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 · 第八章　上回的事情沒有講完

莫須有先生教國語，第一要學生知道寫什麼，第二要怎麼寫，說起來是兩件事，其實是一件，只要你知道寫什麼，你自然知道怎麼寫，正如光之與熱。所以最要緊的還是寫什麼的問題。這個問題簡直關乎國家民族的存亡。莫須有先生常常這樣發感慨。他說這個問題重要。他說他決不是因為當了國語教員便這樣說，他是有真知灼見，他不是感得他話里的意義確實他不說話了。在民國三十五年，莫須有先生尚未坐飛機出來，在黃梅縣看報，有一天看得馮玉祥將軍出國的消息，馮將軍出國考察水利，新聞記者去訪問他，問他對於中國前途的希望，馮將軍說要水利有希望中國才有希望。莫須有先生當時大笑，這個答話真是幽默得可以了，莫須有先生看了三十年的報紙沒有像今天開口笑過。中國人為什麼都這樣把國事看得若秦越之不相關呢？這樣肯說官話呢？可見莫須有先生說的話都是向國人垂泣而道之，不是因為自己當了國語教員便說國語重要。他說中國人沒有語言，中國人的語言是一套官說〔話〕。口號與標語是官話的另一形式。他在抗戰期間把黃梅縣的公私文章拜讀遍了，有時接到縣政府的公文，有時街頭無事看看縣政府的告示，有時親戚家族告狀拿狀子來請莫須有先生修正修正，有時接到人家的訃文，有時接到喜帖，他說他只好學伯夷叔齊餓死，不配作中國的國民！關於這些事情他簡直幹不了。首先還不是他不肯干，而是他不能幹。私的方面他不會應酬，公的方面他不會起草。既然是讀書人，你不會這些事，那你還做什麼呢？教書也不要你！真的，莫須有先生起先是在小學教國語，不久便改了，在中學裡教英語，教算學，是他知難而退，否則就要受社會的壓迫了。其實在小學教國語壓迫便已來到頭上了。另外有幾個學生始終跟他私讀書，算是行古道，便是上章所說的關於句子喜歡「有朋自遠方來」之徒了。縣政府的公文第一句是「抗戰期間」那是當然的，但件件公文都是這一句，便顯得世間的事情都沒有理由，簡直是不許有理由！這也便是對於國事漠不相關。有一回莫須有先生在鄉下走路，看見一家小鋪子門上貼了兩行字： 石灰出賣 日本必敗 乍時莫須有先生不知其意義，連忙懂得了，這家小鋪子是賣石灰的，意思是要你買他的石灰。這種人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他是開玩笑的態度，他的目的只是賣他的石灰罷了。賣石灰本不失為他的本分，但何必出乎本分之外呢？出乎本分之外便把國家與自己的職業分開了，自己同自己開玩笑了。有一回看見一個小學生的草帽上寫著「抗日」兩個大字，不覺微微一笑，但後來遇見的小學生，草帽上都是「抗日」，莫須有先生便發惱了，原來小孩子都在做八股。他們根本上不是國家的小學生，他們住小學是為得避免兵役。因為避免兵役，故各處小學生如雨後春筍了。這意思是說，以前小學不發達，小孩子不住學校。曾有諷刺者曰，黃梅辦大學，他們也便住大學。他們的年齡本來都不小。他們不知道學校的性質，他們的父母只是要送兒子「住學校」，「住學校」便可以避兵役了。有小學便住小學。有中學便住中學。故諷刺者曰有大學便住大學了。所以從父母以至小孩都不知有國，然而他們的草帽上都寫著「抗日」兩個大字了。還有替小孩子起名字叫做「抗日」的，這位做父親的是黃梅縣唯一的前清進士，年近古稀，生了一個兒子更是稀奇，命名「抗日」，一時傳為美談，兒子的名字同老子的功名說起來一樣的響亮了。因之有兒子命名「必勝」的，一時又傳為美談，仿佛勝利是屬於他的了，等於中了狀元，比進士還要高一些。莫須有先生看著大家做的事都不對，而名字都要起得對，心裡便很難過，他覺得他在鄉下孤獨了，他是有理說不清了。名字當然要對，但最要緊的是要事做得對，做得對才有得數，正如小學生做算術題，一步一步的做對了，最後才得數，否則你的結果不錯了嗎？到得結果錯了然後才知道錯了，錯了而不知道錯了的理由，以為是偶然而已爾，豈知是孔子說的「罔之生也幸而免」！