵書篇》曰：書有同名而異實者，必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焉，則與重複互注裁篇別出之法，可以並行而不悖矣。兵形勢家之《尉繚》三十一篇與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同名，兵陰陽家之《孟子》一篇與儒家之《孟子》十一篇同名，《師曠》八篇與小說家之《師曠》六篇同名，《力牧》十五篇與道家之《力牧》二十二篇同名，兵技巧家之《伍子胥》十篇與雜家之《伍子胥》八篇同名。著錄之家，皆當別白而條著者也。若兵書之《公孫鞅》二十七篇與法家之《商君》二十九篇名號雖異，而實為一人，亦當著其是否一書也。按：此或為別裁，或為互著，在別錄中自必分明。後世書同名甚稀，惟斷代紀傳之書，如諸家《後漢書》，諸家《晉書》，蕭常、郝經之《續後漢書》。宋世官爵封號之集，如王珪、張綱之《華陽集》，劉摯、傅察之《忠肅集》，呂本中、呂祖謙之《東萊集》。偶有同者耳。一書有統名、分名，著錄者亦當詳核。如：陳氏《三國志》本名《魏書》《吳書》《蜀書》，毛本猶題《魏書》，殿本乃悉改作《志》；元王楨《農書》三種，曰《農桑通訣》《百穀譜》《農器圖譜》，《四庫》止稱《農書》，則與秦氏《農書》相混矣。
鄭樵《見名不見書論》曰：編書之家，多是苟且，亦有見名不見書者，有看前不看後者。《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為諸子類，置於雜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書(2)類。按《漢朝駁議》《諸王奏事》《魏臣奏事》《魏台訪議》《南台奏事》之類，隋人編入刑法者，以隋人見其書也，若不見其書，即其名以求之，安得有刑法意乎？按《唐志》見其名為奏事，真以為故事也，編入故事類。況古之所謂故事者，即漢之章程也，異乎近人所謂故事者矣，是之謂見名不見書。按《周易參同契》三卷、《周易五相類》一卷，爐火之書也。《唐志》以其取名於《周易》，則以為卜筮之書，故入《周易》卜筮類，此亦謂見名不見書。今按兵家、雜家皆有《尉繚》，章氏疑本非一書，是也。況今《尉繚》又是偽書，《隋志》之因班《志》，正由見真本雜家之《尉繚》耳。其餘所論，則是著錄家望名隸書，正如詁訓家之望文生訓，文字有假借，書名亦有隱晦，文字有訛謬不正，書名亦有乖錯不安也。著書者已不盡明通精密，況重以歧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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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雕蟲集》作者實為王勃之弟王助。
(2) 「書」，據《通志》補。
篇卷第五
葉氏《書林清話》曰：稱書為一冊，由簡策而來。古書以眾簡相連而成冊，今人則以線裝分訂而成冊。宋世裝訂有以一卷為一冊者，有以數卷為一冊者，視其書之厚薄為之。卷子因於帛，帛之為書便於舒捲，故一書為之幾卷。凡古書以一篇作一卷，卷之心必轉以圓輥，如車軸然，故一書謂之幾軸。以上撮葉氏語，其文考證甚詳，今不具錄，以其無關校讎也。
章氏《文史通義·篇卷篇》曰：《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為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為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為大成，而章為分闋之證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讎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為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非有他義也。而縑素為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為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即為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為篇三百，而為卷不過二十有八。《尚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可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為篇。篇之為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系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至於班氏《五行》之《志》、《元後》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於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謂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至於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即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郛》用之。蒯通《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固無傷也。唐、宋以來，捲軸之書，又變而為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為一篇者，今則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為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捲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為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巨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縑素為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既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冊之能勝而為界。其好古而標卷為名，從質而標冊為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為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而銖銖分卷，以為題簽著錄之美觀，皆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間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按：此論最為精詳，雖版本家不及也。篇卷之參差，乃文義起訖與物質起訖之參差也。篇、卷、冊，皆物質起訖之名。若文義起訖，則本無定名，惟所謂首者，乃為適合，章則為大起訖中一小起訖之名。而古人罕用，皆借用篇字，蓋依文之起訖以定物之起訖也。然是二者固不能無參差，即彼時殆亦不盡相符，此有數證。《詩》三百，每詩文甚少，一聯簡止寫一詩，則三百短聯無乃太煩，孔子止言《詩》三百，漢人乃言三百篇，《七略》則止記卷，不知在竹簡時究分幾聯。一也。方策每聯不能太多，帛每軸亦不能太長，而文之一起訖，則有時頗長。如《士禮》十七篇，《春秋》襄公、昭公二篇，《周官》六篇，以一簡二十餘字計之，見後《文字篇》。當有數百簡，毋乃煩重難勝耶？二也。此類長文固亦不多，如《尚書》、《戴記》、《論語》、諸子書，則一聯不過繁，不過少，然《論語》、《戴記》、諸子皆零條，每條多不過數百字，其分篇止是計簡策之能勝而為之，非依文義，是乃物質起訖包文義起訖，亦非相符也，後人讀諸子者，每直以一篇為一文，強貫串之，由不審此。三也。古人寫書不易，而文亦簡，故文義起訖超於物質起訖者究少。後世刻印裝摺，可以多容，文字亦日長，則物質起訖亦恆包文義起訖矣。
曾樸《補後漢書藝文志敘錄》曰：古書著之簡冊者為篇。寫之絹素者為卷。《漢志》錄書，篇、卷並存，裴松之《三國志·蜀志·秦宓傳注》引《中經簿》，《孔子三朝記》八卷、《目錄》一卷，余者所謂七篇，范《書》《方術傳注》引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師曠》六篇。據此，則《中經》《七志》亦皆有篇有卷，至《七錄》而後始有卷無篇。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曰：《玉篇》《太平御覽》卷頁數少，蓋沿卷子本之舊，以卷子本不過長也。古書分合，以唐、宋為一大關鍵，蓋由卷子改摺子之故。今存北宋本尚多舊式，南宋則面目全非。此唐、宋《志》所以違異，而《崇文總目》又多不同於《讀書志》也。按：此說甚是，由此可知古書之卷，宜後減於前，並卷固不始於明人，若卷增於前，必是後人所妄析也。劉向校書，合眾本而定著篇數，蓋古書零散，向之校乃兼編輯之事，故別定次第，除其重複。後世著錄，不可沿以為例。
數目之字，最易訛誤。三脫一畫，則為二矣，十四之倒，便為四十。簿目之書，徒列名數，又人所厭觀而易忽者，故歷代簿目篇卷多有歧異，必須目檢本書，互相校正。《四庫》所錄，於此頗詳。若懸據舊文，妄生異論，大不可也。
鄭樵《闕書備於後世論》曰：古之書籍，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觀《唐志》所得舊書，盡《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蓋梁書至隋，所失已多，而卷帙不全者又多，唐人按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搜訪圖書，所以卷帙多於隋。而復有多於梁者，如《陶潛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諸書如此者甚多，孰謂前代亡書不可備於後代乎？章學誠曰：是則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書之殘缺，則恐不可盡信也。且如應劭《風俗通義》，劭自序實止十卷，《隋書》亦然，至《唐志》乃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為之離析篇第，其書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傳《風俗通義》乃屬不全之書，豈可遽以卷帙多寡，定書之全不全乎？此說是也。陶潛之集，今所傳固北齊陽休之定本，唐以來所同也，安得有二十卷耶？鄭氏此語，正由未審卷冊變易及數目易訛之故。且如鄭氏所撰《通志·藝文略》，大抵抄寫《唐志》及《崇文總目》，非皆目睹，而今所行《通志》所載書之卷數與《唐志》《崇文》不同處甚多，使執此而謂鄭氏所得較前有減有增，鄭氏能信之乎？卷帙之多寡，不足以定書之存佚，至今日而尤甚，蓋刻書者於卷數多有並省析增。宋、明以來，於書又有節刪，如陳繼儒《寶顏堂秘笈》刻《春渚紀聞》，止其前半五卷，此固望而知其不足者也。商維濬《稗海》中之《雲溪友議》十二卷，反不及三卷本之足，此豈易知乎？《孔叢子》七卷並為三卷，《易林》十六卷並為四卷，卷大減而文固無損也。朱氏《八朝名臣言行錄》世傳宋本乃李衡纂要，文大減而卷固無損也，此豈易知乎？卷既不足以檢，則惟恃篇，而雜記之書、零條之體，本不成篇，則其完闕，非多本比較，無由知矣。《世說新語注》，人知明袁氏本之異於王世貞所刪矣，乃楊守敬言日本古抄殘本，其《注》較明本為尤多。今之《文選》李《注》亦本自《六臣注》錄出。書有節抄之本，始自六朝，直至宋世，猶有似叢書而實書抄者，如晁氏《談助》、陶氏《說郛》是也。明人刻書，往往刪減其文，如陳繼儒《秘笈》中之《野客叢書》是也。批點之風，起於宋世，因取警要每與刪節相連，如劉辰翁所批點《王荊公詩注》是也，節抄、批點本屬體類之事，亦考篇卷者所當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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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類第六
部類一事，於目錄學中最為重要，蓋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關諸群學，此為最大。中有原理，辨論所聚，非如他件之僅有考證成例而已也。部中分類，類分子目，明揭之中，復有暗敘，支條流派，繁密比於律例。而前世官私著錄，各用己意，離合分並，亦頗煩亂。欲以一章一段詳之，勢所不能，校讎專家之業，廢晦有年，亦無專書盡其條貫。鄙蒙於此，夙嘗究心，嘗撰《續校讎通義》二十篇，上溯劉氏父子、鄭、荀、王、阮，中正歷代史、志，糾鄭匡章，斟酌紀、張。於諸部目，一一質定，然猶未敢以為定論。今茲講述，僅能敘其源流及部類大略而已，若欲專究詳及細目，則吾書具在，或有取也。《續校讎通義》二冊，上海書坊有代售。
鄭樵《編次必謹類例論》曰：十二野者，所以分天地之綱，即十二野不可以明天。九州者，所以分地之紀，即九州不可以明地。《七略》者，所以分書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書。欲明天者，在於明推步；欲明地者，在於明遠邇；欲明書者，在於明類例。又曰：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不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耳。又曰：一類之書，當集在一處，不可有所間也。又曰：古之編書，以人類書，何嘗以書類人？又曰：《七略》惟兵家一略，任宏所校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為四種書，又有《圖》四十三卷，與書參焉。觀其類例，亦可知兵，況見其書乎？
劉歆《七略》：《別錄》一曰《輯略》，乃諸類之序。二曰《六藝略》，分《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三曰《諸子略》，分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農、雜、小說十家。四曰《詩賦略》，賦分三類，又雜賦、歌詩，凡五種。五曰《兵書略》，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六曰《術數略》，分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種。七曰《方技略》，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種。其《別錄》之文已佚，而目在《漢書·藝文志》中。魏鄭默制《中經》，荀勖又因著《新簿》，分為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東晉初，著作郎李充總沒眾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宋王儉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古今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梁普通中，阮孝緒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紀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以上俱見《隋書·經籍志·敘》。諸書今俱亡佚，惟阮氏《目錄》在《釋藏·廣弘明集》中。唐修《隋書·經籍志》，則沿李充以降四部之目，經分十種，史分三十種，子分四十種，集分三種。道、佛二家，錄其大綱附四部之末。自此以降，官目史志皆沿四部，但細目分合多寡不同。直至乾隆修《四庫全書提要》，乃稍齊整，其《例》曰：自《隋志》以下，門目大同小異，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今擇其善而從。又曰：焦竑《國史經籍志》多分子目，頗以餖飣為嫌。今酌乎其中，瑣節概從刪並。所定經分十類，史分十五類，子分十四類，集分五類。其中如禮、小學、地理、詔令、奏議、傳記、政書、目錄、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小說，皆於類中更分子目。此目一定，世之言著錄者多遵用之。光緒中，張之洞作《書目答問》，以是選目之體，又稍變通，然大體無改也。
今論部類，不能細數古今同異之故，僅列《七略》至《隋志》變遷，為表如下。
《隋志》以後，《四庫》以前，亦有不用四部法者。宋初李淑《邯鄲圖書志》於四部之外，更立藝術、道書、書、畫四類。鄭樵《通志·藝文略》則分十二類：一經、二禮、三樂、四小學、五史、六諸子、七星數(1)、八五行、九藝術、十醫方、十一類書、十二文。鄭寅《書目》則分七類：一經、二史、三子、四藝、五方技、六文、七類。此皆有獨見而實未安。明人所立則尤疏謬。祁承爜《澹生堂藏書目》首《庚申整書略例四條》，前二條曰：一曰因。因者因四部之定例也，多寡適均，惟荀氏之四部稱焉。陸文裕公之藏書分十三則，一錄經，次錄性理，又次錄史，錄古書，錄諸子，錄文，錄詩，錄類書，錄雜史，錄雜錄(2)，錄韻書，錄小學、醫藥，錄雜流，而以宸章令甲別為制書。沈少司空稍為部署，而首重王言，故一曰制，二曰謨，三曰經，四曰史，五曰子，六曰集，七曰別。別者，道其所道，非聖人之所謂道也。八曰志，九曰類，十曰韻字，十一曰醫，十二曰雜。雖各出新裁，別立義例，然而王制之書，不能當史之一，史之書，不能當集之三。多者則叢聚而易淆，寡者又寂寥而易失，總不如經、史、子、集之分簡而盡。一曰益。益者，非益四部之本無也。而似經似子之間、亦史亦玄之語，類無可入，則不得不設一目以匯收。十許卷之中，約千萬之事，既非正史之敘述，亦非稗史之瑣言，故益以約史者一。性理諸儒論學之語，皆六經之註腳，豈可與諸子並論？故於經解之後，益以理學者二。代制出於王言，非臣子所敢自擅，經筵關乎主德，非講義之所例觀。然兩者皆無專刻，惟各取本集之所載，而特附其名目於制詔、經解之內，故益代言筵者三。叢書之目，既非旁搜特采，以成一家之言，復非別類分門，以為考覽之助，合經史而兼有之，采古今而並集焉，斷斷非類家所可並收，故益以叢者四。文有滑稽，詩多艷語，搜耳目未經見之文，摘古今所共賞之句，非可言集，而要亦集之餘也，益余集者五。按：此所引陸樹聲(3)《江東書錄》最為無理，古書不知何指，史外復有雜史，小學外復有韻書，至以小學、醫藥並為一類。其說曰：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醫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此真太任意矣。茅元儀《白華樓書目》分九學十部。九學者，一經學、二史學、三文學、四說學、五小學、六兵學、七類學、八數學、九外學。十部者，即九學而加以世學。其說曰：世學不可以示來世，然時王之制，吾先人以茲名於世。茅氏所學甚博，而所列與沈節甫略同，而較沈氏為明整。祁氏仍依四部，固是，然止以多寡適均為言，則大謬矣。部類自有大小，定位不可以書多而增、書少而減也。其所議益，自第四外，皆非無歸者，止別細目可也。諸家之同病，在尊王制，而其可取者，則在別出類書。然大體皆不周備，可見明世此學之荒，無惑乎《四庫提要》一出，而人皆遵之也。
《提要》之後，亦有不用四部法者。孫星衍《孫祠書目》分十二部：經學第一，小學第二，諸子第三，天文第四，地理第五，醫律第六，史學第七，金石第八，類書第九，詞賦第十，書畫第十一，小說第十二。強汝詢《佩雅堂書目》分三十類：一《易》、二《尚書》、三《詩》、四《儀禮》、五《周官》、六《禮記》、七《春秋》、八《四書》、九《樂》、十《爾雅》、十一正史、十二編年、十三儒家、十四農家、十五法家、十六兵家、十七道家、十八名家、十九天文、廿地理、廿一六書、廿二九數、廿三醫書、廿四卜筮、廿五目錄、廿六譜系、廿七小說、廿八文集、廿九詩集、卅詞集。其意皆有可取，而其法皆不可用。
