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學十論 · 歷代墨學述評
孟子言楊朱墨翟之徒盈天下，而《呂氏春秋·尊師篇》亦言「孔墨之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則墨子之學其於戰國之際，蓋曾與楊朱共奪儒家之席。及楊氏學衰，亦嘗與儒家中分天下，其盛蓋可知矣。及秦焚書坑儒，而墨與諸子百家亦同受其厄。然漢興，仲尼之言遂縣諸日月，而諸子之籍亦漸見重於後世。老莊之徒，其盛萬萬不及墨子！然自漢以降，為老莊之學者亦幾並孔孟。獨墨子之書則傳之者絕少，幾有滅絕之憂，何哉？豈以其非樂節用，以「自苦為極，而其行難為」二語見《莊子·天下篇》。 歟？抑亦老子所謂「柔弱勝剛強，強梁者不得其死」，故墨衰而老盛歟？韓非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者之文，於秦則為亂法，故痛絕之；自漢以後，則一變而為「隨時抑揚，譁眾取寵」，二語見《漢書·藝文志》。 故世主特尊寵之；豈真能尊孔子之道哉？至於墨者之學，則俠也；陳灃云：墨子之學，以死為能事，戰國俠烈之風蓋出於此。詳《東塾讀書記》。 其自苦既為學者所難能，而以武犯禁，又為法綱所甚惡；且其名理異同之辯，已為學術統一後所不需；器械攻守之具，尤為國家統一以後所大忌；則其學雖欲不微，其可得乎？
《墨子·公輸篇》，墨子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此蓋墨子之高弟，常隨侍左右者；猶孔子之有七十子，非墨子之弟子止於三百也。其後淮南王書亦稱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其弟子姓氏可考者，據孫氏詒讓所考有十有六人：一禽滑釐，二高石子，三高何，四縣子碩，五公尚過，六耕柱子，七魏越，八隨巢子，九胡非子，十管黔敖，十一高孫子，十二冶徒娛，十三跌鼻，十四曹公子，十五勝綽，十六彭輕生子。再傳弟子三人：一許犯，二索盧參，皆學於禽滑釐；三屈將子，學於胡非子。三傳弟子一人：田系，學於許犯。此二十人皆傳授可考者也。而此二十人中，魏越原非人名，詳見拙著《墨子間詁補正》。 則可考者十九人而已。其餘墨學名家，有田俅子，相里子，相夫氏，鄧陵子，苦獲，己齒，五侯子，我子，纏子之徒，墨家巨子有孟勝，田襄子，腹 。其墨學雜家，又有夷之謝子，唐姑果之屬。皆見孫氏《墨語》。就中惟隨巢子著書六篇，胡非子著書三篇，田俅子著書三篇，我子著書一篇，見於《漢書·藝文志》；相里子著七篇，鄧陵子亦有著書，見於《姓纂》引韓子語；纏子有著書，見於《意林》。其餘皆未聞有著述。即此諸家所著述，其書亦皆已不傳。今墨子書五十三篇，在宋為六十三篇，在漢為七十一篇，則其亡者亦多矣。今墨子書蓋皆不盡墨子作；或者墨子弟子之作，亦有所附益歟？古之著書，非同後世之為名也。故為某家之學者，其所為文，即往往附於本師。故管子之書非儘管子之作，為管子之學者均有焉。
莊子之書亦非盡莊子之作，為莊子之學者均有焉。此非古人之偽增也，其風尚體例蓋如此也。周秦之書，蓋大抵類是。其學可為一家之學，其文多非一手之文，故居今日而讀古書，以謂某書必為某人一手之作者非也；見其偶有牴牾，則遂斥以為後人之偽者亦非也。故吾於墨子之書，其醇粹者固可定為墨子之語；而年代偶有差誤，言語或有駁雜者，亦可知其為後之為墨學者之所增益；後之為墨學者之書雖不傳，然亦可由是而睹其一斑矣。
古之為學者，有自鳴其一家之文；無為其師說作章句之書。故荀孟不聞為孔子書作註疏。孔子之於《易傳》，亦止明大義而已。韓非子有《解老》、《喻老》，墨子書有《經說》，皆說大義，非章句之學也。故墨子一傳再傳諸弟子之書雖不傳，然其必無章句之書則可知也。
章句之學，始於漢儒。然無為墨子作注者。至晉魯勝始為《墨辯》作注。《墨辯》者，墨子書之一部分，即今之《經》上下及《經說》上下四篇也。茲錄其敘云：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孫星衍校改刑。 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原「必」上無「名」字，「察」下無「形」字，從孫詒讓校增。 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雜集為《刑名》二篇，孫詒讓云：「刑」當作「形」。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晉書·隱逸傳》。
名學為一切學術之基本，故孔孟老莊荀墨之徒，莫不討論其學。蓋以非此則其學說無由而成立。此西人所以謂名學為科學之科學也。見王國維譯英國隨文《辨學》。 然至於漢儒已不為所重，故諸子名學之書皆不顯。唯晉魯勝獨能致意及此。墨子之書，世儒之所輕也；而《墨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則輕中之尤輕者也；彼魯勝者，獨能為之於舉世不為之日，懷興微繼絕之志，豈非人傑之士乎？然推求其因，或亦受釋老之影響，與夫當日清談之風氣使然歟？陳灃《東塾讀書記》於「堅白異同之說」條注云：後世談元談禪者，皆有類於此。 然魯勝書據其序則當甚可觀，而其書亦已不傳，豈非以世儒學重浮華，崇文而棄質故邪？故晉人所注之《老》、《莊》至今完好，而《墨辯》之注闕焉。
雖然，魯勝之書，止墨子書之四篇而已。其為全書作注者則概乎其未之有間。至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始言有《樂台注》，其書已亡，無由論述。迄清乾隆間，碩學輩出，考證之學大興；學者始以治經之餘，校注子籍；注《墨》之書，畢沅實為之導其先路。其《自序》云：
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遍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訛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
此畢書之大略也。孫星衍序之云：
弇山先生於此書，悉能引據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與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為其學，皆折衷於先生。
足以見此書當時之價值矣。然疏失之處，亦正不少。
一，好以儒言傅會。如：《親士篇》，「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畢云：「舊脫『不』字，據上增；疚究同，猶雲『內省不疚。』」而不知古文「退」字作「 」，從「內」聲，「內」即「 」之省假。俞樾謂『內』當作『 』，其說是也，其改字非也。 「進不敗其志，而退究其情」，正足見墨子進退勇於為道之決心；非內省不疚之消極主義也。又《親士篇》云：「雖雜庸民，終無怨心。」畢注云：「言遺佚不怨。」而不知此謂志在救世，雖窮而在野，與庸民雜居，亦無怨也。凡此皆傅會儒言之失。
二，引據類書尚多漏略。如：《法儀篇》云：「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畢注云：「舊脫『愛』字，以意增。」而不知《群書治要》所引正有「愛」字也。劉師培說。 《七患篇》，「大臣不足以事之。」畢注云：「舊脫以字，一本有。」而不知《群書治要》所引正有以字也。見孫氏《間詁》。
三，徵引尚多未備。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為畢書得意之作。如《耕柱篇》云：「古者周公非關叔。」畢注云：「『關』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傳》雲『掌其北門之管』，即關也。」畢說是也。然，《說文·木部》：「棺，關也，從木，官聲。」管亦從官聲，則從官聲有關義可知。此「關」「管」相通之最要義證，而畢氏未之及焉。
此外疏漏尚多。讀孫氏《間詁》，自能知之。茲不復一一。至其對於墨子之評論，則尤為非是。其《自敘》云：
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諱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為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子；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之詞。
據畢說則墨子殆不道孔子諱，必事孔子如師也，有是理乎？孫星衍承其說而為之敘其書，竟引《淮南子·要略訓》雲，「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久』字舊脫，據王念孫校增。 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以為墨出於儒之證。而不知淮南之所謂「受」與「學」者，蓋猶今之所謂「讀」；讀其書而知其是非，非必師事之也。
孫星衍，盧文弨二家之注已見畢書中。畢書集其成，而其簡略尚如前之所云，則盧孫之簡略，更不足論矣。
同時又有汪中，亦治墨學。其書今不傳。惟見其序於《述學》耳。然就其敘言之，其書必大有可觀者。其序略云：
《墨子》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存五十三篇。明陸穩所敘刻，視他本為完，其書多誤字，文義昧晦，不可讀。今以意粗為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涉於墨子者，別為表微一卷。
今定其書為內外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為雜篇；仿劉向校《晏子春秋》例，輒於篇末述其所以進退之意，覽者詳之。
則汪書之內容，與諸家之不同，蓋可知矣。至其持論亦比畢孫為精通。
