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格街謀殺案 · 被竊的信

Nil sapientiae odiosius acumine nimio.[1] ——塞內加 巴黎，18××年的某個傍晚，秋風陣陣，我和朋友C·奧古斯特·杜潘一起，在他位於聖日爾曼區杜諾街33號四樓住宅後廂的小書房，或稱藏書室里，悠閒地享受著沉思和用海泡石菸斗抽菸的雙重樂趣。我們倆至少有一個鐘頭深深沉浸在無語之中，隨便哪個人都能看出，我們都專注地看著那使屋裡氣氛顯得凝重的一圈圈青煙而出神。至於我，我正琢磨著黃昏初上之時兩人所交談的幾個話題，我指的是摩格街的事件，以及關於瑪麗·羅傑被謀殺的謎案。因此，當公寓門一開，走進了我們的老朋友巴黎警察局的G先生時，我覺得那完全是一種巧合。 我們對他表示了由衷的歡迎，這個人，雖然讓人有點瞧不起，倒也能讓人樂一陣，而我們也有幾年沒見他了。我們一直在暗處坐著。此時杜潘站起身來想點上燈，但一聽G先生說是來向我們請教，或者說是來向我的朋友請教，想聽聽他關於某件十分麻煩的公務的意見，便沒點燈又坐了回去。 「如果這是一樁需要動腦筋的事情，」杜潘說著並沒有去點上燭芯，「我們還是在暗處談論的比較好。」 「這是你的又一個怪異念頭，」警察局長說道。這位局長習慣於把自己無法理解的事情都說成「怪異」，因此便身處於「怪異」軍團之中。 「千真萬確，」杜潘說著給這位來訪者遞上了一支菸斗，又往他跟前推了把靠椅。 「這回是什麼難事啊？」我問道，「但願別又是什麼謀殺之類的。」 「呵，不是，根本不是那檔子事。其實，這件事情真的非常簡單，我絲毫不懷疑我們自己就能很好地解決它，可是我轉念一想，也許杜潘先生願意聽聽其中的細節，因為這件事的確太怪異了。」 「既簡單又怪異，」杜潘說道。 「沒錯，也不完全那樣。實際情況是，這件事一方面十分簡單，可又讓我們怎麼也摸不著頭腦，這讓我們都覺得疑惑不解。」 「也許正因為事情簡單才讓你們做不好，」我朋友說道。 「你這是在胡說八道些什麼呀！」警察局長開心地大笑著說道。 「也許其中的神秘太明顯了，」杜潘說。 「天吶！誰曾會動過這樣的念頭？」 「有點太不言自明了。」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來訪者給逗樂了，大笑起來，「咳，杜潘，你這是要讓我笑死啊！」 「到底是件什麼樣的事情？」我問道。 「好，聽我告訴你，」警察局長說著長長地、緩緩地、深沉地吐了口煙，在椅子上端坐好身子。「我用不了幾句話就全告訴你們了。但在我細說之前得先警告你們，這件事可是絕密的，要是讓人知道了我把它泄漏給了別人，我這位子很可能就得丟。」 「說吧，」我說道。 「要麼別講，」杜潘說道。 「那好吧。我從上層得到一個私人信息，王室又一份極其重要的文件被竊。竊走這封信的人查到了，這一點毫無疑問，有人看見他拿的。而且文件還在他手裡，這一點也清楚了。」 「是怎麼知道的？」杜潘問道。 這位局長說道，「文件一旦從偷竊者那裡出手——就是說，根據他肯定設計好的目的來處理這份文件——就會發生某些結果，可實際上這樣的結果卻並沒有發生。因此，根據文件的性質，根據這樣的事實，這一點就很明顯了。」 「請說得再明確一些，」我說道。 「好吧，我可以說到這麼個地步，即掌握這份文件的人擁有了一種權力，而這種權力在某一階層中具有很高的價值。」局長挺喜歡這樣的外交辭令。 「我還是不甚明白，」杜潘說道。 「還不明白？咳，如果把文件透露給第三方——我們就不說他的姓名了——就會使一位地位極其尊貴的人士的名譽受到損害。這就使掌握這份文件的人占了上風，捏住了那位尊貴人士的把柄，並使其聲譽掃地，不得安寧。」 「可是，」我插了進去，「這樣的上風，必須是偷文件的人確信丟文件者知道他就是竊賊。誰竟敢——」 「這位偷文件的人，」G先生說道，「就是D大臣，世界上沒有他不敢做的事情，管他是丈夫之為還是小人之舉。偷的手法真是又聰明又大膽。這份文件——坦白地說，是一封信——是該文件的主人單獨在王宮裡時收到的。