章學誠《和州志·藝文書·敘例》曰：六典亡而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為四部，是師失其傳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職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書，以布治法，即各精其業，以傳學術，不特師氏、保氏所謂六藝、《詩》、《書》之文也。《司空篇》亡，劉歆取《考工記》補之。非補之也，考工當為司空官屬，其所謂記，即《冬官》之典籍，猶《儀禮》十七篇為《春官》之典籍，《司馬法》百五十篇為《夏官》之典籍，皆幸而獲傳後世者也。當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為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後，官制不行，而書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僅存，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非鑿則陋，勢有難行，故不得已而裁為七略爾。其雲蓋出古者某官之掌，蓋之為言，猶疑辭也。欲人深思，而曠然自得於官師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為七略，官失其守也。雖然，官師失業，處士著書，雖曰法無統紀，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學，可以見於當世施行。其文雖連綴，而指趨可約也。其說雖譎詭，而駁雜不出也。故老、莊、申、韓、名、墨、縱橫，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師傳未亡，則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無不出於古人官守，劉氏所以易於條其別也。魏、晉之間，專門之學漸亡，文章之士，以著作為榮華。詩賦、章表、銘箴、頌誄，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離時合，裒而次之，謂之文集。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無本，斯求助於詞采。纂組經傳，摘抉子、史，譬醫師之聚毒，以應時取給。選青妃紫，不主一家，謂之類書。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學術既無專門，斯讀書不能精一，刪略諸家，取便省覽。積漸相沿，後學傳為津逮。分之則其本書具在，合之則非一家之言，紛然雜出，謂之書抄。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會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調工拙，品節宮商抑揚。俗師小儒，奉為模楷，裁節經傳，摘比詞章，一例丹鉛，謂之評選。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並由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強編甲乙。而欲執七略之舊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枘鑿方圓，豈能合乎？故七略流而為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為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魏、晉之間，文集類書無所統系，原《注》：魏文帝撰徐、陳、應、劉之文，都一集，摯虞作《文章流別集》(4)，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覽》，類書之始也。專門傳授之業微矣。而荀、李諸家，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諸家，相去逾遠。其後方技、兵書合於子部，而文集自為專門，類書列於諸子。唐人四部之書，原《注》：四部創於荀勖，體例與後代四部不同，故云始於唐人也。乃為後代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蓋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遺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復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學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難，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譜牒、記傳之體，或本官禮製作，或涉儒雜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諸體，斷史為部，於是《儀注》不入禮經，職官不通六典，謨、誥離絕《尚書》，史評分途諸子。原《注》：史評皆諸子之遺，入史部，非也。變亂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簡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專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劉氏推為官守之別。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書，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夫集體雖曰繁賾，要當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則詩賦之所寄託，論辯之所引喻，紀敘之所宗尚，掇其大旨，略其枝葉，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別者矣。原《注》：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橫、王安石之禮家。存錄其文集本名，論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以為後學辨途之津逮，則卮言無所附麗，文集之敝，可以稍歇。家法既專，其無根駁雜，類抄、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治。是著錄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輕言編次哉？但學者不先有窺乎天地之純，識古人之大體，而遽欲部次群言，辨章流別，將有希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錄之家，好言四部而憚聞七略也。
《校讎通義·宗劉篇》曰：七略之流而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己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抄輯之體，既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別集，而實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今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有補於古人矣。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也，本紀為經，而志、表、傳、錄亦如《左氏傳》例之與為始終發明耳。故劉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後，而班固《敘例》亦云作《春秋考紀》十二篇，明乎其繼《春秋》而作也。他如《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則史而經矣。譜牒通於歷數，記傳合乎小說，則史而子矣。凡此類者，即於史部敘錄申明其旨，可使六藝不為虛器，而諸子得其統宗，即《春秋》家學雖謂今日不泯可也。名家者流，後世不傳，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顏氏《匡謬》，邱氏《兼明》之類，經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漢無傳，得尚儉、兼愛之意，則老氏貴嗇，釋氏普度之類，二氏中有墨家矣。討論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別者也。漢、魏、六朝著述略有專門之意，至唐、宋詩文之集，則浩如淵海矣。今即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之，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洵之兵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體既謂之集，自不得強例以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恆者，編於《敘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一端矣。類書自不可稱為一子，隋、唐以來之編次皆非也。然類書之體亦有二，其有原委者如《文獻通考》之類，當附史部故事之後。其無原委者，如《藝文類聚》之類，當附集部總集之後，不得與子部相混淆，或擇其近似者，附其說於雜家之後可矣。抄書始於葛稚川，然其體未雜，後人易識別也。唐後史家無專門別識，抄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藝文史部創為史抄一條，亦不得已也。嗣後學術日趨苟簡，無論治經業史，皆有簡約抄撮之工，其書既不能悉畀丙丁，惟有強編甲乙，弊至近日流傳之殘本《說郛》而極矣。其書有經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還其部次，則篇目不全；若自為一書，則義類難附。凡若此者，當自立書抄名目，附之史抄之後可矣。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自別為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即古人之詩文而漫為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後人嗣起，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為尚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不得不(5)盡廢之也。且如《史記》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錄矣，明茅坤、歸有光輩復加點識批評，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點識批評矣，豈可復歸正史類乎？謝枋得之《檀弓》、蘇洵之《孟子》、孫鑛之眾事(6)《毛詩》，豈可復歸經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論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豈復有通經習史之意乎？編書至此，不必更問經、史部次，子、集偏全，約略篇章，附於文史評之下，庶乎不失論辨流別之義耳。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復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則四部之與七略，亦勢之不容兩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原委，亦治書之要法。
《續校讎通義·通古今第一》曰：古曰七略，今曰四部，章先生明四部之不可復為七略，而欲人存七略之意於四部中，誠善矣。乃其撰《和州志·藝文書》，一用七略舊法，而以史部諸目七略所無者，別為紀載一目。又強編文集於儒、雜二家，僅能勝於鄭樵，而不能彌其偏缺。又其所收書少，門目不備，未有折衷。夫七略經數變而後成四部，同異紛然，四部之勢已成，萬不能復於七略，章先生之所定，未可用也。若仍用四部法，但於敘錄略加數語，而不問四部分目之當否，七略舊法之何在，則又空言而已矣。吾今用四部而治以七略，所以通之者，明四部之無異於七略耳。七略之大義明，即以為四部之大義，而吾之四部乃真與七略合，而非俗之四部矣。七略之大義云何？六藝統群書，諸子、兵書、術數、方技別出為小宗，詩賦則詩之流，而以書多別出者也。六藝，干也。諸子、兵書、術數、方技，支也。詩賦，附干之小支也。諸子、兵書、術數、方技出干為支，猶之旁宗，別立門戶也。詩賦則附干之支，猶之正宗之中，有一室焉，人繁而異宮也。班孟堅可謂知劉氏意矣，名志曰藝文。藝者，六藝也。文者，該諸子以下，凡著述皆統名為文也。加藝於文，見文之皆本於藝也。《隋書·經籍志》以經易藝，以籍易文，其猶知班氏意乎？四部之大義云何？以史、子為干。六藝者，干之根也。別為經部，但收附經之傳記，六藝之流，則歸之史焉，別出則子焉。文集者，由詩賦一略而擴大之，兼收六藝之流者也，則殿焉，是干之末也。譬之於人居，史為大宗，子為小宗。經則廟也，集則小宗而又雜居者也。經、史者，七略之六藝；子者，七略之諸子；兵書、術數、方技、集者，七略之詩賦。如此，則四部猶七略也，何必如章氏分裂史部諸目，強編文集，而後為七略肖子哉？要之，昔之視四部為平列，今之視四部則史、子為主，經在上而集在下。蓋天下之文，以內容分，不外三者：事為史，理為子，情為詩。以體性分，則不外記載與著作。史，記載也。子、詩則著作也。詩不關知識，知識之所在，則史與子而已。天下之學惟事理，故天下之書惟史、子矣。集則情文而兼子、史之流者也，經則三者之源也。此四部之大義也。六藝者六部最古之書耳，何以能統群書邪？蓋後世之群書，六藝已具其雛形。六經皆史，古人不離事而言理。史之於經，如子之於父。子之於經，如弟之於師。吾於《中書》申章先生之說已詳矣。《書》《春秋》《禮》之流，為史甚明。《易》雖言理，而意在藏往知來。《詩》雖言情，而意在觀風俗。其用皆與史同。若論其體，則《易》之流為術數，《詩》之流為詩賦，別為一略，以情文與事理並立也。術數與方技、兵書不與諸子同編者，固由專門各校，亦以其體實微與諸子殊也。章先生謂為虛理、實事之分，其立名不甚顯白，且易與史、子之別相混，此當借西方之名以名之曰通理與應用之分。蓋諸子皆言大理，舉一義以貫眾事，即陰陽家亦非止言術數之理。兵書、方技、術數則局於一事者也。故六藝外之五支，凡分三類焉，而皆統於六藝，此七略之大義也。
《治四部第二》曰：七略、四部之大義既明，則可以七略法治四部矣。治之云何？一曰尊經，二曰廣史，三曰狹子，四曰卑集。何謂尊經？經既以尊而別出為部，部中所收，當限於經之傳說，人人所知，奈何自《隋志》以後，皆以律呂之書入於樂也。宋鄭寅《七錄》，經部不收樂書，曰：儀注、編年不附《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此論甚卓。既為四部，凡六藝之流，皆入史、子部，而獨存律呂於經部，亦可謂不善學七略矣。譬之伯仲皆析居，而季獨守宗祠，此得為平乎？《四庫提要》又以私儀注概附《禮經》，名曰通禮、雜禮書。此又非《隋志》所有矣。《隋志》儀注一門在史部，惟說三禮者乃附於經，彼雖不明於樂，而猶明於禮也。《提要》乃曰：公私儀注，《隋志》皆附之禮類，是太誣矣。《提要》又曰：朝廷製作，事關國典，隸史部政書。私家儀注，無可附麗，匯為雜禮書，附禮類，猶律呂書皆得入樂類也。此真妄也。凡書當論其體，同為儀注，何分公私？必若所言，兵家者，司馬之流；法家者，司寇之流。兵、政、律例既入政書，何不竟以兵家、法家附於《周禮》，曰此私也邪？儀注之體，非詭異也，何謂無可附麗邪？故去禮、樂之妄附，而經尊矣。何謂廣史？六經之流，皆入史部，苟非詩賦、子兵、方技、術數，無不當入史部。許慎曰：史，記事者也。記實事者皆史也。何為乎譜錄、雜記乃入子部邪？《隋志》史部純潔無淆雜，而門目未備，條而別之，極其精，則史廣矣。或曰：昔人皆謂史部自《春秋》一類而充大之，今謂六藝之流入史，章先生未之言也。曰：謂史出《春秋》，特見史部首紀傳，而遷《書》，《七略》附《春秋》耳。官禮流為政書，《禮經》流為儀注，《軍禮》《司馬法》流為軍政，《尚書》入於《春秋》而為雜史之源，何一不入於史？使就《七略》之書，而以四部法分之，六藝所附，無一不在史部也。獨《易》流為術數，《樂》流為樂律，《詩》流為詞賦，下流浸廣，別為專部耳。故明乎六藝之流，而史廣矣。章先生撰《和州志·藝文書》，全用七略法，以詔令、奏議入《尚書》，琴調譜入《樂》，儀注入《禮》，年曆、紀傳入《春秋》。而別立紀載一門，分地理、方誌、譜牒、目錄、故事、傳記、小說、傳奇八目。其言曰：後世儀注入史，是以《儀禮》為虛器。荀勖、阮孝緒分出史傳，不得統紀。地理、方誌以下，《周官》各有掌故，盡歸六藝，則部次繁而難條別。《春秋》家學不可亡，馬、班以下不得別立史部。特立史部，則全奪六藝，傳業無復源流。或曰：章先生此法，可謂能存古而不戾今矣，何不從之，而必治四部乎？曰：章法未可從也，既不欲源流分裂，則紀載類諸書，莫非源於六藝而成家學，何又別之邪？儀注之於《儀禮》，軍政書之於《司馬法》，工政書之於《考工記》，類也。儀注附《儀禮》，則軍政、工政皆當附官禮，何又別為故事乎？若用七略，則紀載類中皆當條歸六藝。若別立紀載，則年曆、紀傳、儀注、琴調皆當離六藝，二者不可兼。今既患概歸之繁，而又偏舉此數者以附於六藝，是為小六藝，非為表六藝也。《七略》蓋以《軍禮》《司馬法》與《儀禮》並矣，但見《儀禮》遂附儀注，不見五禮之全，遂別故事於六藝，此可為通論乎？從吾之法，經部為源，史部為流，申明源流，眾知史部之皆出六藝官守，奚必附六藝為一部而後明，又何至如章氏所謂全奪傳業乎？金石一類，資考實跡，專立史部，自可附入。章氏別立紀載，反無所歸而別為一類殿末，使與六藝、諸子諸類大小不稱，前無所系，亦可見不通今之弊矣。故曰四部萬不能復為七略，不得不治四部也。何謂狹子？子者能成一家言者也。九流既衰，成家之學已少，兵書、術數、方技合併，後世子部已廣，何為乎譜錄、雜記類書皆入子部乎？雜記非有宗旨，而多記事，豈得為子？此章先生所謂紛然以儒家、雜家為龍蛇之菹也。小說者揚厲多風，非質實記事，以傳記為小說，而小說之義亡矣。若夫譜錄之書，自昔入史部無異辭。尤袤妄分門目，遂與史部目錄歧而為二，何可從也？凡若此類，剔而去之，則子狹矣。夫史、子之別甚顯也。蓋實事與虛理，記載與著述之分也。
章先生於六藝、諸子二略，得官師二義，此以子、史之源言也。子、史之體，則不以是分。蓋後之史，已不必為官書，而儒家中或有官撰功今之書矣。然即實事、虛理、記載、著述之分，亦有史、子相出入者，如政書中之議論及前所謂應用之術是也。刑法，制度也，而有律學。如近世紹興人之傳。禮，制度也，而有禮學。六朝與玄、文、史並立。至於今則有生計學、政治學，此皆與兵書相類者也。樂亦制度，而流為樂律專門，正如《易》之流為術數專門也。六經雖皆史，而《易》《樂》之傳則別矣。依四部之成例，推上文之大義，則律學、禮學、樂學之書當入制度，而兵學、術數則又入子部，是非同類而歧出邪？雖六經為史、子之宗，足以統之，而子、史二干，不已淆乎？《四庫》刑法、兵制在政書，而律學入法家，兵學入兵家，典禮在政書，而禮學又附經部，是兩歧也。樂制不入史部而入經部，而俗樂又入子部藝術，則三部皆混矣。將全入制度歟？則兵書、術數、方技莫非官守，皆當移入史矣。將入諸學於子部歟？則諸制度又不可入子，是一類書而分兩部矣。鄭樵嘗於經、史、子外，別立禮類、樂類、食貨類，而星數、五行、藝術、醫方亦皆別為類，此可從邪？禮、樂、兵立類，則刑、工亦當立類，是將取國之制度悉分立之。如《通典》《文獻通考》之例，以是與經、史、子、集並立，倫邪？不倫邪？章先生謂諸子與兵、術、方三略有虛實之分，合之者為非，當仍分之，此可從邪？於此三類，則得之矣。於禮、樂、刑又何以處之邪？四部法之敗缺，蓋在是矣。雖然，此無傷也，四部之法，不必更張也。蓋世間諸事端，罔非官有制而私有學，而言事不離理，言理不離事，史有宗旨亦似子，子須徵實亦資史，猶之記載之文，或參議論，議論之中亦有記載，固不可以嚴劃者也。《書》《春秋》之流以記實為主，九流之流以陳大旨為主，固純乎其為史、子矣。彼禮學、律學雖有專家之業，而其說固依於制度，未有舍制度而空陳大理者。且亦無技巧之相傳，如兵、術、方之類也，是以制度為主者也，固當入之史。兵書雖與兵制出入，而權謀、形勢、陰陽、技巧與編制營伍之法終不相同，是固可分別入兩部也。術數、方技雖有官守，而皆專門技術，民間傳用，官書特因而定之耳，固與禮、刑之為儒者通講者不同矣。是以技巧為主者也，固當入之子。樂有制度，然其狀實與兵、術、方同，而不與禮、刑類，是亦當入之子部。由是以談，禮學、律學附禮、樂(7)而入史部，樂與兵、術、方及諸藝術書畫、篆刻之類。並立於子部，仍次九流之後，以示純理、應用之分。兵之制度在史，樂之制度入子，斯亦皎然不混矣，不必更張四部而別立門目也。何謂卑集？漢、隋二《志》時，集中無子、史專書，後世文集之濫，章先生詳言之矣。然既有此部，已成萬不可反之勢，知其為下流所歸可也。章先生欲條其能成家者，著於《敘錄》以杜濫，其意善也。而其撰《和州志·藝文書》竟以儒者文集入之儒家，其餘入之雜家，自謂能明古者立言之旨，而不自知其謬也。九流既衰，後世皆貌儒術，不成家者十之八九，非兼儒、墨，合名、法，如古之雜家也。其成家者亦未易別其為儒、道、法、縱橫也。必強定之，及皮相而以為儒，難名而以為雜，固必然之勢，以儒、雜二家為龍蛇之菹，非自言之而自蹈之乎？且後世文集雖甚雜，詩賦之流究猶多而為主，既用七略，而不得不列詩賦專集，而詩賦多者，反以為文集而溷入雜家，其不可從明矣。章氏又謂宋鄭寅《七錄》去集之部目，所見過於鄭樵。此亦誤也。寅與樵俱變集稱文，徒更其名耳，何優何劣邪？要之，集本卑名，非復《七略》詩賦之舊。既已卑矣，多容何害？必附諸子，不至於強鑿不止也。
《外編第三》曰：七略義例所有，雖七略無其書，亦可治也。七略義例所無，強編四部之中，而四部以蕪，七略以亂，此則不可治也。
收之不可，棄之不能，惟有別為外編，使與四部離立。亦如章氏之修方誌，三書之外，別為叢談，不使混於經要也。章氏舉四部之不能反七略者五端，而各為之計。一曰史部不能悉隸《春秋》。二曰名、墨後世無支別。三曰文集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曰抄輯之體非叢書，又非類書。五曰評點詩文，似別集而非，似總集而又非。夫史之所包本廣，文集不可強分，已說於上。名、墨無傳，然尚有其書，可分立部目也。所患乎不能復古者，在增古所無，難於位置耳。若減古所有，固不足病，不必如章氏以考證書釋道家附會名、墨也。所患者，抄輯、類書、評點三者耳。尚不止此，吾為增之。一曰雜記，二曰考證書，三曰蒙求。除評點可如章氏說，其餘五者，當統為外編，以附於四部。類書一門，章氏謂有原委者，如《文獻通考》之類，當附史部故事。無原委者，如《藝文類聚》，當附集部總集，或擇其近似者，附於雜家之後。胡應麟已有此說，然未盡也。《文獻通考》意主典章，固可入之故事。《藝文類聚》意在輯文，固可入之總集。然類書不特此兩種也。類書源於《皇覽》《初學記》《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非有意於輔史輔文也，其所立門類，兼該甚廣，非專於典章與藝文也，則將何歸乎？小小摘比，尤不可殫舉。或主益詞章，搜求秀艷；或取便翻檢，綱羅數名。其體甚大，不比抄摘之短書；其用亦宏，不比考史之譜錄。若不別立一門，強配必滋弊矣。抄書與類書不同，章氏別之甚當，此有數例：抄輯群書，刪為簡本，如《說郛》之類，一也。纂錄雜記，依類分編，二也。摘比華采，略分門類，抄一書，如洪邁(8)《兩漢博聞》；抄群書，如《儷府字錦》(9)；限一體，如詩賦、四六之類，三也。此三種，六朝已有，《隋志》附之雜家小說中，其純取格言、小說，自當歸於儒家、小說，而又不盡然也。《四庫提要》以一者入之叢書，不知抄輯刪簡，非合刻之比也。三者入之類書，則又非分隸群書也。二者列之雜家，為雜纂，則彼記事纂言，又非有宗旨也。章氏謂當別立一門，名曰書抄。書抄之名，亦出《隋志》，舉以該此三種，甚為允當。若謂附之史抄，則又未是。史抄，隋前已有之，《隋志》附之雜史，《敘例》所謂抄撮舊史，自為一書，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者，此乃後世綱鑑之流，非《兩漢博聞》之例，彼自勒成首尾，其高者亦有意旨，書抄既未可比之，而復不專於史籍，何可因抄而混之邪？評點之書，明以來為盛，間亦論事，或加考證，非可盡附文評也。宜取專論文者附之，而兼考證者則仍各歸其部，以其體雖卑，而於本書固未始無裨益也。雜記者，札記隨筆之書，紀事論文，考古談今，大或關於經、史，細或涉於市井，蓋以宋為盛。唐人之書，或專記事，自為傳記，或專考訂，其體猶純，雖間有出入，無此瞀亂也。自宋以來，此類始不可方物矣。目錄家強附之子部，又分其多記事者入史部。《四庫提要》於雜家中立雜考、雜說二目，又以記事大者入雜史，小者入小說，皆從其多者強分之。其實雜家兼儒、墨，合名、法，雖不純而成家，非雜說也。雜史之目，乃以目紀傳、編年二體外之成體者，小說者揚厲多風，意存諷勸，皆非此類之體。蓋有此類之體，而子、史二部皆亂，出此入彼，雖別於毫釐，終不齊也。有質實記事而誤入小說者矣，有多考證而誤入雜說者矣，考證多則入之雜考，記事多則入之雜史。小說亦考證，亦記事，無可歸，則驅而放之雜說焉，意已苦矣。乃又援《論衡》《風俗通義》為源。彼二書固雜家也，質定世疑，自有宗旨，夫豈隨手札記之倫哉？類書、書抄雖混入四部，猶聚一處，易於剔出，此類出入諸門，散處如流寇，故不別之於外編，四部難理也。雜記之專考訂者，昔人援《風俗通義》《獨斷》《古今注》為始。《獨斷》者，記典章之書；《風俗通義》自有宗旨，宜歸雜家；《古今注》專主辨名，旨無旁及。皆非後世考訂書也。唐人始多考訂之書，然《匡謬正俗》辨別文字，自是小學支流，惟李涪《刊誤》、邱光庭《兼明書》乃真考證書耳。《四庫提要》列之雜家，為雜考，不知其無宗旨，不得為雜家。張氏《書目答問》列之儒家，則又過張考據之習氣。考據之書，四部兼該，既非立言之體，又非儒者之能事也。章氏入之名家，則未周知其體。古之名家，所謂命物、毀譽、況謂三名，雖涉於小學之書名，實以質世事之名實，豈考訂群書之比哉？近世校勘學興，且以校勘為一書，版本目錄，匯題跋以成編，校補審正，分群書而成卷，既難割裂以屬於群書，更不可混同而歸之諸子，列之外編，以作《四庫》之副，猶《六藝略》之附《爾雅》，集部之附詩文評，則善矣。蒙求之書，排列名數，或為韻括，謂為譜錄，則略說而非專門，謂為類書，則順列而非分隸。天地人物，淺而言之，不得以為故事也。周、秦、漢、魏，簡而數之，不得謂為史抄也。對偶者，非詩非頌；直達者，非史非子。以為書抄，則自以己意為聯綴；以為考證，則僅取陳跡於簡編。李氏《蒙求》昔入類書，何嘗分門類事？六藝綱目，昔附小學，何嘗自有發明？別之外編，一切蒙學之書，有所歸矣。或曰：何不立叢書一門邪？曰：叢書者，匯刻之書，簿錄卷帙，則當別為一目。條別種類，則當散歸各門，不宜蹈《漢志》。劉向所序、揚雄所序，苟以人聚，不加分別也。《四庫提要》立雜編一目於雜家，以收叢書。雜編、雜纂相次，究何分別立名？已為不當。叢書中大部悉入《存目》，蓋其書已散歸各類矣。則此門本不可立。既立矣，而所收乃僅《儼山外集》《古今說海》《少室山房筆叢》《鈍吟雜錄》而已。外集、雜錄種類雖多，皆雜說也，筆叢則皆考證評議也。《說海》與《說郛》同，抄摘不全書抄也，皆非合刻之叢書，彼自都一人之作，與專輯小說，豈得謂之雜哉？或曰：章氏以文集與類書、書抄並論，今諸門皆屬外編，何不並文集而外之，愈完七略法乎？曰：文集出於詩賦一略，當《七略》時，詞賦已不能附於詩，四部既分，詞賦愈不得不別為一部。今之文集雖濫，而詞賦專家之餘意不入子、史之正體，固猶末泯也，即子、史專家之散入文集者，尚可別而出之也。類書、書抄、評點、蒙學，其體卑，不足論矣。考證之書，尚考文集，何可與文集並？雜記之書，其中容有近於子、史專家，然本為文集之緒餘，其體亦不及文集之完整。零碎之作，固不得與可單行之篇抗矣。
