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譯註 · 尚賢上

【題解】 《尚賢》，《漢書·藝文志》作《上賢》，即以賢者為上。此篇主旨在論述「尚賢」乃「為政之本」。所謂賢者，就是指那些「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的德才兼備之士，墨子認為賢者是「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國家強盛的根本在於廣納賢才，而吸引賢才的最好辦法莫過於給他們富貴、尊敬和榮譽。墨子還提出「尚賢」不能有任何條件限制，「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還要有完備的官員考核制度，「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社會地位的尊貴或低賤不能永遠不變。 8.1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1]，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2]。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3]，則國家之治厚[4]；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5]。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6]。 【注釋】 [1]　本：完全。 [2]　事：任用。 [3]　賢良之士：德才兼備的人。 [4]　治厚：治理的功績大，統治基礎深厚。 [5]　治薄：治理的功績小，統治基礎薄弱。 [6]　眾賢：使賢者眾，這裡指廣納賢才。 【譯文】 墨子問道：現在王公大臣治理國家，都希望國家富裕，人口眾多，刑法和政治秩序井然。然而國家沒有得到富裕卻得到了貧困，人口沒有增加反而減少，社會沒有得到安定卻得到了混亂，完全就是失去他們所希望的，得到他們所厭惡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墨子回答道：這是因為王公大臣治理國家的時候，不善於崇尚賢者、任用能者的緣故。所以，國家德才兼備的人眾多，統治基礎就深厚；德才兼備的人稀少，統治的基礎就薄弱。所以掌權者的當務之急，就在於廣納賢才。 8.2　曰[1]：然則眾賢之術將奈何哉[2]？子墨子言曰：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3]！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4]。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 【注釋】 [1]　曰：這裡指有人發問。 [2]　奈何：怎麼辦。 [3]　道術：學術，這裡指治國的道理和方法。 [4]　佐：輔助。與「珍」對文，皆指國家棟樑之才。 【譯文】 有人問道：那麼增加賢良之士的具體辦法是什麼呢？墨子答道：這就像想要增加國中善於射箭、騎馬的人，就必須使他們富足、顯貴，給他們尊敬、榮譽，然後國中善於射箭、騎馬的人，就可以逐漸多起來。更何況那些道德品行淳厚，言談辭令精辯，通曉治理國家的方法的賢良之士啊！這些人本來就是國家的珍寶、社稷的輔佐，一定也要使他們富足、顯貴，給他們尊敬、榮譽，然後國中的賢良之士，就可以逐漸增多了。 8.3　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也，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1]，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2]、門庭庶子[3]、國中之眾、四鄙之萌人聞之[4]，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5]；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6]。譬之富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為鑿一門[7]，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8]，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 【注釋】 [1]　舉義：選拔義士。辟：通「避」。 [2]　逮：等到，及。鄙：郊遠之地。郊：周制，城外百里內為郊。 [3]　門庭庶子：庶子與嫡子相對，指諸侯卿大夫側室所生的兒子。庶子一般為諸侯卿大夫的侍從之臣，有御庶子、中庶子、少庶子等名稱，亦稱門庭庶子。 [4]　萌人：指人民。萌，通「氓」。 [5]　一物：指「尚賢」這一種方法。 [6]　一術：指「為義」這一條途徑。 [7]　孫詒讓認為此處疑當為「宮牆既立，謹止為鑿一門」，可備作一說。 [8]　闔：關閉。 【譯文】 因此，古時候聖王治理天下的至理名言說：不義的人不使他們富有，不給他們尊貴，不用他們親信，不和他們接近。於是，國中的富貴之人聽說後，都回去深入思考道：當初我所憑仗的是富貴，現在朝中選拔義士不嫌棄貧賤的人，那麼我就不能不做仁義之事。國君的親信之人聽說後，也回去深入思考道：當初我所憑仗的是親信，現在朝中選拔義士不嫌棄關係疏遠的人，那麼我就不能不做仁義之事。國君身邊的近臣聽說之後，也回去深入思考道：當初我所憑仗的是接近，現在朝中選拔義士不嫌棄身在遠地的人，那麼我就不能不做仁義之事。遠離國君的人聽說後，也回去深入思考道：當初我以為遠離國君而沒有憑仗，現在朝中選拔義士不嫌棄身在遠方的人，那麼我就不能不做仁義之事。直至邊遠郊野的臣子、宮室內廷的侍衛、城內的百姓、四方邊境的人民聽說後，都爭著做仁義之事。這是什麼原因呢？答道：國君用來統御下屬的手段，不過「尚賢」這一種方法；下屬用來報效國君的方式，不過「為義」這一條途徑。就像富貴人家，有高牆深屋，牆修得嚴實，上面只開鑿一扇門。有盜賊闖入，就關閉他所進入牆內的那扇門，然後抓他，盜賊就無法逃出。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主上掌握了要領啊。 8.4　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1]，雖在農與工肆之人[2]，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3]。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4]，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5]。