她正看著信，這另一位貴族突然闖了進來，她尤其不願意讓他看到這封信。匆忙中她試圖把信塞進抽屜，卻塞不進，只好把信攤開著擺在了桌子上。不過，信紙最上方寫的是地址姓名，下面的內容沒有展現出來，信便不太引人注意。就在這時候，D大臣進來了。他那山貓般狡詐銳利的目光立刻就注意到了那份文件，認出了地址姓名的筆跡，看出了收信人的慌張，揣摩出了她的秘密。他用慣常的方式匆匆地來了一遍公事公辦，便掏出了一封和桌上那封有點相像的信，展開來，裝出要看信的樣子，然後把它緊緊疊放在那封信邊上。他接著又聊了約十五分鐘時間，談的都是公事。最後，他告辭的時候，順手拿走了那封他沒有權利拿的信。而信的主人雖然看見了，卻因為還有第三方就站在她身邊而不敢喊出來。大臣溜了，把自己那封無關緊要的信留在了桌上。」||||| 「瞧，」杜潘對我說道，「你想了解的占上風的原因都在了——偷信人完全清楚丟信人對他的了解。」 「沒錯，」局長回答道，「過了幾個月之後，這樣的權力在政治場合上變得非常危險起來。信的主人日復一日地更加堅信必須把信要回來。可是這件事又無法公開進行。最後她萬般無奈，讓我來負責處理。」 「我相信，」杜潘說著吐出了一串優美的煙圈，「這是她能希望甚至是能想像到的最英明的辦事人了。」 「你過獎了，」局長說道，「不過，可能有人是這麼想來著。」 「很明顯，」我說道，「正如你所說的，信還在這位大臣的手裡，而使他占上風的是擁有這封信而不是拿它派具體的用場。一派用場，他就不再有這樣的權力了。」 「對，」G說道，「我正是按這樣的想法進行的。我首先考慮的是要對大臣下榻之處來一番徹底的搜查，可讓我為難的是，搜查一定不能讓他本人知道。特別是我被告誡說，一旦讓他有理由懷疑我們的計劃，情況將變得十分危險。」 「可是，」我說，「對這樣的調查你可是相當專業的。巴黎警察局從前常做這樣的事。」 「沒錯，正因為如此，我才沒有絕望。這位大臣的日常起居也讓我有機可乘。他經常徹夜不回，他的僕人不多。他們都睡在離主人套房很遠的房間裡，另外，這些人都是那不勒斯人，很容易就喝得酩酊大醉。你知道，我手裡的鑰匙，可以打開全巴黎任何一扇房門或櫥櫃的門。三個月來，沒有一個晚上我不在D的住處呆上大半夜，親自搜查那地方。這件事關係到我的名譽，告訴你們一個天大的秘密，那筆酬金數目很大。等我完全相信這偷信人比我還機敏得多時，便不再去搜查了。我覺得已經把所有可能藏著這封信得角落都查遍了。」 「但是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儘管信也許是在大臣手裡，這應該是毫無疑問的，但他是否可能把信藏在了別處而不是自己的住處呢？」 「這不大可能，」杜潘說道。「照宮廷上目前的特殊情況看，特別是據說D某人也捲入其中的那些陰謀，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立刻需要這份文件——隨時都會有人命令立刻拿出這份文件。這一點和掌握這份文件幾乎具有同樣的重要性。」 「能隨時拿出這份文件？」我問道。 「就是說，能隨時銷毀這份文件，」杜潘答道。 「對，」我說，「很明顯，文件就在他住處。至於說他是否會把文件帶在身上，我們可以認為這樣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完全正確，」局長說道。「他有兩次受到突然檢查，就像遭到攔路搶劫一樣，他在我親自監視下被仔細搜過身。」 「你還不如省了這些麻煩，」杜潘說道。「我看，這D某人並非愚鈍之輩，既然如此，他肯定預料到會有突然搜查，這是當然之事。」 「的確不是徹頭徹尾的笨蛋，」G說道，「不過他是個寫詩的，而我認為寫詩的人離笨蛋不過一步之差了。」 「對，」杜潘若有所思地長長地吸了口海泡石菸斗，說道，「儘管我本人也一直蠢笨地在寫一些打油詩什麼的。」 我說：「你能不能仔細說說你搜查的情況？」 「好，事實上，我們搜得從容不迫，什麼地方都搜遍了。幹這樣的事情我早已經驗豐富了。