墨子之學，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備城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為才士與？傳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惟儒墨則亦然，儒之絀墨子者孟氏荀氏；自註：《藝文志》董無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叢詰墨偽書不數之。 荀之《禮論》、《樂論》，為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制為聘問弔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謂之無父，斯已枉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睹墨子之本書，其以耳食，無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為墨子罪。雖然，自今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當日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雖欲平情核實，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為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為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民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其餘諸子，皆非其比。歷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並「孔墨」「儒墨」對舉；楊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躋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而為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巨子；自註：《去私篇》、《尚德篇》。 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汜論訓》。 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議以惡之哉？
其謂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雖似太過；然當時諸子尚未定於一尊，則互相非距，不免流於偏激，亦勢所必然者。故墨子之不尊孔子，本不宜為墨子諱；汪氏之見，蓋卓於畢孫遠矣。
汪氏持論雖精於畢孫，然其注今不傳，未知其果能勝畢書否？自畢以後，則有王念孫，其書成於道光間。王氏為遜清考證學巨子，故其成就尤遠在諸家之上。今節錄其《墨子雜誌敘》如下：
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尚賢下篇》，《尚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其他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顛倒，及後人妄改者，尚多；皆一一辨正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尚復不少。
蓋其書有四大特色：（一）改正錯簡。如自敘所舉諸篇是也。（二）發明古義。如《非儒篇》云：「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畢氏讀為苟且之「苟」，而王氏以《說文》訓「自急敕之笱」正之，是也。（三）因傳寫之訛以考見古字。如《尚賢中篇》，「賤傲萬民」。「賤傲」二字，義不可通。王氏以「賤」為「賊」之訛；「殺」字古文作「 」，與「敖」相似，知「 」訛作「敖」，又訛作「傲」是也。（四）闡明同聲通假之字。如《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王氏引《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以明「故」「胡」通用，是也。有此四者，故墨書至王氏而大略可讀矣。然其誤解者亦時或有之。茲舉一二例如下：
一，《天志中篇》，「雷降雪霜雨露。」王注云：「『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蓋『霣』字之訛，『霣』與『隕』同，《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公羊》『隕』作『霣』。」按王氏改「雷」為「霣」，非也。考《說文·雨部》，霣下云：「齊人謂雷為霣，從雨，員聲。」「雷」，《說文》作「靁」，籀文作「 」云：靁間有回，靁聲也。蓋「回」「員」雙聲，故「雷」「霣」同字；假「霣」為「隕」，為同聲之假；假「雷」為「隕」為雙聲之假；其理同也。王氏必以「雷」為「霣」之誤，此於古音考之未審之過也。
二，《非攻下篇》，「以諍諸侯之斃。」王云：「『諍』涉下文諸字從言而誤，今改。」按王氏改「諍」為「爭」，非是。《說文·言部》，「諍，止也。」《攴部》，「救，止也。」然則「諍，救」同義。「以諍諸侯之斃」，猶雲，「以救諸侯之斃」，義自可通；何勞改字？此於古義考之未審之過也。
墨子書雖至王氏而略已可讀，然《經》上下及《經說》上下四篇，函義既奧博，訛脫尤眾；畢王之書，尚未能得其十之一二也。武進張惠言則有《墨子經說解》，以專釋此四篇。其書據其後敘，成於乾隆五十七年。然其書未嘗刊布，至光緒丁未，孫詒讓始得校寫本，以其說入於《間詁》；乙酉歲，國學保存會，始有景印本。其書先列《經上》旁行為一篇，而後以《經說》上附《經上》為一篇，為上卷；《經下》旁行為一篇，又以《經說下》附於《經下》為一篇，為下卷。其注均用單行小字。其書之得失，孫詒讓論之甚允。孫氏云：
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為創穫，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審，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顧有精論，足補余書之闕誤者。
至其後序立論尤多精闢。今節錄如下：
當孟子時，百家之說眾矣。而孟子獨距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為統宗。孟子以為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為難而自謂勝為仁，故孟子之書亦辯斥之。嗚呼！孰知其後復有烈於是者哉！墨子之言，悖於理而逆於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為視聽；股肱畢強，相為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托於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薄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惟惑其兼愛之說；故雖悖於理不安於心，皆從而和之，不以為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斷然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
其論孟子辟墨不辟其他說，而獨辟兼愛，可謂得擒賊先擒王之旨者矣。張氏之外，治經說四篇者，尚有丁小山，定本《墨子間詁》作「小疋」；聚珍本作「小山」。柱按：據孫志祖《讀書脞錄》作「小山」，則定本誤也。 許周生二家之書，見孫志祖《讀書脞錄》。小山名傑，周生名宗彥，並德清人，孫詒讓云：然其書今皆未流布，不知尚存否也。
繼畢王而為全書校釋者，有蘇時學，著有《墨子刊誤》。其書刊於同治丁卯。孫詒讓與梁啓超書，見《籀高述林》，原題「梁卓如」。 稱其書為專門之學。陳灃為之跋云：
蘇爻山以所著《墨子刊誤》見示，正訛字，改錯簡，渙然冰釋，怡然理解；而《備城門》以下尤詳。墨子以善守稱，《備城門》諸篇，乃其法也。此又兵書之最古者。墨子之書害道；而爻山乃能取其長，探其奧，真善讀古書者。
觀陳蘇兩家所稱道，則其書之足重可知。然以余觀之，亦有巨失。
一，篤信《偽尚書》，故往往據《偽尚書》而誤解《墨子》。如《非命中篇》，「《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式是惡，用闕師。」蘇氏云：「此與上下二篇所引，略見孔書，而其詞稍異；所引《太誓》亦然；真古文也。而□（此處原文為「□」）必以古文為偽，何歟？豈作書者不能雷同以徵信，反加點竄以致疑歟？抑孔書不足信，而墨子亦不足信歟？」此說孫氏《間詁》未載入。 其篤信古文如此。故於《非命下篇》，「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蘇云：「殷」宜作「夏。」《泰誓》曰：「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引《偽書》欲改「殷」為「夏。」而不知作書者剿襲墨子。墨子所引之《泰誓》，乃伐紂後告戒之辭，此簡朝亮說，見《尚書集注述疏》卷末偽古文。 而作偽者，乃以為伐紂時之言，故改「殷」為「夏」也。
二，小學非其所長，故所說時或不免於陋。如《親士篇》云：「谿陝者速涸」。蘇《注》雲，「陝與狹通」，此說孫氏《間詁》不錄。 而不引《說文· 部》「陝隘也」為釋，以明狹為陝之俗。《尚賢篇》，「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蘇《注》云：「事當為使，二字形近而訛。」而不知古「事」「使」同為一字，見於金文也。見吳大澂《說文古籀補》。
至其本書校勘之疏，尤為他書所罕見。如「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乃《所染篇》之文，而錄入《法儀篇》。《修身篇》「雖勞不圖」，而注竟以「啚」為「圖」，皆未改正。刊書草率，未免太甚。餘詳余所著《墨子刊誤刊誤》。茲不贅。
