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的經濟學課 · 第04講 資本主義與人類進步

今晚我先談談經濟與人類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然後談談經濟學理論發展帶來的後果。 吉卜林（Kipling）說：「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不會相遇。」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差異確實已經存在了幾千年。追求知識和真理本身，是希臘人贈予人類文明的。希臘人的第二大成就，就是政府的政治自由的觀念，即公民個人的政治責任的觀念。然而，儘管有這些觀念之別，直到大約250年前，世界都或多或少是一個整體。 直到250年前，世界各地的社會關係和生活條件都大致一樣。東方和西方的平均生活水準相差無幾。現代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水平、技術知識以及法律面前的平等尚不為人所知。今天我們會認為當時的主流情況是極其糟糕的。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所說的「天下一家」（One World），若不考慮其政治含義的話，就更適用於當時而不是現在。 大約250年前，政治穩定的普遍發展已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導致了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令當時的社會制度不堪重負。政治條件最好的那些國家出現大量劫匪、小偷和殺人犯，他們是在既有經濟情況下無立足之地的人。 後來，歐洲發生了一些事情，始於西歐，然後是英國與荷蘭，繼而擴散到西方世界的其他各處。正是這場運動造成了東方和西方的顯著差距。歷史學家稱之為「工業革命」。巨變是由之前智識上的徹底變革帶來的，也就是由一場產生了經濟學，並使其成為人類知識的一個獨立分支的智識運動（intellectual movement）所帶來的。這些巨變讓人口倍增，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其中，有些思想從更早的時代就開始發展了。 比如格雷欣法則。托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爵士提出的法則指出，法定高估的貨幣（劣幣）最終將會把法定低估的貨幣（良幣）逐出流通領域。更早的時候，注意到貨幣領域規律性的有希臘的喜劇作家阿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其作品有《青蛙》（The Frogs）］和法國主教尼古拉·奧雷斯姆（Nicolas Oresme）。然而，過去沒有人領悟到，市場現象中的聯結關係和發生順序同樣存在類似的規律性。對更廣泛的市場活動的規律性的認識是人類心智的一大成就，是思想上的成就。這種關於市場規律性的新知識的後果是，人類看待所有生產活動的視角有所不同了。 關於古希臘，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古希臘人雖然有著迄今為止仍可謂先進的科學知識，卻為何沒有將他們的發明運用於實際？據說，他們已具備了開發鐵路的科學知識，但他們並未修鐵路。為什麼呢？他們的進步受到了某種觀念的阻礙。一種妨礙他們的觀念至今仍然盛行，就是「技術性失業」的觀念，認為改良生產技術會導致失業。因此，不管老式的方式多麼不盡如人意，背離傳統生產方式都被認為是一種犯罪。他們不曾產生這種想法，即生產一定數量的產品或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減少了，便可為生產其他東西釋放出材料和勞動。 束縛希臘人發展的第二個觀念是，他們將貿易看作單方的——賣家獲利，而買家損失。這種態度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尤其重要。外貿產生失業的古老迷信如今也仍然盛行。許多人仍然相信，外貿所得的好處來自出口，而不是進口。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就意味著，買一個麵包所得的好處不是得到麵包本身，而是來自「輸出」了貨幣，來自為買麵包所花的錢。 因為背離生產和貿易的傳統方式被認為是一種犯罪——而任何變化都必然一定是創新的東西，所以我們傾向於忽略另一種發展，即以前不為人所知的一種新觀念的發展。我們對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不僅是生產方面的巨大變化，而且是消費方面的巨大變化）視而不見。