張氏《書目答問》於四部後，別立叢書之目，例甚善也。《四庫總目》亦存叢書之目，但入之雜家，不當耳。蓋叢書所收，別其種類，散歸各部，非有總目，不便尋檢。惟經、史大部合刻在一類中者，乃可省錄叢刻之名耳。此當斟酌其當，苟一叢刻而所收類別分歧，雖一卷亦必別之；苟一叢刻而所收皆為一類，雖大部成書，亦可依叢目列之也。
《四庫》以道、釋二家列於子部，而又收其傳記，是大謬也。佛藏有經律論，道、釋二家有經戒、符籙、法訣，與四部約略相當。且又有傳記，是固未可混編四部之中，抑亦不能總居子部。齊末別集釋氏經論於華林園，不與四部同編。阮《錄》曰：釋氏之教，王氏雖載於篇，而不在志限，未是所安，故序為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仙》陳於方技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今合序為外篇第二。《隋志》因之，亦附二家總數於末，但取傳記列於史部。《開元四部書錄》釋氏經、律、論、疏，道家經戒、符籙，亦別為目錄十卷，此例甚善。劉《略》時二教未興，止房中、神仙二術，故列醫家耳。宋李淑《書目》尚以道書別於四部。自《舊唐志》始收二家書於道家中，而又不別其體，不可從也。說詳下文所錄《定體篇》。
類分細目，始於鄭樵。其《編次必謹類例論》曰：《易》本一類也，以數不可合於圖，圖不可合於音，讖緯不可合於傳注，故分為十六種。《詩》本一類也，以圖不可合於音，音不可合於譜，名物不可合於詁訓，故分為十二種。《禮》雖一類，而有七種，以《儀禮》雜於《周官》可乎？《春秋》雖一類而有五家，以啖、趙雜於《公》《穀》可乎？樂雖主乎音聲，而歌曲與管弦異事。小學雖主於文字，而字書與韻書背馳。編年一家，而有先後；文集一家，而有合離。日月星辰，豈可與風雲氣候同為天文之學？三命、元辰，豈可與九宮、太一同為五行之書？按：樵之所舉，皆是類中小別，漢、隋二《志》於此多止於敘次之間，暗分節段，而不明區。踵事分詳，自可類中分目。然此所舉當分三類，若《儀禮》、《周官》、《公》、《穀》、啖、趙及字書、韻書，三命、元辰、九宮、太一，自是各為大族，不可混淆。若圖音與譜，止體之異，而家不別。乃其小者，且多相連屬，不可嚴劃。凡著述嚴論體義，則支別滋多。著錄類例，固貴分明，而立目亦不宜太碎，反致繁眩。其可分者當分之，分之太小者，則宜用暗分之法，其至於不可分者，則解題自明，不必分也。《舊唐書·經籍志》及鄭氏《藝文略》，或分或不分，詳略多失所宜，今此講授，不能備述。小目但略舉數條，以示其例，至於編年之先後，自屬一類中次序之事，別說於《次第篇》中。
姑以經部言之。如經之經本家法，當別者也。鄭樵《編次有序論》曰：《隋志》每於一書而有數種學，雖不標別，然亦有次第。如《春秋》三《傳》雖不分為三家，而有先後之列，先《左氏》，次《公羊》，次《穀梁》，次《國語》，可以次求類。《唐志》不然，三《傳》《國語》可以渾而雜出，四家之學，猶方圓冰炭也。不知《國語》之文，可以同於《公》《穀》，《公》《穀》之義，可以同於《左氏》者乎？按：《四庫》於三《禮》則分，而三《傳》不分，蓋以六朝家法之書已少，唐後不復分宗，而後來專家之書，又尚未出，故從略耳。然於專說《論語》《孟子》，與總說四書，亦不分次，則太簡矣。經之單篇專說與注說、音圖之體別，則不必別，而宜暗分者也。鄭氏又曰：《隋志》於禮類有《喪服》一種，雖不別出，而於《儀禮》之後，自成一類。以《喪服》一種者，《儀禮》之一篇也，後之議禮者，因而講究。雖成一家之書，尤多於三《禮》，故為之別異，可以見先後之次，可以見因革之宜，而無所紊濫，今《唐志》與三《禮》雜出，可乎？《續校讎通義·四庫經部篇》曰：朱氏《經義考》即分單篇於後。《四庫提要》於《洪範口(10)義》，乃謂《隋志》已雜置不別編，不知《中庸》別出，《七略》已有前例，《隋志》列單篇於注後疏前，亦非雜置也。
《續校讎通義·漢志余義篇》曰：先漢經說，有章句，有訓故，有內傳，為一類，隨經明詁，其體徑直。有外傳，有微，則依經立義，其體旁通。又有說，則在二者之間。或述大義，或申旁說。《七略》先傳、故、章句，而後外傳與微，具有次第。《隋志》尚能用其遺法。自唐以來，但依朝代，不復條別其體，鄭樵有意焉，而考之不精，多立門類，重複訛舛，不可法也。又《四庫·經部篇》曰：《尚書大傳》，述事之傳也。《韓詩外傳》，古外傳也。《春秋繁露》，微也。今之經說惟存章句故訓，於古傳例不備，獨三書僅存。《提要》各置之附錄，謂與緯相類，是直不辨古經說之體矣。又《明隋志篇》曰：經部次第，略仿《七略》，《易》類先注，次一篇注，次音，次雜論義，中該微體，次疏，終以譜。《書》類先注，次一篇注，次序及逸篇，次音，次疏與雜義。《詩》類先《韓詩》，存古也。次注，次音，次譜，次雜義及序說，次疏，終以業氏詩。《禮》類，一、《周官》。先注，次音，次雜義，次疏，次圖。二、《儀禮》。先注，次疏，次《喪服》一篇《註疏》，次《喪服別記圖》與雜說。三、《大戴記》。四、《小戴記》。先注，次《月令》，次音，次雜說，次疏，次雜義，次雜禮論義。五、三《禮》總說。附註一節之說，次圖。《春秋》類首經文，一、《左氏》。先注，次音，次條例雜說，次序說，次疏。二、《公羊》。先注，次條例雜說，次疏。三、《穀梁》。先注，次條例雜說。四、《公》《穀》二家合及三家合。五、土地名外傳。《孝經》類先注說，次疏及雜義。《論語》類先注，次雜說，次疏。家法分明，體裁詳晰，間有雜亂，或由寫雜，大體固可尋也。豈惟考經義者不惑，考傳說體裁，亦得大略矣。又《四庫經部篇》曰：張氏《書目答問》經部各屬之中，類次加墨段，暗分子目，甚為明當。《易》類先漢學，而卦氣及焦循之申王弼者附焉，次緯及支流，次非漢之學，次辨圖及占筮書，次音。《書》類先漢注，次天文、《禹貢》，次焦循之申孔，次單篇統論，次撰異之考文字，次中候。《詩》類先注說，次名物、地理、氏族，次音，次毛、鄭外古說及通考、重言、雙聲、疊韻，次三家。《周禮》類先注讀，次祿田、軍賦、考工、車制，而以任氏《肆獻祼饋食禮纂》附焉。《儀禮》類先注圖例疏校讀，次宮室、弁服、喪服，次不純宗漢之說，而《讀禮通考》終焉。《禮記》類先注說，次《月令》《深衣》《燕寢》《明堂》禘諸專說，次《大戴》，而《夏小正》《三朝》附焉。三《禮》總義類先漢學(11)，次郊社、禘祫、宗法，而《釣台遺書》之四種及《五禮通考》附焉。《左傳》類先杜書，次賈、服古《注》，次補註疏，而事緯附焉，次歷譜、地理、氏族、名物、鄉黨。圖考之單篇則在《論語》諸注說後，《大學》之單篇則在總說四書之末。諸經總義類先緯，次集古，次古訓語詞，次雜解，次宮室、天算。諸經目錄類則先經說目錄，次經師。凡此皆秩然有條。
類目之名，立之須安，亦舉數端，以示其例。《續校讎通義·溯鄭荀王阮篇》曰：阮曰：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略》，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為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於子末，總以子兵為稱。按：軍字本義僅指營屯，王徒好異，糾之誠當。或謂省諸子而單言子，似不詞，不知《說文》云：子，人以為稱。子家之稱，由來久矣。阮曰：王以詩賦之名不兼余制，故改為《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為集，於名尤顯。按：王之名翰，主於翰藻，阮時之集，亦止詞章，子、史專家，未嘗羼入，不得以後世文集為譏也。阮曰：王以術數之稱，有繁雜之嫌，故改為陰陽。方技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為術藝。竊以陰陽偏有所系，不如術數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技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名。按：王氏所改，朝三暮四耳，阮糾甚當。又《四庫史部篇》曰：政書一門，舊稱故事，乃因古者有律，有令，有故事，無六典總括之書，但有瑣細章程。所謂故事者，非如律令之早定，皆臨事斟酌以成之，猶後世之事例。今總合職官、典要、儀注、刑法，則故事二字以小貫大，不能該矣，不特易與傳記混也。章氏仍從舊稱，未之思也。章氏於《和州志·藝文書》駁鄭樵故事、職官易淆之說，謂職官全重官秩品令，或職掌大綱，故事文則通於沿革，指僅明其專司，二者如鳧鵠之弗可同。其言明白矣，何於此收職官而反以故事概之邪？《四庫》改為政書，較妥矣，而亦前無所見。古者政官主軍，雖有為政之語，乃隨文之稱。《周官》稱典稱禮，不雲政也。典章之名，差為合宜。然私門議論，間入其中，亦有所妨。今擬改為制度。制度之名，凡制皆該，時令、樂律，亦不出此。《四庫提要·五經總義類敘》曰：《舊唐書志》始別名經解，諸家著錄因之，然不見兼括諸經之義。朱彝尊作《經義考》，別目曰群經，蓋覺其未安，而采劉勰《正緯》之語以改之，然又不見為訓詁之文。徐乾學刻《九經解》，顧湄兼采總集經解之義，名曰《總經解》，何焯斥其不通，蓋正名若是之難也。考《隋志》於統說諸經者，雖不別為部分，然《論語》類末稱《孔叢》《家語》《爾雅》諸書，並五經總義，附於此篇，則固稱五經總義矣。今准以立名，庶猶近古。《論語》《孝經》《孟子》雖自為書，實均五經之流別，亦足以該之矣。徐時棟《煙嶼樓讀書志》駁《提要》曰：此類中各書往往論解多經，斷非五經二字可該。若謂《孝經》《論》《孟》均五經之流別，則苟非二氏，何一書非五經之流別乎？況功令明稱十三經，豈可以五經二字統乎？不如采《文心雕龍》以群經為號，乃《提要》謂其不見為訓詁之文，此語頗可駭怪。《易》類、《書》類、《詩》類所錄，何一非訓詁之書，其名何一見訓詁之文乎？按：徐說五經不該，是也。而謂諸類皆不見訓詁之文，則未是。諸類中實當先錄經之本文，《四庫》自失之耳。總義類則無本文也，經文雖有合刻本，為總目者自當分著之也，張氏《書目答問》稱諸經總義是也。
《續校讎通義·鎔異域篇》曰：部類既定，尚可增減乎？曰：所貴乎部類者，為其不可增減也。章氏常言，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以書籍之多寡而增減部次，是亂部次也。夫部類因書而立者也，有是書即當有是類，古無今有，人事之常，現在無增，安保將來之無增？《七略》之時，地理書無多，乃附於刑法。《隋志》之時，書抄、譜錄未多，乃附於雜家小說，後世則不可從矣，此當增者也。然所增者，皆於大體中自有位置，非增之以破大體也。故細目易增，而類不易增也；類可增，而部不可增也。自《唐志》以降，則多妄增所不必增矣。章氏之於七略，可謂精矣，然惟知推原官守之義，於其統系猶未明白，故嘗謂《七略》書類不全，而增紀載一門。《舊唐志》序言昔之七錄、四部，部類多有所遺，此則後世著錄家通有之謬語。核《唐志》之所增，曷嘗果為不可不增者哉？不明部類，不知統系源流之何屬，姑妄增之，求無不可收，不知本有所歸，而以為前無此部，乃自來著錄家之通病，由是而七略、四部不能通合，部類乃多重複濫亂之弊矣。
自來著錄家精於類例者希，書稍異常，便不知所措，彼方患門類之少而增之，寧肯於舊有者有所減乎？故增之病多，而減之病少，然而竟有減者，則其謬尤易見。《續校讎通義·四庫史部篇》曰：譜牒之書，古今俱多，自昔著錄，皆特立一門，而乾隆《四庫》則去之。年譜入於傳記總錄，而《元和姓纂》《古今姓氏書辨證》《萬姓統譜》則皆入類書，此大謬也。其故不過以意在選存，而私家之譜繁多猥濫，難於別擇，故竟置之，如孫詒讓《溫州經籍志例》所謂篇帙日增，不可殫究而已，不悟著錄以明學術。譜牒自是一家之學，體則史之支流，事則群之要領，近代譜學雖微，豈無精善之編，正當錄存以為模式，正使無可採錄，猶當但錄總譜以存其部次，況非無其書，乃以憚於閱攬，遂沒此一門乎？又《四庫子部篇》曰：名、墨、縱橫舊目書少而仍存其目，不沒九流也。而《提要》以為拘泥門目。夫以部次治書，不以書增減部次，此校讎之大義，何為拘泥哉？《明史》只限一代，無此類書，故省之耳。統合著錄，不當省也。墨家尚存《墨子》，縱橫家尚存《鬼谷子》，趙蕤《長短經》亦近縱橫，苟不至於無書，即當存其目，況名家尚有《公孫龍》《尹文子》《人物誌》三部邪？雜家自與名、墨、縱橫殊，今以名、墨、縱橫併入之，此如張族微而並之於李，其可通乎？且諸子佚文，近有輯本，分別錄之，不患少也。
古今著錄，固有有其書而失其類、有其類而失收其書者，此又非並省之患，乃疏漏之患也。鄭樵《編次失書論》曰：書之易亡，亦由校讎之人失職故也。蓋編次之時，失其名帙，名帙既失，書安得不亡也。按：《唐志》於天文類有星書，無日月風雲、氣候之書。豈有唐朝而無風雲、氣候之書乎？編次之時失之矣。按：《崇文》書有風雲、氣候書，無日月之書。豈有宋朝而無日月之書乎？編次之時失之矣。《四庫》書並無此等書。射覆一家，於漢有之，時有其書，《唐志》《崇文目》無，何也？軌革一家，其來舊矣。世有其書，《唐志》《崇文目》並無，《四庫》始收入五行類。醫方類自有《炮炙》一家書，而隋、唐二《志》並無。何也？人倫之書極多，《唐志》只有袁天綱七卷而已。婚書極多，《唐志》只有一部，《崇文》只有一卷而已，《四庫》全不收。按：此諸書所以失載，蓋所藏偶無是書，自是搜訪未周。數術之傳，其僻微者自有無書不著之時，然要未遂絕也。
《續校讎通義·收俗書篇》曰：夫衰微之學、隱僻之書，不傳失載，固其宜也。乃有盛傳於時、充溢於市，而為著錄家所不取者，則俗書是也。講章乃經解之流，平話乃小說之變，曲乃樂、詩之再傳，制藝亦文之一體。《四庫提要》於講章、時文及曲亦論其源流，而講章則於揣摩舉業而作者，概從刪汰，曲則惟錄品題論斷之詞及《中原音韻》，而曲文不錄。時文則悉斥不錄，而只錄欽定《四書》文，以為標準。孫詒讓《溫州經籍志敘例》亦不收《琵琶記》及時文，謂使野言詭說不淆文史。此之所見，亦隘甚矣。講章之中，豈無發揮精義之作，其意雖陋，其言安可概非？至於時文、平話、曲詞，尤為一代之文。以體論之，小說為雜記所濫，佳平話反為真小說。詩體為牽率所壞，反不如佳曲之能道情。煒燁譎誑之體，廣博易良之教，在此而不在彼。以時論之，則元之曲，明之時文，乃與漢賦、唐詩、宋詞同為一代菁華之所萃，其境廣，其詞精，足以知人論世，猶過其時之古詩古文。故王圻《續文獻通考》收《西廂記》《琵琶記》，《千頃堂書目》以制舉時文附於總集，高儒《百川書志》以傳奇入於別史，皆知其體之重，不可沒也。即使其體未宏，於時未重，而既有此體，即有源流，有工拙。而一時之意指事實，亦即有寓於其中者，如六朝以來之謎語、宋以來之尺牘、明以來之楹聯、近世之詩鐘，以及俚曲村歌，罔非天地間一種文字，不可得而廢也。《提要》謂講章如浮漚，隨起隨滅，不可勝數。其實著作關乎風氣，即宋之詩話、雜記，明之小品、玩賞書，近世之考證書，亦何非浮漚哉？亦為慎擇之而已，不聞沒之也。《提要·凡例》曰：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補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故釋、道外教，詞曲末技咸登簡牘，不廢搜羅。然二氏之書，必擇其可資考證者，其經懺、章咒並凜遵諭旨，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青詞，亦概從刪削，其倚聲填詞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遺音》、張可久之《小山小令》，初以相傳舊本，姑為錄存，並蒙指示，命從屏斥。觀此則削除諸作，乃由徇一時之上意，固非著錄之通裁矣。夫家藏目，自可隨所好惡，選目自可任其棄取，若總目、專目，則當無所不收，不容有所廢置。蓋著錄學術之公，即使其書乖謬至極，猶當如曾鞏所謂明其說於天下，使人皆知其不可從。況《琵琶記》為古今奇作，傳奇乃溫郡特長，而孫氏竟棄之，其暗於大理甚矣。
《續校讎通義·鎔異域篇》曰：今所定之目，固以華夏之書言也。若異域之學，統系與吾不類，將何以處之邪？西洋目錄部類，以勃郎、杜威為有綱目條理。今觀其部類，勃郎氏所分：一、宗教及哲學，二、歷史及地形，三、傳記，四、辭典、叢書，五、社會學，商學在內，即生計學。彼之生計以商為主也。六、科學，七、美術及娛樂，建築學在內。八、應用技術，建築法、工農家政均在。九、語言及文字，圖書館學，書目提要附。十、詩及戲曲，十一、小說。集合著作、雜誌之不在他類者附此。杜威氏所分：一、總記，目錄、圖書館、百科全書、叢書，雜誌、新聞紙均在。二、哲學，心理、倫理均在。三、宗教，四、社會學，有風俗。五、語學，六、自然科學，七、應用技藝，八、美術，園藝學在內。九、文學，小說在內。十、歷史。地理、遊記在內。以比觀於此土之七略、四部，則此土所有者，彼皆有。而彼所有者，此土多無之。於是人多欲改此之部類以從彼，以為彼以義分，此以體分。體分承七略，乃一國之私，義分據自然之標準，乃天下之公，故彼之類足以該此，而此之類不足以該彼。此論似是而實非也。彼亦有史傳與文藝，是亦以體分也。若以義分，則彼史家、文家所持之主義，固非一矣。至謂義分，乃天下之公，則事理情之殊，記載與著述之別，又何非天下之公邪？且審觀之，史、詩二類，固彼此之所同，彼之史體，正《尚書》之類也，文字、語言、小說、戲劇，亦皆此之所有。所不同者，乃在此之子與彼之諸學耳。此少而彼多，此統於經，而彼不然，此不足以該彼，而彼足以該此者，專在於是，是自有故焉。明乎其故，則知彼固不能用此之法，吾亦不能棄此而從彼也。蓋書籍之部類，依於學術之系統，而彼此之學術，有根本之異。彼之學由物起，各別而究之，始於自然，中及社會，近乃及於心理，其統系之立甚遲，至孔德始有學術統系。其大體由分而合。此之學則由心起，一貫而究之，舉一宗旨，則論人生如是，論政亦如是，乃至生計、藝術罔不如是，其統系之成甚早，其大體由合而分。由此而一一比觀之，宗教之經與佛經同，而不與六經同，蓋專記教者之言行，而非事理之總紀也，其儀式則整邪。美學在哲學中，而藝術皆以為原理，自然科學之於應用技術，應用技術之於美術，皆互有出入，而哲學家書亦常有貫論社會問題，與吾華同者。諸科專史之當互注，史、子又相類也。蓋學術系統固有牽連，而記載著述亦不可嚴劃，吾固屢言之矣，烏有截而齊之目錄哉？
既定部類，當議配隸，夫立部即所以隸書，似二事而實一事。不知世有何書，而虛立部類，勢固不能。不知書有何類，而意為配隸，理所不許。立部之不當，由見書之不廣不明；隸書之失宜，由立部之不精不析。故部類既定，而配隸仍有疑惑者，是仍立部之疑惑，有所未解也。《續校讎通義·定體第四》曰：凡分類，必有標準。若標準歧出，則類例不通，此人所共知也。然介在兩歧，出入二類之事，則恆有之，雖物質科學歸納所成之類例亦然，況於著錄之事。書籍之質素本多混合，而著錄者以一書為單位，又不能如治物質之隔離分析。其所分類例，不過論其大體而已，故又有別裁、互注之法以濟之。且以一文論之，敘事之文，豈無議論之語，抒情之作，亦有記述之辭，然而事、理、情之大別，固不以是破也。是以部類之標準，配隸之界畫，不能極其嚴明，固勢之必然，而非學者不精之咎也。然而非無標準也，非無界畫也，特不能極其明嚴耳，非不明嚴也。明乎此，則配隸之惑，可以解矣。所謂標準者何？曰體與義。體者，著述之體裁也；義者，學術之統系也。既以體、義為主，則自著述、體裁、學術統系而外，一切分類之標準，皆不可用甚明。而昔之著錄家往往歧據他端以亂部類，此最當先戒者也。如《四庫提要》以官定儀注入政書，私儀注則附經部，是以作者之官私為斷也。律呂之學入樂類，謳歌弦管則入藝術、詞曲，是以論者所定之雅俗為斷也。記事大者入雜史，小者入傳記、小說，是以事之大小為斷也。別傳在傳記，而《明高皇后傳》則入雜史，是以人之貴賤為斷也。《建康實錄》以載宋、齊、梁、陳事入別史，而《華陽國志》則以載公孫、二劉、李氏事入載記，是以論者所定之正偽為斷也。章氏《史籍考》以家傳、家訓、家儀附譜牒，雲同行於家，是以群之範圍為斷也。《四庫》傳記之中分聖賢、名人二目，而存目之安祿山、黃巢事跡，遂不得不別名為附錄，非自擾乎？條別著述，雖以義為主，而分別部居，則以體為主。四部之分，以大體，史與子與集是也。史、集之小類以體分，其細目或以義分，然亦其所究而非其所立，兵書、術數、方技亦然，惟九流乃以所立之旨義分耳。然子部雖以義，而子之為子，其體固異於史、集矣。遷、固之書，其義豈遂合《春秋》哉？《太玄》擬《易》，用七略法，自當附於《易》，特四部既分，又非官書，不得不歸於子家耳。苟以其義，則六藝同出於聖人，亦無庸分為六門矣。後世不知辨體而執辨義，往往以義混體，如子部之所收是也。諸子之書，皆立言者也，非言專門之道器，不得入子部，人人所知也。天文、算法之法訣固子矣，《疇人傳》則傳也；藝術之法訣固子矣，《印人傳》則傳記，記書畫之書，則目錄也；兵家固子矣，《名將傳》則傳記也。而昧者以其言算、言印、言書畫、言將略而歸之子家，則史、子淆矣。釋、道二家，尤為不可解。釋家有經律論，道家有經戒、科籙、語錄、丹訣，固子類矣。《佛祖通載》，雜史也，《釋家譜》《三藏法師傳》，別傳也。《高僧傳》《列仙傳》《神仙傳》，匯傳也。《眾經音義》，小學也。《法苑珠林》，類書也。《弘明集》，總集也。《開元釋教錄》《道藏目錄詳註》，目錄也。乃皆歸之於子部，謂之外邪？釋、道之邪正姑不論，豈遽不若名、墨、縱橫、方技、術數？設名、墨、縱橫之家，記其同流者之事為匯傳，將亦歸之於子家乎？釋、道二家，自古本別為錄，不入四部。《隋志》附之集後，但存總數，而錄高僧、名僧諸《傳》於雜傳，錄《內典博要》《因果記》諸書於雜家類書之次，此乃所謂能辨體也。晁公武謂《神仙》《高僧傳》應系傳記，以其猶列女、名士，其見卓矣。法顯《佛國記》，遊記也，昔入之地理。張氏《書目答問》謂其書意主佛教，入之佛家。彼固地理，何可以意而出之？如以意，則《文士傳》意在辭章，可入總集乎？《良吏傳》意在政績，可入政書乎？《七略》《山海經》附於形家，特以無其類耳。《山海經》非相地之法也，不可援以為例。《戰國策》，縱橫諸人之傳記也，而《七略》附之《春秋》。當劉氏時，釋、道未興，藝術、算法尚無傳記，獨存《戰國策》一書，可以推見其辨體之微意。而後之著錄者，瞀然不知，好學深思之士，由吾言而推之，然後知後世著錄家之以義混體者不少也。或曰：條別著述，惟其義耳，所以使學者能盡專家也。今惟依體，則因體而裂義，何用條別著述哉？曰：唯唯否否，體之與義，固每成經緯之形，然分部當以體，若以義，則一子部足矣，何七、四之紛紛乎？馬遷宗道，班固宗儒，未聞有入之儒、道家者也。惟依體，則求義或不便，故有互注之法以濟之。章先生嘗言《戰國策》當互注縱橫家矣，《印人》《疇人》之傳，所以明術藝，互注術藝，使專門者得以深求，是固七略之意，凡專門學史，皆當用此例也。雖然，互注非本類也，本類固以體定，互注乃以通其義耳。章先生髮明七略，特重學術統系，故發別裁互注之義，然其言互注已不免多失本與通之辨。吾續其書，則重著述體裁，所以補闕而防弊也。然先生於《和州志·藝文書》，列《名僧傳》於傳記，而互注釋教，其史考釋例，辨體尤嚴，固非執義而忽體矣。互注之當限別，說詳《匡章篇》中。或曰：子謂隸書當依體不依義，而子自編書目，又沿前人，以王十朋《會稽三賦》、徐松《新疆賦》入地理，吳淑《事類賦》入類書，吳騫《論印絕句》入藝術，張行簡《人倫大統賦》入術數，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入傳記，不自相矛盾乎？曰：凡一文體，各有其正用，或假作他用，非其本職，則不當。依詩賦之體，本非徵實，而張氏之作則以為歌括之用，本非賦之正體。王、徐、吳之作，所重亦在注，注皆長詳，且多溢出正文之外，是不啻以注為重。葉氏之詩，每首詠人至二三人，注皆詳其爵里、行事，不專注詩之文，其體實與傳記近，但惜不直為傳記耳。若《疇人》諸傳則固傳記正體，與諸賦之變體不同矣。《晏子春秋》，高祖、孝文之《傳》，《七略》入於儒家，以傳記書少，故未附《春秋》，且其載言為多故也。今傳記既有專門，而諸傳記又非其比，不可援古以自戾也。
