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與迷信 · 三、傳言

江紹原《民俗與迷信》

「打倒阿毛」與「打倒唐生智」——呈周啟明先生《譚龍集》頁二九二，偶說及「五行志派」對於童謠的態度。這的確是一個絕好的研究題目，雖則我此刻無暇及此。集引《左傳》莊五年杜注，「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或有憑者」。又引《晉書·天文志》，「凡五星盈縮失位，其星降於地為人。熒惑降為童兒，歌謠遊戲，吉凶之應隨其眾告」。二說稍稍不同；第一說則我在粵編《迷信研究講義》時也曾想到，故對學生說過。俗信小兒與靈界相交之能力優於成年人，而童謠可占禍福之說，部分的即以此俗信為基礎。近來又悟出一個因子：兒童的歌謠遊戲，本來常在模仿大人（雖則有時須將大人的言行改動一點），大人們不之悟，反謂兒童的歌謠遊戲得了先機，這豈不太滑稽。請舉杭州近事發揮之。黨軍的「革命歌」有「打倒」這個「打倒」那個之句，「民眾」若舉行大遊行，也時呼「打倒」這個「打倒」那個之口號—此皆杭州兒童所熟聞。各黨部，各軍政機關，各團體，各搗亂派所張貼的標語和所發出的傳單，總也少不了「打倒」甲「打倒」乙的字樣—此亦杭州識字的兒童所熟見，而況兒童們自身亦時在「黨的指導之下」或他種情形之下參與大呼「打倒」之口號及分送「打倒」之傳單乎？因為以上種種緣故，「打倒」二字，在杭州簡直已經成為童用語了。某日我走過常明寺巷的口外，親耳聽見一個小孩子在那兒大嚷「打倒阿毛！」我在城站和新市場一街巷的牆上，也親眼看見過小孩子們用粉筆寫的「打倒周小妹」「打倒王慶來」一類的標語；姓名的筆數太多的，有時不免寫錯，但「打倒」二字寫得不對的，我還沒發現過，至於兒童的筆姿比不上成人隊里的標語專家，那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我還看見過兒童們並肩坐著，或分為兩排站著，在那裡大唱其革命歌，但細心一聽，就覺出這首歌裡面原有的「打倒軍閥」等句已經被他們改為「打倒阿貓」「打倒阿狗」之類了。這種兒童革命歌和兒童標語，我聽多看多了之後，心裡不由想道：萬一杭州城裡有個小孩，姓黨綽號孫子，一天他和阿毛大相打了一場。阿毛的氣量小，從此便把黨孫子看做眼中釘。後來又一天，阿毛的老子娘都到拱宸橋探親去了，沒人管的阿毛一想：「不打倒黨孫子更待何時！」於是走出門去，將他素日勾結好的大小「工具」和「死黨」，統統約齊，排成隊伍，他在後面督著，眾兒高唱「打倒黨孫子」的歌，尋找敵人去也。無巧不成「小品」，果然在某處遇見那個小倒楣蛋了；大家不由分說，擁上前去，一頓小拳小腳，卻早把黨孫子打倒在地，抱著頭嗚嗚的哭。眾同志見打倒之事已經成功，就照來時的樣子整隊而去，沿路喊著：「黨孫子今朝真打倒咯！黨孫子今朝真打倒了！」這時走過了一位所謂「五行志派」的老先生，側耳一聽，可就把小孩子們的勝利之聲聽了去。若干天之後，這位老先生正在「一間」茶店裡喝茶，那時走進來一位西裝少年，挨桌分送一種什麼周報，老先生接過一看，見第一頁上面印有頭號大字的標題云：「唐生智果然打倒」。他急忙將老花眼鏡戴上，不到一刻鐘便將那篇文讀完，才知道是個倒唐始末記。我所急欲曉得者：那時這位老先生會不會恍然大悟，將眼鏡除下來，斟了一杯茶，一壁喝，一壁嘆曰：「這也是天意如此！許多天之前，我老早在街上聽到一個童謠，說『唐生智今朝真打倒咯！唐生智今朝真打倒咯！』」我這樣胡思亂想，學者們知道了又要笑煞哩！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晨一時 ——《貢獻》一卷9期 1928年2月25日「查學齡」——民眾對於它的反應你們總不能不承認葉德均是我的一位好學友，因為下面的詩又是他寄來的（剪自民國五年八月時報館編印的《餘興》第十九期「新樂府」欄，著者署名鳥傷抱瓮）：查學齡查學齡，謠言起，謠言一日傳百里。兒童七歲至十四，開列年月日和時。年月日和時，不管男和女，招去魂靈抱木樁，鎮壓錢塘江上水。