莫須有先生看得自己的國情不對，因之很動了一個到外國去考察的心理，尤其是想到英國去，他想人家一定是要事做得對，不是要題目對，題目是天生的，便是國家民族，各人切實做些忠於國家民族的事罷了。他很想考察英國小學生的作文，就他所讀到的英語讀本看來，他覺得那都很好，夠得上健全二字，即是不亂說話，話都有意義，事都有理由，事是一件一件的事，不是籠統的事。思想健全正同身體健全一樣，以健全的身體執干戈以衛社稷，不是很自然的事嗎？中國則是昏憒，大家都沒有理由，不許有理由。你說這是上頭的愚民政策使之然嗎？未必然。因為便是愚民也有這個嗜好。有好幾次莫須有先生看了老百姓與老百姓之間告狀的狀子，莫須有先生十分的害怕，這雖然是讀書人寫的，但目不識丁者都有分，他們告狀首先問請誰做狀，請誰作狀了便問「八個字」，這「八個字」不是算命先生問你生下地的「八個字」，而是做狀先生筆下要打倒你的「八個字」，所謂「局語」是也。莫須有先生起初聽錯了以為是「誅語」，後來聽了一位高明說是「局語」。其實真是「誅語」，惟恐一下誅你不死了。中國人沒有法律，只有八股，大家都喜歡這個東西，到鄉間去查考告人的狀子，你如是愛國者你將不寒而慄。國無事時，自相魚肉罷了，無奈中國偏總有外患，你如是愛國者能不抱杞憂乎？國亡了還在那裡做文章！做了奴隸還正在那裡高興做文章！滿清多爾袞讀了奴隸們恭維天朝罵明朝的話有「人神共憤」四個字，大不懂，說道：「神憤你怎麼知道呢？」這是多爾袞不懂得八股。豈知「人神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向來是好文章。莫須有先生悲憤填胸，他愛國，他教國語，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舉世皆醉而我獨醒，中國的小孩子都不知道寫什麼，中國的語言文字陷溺久矣，教小孩子知道寫什麼，中國始有希望！萬一在這上面他失敗了，舉世攻擊他了，他可以學伯夷叔齊餓死，也可以學屈大夫投江淹死，只要不拿別的空話做他死的理由，只說他是為反抗中國沒有國語而死，他承認。這本來是他的匹夫之志也。要小孩子知道寫什麼，其實很簡單，只要你自己是小孩子，你能懂得小孩子的歡喜，你便能引得他們寫什麼了。在這個文學革命時期，這個簡單的事當然是最艱難的事，只有莫須有先生勝任愉快，他能如孟子說的「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能知道小孩子。到得革命成功了，真正的兒童文學，國語課本都有了，那又不成問題，並不一定要有莫須有先生這樣的人才才能教國語，凡屬師範生都可以教國語，正如別個國度里的國語教學一樣。莫須有先生在金家寨小學教國語，有一回出了一個「荷花」的作文題，因為他小時喜歡鄉下塘里的荷花，荷葉，藕。凡屬小孩子都應該喜歡，而且曾經有李笠翁關於這個題目寫了一篇很好的散文，可惜被人家認為非「古文」罷了，即是說不是文章的正宗。牠為什麼不是文章的正宗呢？文章的正宗者，應該是可以做小孩子的模範的文章，莫須有先生認為李笠翁的《楊柳》，《竹》，《芙蕖》，是很難得的幾篇模範文。莫須有先生自己的文章還近於詩，詩則有時強人之所不能，若李笠翁的《芙蕖》能說到荷葉的用處，拿到雜貨店裡去包東西，是訓練小孩子作文的好例子，比林黛玉姑娘稱讚「留得殘荷聽雨聲」有意思多了。莫須有先生出了荷花這個題目，心裡便有一種預期，不知有學生能從荷塘說到雜貨店否？結果沒有。莫須有先生頗寂寞。有一學生之所作，篇幅甚短，極饒意趣，他說清早起來看見荷塘里荷葉上有一小青蛙，青蛙蹲在荷葉上動也不動一動，「像羲皇時代的老百姓」。莫須有先生很佩服他的寫實。不是寫實不能有這樣的想像了，這比陶淵明「自謂是羲皇上人」還要來得古雅而新鮮。有的學生說到荷葉間的魚，但都沒有寫得好，莫須有先生乃替他們描寫一番，而且講這一首古詩歌給他們聽：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莫須有先生曰，「這首詩很像你們小孩子寫的，我很喜歡。這樣的寫文章便是寫實，最初看見荷葉間有一尾魚，於是曰『魚戲蓮葉間』。