蘇書，孫氏《間詁》，採取甚眾。然亦間有不錄者，如上所舉二例之類是也。然蘇書行世甚少，世之得見其書者蓋亦寡矣。
與蘇氏同時而治墨學者，有鄒伯奇，陳灃，孫詒讓與梁啓超書稱其學云：
《經》上下、《經說》上下及大小《取》六篇，文義既苦奧衍，章句又復裭貿。昔賢率以不可讀置之。爻山即蘇時學。 刊誤，致力甚勤；而於此六篇竟不著一字；專門之學，尚復如是，何論其他？唯貴鄉先達蘭甫陳灃。 特夫鄒伯奇。 兩先生，始用天算光重諸學發其旨。惜所論不多，又兩君未遘精校之本，故不無望文生訓之失。
蓋以泰西科學釋《墨經》，實始於鄒陳二君矣。鄒說多載於陳氏《東塾讀書記》，孫氏《間詁》采之，多題為陳說；此學者所當知者也。陳氏對於墨子，亦有極精闢之言。茲節錄其三則如下：
諸子之學，皆欲以治天下。而楊朱之計最疏，墨翟之計最密。楊朱欲人不貪，然人貪則無如之何；老子欲人愚，然人詐則無如之何；商鞅韓非皆欲人畏懼而自禍其身；墨翟兼愛非攻，人來攻則我堅守；何以為守？蕃其人民，積其貨財，精其器械；而又志在必死，則可以守矣，此墨翟之所長也。
孟子謂墨子無父，嘗疑其太甚；讀墨子書而知其實然也。墨子書云：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志，豈有賢於嬰兒子哉？」自註：《公孟篇》。 此之謂無父。
韓非子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自註：《顯學篇》。 韓非猶以墨子為戾，孟子謂之無父，不亦宜乎？蓋專欲富國強兵，遂至於戾而無父而不顧。是則墨子之學矣。」
其論墨學之得失，可謂深得要領矣。繼蘇氏之後而為全書之考證者，有俞樾，著有《墨子平議》，刊布於同治庚午。其書精博與王念孫書等；且後出於王書，故足補王書之所未備者甚眾。然疏失之處，亦時或不免。姑舉一二如下：
一，《兼愛中篇》云：「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於」舊本作「於」。俞云：「『於故』二字疑衍。」而不知「於」道藏本作「於」；「於」有大義，故從「於」之字，均有大義。《說文·大部》：「夸，奢也，從大，虧聲。」段玉裁注云：「奢，張也。」是「於」有張大之義。《艸部》，「芌，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芌也；從艸，虧聲。」段《注》云：「《口部》，『吁，驚也』，《毛傳》曰『 ，大也』，凡於聲多訓大。」然則「於故」猶言「大故」也。《呂氏春秋·節喪篇》，「不以便死為故」，《注》云：「故，事也。」「大故」猶「大事」也，「難物」「大事」，正相對為文，豈得謂之衍字乎？此俞氏於古人語根未及深求之過也。
二，《節用上篇》云：「冬加溫，夏加凊者，芉 不加者去之。「芉 」二字，學者多不得其解。俞云：「『芉 』疑當作『鮮且』。『鮮且』者，鮮 也。《說文》：『《黹部》， ，合五采鮮色；從黹，虘聲。』鮮色謂 ；故合而言鮮 。」而不知《中篇》皆作「則止」。「鮮 」或可誤為「芉 」。而斷無可誤為「則止」之理。予以謂俞氏以「芉 」為「鮮且」，其字則是，其義則非也。「鮮」「斯」雙聲，古多通用。《易·繫辭》「君子之道鮮矣」，《詩》「鮮民之生」，「鮮」均當為「斯」之轉。《說文·且部》，「且所以薦也；從冂，足有二橫，一其地下也。且古文且字，又以為幾字。」幾者人之所止，故且有止義。如阻沮等均有止義。然則此文之鮮「且」，其義猶雲「斯止」也。詳拙著《墨子間詁補正》。 若俞氏之說，則未免深求之過矣。
自畢氏至俞氏八九十年間，墨學已日臻完備。然自畢書外，汪書不傳，其餘均不列入《墨子》原文。故著者雖眾，散見各家之書，未便學者研誦；其於墨學猶未為大功也。後俞書二十五年，乃有孫詒讓之書，取許叔重題注淮南王書曰《鴻烈間詁》之義，名其書為《墨子間詁》；博採諸家之說，錄入《墨子》本文之下。俞樾序其書云：
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台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薶終古矣。國朝指遜清。 鎮洋畢氏始為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塗徑既辟，奧窔粗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書之大成，著《墨子間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脈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是書也。
俞氏之說，誠非溢美之談。然孫氏書實有兩種。一為聚珍本，於光緒乙未在蘇州毛上珍印行；二為定本，即今通行之本，鏤版於光緒丁未。兩者各有長短，孫氏自書定本云：
余續勘得剩義百餘事，有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迻錄別冊存之。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為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溎生運判武祥，藏有先生手稿本。」急屬鶴亭馳書求假錄。金君得書，則自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累日。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假得陽湖楊君保彝《經說校注》，亦間有可取。因張解並刪簡補錄入冊。
是定本所網羅殆富於聚珍本矣。然就版本之校勘而論，則聚珍本之錯誤少於定本。茲略舉一二如下：
一，本文之脫誤。如《尚同中篇》，「以求興天下之害。」「興」下脫「天下之利除」五字。本作「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各本均同。聚珍本不脫，而此獨脫。
二，注文之脫誤。如《尚賢上篇》：「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注》引畢雲，「或以《詩·兔罝》有公侯腹心之詩而為之說」云云。「之」字下「詩」字，畢本原作「語」；此誤為「詩」，而聚珍本則不誤。
此則聚珍本比定本為優者矣。然亦有聚珍本誤而定本不誤者，要在少數而已。茲略不舉焉。
孫書內容共四種。一間詁十五卷，二目錄一卷，三附錄一卷，四後語二卷，共十有九卷。於墨學之故訓及學說等，可謂甚備。蓋不獨孫氏之學力使然，亦時勢所使然也。蓋治《墨子》者日多，其說亦日備，故孫氏得以集其大成之功耳。
孫書所采，則前此治《墨》者尚有洪頤煊及戴望；其說無多，今不論焉。
至孫氏之對於墨子學說，亦頗有持平之論。其自序云：
身丁戰國之初，感悕於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唯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為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為乖盭，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為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笮。洙泗齗齗，儒家已然；儒墨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寧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之六七；其用心篤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
稍後於孫氏而研究墨學者，有章炳麟，梁啓超。章氏精訓詁及佛乘，故所言多獨到之處。惟無專書，略見於《國故論衡》、《原名篇》而已。如云：
《墨經》曰：「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說》曰：「智者若瘧病之之於瘧也，自註：上之字訓者。 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知，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此謂瘧不自知，病瘧者知之；火不自見，用火者見之；是受想之始也。受想不能無五路，及其形謝，識籠其象，而思能造作。見無待於天官，天官之用亦若火矣。五路者若浮屠所謂九緣：一曰空緣，二曰明緣，三曰根緣，四曰境緣，五曰作意緣，六曰分別緣，七曰染淨依，八曰根本依，九曰種子依。自作意而下，諸夏之學者不亟辯，泛號曰智。目之見，必有空明根境與智；耳不資明；鼻身不資空；獨目為具五路。既見物已，雖越百旬，其像在；於是取之，謂之獨影。獨影者知聲不緣耳，知形不緣目，故曰不當。不當者不直也。是故賴名。曩令所受者逝，其想亦逝，即無所仰於名矣。此名所以存也。
其解說頗精，大抵類此。
然自畢氏以來，為墨學者或整理全書，或書中之一部分；雖各有精審之處，然大抵皆訓故章句之學；而於墨子之學說，評論者不過寥寥千百言之敘文，略見己意而已，言墨子之非者，固自有其卓識；而言墨子之是者，亦多游移於孟墨之間；未有大聲疾呼，提倡墨子學說者也。有之，自梁啓超始。其於清末撰《新民叢報》時，曾作《墨學微》。其發端敘論云：
新民子曰：今舉中國皆楊也。有儒其言而楊其行者；有楊其言而楊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楊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楊，不知墨，而楊其行於無意識之間者。鳴呼！楊學遂亡中國！楊學遂亡中國！今欲救之，厥惟學墨；惟無學別墨，而學真墨；作《子墨子學說》。
以墨學為救國之學說，雖似言 人所未言，然俞樾於序孫氏《間詁》云：
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為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倘亦足以安內而攘外乎？