錢塘江上起風潮，鐵路通過鋪鐵橋，沉下木樁隨水泛，不是魂靈抱不牢。街談巷說空嘮叨，父母子女群相號。群相號，鳴鑼聚眾毀學校。學校毀，教員逃，土匪塾師消牢騷。知事倉皇打電報，鳥槍黃衣官兵到。吁嗟乎，官兵到，土匪跑，塾師躲，賠償學校良民拋，知事捻須翕然笑。士大夫和民眾對於近代醫藥衛生學術的反應，區區開始予以注意了（見現改月刊之《貢獻》旬刊和新辦的《科學月刊》，月刊由上海春潮書局發行，方乘編）。他們對於造鐵路，練新兵，毀廟宇，攆跑皇帝，查學齡等運動的反應又如何呢？來來，讓我們也忙著研究起來。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文學周報》八卷19期 1929年5月5日「總理造墓須攝童男女魂靈」之謠言頃讀《革命評論》第六期「常熟人」所撰短文《孫陵與小兒的魂魄》，借悉中山先生的陵墓於完工前須攝取童男女靈魂一千名之謠言，已由南京傳到鎮江、蘇州、無錫和常熟等處。鄙人對於此事，頗感興趣。請將我在上海《新聞報》上面見到的關於它的記載，提要列轉述於下。（1）十七年四月十八日載十七日南京電訊：寧市近發生妖人攝取靈魂謠言甚熾……公安局，衛戍部，均布告闢謠，並經捕獲嫌疑犯二十餘人…… （2）同日「快活林」欄，《南京之賣花樣女子》一文，中述「日前」南京市公安局弋獲賣花樣女子二十餘人之始末。據說此輩身藏「白紙剪成之鬼怪多件」及玻璃瓶若干，內懸「以絲線結成類似人形者之線人」。（3）六月十日載大華社稿：「最近」上海「未成年之孩童，均備帶紅布一方，上書『建造中山墳，不與我相干，身魂永不去，姜尚在我身，我身永平安』等語」。該稿並明言建築孫陵須魂靈一千名之謠言來自南京。（4）六月十五日載松江新聞：此間於十三日起，忽有「總理造墓須攝童男女魂靈」之無稽謠言。一時城內外居民之家有小兒者，均購制黃布袋，內儲茶葉白米，外書「中山造墳墓與我不相干」等之荒誕語，懸諸小兒頸項……縣公安局程局長以此項謠言，曾發生於寧滬兩處……當即密飭城廂支局，立予查拿，布告嚴禁。合觀以上幾個記載，我們可以曉得：（甲）造孫陵須攝孩童魂靈的謠言，是今年四月間在南京發生的，同時，那裡還有過賣花樣的女子以術欺詐取財之事。（乙）攝取童魂的謠言，於很短的時間內傳至上海、鎮江、蘇州、無錫、常熟五處。（丙）各處的民眾為其所蒙，採取了大致相同的保安法。（丁）各處的官，似乎還曉得闢謠和查禁。上記幾處之外，容許還有些地方曾被這個謠傳侵入。我敬求諸位閱者通信賜教。請調查並記載以下諸點：謠言出現之時日，從何處傳來，何等人傳來，何等人承受之，同時其地的兒童中有無或種流行病，他們對於攝魂怎樣抵禦，治安教育等機關如何闢謠查禁。直接調查訪問的記載外，剪報或抄錄公文布告私人通訊見示者，亦所歡迎。又關於南京、上海等五處的通信，我也願意收受，因為我所已有的材料尚不詳盡。如能多徵集到一點材料，我當組成一篇報告，在上海出版的雜誌上面發表之。我的住址：浙江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顧宅。為增加諸君的興趣起見，我請把周啟明（作人）先生從北京寄來的兩段新聞抄在下面：兒童身上國旗謠傳無稽未必果能免除災障近數日以來，京城地方，不知由何處傳來一種謠言，謂京中不久將有大災大難，並雲災難最重者為男女孩童，如欲避免災難之降臨，必須在孩童身上，釘一五色小國旗，即可免除一切災害。此種謠傳，不數日間，竟至傳遍都門，故一般無知愚民被謠傳所惑，均與孩童身上釘一五色之國旗，希圖免除一切災難。此種惑人聽聞之謠傳，誠屬令人可笑，負有地方之責者，似當加以取締雲。（上見五月十六日北京《順天時報》）撤去五色旗換上新口袋謂裝硃砂狗毛可避邪京城各處前曾發生謠言，謂小兒身上釘一五色國旗形式之小方布，即可免災除難一事，本報前已刊載。京師各小學校見報後，均已相繼令知各學生一律撤去。不料近兩日以來，又有一種無稽之訛傳，不知由何處傳來者，謂北京方面將有某種災難，專收幼童幼女，如欲免除，可與孩童做一布袋，內裝犬毛及硃砂，縫在孩童身上，男孩縫在左襟，女孩縫在右襟。