我在整棟樓里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查，每個房間要查上整整七夜。我們首先檢查套房裡的家具。能開的抽屜都開一遍，我想你是知道的，對受過正規訓練的警察來說，再『秘密的』抽屜也能找得到。在這樣的搜查中誰要是被『秘密』抽屜蒙過去了，那就是個大傻瓜。事情明擺著的。每一隻櫥里都會有某些體積——就是空間——需要弄清楚。我們有詳細的規則。一段線條五十分之一的差別都會引起我們的注意。查完櫥我們查椅子，還用你見過我們使用的那種細長的針簽刺探枕頭。我們還卸下桌面。」 「幹嘛這麼做？」 「有時候想藏東西的人會搬開桌面或其他家具的類似板面，在家具的腿上挖洞，把東西藏在洞裡，再把板面放回去。床架支柱的頂端和底部也能這樣派用場。」 「但敲一敲聽聲音不就會發現是否有空洞了嗎？」我問道。 「根本不會的，只要在東西放進空洞時裹上足夠厚的棉花。另外，在這個案子中，我們必須不弄出任何聲響。」 「但你也不可能把所有能這樣挖個洞藏東西的家具都翻個遍呀。信紙可以被捲縮成很細很細的形狀，體積和大號的毛線針相差無幾，這樣，它就能插進椅子橫檔這樣的東西里去。你沒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了吧？」||||| 「當然沒有，但是我們幹得更漂亮——我們用一架高倍放大鏡，檢查了他住處的每一把椅子上的每一根橫檔，檢查了每一件家具上的每一處榫頭。上面要是有一絲最近被人撥弄過的痕跡，我們立刻就能注意到。比如說，鑽洞時留下的一星木屑，看起來會像一隻蘋果那樣明顯。膠水痕跡有沒有異常，榫頭有沒有空隙，等等，都保證會被我們查出來。」 「我看你連鏡子都查了，細看了鏡面玻璃和襯板之間的縫隙，還刺過了床褥和床單，窗簾地毯都在你搜查之列。」 「那是當然，這樣把家具的每一個部分都徹徹底底地搜了個遍之後，我們就搜查這屋子本身。我們把整個屋子的地面分解成小塊，每一塊都標上數字，一塊都不會漏掉，然後我們對整個屋子每一方英寸的地面都細細搜查，還包括兩間緊鄰的房子，和前面一樣，用了放大鏡。」 「緊鄰的兩處房子！」我叫了起來，「你一定費了不少的事吧。」 「是的，不過那筆酬金也是十分可觀的。」 「你把屋子周圍的地面都包括進去了？」 「周圍的地面都鋪著磚。在那裡倒沒遇上太多的麻煩。我們檢查了磚石之間的青苔，發現沒有被人動過的痕跡。」 「你肯定還檢查了D某人的文件，還翻查了他書齋里的書？」 「當然啦，每一疊文件每一個包裹我們都翻看過，我們不僅翻遍了每一本書，還翻遍了每本書里的每一頁，而不是像有些警察那樣拿著書晃幾下就完了。我們還測量了每本書封面的厚度，測得極為精確，因為每一張封面都用放大鏡細細查過。要是哪本書的裝幀最近被人做過手腳，這樣的事實絕不可能逃脫我們的注意。有五六卷書是新近從裝幀店裡送來的，我們還仔細地用針直著插進封套里探過。」 「你們還查過地毯下面的地板嗎？」 「那還用問。我們把每塊地毯都掀起來看過，還用放大鏡檢查了下面的地板。」 「還有牆紙？」 「查了。」 「地窖呢？」 「查了。」 「那麼，」我說道，「你做的推測就全錯了，那封信並不像你猜想的那樣藏在那個地方。」 「恐怕你這是說對了，」局長說。「瞧，杜潘先生，你說我該怎麼做？」 「徹底搜查那地方。」 「這絕對沒有必要了，」G回答道。「我千真萬確地相信，那封信不在那座官邸里。」 「那我也給不了你什麼更好的建議了，」杜潘說道。「不過，你能準確描述一下那封信的樣子嗎？」 「當然能！」局長說著掏出一個記事本，大聲地讀著那份丟失的文件的內外部特徵，特別是外部特徵。讀完信件特徵後不久，他便告辭了，一臉的沮喪神情，我從未見這位好好先生如此沮喪過。 又過了個把月時間，他再次來訪，發現我們和上一次的情況差不多。他還是拿了支菸斗，拉過把椅子，聊起了一些尋常的話題。終於我問道： 「呃，G先生，那封丟失的信如何了？我想你最後一定下了決心，沒在大臣身上弄巧成拙吧？」 「去他媽的大臣。沒錯，我是按杜潘說的又搜查了一遍，可我早知道那准又是白忙乎。」 