則俞氏早已見及此。唯俞氏之說，似偏於戰守之具，而梁氏則大倡其學說耳。梁氏書第一章《墨子宗教思想》，第二章《墨子之實利主義》，第三章《墨子兼愛主義》，言論頗為清晰。胡適謂其能引起多數人對於墨學之新興趣，其言良是。梁氏至民國十年，復刊行其《墨子學案》，蓋為清華學校演講而作者。其書第一章《總論》，第二章《墨子之根本觀念》，第三章《墨子之實利主義及其經濟學說》，第四章《墨子之宗教思想》，第五章《墨子之新社會組織法》，第六章《實行的墨家》，第七章《墨家之論理學及其他科學》，第八章《結論》，並附有《墨者及墨學別派》，《墨子年代考》。梁氏自序謂與《墨學微》，全異其內容雲。
梁氏又別有《墨經校釋》，刊布於民國十一年。其書一《自序》，二《凡例》，三《余記》，四《正文》，五《旁行原本》，六《經上之上經說上之上》，七《經上之下經說上之下》，八《經下之上經說下之上》，九《經下之下經說下之下》，十《胡序》。此為張惠言後專釋《墨經》之巨著。蓋梁氏前二書為提倡墨子學說之論述；後一書為校釋《墨子》一部分之著作。前者近於義理之學；後者近於考據之學也。茲將梁書分別論之。先略舉《墨學微》及《墨子學案》之一二例如下：
一梁氏於《墨學微》論墨子之政術，及《墨子學案》論墨子之新社會組織法，均引墨子《尚同上篇》選立天子之說，以為與盧梭《民約》絕相類；謂選立為人民選擇而立。其《墨學微》云：
其謂明乎天下之亂生於無正長。故選擇賢聖立為天子，要從事乎一同。誰明之？民明之。誰選擇之？民選擇之。誰立之？誰使之？民立之，民使之也。然則墨子謂國家為民意所公建，其論甚明。中國前此學者言國家所以成立，多數主張神權起源說，家族起源說；惟墨子以為純由公民意所造成，此其根本的理想與百家說最違異者也。
其《墨子學案》且舉墨子建立巨子之法，以為例證；而不知此乃大謬特謬。孟勝之傳巨子，全為個人之傳授；不足以明其為民選，適足證其為獨斷也。余以謂墨子之所謂選立者，乃言天之選立，非謂由人民選立也。舉證如下：
甲，《墨子·尚同上篇》云：「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母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相勞，腐 余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此段諸「選立」字，且置其選立天子之說而不論；而論其他之選立三公，立諸侯國君，選立正長；果為誰之選立乎？其云：「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云：「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又雲「諸侯國君既以立，以其力為未足」云云；此諸所謂「以為」者，天子三公以為也，諸侯國君以為也。其文義甚明。然則下文接言「選立」，乃天子選立三公；天子三公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選立正長；甚明。此皆由尊立卑，則墨子之意，以選立天子歸之於天，可知。
乙，《墨子·天志上篇》云：「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士正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天政之；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此文云：「有天政之」，雲「天之為政於天子」，是明以天為天子之上司。而此文所云，亦皆為以尊政卑，與《尚同上篇》所云以尊選卑者，文同一例。則彼雖不明言天選立天子；而以此文例之，則墨子之意，固以天選立天子，甚明也。
丙，《尚同下篇》云：「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孫詒讓云：上「天下」二字，疑當作「天」。柱按：孫說是也。 然則，此豈非墨子以選立歸之天之確證乎？又《尚賢中篇》云：「然則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此則明明言天鬼立天子矣。尚可謂之民選邪？尚可謂為無神權說邪？
丁，《尚同上篇》既雲「一人一義，二人二義，十人十義」，倘選立者為人民，則一人選一人，二人選二人，十人選十人，安能選出一人，立以為天子者乎？
要之，墨子此論，假令以為民選天子，則亦決非初民政治所能，有違事實；如以為天選，亦遠不及柳子厚封建論為有合於理；梁氏於此等處，均未闡發，不免多阿所好之言。
一，梁氏《墨子學案》第三章論墨子之實利主義，及其經濟學說有一段云：
我想現在俄國勞農政府治下的經濟組織，很有幾分實行墨子的理想。內中最可注意的兩件事：第一件，他們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干涉：任憑你很多錢，要奢侈也奢不來；墨子的節用主義，真做到徹底了。第二件，強迫勞作，絲毫不肯放鬆；很合墨子「財不足則反諸時」的道理。雖然不必「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但比諸從前工黨專想減少工作時刻，卻是強多了。墨子說：「安有善而不可用者。」看勞農政府居然能夠實現，益可信墨子不是幻想家了。
依梁氏此說，則墨子直二千年以前勞農政府之先達矣。然梁氏謂「墨子的節用主義，真做到徹底了」語，考墨子之《節用中篇》所言「聖王制為節用之法」云云，下文皆繼之曰「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此皆與民對言，則其法為專對在位者而言可知。且雲，「聖王弗為」，而不雲聖王禁民不為；所稱者亦為古聖王，則古聖固未有絕對干涉人民衣食住之事者，則墨子此言，亦必非如梁氏所說，都由政府干涉可知。然墨子「尚同一義」，則節用之義，亦必欲強天下之同；是梁氏之言，似亦未為大過；唯言墨子之於衣食住，盡主由政府干涉，則終屬臆測，而無顯證耳。
至梁氏又謂「遍查《墨子》書中並沒有一個字說君位要世襲」云云，尤為不然。考《天志上篇》云：「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柱按之通知。 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以業萬世子孫為善，非贊成君主世襲而何？梁氏於是乎疏矣。
要之，近人之學，頗似商賈趨時，好以外國學說，皮傅古書；往時人喜談盧梭，故以盧梭說傅會之；今人喜談勞農政府等，故又以勞農政府等傅會之。此乃近世學者之長技也。其學術之能聳動聽聞者在此，其短處亦正在於此。
至於《墨經校釋》，長在文字明晰，能引人入勝；依魯勝之例，引說入經，各附其章；又以校與釋分而為二；均極便學者研究。至其疏失，亦可得而言。
一、拘守《經說》必牒舉經文首一字以為標題之說。故多妄加妄減。而不知《經》說固多牒經文首字為題，而亦有牒舉兩字者，有首句《說》與《經》文有同字而遂不舉者；不必拘守一律，以削趾就履也。此條胡適已論之。
二、本前人之說而不出前人之名。如《經》上云：「勇志之所以敢也。」《經說》云：「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是也害之。」張惠言云：「人有敢亦有不敢；就其敢於此者，則命之『勇』矣。」孫詒讓云：「『名』猶『命』也，言因敢得『勇』名。」而梁氏則云：「『命』猶『名』也。言因敢得『勇』名。人有敢，亦有不敢；就其敢於此即命曰『勇』；雖不敢於彼，仍不害其為『勇』也。」其說全本張孫。又句下校釋之語，亦多此類。如《經說下》雲『極勝重也』，孫注云：「《說文·木部》云：『極棟也。』屋棟為橫木，引申之凡橫木通謂極。」《梁》注云：「《說文》云：『極棟也。』屋棟為橫木，引申之凡橫木通謂之極。」梁氏此注亦全本孫氏。如是之類，未免有攘美之譏。
三、援引多訛。如《經說上》云：「不若金聲玉服。」梁云：「『不若』之『不』，孫雲疑衍。」然今考孫書本雲「不」疑當作「必」，而無「疑衍」之文。如《經上》云：「 間虛也。」梁本改「 」作「櫨」，云：「『櫨』字從孫校。」然考此條孫注引王引之云：「『 』乃『櫨』之借字。」是當雲從王校而不當雲從孫校也。又梁氏引張惠言云：「但就虛處則謂之櫨。」今考張原本作從糸之「 」，不作從木之「櫨」；而梁氏既改經文「 」為「櫨」，並改張注之「 」為「櫨」，誤矣。凡此皆著書不小心，或削趾就履之過。
四、改字太多之病。如《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說云：「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事君。」梁校云：「侗」疑當作「同」。「楹」字當為「相盈」二字分寫之訛。「人字」涉上「人」旁而衍。「見」字涉上文「是」字形近而衍。「事君」二字不可解。是《說》文十二字，而梁氏疑改者幾過半數。如此解釋古書，其意雖美，恐非古人之意也。不知此文本無一誤。「侗」與「同」同，猶「侒」與「安」同。墨子之意，謂當立一以為法儀。「於」依也。「之」此也。謂人人雖異而俱依此一以為法儀也。《說》雲「二人而俱見是楹」，則譬此「一」為「楹」；以此「楹」為標準，雖二人之不同，而「俱見是楹」，以是「楹」為標準則同。「若事君」者，謂若萬民之事君，而志無不同也。舉「二人」為言，即仁從二人之意，多數之稱也。此即《法儀》、《尚同》、《天志》之旨，不須改字而本文自通。
五、文字之學本疏。故於古音義，無所證明。如《經下》云：「謂而固是也。」《說》云：「未有文名也。」梁氏以牒經文首字標題之例，改「未」為「謂」，其義是也。然而不知「未」即「謂」之音轉。桓二年《公羊傳》云：「若楚王之妻媦。」《解詁》云：「媦，妹也。」按「媦」從胃聲；「妹」從未聲。「媦」「妹」聲近義同。則「謂」從胃聲，故轉而為「未」。此《經》作「謂」而《說》乃作「未」之證也。蓋梁氏之於小學，似非所長，故其書除刪改文字外，於古音義，無所闡發也。
雖然，梁氏提倡墨子前後著書三種，其功可謂勤矣，可謂墨子之功臣矣。