此種謠言，與令小兒身釘五色旗方布之事，如出一轍，一般愚謬無知者流，竟信為實有其事，以故近日各處孩童身上縫有布袋者，比比皆是。造作此種謠言者，不知其是何用意也。（上見五月十九日《順天時報》）諸君讀之，作何感想歟？十七年六月廿二日 ——《貢獻》四卷1期 1928年9月5日淮安人對於造孫陵紹原按：小品《「總理造墓須攝童男女魂靈」之謠言》，原登《革命評論》第九期。淮安葉德均君雖未之見，卻有信來（八月十日發），道及他那裡關於孫陵之相同的謠傳。茲借《貢獻》旬刊的地位將葉君的信發表。希望以後還能收到旁位同志的信。八月十六日，於杭州葉君信如下：數月前，有拍魂的謠言，想先生必知一二，報紙上也有過一些記載。謠言的起源是在南京，二三十天後淮安也有了。在先只有小孩（小孩之靈魂被視為重，尤其是被法術家）身上掛一個紅布條，上面寫著八句歌訣，如下：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當；早早回家轉，自己頂橋樑；你造中山墓，與我不相當；真魂招不去，自招自承當。有此就不怕了。一天一個婦人被人拍三下就發昏，當時公安局就把拍人的一個女人抓著；聽說全身脫得一絲不掛的檢查，查出一個小瓶，內有針七根。肚臍，肛門，陰戶各貼膏藥一張，她並且說出治被拍人的法子，是以童男子啃被拍人的手腳心。於是公安局就命她到被拍的婦人家如法炮製。據說：拍三下是拍去三魂，七根針是戳七魄，被取去的三魂七魄成一水點入瓶中了，被拍的自然定死。如果拍的時候不同他說話（但被拍的當然驚奇，問他何為），其法無效，或摜一個杯或碗，法也施不成了。三張膏藥定是施法者的一種抵禦敵人的武器，或應有的東西（此處是我的武斷）。另外還有一種對付拍魂（或叫招魂）的辦法，是用一個銅元，要上面有「閩關」二字的，即福建造的擺在身上，或打戒指戴在手上。「閩」「冥」同音，「閩關」當然是冥中關了，而活人亦不得到冥中去，彼招魂者流，有何技可施乎？因上抄有紙人剪髮二條，所以也把它拖上。紹原又按：被拍時不得說話，似與被呼名時不得答應同理。說話便出氣，而氣者，魂也，故俗語有云：「三個不開口，神仙難下手。」「三魂七魄成一水點」，卻又是杭州人的「魂靈水兒」一類的觀念了。既信魂為氣，又雲魂為水；民間魂靈觀之紛紜混亂，有如是者。又葉君所報告的種切，不知是哪種人說給他聽的？ ——《貢獻》四卷1期 1928年9月5日中山墓與列寧墓（1）淮安葉德均先生來函：紹原先生：關於淮安人對於造孫陵的恐懼心及法術的防範，去年曾有函報告矣。今由親戚家中找出紅布條，上寫八句的歌訣一首，但末尾多一句，就是：「撲魂隨法破。」茲特將該布條寄上，請先生保存，以備他日歷史博物館中陳列也。十八年二月十五日（2）蕪湖襄安泉塘應祥學校王瑞靈先生來函：紹原先生：我們安徽無為縣發現一種怪物，或者在你的迷信研究上並不能算怪物，就是用一塊黃布，上用朱紅寫「敕令」，下並排寫「我名石和尚，各叫自承當。早早回家轉，平安去上方」四句，普遍的掛在未滿十六歲兒童的肩上，好像軍人肩上的肩章。可惜只有半邊，又左右不一，煞是好看好笑又好氣。我中國文化革命至今，尚發現這種怪現象，投機者藉此發財，多買黃布寫好，在街發售。慈悲者買回，博施濟眾。據說這是上界什麼瘟神下降，收羅童男女到上方去。至於到上方幹什麼事，用此法有怎樣抵制的效力，只得待迷信學者來研究了。特抄奉，或有一睹之價值，雖然這形同於「我造中山墓」那謠傳。十八年三月下旬（3）紹原贅言：無為以往和今歲上半年的情形，我一無所知，所以那裡何故起了瘟神下降的傳說和法術的防範法，恕我不參加什麼意見。但是有沒有這種可能呢：旁處的人都因為造孫陵而為童男女擔憂，於是「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當……」的寫起來，給小兒們佩戴上了；這消息傳到了無為，做父母者也恐慌起來，本擬如法炮製，後來一轉想，「無為離南京究竟很遠，我們的小寶貝的魂靈兒，他們未必叫得去；不過小心一點也好，所以還是寫幾句咒抵制一下子吧，不過用不著特別提起中山墓，免得官府來和我們為難」。