能辨其體，又知互注之法，則介在兩歧之書，無不可治矣。不知辨體，不知互注，見兩歧之書而反咎部類為本不明白者，疏也。配隸之多惑，仍由部類之未精耳。鄭氏《編次之訛論》曰：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又如文史與詩話亦能相濫。按：此諸類固不相濫，特自昔相沿，未正其體耳。雜史者，《尚書》之流，自成首尾，非如故事、傳記之零條也。故事者，專記章程，非如傳記之記人事也。傳記者，專主記事，質實純粹，非如小說之譎誑寓言也。小說者，宗旨無定，取以喻俗，非如雜家之兼合眾流而成一家也。雜家者，雖無純主，而自具宗旨，非如傳記之純為敘述也。雜史，故事。傳記，史也。小說、雜家，子也。雜史與傳記、故事以文體大小別，故事之與傳記，以所記之事物別，小說之與雜家，以宗旨別。史與子之別體也，史之小別體也，子之別則義也，劃然分別，無可疑者。自《隋志》首以傳記入故事，《新唐志》更以傳記入雜史。自是以降，傳記限於記人之別傳、匯傳，而記事之書濫於雜史、小說，其真雜史則別稱為別史，分入於載記。又因雜記之書言事兼有，遂又以兼言者入雜家，模糊混亂，不可究詰。至《四庫提要》乃強為之說，曰具一事始末，非一代全編，述一時見聞，只一家私記，為雜史。述朝廷軍國者入雜史，參以里巷閒談，詞章細故者入小說，似甚分明而實不堪究。蓋自《四庫》雜家分立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目，其說謂雜之為義，無所不包，於辨之不精不能分隸者，悉以歸之，乃成龍蛇之菹、逋逃之藪矣。四部類目中，此為最亂，吾書已詳辨之，茲復略論以例其餘。因配隸不明而亂部次，其故仍由部次之未精，欲部次之精，故莫先於核析文體，此事繁深，亦幾於自成專門之學也。凡今所議部類，乃為總目而言，藏目及限於一代一方之專目，則苟無其書，門目可省。孫詒讓《溫州經籍志》用《四庫》門目，其或溫州著述所無者，則依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例，標曰某類無是也。又藏書間依卷、冊，經、史合刻，同在一類者，不妨混列，不必如著錄通裁，嚴區時代，選目以意別擇，更不必備門類。張氏《書目答問》因告學者，故以正經合刻、分刻冠於經部，正史合刻、分刻冠於史部，周、秦諸子冠於子部。《說文》《通鑑》《三通》皆特立子目，地理惟分古志、今志，政書惟分古制、今制，而書末別錄合刻叢書，一人自著叢書及讀本初學諸書，皆非著錄通裁而為學者所便。至於專門之目，則以不能如《四部總目》之互為詳略，故須牽連他部，章氏《論修史籍考要略》所謂經部宜通，子部宜擇，集部宜裁者，則其部類又不能無增附矣。
* * *
(1) 「星數」，《通志》作「天文」。
(2) 「雜錄」，《澹生堂藏書訓約》作「志」。
(3) 《江東藏書目錄》為明人陸深所作，此誤為陸樹聲。
(4) 原本脫「集」字，據《文史通義》補。
(5) 「不得不」，《文史通義》作「亦不得而」。
(6) 《文史通義》無「眾事」。
(7) 「樂」，《續校讎通義》作「律」。
(8) 《兩漢博聞》為北宋楊侃所編。
(9) 《儷府字錦》，疑《韻府字錦》之訛。
(10) 「口」，《續校讎通義》作「目」。
(11) 「漢學」，《續校讎通義》作「通說」。
互著別裁第七
章氏《校讎通義》之最精者為互著、別裁二義，《互著篇》曰：古人著錄，不徒為甲乙部次計。如徒為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中）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劉歆《七略》亡矣，其義例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注而已。《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惜此外之重複互見者，不盡見於著錄，容有散逸失傳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書兩載，則古人之申明流別，獨重家學，而不避重複著錄明矣。自班固並省部次，而後人不復知有家法，乃始以著錄之業專為甲乙部次之需爾。鄭樵能譏班固之胸無倫次，而不能申明劉氏之家法，以故《校讎》一略，工訶古人，而拙於自用，即矛陷盾，樵又無詞以自解也。著錄之創為《金石》《圖譜》二略，與《藝文》並列而為三，自鄭樵始也。就三略而論之，如《藝文》經部有三字石經、一字石經、今字石經、易篆石經，鄭玄《尚書》之屬凡若干種。《金石略》無石經，豈可特著《金石》一略而無石經乎？諸經史部內所收圖譜與《圖譜略》中互相出入，全無倫次，以謂巨篇鴻制，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藝文》傳記中之「祥異」一條，所有《地動圖》《瑞應翎毛圖》之類、名士一條之《文翁學堂圖》、忠烈一條之《忠烈圖》等類，俱詳載藝文而不入圖譜，此何說也？蓋不知重複互注之法，則遇兩歧牽掣之處，自不覺其牴牾錯雜，百弊叢生，非特不能希蹤古人，即僅求寡過，亦已難矣。若就書之易淆者言之，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樂家與集部之樂府、子部之藝相出入，小學家之書法與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職官與故事相出入，譜牒與傳記相出入，故事與集部之詔誥、奏議相出入，集部之詞曲與史部之小說相出入，子部之儒家與經部之經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貨與子部之農家相出入，非特如鄭樵之所謂傳記、雜家、小說、雜史、故事五類與詩話、文史之二類易相紊亂已也。若就書之相資者而論，《爾雅》與《本草》之書相資為用，地理與兵家之書相資為用，譜牒與歷律之書相資為用，不特如鄭樵所謂性命之書求之道家，小說之書求之釋家，《周易》藏於卜筮，《洪範》藏於五行已也。書之易混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原委，一隅三反，其類蓋亦廣矣。別類敘書，如列人為傳，重在義類，不重名目也。班、馬列傳家法，人事有兩關者，則詳略互載之。如子貢在《仲尼弟子》為正傳，其入《貨殖》，則互見也。《儒林傳》之董仲舒、王吉、韋賢，既次於經師之篇而別有專傳。蓋以事義標篇，人名離合，其間取其發明而已。部次群書標目之下，亦不可使其類有所闕，故詳略互載，使後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以是為著錄之義而已。自列傳互詳之旨不顯，而著錄亦無復有互注之條，以至《元史》之一人兩傳，諸史《藝文志》之一書兩齣，則弊固有所開也。《別裁篇》曰：《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其所采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全書之內，自為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容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耳。《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於子矣。然《隋書》未嘗不別出《小爾雅》以附《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並錄也。然此特後人之幸而偶中，或《爾雅》《小正》之篇有別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別載之耳，非真有見於學問流別而為之裁製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標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又《焦竑誤校漢志篇》論《弟子職》曰：裁篇別出之法，《漢志》僅存，見於此篇，及《孔子三朝記》之出《禮記》而已。充類而求，則欲明學術源委而使會通於大道，舍是莫由焉。且如敘天文之書，當取《周官·保章》、《爾雅·釋天》、鄒衍《言天》、《淮南天象》諸篇，裁列天文部目，而後專門天文之書以次列為類焉，則求天文者無遺憾矣。敘時令之書，當取《大戴禮·夏小正篇》《小戴記·月令篇》《周書·時訓解》諸篇，裁列時令部首，而後專門時令之以次列為類焉。地理之書，當取《禹貢·職方》《管子·地員》《淮南·地形》、諸史《地誌》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後專門地理之書以次類列焉。則後人求其學術源流者，可無遺憾矣。《漢志》存其意而未能充其量，然賴有此微意焉。而焦氏乃反糾之以為謬，必欲歸之《管子》而後已焉，甚矣，校讎之難也！或曰：裁篇別出之法行，則一書之內，取裁甚多，紛然割裂，恐其破碎支離而無當也。答曰：學貴專家，旨存統要，顯著專篇，明標義類者，專門之要，學所必究，乃掇取於全書之中焉。章而之，句而厘之，牽連名義，紛然依附，則是類書纂輯之所為，而非著錄源流之所貴也。且如韓非之《五蠹》《說林》，董子之《玉杯》《竹林》，當時並以篇名見行於世，今皆薈萃於全書之中，則古人著書或離或合，校讎編次本無一定之規也。《月令》之於《呂氏春秋》，《三年問》《樂記》之於《荀子》，尤其顯焉者也。然則裁篇別出之法，何為而不可以著錄乎？
按：此二義，明末祁承爜《澹生堂書目》已發之，章氏蓋未見也。祁書《整書略例四條》後二條曰：一曰通。通者，流通於四部之內也。古人解經，存者十一，如歐陽公之《易童子問》、王荊公之《卦名解》、曾南豐之《洪範傳》，皆有別本，而今僅見於文集之中，惟各摘其目，列之本類，使窮經者知所考求，此因少而會多者也。又如《靖康傳信錄》《建炎時政記》，此雜史也，而載於李忠定公之《奏議》。宋朝祖宗事實及法制人物，此記傳也，而收於朱晦翁之《語錄》。如羅延平之集，而《尊堯錄》則史矣，張子韶之集而《傳心錄》則子矣。他如瑣記、稗史、小說、詩話之類，各有成卷，不行別刻，而附見於本集之中者，不可枚舉。即如《弇州集》之《藝苑卮言》《宛委余編》，又如《馮元敏集》之《藝海泂酌》《經史稗譚》，皆按籍可見，人所知也。而元美之《名卿跡記》、元敏之《寶善編》，即其集中之小傳，是兩書久已不行，苟非為之標識其目，則二書竟無從考矣。凡若此類，今皆悉為分載，特明注原在某集之中，以便簡閱，是亦收藏家之捷法也。一曰互。互者，互見於四部之中也。作者既非一途，立言亦多旁及，有一時之著述，而倏而談經，倏而論政；有一人之成書，而或以摭古，或以征今，將安所取衷乎？故同一事也，而於此則為本類，於彼亦為應收；同一類也，收其半於前，有不得不歸其半於後。如《水東日記》《雙槐歲抄》，陸文裕公之別集，於文定公之《筆麈》，雖國朝之載筆居其強半，而事理之銓論亦略相當，皆不可不各存其目，以備考鏡。故往往有一書而彼此互見者，正為此也。
《續校讎通義·匡章篇》曰：一曰主張互著太過，失體義之輕重也。互著之例固善，然不可太零碎，今《漢志》明著省劉者，固是互注。其仍復見者，篇卷不同，非必一書也。黃紹箕《跋古文舊書考》曰：章氏意善矣，而所以為說則非也。劉《錄》互著，惟兵家類有十種，與儒、道、墨、縱橫、雜家彼此互見，蓋劉向校九流，任宏校兵書，同一書而有兩本，各有司存，因兩著之，未必別有深意。《漢志》記掌故，而輒為省並，此班氏之疏也。此說是也。章氏此義因書有易混與相資，為用而發，夫易混而混，自是辨體不明耳。相資亦當有限制，若廣言無限，則群學固莫不相資，安能一概互注？學者類求，自當旁通，又豈能於一類之中，備其所資哉？蓋書有體、有用，二者或不相符，而本用之外，復關涉於他類，互注之法，乃以濟此。其於旁涉，當限於本，具二用者，不當廣言相關。章氏於此，殊未明析。如雲《列女傳》當互注於《詩》，夫群書引《詩》斷事者何限？皆互注之，無乃太濫乎？又謂賈誼《書》當互見法家，因論儒與名、法相資，儒不為榮，法不為辱，其論甚美。然二家固根柢絕異，賈生乃兼此二家者，非二者本相資。若沿此而廣言相資，則九流同出官守，何非相資者邪？《韓詩外傳》《呂氏春秋》《虞氏春秋》《新序》《說苑》乃經說，諸子之兼取屬辭比事之教者，非本《春秋》之體。司馬遷專論《春秋》家學，故旁及呂、虞，不可為著錄之法。諸子之書固多衡論古事，庸可一概互注邪？章氏謂諸書皆當互注，《春秋》已稍泛濫，乃又謂班氏未習史遷敘例。按：班不言並省，是劉本未互注，何可妄詆邪？夫體自體，用自用，著錄自當依體，以定其本類，互注者於本類之外，他類復存其名耳，本類為主，存名為賓，是有輕重焉。存名者但注云見某部而已，如呂、虞諸書，本諸子也，《春秋》類中但存其名，今章氏不曰入之諸子，而曰呂、虞之書，當附之《春秋》而互見諸子，一言之間，失其輕重矣。
又曰：二曰主張別裁太過，致似編類書也。昔之裁篇別出者，大都本是單行。黃紹箕《跋古文舊書考》曰：章氏意善矣，而所以為說則非也。《史記索隱》引《別錄》：《三朝記》併入《大戴禮》。《三國志·注》《藝文類聚》引《別錄》，又雲今在《大戴禮》。是知《三朝記》舊有單行本，非劉氏裁出也。然劉氏自有裁出者。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本《注》雲後世所加。此為《別錄》原文，蓋舊與道家之《鬻子》二十二篇同為一書，劉氏以為後世所加，故歸小說。又有《伊尹說》二十七篇，本《注》雲其語淺薄，似依託。《黃帝說》四十篇，本《注》雲迂誕依託。此二書舊亦並附於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及《雜黃帝》五十八篇之內，為劉氏裁歸小說家，與《鬻子說》例同，此皆章所未詳也。此說雖似臆揣，而實有理。章氏所舉別裁之例，多裁所不當裁。如《爾雅·釋天》《釋草》，記名物之書，非天文、農家專門也。若《釋草》可入農家，農家固不止草，《釋木》亦可入矣。醫家亦需《草》《木》二篇，又可入醫家也。鄒子說陰陽乃虛談，非實測，未可入之天文專門。《無逸》者，周公告成王重農之意，《豳風》者，歌詠農事。《小正》《月令》不專為農言。皆非專門農家，不可別裁。惟《呂覽·辨土》《任地》等四篇，乃真古農家遺言，可仿《戴記》之例裁出耳。要之，別裁一例，當以專門本可單行為主，其為全書一類者，不可輕議裁出。若如章氏之說，雖自辨為非類書，其弊不至似類書，不止割《爾雅》之分篇，冠專門之首簡，不似類書而何似也？
《校讎通義·辨嫌名第五》曰：部次有當重複者。《漢志》以後，既無互注之例，則著錄之重複者，大都不關義類，全是編次之錯謬耳。欲免門類疑似、一書兩入之弊，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註一書源委於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復矣。按：此亦濟互注之法。
張祖廉所編《龔定庵自珍年譜外紀》曰：嘗寫《公孫龍子》、《穆天子傳》、《靈樞經》、《黃庭經》、屈原賦《九歌》、漢唐山夫人《房中歌》、《漢郊祀歌》、《禮運》、《考工記》、《梓人》、《弓人》、《越絕》、史游《急就》、《管子·地員》、《司馬法》、《保傅篇》、《商子》一篇、《鼎太僕盤楚夜雨雷鍾鏡剛卯文》一事、《焦山鼎附》、《春秋元命苞》《保乾圖》、二緯《逸文》，輯《漢官儀逸文》，輯《都二十有六事》，題曰《龔自珍好寫古籍之不繁重者》。既寫屈原賦以下如幹事，寫《弓人》《地員》竟，客獻疑曰：是可以別行乎？告之曰：可。自七十子而降至先秦著書者之例，往往采古篇入其書，不必作者自造，或一子造而諸子述之，或一子述古篇而諸子盡述之，不相避其號。采饌群書，如大、小戴之倫，亦不相避。然則凡所為篇，皆各為一書者也。如《弟子職》在班《志》孝經家，《保傅》《勸學》二篇，其最顯然者，《淮南》《賓客》二篇亦然，其知古之例矣。漢文帝召竇生獻其書，乃《大司樂章》，然則周、秦時《周禮》每官皆別行，子故刺取《弓人》。蔡邕章句《月令》，道家取《莊子》半篇，定為《廣成子》，朱文公之《大學》《中庸》，王伯厚之《踐阼篇》，近世則《夏小正》《曾子》十篇之在《戴記》，《弟子職》之在《管子》，《小爾雅》之在《孔叢》，皆別有注本，子故刺取《地員》。按：古書本篇篇單行，周官本各守其書，例固甚明。近漢學家以宋人別出《大學》《中庸》為非古，拘狹之論也。宋仁宗以《中庸》《儒行》賜近臣，不自程、朱始。再上溯之，則漢昭帝讀《保傅》矣。但如道家之為，則割裂古書，妄立名字，開明人之風，不可為別裁之法耳。
後世之當別裁者，文集也。古之文集，本承詩、賦，史、子專家不入焉。嵇康《養生論》固別行，不入集。至唐而史、子二流皆入集。至宋而集成一人之叢書，一切著述之成書者皆入矣。若《劉賓客集》之《因論》、《皮子文藪》之《春秋決疑》《鹿門隱書》、《李直講集》之《周禮致太平論》《禮論》《易論》、《司馬溫公集》之《迂書》、《南豐集》之《金石錄跋》、《嘉祐集》之《權書》《衡論》，雖本混編集中，皆當裁而出之。明人或取入叢書，是也。至其本附集以行，如《昌黎集》之《順宗實錄》、《河南集》之《五代春秋》、《劉誠意集》之《郁離子》，並皆別有單行之本。而定《四庫》者，不但不知別裁，乃於明人所已抽出，及本有單行本者，皆以已在集中而止存其目，有《孔叢子》遂無《小爾雅》，人幾疑《小爾雅》之已亡。徒省重寫之繁，乃使源流不備，是大謬也。
後世著錄家既不知別裁互著之法，而其所著錄，每已有別裁互著之本，彼則以未詳考而不覺也。呂本中之《童蒙訓》，本與《雜說》《詩話》《官箴》合而為一，當時其家傳之，合稱《家訓》或《童蒙訓》，雖《詩話》《官箴》已擇出別行，而統名如故。故朱氏《名臣言行錄》及《語類》所稱引《童蒙訓》，多為今本所無。《四庫》以《童蒙訓》《雜說》《官箴》分列，此實不異於互著矣。元費著《修成都記》中《歲華紀麗》《箋紙》《古器》《錦》《成都氏族》五譜，為楊慎錄入《藝文志》。《費記》既亡，明人自《志》中抄出五譜別行，《四庫》亦分錄之，而不知其為記之一篇，此實無異於別裁矣。
次第第八
一部之中，有部類。一類之中，有次第。部類橫依於統系，次第縱依於時代。
鄭樵《編次必謹類例論》曰：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讖緯之學，盛於東都；音韻之書，傳於江左；傳注起於漢、魏；義疏成於隋、唐。觀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按：縱觀不獨可以知學術，且可以見時風。齊、梁詞章盛，故類事、抄詞之書多。北朝及唐釋教盛，故鬼怪、報應之書多。記賞玩、飲食之書始於唐，偷逸之風也；論南北兵事之書盛於南宋，恢復之說也。
《四庫提要·凡例》曰：編次先後，《漢書·藝文志》以高帝、文帝所撰雜置諸臣之中，殊為非禮。《隋書·經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於義為允。今從其例，其餘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歲為之排比。或據所往來倡和之人為次。無可考者，則附本代之末。釋、道、閨閣，亦各從時代，不復區分。宦侍之作，雖不宜側士大夫間，然《漢志》小學家嘗收趙高之《爰歷》、史游之《急就》，今從其例，亦間存一二。外國之作，前史罕載，然既歸王化，即屬外臣，不必分疆絕界，故亦隨代編入焉。孫氏《溫州經籍志敘例》曰：《千頃堂書目》別集一類，悉以科第先後分別著錄，然鄉解與會試錯出無緒，遂多重複，今悉依舉人題名為次，庶可較若畫一。又曰：其有義士、逸民，身遘異姓，節崇肥遁，則仍系故朝，謹遵《四庫總目》例也。按：著錄之事，論書不論人。簿目之書，既非國史，又非官品，既非一門譜系，又非九等人表，一切男女流品，教別國別，皆可勿論。且其次第所以明學術傳承，自當通以時代先後為次，《漢志》是而《隋志》非也。自昔編書者，多以女子居末，《七略》則唐山夫人、中山孺子仍與男子合編，無所別也。登第年代亦編書者所通用。蓋以生卒年月不易周知，往來唱和難定行輩，然簿目之書，本非同年之錄，唐、宋以上，安有年科士舉？況碩士不皆貴顯，晚達偏為老成，概依科第，必至師居弟後，幼在長先，總集之書，每有此病，但求齊整，而所害實多。吾謂達尊之三齒為通貴，著作之家，亦自無多，即錄其書，應考其事，即使不得生卒之年，亦可略識老幼之跡。苟能不憚尋討，無考者當亦甚希。《提要·凡例》所舉三者，自當互考，不宜偏重科第也。《提要》於此，可謂致詳。其升龔詡於解縉之前，用意亦善。而錄宋人文集，乃曾鞏、曾肇及王安禮集皆隔列於歐陽修、王安石之前，殊為可怪矣。
《提要·凡例》曰：諸書次序，雖從其時代，至於箋釋舊文，則仍從所注之書，而不論所注之人。如儒家類，明曹端《太極圖述解》以注周子之書，則列於《張子全書》前。國朝李光地《註解正蒙》以注張子之書，則列於《二程遺書》前是也。他如《史記疑問》附《史記》後，《班馬異同》附《漢書》後之類，亦同此例，以便參考。至於汪所輯之《曾子》《子思子》則仍列於宋，呂楠所輯之《周子抄釋》諸書則仍列於明，蓋雖裒輯舊文，而實自為著述，與因原書而考辨者，事理固不同也。按：以注人時代為次，實始《新唐書·藝文志》。《禮》類二《戴》先於《周官》《儀禮》，《春秋》類《繁露》先於三《傳》，《提要》正之，是也。乃其於四書一類，不復分次《論語》《孟子》，於是《孟子》趙《注》反居《論語》何《注》之前，是自戒之而自蹈之矣，其弊乃由不知分錄正文與注。經傳古本別行，引傳就經，始於漢末，注與疏亦本單行。合注於疏，始於南宋黃唐，見《日本訪書志》。《史記索隱》明猶有單行本。此當分別著錄，祁承爜已言之矣。見《存逸篇》。