自梁氏提倡墨子之後，有胡適，章士釗，皆喜以名理說墨子。胡氏著有《墨辯新詁》；然刊布者只《小取》一篇，其書甚有條理。此外於《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有《墨子》及《別墨》兩篇，幾占全書之大部分。然惟別墨之論，與梁氏不同，其餘則梁氏之《墨學微》，實已開塗徑。胡氏據《莊子·天下篇》「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之語；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為別墨之書，或為公孫龍惠施之徒所作。而不知莊子所謂「倍譎不同」者「相謂別墨」；則謂雖誦《墨經》而背於《墨經》者，乃謂之別墨；是別墨乃背於《墨經》之稱，安得反謂《墨經》為別墨之書乎？「別」之古文為「八」。《說文·八部》，「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重之則為「 。」《說文·八部》云：「 ，分也。從重八。《孝經》曰：故上下有別。」虞翻說《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蓋「北」篆文作「 」，亦象二人分別相背之形。則「北，八， ，別」四字，古音義相近相同。則「別墨」猶雲「背墨」。相謂「別墨」乃彼此互相誹斥之詞；故下文接雲「以堅白異同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言其彼此相非難也。《韓非子·顯學篇》云：「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雲「取捨相反不同」，猶莊雲「倍譎不同」也。韓雲「自謂真孔墨」，此斥其自是；莊雲「相謂別墨」，乃斥其相非。是己則非人，非人則是己；其言不同，其實一也。夫見誦《墨經》而背《墨經》者，因謂《墨經》為背《墨》者之作，是何異於見稱誦孔墨，而背孔墨者，因謂孔墨為背孔墨者之學乎？且「倍譎不同」者「相謂別墨」，則別墨非一人；而《墨經》者乃所俱誦者也。若以《墨經》為別墨之書，則屬別墨中何墨之書乎？為此一別墨之書，則彼一別墨必不誦，何雲俱誦乎？凡此於論理有不可通者。而世人乃大共尊信之。是真大惑不可解者矣，至章士釗乃反其說，以《墨經》為墨家與施龍辯難之書，一立一破。學者又或共相尊信之，以為最新之發明品。章氏所著有《名墨訾應論》，《名墨訾應考》，最為學者所稱道。又有《章氏墨學》，皆闡發其訾應之義。然其「訾應」二字，本於《莊子》書，而所徵引者為《墨經》，則是以《墨經》為訾應之辭矣。其說之不可通者有二：一，莊子所謂「訾應」，指誦《墨經》者之互相訾應，非謂與名家訾應。而章氏題云：《名墨訾應》。是命題已非其實矣。二，莊子之言，謂以誦《墨經》不同之故而訾應；則訾應之言，當別有書；決不能以《墨經》為訾應之書。猶自漢以來誦《春秋》者有三家，倍譎不同，學者互相駁詰；其駁詰之辭，亦當別有其書；不能指《春秋》為其駁詰之書也。而章氏乃以《墨經》為墨者訾應之詞，是何以異於謂《春秋》為後儒駁難之文乎；此其不可通也明矣。
章氏釋《墨經》其精警之處固多，其牽強之處亦復不少。茲舉一例如下：
《經上》云：「盈莫不有也。」《說》云：「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二。自註：原衍一得字。 」章釋之云：「盈說在盈否之盈。以釋兼愛主義。但盈矣，以詞害意，而別無說以通之；是將受攻者以柄，而大義終莫明也。」故說曰：「盈無盈。」《墨經》與《說》以正負兩面相互而明一義，其例有之。如經「厚有所大也」。《說》「厚惟無所大」是。惟「無盈」之說亦然。夫「無盈」者非「無盈」也。盈而吾見其有間，可得將吾意以入之也。雖有間矣，而其間前於區穴而後於端，為域極細，不容一發；必吾將以入之者無厚，而後遊刃有餘；此莊生所以稱屠牛垣以無厚入有間者也。果無厚矣，凡遇整然成形，渾然一致之物，無往而不可分；分尺得二，是為顯證。由是兼愛而適然愛其一體何害？愛其一體而仍無損於兼愛，抑又何難？
章氏謂《經》與《說》以正負兩面相互而成一義，其例有之，其言誠當；與余不謀而合。其解說則病添字太多。如訓「無盈」為「非無盈盈而吾見其有間可得將吾意以入之也」。訓「無厚」為必將吾之所入者無厚而後遊刃有餘云云。添字已如許之多；此外尚須加許多枝節之語，皆原文所無之義。如此釋古書，將何說而不可乎？余按前條釋 ，「 」即「虛」之借；見拙著《墨子間詁補正》。 上雲「虛間虛」，即一無所有；此雲「盈莫不有」，即無一不有；義實相反。然惟其相反，故恐人以為非盈則虛；是以非「莫不有」即為「無所有」，此乃大誤。故《經說》釋之曰：「無盈」猶「無厚」也。蓋既已謂之「無厚」矣，如刀刃然，無論如何之薄，必有厚者存；若雲真無，便是無刃，不得謂之刃矣。是故既已謂之刃矣，則必有刃之厚存。「於尺無所往而不得二」，謂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無所往而不得以二分之也。世所謂「無厚」之「厚」，即此不竭之二，於論理決不能謂之無也。惟「盈」亦然，雖與「虛」相反；然此與「有無」之相反不同。如雲「無有」，則其為「無」，可知。若雲「無盈」斯虛，斯乃大謬。蓋既雲「盈」矣，則所謂「無盈」者，無論如何之微，必有「有」存焉，而不得謂之無有；猶「無厚」之不得謂之無「有」也。此節蓋論「積極名詞」與「消極名詞」之關係。「積極名詞」示一性質之存在，如「金類的」，「有機的」，是。其相當之「消極名詞」，則示此性質之不存在，如「非金類的」，「無機的」，是。凡「消極名詞」，往往加以消極冠字於「積極名詞」之上，是為消極名詞之形式。然亦有「無消極之形式」而有其性質者，如虛之一語，乃盈之消極語是也。有「有消極之形式」而不必即有消極之性質者，如「無盈」之於盈，是也。此猶「無厚」之於「厚」也。異乎非金類之於金類，有消極之形式，又有消極之性質者矣。參考王國維譯《辨學》。
稍前於梁氏而與孫並時治《墨》而不為後人所注重者，尚有四家：一王樹枬，二吳汝綸，三王闓運，四鄭焯。鄭書自以為過孫氏《間詁》，今不存。王樹枬有《墨子校注補正》，以《萬曆本校墨子》，足補孫氏所未逮。吳書雖注重文章，然訓釋亦頗有足以正畢王之說者，略舉二例如下。
一，《尚同下篇》云：「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將賞之。」畢云：「賞舊作毀，一本如此。」吳云：「毀」字是。「將毀」之者百姓將毀之也。承「有黨」為文。故有「百姓」字。下「將罰」之「罰」乃「譽」之訛耳。
二，《尚賢下篇》：「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王云：「『言』當為『之』。」吳云：「『言』助句之詞，《爾雅》與『之』同訓間也。王改非。《所染篇》，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嘆，與此同也。」諸如此類，頗為精審。其子闓生，亦時加有案語，固頗有可采者；然如《兼愛上篇》云：「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闓生注云：「男謹案焉猶乃也。」夫「焉」字訓「乃」，王念孫父子早有此說；而闓生竟未出王氏之名，言之如己出，何邪？豈王氏之書，亦竟未之讀邪？諸如此類，亦不可殫舉。
王闓運書刊行早於吳書，王書於光緒甲辰，刊於江西官書局；吳書於吳氏歿後，刊於宣統元年。 闓運本詞章家，考證非其所長；除武斷妄改外，並多襲前人之說。然亦有足以補諸家之闕者。如：
《非攻中篇》，欲以抗諸侯以英名攻戰之速。
此「英名」二字，諸家均忽略無釋；而闓運注云，「當作莫若」，實為至當不可易。其書自《備城門》以下校釋比諸家為詳，可謂能詳人之所略；又於《經篇》引《說》就《經》，復《經》上下旁行之舊，亦其善於諸家者也。
與王闓運同時治墨者，尚有曹耀湘，著有《墨子箋》，刊布於民國四年。王闓運深稱之。其書於每篇之末，皆略論其大義，亦頗有膽識。如書《兼愛篇》云：
墨子之學，其為儒者所詆訾，在於兼愛。孟子至比之於禽獸，以為無父。究其實則忠孝之理所由推行而盡利也。人必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萬物猶一體；然後可以得親順親，為人為子。故《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又曰：「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合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又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蓋重之以申明之，聖人之訓，炳若日星矣。儒者即欲自別於墨氏，獨不思《孝經》之言乎？孟氏之書其自蹈於偏蔽者歟？
在前清老儒，能發為此言，顯斥孟子，王闓運《墨子注自敘》云：吾友曹郎中耀湘，又題曹書，稱為鏡初先生。 亦可謂異於常流者。然其引《孝經》云云，豈果與墨子之兼愛同乎？《孝經》一則曰萬國，曰先王；再則曰百姓，曰先君；三則曰君；蓋皆指天子國君有位者而言，非墨子之教人「愛無差等」，「愛人親若其親」者比也。又如《書大取篇後》云：
按墨子《經上》、《經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凡六篇，篇第相屬，語意相類，皆所謂辯經也。《大取》則其所辯者較大，墨家指歸所在也。凡墨子之說，其為儒家所排斥，世情所畏惡者三端：節葬也，非樂也，非儒也。有為儒家所排斥，世情不以為惡者，兼愛也，非命也。有為世情所畏惡，而儒家不以為非者，尚同也，非攻也，節用也。有與儒術相合而亦不違乎世情者，則尚賢也，天志也，明鬼也，與夫親士貴義修身之說，皆是也。既與人情有違，則行之不能無窒；與儒術有異，則言之不能無爭。墨子述大禹箕子之教，修內聖外王之術，思以易天下；故必為辯經，博極萬事萬物之理，窮其源而竟其委；使天下後世咸曉然於易知簡能之故，則亦有不得已焉者矣。其宗旨則略具於此篇，所辯者大，故曰大取也。
此說可謂深知墨學之要領矣。其校改亦頗有卓見。如：
《親士篇》，焉可以長生保國。
「長生」二字，諸家皆不留意；而曹本改「生」為「世」，云：「原訛作生。」則「長世保國」。其義實比「長生保國」為長。蓋世古作 ，與生形近而訛也。又如：
《節葬下篇》，曰必捶 差通壟雖凡山陵。
此文諸家校釋，多未安。曹校改為「曰凡山陵必 塗差通壟隧」。《注》云：「『雖』『隧』音近而訛。」文義遂似可讀。其書於大取頗詳，而略其攻城門以下。其言云：
自《備城門》以外，存文十一篇，訛脫特甚，今亦不復校錄其文。墨子以非攻為教；若非詳明守御之法，則世之溺於功利之說者，未必因口舌而為之沮止。故其止楚勿攻宋，亦示之以能守之實用，而後楚人信之；非僅以空言感動暴人也。老子稱「兵者不詳之器，有道者不處」，若墨子專言守御，猶是仁人之事也。唯是古賢之書，有言理言事之別。言理者可以救一時之人心，此心同，此理同，俟諸百世而不惑也。言事者，則視乎其時，視乎其地；可以捍此時之患，未必可以行之於彼；可以捍一時之患，未必可以推之於後世。故墨子《備城門》諸篇，縱使文義完足，在今日實為已陳芻狗；況其訛脫不可讀乎？倘泥古法，逞臆說，以斷爛殘缺之簡記，疑誤後人，殃民覆國。仁人必不忍出此。豈墨子之志乎？與其過而存之，毋寧過而缺之。倘亦有當於先聖之教邪？