我們看到了大規模的生產，但是看不到這種大規模的生產是為了滿足大眾的需求。中世紀的行會和手工業者為富人生產。在工業革命之前以及工業革命早期，舊衣服的買賣大量存在。這些衣服是為富人定製的，富人不穿的衣服就被窮人買走。這種舊衣貿易曾是經濟中重要的一部分，後來因現代生產方式的發展而消失了。 工業革命始於為窮人、大眾的需求而生產。大規模生產始於生產最廉價、最低劣的東西。棉紡業是工業革命早期發展的產業之一。棉布是窮人的衣料——上流社會或中產階級沒人需要棉布。只有當大眾的狀況改善了，以致他們也瞧不起便宜產品的時候，大眾產品的質量才會改進。不太久以前，還沒有人能買到工廠生產的男鞋、女鞋，或現成的男裝、女裝。直到100—120年前，人們在德國才能買到現成的襯衫。所有這些產業都是在最近100—150年中發展起來的。 西方工業革命的結果是，出現了一條巨大的鴻溝，也是如今將西方和東方分離的鴻溝。東方仍然堅持曾經阻礙西方世界資本發展的那種觀念，即某人發財就會導致他人貧困的觀念。「欠發達國家」的概念已經出現了，人們認為有必要給予他們技術建議，即「專門知識」。這真是可笑！我們的大學裡有很多其他國家的學生，他們非常有能力，正在掌握專門知識。即使他們不行，也有很多美國人願意去那些國家工作並提出建議。他們真正需要的是資本，所缺乏的是資本主義。 經濟學、經濟理論的討論有什麼用？如果沒有18世紀的經濟學家所傳播的勞動分工的思想、交換自由的思想等為那些科學發現的實際應用鋪平了道路，那麼物理和化學等科學取得的所有成就將仍然是「紙上談兵」，對現實生活沒有任何意義。然而，有些人至今仍對創新多有疑慮。比如，一位德國教授，被認為是著名的經濟史學家，也是許多學會的名譽會員，他在最後所寫的某本著作中說，我們的社會制度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創造發明，並將其投入實際應用，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缺點。他相信，將發明放入博物館是無害的，這是發明應該待的地方，除非是軍事上的發明。（這是領袖原則的基礎——領袖原則是指全知的元首應該發號施令，而元首直接從上帝，即宇宙的元首那裡得到指令。）科學進步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礙，但是總的來說，不可能完全阻止這種進步。 有人認為，科學進步是「物質的」。僅僅是致力於改善物質的或外部的生活條件——更好的食品、衣服、住房等，他們就稱之為「物質主義」。他們說，以此為目的的人只在乎日常生活中「低下」的必需品。另外，他們認為自己道德高尚，通過詆毀這種物質進步來顯示其理想主義。但是，我們來看一看。 工業革命的後果之一是，世界上現在住著比以前所能承受的多得多的人口。每個人的生活水平也比以前高得多。這意味著人們的平均壽命長得多。人口增長不是通過出生率的增加，而是通過死亡率，尤其是嬰兒死亡率的減少來實現的。英格蘭的安妮（Anne）女王是斯圖亞特王朝的最後一個統治者，有17個孩子，但沒有一個活到成年。這種情況對英格蘭有重大影響，產生了新教繼承權的歷史和宗教問題。嬰兒死亡率高低的進一步證據是，貝拉斯克斯（Velásquez）畫過的那些哈布斯堡家族中大多數可愛的孩子夭折了。你可以將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稱為「物質主義」，但從父母的角度而言，他們孩子預期壽命的提高似乎不僅僅是物質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說，人們必須先吃飯，然後才能發展哲學思想。我同意這一點。現在歐洲人聲稱，他們在與「可口可樂文化」鬥爭，但是認為資本主義除了發展出可口可樂，別的什麼都沒有，是錯誤的。資本主義無疑也會導致哲學和神學的進步。鑒於19世紀和20世紀的偉大科學發現，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是「可口可樂文明」，似乎不是一個公正的說法。 有好幾種權利與自由伴隨著工業革命而發展，比如國內外貿易的經濟自由政策、穩健貨幣的政策以及放棄政府干預的政策。這些都是政策，而非科學真理。它們是基於價值判斷的政策，之所以有這些政策，是因為知識的進步。我們必須認識到知識與價值的關係。 在醫學或化學領域，人們較為容易理解這種區別。科學家可以確定事實，比如，藥物A是一種毒藥，但他們並沒有就這種藥物給出價值判斷。病理學和化學不談某種化學藥品該如何使用。當他們確定了該藥品能否延長人的生命的時候，他們的任務就完成了。是否要使用這種毒藥，以及如何使用，做出這種決定的理由來自他處，而不是來自化學家或病理學家。這種決定必然源於某種價值判斷。如果醫生不能同時挽救母親和孩子的生命而陷入兩難的結果，那麼醫學也無法給出答案，它必然來自一種價值判斷。 在社會關係與人的行為的領域，科學為我們提供了有關存在的命題，即關於特定原因的後果的陳述。