題解第九
劉向校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為一錄。荀勖《中經簿》則但錄題作者之意，無所論辨。王儉《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隋書·經籍志》。其後劉法不傳，胡應麟謂毋煚《開元群書目錄》乃至二百餘卷，按：煚《序略》雲《書錄》四十卷，胡說誤。蓋各書之下，必有論列，惜今不傳。宋《崇文總目》亦用王法，而鄭樵非之，其《泛釋無義論》曰：古之編書，但標類而已，未嘗註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蓋經入經類，何必更言經？史入史類，何必更言史？但隨其凡目，則其書自顯。惟《隋志》於疑晦者則釋之，無疑晦者則以類舉。今《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為之說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說焉？至於無說者，或後書與前書不殊者，則強為之說，使人意怠。且《太平廣記》者，乃《太平御覽》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事，奈何《崇文》之目所說不及此意，但以謂博採群書，以類分門。凡是類書，皆可博採群書以類分門，不知《御覽》之與《廣記》又何異？《崇文》所釋大概如此，舉此一條，可見其他。又《書有不應釋論》曰：實錄自出於當代。按：《崇文總目》有《唐實錄》十八部。既謂《唐實錄》，得非出於唐人之手，何須一一釋雲唐人撰？凡編書，皆欲成類，取簡而易曉。如文集之作甚多，唐人所作，自是一類，宋朝人所作，自是一類，但記姓名可也，何須一一言唐人撰，一一言宋人撰？有應釋者，有不應釋者，《崇文總目》必欲一一為之釋，間有見名知義者，亦強為之釋。如鄭景岫作《南中四時攝生論》，其名自可見，何用釋哉？如陳昌胤作《百中傷寒論》，其名亦可見，何必曰百中者取其愈乎？又《書有應釋論》曰：《隋志》於他類只注人姓名，不注義說，可以睹類而知義也。如史家一類，正史、編年，各隨朝代易明，不言自顯。至於雜史，容有錯雜其間，故為之注釋，其易知者則否。惟霸史一類，紛紛如也，故一一具注。蓋有應釋有不應釋者，不可執一概之論。按：《唐志》有應釋者，而一概不釋，謂之簡。《崇文》有不應釋者，而一概釋之，謂之繁。今當觀其可不可。按：鄭氏所糾《崇文》之泛冗無謂甚當，而其所作《通志·藝文略》全刪子注，反致復亂不明，後人因詆其刪釋之非。吾謂鄭氏之論固未當，後人之詆亦疏也。目錄專書，自當詳釋，史、志則不勝具載，止列其目，體各有宜。劉氏《別錄》書二十卷，何嘗泛冗？班《志》刪之，有釋有不釋，嚴密過於《隋志》，鄭氏何不言邪？《崇文總目》自是專書，當法劉《錄》、王《志》，不當法班《書》《隋志》。《通志》自是通史，當法班《書》《隋志》，不當法劉《錄》、王《志》。不能分別，而混識皆非也。《崇文》之病在釋之泛冗耳，豈可概謂目錄不當篇篇釋乎？胡應麟惜鄭氏《通志》於昔人著作之旨無所發明，是也。
《四庫提要·凡例》曰：劉向校書秘文，每書具奏。曾鞏刊定官本，亦各制序文，然鞏好借題抒議，往往冗長，而本書之始末源流，轉從疏略。王堯臣《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稍具崖略，亦未詳明。馬端臨《經籍考》薈萃群書，較為賅博，而兼收並列，未能貫串折衷。今於所列書，各撰為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為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按：宋人好為題跋，別集中多有之，本屬偶然涉筆，不為整理一書。晁、陳二書未脫題跋之習，故不詳明。但晁頗及著述風習，陳間能評書之得失，尚多可采，勝於《崇文》。
明世著錄，稱為苟簡，有解題者，惟高儒《百川書志》，較之晁、陳，又下之矣。至於專目，則高氏子、史二略，詳而不整，所及亦隘。朱氏《經義考》則用馬氏之例，詳錄序跋，而考訂語少。《四庫提要》之作，誠為前無古人，然語涉名物，則毛舉旁證，縷不休；語涉理學，則曲譏巧詆，偏恣無節，批評之識，猶多未足。自後版本學盛，著錄題跋者大抵偏重於此，詳書行款，辨敘抄刻，或羅序跋，以證源流。至於批評，尤為疏略，或偶書己見，如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或抄襲舊文，如丁丙《善本書屋藏書志》。校之《提要》，又不及焉。夫解題之職，蓋有二端：一為考證，存佚真偽，名目篇卷，當詳征具說，不獻縟繁，爵里行事自不待論。一為批評，推明旨意，核定體例，務求完其面目，又須橫知統類，縱知源流，乃能定其位置，必如是已，然後可以論斷同異得失，論斷不可輕先也。自昔著錄之書，能考證者已少，能批評者尤稀，粗具二長，可為楷式者，惟莊述祖《歷代載籍足征抄(1)》，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耳，惜皆殘缺不全。近世文集中，單篇之作頗有精者，如孫星衍《晏子春秋敘》、嚴可均《鬻子敘》、龔自珍《最錄穆天子傳》、黃以周《范子計然略敘》、劉師培《周書略說》，皆可為模範。專目之書及近世著錄之偏重版本源流者，多備錄敘跋，兼征他傳、志書，此於解題為長編之體。孫詒讓《溫州經籍志敘例》曰：篇題之下，移敘跋；目錄之外，採證群書。《通考》經籍一門，實創茲例。朱氏《經義考》祖述馬書，益恢郛郭。信校讎之總匯、考鏡之淵藪也。此書之作，意存賅備，故輒道軌鄱陽，近宗秀水。又曰：敘跋之文，雅俗雜糅，宋、元古帙，傳播浸希，自非繆悠，悉付掌錄。明氏以來，略區存汰。大抵源流總悉，有資校考；意旨閎眇，足共誦覽。凡此二者，並為捃采。或有瞀工剿剽，雅馴既少，書林眩鬻，題綴猥多，則僅存凡目，用歸簡要。原註：張氏《藏書志》，習見之書，序跋皆自存目，今略仿其例。若編帙既亡，孤文廑在，則縱有疵類，不廢移謄。復以馬、朱兩《考》，凡錄舊文，不詳典據，沾塗竄，每異本書，偶涉讎勘，輒滋歧牾。今亦依張《志》之例，凡舊編具在者，並移寫原文，不削一字，年月系銜，亦仍其舊。其有名作孤行，征他籍者，則備楬根柢，並著卷篇，庶使覽者得以討原，不難復檢。至於辨證之書，刺叢殘，實難稽核，朱氏標目某曰尤為疏略。今則直冠書名，用征臆造，有刪無改，亦殊專輒。又曰：寫錄之次，馬、朱互異，貴與殫心舊錄，故敘跋系晁、陳之後。錫鬯博綜佚聞，則傳狀冠志目之前，凡此科條，未為允協，今之寫定，大抵每書之下，敘跋為首，目錄次之，評議之語又其次也。其有遺事叢談，略綴一二。苟地誌已具，則無貴繁征。
《隋·經籍志》論簿錄源起，即稱引《詩》《書》之《敘》。蓋古者簿目未興，序即為解題、目錄之用，故恆言謂善讀書者先讀敘，即今目錄、版本之學，尚以敘跋為要資。版本家重在傳刻經歷，故雖短題小引，罔敢疏忽。目錄家因其多陳因泛濫，不免略置，且謂直考本書，無容事此。然有稍不詳審，而遂致巨謬者。如王荊公詩李璧《注》，張氏所刻本，是劉辰翁評本，注經刪簡，劉將孫敘，固詳言之。《四庫》忽焉不言，刪注又不題須溪評本。其後鮑廷博、嚴元照得宋刻殘本，見其注多於張本，遂詫以為怪矣。朱氏《名臣言行錄》世所行，與李幼武《續集》《別集》合者，並經李衡刪簡，名為《纂要》，引題甚明。乃自來著錄家皆不知，不題《纂要》之名。及近日朱氏原本出，條文增多，人知彼本之不全，而但謂明刻不全，仍不知為李刪也。此皆《四庫提要》所未審，而近始得之於敘跋，可知敘跋之不可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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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抄」，當作「錄」。
版本第十
書之刻本，盛於五代。歷時既久，傳貿彌繁。而抄寫之本，亦猶未已。校勘之風既盛，較量之業以興。列異本始於宋人，貴宋本則著於明季。沿至近世，乃成專門之學。然其所以成學者，以其名目多，源流長，難於博識，必須勤篤耳。若其理法，固自無多，根柢資借，仍在於群學，未可畫疆而自治也。故言版本之書，其內實大半羅故實而已。題跋零散，討貫為難，葉德輝《書林清話》晚出，最為詳整。茲且撮其概略，偶有霑益，止期明其例式。若欲詳征，自可求之彼書也。
書籍傳布，論者分為三期：一為寫錄，二為刻印，三為活字。寫錄之質為竹木與帛，刻印之資為石與木。而考古者上溯荒遠，則及於封禪刻石、彝器勒銘，以及甲骨之制。然此皆止刻文字，未成書編。石文考證，別有專家。活字近起宋人，盛行未久，校勘之學，尚罕及焉。今皆不談。專言紙抄木刻，上溯其原，至竹帛而止。亦只述其大略，以考訂名物，無關校讎也。
古書止有竹簡木牘，以絲編之。曰汗簡，曰殺青。汗者去其竹汁，殺青者去其青皮。其書之以漆與鉛。帛書始於戰國，盛於西漢。改帛為今之紙，始於後漢。舍竹帛而專用紙，當盛於六朝。帛與紙多裝為卷子。隋、唐之間有旋風葉，至宋有蝴蝶裝，後遂變為綿縫。故程大昌《演繁露》謂改卷為摺疊之冊，始於唐人。葉德輝謂書本之稱，見於六朝。折本當始秦、漢間。又據《晉書》稱若干帙合數卷謂之折葉，以證折葉晉已通行。其說未是。本之為稱，原不限於摺疊。帙用縑竹，皆以成卷也。裝潢源流，日本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最詳。
木版之始，論者甚多，以葉氏《書林清話》為最當。其言曰：書有刻本，世皆以為始於五代馮道，其實唐僖宗中和年間已有之。據唐柳《家訓·序》雲，薛《五代史·明宗紀·注》引。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曉。是為書有刻版之始。特當時所刻印者，非經典四部及有用之書，故世人不甚稱述耳。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朱氏亦謂刻版實始於唐矣。近日本島田翰撰《雕版淵源考》，據陸深《河汾燕間錄》引《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之語，謂雕版興於六朝。然陸氏此語，本隋費長房《三寶記》，其文本曰：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意謂廢像則重雕，遺經則重撰耳。阮吾山《茶餘客話》亦誤以雕像為雕版。而島田翰必欲傅合陸說，遂謂陸氏明人，逮見舊本，必以雕撰為雕版。不思經可雕版，廢像亦可雕版乎？島田翰又歷引《顏氏家訓》稱江南書本，《玉燭寶典》引《字訓》解瀹字曰：皆依書本。宋晁公武《古文尚書訓詁傳》引隋劉炫《尚書述議》曰四隩既宅，今書本隩皆作墺。謂書本是墨版，為北齊以前有刻版之證。上虞羅振玉作《鳴沙山石室秘錄》，既於雕本《一切如來尊勝陀羅尼經》下亦從其說。吾以謂雕版始於唐，不獨如前所舉唐《柳訓序》可為確證。唐元微之為白居易《長慶集》作序，有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之語。司空圖《一鳴集》九載有《為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可見唐時刻板書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矣。若以諸書稱本，定為墨版之證，則劉向《別錄》校讎者一人持本；《後漢》：章帝賜黃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亦得謂墨版始於兩漢乎？按：島田氏《春在堂筆談》記俞樾駁島田說，與葉氏說同。又曰：雕版肇祖於唐，而盛行於五代。薛《五代史·唐書·明宗紀》：長興三年二月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從之。又《漢書·隱帝紀》：乾祐元年五月己酉朔，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版，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宋王溥《五代會要》卷八：周廣順六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顯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准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其時士大夫之好事者，如《宋史·毋守素傳》云：毋昭裔在成都，令門人勾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版，守素齎至中朝，行於世。至自刻己集，如《薛史·和凝傳》云：平生為文章，長於短歌艷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又貫休《禪月集》有王衍乾德五年曇域《後序》稱，檢尋稿草及暗記憶者約一千首，雕刻成部。可見其時刻版風行，舉之甚易，故上自公卿，下至方外，皆得刻其私集，流播一時。若其時諸書刻本，自來未聞藏書家收藏。光緒庚子，甘肅敦煌鳴沙山石室出《唐韻》《切韻》二種，為五代細書小版刊本，惜為法人伯希和所收，今已入巴黎圖書館。又曰：日本水野梅曉行笥中有《文選·歸去來辭》，卷尾刻大唐天祐二年秋九月八日，餘杭龍興寺沙門無遠刊行字一行。德清傅雲龍纂《喜廬叢書》中刻有此種殘本，黎庶昌《跋》盛稱之。據島田翰云：是彼國大坂西村某贗刻三種之一。按：島田所舉五代本，有李鶚本《爾雅》及闕名字本《左傳》。葉氏又曰：古人私家藏書，必自撰目錄。宋諸家所藏，多者三萬卷，少者一二萬卷，無所謂重文異本也。自鏤版興，於是兼言版本。其例創於宋尤袤《遂初堂書目》。《目》中所錄，一書多至數本。同時岳珂刻九經三傳，其《沿革例》所稱，凡二十三本。知辨別版本，宋末士大夫已開其風。明毛《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注有宋本、元本、舊抄、影宋、校宋本等字。當時豐道生為華夏撰《真賞齋賦》，亦(1)專敘宋、元版書。江陰李鶚《得月樓書目》，亦注宋版、元版、抄字本。國初季振宜《季滄葦書目》、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卷首均別為宋版書目。錢曾《讀書敏求記》號為賞鑒家。《四庫存目提要》謂其但論繕寫刊刻之工拙，於考證不甚留意。自康、雍以來，宋、元舊刻日稀，而縉紳士林，佞宋秘宋之風，遂成一時佳話。乾隆敕編《天祿琳琅書目》，分別宋版、元版、明版、影宋等，於刊刻時地、收藏姓名、印記，一一為之考證，是為官書言版本之始。按：此節敘版本學源流，稍有疏誤。豐道生生於嘉隆間，非毛氏同時。其時雖重舊刻書，止視之如舊墨古器，為清玩之具而已。至於稍加考證，明其貴重，關於學術，則實始於錢謙益。毛晉、錢曾實其門人，是開虞山版本學一派，旁及蘇州各縣，承傳勿替。乾、嘉校勘之風，雖由小學考證之盛，亦自馮班及何焯、陳景雲師弟等開之。班固謙益門人，而焯則謙益再傳也。源流皎然，不可誣沒。特謙益名敗書禁，其裔流諱言之耳。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書籍刊鏤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共誦讀亦因滅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版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胡應麟曰：此論宋世誠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版本盛行，刻者工直重巨，必精於校讎，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抄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抄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抄本咸廢不售。黃丕烈亦嘗言，向來以舊抄書為貴，今右觀諸書抄本，最為難信。按：二說皆是實情，而實不相背。刻似鄭重，而翻則輕易；抄似率略，而非秘不抄，反多鄭重。故胡氏又言，凡木刻者十不當抄一，抄者十當宋之一。可知抄雖遜於古刻，自較坊刊為勝也。孫慶增《藏書紀要》曰：書之所以貴抄錄者，以其便於誦讀也；所以有刻本，又有抄本，有底本。底本便於改正抄本，定其字畫，於是抄錄之書比之刊刻者更貴且重焉。況秘本罕見者，非抄錄則不可得，此乃謂藏家之抄本耳。抄本鑑別殊易，孫氏已略言其源流，法式無多，故今不詳也。
顧廣圻跋《蔡中郎文集》云：書以彌古為彌善，可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乃世間有一等人，必謂書無庸講本子。噫，將自欺邪？欺人邪？葉名灃《橋西雜記》曰：邵君蕙西居京師，購書甚富，拳拳於版本抄法。名灃與之言曰：彭文勤嘗詆《讀書敏求記》染骨董家氣習，我輩讀書，當用力於其大者，未可蹈此蔽也。後閱錢氏《曝書雜記》引鄭康成《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為父母昆弟所容。康成大儒，不應出此語。考元刻《後漢書·康成本傳》無不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公碑》合，今本乃傳刻之誤，此校書之有功於先賢者。名灃始悔前言之陋。此二說可見版本之重。其所以重者，曰古與善，而古之重亦以其善也。
古抄卷子，中土已不傳，惟日本尚有之。其體制詳島田氏《裝潢考》。澀江全善、森立之所撰《經籍訪古志》曰：清人所采，未有出於宋槧元抄之外，至皇國所存古本，原之李唐，其文字多存六朝俗體。又云：舊抄卷子，諸概取原於隋、唐古本，間有依宋槧傳抄，裝為捲軸者，蓋當時傳書謹重至裝潢之事，能守舊式，故雖依宋本抄，不輒仿其制裝為冊子。島田氏亦曰：皇國舊抄本雖依唐、宋人所著者，書之多用六朝奇字，而其依宋、元本傳抄者亦頗改今字以成古字，蓋抄者目慣舊本，以意改之。近日人動稱唐前遺卷，島田已力辨之。
宋刻書有官刻、私刻、坊刻。葉氏曰：宋陳騤《中興館閣續錄》云：秘書郎莫叔光上言：今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為重。凡縉紳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監司郡守搜訪得之，往往鋟版以為官書，然所在各自版行。是宋時士大夫以刻書為風尚，司郡刻者皆可支領公使庫錢。又曰：宋時坊本雕鏤不如官刻之精，校勘不如家塾之審。島田氏《訪余錄》曰：宋時有監本，有坊本。監本即國子監校定，對勘少訛，坊本即徒為射利計。宋初蜀書為最，汴末蜀微衰而杭為上，蜀次之，閩最下。杭本、蜀本皆大字闊版，刻亦不減監本，但不精加讎校。刻書莫盛於閩，建陽之麻沙、崇文二坊，及臨安之陳解元書棚，凡書入刻，三坊必先，故其書旁行於天下，而濫惡亦莫過焉。後遂有麻沙本之禁，此說亦止大略。詳見葉氏書。
島田翰曰：宋本諸經大抵以《開成石經》為藍本，而編注之用貞觀定本。所貴乎宋本，蓋獨在於諸史與子集耳。嘗怪宋初古籍如此其多，而無一言及於刻別本。蓋是時雕書始盛，技拙費巨，刻書者非官司即書肆。官有一定之規，書肆專於射利。降而紹興、慶元書彌鮮，刻益多，則已無及。故以岳倦翁之精力，不能過於晉天福銅版本；尤延之之博，以不得淳化監本《史記》為憾。使宋初君臣刻定本外，別分南北古今刻習本。不然，則仿《釋文》制點勘記，或不至於若此蔑如也。故刻書之精自宋，舊本之佚亦在宋。
島田曰：宋公私刻本雖多，書必倩名人，刻必用巧手。因循至元，儀型既遠，書坊私利家塾讀本，意在錙銖，或密行密字，或細書粗校，或一行之間訛奪錯出。葉氏曰：宋本以下，元本次之。然元本源出於宋，故有宋刻善本已亡，而幸元本猶存勝於宋刻者。
葉氏曰：今世刻書，字體有一種橫輕直重者，謂之為宋字。一種楷書圓美者，謂之為元字。世皆不得其緣起。吾謂北宋蜀刻經史及官刻監本諸書，其字皆顏、柳體，大都筆法整齊。南宋書棚本，字畫方版，已開今日宋體之風。光宗以後，漸趨於圓活一派，已近於今日之元體字。而有元一代，官私刻本皆尚趙松雪字，此則元體字之所濫觴也。前明中葉以後，於是專有寫匡廓宋字之人。杭世駿《欣托齋藏書記》曰：宋刻兩漢書，版縮而字密，字畫活脫，注有遺落，可以補入，此真所謂宋字也。元大德，版幅廣而行疏，鍾人傑、陳明卿稍縮小。今人錯呼為宋字，拘版不靈。又島田翰曰：元刻非瘦陋失嫵媚，即郛郭廓闊大。字畫失之太圓鈍，以學趙書之面貌故。又錢泳《履園叢話》云：有明中葉，寫書匠改為方筆，非顏非歐，已不成字。
葉氏又曰：王端履曰：或謂余曰：宋人刻書，每行字數如其每葉行數。此亦不盡然。錢竹汀《日記》所載：每頁有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按：王氏云云，門外語也。宋本行字兩較，不甚參差。以全版計算，行多少二字，似覺相懸。以半版計數，則出入僅一二字而已。於形式無損也。宋版書行少者每半葉四行，行八字。行多者每半葉二十行，行二十七八字至三十字不等。吾友江建標有《宋元行格表》二卷。
葉氏《書林余話》曰：書邊四圍之闌為線，版中上下處為口，版心形為魚尾，邊闌上有小框附著兩旁者為耳子。線有單有雙，四圍邊闌內重出一細線紋者，是謂雙線。若僅有邊闌而無內線，是謂單線。黑口有大有小，版心上下刻一直線，上在魚尾上，下在魚尾下，粗者填滿版心，是謂大黑口。小者刻一細線，是謂小黑口。蓋所以表識版之中心，以便摺疊時有準繩也。無此線者則為白口。魚尾之黑口因之，亦偶有兩歧者。魚尾有雙有單。雙者上下同，單者上刻一魚尾，下則只刻一橫線，亦有版心全系黑口者，則魚尾以外皆粗黑線。耳子以識書之篇名，始宋岳珂之刻《九經三傳》，他書則罕見。若釋、藏之所刻支那本，則每半頁一方圍，中無版心、直線、黑口等。明時徑山寺、雲寺所刻釋典為多，不知其何所仿。按：此說言版式最淺明，然亦有小疏。耳子之設，蓋由昔日裝書，長編不折，版邊在書口，易翻檢也。今折裝則無用矣。近世刻書亦偶有耳子，然止以識本頁字數耳。若支那本式，則明人所為釋藏書本，是摺疊裝，即所謂梵夾本者，其版較尋常書為長。蓋沿自冊子，亦有版心，但止記頁數，以折處不在版心，故皆白口。明人改刻作線訂之冊，亦沿用白口，其所刻乃此土著述，故標支那撰述四字於口。昔之目錄家不悉佛藏類別，見版心上支那二字，遂相沿呼為支那本，其實誤也。行式宋、元之辨，明葉盛《水東日記》、近人孫慶增《藏書紀要》、《清稗類鈔》引趙慎畛語、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及《書林余話》皆嘗言之，但不詳整。今綜為三條說之。一曰版框邊線。宋本四周單線乃沿，卷子本或有左右雙邊。舊說謂宋本無四周雙邊，島田謂南宋已有之。二曰版中折口。宋本多白口，南宋麻沙本多黑口。元沿之。明初沿元，嘉靖間多翻宋本，故尚白口。白口及小黑口者，上魚尾之上記本頁字數。南宋以楷，宋末乃用行草。其下則書名，止一字，非全名。首末葉則無之。明末乃全刻書名下。魚尾之上或下則記頁數。書名、頁數皆多行書，非真書。下魚尾下則刻工姓名。楊紹和、島田翰常以此定年代。元本無之。三曰卷首卷末。卷首正文前空二行，為小題撰入。卷末書名隔正文一行，皆沿卷子本。宋末元初往往空二行以上，又或不空行。其無空白則不題書名，下或書終字，皆非宋本舊式。又卷末記卷中字總數，亦沿自卷子。宋末、元本無之。