「你說過的，他們提出的獎賞數額有多大？」杜潘問道。 「怎麼，數字不小——的確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酬金，我不想說出準確的數字，但是我要這麼說，誰幫能我獲得那封信，要我給他開一張五萬法郎的個人支票我真不會介意。事實上，事件的重要性在與日俱增，獎金最近又翻了一番。不過，即使漲上三倍，我也無法再進一步了。」 「是啊是啊，」杜潘咬著海泡石菸斗吸一口吐一句地說道。「G先生——我真——覺得——你在——此事上——並沒有——竭盡——全部的力氣。我覺得——你還能——再做一點點——努力。呃？」 「怎麼做——該怎麼辦？」 「咳——這件事情——呼呼——你可以——呼呼——找人請教請教嘛，呃？——呼，呼，呼。你還記得那個阿伯內西的故事嗎？」 「不，該死的阿伯內西！」 「當然！你盡可以說他該死。可是從前有個有錢的吝嗇鬼，想揩他的油，想法子讓阿伯內西白開張處方。為此，他安排與對方私下會面聊天，繞著彎子把自己的情況告訴醫生，聽起來就像是想像中的一個病人的病情。 「『就讓我們假設，』那吝嗇鬼說道，『他有如此這般的症狀，醫生，您會讓他服用什麼藥呢？』 「『服用什麼藥！』 阿伯內西說道，『當然是讓他服從勸告啦。』」 「可是，」警察局長說著有點沉不住氣了，「我可是完全願意服從勸告的，還準備支付酬金呢。誰要是能在這件事情上出手相幫，我真的願意出五萬法郎。」||||| 「既然如此，」杜潘邊說邊拉開抽屜拿出一本支票本，「你還不如按剛才說的數目給我開一張支票。等你簽上名，我就把那封信交到你手上。」 我驚呆了。局長也顯得萬分震驚。有好幾分鐘，他在那裡一動不動，一言不發，張著嘴巴，怔怔地直盯著我的朋友，眼珠似乎都要從眼眶裡突出來了。過了一會兒，他似乎稍微鎮定了些，抓過一支筆，幾度停頓幾眼茫然之後，終於寫好了這張五萬法郎的支票，簽上名，把它遞給了坐在桌子對面的杜潘。後者仔細看了看支票，把它夾進了自己的小記事本里，然後用鑰匙打開了寫字檯的一隻分格抽屜，取出一封信，遞給了局長。這位官員喜出望外，緊緊捏住，雙手顫抖著展開信紙，迅速掃視了一眼其中的內容，然後跌跌撞撞沖向房門，也顧不上什麼禮節，頭也不回地出了房間，出了屋子，而且自從杜潘讓他開具支票以來，他連一句話都沒說過。 等他走了之後，我的朋友開始細細解釋起來。 「巴黎的警察的確自有一套，十分能幹，」他說道，「他們有毅力，很聰明，也很老練，對自己職責所需的知識掌握得十分精通。因此，當G先生向我詳細描述他在D宅里搜查的情況時，我完全相信他已經做了令人滿意的調查——在他努力的範圍之內。」 「在他努力的範圍之內？」我問道。 「是的，」杜潘說。「他們採取的措施不僅是最好的，而且執行得也絕對完美。那封信要真是放在他們的搜索範圍內，這些傢伙一定會找到，毫無疑問。」 我只是微微一笑——但是他在講這番話時的神情卻十分認真。 「他們的措施就其本身來說是很好的，」他繼續說道，「而且執行得也很好，而主要的缺陷就在於，這些措施並不適用於這樣的案子和這樣的人。對局長而言，某些極為聰明的想法反倒成了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2]，迫使他按此制定自己的計劃。可在處理手中的案子時，他始終在犯錯誤，不是想得太深就是想得太淺，而許多小學生都會比他思考得更合理。我就知道有個八歲的孩子，他在猜單雙的遊戲中成功率之高，讓所有的人都讚嘆佩服。遊戲很簡單，是用彈子玩的。一個人手心裡捏上幾顆這樣的玩意，然後問對方彈子是雙數還是單數。如果猜對了，猜數的人就贏一顆彈子，猜錯了就輸一顆。我說的那孩子把全校孩子的彈子全贏去了。當然啦，他猜單雙是有一點方法的，主要就是觀察和估計對手的機智程度。比如，對手是一個大傻帽，緊攥著拳頭問他，『單還是雙？』這位小學生回答，『單』，輸了，可第二次再猜他就贏了，因為他暗想，『這傻帽第一猜時捏的是雙數，而他那點腦子也只夠他在第二猜時捏單數了。因此我就猜單。』——結果他猜單而且贏了。