接著這邊也有魚，那邊也有魚，東西南北四方都看見有魚，於是曰『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要是你們能寫這一首詩，我一定能賞識，我知道你們是寫實，並不因為這是一首古詩便附會其說。你們能寫嗎？」台下乃答曰能寫。莫須有先生很高興了。莫須有先生諄諄教誨總是要他們寫實，只要能夠寫實，便可上與古人齊。若唐以後的中國文章，一言以蔽之曰，是不能夠寫實了。有一學生喜歡捉蟋蟀，莫須有先生有一回出了一個「蟋蟀」題，他預期喜歡捉蟋蟀的學生作「蟋蟀」了，結果失望，這個學生不寫自己的遊戲，他寫的是「過中秋」。莫須有先生在黑板上寫的題目總是很多很多的，任人自由選擇。莫須有先生便看他怎樣寫過中秋。他寫的是：「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了，轉瞬間又到了中秋節，……」莫須有先生便替他大大的改正，而且在課堂上告訴大家，這樣作文是頂要不得的，這樣作文便是做題目，不是寫實了。寫「今天是中秋節」便可以，何須乎說「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了」呢？連忙問該生道： 「你不是喜歡捉蟋蟀嗎？」 「喜歡。」 「你怎麼不作『蟋蟀』呢？」 「那怎麼作呢？」 「你怎麼捉蟋蟀呢？」 「那怎麼作文章呢？」 莫須有先生知道同這個學生講話是講不通的，最好是莫須有先生自己作一篇「蟋蟀」給他看。莫須有先生對於別的題目都感到技癢，自己真箇的想寫一篇，惟獨對於「蟋蟀」無感情，作不出文章來，因為莫須有先生從小時便不喜歡捉蟋蟀，他只喜歡看草，看著別的小朋友在草地上捉蟋蟀，他認為那人同盲人一樣在這青青河畔草上不知看些什麼了。我們在以前說過，莫須有先生小時的草地是河邊綠洲。奇怪，其餘的學生也都沒有作「蟋蟀」的，大約這個題目難作，不比捉蟋蟀容易多了。直到數年之後，純住縣城小學五年級，有一回作「蟋蟀」，莫須有先生趕忙接過來看，是寫實，但寫不出，只是有一句莫須有先生頗能欣賞，純寫他自己捉蟋蟀的事情，他說他捉蟋蟀同做賊一樣，輕輕走到牠的身邊。這位國語教師是青年女子，曾經是莫須有先生的學生，她能夠這樣命題，莫須有先生很是喜悅，而且替純喜悅了。 莫須有先生當時因為蟋蟀又講到三百篇上去了，正如前次講關關睢〔雎〕鳩一樣，在黑板上寫了這一句給學生看：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於是把這句詩講給學生聽，而且問捉蟋蟀不能作文的學生道： 「你為什麼不寫蟋蟀呢？」 那學生還是不能答。有一年齡最大的學生從旁答道： 「先生，這是《詩經》，不是文章。」 「你說《詩經》是什麼呢？」 「《詩經》是詩，不是文。」 莫須有先生頗讚美這學生，他能知道《詩經》是詩了。於是莫須有先生告訴他道； 「作文應該同作詩一樣，詩寫蟋蟀，文也可以作蟋蟀。詩寫『清明時節雨紛紛』，寫九月九日『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文也可以寫清明，寫九月九日登高。但中國的文章裡頭你們讀過這樣的文章嗎？一篇也沒有讀過！這原故便因為以前的文章都不是寫實，而詩則還是寫實的。我現在教你們作文，便同以前作詩是一樣，一切的事情都可以寫的。以前的文章則是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寫，寫的都是與生活沒有關係的事情。正同女人裹腳一樣，不能走路，不能操作。同唱舊戲一樣，不是說話是腔調，不是走路是台步，除了唱戲還有什麼用處？世上那有這樣說話的方法？」 莫須有先生話還沒有說得盡興，忽然又注意自己在黑板上寫的一句《詩經》，於是暗自讚嘆，《詩經》的句子真是歐化得可以，即是說蹩扭得可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誦起來好像是公安派，清新自然，其實是竟陵派的句法。（公安竟陵雲者，中國的文體確是有容易與蹩扭之分，故戲言之。