這種事實陳述與告訴我們哪種選擇更值得、更可取的價值判斷之間存在一種根本性的區別。價值判斷是從擁有共同價值觀的人的視角來告訴我們事情應當如何。 1951年4月30日，穆罕默德·摩薩台總理領導下的伊朗議會頒布了一項立法，自1951年3月20日起徵收英伊石油公司的財產，並將該行業國有化，「為了伊朗民族的幸福和繁榮，為了確保世界和平」。——原編者注 看起來，經濟學對日常生活似乎沒有多大重要性，但事實並非如此。其實，經濟學理論非常重要。為了採取適當的措施以達到特定的目標，首先，我們必須熟悉實際情勢——現存的狀況。然而，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經濟學的知識和對經濟學的理解來決定、行動和進行價值判斷。要判斷經濟學知識的重要性，我們可以考慮伊朗的情況。伊朗最近沒收了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的財產，並將石油產業國有化，這是想改善民眾的狀況。  問題是，伊朗正在實行的政策是否具有這種效果。 古典經濟學家引入了「被正確理解的利益」的術語。這裡存在各種長短不同的時間段。要決定什麼是「被正確理解的利益」，我們必須考慮所有的可能性，因為短期的結果往往不同於長期的結果。對經濟學最常見的攻擊之一是，認為經濟學家只考慮長期而不考慮短期。但這不是事實，經濟學家只是指出二者之間存在區別。 人們傾向於喜歡短期利益而不是長期利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只考慮長遠之計。政府採取各種干預措施以尋求解決經濟問題，這在短期內或許不會毀滅資本主義國家。有些毒藥會很快生效，另一些則慢些。就像慢性毒藥，政府干預在長期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即使從訴諸這些干預措施的人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說：「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這是我唯一同意凱恩斯的地方。這種觀點雖然是正確的，但也不過和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說的話一樣。蓬帕杜夫人是國王路易十五的情婦，她的作用是在國王的軍隊受到威脅時安慰國王：「不用擔心，哪怕我們死後洪水滔天。」蓬帕杜夫人是幸運的，她早早就去世了。但是她的繼任者、亦為路易十五情婦的杜巴麗夫人（Madame du Barry），就不是那麼幸運了——她活過了短期，但在長期，她被處死了。 但是，即使從凱恩斯自己的角度來看，他的觀點也不能令人滿意。他的信用擴張理論帶來的人為繁榮最終必然會變為蕭條和危機。就在一個人活著的時候，而不僅僅在他去世後，這種沒人想要的後果就可能出現好幾次。活在今天的人可能已經見識過了發生在1907年、1921年、1929年、1937年的蕭條，而他還可能活著看到另一次蕭條。 經濟學只說既有短期也有長期的後果。人們必須同時考慮二者，應該根據所有可用的知識來做決定。經濟學不會說自由貿易比貿易保護更好，僅僅指出二者後果之間的差異。經濟學僅僅說，貿易保護不是提高普遍的生活水準的方式。但這並不適用於因其他理由而主張保護性關稅的情況。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當意識到補給線面臨威脅時，美國就可以增收對天然橡膠的進口稅，並補貼合成橡膠的製造商。於是，人們認為是一種「防衛」支出，而不是基於經濟學的選擇，並從防衛的角度來評價這種措施。 經濟學家不提供價值判斷，沒有哪門科學會給出這種判斷，只是提供人們進行價值判斷並做決定所需的信息。評價和判斷取決於個人，取決於人民，取決於選民。 科學的中立性的理念遭到了批評，尤其被那些希望將特定的價值判斷提到更高地步的人批評，他們想將特定的價值判斷提升為人人必須服從的規則的高貴地步。在德國，特別是在1870年戰爭結束後，教授政治學的經濟方面的德國教授認為，國家之間應該有寬容、諒解、和平與善意這種觀念是可悲的。 科學的中立性（價值無涉）的理念是科學最有特色的發展。經濟學是中立的，這並不意味著它不處理實際問題，只是意味著它不解釋人的行為的意義。但是，恰恰正是因為其中立性，對事物評價不同的人才能夠和平共處。這是工業革命和現代科學發展所產生的最重要的思想之一。16世紀，即使最傑出的頭腦，對這種理念也完全陌生。當時，罕有人能理解，有著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價值觀、不同理念的人能夠在同一個城市、同一個國家或同一個世界共存。 19世紀初，思想的和平交流與觀念各異的人和平共存的觀念勝利前進。然後，社會上出現了趨於自由與和平的發展，特別是趨於觀念的思想自由，趨於廢除政府殘酷的刑罰，以及廢除刑事程序中的官方刑訊，同時也趨於生活水平的改善。人們開始相信，自由與和平是必然的發展趨勢。