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沫集 · 論馮文炳
從五四以來，以清淡樸訥文字，原始的單純，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時代一些人的文學趣味直到現在還有不可動搖的勢力，且儼然成為一特殊風格的提倡者與擁護者，是周作人先生。
無論自己的小品，散文詩，通通把文字發展到「單純的完全」中，徹底的把文字從藻飾空虛上轉到實質言語來，那麼非常切貼人類的情感，就是翻譯日本小品文，及古希臘故事，與其他弱小民族卑微文學，也仍然是用同樣調子介紹給中國年青讀者。因為文體的美麗，一種純粹的散文，時代雖在向前，將不容易使世人忘卻。
周先生在文體風格獨特以外，還有所注意的是他那普遍趣味。在路旁小小池沼負手閒行，對螢火出神，為小孩子哭鬧感到生命悅樂與糾紛，用平靜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動靜，從為平常眼睛所疏忽處看出動靜的美，用略見矜持的情感去接近這一切，在中國新興文學十年來，作者所表現的僧侶模樣領會世情的人格，無一個人有與周先生相似處。
但在文章方面，馮文炳君作品所顯現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由於對周先生的嗜好，因而受影響，文體有相近處，原是極平常的事。用同樣的眼，同樣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纖細處生出驚訝的愛，馮文炳君也是在那愛悅情形下，卻用自己一支筆，把這境界纖細的畫出，成為創作了。
從創作數量上看，馮文炳君是正象吝惜到自己文字，僅只薄薄兩本。不過在這兩個小集中，所畫出作者人格的輪廓，是有其顯明的個性獨在的。第一個集子名《竹林故事》，民國十四年十月出版，第二個集子名《桃園》，十七年二月出版。兩書皆附有周作人一點介紹文字，也曾說到「趣味一致」那種話。另外為周作人所提到的那有「神光」的一篇《無題》，同最近在《駱駝草》上發表的《莫須有先生傳》，沒有結束，不見印出。
作者的作品，是充滿了一切農村寂靜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個我們所熟悉的農民，在一個我們所生長的鄉村，如我們同樣生活過來那樣活到那片土地上。不但那農村少女動人清朗的笑聲，那聰明的姿態，小小的一條河，一株孤零零長在菜園一角的葵樹，我們可以從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帶牛糞氣味與略帶稻草氣味的鄉村空氣，也是仿佛把書拿來就可以嗅出的。
作者所顯示的神奇，是靜中的動，與平凡的人性的美。用淡淡文字，畫出一切風物姿態輪廓，有時這手法同早年逝去的羅黑芷君有相近處。然而從日本文受暗示的羅君風格，同時把日本文的瑣碎也捏著不再放下了。至於馮文炳君，文字方面是又最能在節制中見出可以說是慳吝文字的習氣的。
作者生長在湖北黃岡，所採取的背景也仍然是那類小鄉村方面。譬如小溪河，破廟，塔，老人，小孩，這些那些，是不會在中國東部的江浙與北部的河北山東出現的。作者地方性強，且顯明表現在作品人物的語言上。按照自己的習慣，使文字離去一切文法束縛與藻飾，使文字變成言語，作者在另一時為另一地方人，有過這樣嚇人的批評：
「馮文炳……風格不同處在他的文字文法不通。有時故意把它弄得不完全，好處也就在此。」
說這樣話的批評家是很可笑的，因為其中有使人驚訝的簡單。其實一個生長在兩湖四川那一面的人，在馮文炳的作品中（尤其是對話），看得出作者對文字技巧是有特殊理解的。作者是「最能用文字記述言語」的一個人，同一時是無可與比肩並行的。
不過實在說來，作者因為作風，把文字轉到一個嘲弄意味中發展也很有過，如象在最近一個長篇《莫須有先生傳》，把文字發展到不莊重的放肆情形下，是完全失敗了的一個創作。其他短篇也有過這種缺點。如在《桃園》第一篇第一頁：
「張太太現在算是『帶來』了，——帶來雲者……」
八股式的反覆，這樣文體是作者的小疵。從這不莊重的文體帶來的趣味，給讀者的印象是作者對於作品中的人物刻畫，缺少嚴肅的氣分。且暗示到對於作品中人物的嘲弄，這暗示，若不能從所描寫的人格顯出，卻依賴到作者的文體，這成就是失敗的成就。但作者在《莫須有先生傳》上，則更充分運用了這種文體。這樣一來，作者把文體帶到一個不值得提倡的方向上去，是「有意為之」了。趣味的惡化或者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作者方向的轉變，或者與作者在北平的長時間生活不無關係。
在現時，從北平所謂「北方文壇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散文中糅雜了文言文，努力使它在這類作品中趣味化，且從而非意識的或意識的感到寫作的喜悅，這「趣味的相同」，使馮文炳君以廢名筆名發表了他的新作，我覺得是可惜的。這趣味將使中國散文發展到較新情形中，卻離了「樸素的美」越遠，而同時作品的地方性，因此一來亦已完全失去。代替這作者過去優美文體顯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態一事了。
創作原是自己的事，在一切形式上要求自由，在作者方面是應當缺少拘束的。但一個好的風格，使我們傾心神往機會較多，所以對於作者那嶄新傾向，有些地方使人難於同意，是否適宜於作者創作，還可考慮。