即《論語》亦屬於竟陵一派。）他指著問學生道： 「這句話的主詞是那一個字？」 全場鴉雀無聲。慢慢地有一極細微的聲音答著「蟋蟀」。莫須有先生很是高興。於是又提高學生的興會，增加大家的注意，大聲說道： 「不錯，這句話的主詞蟋蟀，是說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到了十月入我床下。我們這樣說文章便不好。《詩經》的文章真是好得很。你們同意否？」 「同意。」 有幾個學生連忙答著。接著全場歡聲一片了。 有一次作文莫須有先生出的題目有「楓樹」一題，閱卷時碰著「楓樹」的卷子，第一句是，「我家門前有兩株樹，一株是楓樹，還有一株，也是楓樹。」莫須有先生甚喜，覺得此人將來可是一個文學家，能夠將平凡的事情寫得很不平凡，顯出作者的個性，莫須有先生簡直知道這個人一定是很蹩扭的。但碰到又一本「楓樹」卷子時，又是這樣的句子：「我的院子裡有兩株樹，一株是楓樹，還有一株，也是楓樹。」莫須有先生便有點奇怪了，剛才的歡喜都失掉了。接著還有三本四本卷子都是如此起頭，莫須有先生知道事情不妙，他們一定是抄襲，於是去翻書，結果在魯迅的《秋夜》里有這樣的句子：「我的後院裡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莫須有先生得了這個發見時，一則以喜，一則以怒。喜者看了魯迅的文章如聞其語，如見其人，莫須有先生很懷念他，雖然他到後來流弊甚大。怒者，怒中國的小學生比賈寶玉還要令人生厭了！夫賈寶玉並不一定討厭，只是因為他將女人比作水做的，於是個個人崇拜女子，有些肉麻，故賈寶玉令人生厭了。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了，轉瞬間又到了髮捲子的時候，——話這樣說，決不是模仿，凡屬改作文的教師們一定同情，只有改卷子最覺得日子過得快，上一次剛完，下一次又來了。偉大的莫須有先生亦有此同感，然而莫須有先生確是不厭不倦的時候多，他見了學生總是很高興的，出題高興，自己總是技癢，碰得一本好卷子高興，善如己出，碰得一本極壞極壞的卷子雖是十分的感得混飯吃無意義，一個人難於人有益，但慢慢地也慣了，人生在世是如此，反而不急急於要向人傳道，還是孔子學不厭誨不倦真是可愛的態度了，於是碰了一本極壞的卷子亦等於開卷有得，是高興的。到了髮捲子的時候，特別將「楓樹」提出來，大發雷霆道： 「你們為什麼總是模仿呢？一個人為什麼這樣不能自立呢？我總是教你們寫實，作文能寫實，也便是自立。你們模仿魯迅，你們知道魯迅作文是寫實嗎？他家後院裡確是有兩株棗樹，這一說我也記起那個院子了，他的《秋夜》的背景，你們糊糊塗塗的兩株樹的來源，我清楚的記得了。魯迅其實是很孤獨的，可惜在於愛名譽，也便是要人恭維了，本來也很可同情的，但你們不該模仿他了。他寫《秋夜》時是很寂寞的，《秋夜》是一篇散文，他寫散文是很隨便的，不比寫小說十分用心，用心故不免做作的痕跡，隨便則能自然流露，他說他的院子裡有兩株樹，再要說這兩株樹是什麼樹，一株是棗樹，再想那一株也是棗樹，如是他便寫作文章了。本是心理的過程，而結果成為句子的不平庸，也便是他的人不平庸。然而如果要他寫小說，他一定沒有這樣的不在乎，首先便把那個事情想清楚，即是把兩株樹記清楚，要來極力描寫一番，何致於連樹的名字都不記得呢？寫起散文來，則行雲流水，一切都不在意中，言之有物而已。方法是寫實，具體的寫自己的事情。你們只可謂之醜婦效顰而已。」 人都是虛榮心用事，學生們聽了莫須有先生這番話，心想，你同魯迅是朋友嗎？至於話里的教訓，反而不暇理會了。莫須有先生則確乎是思慕魯迅，雖然他現在已經不是文學家，他是小學生的教師。 黃梅有「放猖」「送油」的風俗，莫須有先生小時頂喜歡看「放猖」，看「送油」，現在在鄉下住著，這些事情真是「樂與數晨夕」了，頗想記錄下來，卻是少暇，因之拿來出題給學生作文，看他們能寫生否，他們能將「放猖」「送油」寫在紙上，國語教育可算成功了。說至此，莫須有先生想略略說及散文與小說的利弊得失，——在前段談魯迅的文章時，莫須有先生已微露其偏袒散文之意了。