其言固似持之有故。然天下學問，有求行求知二者之別。研尋古人之至理名言，是求行者也。研尋古代之事跡，則多屬之於求知而已。泥古以行，固大可不必。然若以為不能行者，則概不當論述；則古史之事跡，其為吾輩所不應究者不已多乎？
與曹書同年刊布者，尚有胡兆鸞之《墨子尚書古義》，其自序略云：
欲證古書，必求古藉。墨子生孔子後，在孟子前。其時真本具存。墨子出遊，關中載書甚多；則亦勤於稽古之士。《呂覽·當染篇》，稱墨子學於史 之後。《淮南·要略訓》又稱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其稱《尚書》者必孔子刪定之本。閻氏若璩，王氏鳴盛，江氏聲，魏氏源，程氏廷祚，陳氏喬樅，皆嘗引之；或略而不詳，或辯而不精，讀者不無遺憾。兆鸞幼承家學，粗涉經術，於趨庭之暇，時有所獲；輒依墨子篇第，編輯《尚書古義》。凡前人之說，一一明稱，於義未安，亦不敢曲和。古書奧邃，難以強通，義從蓋闕，不復詮釋。
蓋專取墨子說《尚書》之一部分以治《書》，於墨學經學，均為別開生面者矣。余著《墨子之經學》成後，方於友人陳鎮凡處得閱胡書。 然其引淮南王書，遂謂墨子所引《尚書》皆孔子所刪定者，則殊未然。淮南書所稱，蓋謂墨子讀孔子之書耳，非以墨子為孔子弟子。墨子非孔子弟子，故其立說務與孔子反。孔子言「焉能事鬼」，而墨子獨「明鬼」；孔子言「天何言」，而墨子獨言「天志」；孔子重喪葬，而墨子獨「非葬」；孔子言「親親之殺」，而墨子獨言兼愛無差等；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而墨子獨「非樂」：皆受孔子之反響而為反孔之論者。當時，孔子雖刪書以授弟子，其未刪者猶在天下。墨子既多反孔之論；則其所讀之書，安能謂其必在孔子所刪之內者乎？
稍後曹書而為全書訓詁者，又有尹桐陽，其書成於民國八年。大抵祖述王闓運之說。然絕不出王闓運姓氏，是可異也。然其書以《親士》、《修身》、《非儒下》、《經上》、《經說上》、《經下》、《經說下》、《大取》、《小取》為《墨經》，為卷一；其餘《所染》、《法儀》、《七患》以至《非命下》等，為《墨論》，為卷二；《耕柱》以下為雜編，為卷三；則與王異。注釋句讀亦間有與王異者。且能徵引古書以證明王說，信可為王氏功臣矣。亦頗能以近世科學釋《墨經》。如：
《經上》云：「止，以久也。」《經說》云：「止無久之不止。」尹云：久從人象後有止之。因以為稽留之詞。運動之物體，不受作用於外力，必不變其運動之狀態。止之故必須有久也。無久則可推定永動不止耳。
凡若此等，皆能發前人所未發者。
此外最近刊布者則有四家：一劉師培，二陶鴻慶，三張純一，四李笠。今分別論之。
劉師培所著有《墨子拾補》。其卷上已發表於《國學叢刊》；卷下予於友人鹽城陳斠玄鍾凡。 假讀之。
斠玄，劉高弟，故得鈔錄其稿本也；其書重檢《治要》、《六帖》、《文選注》、《類聚》、《御覽》等，均足以補孫氏《間詁》之缺遺。其釋義亦多精確。如：
《天志中篇》，「撽遂萬物而利之」。劉云：「撽」為「交」字假音。《詩·小雅·桑扈》，「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中引「交」作「徼」。《論語·陽貨篇》，「惡徼以為智者」，《釋文》雲，「徼鄭作絞」，《莊子·庚桑楚篇》，「交食交樂」，《徐無鬼篇》作「徼食徼樂」。自註：此用平議脫。是敫聲之字古與交通。此文假「撽」為交，「撽遂」猶雲交育也。《國語·齊語》云：「遂滋民」。韋《注》云：「遂育也」。《管子·兵法篇》，「定宗廟，遂男女」，是遂育義同「交遂萬物」，「交」與上語「兼」字對文。猶他篇所云「兼相愛，交相利」也。
其精審多類此；蓋劉氏為近代考證大家，其書信非淺學之徒所能幾也。
陶鴻慶著有《讀墨子札記》，說亦精卓。如：
《大取篇》，「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陶云：此當雲「大人之愛人也，薄於小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小人之利人也」。「愛人利人」即指下文以臧愛利其親，以樂愛利其子言之。上文云：「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與此文同一例。如今本則不成義。
其書頗足與劉書相頡頏。
張純一所著有《墨子間詁箋》，刊布於民國十一年，至十二年復有補校之刊行。章炳麟序其書，謂精卓之義，往往有諸家所未發者。然而李笠則頗多非議之。云：
純一自言注《墨》都二十餘萬言。此編專輯其訂正《間詁》者，特其一部分耳。笠繕寫《校補》方竟，適友人伍君叔儻，寄贈此書。亟加考核，則校勘之功甚疏，旁參之本絕少，臆說孤證，時所不免；空言充牣，余頗病之。又其校語與王景羲諸家同者數見不鮮，亦間有與余暗合者。
李氏斥之雖太過；然謂其校勘之功疏，旁參之本少，則良然。如：
《兼愛下篇》，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
此文孫氏《間詁》所校既有未安。張氏校云：「『惡』下當從俞說增『從』字。『也』字衍，當刪。疑當作『然即敢問有室家者不識將惡從奉承親戚』。」意雖不誤，語氣大非周秦。不知明萬曆本原無「敢問不識惡也」六字；焦竑校本陳仁錫本亦均無此六字。證以後文云：「然則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眾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與此句上下文云：「然則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胄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荊，往來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為是乎？」此兩段文雖詳略不同，其文例當一。而後文不重「敢問」二字，然則此文萬曆本陳仁錫本無此六字者是也。張氏以參證本之少，故於俞孫諸家所不照者，多無能匡正。又如：
《親士篇》，逝淺者速竭。
此「逝」字，王引之謂當作「遊」，俗書「游」字作「遊」；俞氏謂當作「澨。」張云：「《論語·子罕篇》『逝者如斯夫』，『逝』即川流意。不必破『逝』為『遊』。」李笠云：「張說謬。《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何晏《集解》引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邢昺《疏》亦云：『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則『逝』字實為感嘆時事之往，非謂川流之往。又『游』『流』字並從水，含有水義。故可雲『淺』，雲『竭』；而與『谿』字對文。且《論語》『逝者如斯』，上有『川』字；即如張說，義或可通；離『川』言『逝』，以為水流可乎？《張箋》引《四子書》，多用朱熹《注》；取材既卑，毋怪其陋。」李氏此言，又未免斥之太過。唐以前詩文已有逝水之名，王襄尉遲綱墓碑逝水詎停光陰不借。 則以「逝」為指川流，自是唐以前之古義。惟不應離川言逝，以為水流耳。又《說文· 部》，「游，旌旗之流，從 ，汓聲。」此「游」字取義於「流」字之證。李不引此以證王駁張；而雲遊從水，故有水義；殆亦自失於陋矣。夫「游」字說文入 部，可雲「從 從汓」，寧可雲「從水從斿」邪？
李笠所著有《定本墨子間詁校補》，觀其敘，蓋成於民國十一年，而於十四年十二月始刊布。茲節錄其自敘云：
笠非年受書，便私淑孫氏。甲寅之歲，初讀《墨子間詁》，輒為舉正數字。辛酉春月，館邑之南鄙。索居無聊，取定本《間詁》與聚珍本、畢刻本對勘，至有不合，定本之挩訛尤多。自註：自脫一字至五六字不等。因念孫氏《間詁》，斟酌諸本，至為勤劬。重刻之後，便有差跌。則孫氏引據諸本，庸無差跌乎？孫氏所未見者，不更有差跌乎？盡較書掃葉之功，伸大儒未竟之緒，積累之事，談何容易？其時亡友楊君則剛嘉。 亦體斯旨，會獲明茅坤校本及百家類纂本，並孫氏所未見者，更取孔本陳本俞本《北堂書鈔》，與定本《間詁》互勘，頗有匡益。笠每欲合楊君所校，及王氏《墨商》，撰為墨子校勘記，以為讀《間詁》者之助。頻以事牽，終年未暇。今歲在王氏家塾，為諸生講授墨子，參讀梁啓超《墨經校釋》，見其中有因定本《間詁》致誤者，為之不怡累日。如《經說下》，「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聚珍本《間詁》則上原有「可」字，道藏本，茅本，畢本，王本，張本，楊本並同。定本偶挩「可」字，而梁氏云：「孫本無此字，據嘉靖本增。」胡適後序，便詡為創穫，曰：「梁先生的《校釋》，有許多地方與張惠言孫詒讓諸人大不相同。」又曰：「梁先生這一條，乃是用嘉靖本校《墨》的第一次。」噫何其出言之悖，而厚誣孫張諸人歟？又本篇：「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定本「也」訛作可，而梁氏承之，以為涉上文而衍；不復據嘉靖與茅張畢王諸本改；胡序亦不及正。夫梁胡二人並邃墨學，轉展承誤，則篤信定本《間詁》之過也。蓋《間詁》為學人崇奉久矣，因陋就簡，將有不自覺者；則校勘之役，庸可緩歟？因復重理鉛槧，別取張楊《經說》，影嘉靖本，顧校本，王注本，暨孫籀廎、王子祥朱墨校本，稽核異同，推尋誼指，更取則剛所校附入編中，間有差失，輒為審定。蓋論學無私見，亦孫氏治墨之矩也。
李書大略已盡於此。其書採獲自比張書為多。蓋自《間詁》以後，能博採諸家以注《墨》者，惟李書而已。其功亦豈時流所及乎。然採錄雖勤，發明則少；《墨辯》部分，李氏自謂別撰集解，今且勿論；大小《取》以下，所采亦陋；除王闓運及楊嘉校語外，幾無物矣。至其採錄王景羲之語，尤多鄙陋可笑者。
此外尚有胡韞玉、劉昶二家，胡箸有《墨子經說淺釋》，止畢《經上》，及《經說上》；又有《墨子學說》，均刊布於所編《國學匯編》。《墨子學說》，分總論，非攻說，節用說，非樂說，節葬短喪說，尚同說，法天說，雜論等，頗多新穎之議論。其《經說淺釋》亦引說就經，於梁啓超之說，頗多非難。其釋義亦頗有發明。如：