如果遇上比那傻帽稍多一點頭腦的，他就這樣想，『這傢伙發現第一次我猜了單數，第二次時他的第一衝動就是像前一個傻帽那樣簡單地把數字從單改成雙，但是他轉念一想，這樣改太簡單了，最後他決定仍然捏雙數。因此我要猜雙』。他猜了雙，贏了。同學們都說這孩子『好運氣』，可他的這套推理從根本上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只是把推理人的智力與其對手的智力做比照，」我說道。 「對了，」杜潘說道，「我問那孩子是用什麼樣的方法來進行如此徹底的比照並最終取得成功的，他這樣回答我：『我想發現對方有多聰明、多笨、多善、多惡的時候，或者想發現對方此刻在想些什麼的時候，我就在自己的臉上做出儘可能和對方一樣的神情，然後就看看這時候自己心裡會產生什麼樣的念頭或情感，能配得上這樣的神情。』這小學生的回答，觸及了使拉羅什富科、拉布吉夫、馬基亞維里和卡巴內拉等人看似高深莫測的前提。」 「如果我沒弄錯你的意思，」我說道，「推理人的智力與對手的重合程度，取決於他能在多大程度上精確地計算對手的智能。」 「從實用目的來說，的確如此，」杜潘回答道，「而這位局長和他的那群部下卻屢屢失敗，首先是因為他沒有進行這樣的比照，其次是因為他錯算或者說根本就沒有計算他們與之打交道的對手的智力。他們只考慮自己的想法有多麼聰明，在搜查東西時只想到他們自己會藏的那些地方。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即他們自己的智力忠實地代表了常人的妙計，但是，當具體某個罪犯的狡詐與他們的思維特徵不一致時，那罪犯當然就把他們騙過了。當罪犯的智力超過他們時，這樣的結果準定發生，當罪犯的智力不及他們時，這樣的結果也常會發生。他們的調查原則從不隨機應變。即使受異常的緊急情況之迫使——被某筆酬金驅使——他們最多也只是將辦事的老方法擴展一點，極端一點，但從不觸及其根本。比如說，在D某人的案子中，他們對基本原則做過什麼改動沒有？鑽孔、打眼、探測，敲敲打打，用放大鏡觀察，把建築面積分解成平方英寸再編號登記，這一切不就是在把那個或那套搜查原則應用到極端嗎？而這套原則不就是建立於局長在自己長期工作中已經熟悉了的對於人類智力的認識之上的嗎？難道你沒注意到嗎，他認定，凡是要把一封信藏起來的人，雖然不一定都會把信藏進在椅子腿上鑽出來的洞裡，卻至少會聽從那個建議把信藏在椅子腿上鑽出的洞裡的類似念頭，把信藏在某個隱蔽的暗洞或角落裡。難道你也沒注意到，這樣藏東西的秘密角落，只適用於普通情況，而且也只有普通智力水平的人才會想到。因為在所有藏匿行為中，把藏匿物置於何處——以這種秘密方式來藏匿——總是最先被假定並被推測出來的。由此，發現被藏匿物根本就不取決於搜尋者多麼敏銳，而完全取決於其是否細心，是否有耐性和決心。當案子十分重要——或者對警方來說十分重要，懸賞也相當可觀——時，上面所說的那些素質一向都是制勝的因素。我說過，如果這封丟失的信就藏在局長的搜查範圍之內，換句話說，如果此信是以局長所能想像的方式藏匿起來的，那要找到這封信根本就不成問題。你現在該明白我這麼說的意思了吧。然而，這位局長卻完全被弄得暈頭轉向了，他之所以失敗，其間接原因就在於他認定，由於這位大臣有詩人的名聲，他便一定是傻瓜。局長認為，傻瓜都是詩人，並因此得出結論，即詩人皆傻瓜，從而徹底地犯了一個周延全稱肯定判斷之謂項的邏輯錯誤。」 「不過此人真是詩人嗎？」我問道。「我知道他們是兩兄弟，兩人都有點文學才氣。不過我知道那個當大臣的曾寫過很深奧的微積分學方面的東西。他是個數學家，不是詩人啊。」 「你錯了，我對他很了解，他是個數學家兼詩人。正因為他既是詩人又是數學家時，他推理能力很強，而如果他僅僅是個數學家，他就根本無法推理，這樣就會在局長面前束手就擒了。」 「你太讓我吃驚了，」我說道，「你說的這些和所有人的觀點完全矛盾。你不是想徹底否定人們經過幾個世紀的研究探索才建立起來的觀點吧。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數學推理就是推理之極致。」 