他自己向來是以寫小說著名，他曾經將「送油」改裝了一下，寫了一篇《送路燈》，即是小時看「送油」所留下的印象，因為求普遍起見故題曰「送路燈」，而在黃梅另外有「送路燭」，與「送油」是兩件事。莫須有先生現在所喜歡的文學要具有教育的意義，即是喜歡散文，不喜歡小說，散文注重事實，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只求寫得有趣，讀之可以興觀，可以群，能夠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更好，小說則注重情節，注重結構，因之不自然，可以見作者個人的理想，是詩，是心理，不是人情風俗。必於人情風俗方面有所記錄乃多有教育的意義。最要緊的是寫得自然，不在乎結構，此莫須有先生之所以喜歡散文。他簡直還有心將以前所寫的小說都給還原，即是不假裝，事實都恢復原狀，那便成了散文，不過此事已是有志未逮了。在他出「送油」與「放猖」給學生作文時，他總想自己也各寫一篇，結果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我們應同情於他，他實在太忙了，孩子們的卷子都改完，則已無餘力了。作這兩個題目的學生占多數，但都不能寫得清楚明白，令異鄉人讀之如身臨其境一目了然，可見文字非易事，單是知道寫什麼也還是不行的。小孩子都喜歡「放猖」，喜歡「送油」，然而他們寫不出，他們的文字等於做手勢而已。等於啞子吃黃連對你說不得。這些小門徒，徒徒苦了老師大匠莫須有先生，替他們斧削斧削，莫須有先生認為徒勞而無功也。莫須有先生髮卷子時，簡直生氣道： 「你們的文章難道都是預備自己看的嗎？難道簡直沒有傳之天下後世的意思嗎？作文是不應該要人作註解的，如果需要註解那就非自己註解不可，到得要旁人註解便不成其為文章了。你們寫『送油』，首先就應該把『送油』這個風俗介紹給讀者，因為別的地方未必有這個風俗，或有類似者，未必就是『送油』，你們仿佛天下後世都同你們黃梅縣人一樣，個個都知道清楚『送油』是怎麼一回事了，完全沒有一點介紹的意思，這便是自己的思想不清楚，談不上著作。我作文向來不需要註解，若說旁人看不懂，那是旁人的事，不干我事。可笑有許多人要我替我自己的詩作註解，那簡直是侮辱我了，那我豈不同你們一樣了嗎？」 這卻有點近乎《莫須有先生傳》的作風，宣傳自己，莫須有先生又好笑了。《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則要具有教育的意義，不是為己，要為人。連忙拿著幾本「送油」的卷子指示給作者們看，笑道： 「你們看，我替你們都改正了，首先是替你們作註解。」 事過數年之後，因為純也總是喜歡看「送油」，那時純也是莫須有先生的門徒之一，應是小學三年級生了，有一回純也作了一篇《送油》，他的第一句文章是：「我們中國，家裡死了人，都舉行『送油』。」莫須有先生看了大悅，這個註解雖不算完全，但純知道註解的意義了，莫須有先生愈是知道他是經驗派。 再事過數年之後，即是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已經重來北京大學執教鞭了，莫須有先生又開始有閒作文章，乃居然寫了一篇《放猖》，此事令他很愉快，好像是一種補過的快樂。這篇《放猖》同上回所說的寫小時讀《四書》的文章都是為南昌一家報紙寫的，因為那裡離莫須有先生故鄉甚近，有許多舊日同學且在江西住高中，可以見得到。我們現在把這篇《放猖》完全抄在這裡： 故鄉到處有五猖廟，其規模比土地廟還要小得多，土地廟好比是一乘轎子，與之比例則五猖廟等於一個火柴匣子而已。猖神一共有五個，大約都是士兵階級，在春秋佳日，常把他們放出去「猖」一下，所以驅疫也。「猖」的意思就是各處亂跑一陣，故做母親的見了自己的孩子應歸家時未歸家，歸家了乃責備他道：「你在那裡『猖』了回來呢？」猖神例以壯丁扮之，都是自願的，不但自願而已，還要拿出誠敬來「許願」，願做三年猖兵，即接連要扮三年。