《經上》云：「儇稘秪。」《說》云：「儇昫民也。」胡改「稘秪」為「稘牴」。依孫說改「民」為「氐」。釋云：「儇」為「環（環）」之借字。《周禮·樂師》環拜以鐘鼓為節。司農《注》「環，旋也」，《說文》，「稘復其時也。《虞書》稘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歲一周為稘也。《說文》「牴，觸也」。引申之為接觸之稱。言環者如歲之一周而相接觸也。《說文》「昫，日出昷也」。「氐，下也」。日出昷者，日初出也。日初出以至氐下，即環之義。《經》以一年釋「環」。《說》以一日釋「環」。
其新穎處多類此。
劉昶箸有《續墨子間詁》，其書亦刊布於民國十四年，頗能以小學闡發古義。其凡例略云：
通假之例，必征於字句間，分作雙行，免與正文相混。墨學多古字古誼，每與《說文》相發明；故宗主許書，而以段桂朱三家之說輔之。形訛之字，必列篆隸；其沿革稍繁者，則比而識之，非敢於變更也。
其解釋之新穎者，如解《經說》「久彌異時」條云：
久（假）彌異時也守（訛）彌異所也《經上》 。
舊本
今（到）久古今（訛）且莫（正）宇東西家南北《經說上》 。
宙（正）彌異時也（正）宇彌異所也
今釋
宙（順）今古亼（正）旦暮（俗）宇東西家南北
《莊子·庚桑楚篇》：「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注》：「宙為古今之長，而古今長無極；宇有四方上下，而上下四方未有窮處。」《三蒼》云：「宙雖增長不知其始末之所至；宇雖有實而無定處可求。」此異時異所之說也。是則「久」乃「宙」之音假。自註：《經下》說在長宇久亦是假久作宙，蓋『宙』『久』一聲之轉耳。 「守」即「宇」之形訛。自註：當從《說》以正《經》。 孫云：舊本「久」上有「今」字。昶案以下句為例，當是「久」下有「今」字。「今且莫」當是「亼旦暮」。自註：亼乃集合之正字，俗人不知亼即集字，疑為今之殘文，轉寫作今。且莫則顛倒訛誤萃於一句矣。 蓋地體自轉，此旦則彼暮。自註：俗莫字。 行南陸則晝長，行北陸則宵長。今古亼旦暮而成，故云「彌異時也」。地為圓體，無在不是中央，無在不有四方，亦無所可稱為何方；如圖，次於③家，則④家謂為北，①家謂為西，②家謂為東，⑤家謂南；而自③家言之，莫不相反，任何遷徙，而中央四方，從無定稱。故不曰東西中南北，而曰東西家南北，斯為彌異所也。《經下》云：「謂此南北過而已為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淮南·齊俗訓》：「西家之謂東方，東家之謂西方；雖皋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皆斯義也。
觀此一條，可見其書之內容矣。然其所釋亦往往有前人所已言者。如《親士篇》，「甘井近竭，招木近伐。」劉引《莊子·山木篇》「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小《注》云：「俞曲園謂『近為先之形訛』，當以此語正之。」而不知孫氏《間詁》已引之矣。又《大取》篇：「益其益，尊其尊。」劉云：「尊乃 之音假，減也。」而不知《間詁》已引俞雲「尊當讀為 。《說文·刀部》『 減也』。『 』有減損之義，故與『益』對文成義」。然則劉氏之續，不已複乎？凡此之類，可見劉氏續《間詁》，而於《間詁》尚未細讀也。
此外注《墨子》者尚眾。有張子晉之《墨子大取釋義》，章炳麟為之序；有張子高之《墨經注》，邢子述之《墨子玄解》，均見稱於章士釗。又有張純一之《墨子分科》，其書均未得見，想尚未刊布，未能論列。其餘討論墨學者有釋太虛《墨子平議》，勝義甚多；有伍非百《名墨訾應考》，辨正章說，蔚然可觀；又有《墨經原本非旁行考》，《墨辯釋例》，《墨辯定名答客問》，《評梁胡欒墨辯校釋異同》等篇，其《非旁行考》，余於前篇論《墨經》之體例已辯之矣。然伍氏諸篇，要均甚有價值之作，無疑也。又有錢穆箸《墨辯探原》，明《墨辯》之旨，在乎兼愛，可謂洞見本源之論。又如汪鎰甫之《墨家名稱派研究》，汪馥炎《堅白盈離辨》，無觀之《墨子與科學》，李毅衷《墨學衰微的緣故》等作，亦不無可取，各有所長。江瑔《讀子卮言》，陳鍾凡《諸子通誼》，均有論墨之作，並多獨到之言。墨子之學，蓋於斯為盛矣。
然天下之事，為之太過，必有反響；而學術尤甚。有漢儒之考據，則必有晉人之清談；有唐人之註疏，則必有宋人之空疏；有宋人之空疏，則必有清人之徵實。在一學派獨盛之時，亦必有一二人極力反對，以為異時一變其學之先導。墨學亦何能外是。是故墨學自孟子辭而辟之之後，晦暗二千餘歲；雖唐之昌黎，一倡其學，以孔墨同視，而世亦莫之應。以至清乾嘉之間，漢學盛行，注經者已次第臻於極盛；故學者又別開生面，以治子書；而墨子始為人所注意。然猶多不敢顯稱墨子，以違孟子。唯汪中獨以墨之誣孔，猶孟之誣墨為說。則已受孟學極盛之反響矣。至於清末，文網已弛，言論自由，學者遂一反而詆孔孟，尊墨子；梁啓超箸書且稱為大聖人；學者向風慕義，而墨子之學遂如日之中天矣。於是有二人焉，遂箸書以力詆今之治《墨子》者。柳詒徵作《讀墨微言》。其略云：
今人多好講墨學，以墨學為中國第一反對儒家之人；又其說多近於耶教，揚之可以迎合世人好奇騖新之心理，而又易得昌明古學之名。故講國學者莫不右墨而左孔，且痛詆孟子距墨之非。然世界自有公理，非憑少數人舞文弄墨，便可顛倒古今之是非也。墨子之道，本自不能通行。自戰國以來，墨學久絕者，初非舉數千年若干萬億人，皆為孟子所愚，實由墨子之說，拂天性而悖人情，自有以致之耳。
其論取證甚詳，不能具錄。墨子《兼愛下篇》言別士兼士之分，柳氏駁之，以謂兼之與別，豈止兩端；見人饑寒，衣之食之，不若吾身吾親可也；未必不若吾身，不若吾親，即是飢即不食，寒即不衣。《兼愛下篇》，有先愛利人之親然後人愛利吾親之說，柳氏斥之，以謂墨子之意，專為交易起見；人人以市道相交，必至真誠盡泯。皆為精絕之論。柳氏外有孫德謙作《釋墨經說辯義》。其略云：
吾於諸子，字句之間，謹守多聞闕疑之義；不欲曲為之解，以失其真。墨子之書，其中最難通者，莫如《備城門》以下，與《經》上及大小《取》六篇。《備城門》諸篇，論兵家守城之法，為墨子非攻之說見諸實用者，而可以私意穿鑿之乎？如以私意穿鑿，將貽害無窮矣。《經上》、《經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此六篇者，其中『 』『 』等字，他書不經見；又其所言之義，亦多有索解不得者；故如墨子之《經》吾一以闕疑歸之。
凡吾之所謂闕疑者，以考據家之治諸子，往往求之訓詁而其道幾窮，不曰衍文，則曰脫文；再不然，則曰傳鈔之誤。語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則無有為此者矣。其所以不能闕疑者，乃將以便其輕改古書耳。夫古書而可以任我輕改，則讀古人書，亦太易矣。
觀於今日，其釋《墨經》也，以「一少於二而加於五」謂論算學；以「平同高也，中同長也」，謂之論形學；以「景之大小說在地缶遠近」謂之論光學；以「力形之所以奮也」謂之論力學。自註：此外尚有心理學等不備舉。 如其說，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形光諸學，近世乃聞；墨子遠在戰國，豈已預知之乎？夫天下事虛理可以推測；學問之道，後人所為者，必謂前人早言及之；墨子雖自成一家，亦未必創造此種學說也。
此皆與今之治墨者，以痛切之譏評者也。夫古書固不可以輕改；然謂古書決不可以改一字，則是謂古書之傳，必無脫衍，必無傳鈔之誤，亦豈盡然乎？今人箸文刊書，自經手校，尚不免於訛脫而不自知者；況傳世久遠之書，而謂其一無訛挩，可乎？墨子之學，固不能預知今世之科學，然焉知墨子之必不見及此，而為古今不謀而同者乎？孫氏之說，亦不可以不辯也。
余幸生俞孫詒讓。 諸賢之後，得與近世治墨者同時；又性好考證之學，讀書每有疑難，輒好博覽群言，以求其是；不得，則自為取證，不敢妄逞臆說。諸子之中，於墨書研誦尤久，時作時輟，近乃略有所成；其關於討論墨學者則此十篇之論，是也。其關於考證者，則有《墨子刊誤刊誤》，及《定本墨子間詁補正》。《補正》成書數十萬言，並附以近人論墨名箸，名曰《墨學討論集》。自今以前，為墨子之學者，自一言一字之訓詁以至宏篇巨製之討論，其大略均見於此矣。書成，錫山唐蔚芝先生許為孫氏之功臣，侯官陳石遺先生許為孫氏之畏友，獎掖後進，既感且愧。卷帙浩繁，刊行有待。謹將序例略錄於下，以俟博雅君子教正焉。
《定本墨子間詁補正·自序》。
自孟子辟墨氏為無父，而世儒遂交非墨子，同目為禽獸，不得與於人之列，遑問其學之得失哉？然自近人表彰之後，《墨子》且為天下大聖人，孔子尚不敢望，則又相與尸祝神明之不暇矣。是二者何其反邪？其皆是邪？其皆非邪？曰：皆是也，皆非也。曰：何也？曰：皆一偏之見也。夫各就一偏之見以立論，則安得不各有其是，各有其非者哉？吾嘗以為墨氏之書，其言兼愛，亦本於欲人愛利其親，故愛利人之親。《兼愛下篇》：「姑嘗本原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 其《經篇》亦曰：「孝利親也。」其貴孝如此，豈無父者比哉？曰：然則孟子之說非與？曰：是何言也？吾之所言，墨子之心也，情也。孟子之所言，墨子之學也，勢也。墨子之心，未嘗不孝其親；墨子之情，未嘗不愛其親；然而以墨子之學，求遂墨子之孝，則其勢必不可得；既必不可得，則其勢必將有不能孝，或舍其親而不顧者矣。奚以明其然邪？今設有人於此，月得百金。有教之者，曰：爾親當與之半，爾兄弟當五之一，爾妻若子亦當五之一，其餘十之一以濟窮乏，則從之者必甚易。是何也？其勢可為也。今墨子則不然，教之曰：愛人之身若愛其身，愛人父兄若其父兄，愛人妻子若其妻子。說本《兼愛上篇》。 夫所謂人者何邪？非所謂天下之人者邪？然則雖累千萬，猶不能給；區區百金，豈能有濟乎？是故願者從其說，則均分其金而其親之所得將不及秋豪之末；其狡者為之，則不特不能視人之親若視其親，乃反而視己之親若人之親矣。是從墨子之說，將不至凍餓其親不止矣。然則欲愛塗之人如愛其親者，墨子之心與情也；其卒也則反而視其親如塗之人焉，則又墨子之學之必至之勢也；雖不謂之過不可得也。此墨子之兼愛無差等，所以為世疵病；而儒者之學本於親親之殺，所以易行而鮮敝也。豈非然哉？且夫墨子之兼愛無差等，則不能不重實利；重利之過，則親死不足悲；《公孟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賢於嬰兒子哉？」 而不能不力疾從事，唯利之是務。故其究也，則利之所在，將重於其親，死者既不足悲，生者又安足事？是其勢又不至於無父不止也。孟子之辟，又豈足謂之過乎？且夫，愛從何生？非生於其身之最親切者邪？天下之親切也，孰有過於父母者乎？以最親切之父母，尚以實利故，亦有不暇悲，不暇事，況於兄弟乎？況於朋友乎？況於塗之人乎？是墨子之學，其究也不特不能兼愛，且將無一焉可愛，而唯愛其身而已。此又其勢之必然者也。