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6]，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7]，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8]，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9]，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10]；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 【注釋】 [1]　列：行列，位次。列德指根據道德修養決定官員的爵位職務。 [2]　肆：作坊。 [3]　斷予之令：即予之斷令，授予他行政決斷的權力。 [4]　殿：同「定」（王闓運說）。 [5]　此：即「若」，為古人復語（王念孫說）。 [6]　服澤：古地名，不詳。陽：山的南面、水的北面謂之陽。 [7]　益：即伯益，相傳他擅長畜牧和狩獵，被舜任為虞。後又為禹所重用，助禹治水有功，被選為繼承人。陰方：古地名，不詳。 [8]　伊尹：商湯時名臣，名伊，尹是官名。傳說伊尹為廚師出身，後助湯滅夏建國。庖廚：廚房。 [9]　閎夭、泰顛：皆為文王的大臣。罝罔：捕獸用的叫罝，捕魚用的稱網。「罔」同「網」。 [10]　施：當為「惕」（孫詒讓說）。 【譯文】 所以古時候聖王治理國家，任用有德的人並且崇尚賢能的人。即使是農夫或工匠，有才能就選拔他，授予他非常高的爵位和豐厚的俸祿，任用他做行政事務，給予他決斷行政的權限。說：如果爵位不高，百姓就不會尊敬他；俸祿不豐厚，百姓就不會信任他；政令無決斷，百姓就不會畏懼他。把這三樣東西授給賢者，不是因為賢能而賞賜他們，而是希望他們能辦成事情。因此在當時，按照道德高低決定爵位官職，按照職責權限行事，按照功勞確定賞賜，根據功績發放俸祿。所以官員不是終生尊貴，百姓也不是永遠低賤。有能力就選拔他，沒有能力就罷免他。出於公心，去除私怨，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古時候堯提拔舜於服澤之陽，授予他國政，天下太平。禹選拔伯益於陰方之中，授予他國政，天下統一。湯選拔伊尹於廚房之內，授予他國政，滅夏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文王選拔閎夭、泰顛於漁獵之中，授予他們國政，西方諸侯得以歸順。因此在那個時候，即使是享受高官厚祿的大臣，也無不心存敬畏而兢兢業業地處理政務；即使是在農田和工肆的百姓，也無不爭相勉勵而推崇道德。 8.5　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1]。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2]，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注釋】 [1]　章：通「彰」，顯著。 [2]　尚：倘若，如果。 【譯文】 因此，賢良之士是國家選拔出來用以輔佐繼承人的。所以擁有賢能之士謀事就不會困難，身體不致勞頓，聲名立而功業成，美好事物彰顯而醜惡事物不生，這些都是由於得到賢能之士的緣故。因此墨子說：國家安定的時候不能不選拔賢能之士，國家不安定的時候也不能不選拔賢能之士。倘若想要遵循堯、舜、禹、湯的治國之方，就不能不崇尚賢能。崇尚賢能的人，是國家政權的根本。 【評析】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系統提出「尚賢」理論主張的人，可問題是對賢能之士的推崇和渴求歷朝歷代都有，不獨墨子為然。舜之於堯、禹之於舜、伯益之於禹、伊尹之於湯、姜尚之於文王、管仲之於齊桓公無不如此；東西二周甚至也不缺乏系統的人才選拔和培養機制，如《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我們今天很難評估這種人才選拔機制在當時的實行情況，但至少從理論上看，這種由地方到中央層層選拔的人才機制還是相當不錯的。既然如此，為什麼墨子還對「尚賢」有這麼強烈的理論訴求呢？ 答案自然需要到墨子生活的時代去追尋。如果說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諸侯國不把周王室放在心上的話，墨子生活的戰國時期的諸侯國就更不把周王室放在眼裡，家國利益高於天下利益，大者求兼併，小者求自保，因此才會有後來養士之風的盛行和縱橫家的大行其道。墨子所謂的「賢」，從身份上說一般指「士」階層，他們要麼是中下級官吏，如《墨子·尚同中》所云：「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眾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要麼是指知識分子，如《墨子·天志上》載：「今天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從個人能力上說，「賢」則指有道德、善言辭並具備具體從政經驗，即「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正如《說文解字》所講：「賢，多才也。」問題在於，春秋時期周王室的社會文化體系尚未完全崩潰之時，士階層雖處身上層社會底層，但衣食無憂；而到了戰國時期，大量士階層甚至是君子階層的人才從社會上層淪落到社會底層，他們有知識有修養卻無法發揮自己的才能。這樣，一方面是各諸侯國急需人才以實現富國強兵，一方面是淪落到社會底層的士君子無出頭之日。墨子恰好生活在這樣一個舊的社會體系崩潰、人才流通渠道不暢的時代，得時代風氣之先，其「尚賢」的理論主張正逢其時。 既然明確了「尚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墨子自然就會進一步討論如何招納賢能之士的途徑和方法。首先，墨子提出廣納賢才要摒棄身份偏見，「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為沉淪社會底層的有識之士改變人生命運、施展自身才華打開了方便之門。其二，徹底打破舊的社會身份制度，建立新的用人制度，「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辟除那些尸位素餐的貴族們「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最終建立起「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的人才流通機制。梁啓超先生曾說：「蓋墨子尚賢主義，實取舊社會階級之習翻根本而摧破之也。」（《子墨子學說》）細看墨子的「尚賢」之策，的確與「親親」、「尊尊」的傳統社會頗有牴牾之處，故不見容於舊貴族統治者。然而，墨子的這種思想實有與儒家政治理想相通之處。在儒家政治理想當中，堯舜禪讓是聖人政治的典範，而依照墨子的理論，「尚賢」的終點，是「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正與儒家推崇的禪讓制款曲暗通。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呂思勉先生指出「尚賢之說，與尚同相表里」（《先秦學術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