有時又由小孩子扮之，這便等於額外兵，是父母替他許願，當了猖兵便可以沒有災難，身體健康。我當時非常之羨慕這種小猖兵，心想我家大人何以不讓我也來做一個呢？猖兵赤膊，著黃布背心，這算是制服，公備的。另外誰做猖誰自己得去借一件女褲穿著，而且必須是紅的。我當時跟著已報名而尚未入伍的猖兵沿家逐戶借褲，因為是紅褲，故必借之於青年女子，我略略知道他和她在那裡說笑話了，近於講愛情了，不避我小孩子。裝束好了以後，即是黃背心，紅褲，紮裹腿，草鞋，然後再來「打臉」。打臉即是畫花臉，這是我最感興趣的，看著他們打臉，羨慕已極，其中有小猖兵，更覺得天下只有他們有地位了，可以自豪了，像我這天生的，本來如此的臉面，算什麼呢？打臉之後，再來「練猖」，即由道士率領著在神前（在鄉各村，在城各門，各有其所祀之神，不一其名）畫符念咒，然後便是猖神了，他們再沒有人間的自由，即是不准他們說話，一說話便要肚子痛的。這也是我最感興趣的，人間的自由本來莫過於說話，而現在不准他們說話，沒有比這個更顯得他們已經是神了。他們不說話，他們已經同我們隔得很遠，他們顯得是神，我們是人是小孩子，我們可以淘氣，可以嘻笑著逗他們，逗得他們說話，而一看他們是花臉，這其間便無可奈何似的，我們只有退避三舍了，我們簡直已經不認得他們了。何況他們這時手上已經拿著叉，拿著叉郎當郎當的響，真是天兵天將的模樣了。說到叉，是我小時最喜歡的武器，叉上串有幾個鐵輪，拿著把柄一上一下郎當著，那個聲音把小孩子的什麼話都說出了，便是小孩子的歡喜。我最不會做手工，我記得我曾做過叉，以吃飯的筷子做把柄，其不講究可知，然而是我的創作了。我的叉的鐵輪是在城裡一個高坡上（我家住在城裡）拾得的洋鐵屑片剪成的。在練猖一幕之後，才是名副其實的放猖，即由一個凡人（同我們一樣別無打扮，又可以自由說話，故我認他是凡人）拿了一面大鑼敲著，在前面率領著，拚命地跑著，五猖在後面跟著拚命地跑著，沿家逐戶地跑著，每家都得升堂入室，被爆竹歡迎著，跑進去，又跑出來，不大的工夫在鄉一村在城一門家家跑遍了。我則跟在後面喝采。其實是心裡羨慕，這時是羨慕天地間唯一的自由似的。羨慕他們跑，羨慕他們的花臉，羨慕他們的叉響。不覺之間仿佛又替他們寂寞——他們不說話！其實我何嘗說一句話呢？然而我的世界熱鬧極了。放猖的時間總在午後，到了夜間則是「游猖」，這時不是跑，是抬出神來，由五猖護著，沿村或沿街巡視一遍，燈燭輝煌，打鑼打鼓還要吹喇叭，我的心裡卻寂寞之至，正如過年到了元夜的寂寞，因為游猖接著就是「收猖」了，今年的已經完了。 到了第二天，遇見昨日的猖兵時，我每每把他從頭至腳打量一番，仿佛一朵花已經謝了，他的奇蹟都到那裡去了呢？尤其是看著他說話，他說話的語言太是貧窮了，遠不如不說話。 莫須有先生看了自己現在的作文，自認為比以前進步些。以前是立志做著作家，現在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了。莫須有先生又記起當時有一姓魯的學生寫了一篇《放猖》，其描寫正在放猖的一段，頗見精彩，有五猖之一的爸爸也在群眾當中看放猖，背景是在野外，五個猖神，一個領帶。百千萬看客，拚命的跑，鑼聲震天地，而爸爸看見自己的兒子跌了一交了，一時竟站腳不起來，遠遠地破口大罵一聲： 「你這個不中用的傢伙！」 更令爸爸生氣的，孩子忘記自己的地位了，自己的地位是神，不能開口說話了，而他回頭回答爸爸： 「我再不跑！」 群眾的嘲笑，爸爸的失體面，孩子的無勇氣，都給魯生寫得可以了。 莫須有先生還想附說一事，中國的國語文學是很有希望的，大家真應該努力，新文學運動初期很有一番朝氣，莫須有先生為得選文給學生讀，曾翻了好些初期作品看，有陳學昭的一篇《雪地里》，令人不相信中國曾經有古文了，新鮮文字如小兒初生下地了。別的文章都可以不提起，這一篇《雪地里》是應該提起的，牠表示無限的希望。只可惜國事日非，而國語之事亦日非，大家都已失了誠意，在文壇上八股又已經占勢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