明高濂《遵生八箋》曰：宋版遺在元印或元補欠缺，時人執為宋刻。元版遺至國初補欠，人亦執為元刻。然而以元補宋書，猶未易辨。以國初補元，內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刻迥然別矣。《藏書紀要》曰：元刻字腳、行款、黑口一見便知。
以上皆鑑別宋本之法。至於宋本紙墨之佳，高氏論之甚詳。以其為骨董家法，故未具錄。
葉氏曰：自宋本日稀，收藏家爭相寶貴，於是仿古射利，往往作偽欺人。總之不出以明翻宋版，剜補改換之一途。或抽去重刻書序，或改補校刊姓名，或偽造收藏家圖記，鈐滿卷中，或移綴真本跋尾題簽，掩其贗跡。就《天祿琳琅》所辨出者，已有十餘種之多。又曰：藏收固貴宋、元本，以資校勘，而亦何必虛偽？近人以皕宋名樓者，其中有明仿宋本，有明初刻似宋本，有誤元刻為遼、金本，有宋版明南監印本，存真去偽，合計不過十之二三。按：有作偽之事，即有辨偽之法。高氏已論辨紙墨之法，葉氏更申言之。且曰：人取之於形色，吾取之於神理。此直與辨書畫無異，幾至不可言傳矣。尋常題跋簿錄之定宋本，於無年月者則書其諱字，然此實不足專據。嚴元照《悔庵學文》曰：予所見宋刻書，凡大字工整者，避諱缺筆唯謹。其小字本出坊刻者，往往不爾。而世之翻宋刻，反謹於避諱。世人不能辨識宋刻真贗，唯核闕筆之字，失之遠矣。此論是也。元、明人翻宋本，固多仍存諱字。避南宋諱者，必非北宋本；而不避南宋諱者，不必是北宋本。昔人每不審此，故多輕斷。黃紹箕《古文舊書考跋》謂盧文弨據曹之毅正德抄本校《方言》，顧觀光據張佳允刻本校《華陽國志》，皆以明人而誤認為宋人。盧、顧且有此失，則矜言宋本者可不謹乎？顧廣圻《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序》曰：宋、元本距今日，遠者甫八百餘年，近者且不足五百年，而天壤間已萬不存一。物無不敝，時無不遷，後乎今日之年何窮，竟將同三代竹簡、六朝油素，名可得而聞，形不可得而見。然則為宋、元本計當奈何？曰：舉不可少之書覆而墨之，無失其真，是縮今日為宋、元也，是緩千百年為今日也。按：自顧氏此論出而翻刊宋本者遂多。至黎庶昌刻《古逸叢書》，而工妙已極，不惟摹鏤精工，即紙墨印靪亦盡選擇之能事，此則意存玩賞，不專為書文計矣。
學人之講版本固不為賞鑒也，所貴於宋本者，為其古也；所貴於古者，謂其善而不失真也。然宋本果遂皆善而不失真乎？杭世駿《欣托齋藏書記》曰：今挾書求售者動稱宋刻，不知即宋亦有優劣。《青雲梯》《錦繡段》皆成於臨場之學究，而刻於射利之賈豎，皆坊刻也，不謂之宋刻不可也。錢大昕《養新錄》曰：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錯誤，卻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為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為必不可易，此書賈之議論也。俞正燮《校文選李注識語》曰：《文選李注》宋本，今通行者二本：一為汲古閣仿宋本，嘉慶甲子見其正本於德州糧道署；一為鄱陽胡氏仿宋本。二皆真宋本也。二本已多不同，前見《東坡志林》，言李《注》有本末，極可喜，五臣至淺。謝瞻《張子房詩》苛慝暴三殤，言上殤、中殤、下殤。五臣乃引泰山側婦人事以父與夫為殤，真俚儒之荒陋者。今汲古閣及胡氏之宋本李《注》正引泰山側婦云云，則北宋時蘇氏所見之李《注》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三也。又見《西溪叢語》，言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注》云：朱仲未詳。今汲古閣宋本李《注》引《荊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胡氏宋本李《注》引仙人朱仲竊房陵好李。則南宋時姚氏家傳之李《注》，又與此不同。是宋代之別有四也。凡古人寫本、刻本多歧出，校者存其異同，以俟採擇可耳。且宋本亦未必佳。《石林燕語》言有教官出題：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檢福建本《易經》果有坤為金，蓋脫釜上二點，乃為金也。又秋試題《井卦》何以無《彖》。檢福建本《易經》，《井卦》果脫《彖傳》。是亦真宋本也。然則藏真宋本者可不詳校乎？蕭穆《敬孚類稿》記《韓集考異》原本曰：韓公之《集》至宋猶未甚久，諸本尚多訛謬。若此則宋刊古籍，今人必一一篤信為無誤，豈篤論哉？葉氏曰：王士禎《居易錄》二云：今人但貴宋槧本，顧宋版亦多訛舛，但從善本可耳。如錢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參詩》，從宋刻作兩腳但如舊。而注其下云：陳本作雨。此甚可笑。《冷齋夜話》云：老杜詩「雨腳泥滑滑」，世俗乃作「兩腳泥滑滑」。此類當時已辨之，然猶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吾謂不特此也，如盧文弨《抱經堂文集》所跋《白虎建德論》，宋刻二卷本，開卷即訛通德為建德。陸氏《藏書志》載宋刻任淵注《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二十卷。《前序》稱紹興鄱陽許尹敘，紹興下脫年月，均為可笑。又陸氏題跋宋本《王右丞集》十捲雲：卷六末有《跋》，凡七十餘字，為元以後刊本所無。卷五《送梓州李使君》山中一半雨，不作山中一夜雨。與《敏求記》所記宋本同。惟卷二《出塞作》脫二十一字，不免白璧微瑕耳。然如此類，豈僅微瑕？實為大謬。錢竹汀《日記》載宋蔡夢弼刻《史記》目錄後題識稱乾道七月春王正上日書，七月月字為年之訛。繆氏《藏書續記》載宋阮仲猷種德堂本《春秋經傳集解》前牌子方印文了無窒礙，誤作室。此雖小誤，其校讎不善可知。且又安知書中如此類者，不為佞宋者所諱言乎？古今藏書家奉宋槧如金科玉律，亦惑溺之甚矣。陸志有《管子》二十四卷，為陸敕先貽典校宋本。其後《跋》云：古今書籍，宋版不必儘是，時版不必盡非。然較是非以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時刻之是無六七，則寧從其舊也。然則前輩校書並不偏於宋刻，是又吾人所當取法矣。葉氏《讀書志》曰：戴表元《剡源集·題孫過庭書譜》云：杭州陳道人印書，書之疑處，率以己意改令諧順，殆是書之一厄。則南宋坊本之謬，復何異於明人？世人賤眾貴希，一聞宋本之名，遂若帝天之不可議，豈非夢囈哉？以上所錄諸家之說，皆謂宋本不可盡信也。顧宋本之貴者，非以其無訛也，以其近古，多可取正耳。即如葉氏所舉盧氏所跋之《白虎通（建）德論》，盧《跋》云：書之所以貴舊本者，非謂其概無一偽也。近世本有經校讎者，頗賢於舊本，然專輒妄改者，亦復不少。即如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此本開卷即已錯訛，然余字字比對，始知此本尚多古字，而近世本率多改易。至《情性篇》中有與近本迥異而實勝者。即一二誤書，尚可循形與聲而得其本字。若近世本，則不加思索而徑改矣。又此本雖分上下兩卷，然篇目上作圓圍者十，仍不失十卷之舊。近世本最後三篇，此本在《爵》《號》《諡》之次，實第二卷也。嚴可均《書宋本後周書後》曰：右《周書》蓋宋監本，大版厚紙，有漫漶損缺處，非余所愛重者。偶檢《賀蘭祥傳》，其篇末多出今本六十餘字；《杜杲傳》遷溫州下缺八字，今本僅刺史賜三字，史賜中間蓋有加銜，以難臆補，輒擠接之。全部余未通檢，僅檢兩《傳》，而勝處已如此。書貴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閱之爽心豁目也。即使爛壞不全，魯魚彌望，亦仍有絕佳處，略讀始能知之。
自宋本貴而書賈遂重，版本家每傳述老賈之言，謂曾見宋本。其所言固多當者，然亦不可盡信。題跋尚不免收偽本，況口傳乎？如嚴元照《蕙櫋雜記》謂唐詩十叩柴門九不開。書賈錢景開見宋本云：小叩柴門久不開。今按：元曲常用此句，皆同今本，錢氏所言殆書賈欺人伎倆耳。明錢允治自言據宋本補《文心雕龍·隱秀篇》脫葉，而其文不類，亦偽宋本之一征也。
宋本貴而明本則賤。所以賤者，以其多訛也。顧炎武《日知錄》曰：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玄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而改為牡丹。凡萬曆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葉氏曰：明時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書，以一書一帕相饋贈，世即謂之書帕本。語詳顧炎武《日知錄》。校勘不善，訛謬滋多，至今藏書家視書帕本比之經廠坊肆，名低價賤，殆有過之。又曰：明人好刻書，而最不知刻書。非仿宋刻本，往往羼雜己注，或竄亂原文。按：此與顧說萬曆間人好改竄古書，皆征之而信，非誣辭也。然明本固不皆如是。宋翔鳳曰：明代間有精刻，如震澤王氏重刻《史記》，寒山趙氏重刻《玉台新詠》，與宋本無毫髮異。以錢少詹之精審，猶以趙刻《玉台》為宋版。葉氏亦曰：藏書家貴宋、元本，於近刻則奴僕之，此大惑也。如明人胡維新《兩京遺編》、顧元慶《四十家小說》，在明刻本中，其精較勝於吳琯《古今逸史》及商維濬《稗海》等書。按：胡氏固書賈，而其刻正萬曆間者也。至萬曆以前，尤不可輕矣。黃丕烈記書賈錢景開言，明初黑口版亦可貴，與宋、元版同。蓋其去宋未遠，猶多精刻。其翻宋者亦仍舊式而不加改竄。今日視明正、嘉以前，正如明之視宋耳。
章學誠《論修史籍考要略》曰：十二曰版刻宜詳。朱氏《經義考》後有刊版一條，不過記載刊本原委，而惜其未盡善，未載刊本之異同也。版刻之書，流傳既廣，訛失亦多，其所據何本，校定何人，出於誰氏，刻於何年，款識何若，有誰題跋，孰為序引，版存何處，有無缺訛，一書曾經幾刻，諸刻有何異同，惜未有人仿前人《金石錄》例而為之專書者也。如其有之，則按錄求書，不迷所向，嘉惠後學，豈不遠勝《金石錄》乎？顧廣圻《石研齋書目·序》曰：由宋以降，版刻眾矣。同是一書，用校異本，無弗夐若徑庭者。每見藏書家目錄，經某書、史某書云云，而某書之何本，漫爾不可別識。然則某書果為某書與否？且或有所未確，又烏從論其精粗美惡邪？按：二說出後，版本學盛，專記版刻之書乃日多。不惟詳敘源流，且有兼校異文者矣。如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
書之貴多，本以文字不同，可以互相校正，人皆知之矣。乃有書本異而其文乃迥殊者，如明顧元慶、陳繼儒所刻呂祖謙《臥遊錄》。《四庫提要》以其全抄《世說》及蘇軾雜著而疑其偽，乃近胡氏《金華叢書》所收一本，則與顧本迥殊，而與陳振孫所謂錄史傳所載古今人境勝處者適合。於此益見版本之不可不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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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亦」，《書林清話》作「不」。
校勘第十一
張之洞《題潘鄭庵勘書圖詩》(1)曰：良庖炊飯先擇米，讀書須從校勘始。盧文弨《群書拾補·序》曰：黃君雲門謂余曰：人之讀書求己有益耳。若子所為，書並受益矣。余洒然知其匪譽而實諷也。友人有講求性命之學者，復謂余此所為，玩物喪志者也，子何好焉？斯兩言也，一則微而婉，一則簡而嚴，余受之未嘗也，輟之遂覺闕然有所失。
繆荃孫《藝風藏書記》曰：毛氏刻書，改換行款，喜易古字，異本標一作於下。邇時參合各本，擇善而從。後來盧抱經、孫淵如墨守此派。陸敕先則據一宋本筆筆描似，即訛字亦從之，縮宋本於今日，所謂下真跡一等者。後來黃蕘圃、汪閬源墨守此派。兩派一屬校讎，一屬賞鑒，均士林之寶笈也。葉德輝《藏書十約》謂此二派為死校活校。且曰：此二者實兩漢經師解經之家法。鄭康成注《周禮》，取故書杜子春諸本錄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劉向校錄中書，多所更定。許慎撰《五經異義》，自為折衷，此活校也。其後隋陸德明撰《經典釋文》，臚載異本；岳珂刻九經、三傳，抉擇眾長。一死校，一活校也。
凡刻書，未有不校勘者。而刻有優劣者，校有工拙也。蘇軾《仇池筆記》上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賤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舛訛。蜀本《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記》使人疑女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偶見南山，境與意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蓋滅沒於煙波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顧炎武《日知錄》曰：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當作佩，並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義，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為大害乎？按：宋彭叔夏校《文苑英華》，作《辨證》，最為詳慎。謂書不可以意輕改。顧廣圻稱其書乃校讎之模楷。北齊邢子才讀書不甚校讎，曰日思誤書，亦是一適。顧廣圻取以名齋作記，有曰：子才之不校乃其思。不校之誤使人思，誤於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誤於校者，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日思之。又《禮記考異·跋》曰：校書之弊有二：一則性庸識暗，強預此事，下筆不休，徒增蕪累。一則才高意廣，易言此事，遇所未通，必更張以從我。竊不自量，思救其弊，每言書當以不校校之，毋易其本來不校之謂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謂也。嚴元照《書明刻儀禮後》曰：明人喜刻書，刻書之人不必皆有學者，故未嘗知校讎之事。然去宋猶近，善本猶多，照本翻刻，不復措意其得其失，皆出於古人中間。小小訛錯，不過傳寫失真，循其形聲而求之，不難反其真。邇來學士大夫刊行古書，必先之以校，其用意誠美。然求之過深，或且由臆見而改易之。顧其所改易者，必有說以處之，讀者且不覺其誤。故其本真一失，遂不可復校。不可復校之病，與不校之病相衡焉，則寧弗校矣。日本伊澤澹甫亦曰：書有訛字，則知其為佳本。如萬曆後刻本，整齊可愛，其字多以意改，則我不知其可。
懲誤校之失，因多主翻書本而不改其訛字。學者持論多同。而俞正燮非之。其《校文選李注識語》曰：近人刻書，喜仿舊本，存其誤字，而後載校勘語，以為古雅。而舊本不誤之字，仿本多轉寫致誤。是未能仿舊而反誣舊本也。自漢至唐，校書者蓋不如此。按：俞氏此說未盡然。章學誠《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曰：古人讀書不憚委曲繁重，初不近取耳目之便，故傳、注、訓故，其先皆離經而別自為書。至於校讎書籍，則自劉向、揚雄以還，類皆就書是正，未有辨論同異，離本文而別自為書者。郭京《周易舉正》自為一書，不以入經，此尊經也。其餘則絕無其例矣。至宋人校正《韓集》，如方氏《舉正》、朱子《考異》，則用古傳注例，離文別自為書。是皆後人義例之密，過於古人。竊謂校書必當以是為法，使後之人不憚先後檢閱之繁，而參互審諦，則心思易於精入。所謂一覽而無遺，不如反覆之核核也。此論甚精，足以正俞。然俞氏所謂仿本反誤者，固非虛誣。繆氏刻宋本《太白集》，多改易。陸心源已舉。黃氏重刻嘉靖本《周禮》，孫詒讓糾其臆改。又重刻宋本《易林》，丁晏至特著《釋文》以糾之。黃刻皆顧氏所校者也，猶且如此。至如陸心源所重刻宋、元本，訛謬甚多，葉昌熾嘗言之。此則心源刻書原不暇細校，又多無校勘記，無惑其然矣。宋《王氏談錄》曰：校書之例，它本有語異而意通者，不取可惜。蓋不可決謂非昔人之意，俱當存之，注為一雲一。一字已上謂之一雲，一字謂之一作。盧文弨《周易註疏輯正題辭》曰：夫校書以正誤也，而粗略者或反以不誤為誤。山井氏考文於古本、宋本之異同，不擇是非而盡載之，此在少知文義者或不肯如此。然今讀之，往往有義似難通，而前後參證，不覺渙然者，則正以其不持擇之，故乃得留其本真人於後世也。觀此說則知校勘記之多載異文，不沒原本，正其慎也。
俞樾《丁葆書讀書識余序》曰：往時讀《墨子》書，怪其《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之類，皆分上、中、下三篇。詞句小有不同，實無大異。古人著書，何為若此之不憚煩哉？既而思之，此乃古《墨子》之書，各本之不同也。蓋墨子之後，墨分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其時《墨子》之書必有三本。相里有相里之本，相夫有相夫之本，鄧陵有鄧陵之本。後人抄合而一之，故一篇而三也。推之《管子·法法篇》之一曰，《大匡篇》之或曰；《韓非子·內儲說上篇》引魯哀公問孔子事，又載一曰晏嬰聘魯哀公問曰；《外儲說·左篇》引孟獻伯相魯事，又載一謂孟獻伯拜上卿，叔嚮往賀。如此之類，皆古書各本不同之證。按劉向校書，《序錄》中多雲除復重，蓋本合眾本也。其文有異者，則仍錄之。如《晏子》以重而異者為《外篇第七》是也。《韓非》之一曰，顧廣圻以為是向校語。《隋志》《汲冢紀年》後附《竹書異同》一卷，亦校勘記之類。《四庫提要》曰洪适《隸釋》載漢石經《論語》，碑末有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一行，是考異之鼻祖。按：賈逵《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多列異文，更在蔡邕之前矣。
校書不獨宜存異本，且當博採他書。此例之精開於近世唐、宋類書校諸古書所通據也。以《太平廣記》校《唐人小說》，以《群書治要》校諸子，以《醫心方》校《古醫書》，此各以類者也。《說文》古本於《玉篇》求之，鈕樹玉所發。陸氏《釋文》宋本於《集韻》求之。陳奐說。《古今韻會》可校《說文系傳》。王楨《農書》可校《齊民要術》。禮失求野，反勝本書，至如魏了翁《九經要義》可校經疏，王益之《西漢年紀》可校《漢書》，呂祖謙《十七史詳節》、洪邁《南北史精語》可校諸史，此即本無大用之書，反因資校勘而重者也。蓋本書訛脫，他書或猶存真。宋、元人所著即可當宋、元本也。然亦有不可用者。如《北堂書鈔》原本所引古書多與今本不同，而明陳禹謨重刊乃加刪易，悉據時本以轉改之，此例發覺而校勘者之質定，乃益難矣。
他書止可為證，而未可偏據，昔人於此頗致戒焉。盧文弨《十三經註疏正字·跋》曰：是書凡引用他經傳者，必據本文以正之。此令讀者得以參考而已，非謂所引必當盡依本文也。蓋引用他書，有不得不加增損者。又《與丁小雅論校正方言書》曰：大凡昔人援引古書，不盡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當先從本書相傳舊本為定，況未有雕版以前，一書而所傳各異者，殆不可以偏舉，今或但據注書家所引，便以為是，疑未可也。桂馥《札朴》曰：古人引經，略舉大義，多非原文。如《宋書·彭城王義康傳》引《詩》：兄弟雖鬩，不廢親也。引《書》：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說文》引《書》：洪水浩浩。此豈《詩》《書》之本文哉？今人多據書傳所引以增改經文，雖曰治經，實亂經也。又曰：李善所引《倉頡篇》《三倉》《聲類》《字林》諸書，多依隨《文選》俗字，非本書原文。或據為本書左證，則因誤而誤矣。俞正燮亦謂引書當分義與文，是也。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有「古人引書每有增減」一條，又有「據他書而誤改」一條，舉證甚詳，茲不具述。類書選集，刪削尤其常事。而古類書以帙重文煩，多失校正，訛誤尤多。俞正燮《文選自校本·跋》曰：選家例有甄別，增刪其本，有視他本增多者，《西都賦》《東都賦》詩、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東方朔《答客難》均視《漢書》多，蓋昭明得他本增入者。《景福殿賦》注引薛綜《東京賦》注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有《注》而《賦》文無此觀。今所得《後漢宮殿圖》亦無此二觀。則《賦》文昭明刪之。《九章·涉江》刪去亂曰以下五十三字。鍾士季《檄蜀文》據《魏志》末有其詳擇利害云云。今《文選》刪去。任彥升《為褚蓁讓代兄襲封表注》云：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稿本，詞多冗長。《奏彈劉整》注云：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是亦昭明刪之，而李崇賢復補。唐僧《辨正論》內《九箴篇》引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文選·古詩十九首》無寄語十字，亦昭明刪之。其增改字者，據《注》則顏延年《宋文皇后哀冊文》依用宋文帝加八字；陸佐公《石闕銘》依用梁武帝改十四字；《刻漏銘》依用梁武帝改一字，沈約改二字。然則《文選》不當以拘牽元稿評說是非也。又唐本不必是梁本，《奏彈劉整》明非梁時舊錄。王簡《棲頭陀寺碑》石刻憑五衍之軾，齊建武時文也。昭明錄入《文選》，以梁武名避改四衢之軾。《注》當明了，而今文及《注》語意相反。按：今本正文作五衍。《注》曰：今碑本以為憑四衢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則唐人傳寫者，以其時不諱，改文中四衢為五衍，而寫《注》者不知其意，又以《注》中四衢、五衍互誤。是唐本已再改易。其中為昭明所移改者，曹子建《與吳質書》注所引別題，言昭明移墨翟不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下，與季重之書相應也。朱浮《與彭寵書》注云：《後漢》載此書，《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詞旨全別。蓋錄事者取捨有詳略矣。錄有取捨，選亦必有取捨。校者詳其異同，以見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見，凡書皆然，況其為文辭選集本也？按：俞氏之說可謂致詳慎矣。中尚有一條誤者。唐時沙門道士相詬，俱造偽書，竄羼古文，其所稱引都不足據。吾已別有專考。《辨正論》之引古詩末二句，正是僧徒所加耳。漢時安有道士之稱？僧徒欲詆道士，反為道士證成其早立之夸言，殊為可笑。俞氏頗知釋、道詬爭本末，而獨於此復為所欺，亦可見考證之難矣。俞氏又嘗言校書誤者當改，不同者不當改，則格論也。