19世紀，他們完全相信，沒有什麼能夠阻擋朝著更為自由的方向發展的趨勢。英國的曼徹斯特商會（The Man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在19世紀20年代甚至宣布，戰爭時代已經永別了。這就是不流血的經濟學理論。有了自由貿易和代議制政府，人們就無須戰爭了。但是，這些人沒有意識到，有一種反作用已經開始了。一場運動正往相反的方向發展。 自由思想的反對者包括奧古斯特·孔德。正是這種對抗自由的反作用將今日的世界分成了兩大陣營。矛盾的是，熱衷對異見者等進行監禁、迫害的那些集團的支持者，被稱為「進步派」。 「有道德的經濟學家」反對英國不流血經濟學理論的「物質主義」，成了後來被稱作納粹主義的先驅。納粹不容忍任何反對。一個好的德國人只能有德國的想法。每個人都會被自然規律強制，按照他的種族或民族的「天然」利益來思考。納粹難以解釋為什麼貝多芬（Beethoven）、歌德、康德（Kant）等人雖然都是德國人，卻有著非德國的思想。現在，鑒於後來發生的事，我們可以追問：這些被強加在德國人頭上的納粹思想，表面上有利於他們自己，但從長遠來看，是不是真的對他們有用？ 某些人宣稱，他們預料到了納粹主義的勝利。但是，他們並沒有！相反，沒有任何人預見到這一點。在德國，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納粹黨開始出現。中立的觀察者說：「確實，他們獲得了一些選票，但是德國不可能成為納粹。看看統計數據，大多數德國人是工人和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絕不會給納粹投票。」這表明沒人能預測歷史。人們可以做出預言，但這些預言的正確性是存疑的。 有特殊利益的群體很可能是少數派。牧場主、奶農、棉農、麥農等都是有特殊利益的少數。但是，如果政府進行干預，這些群體就可能形成聯盟，即使他們的利益並不相同，甚至他們可能互相對立。勞動者也存在同樣的情況，比如製衣工人、鐵路工人、煤礦工人等。在政治生活中，我們必須面對的東西不是因為天然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壓力集團，而是由政府促進的幾個少數派的聯盟組成的壓力集團。 特權只有被授予少數人時才有好處。在某些情況下，少數派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獲得一些特權，但是最終這種優勢會衰變。尤其是對農民而言，當他們開始意識到特權為他們帶來的後果不盡相同時，情況更是如此。要說服不同的少數群體——說服他們其實是得不償失的——並不困難，因此這種聯盟只是暫時的。在代議制政府中，某一少數派除非與其他的團體聯盟，否則絕不可能為自己爭得特權。人們只有擁有真正的知識，才會從中獲益。 在納粹統治之前，德國被稱為詩人和思想家的國度。納粹發展出了一種全面保護的理論，保護各種國家組織和各種民族產品。他們沒有意識到，如果你以同等程度保護每個人，那麼每個人作為消費者之所得，正是他作為生產者之所失。如果在詩人和思想家的國度德國都發生這種事，那麼你還能對別的國家指望什麼呢？其後果導致了人們對另一種制度的渴望，於是人們投票支持能保護他們免受自身無知傷害的政府。 從長遠來看，每個國家都必然按照與大多數人一致的想法來統治。如果一國政府與人民的想法相反，那麼遲早大多數人會發動革命，除掉這種領導人。大衛·休謨（David Hume）在文章《政府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中指出，從長遠來看，讓政府強大的是觀點。因此，代議制政府是好的，它反映了觀點，而且下一次選舉會消除分歧。 如果大多數人受到不良觀念控制，那麼除了盡力改變不良觀念外，我們別無他法。這是寫作者、經濟學家等的事情。不幸的是，有許多糟糕的寫作者以及糟糕的經濟學家。然而，以良好的觀念代替不良觀念的努力仍然不可替代。在國家、政府和經濟組織的領域，政策的後果只有經過很長時間才會顯現，而後果在顯現時僅僅是歷史事實。由於難以將後果歸結於某個確定的原因，轉變思想觀念可能非常困難。儘管如此，對付不良觀念的唯一辦法仍是盡力以良好的觀念取而代之。 18世紀，特別是19世紀早期，社會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一心認為，向著更好條件、更多自由進步的趨勢將永遠持續下去。他們沒有預料到我們這個時代所發生的事。 對於未來，我們所能知道的一切都是通過歷史理解的方法知道的，但這不會帶給我們確定性。然而，未來的不確定性與我們是自由行動的個人是同一個事實。如果未來是已知的，我們就不會是人類，我們也不會是自由的，我們不能做出決定並採取行動。我們將只是蟻冢里的螞蟻。當前世界上存在將人類變為螞蟻的壓力，但我不認為這種趨勢將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