「『Il y à parier，』」杜潘引用尚福爾的一句原話回答道，「『que toute idée publique，toute convention reçue，est une sottise，car elle a convenue au plus grand nombre.』[3]我告訴你，數學家們竭盡全力地散布你剛才提到的那個傳播廣泛的謬誤，即使把這一謬誤宣傳為真理，它還是個謬誤。例如，他們利用本來可以用於更好目的的方法，把『解析』這個術語偷偷加在了代數學上。法國人是這一欺瞞的始作俑者。但是，如果說一個術語有什麼重要性的話，如果說詞語是從其應用中獲得價值的話，那麼，『解析』一詞所表示的『代數』含義，和拉丁語中『ambitus』表示『野心』、『religio』表示『宗教』、『homines honesti』表示『一群品格高尚的人』等沒什麼兩樣。」 「我看，你得和巴黎的一些代數學家好好爭論一番了，」我說道，「不過你接著說吧。」 「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認為在抽象邏輯之外還能有以任何特定形式出現的推理，也不認為這樣的推理會有任何價值。我特別不同意經數學方式導出的推理。數學是形式和數量的科學，數學推理只是將邏輯應用於觀察形式和數量。哪怕是把所謂純粹代數的真理說成是抽象或普遍真理，也不啻於犯了大錯。如此大的錯誤，居然還被人普遍接受，真讓我大為不解。數學公理並非公理——即普遍真理。比如，數學關係——如形與數——所適用的，用在倫理學上經常就大錯特錯。在研究後者的學問中，集合體等同於整體的說法就經常是不正確的。在化學中那些公理也不適用。對動機研究它們也不適用，因為當兩個各有其特定價值的動機聯合到一起時，其價值並不一定等同於各自價值之和。數學上還有很多其他的真理，其真理性也僅限於數學關係之中。但是數學家們卻習慣上從其有限真理出發，以為它們具有絕對的普適性——而世人也的確以為它們具有普適性。布萊恩特在其高深的《神話》一書中就提到了人們犯錯誤的一項類似的緣由，他說，『儘管我們並不相信異教傳說，但卻不斷忘卻這一點，經常把傳說當作存在著的現實加以援引。』對於代數學家來說，他們本身就是異教，他們就相信這樣的異教傳說，他們之援引傳說，與其說是由於記憶差錯，不如說是出於頭腦中無法解釋的糊塗。簡而言之，我從未碰到過一個純粹數學家，除了求等根之外還能讓人對其表示信任，或不在暗中把x2+px絕對且無條件地等於q當作自己信奉的準則的。你要是願意，不妨試試對這些先生中的某一位說，你相信在有些場合下，x2+px並不完全等於q，一讓他明白你的意思，就得趕緊逃開去，不然，他一定會給你一頓狠揍。」 當我對他上述之辭只是付之一笑時，杜潘繼續說道：「我的意思是，如果大臣只是一個數學家，局長就決沒有必要給我寫這張支票了。然而，我認識的他卻既是數學家又是詩人，因而我使用的方法便是根據他的能力來制定的，還參考了他所處的境況。我還知道他是宮廷中人，而且是個膽子很大詭計多端的傢伙。我想，這樣的人絕不會意識不到警方行動的常規模式。他不會沒料想到——事實也證明他的確料到了——他會遭遇突擊檢查。我想，他一定預見到自己的住處會遭到秘密搜查。他經常夜不歸宿，警察局長很高興地認為這對他的成功搜查有所幫助，我卻認為都是詭計，為的是給警方提供徹底搜查的機會，好讓他們得出G先生後來的確得出的結論——即信不在那地方。我還感覺到，剛才我不厭其煩地向你仔細講述的那一整套思路，講到警方搜查被藏匿物的行動牽涉到那條不變的原則——我覺得這一整套思路肯定會在大臣的腦子裡閃過，這肯定會使他放棄任何通常的藏匿地點。我想，他的腦子肯定不至於笨得想不到這一點，即他在旅館的住所中最秘密最隱蔽的暗處，在警察局長的目光、探針、小鑽和放大鏡之下，都會如最平常的衣櫥那樣毫無秘密可言。最後，我發現他會被迫轉向簡單化，哪怕不是有意做出的處心積慮的選擇。