近世小學大明，校書者不徒恃異本，而沿漢儒讀若讀為之法，以字例文例通之，始於高郵王念孫及其子引之，而俞樾、孫詒讓繼之。此派之功，實是讀釋，非以二本比讎，已不得為校，特以校正連文，從其廣義，故相沿稱之耳。詒讓作《札移》，樾序之曰：余嘗謂校讎之法出於孔氏。子貢讀《晉史》，知三豕為己亥之誤，即其一事也。《呂氏春秋·察傳篇》：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昭公十二年《公羊傳》：伯於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何劭公謂知公誤為伯，子誤為於。陽在，生刊滅闕。是則讀書必逐字校對，亦孔氏之家法也。漢儒本以說經，蓋自杜子春始。杜子春治《周禮》，每曰：字當為某。即校字之權輿也。自是以後，是正文字，遂為治經之要至。後人又以治經者治群書，而筆針墨炙之功，遍及四部矣。夫欲使我受書之益，必先使書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勸為周田觀，《尚書·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禮記·緇衣》引作：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曰：古文作割申勸，似近之。而肆赦為內長文。《漢書·武帝紀》詔曰：內長文所以見愛也。《困學紀聞》曰：古寫本內長文作而肆赦。劉昌詩《蘆浦筆記》引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且不能得其句讀，又烏能得其旨趣乎？詒讓《自序》曰：竊謂校書如讎，例肇西漢。都水《別錄》，間舉訛文，若以立為齊、以肖為趙之類，蓋後世校字之權輿也。晉、唐之世，束皙、王劭、顏師古之倫，皆著書匡正群書違謬，經疏史注，咸資援證。近代巨儒修學好古，校刊舊籍，率有記述。而王懷祖觀察及子伯申尚書、盧紹弓學士、孫淵如觀察、顧澗文學、洪筠軒州倅、嚴鐵橋文學、顧尚之明經，及年丈俞蔭甫編修所論著尤眾。風尚大昌，覃及異域。若安井衡、蒲阪圓所箋校，雖疏淺，亦資考證。綜論厥善，大抵以舊刊精校為據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參成見。其正文字訛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於他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為之鈐鍵，故能發疑正讀，奄若合符。及其蔽也，則或穿鑿形聲，捃摭新異，憑臆改易，以是為非。乾、嘉大師，惟王氏父子至為精博，凡舉一誼，皆確鑿不刊。其餘諸家，得失間有。然其稽核異同，啟發隱滯，咸足餉遺來學，沾溉不窮。我朝樸學超軼唐、宋，斯其一端與。詒讓學識疏，於乾、嘉諸先生無能為役，然深善王觀察《讀書雜誌》及盧學士《群書拾補》，伏案研誦，恆用檢核。間竊取其義法，以治古書，亦略有所寤。嘗謂秦、漢文籍，誼旨奧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書之案，墨翟書之唯毋，晏子書之以敚為對(2)，淮南王書之以士為武，劉向書之以能為而。驟讀之，幾不能通其語，復以竹帛梨棗抄刊屢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真、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槧之羼改，逵徑百出，多歧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按：此二《敘》於校正源流，頗為明白。然其所舉，則據本校勘，與以例讀正合言不分。王雖間據舊刻，而多憑詁例。盧雖亦下己意，而偏詳異本。孫氏兼師二人，而王法為多。俞氏則全用王法矣。
校二書須明本末，然後可以決定從違。校一書須明體例，然後可以決是非。錢泰吉《曝書雜記》曰：荀悅《漢紀》，自宋時已鮮善本。荀《紀》雖出班《書》，時有改易，況今所見班《書》與荀所見當有不同。但據所見班《書》以改荀《紀》，彌失荀氏之舊。所以校荀《紀》倍難於班《書》。嚴可均《書北堂書鈔後》曰：所抄之書，皆三代、漢、魏迄於宋、齊，最晚者《宋書》《三十國春秋》《十六國春秋》《魏書》(3)。其詩、賦、頌，則鮑、謝為最晚，陳、隋隻字不抄。抄者今亡其本，十蓋八九。其存者亦流俗寫變，殘缺誤訛，不為典要。故《書鈔》可略校，不可統校。此所謂明本末者也。至於體例，則短淺者一核而知，宏深者曠日乃究。必如顧廣圻之校《釋名》撰《略例》，王筠之校《說文》作《釋例》，則可謂精矣。
李慈銘《越縵堂筆記》曰：乾、嘉以來，諸儒專心考訂，周、秦古籍，粲然具明，一洗明刻之陋。其最以校勘名者，盧抱經、顧澗兩家，蓋非六朝以後人可及。他若惠松崖、江叔沄，則堅守古義，微失之拘；孫淵如、洪筠軒，則喜搜僻書，微失之雜；王石渠、伯申父子則喜為通論，微失之專。然亦百純而一疵。章炳麟《國故論衡·明解故上》曰：一以故書正新書，依准宋刊，不敢軼其上。其一時據舊籍以正唐、宋木石之書。相提而論，據舊籍者宜為甲，及其末流淫濫，憙依《治要》《書鈔》《御覽》諸書以定異字。《治要》以下，其書亦在木，非無訛亂，據以為質，此一蔽也。前世引書，或以傳注異讀改正文經典。古今文既異，今文有齊、魯之學，古文有南、北之師，不得悉依一讀凌雜用之。此二蔽也。段玉裁、臧庸恨之，時出胸臆，謂世所見者悉流俗本，獨己所正為是。其是者誠諸師所不能駁，而亦有錯牾。按：此所評亦約略言之耳。熟於版本者每詆盧氏為憑臆。顧氏最好影摹，而亦不能無妄改。校勘之事，固不能萬得而無失也。近人校勘記，有附書與別行二種。附書之本精於顧廣圻，《文選考異》最為整栗；別行之本則始於盧文弨《群書拾補》。
孫志祖據《魏書·劉芳傳》改《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作四郊。宋本《禮記·祭義》天子設四學，《注》謂：周四郊之虞庠。顧廣圻謂四郊當作西郊。段玉裁作《禮記四郊疏證》，申孫黜顧。顧作《學製備忘記》以辨之。二人遂相水火。陳鱣調停之而未能。集其書為一編，目曰《段顧校讎編》。洪亮吉笑之，謂可比《朱陸異同辨》。
* * *
(1) 《廣雅碎金》題作「潘侍郎藤陰書屋勘書圖歌」。
(2) 「晏子」至「對」，《札移》作「公孫龍之正舉」。
(3) 「魏書」，《書陳禹謨刻本北堂書鈔後》作「後魏書」。
格式第十二
書之須校勘，非獨文字當是正也，格式亦當是正。格式之於書，似為小節，而實關於大體。故論校勘之功，宜先及焉。茲分論之。
一、題目
盧文弨《鐘山札記》曰：古書大題多在小題之下，如《周南·關雎·故訓傳第一》，此小題也，在前。毛詩二字，大題也。在下。陸德明云：按：馬融、盧植、鄭康成注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蓋古人於一題目之微，亦遵守前式，而不敢紛亂如此。今人率意紛更，凡疏及釋文所云云者，並未寓目。題與說兩相矛盾而亦不自知也。《漢書》《三國志》毛氏汲古閣版行者，猶屬舊式。他本則不盡然。按：殿本《三國志》因改小題為大題，遂並篇名而失之。張照按語乃雲《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亦無《列傳》之目，乃陳壽之微意。今悉遵原書之例，不書紀、傳，豈非大可笑之事哉？島田氏謂在竹簡時，首簡本止小題，大題則在別一贅策後。改卷子，故移寫於下，俞樾謂即《唐六典》所謂簽。
盧氏又曰：《史記》《漢書》書前之有目錄，自有版本以來即有之，為便於檢閱耳。然於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記》之目錄也。班固之《敘傳》即《漢書》之目錄也。及後人以其艱於尋求，而復為之條例以繫於首，後人又誤認書前之目錄即以為作者所自定，致有據之妄訾謷本書者。夫《孟荀列傳》以兩大儒總括之，何嘗齒淳于髡、慎到、騶奭於其列哉？《貨殖》等傳以事名篇，與八《書》差相類，固未嘗一一標姓名也。乃譏《漢書》者謂范蠡、子貢、白圭非漢人，而入《漢書》，以為失於限斷。其實班氏何嘗為范蠡諸人立傳？即彼蜀卓、宛孔閭里猥瑣之流，亦豈屑屑為之標目，與夫因人立傳者同哉？明毛氏梓《史記集解》，葛氏梓《漢書》正文，其前即據《自序》《敘傳》為目錄，亦為便於觀者，而尚不失其舊，在諸本中為最善矣。按：此論甚是，但謂淳于、卓、孔為不屑齒則誤耳。妄標目錄，不獨《史》《漢》。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五代史目錄」條曰：唐莊宗子繼潼等、晉高祖叔父萬友等、周太祖子侗等、世宗子誼等，皆雜序成文，初非各自為傳，而目錄一一列之，殊非史例。歐《史》止有傳名，後之讀史者增注姓名於目錄之下，以便檢尋，非歐《史》本文也。按：《後漢書》人各為傳，每篇首標姓名，劉子玄已譏為文案孔目。今本《後漢書》目錄，則又非蔚宗之舊。有附書甚詳而不標名者，有止數句而亦標名者，即備翻檢亦不足也。
二、次第
《鐘山札記》曰：凡傳古人書，當一仍其舊，慎勿以私見改作。如《蔡中郎集》有宋天聖元年歐靜所輯本，雖未必盡合於隋、唐之舊，然在今日已為最古。後日重刻，便可悉依舊式，或有當補者，可別附於後。當刊者，可著其說於篇下。斯得之矣。今乃移易其篇第，並於一篇之中，顛倒其次序，致有大失其意者。如歐本第一卷，首篇乃《故太尉橋公廟碑》，以頌居首云：光光列考，伊漢元公。此為其孤作也，故稱列考，即烈考也。頌後公諱某，字公祖云云，至文德銘於三鼎，武功勒於徵鉞，官簿次第，事之實錄，書於碑陰，以昭光懿。此是第二段。下雲橋氏之先出自黃帝云云，至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已，為第三段。終焉即所謂碑陰也。其四銘即附此篇之後。自明張天如刻《百三名家集》，於《蔡集》以賦為首，次以疏、表、書、論議、對問、設論、連珠、頌、贊、箴、銘，而後及於此碑。則以橋氏之先云云，公諱某云云連為一段，於末妄增銘曰二字，然後以光光烈考提行，至作憲萬邦終焉。四銘則別入銘類，不系此碑之後，則全與篇中所云不相應。篇中所云書於碑陰者，即橋氏之先一段文也。若倒在末，則所云碑陰又何所指乎？本朝康熙年間又有華(1)莘野、劉嗣奇弟兄重刻《蔡集》，分為六卷，碑在第五。此文全與張本同，但不加銘曰二字耳。中郎又有《太尉橋公碑》一篇，乃為故吏司徒崔烈、廷尉吳整作者。劉本則移之於四銘之前，不知文德銘於三鼎，武功勒於徵鉞之語，自在前篇。今乃係於後篇，不亦謬乎？甚矣，人之好妄作也。如此為能傳古書，則古人之面目反隱矣。
劉向校書，即多釐正篇次。但是以意編次，非為完其舊本。至於篇次雜亂，雖無異本可校，亦可移正。如盧文弨、孫詒讓之校《越絕書》。按：據篇名最為精核，吾嘗因而完整之。俞樾作《左傳古本分年考》一書，謂今本前年末文與次年首文文義連屬者，原本連於次年首，為後人誤分置前年末，其說曰：事必有其緣起，不容一例冠以年月。如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蒞盟。學者以為當然，未嘗謂每篇必當從某月起，而某月之前不容著一字也。年之與月亦等耳。乃月之上不礙有文，而年之前不容有字。每年必以某年建首，而某年之前所有文字必截附上年之末，於是文義之不通者多矣。此說雖無旁證，實能窺見史書大體，亦可信也。
三、分注
《四庫提要》「趙一清《水經注釋》」條曰：酈道元《水經注》傳寫舛訛，其來已久。諸家藏本，互有校讎，而大致不甚相遠。歐陽玄、王禕諸人，但稱《經》《注》混淆而已，於《注》文無異詞也。近時寧波全祖望始自稱得先世舊聞，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寫，全混作大字，幾不可辨。一清因從其說，辨驗文義，離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細字分別書之，使語不相雜而文仍相屬。考沈約《宋書》稱《漢鐃歌》本大字為詞，細字為聲。後人聲詞合寫，是以莫辨。是傳錄混淆，古有是事。又如明嘉靖中所刻《齊民要術》，簡端《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云云一條；崇禎中刻《孔子家語·本姓解》中「微，國名，子爵」五字，間以注文刻作大字者，亦時有之。至於巨帙連篇盈四十卷，而全部夾注悉誤寫為正文，揆以事理，似乎不近。姚宏(2)補註《戰國策》，范成大作《吳郡志》，並於注中夾注，前人嘗舉以為例。而自宋以來，未嘗有舉及《水經注》者。按：《題要》但不信全氏夾注之說耳。《經》《注》混淆，殿本已正之矣。《史通·補註篇》謂：除煩則意有所吝，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列為子注。若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是也。今本《伽藍記》乃無注文。《四庫提要》謂不知何時佚脫。顧廣圻則謂原是大小字分別書之，今混注入正文。欲如全氏治《水經》之例，改定一本。後吳若准、唐晏即用顧氏之說，然其所分正文甚少，注文甚多，乃似《朱子綱目》，與《史通》所謂除煩意吝，畢載言妨者不合。吾嘗屬門人熊生重定之，以其言支出除去而前後文相接者，定為子注，然亦注文甚長，不知究能合原本否。且即不除去其文，仍不見大有妨害。又疑《提要》脫佚之言為是也。
島田氏曰：古卷子本有旁記，有背記。歷世既久，又經傳寫，於是有旁記攙入正文者，有背記誤成注文者。
古書又有朱墨別書之例。陸氏《經典釋文》原本，音經者墨書，音注者朱書。陸淳《春秋微旨》、郭京《周易舉正》亦別以朱墨。今皆已混而為一。惟陶弘景定《本草》，本經以朱字，增補者以墨字。宋大觀《本草》改朱文為白字，墨白即俗稱陰陽文。猶存其舊耳。木刻分陰陽不為甚難，今復有朱墨套印之法，則古本未始不可復也。
四、行款
《鐘山札記》曰：《史》《漢》數人合傳，自成一篇，文字雖間有可分析者，實不盡然。蓋數人同一事，彼此互見，自無重複之弊。自范《書》以下，雖有合傳之名，實皆專傳之體。致有一事而再三見者。文繁志寡，由其不講史法故也。即如《史記·廉藺列傳》，首敘廉頗事無幾，即入藺相如事獨多。而後及二人之交歡，又間以趙奢，末復以頗之事終之，此必不可分也。《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皆為御史大夫者，始敘張蒼，次周昌、趙堯、任敖，其后蒼復為御史大夫，遷丞相，則又詳敘其始末，及終之以申屠嘉。此一本《史記》之舊。惟申屠為可分，余皆不必分也。後世史成於眾人，若刪彼傳以入此傳，則有欲掩其名之嫌，以故《史》《漢》之法不可復睹耳。按：盧氏此論誠知史家篇體之言。馬、班列傳有《尚書》因事名篇之遺意，雖以人標目，實以事為主，非為一人具始末。故諸人之事錯綜於其中，合傳之名，乃後人所擬，非馬、班本意。本無所分，安可言合？陳、范以降，人具首尾，識者有卯冊之譏。後史沿之，人習見此體，反以馬、班書為合傳，為變體。其甚者，則強分節段，稱為某傳某傳。今二書刻本，一傳之中皆屢提行分段。《酷吏》《貨殖》諸篇提行愈多，而愈不可通。說者據此刻本，遂有謂某傳中帶敘某人，某傳末復敘某人者。重陛謬，皆刻本提行分段誤之。今之史本，實沿兩宋。提行分段之妄，當始宋人，且不獨《史》《漢》為然。《後漢書》雖各為傳，而亦有附書。今本乃於每段之首加某人傳三字。《劉永龐萌》本是一篇，而劃為二傳；《華佗傳》末附書之人悉割為某傳，某傳末之總敘遂不可通。范《書》雖本可提行，而《郭泰傳》中十一人事，亦每人提行，則非其舊。孫志祖《讀書脞錄》曰：朱明鎬《史糾》謂《北史》張景仁以八體進身，不當廁諸《儒林》。按：景仁非儒林中人，史附見於《馬敬德傳》後，非專傳也。《北史·儒林傳》多此類。如冀、趙文深之附黎景熙、蕭該，包愷之附何妥。目錄俱當小字分注，今刻本俱提行別傳，非也。此傳寫之失，不當以咎本書。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宋槧明修《魏書》」條曰：《韋閬傳》末，又有武功蘇湛云云。此史家附傳通例。校刻北監本者，誤以蘇湛提行別起，而以又有武功連屬燕郡太守下，則不可通矣。《刁雍傳》附其子纂、遵、紹、獻、融、肅(3)。肅後復敘遵事，而後敘遵之子十三人。汲古本《遵傳》末《注》雲遵字疑皆作肅，謬甚。然可見收書於附書諸人，本不提行。其提行者，嘉祐諸人校刊之失也。按：此乃顯然不通者，人皆能知之，馬、班書之大體，則知之者罕矣。一易行款，而史體遂亡，卯冊之式，竟為通例。行款之關係，顧不重哉。
《後漢書》卷五十二末《雲台功臣次第》，《殿本考證》曰：羅點《聞見錄》曰：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薛季宣常州雲舊本《後漢書》作兩重排列。謂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馬成居首，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訛。此極有理。范蔚宗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為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為一，明矣。臣承蒼按：《小學紺珠》載二十八將名次，正與薛常州所言符合，較今本《後漢書》所引二十八人次第，凡值奇數十四人，名俱在前，凡值偶數十四人，名俱在後。其末別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合為三十二人。蓋王伯厚所見《後漢書》猶是未誤刻時本也。按：監本作一排，毛本則分兩排。
盧氏《鐘山札記》曰：古書兩重排列者，皆先將上一列順次排訖，而後始及於下一重。自後人誤以一上一下讀之，至改兩重為一列，亦依今人所讀，而大失本來之次第矣。《後漢書·馬武傳》後附載雲台二十八將，昔人頗多致疑。薛季宣、王伯厚始移而正之，後人並曉然於其故，今可不論。惟《史記正義》所載《諡法解》亦本兩重，改為一列，文多間雜，亦當移正。但其中頗為訛脫，與《逸周書》亦不盡合。今雖分之，未能如雲台之一轉移即是也。末三十餘諡，美惡雜糅，似為後人所亂。云：
民無能名曰神 一德不懈曰簡
靖民則法曰皇 平易不訾曰簡
德象天地曰帝 尊賢貴義曰恭
仁義所在曰王 敬事供上曰恭
立志《周書》作制。及眾曰公 尊賢敬讓曰恭
下略
以上皆兩排讀法。墨經文未明注旁行，今已復其舊矣。
* * *
(1) 《鐘山札記》無「華」字。
(2) 「宏」，當作「弘」。
(3) 「肅」，《魏書》作「書」。
文字第十三
宋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為古今校書例之善本。其書凡分六類：曰字畫，曰注文，曰音釋，曰句讀，曰脫簡，曰考異。其於字畫，以古本正俗訛，而於古之甚駭俗者則通之以可識者。此沿張參、唐玄度之法，不似明人之好作古體。人稱其通。其於注文脫誤，據他本外或據疏以改補。然於諸本皆然，及疏義已誤者，則不改。於脫簡，則後人更定者別寫附後，而不輒改原文。此皆校古書之法。至於音釋句讀，則以己意斟酌，不盡從釋文、注、疏，辨正甚細，此則自定一書之法也。
文字之當正者，於字則曰誤，曰倒，曰脫，曰衍，於篇章則錯。
《樂記》簡錯，鄭康成但記其說於《注》，而不輒改正文。宋興國於氏刊本乃直改之。岳珂刻本猶止附於氏本於末，而仍存原文，是其慎也。宋儒說經，乃好言脫簡。後來相沿，各以意定。如《洪範》《武成》及《大學》，聚訟紛然，而未有定。《四庫提要·存目》「宋王柏《書疑》」條下云：改定《洪範》，自龔鼎臣始。見所作《東原錄》。改定《武成》，自劉敞始。見《七經小傳》。其並全經而移易補綴之者，則自柏始。考《漢書》載：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云云。此言脫簡之始也。然向既校知脫簡，自必一一改正，必不聽其仍前錯亂。又惟言《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則其餘無脫簡可知，亦非篇篇悉有顛倒。且一簡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具有明文，則必無全脫一章一段之事。而此二十餘字之中，亦必無簡首恰得句首，簡尾恰得句尾，無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柏作是書，乃動以脫簡為辭，臆為移補。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兩句者，何簡脫若是之多？而所脫之簡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長短參差，其簡之長短廣狹，字之行款疏密，茫無一定也？其為師心杜撰，竄亂聖經，已不辨而可知矣。按：《提要》懲宋人紛紜之弊耳。宋人所改，大都文義本通而逞其己見，若文義本不通，自當移正。如張惠言之校《春秋繁露》，所改最多，而皆確不可易，亦何嘗如宋人之紛紜無定哉？
朱彝尊《江村銷夏錄·序》曰：昔之善讀書者，匪直晰其文義音釋而已，其於簡策之尺寸必詳焉。鄭康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一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服虔傳《春秋》，稱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而說書者謂每行十三字，括蒼鮑氏以定正《武成》，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範》。予嘗至太學摩抄石鼓文，驗其行數，據以駁成都楊氏之作偽。按：後來校勘家尚有用簡策字數以訂正脫文者，然此實未可憑信。《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長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一尺二寸，《論語》八寸，見《論語》鄭《注》引《鉤命決》。《堯典》二尺四寸，亦見《後漢書·周磐傳》。《論語》八寸亦見《論衡·正說篇》。律二尺四寸亦見《鹽鐵論·詔聖篇》。每行造字數則僅鄭注《尚書》二十字一簡之文。服注《左傳》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漢志》：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尚書》，古文簡有二十五字者，有二十二字者。是同一二尺四寸之簡，而字數已不同，何由懸定邪？胡一中之訂正《洪範》，《四庫提要》已駁之曰：一中既稱一行十三字，何以於厥庶民錫汝保極以七字而錯一簡？五皇極曰皇建其有極，以九字而錯一簡？曰王省惟歲以下復以八十一字錯簡也？蓋竹簡每行字數未必即有定規，而古書之傳由簡而帛，由帛而紙，皆在堂前。其有錯亂，豈必皆在簡時？據簡而說，特校勘家之巧取證據耳。
錢謙益《跋王右丞集》曰：《文苑英華》載王右丞詩，多與今行槧本小異。如松下清齋折露葵，清齋作行齋；種松皆作老龍鱗，作種松皆老作龍鱗。並以《英華》為佳。《送梓州李使君詩》：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作山中一半雨，尤佳。蓋言其風土。崔顥詩：寄語西河使，知余報國心。《英華》云：余知報國心。如俗本，則顥此句為求知矣。如此類甚多，讀者宜詳之。