如果我們讀許欽文小說，所得印象，是人物素描輪廓的鮮明，而欠缺卻是布故事胚胎以外缺少一種補充——或者說一種近於廢話而又是不可少的說明——那麼馮文炳君是注意到這補充，且在這事上已盡過了力，雖因為吝惜文字，有時感到簡單，也仍然見出作品的珠玉完全的。
另一作者魯彥，取材於農村卑微人物平凡生活，有與馮文炳作品相同處。但因為感慨的氣分包圍作者甚深，生活的動搖影響及於作品的傾向，使魯彥君的風格接近魯迅而另有成就，變成無慈悲的諷刺與憤怒，面目全異了。
《上元燈》的作者施蟄存君，在那本值得一讀的小集中，屬於農村幾篇作品，一支清麗溫柔的筆，描寫及其接觸一切人物姿態聲音，也與馮文炳君作品有相似處。惟使文字奢侈，致從作品中失去了親切氣味，而多幻想成分。具抒情詩美的交織，無牧歌動人的原始的單純，是施蟄存君長處，而與馮文炳君各有所成就的一點。
把作者與現代中國作者風格並列，如一般所承認，最相近的一位，是本論作者自己。一則因為對農村觀察相同，一則因背景地方風俗習慣也相同，然從同一方向中，用同一單純的文體，素描風景畫一樣把文章寫成，除去文體在另一時如人所說及「同是不講文法的作者」外，結果是仍然在作品上顯出分歧的。如把兩人作品的一部分並列，略舉如下篇章作例：
《桃園》（單行本），《竹林故事》《火神廟和尚》《河上柳》（單篇）。
《雨後》（單行本），《夫婦》《會明》《龍朱》《我的教育》（單篇）。
則馮文炳君所顯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細微雕刻，給農村寫照，其基礎，其作品顯出的人格，是在各樣題目下皆建築到「平靜」上面的。有一點憂鬱，一點向知與未知的欲望，有對宇宙光色的眩目，有愛，有憎，——但日光下或黑夜，這些靈魂，仍然不會騷動，一切與自然諧和，非常寧靜，缺少衝突。作者是詩人（誠如周作人所說），在作者筆下，一切皆由最純粹農村散文詩形式下出現。作者文章所表現的性格，與作者所表現的人物性格，皆柔和具母性，作者特點在此。《雨後》作者傾向不同，同樣去努力為仿佛我們世界以外那一個被人疏忽遺忘的世界，加以詳細的註解，使人有對於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認識，馮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興味做了一部分所歡喜的事。使社會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機會在作者筆下寫出，是《雨後》作者的興味與成就。用矜慎的筆，作深入的解剖，具強烈的愛憎，有悲憫的情感。表現出農村及其他去我們都市生活較遠的人物姿態與言語，粗糙的靈魂，單純的情慾，以及在一切由生產關係下形成的苦樂，《雨後》作者在表現一方面言，似較馮文炳君為寬而且優。創作基礎成於生活各方面的認識，馮文炳君在這一點上，似乎與《雨後》作者異途了。在北平地方消磨了長年的教書的安定生活，有限制作者拘束於自己所習慣愛好的形式，故為周作人所稱道的《無題》中所記琴子故事，風度的美，較之時間略早的一些創作，實在已就顯出了不健康的病的纖細。至《莫須有先生傳》，則情趣朦朧，呈露灰色，一種對作品人格烘托渲染的方法，諷刺與詼諧的文字奢侈僻異化，缺少凝目正視嚴肅的選擇，有作者衰老厭世意識。此種作品，除卻供個人寫作的懌悅，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這工作意義上，不過是一種糟踏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罷了。
時代的演變，國內混戰的繼續，維持在舊有生產關係下而存在的使人憧憬的世界，皆在為新的日子所消滅。農村所保持的和平靜穆，在天災人禍貧窮變亂中慢慢的也全毀去了。使文學，在一個新的希望上努力，向健康發展，在不可知的完全中，各人創作，皆應成為未來光明的頌歌之一頁，這是新興文學所提出的一點主張。在這主張上，因為作者有成為某一種說明者的獨占優勢，而且在獨占情形中，初期的幼稚作品，得到了不相稱的批評者最大的估價，這樣一來，文學的趣味自由主義，取反躍姿勢，從另一特別方向而極端走去，在散文中有周作人、俞平伯等的寫作，在詩歌中有戴望舒與於賡虞，在批評上則有梁實秋對於曾孟朴之《魯男子》曾有所稱譽。又長虹君的作品，據聞也有查士元君在日文刊物上讚美的意見了。……一切一切，從初期文學革命的主張上，脫去了束縛，從寫實主義幼稚的摒棄，到浪漫主義誇張的復活，又不僅是趣味的自由主義者所有的行為。在文學大眾化的鼓吹者一方面，如《拓荒者》殷夫君的詩歌，是也採取了象徵派的手法寫他對於新的世界憧憬的。蔣光慈的創作。就極富於浪漫小說誇張的素質與文字詞藻的修飾。這反回運動，恰與歐洲講新形式主義相應和，始終是浪漫主義文學同意者的郭沫若，及其他諸人，若果不為過去主張所限制，這新形式的提倡，還恐怕是在他們手上要熱鬧起來。在這地方，馮文炳君過去的一些作品，以及作品中所寫及的一切，將成為不應當忘去而已經忘去的中國典型生活的作品，這種事實在是當然的。
在馮文炳作風上，具同一趨向，曾有所寫作，年青作者中，有王■，李同愈，李明■，李連萃四君。惟王■，有一集子，在真美善書店印行，其他三人，雖未甚知名，將來成就，似較前者為優。
七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