你也許還記得，第一次和警察局長見面時我就說，這件讓他如此費心的案子之所以顯得神秘，完全有可能是因為它其實十分的簡單明了，而局長聽了卻大笑起來。」 「沒錯，」我說道，「我清楚地記得他那副開心的樣子。當時我還真以為他要笑得抽風了呢。」 「物質世界與非物質世界之間有著許多十分接近的類似，」杜潘繼續說道，「所以許多真理可以用修辭方式表示，比如可以用暗喻或明喻來加重論點的力度，或使描述更為豐滿。例如，慣性原理在物理學和玄學中似乎是相同的。在前者，體積較大的物體比體積較小的更難推動，而其後的動量則與這樣的難度成正比；在後者，儘管能力更大者的智力運動起來比能力較差者更有力，更經久，更富有變化，在開始動作之時，他們卻總是不太情願，遲疑猶豫。再有，你是否注意過，什麼樣的商店門上的路牌最引人注意？」 「這我倒從來沒想到過，」我說。 「有一個找字遊戲，」他接著說道，「是在一張地圖上玩的。遊戲的一方要求另一方找出一個特定的詞——城市、河流、國家或帝國的名稱——簡而言之，就是那五顏六色令人目眩的圖面上的詞。遊戲的新手一般都讓對手去尋找字體印得最細小的名稱，想以此為難對方，而老手則專挑那些字體很大，橫過整幅地圖的那些名稱。這就像那些字體過大的街牌，因過分醒目反而不容易讓人注意到。這種視覺疏漏正好與思維疏忽相類似，由於這樣的思維疏忽，使聰明人對那些明顯是不言自明的事實視而不見。但是這一點似乎正好在警察局長的智力能力之上或之下，使他從來沒想過，這大臣也許或可能就把這封信放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誰都沒能夠發現它。 「這位D大臣的確膽子大、腦子活、善辨析、很聰明。我覺得如果他想好好利用這封信，那信一定就在伸手可及之處，又考慮到警察局長所獲得的十分肯定的證據，證明那封信不在這位大人物進行的普通搜索的範圍之內。我越思考這些問題，就越堅信，這大臣為了把信藏起來，採用的權宜之計既精明又周全，那就是根本不把信藏起來。 「我前後考慮周到，便備上一副綠色鏡片的眼鏡，挑了個晴朗的上午，不請自去了大臣官邸。D先生在家，呵欠連天，一副懶洋洋的神情，裝出極為倦怠的樣子。他也許是世上最最精力充沛的人——但這只是他在人背後的樣子。 「我對他有來有往，發著牢騷說眼睛不管用，非戴眼鏡不可了，而在鏡片的掩護之下，我小心地徹底地掃視了整個房間，但表面上裝出在專心和主人交談。 「我特別注意了他座位邊上的那張大寫字檯，桌面上亂七八糟地攤著幾封信和其他的文件，還放著一兩件樂器，幾本書。然而，我細細搜索良久，並未發現什麼能讓人感到特別懷疑的東西。 「最後，我環顧室內，視線落在一隻華而不實的用裝飾著金銀絲線的硬卡紙做成的卡片盒架上，盒子拴著一根骯髒的藍色緞帶，掛在壁爐架正中稍低一些的一個小銅球上。盒架有三四層，裡面放著五六張訪客名片和一封信。後者表面髒兮兮的，皺皺的，被人從中間幾乎一撕為二——一眼看去，主人似乎因為它毫無用處而本想把它全撕掉的，可一轉念又改變了主意，將它留了下來。信封上蓋著一個很大的黑色印戳，能十分清晰地看見那個D字押碼，收信人地址姓名是纖細的女性筆跡，收信人正是D大臣本人。信被不經意地、甚至似乎有些不屑一顧地扔在了卡片盒架最上層的格子裡。 「我一瞥見這封信，便斷定它就是我要找的那封。沒錯，從表面上看，它和警察局長向我們詳細描繪的那封完全不同。這封信的印章大而黑，上面有D字押碼，而那封信上的又小又紅，上面是S家族的公爵紋章。這封信上大臣親收的地址，字跡小而帶有女性特徵，而那封信上寫的是致某位王室成員，字體明顯粗大剛勁。只有兩封信的大小相同。但是，這些差別太厲害，太過分了。骯髒的、被撕壞的信封和D某人實際上有條不紊的習慣根本不相符合，完全說明是一個有意為之以騙人相信那不過是一份毫無價值的文件的詭計。考慮到這一切，再加上那信又擺放在那麼特別顯眼的地方，讓來人一眼便可看見，這就完全符合我先前所做的結論了。我說，這些事實對一個心存疑慮的訪客來說，就最有力地證明了他內心的懷疑。 「我儘量拖延拜訪時間，一邊興致勃勃地和大臣就某個話題談論著，我清楚知道，這個話題永遠會讓他很感興趣並十分激動，而我真正的注意力則一直釘在那封信上。