盧文弨《題賈長江詩集後》曰：明海虞馮鈍吟評本，其字句蓋遠出俗本之上。如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為不平事。今本作誰有不平事。鈍吟云：誰為不平，便須殺卻，此方見俠烈之概。若作誰有不平，與人報仇，直賣身奴耳。一字之異，高下懸殊。舊本之可貴類若是。余得其本，因臨寫之，令後生知讀書之法。
顧廣圻《孫可之集·跋》曰：《龍多山錄》樵起辛而游，洎甲而休。此用《書》辛壬癸甲也。《刻武侯碑陰》云：獨謂武侯治於燕、奭。此用《左傳》管夷吾治於高傒也。見宋刻而後知正德本之謬。校定書籍可不慎哉。按：明本誤作起耒而游，洎車而休；武侯之治，比於燕、奭。日本古抄經注多有虛字語助，為中本所無。阮元《校勘記》疑是彼國人妄增。楊守敬謂：通觀其抄本，知實沿隋、唐之遺。即其原於北宋者，尚未盡刪削。今合校數本，其漸次剷除之跡猶可尋。然亦有連寫六七字不可通，乃出抄胥之取整齊，島田氏已言之。按：顏之推《家訓》云：助句之詞，河北經傳悉略此字。是古本有無虛字者，蓋版刻未興，傳習之書多為俗士刪簡，以便記誦、省抄錄。如《說文解字》之說解，唐前人所引每較今本字多。王筠以為是唐習明字科者所刪，理有可信。刪節之事，固不始於明人。虛字助詞所系猶小，若《論語集解》引諸家說，日本正平本皆備標姓名，而華本皆止雲某氏，此則所關大矣。
葉氏《書林余話》曰：今刻書闕文處用白框或墨塊。白者謂之空白，墨者謂之墨釘，亦謂之墨等。《逸周書》《穆天子傳》中多方白框，《大戴記·武王踐阼》機銘：皇皇惟敬，□生，□戕□。盧辨《注》曰：，恥也。言為君子榮辱之主。口能害口。此猶不識□為闕文，而以為口字。然文義猶可通也。若明人鍾惺云：讀□戕□三字，竦然骨驚。譚友夏云：口字疊出，妙語。則尤為可笑矣。墨塊之本，自南宋時已有之。用白框者必出古書抄本，而刻本因之；用墨塊者則出宋時刻本，猶有訪求善本待補之意，非若白框之已無從補也。按：此說是也。明人刻書多臆補空闕，如錢曾所舉楊君謙抄《元氏長慶集》，行間多空字，以宋本藏久漫滅，不敢益之。東吳董氏翻雕，以己意妄填空字。楊守敬所舉黃刻《中論》，原本有空格。何氏《漢魏叢書》臆補之。錢氏守山閣刻遂沿何誤。應據《群書治要》校正。他尚有之。《逸周書》向有闕文，而朱駿聲傳有補闕之本，所補頗近似而不言所據，未敢信也。
顧廣圻《焦氏易林·後序》曰：讀此書之法又有三焉：以復見求之也，以所出經子史等求之也，以韻求之也。如《比》之《震》，扶杖伏聽，誤。《無妄》之《中孚》，扶下無杖字，聽下有命字者是。《兌》之否扶作俯亦非。扶伏者，匍匐也。此可得之於復見者。如《乾》之《咸》，反得丹穴，女貴以富。貴當作清。本《史記·貨殖傳》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大畜》之《訟》，哀相無極。哀相當作衷。此皆可得之於所出經、史、子等者。如《訟》之《損》，更相擊劍。劍當作。《明夷》之《臨》，不誤。《大畜》之《家人》作詢，亦非。以與下走為協，此可得之於韻者。
文字之異，非獨兩本為然，乃有注本所據正文與今本正文已不同者。盧氏《鐘山札記》云：《左》《公》《穀》三傳，經文多有互異，後人別白註明。今《史記》三家之注亦多異同。今若不依「三傳」之例，於正文先註明，則必有改易遷就之失。即如《五帝本紀》暘谷，《正義》作陽穀；南訛，《索隱》作南為。《殷本紀》羑里，《正義》作里。《周本紀》居易無固(1)，《索隱》作居易。其他義同而字異者尤多。後若重梓此書，宜有以別白之。段玉裁《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如治絲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實而瞀亂。乃至不可理。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也。《周禮·輪人》：望而視其輪，欲其爾而下迤也。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下迤。唐賈氏作不迤。故疏曰：不迤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迤，故曰不迤。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迤，其語絕無文理，則非賈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經之下字，所仍之經非賈氏之經本矣。然則本有二，下者是與？不者是與？曰：下者是也。望而視其輪，謂視其已成輪之牙。輪圜甚，牙皆向下迤邪。非謂輻與轂正直，兩兩相當。經下文，縣之以視其輻之直，自謂輻。規之以視其圜，自謂牙。輪之圜在牙。上文轂、輻、牙為三材，此言輪、輻、轂，輪即牙也。然則唐石經及各本經作下是。賈氏本作不，非也。而義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淺人校疏文下迤之誤，改為不迤，因以疏文之不迤，改經文之下迤，則賈《疏》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乃大乖也。依今《疏》作下迤，而賈不受也。依賈作不迤以改經，而《考工》經不受也。故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而後經之底本可定，而後經之義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自宋人合《正義》《釋文》於經注，而其字不相同者，一切改之使同，使學而不思者，白首茫如。其自負能校經者，分別又無真見，故三合之註疏本，似便而易惑，久為經之賊，而莫之覺也。王引之《經義述聞·通說》曰：經典訛誤之文，有注、疏、《釋文》已誤者，亦有注、疏、《釋文》未誤而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者。學者但見已改之本，以為注、疏、《釋文》所據之經已與今本同，而不知其未嘗同也。
龔自珍《王文簡公引之墓志銘》曰：聞於公曰：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為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俞樾《群經平議·自敘》曰：治經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經，則思過半矣。《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聖人之言，豈有不明且清者哉？其詰為病，由學者不達此三者故也。三者之中，通假借為尤要。按：此二文於王氏一派讀釋之學最為明白。蓋其功不在正書本，而在通訓義；其志不在完前人之著作，而在通古人之言語。其所施用，專在三代、兩漢之書，而唐以下不及焉。引之撰《經義述聞》，阮元序之曰：昔郢人遺燕相書，夜書，曰舉燭。因過書舉燭。燕相受書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也。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璞。周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誤會舉燭之義，幸而治；誤解鼠璞則大謬。凡誤解古書者，皆舉燭、鼠璞之類也。《經義述聞》一書，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樾作《古書疑義舉例》，《自序》曰：夫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譬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夫自大小篆而隸書，而真書；自竹簡，而縑素，而紙，其為變也屢矣。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譬猶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煮其簀也。嗟夫，此古書疑惑所以日滋也歟。觀上數說，則此學之重，與其異於尋常校勘家者明矣。此學之例未易略言，學者讀王氏《經義述聞·通說》下卷及俞氏《古書疑義舉例》足以知之。一曰正訛文，此屬於文字，二曰明假借，三曰明語詞，四曰明文例，皆屬於訓詁。
龔自珍《王文簡公墓志銘》曰：聞之公曰：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誤，吾則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為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末、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來舊矣，其本字十八可求，十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工槧工誤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書無佐證，吾懼來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此說得其大要。《經義述聞·通說》有一條曰：經之衍文，有至唐《開成石經》始衍者，亦有自漢儒作注時已衍者。又有旁記之字誤入正文者。又有上下相因而誤寫偏旁一條，與旁記之說同為其正誤之要例。又一條云：經典之字，往往形近而訛。改之則怡然理順。此皆歸之寫官而不盡從漢注者也。俞氏《古書疑義舉例》所舉，其屬於字者，則有兩字義同而衍，兩字形似而衍，涉上下文而衍，涉注文而衍，涉注文而誤，以旁記字入正文，因誤衍而誤刪，因誤衍而誤倒，因誤奪而誤補，因誤字而誤改，一字誤為二字，二字誤為一字，重文作二畫而致誤，重文不省而致誤；闕字作空圍而致誤；本無闕文而誤加空圍，上下兩句互誤；字以兩句相連而誤疊；字因兩句相連而誤脫；不識古字而誤改；文隨義變而加偏旁；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兩字平列而誤倒；兩文疑復而誤刪；誤增不字諸例。其屬於句者，則有上下兩句易置。其屬於篇章者，則有分章錯誤，分篇錯誤。又有字句錯亂，簡策錯亂二例，是皆正訛文之事也。
王氏一派之功，校改為小，而讀正為大。校改者一切校勘家之所同，讀正則此派之所獨。讀正者，即漢儒讀為之法，所謂通假借者也。段玉裁《周禮漢讀考·自敘》曰：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二曰讀為、讀曰；三曰當為。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為比方之詞。讀為、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以音相近之字。故為變化之詞。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舉經之本字。變化字已易，故下文輒舉已易之字。注經必兼茲二者，故有讀如，有讀為。字書不言變化，故有讀如，無讀為。有言讀如某，讀為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別其音，為以別其義。當為某者，字之誤，而改其字也，為救正之詞。形近而訛，謂之字之誤；聲近而訛，謂之聲之誤。字誤、聲誤而正之，皆謂之當為。凡言讀為者，不以為誤，凡言當為者，直斥其誤。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三者皆以音為用，六書之形聲、假借、轉注於是焉在。王引之《周秦名字解故·自敘》曰：詁訓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同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韻復多異音。畫字體以為說，執今音以測義，斯於古訓多所未達。不明其要故也。《經義述聞·通說》曰：《說文》論六書假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蓋無本字，而後假借他字，此謂造作文字之始也。至於經典古字，聲近而通，則有不限於無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見存，而古本則不用本字，而用同聲之字。學者改本字讀之，則怡然理順；依假借字解之，則以文害詞。是以漢世經師作注，有讀為之例，有當作之條，皆由聲同聲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以上所說，所謂明假借者也。
《通說》又曰：經典之文，字各有義。而字之為語辭者，則無義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語詞而以實義解之，則扞格難通。余曩作《經傳釋詞》十卷，已詳著之矣。按：自王氏發此，繼起者有孫經世《經傳釋詞補》、吳昌瑩《經詞衍釋》。俞氏書亦有助語用不字，也邪通用，句尾用故字，句首用焉字，古書發端之詞，古書連及之詞，誤讀夫字諸例，皆申釋詞者也。
訓詁義例有文字學專書論之。其施於讀書，則依文義而定。王氏《通說》有四說：一曰古文訓詁，不避重複，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義者。一曰經文數句平列上下不當歧異。此皆繩以文法而整齊之也。又一條曰：經文上下兩義不可合解。則又防其牽合也。又有增字改(2)經一條，尤為精要。其言曰：經典之文，自有本訓。得其本訓，則文義適相符合，不煩言而已解；失其本訓而強為之說，則阢隉不安。乃於文句之間增字以足之，多方遷就，而後得申其說。此強經以就我，而究非經之本義也。
俞氏書中如上下文異字同義，上下文同字異義，兩句似異而實同，兩字一義而誤解，兩字對文而誤解諸例，皆以文例定字者也。俞氏又有重言釋一言(3)，語急，語緩，大名冠小名，大名代小名，小名代大名，以雙聲疊韻字代本字，以讀若字代本字，美惡同詞，實字活用諸例，則屬於文字學矣。
其屬於文例之句例者，則俞氏所舉有倒句，倒序，錯綜成文，參互見義，兩字(4)連類而並稱，兩語似平而實側，倒文協韻，變文協韻，蒙上文而省，探下文而省，舉此以見彼，因此以及彼，語詞疊用，語詞復用，文具於前而略於後，沒於前而見於後，句中用虛字，上下文變換虛字，反言省乎字諸例。其屬於章節者，有古人行文不嫌疏略，古人行文不避繁複，一人之詞而加曰字，兩人之詞而省曰字，敘論並行諸例。
王氏之法，人稱為前無古人，然宋金履祥注《尚書》，說自周有終，相亦有終。周當作君，形近而訛。袁文《瓮牖閒評》論多、只二字通用。元俞成《螢雪叢說》述王虛中《解書訣》曰：辭之內不可減，辭之外不可增。此皆王氏之先覺也。特推例不如其密，小學不如其深耳。然王氏之學，既明以來學者更相傳習，亦遂不能無弊。求整齊太過，於並列之本可異義者，必改讀僻字，以使之同說。假借太濫，於本義之已無扞格者，必輾轉牽附以使之通。其例甚多，茲不列舉，亦學者所當戒也。
以上所說限於文字詁訓，蓋校讀古書之難，正在於此。至於考證事實，自有考據家法。推求宗旨，更無法例可言。俞氏所舉，亦有兩義傳疑而並存及古書傳述亦有異同二例。然如此之例，已在校讎範圍之外，茲不能及。若夫經史家法，子集流別，自有專門，更非此課所宜粗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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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居易」，徐廣以為「居陽」。
(2) 「改」，《經義述聞》作「解」。
(3) 「字」，《古書疑義舉例》作「事」。
(4) 《古書疑義舉例》「重」前有「以」字。
末論第十四
編述既竟，更有進言者二焉。一則目錄學中諸事當互資兼備，不可偏恃。若精於一而忽於一，則其所得亦不為得。熟版本者，可謂盡目錄之工細。然但講版本，雖不流為賞鑒，亦不免有橫通之弊。章氏《文史通義》有《橫通篇》，謂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及。而道聽途說，根柢之淺陋，亦不難窺。周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黃丕烈據宋陳氏《吟窗雜錄》校鍾氏《詩品》，於殷仲文下補晉謝琨三字。不悟時無謝琨，惟有謝混，已具評於中品。此三字乃後人因此條有謝益壽而旁註其名，又誤混為琨耳。此但講版本之陋也。精類例者，可謂見目錄之深宏。而但言類例，往往忽於考證，適足來夸枵之譏。章學誠長在通識，而短於專精。論及古書，常有疏誤。如以尹文三名概名家，不知田俅為墨徒，而與尹佚並稱，雲在墨前。不知《世本》有《居篇》《作篇》，而曰當入歷譜。不知《成相》乃曲詞而擬之連珠。此但言類例之缺也。至於熟版本者不盡嫻考證，則惟知珍異，不能抉擇；工考證者常不究類例，則一涉體義，便多踳違，尤是恆情，不須舉例。不知則缺，善取諸人，非學者之當務乎？一則目錄學止是學之鎖鑰門徑，不可即以是為足。葉德輝論版本之學，謂自乾、嘉以來，談此學者咸視為身心性命之事，此固一時之實情。然此果遂可視為身心性命之事乎？部類之學，進而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以成批評之學，則固不止於編目而已矣。然但能通論而無專精，猶不免如諺所云：腰無半文錢，口數他家寶。況版本之學，若甘止於此，則不儕估人，上亦不過為玩賞，此豈學人之所當志乎？積財本以供用，而守財虜反不肯用。初為衣食而求錢貨，繼乃寧減衣食以完錢貨，反若所求本為錢貨者。以工具為目的，積習生常，乃人之通弊，不可不警也。
教科書末，例有習題。今錄舊文二篇於末，能答上篇之所問，則目錄學有成矣；能注下篇之出處，則版本學有成矣。
龔自珍《家塾策問》一道
問：三代先秦古籍篇篇皆單行，若《夏小正》《弟子職》，不待言矣。漢世征竇公獻其書，乃《大司樂章》也。然則三百六十官，每官亦可單行。凡采輯群書而纂錄之者，古來幾家？以何家為首與？古籍有一篇而數家皆采之者，若《月令》《投壺》《勸學》是也。能一一舉之與？古籍在冊府者，真者三四，偽者六七。其灼然偽如東晉《書古文》、王肅《家語》，夫人而知之矣。此外尚有何書？能疏證之與？諸子偽者益多，真書《老》《莊》《列》《管》《韓非》《荀》《墨》《孫》《吳》而外，不難一一僂指，能揚之與？有文甚古而實無此書者，後人刺取《莊》《列》中語為《廣成子》，為《亢倉子》是也。尚有類此者與？亦有原本相沿已久，而實無精言大義者，《晏子春秋》是也。能推舉之與？偽書不獨後世有之也，戰國時人依託三皇五帝矣，或依託周初矣。漢之俗儒已依託孔門問答矣。然亦頗有所本，傳授或有微緒，未可以盡割也。能言去之取之之甘苦與？即以漢後偽書而論，除極誕極陋者，姑不必言，亦有古訓相沿，稍存義例者，為何等與？古書真而又完具者益少，佚篇尤多者，《司馬法》是也。能言各書之遺憾與？又有古人作偽，並其偽而亡之，後人又偽偽，如唐張弧作《子夏易傳》，今則並非弧書是也。尚有類此者與？古書淪亡，後人掇拾他書所引，輯為一書，近人為此學者眾矣。卷帙孰為最富？鉤稽孰為最密？編收校讎孰為最善與？古書自有舊式，凡敘目皆當一篇，不可以後世坊刻俗式亂之也。能言其要例與？敘目或在前，或在後，依《史記》《說文》則目在後。諸書有目在前者與？諸子書凡劉向校上之奏，今存者有幾通與？醫卜、日者、種樹、堪輿之屬，下至相牛相馬，今世雜流，其所抱所守，有古笈可問者與？《漢書·藝文志》與隋、唐《經籍志》(1)互相出入者有幾事與？晁公武、陳振孫兩人比吾曹生稍古，其眼福勝吾曹者幾大端與？二人識議，孰優劣與？元明叢書，真偽雜糅不必言，又往往不取足本，所宜糾者幾事與？抑更有問焉者。近儒學術精嚴，十倍明儒。動譏明人為兔園、為鼠壤矣。然三代先秦之書悉恃明人刻本而存。設明人無刻本，其書必亡，何與？或曰，明人學術雖陋，而好古好事不可埋沒。抑何近世士大夫不好事、不好古與？昔之士大夫何其從容而多暇日，商及刻書。今之士大夫何其瘁而不暇與？此亦上下古今之士所宜求索厥故者也。其略言之。
楊鳳苞《與許青士書》
承詢宋刻書籍，前時倉猝，未有報也。緬夫熹平一字，以刻石肇端，長興諸經，實刊本始作。開運乃其繼起，顯德又為後時。昔陳鶚工率更之法，梓本多其所書；振孫寶元度之編，《字樣》存其初造。《宋史·藝文》志始於周；《十國春秋》歸美於蜀。非定論也。逮《釋文》繼雕於開、寶，《易》《書》重梓於祥符。景祐定兩漢之書，嘉祐刊七朝之史。凡杜鎬等之復讎，趙安仁之留寫。曾、王存校上之文，余、宋察館中之本，經史大備矣。故景德庫藏漆版逾億(2)。天禧降詔，書價禁增。或看議(3)於秘省，乃充坊行；或下詔於臨安，再令雕造。此宋刻之可貴也。夫正脫簡，訂訛字，存舊式，其所長也。字或臆改，注多妄增，又其短也。《禮記》諸篇疏多闕失，《詩譜》弁首，文竟佚亡。脫杜預之《敘》，昧發冢出書之由；滅郭璞之辭，失就注作音之例。《史記》亂守節之舊次，《正義》復《集解》皆刪；《後漢》去劉昭之《序文》，范《書》與司馬相混。此脫簡之失也。《士冠》訛建作捷，誤讀夫德明音注之文；《天官》亂玉於王，研辨於倦翁校經之例。《檀弓》之子路、子貢，過泰山者似兩人；《釋草》之卷旆、卷施，解拔心者有二物。修翛字異，《詩》則蜀、越之體殊；屍戶形疑，《傳》惟淳熙之本正。至於亞文謬亞，韋賢之傳從疑；婁縣訛安，吳郡之名難考。誤尾作危，誤軫作井，分野之度失而《地理志》鮮通；以宣為寧，以平為年，封國之號殊，而《百官表》失讀。此訛字之失也。南宋始行兼義，則先時疏乃別行。古籍皆首小題，則開捲髮端已失。《貨殖傳》失於跳行，而班掾以濫載貽譏；《律曆志》失於排列，而劉歆之遺法難考。《釋文》附經，不兩讀者，必至牽改；《索隱》合《史》，其更定者難考本來。《年表》刪徐廣之字，而史公以甲子紀年，是當以後表正之；列傳有郭泰之稱，而范氏以家諱載筆，是當於分注求之。此舊式之亡也。不得最先之本，孰正後來之失？然而向壁虛造，妄正是非者，謬也。專己守殘，不能別白者，又固也。蘇子瞻謂近人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從而和之。陸放翁謂近世喜刻書版，略不校讎，錯本散滿。觀張淳《識誤》之編，岳珂《沿革》之例，所舉各本未盡同原，而況搜遺於麻沙市中，訪舊於睦親坊下。經或別為纂圖，史每珍為詳節。又宋本之至下者乎？夫若綱在網，田敏不無妄改；未死而，伯厚猶滋誤讀。《漢表》始元，明允見為元始者，非善本也；武王十亂，原父疑為稱臣者，循衍文也。況乎壺矢壹關，師古存疑；寶力寶刀，之推致誚。誶訊不辨，慘同音，《釋文》之謬也；雍互更，毆失考，《石經》之舛也。以及箕子滋，見疑於孟喜之傳；柳谷昧谷，駁難於虞翻之書。《酒誥》俄空，《彼都》志佚。漢、魏已前，尚難遍信。而必執建寧之遺刻，據宋世所刊行，秘在枕中，奉為圭臬，則必金根白及，字字可遵；淮別銀鐺，孜孜必究。是執削者之長，非操觚者之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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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唐《經籍志》」，《家塾策問》作「《隋書·經籍志》」。
(2) 「億」，《與許青士書》作「萬」。
(3) 「議」，《與許青士書》作「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