曰：然則墨子之學，不亦可廢乎？曰：是又不然。莊生有言，「墨子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是可謂知墨子之心者矣。夫孟子蓋懼墨子之末流，其勢將為天下禍，故不得不辭而辟之。若夫，原墨子之心，則所謂「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辟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魯問篇》語。 者。當此人慾橫流，爭城爭地之世，倘能以墨子之義告之；則亦捄時之良藥矣。豈可忽哉？然則尊墨子為大聖人者非也。距其說而不考者亦非也。墨子之書見於《漢志》者七十篇，今存五十三篇。自漢之後，耳食之儒，既本孟子之言，變本加厲，深相疾惡，無有治之者；中間魯勝《墨辯注》及《樂台注》，其書皆已不傳。蓋墨子之書，二千餘年來，若存若亡，亦已久矣。至清畢尚書沅，始開塗徑。迄於王張蘇俞諸家，尤多闡發。於是瑞安孫君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間詁》；採取既博，所得亦精；蓋信乎治墨書空前之作矣。然自是至今，治墨子書者亦何啻數十家，綜其所得，蓋亦必有足以補孫氏所未逮者矣。予自志學之年，好治子部，其於《墨子》，尤所用心；孫君之書，研尋尤舊。鼎革以後，子學朋興；《六藝》之言，漸如土苴；余性好矯俗，乃轉而治《經》，其於《墨子》亦棄之久矣。乙丑之春，兼上海大夏大學講席，車中無事，聊取《間詁》觀之，忽有所得，至則筆而記之；自是以為常，一兩月間，乃裒然成巨冊矣。於是發憤為孫書作補正，遂博覽群書，鉤稽異本；而後益知孫氏之說，尚多未備；補正之作，更不容緩。略陳其概，蓋有九端：一曰：解釋尚多未備也。如《明鬼下篇》云：「武王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系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僇。」此「萬年梓株」四字，孫注云：「未詳。」此句文義，固甚難通；故近人吳汝綸王闓運諸家，亦均無敢下筆。張純一云：「疑為鹿台之財之屬上有挩文。」說亦非是。按此文當讀為「萬人宰誅。」說文「年」作「 」，從「千」聲。「千」作「 」，從「人」聲。故「年」「人」聲近。「年」變為「人」，亦猶《節用上篇》「子生可以二三年矣」，「二三年」亦為「二三人」之變也。「梓」《說文》從本宰省聲。故「梓」借為「宰。」《漢書·宣帝紀·損膳省宰注》：「宰為屠殺也。」則「宰」有殺義。株誅同聲，皆殊之借。「萬人宰誅」，謂萬人爭宰殺紂也。下文「折紂而系之赤環」。《說文》「折」作「 」，斷也。即宰殺而裂其體，系之赤環也。兩句義正相應。凡茲之類，形聲相假，有當亟待補入者，一也。二曰：注誼尚有謬誤也。如《尚賢中篇》云：「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使之。」此「無故富貴」四字，《注》引俞樾說，以「無」為衍文。謂當作「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其說之不當，孫氏已知之。然又謂「無故」為「無攻」，「攻」即「功」之借字。今按《說文·攴部》云：「故使為之也。」本書《經上》云：「故所得而後成也。」是「故」者有「所使」有「所得」之謂。凡富貴皆當有得於功業，皆有功業使之然；若「無故富貴」，則是無功業而富貴者，貴戚之類是也。然則「無故富貴」，義自可通，何必改字？凡茲之類，不免求之太過，有當亟為訂正者，二也。三曰：古訓尚有未明也。如《尚同中篇》云：「靡分天下，設以為萬國諸侯國君。」《注》引俞樾云：「『靡』當為『歷』，字之誤也。《大戴·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按俞說非也。《周禮》「匪頒之式」，鄭《注》云：「匪分也。」此「靡分」即「匪頒」之異文。《說文》 部，「 賦事也。從 八聲；讀若頒。一曰，讀若非。」段玉裁云：「凡從非之字，均有分背之意；讀頒又讀非者，十三十四部與十五部合 之理。」今按「匪頒」連綿字；「匪」「靡」聲相轉；「頒」從分聲，「匪頒」與「靡分」皆即「分」字之義，《廣雅》靡，離也。是「靡」亦分也。惟《周禮》用於賞賜之事，此則言域分天下耳。此古語之僅存者，而俞說妄易「靡」為「歷」，孫氏引俞說而不能證其非。凡茲之類，有亟待闡發者，三也。四曰，折衷尚多未當也。如《天志中篇》云：「今夫兼天下而受之，撽遂萬物而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也，而民得而利之者，則可謂否矣。」《注》引蘇時學云：「『否』義未詳，疑當作厚。」俞云：「『否』義不可通，乃後字之訛；後讀為厚，謂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為也，而民得利之，則可謂厚矣。」孫《注》以俞說為是。今按蘇俞之說，字異義同，其實皆非也。此文「否」字本自無誤，「否」猶無也。謂若有豪末之小，非天所為，而民得而利之者，則可謂無也。意謂人之所利，無一非天之所為者也。「天之所為」下，下篇無「也」字，義更明顯。墨子書「也」字，往往作「者」字用。《天志下篇》：「昔也三代聖王。」又云：「昔也三代之暴王。」「也」均讀為「者」。則墨子此文猶云：「若豪之末，非天所為者，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無矣。」文義更顯。其「否」字之不誤，更明矣。孫氏於此，無暇細審，誤從謬說。凡茲之類，有亟當訂正者，四也。五曰：獨見尚須旁證也。如《尚同中篇》云：「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興戎。」孫《注》云：「『術令』當是『說命』之假字。《禮記·緇衣》云：『《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云：『兌當為說。《尚書》篇名也。』此文與彼引《兌命》字義相類。『術』『說』『令』『命』，音並相近，必一書也。晉人作偽古文不悟，乃以竄入《大禹謨》。近儒辯《古文尚書》者，亦均不知其為《兌命》逸文，故為表出之。」按孫說是也。然「術」「說」相通，「令」「命」同字，尚未列證。劉師培云：「古籍『兌』『隧』通用。《左傳襄》二十三年，『夜入且於之隧。』《禮記·檀弓》下，鄭《注》引之云：『隧』或為『兌』。『隊（隊）』『術』亦通用，如本書《耕柱篇》『不遂』即『不述』，《備城門篇》『沖述』即『沖遂』，是也。說假為遂，因假為術矣。至『令』『命』二字，古金文以為一字。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於『命』下注云：『古文命令為一字。』『令』字下又云：『古文以為命字。』則『術令』之為『說命』，其說確矣。」孫氏雖闡發其說，而尚未及證明，凡茲之類，有亟當錄補入者，五也。六曰：訓故尚當增訂也，如《所染篇》云：「五入必而已，則為色矣。」孫《注》云：「『必』讀為畢。左隱元年傳『同軌畢至』，《白虎通義·崩薨篇》，引『畢』作『必』，是其證。」按孫讀「必」為「畢」，是也。然「必」即畢盡之「畢」之本字。《說文· 部》：「畢，田網也；從田， 象形。」是「畢」本無盡義。《八部》：「必，分極也；從八弋，八亦聲。」分極有盡義，是「必」乃畢盡之本字，「畢」乃同聲假借字也。故《說文·王部》珌之古文作 ，是其證。又《說文·攴部》：「 ，盡也。」此假「畢」為「必」後起之本字。凡茲之類，有亟當訂補者，六也。七曰：校訂尚多漏略也。如《法儀篇》云：「其賊人多。」「其賊」舊作「賊其」。俞云：「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相對。」孫氏據俞校乙，是也。然考《治要》所引，正作「其賊」。而俞孫二家，據《治要》以校《墨子》，均未之及，未免漏略。凡茲之類，有亟當據補者，七也。八曰：刊印不免訛謬也。如《天志·中篇》，「雷降雪霜雨露」。《注》引王念孫云：「『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蓋『霣』字之義，霣與隕同。」今考王氏《讀書雜誌》「義」字本作「誤」字。孫氏聚珍本尚不誤。此乃訛「誤」為「義」。校者未及細勘。凡茲之類，有亟當校正者，八也。九曰：體例尚有未善也。德清俞氏，稱孫氏此書，讀「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斯固足以當之無愧色。然《經上》、《經下》，考定旁行，止附篇末；篇中章句，尚仍舊觀；明知其訛，沿而不改；雖矜慎重，實礙研尋。斯又亟當改正者，九也。凡此九者，或獨申己見，或博採古今；或足補闕遺，或足資參考。至諸本異同，可供慎擇，今茲所撰，亦並錄焉。昔孫君序其書云：「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蓗於是者。」然則吾今日《補正》之作，其亦孫君之志乎；自春徂夏，已至《經篇》，英夷難作，爰歸定省。家居二月，復稍增益，方待成書，忽又就道。至滬之日，閱商務書館目錄，知瑞安李笠，已有《校補》之作，奇其命名之相似；復於《學衡》得讀其序，乃甚偉其書，以為孫君之功臣，非夫今日之淺學者所能一二也。乃廢書而嘆曰：昔李翰見杜佑通典，嘆曰「翰嘗有斯志，圖之不早，竟為善述者所先」，今吾於孫書，亦云然矣。遂閣筆不理者數月。已而李書竟已宣布，取而讀之，則猶覺多有未稱意者。李君為孫君同鄉，參校之本，固甚有本原；然疏略之譏，恐亦未免。蓋有本訛而不覺其訛者。如《尚賢下篇》「昔伊尹為莘氏女師仆」句，《注》引《淮南子·時則篇》云：「其曲朴筥筐。」聚珍本其作其，與《淮南子》本書同。此誤為「其」，宜據訂正；而李書忽之。又有以不訛為訛者。如《尚賢下篇》「晞夫聖武知人」句，《注》引蘇云：「『晞』當從口作『唏』，『唏夫』嘆詞，猶嗚呼也。」李云：「注『唏夫』訛『唏大』，當從聚珍本正。」今考「唏」訛為「晞」，是也。若「夫」字則定本並不訛「大」，商務景印本亦仍作「夫」，字均不誤。而李書竟以為誤。夫以聚珍本校定本，李氏所沾沾自喜者，而漏誤猶如此；至於故訓之精奧，形聲之展轉，發冢解難，尤多未備。則吾書又不可不卒成之矣。於是重理舊業，繼續論撰，都為若干卷，布之海內，求正通人；草創既定，爰書其始末於此；並略論墨學得失之所在，以告讀者，庶幾捨短取長，有益於身心家國云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