我在心裡仔細記下了信封的外觀和放在盒架上的樣子，還獲得了一個發現，徹底消除了我所有可能的細小懷疑。在仔細觀察信封邊緣時，我注意到那裡有點不正常的毛糙。那邊緣的磨損，就像是有人把一張硬紙折過來後，用摺疊機壓平，然後再反方向按原來的摺痕折回去。這一發現足以讓我清楚地看出，這封信被他像手套似地內外翻了過來，重新寫上地址姓名，蓋上封簽。於是我向大臣道過日安，匆匆告辭，走的時候在桌上留下一隻金質的鼻煙盒。 「第二天上午，我去拿回那隻鼻煙盒，兩人又接著前一天的話題熱切地談開了。正談得起勁，就在官邸窗外傳來一聲很響的好像是手槍射擊的聲音，緊接著就是幾聲充滿恐懼的尖叫，亂鬨鬨的人群大呼小叫起來。D某人衝到窗前，推開窗子，朝外看去。我便趁機走到盒架前，拿起那封信塞進衣袋，把一封一模一樣的(從外表看)信放在原處。這封信是我在自己的住處準備好的，那個D某人的封簽是用麵包塊做的印章按上去的。 「街上的混亂是一個拿著火槍的冒失傢伙引起的。他在一群女人和孩子中間開了槍。事後查明，槍里並沒有裝子彈，那傢伙就被當成瘋子或酒鬼放了。剛才我一拿到看見的那封信便跟著D某人走到窗邊去了，那傢伙一走，D就從窗邊走了回來。沒等多久，我就向他告辭了。那假裝瘋子的人是我花錢雇來的。」 「可是你幹嘛還要用一封一模一樣的信把原信換回來呢？」我問道。「你第一次去的時候就拿過來一走了之豈不更好嗎？」 「這位D某人可是個不要命的，」杜潘回答道，「而且膽大包天。再者，他住的官邸里有不少對他十分忠心的僕從。我要是按你說的胡亂行事，我可能就無法活著從大臣的住處出來了。善良的巴黎人恐怕就再也見不到我了。不過，除了這些考慮之外我還有一個目的。你知道我的政治傾向的。在這件事情上，我充當了那位夫人的支持者。那大臣十八個月以來一直牢牢把她控制在自己的權力之下。這一下可倒過來了——因為他並不知道信已經不在他手裡，所以仍然會按信在他手裡的情況對她進行訛詐。這樣，他立刻會在政治上遭遇滅頂之災。他的失敗將既突然又令他難堪。facilis descensus Averni[4]，這話說得真不錯，可正如卡塔拉尼在談論歌唱時所說，在各種各樣的爬升中，升高總比降低容易得多。在目前這一事例中，我對那跌下去的人沒有同情——至少沒有憐憫。他是個可怕的惡魔，一個無法無天的天才。然而，當他受到那位被警察局長稱之為『某位人士』的她的反擊時，走投無路，一定會去打開我留在他盒架里的那封信。我承認我很想看看他那時候腦子裡會有怎樣的念頭。」 「怎麼？你在信封里塞了什麼特別的東西了？」 「咳——讓信封空著總不太好吧，那可是在羞辱人了。在維也納的時候，這位D某人做過一次對不起我的事情，我那時平心靜氣地告訴過他我會記著的。我知道他發現有人竟然把他給耍了，肯定想弄清楚對手的身份，因此，不給他點提示就有點可惜了。他十分熟悉我的筆跡，我就在空白紙片的中央直接抄下了這樣的話—— 「『——Un dessein si funeste, S』iln'est digne d』Atrée, est digne de Thyeste.』[5] 這句話摘自克雷比雍之《阿特柔斯》。」[6] (張沖譯) [1] 拉丁文，即：智者所惡莫過於機靈。 [2] Procrustes， 古希臘傳說中人物, 他將被他抓到的人放在一張鐵床上, 比床長的人, 被其砍去長出的部分; 比床短的人, 被其強行拉長。 [3] 法語：你可以相信這個事實：所有流行的見解和公認的慣例都是愚蠢的，因為大多數人覺得它們可以接受。 [4] 拉丁文：下地獄容易。 [5] 法語：如此歹毒之計，若比不過阿特柔斯，也配得上堤厄斯忒斯。 [6] 即法國劇作家克雷比雍(1674—1762)根據希臘神話寫成的悲劇《阿特柔斯與堤厄斯忒斯》(1707)。劇中堤厄斯忒斯誘姦了其兄邁錫尼國王阿特柔斯之妻；作為報復，阿特柔斯殺了堤厄斯忒斯的三個兒子並烹熟讓其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