這樣想的人所寫的咒，必與王瑞靈先生所報告的那個格式相差不很遠；莫明其妙的人見了又誤以為抵制瘟神的，於是瘟神下界之說遂起。以上的猜測如與事實有幾分相合，便可以想見那個從首都傳播出去的謠言，行愈遠，愈淡化。淮安還是intensely infected area，而無為不過是slightly infected而已。還有幾句我久已想說的話。Joshua Kunitz在紐約《泰姆斯報》上面告訴我們：「在俄國文藝作品和民間故事裡，列寧這個人漸漸帶著點神話意味了。他是個無產階級詩人，共產黨黨員，烏克蘭農夫，海邊漁人，西伯利亞牧者，和高加索山中的居民。因為這種種經歷，現在的人竟把列寧想像為一個神話中的魁梧大漢，一個古詩中的偉大英雄。」「列寧差不多已經神聖化了。不管哪個俱樂部，大會堂，或工廠，處處都有一小塊紀念列寧的地方。以前處處都供奉基督，現在卻供奉著列寧遺像。列寧全集現在代替了新舊約全書。莫斯科城裡的列寧墓，現在有無數忠實信徒們去朝拜。」其在文藝作品中，「列寧不僅是一個富於同情的同志，也不僅是和別人親如兄弟，他還是一個豪傑，一個救主。許多故事和詩歌，描寫他成為東方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救星。他有時鼓勵著被壓迫的喬治亞人民，有時扶助一個印度小孩，有時援引一個飢困交迫的中國苦力。列寧死耗傳來的時候，苦力們都驚惶失措，這樣互相詰問：列寧死了，這是什麼意義？中國苦力們怎樣了呢？」而且「關於列寧的神話，現在還正有加無已。在未來的許多年代裡，俄國人必然要用他那神聖的名字，製造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來。將來一方面是歷史上那個真的列寧，一方面卻是那個假的列寧。後者只是一種象徵，表示著俄國民眾的希望和夢想」。（以上引孫伏園所編《當代》第三期裡面的譯文。）為什麼俄國有關於列寧的神話和民間故事而中國沒有關於中山的？為什麼列寧在俄國民眾心目中成為好友，豪傑，救主，而中山於中國民眾始終是個「總理」「總統」「革命的黨頭兒」？為什麼列寧墓有無數的人去朝拜，而中山墓還沒造好就發生了攝取童男女魂靈的謠言？你固然可以說中國人民是個樸實而並不特別富於想像力的民族，說國民黨對於民眾的宣傳工夫還沒做到家，說中國民眾的知識太低和太迷信。但這些都是極膚淺—幾乎可說是搪塞—的話。真正的理由是：列寧和中山不是一樣的偉人；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不是一樣的革命。十八年八月七日深夜於杭州 ——《貢獻》四卷1期 1928年9月5日重慶「近世瘟降災諸善請看」的傳單近日重慶方面發現一種「近世瘟降災諸善請看」的傳單，在鄉間的宣傳力極大。原文照錄如下（原文無標點，不敢妄加，恐失真）：北京近日有位胡大人前五年時在農工部（？）總務科長兼訓練秘書長今年正月十五日死去三日還陽即將親友叫來面前說今年有大瘟災人死一半五月初一日瘟神下界施行瘟六月間人死七八分若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鮮血而亡若是虛言男盜女娼有仁人君子傳送一張可保自身之災傳送十張可保一家之災如有多傳者與汝增福增壽即有效驗刻有湖北朱姓等二位大人在京做官回家演說今年人死無數若不信者請看七八月間有妖怪出世半夜叫門不可應聲五月五日以後即初十十一十二十三日此四日午前不可開火午後開火做飯五月十三日天下洪雨如三六九日夜間叫門莫應即刊（？）大吉（以下原文有符一道，不錄。）破法如左用用硃砂三分隨帶身邊可解除瘟之災用硃砂將此符抄寫三張一張貼大門上一張貼房門上一張帶身邊此信由北京豐義大胡同寄漢口大蔡家巷吳祥即先生轉發看後轉送不可不轉敬惜字紙記得前幾年也鬧過這樣的把戲，是說那年八月十五日，天地當要毀滅。但那預言似乎過於誇大一點，引起重慶的當局逮捕了一個自稱能禁食四十天的道士，拘留了幾星期，才平息。這次的傳單，便沒有再蹈前轍的危險。左右不過是「瘟，黑夜叫門不可應，天降洪雨」這一類—至於「洪雨」之不作「紅雨」，當別有深心。萬一那天沒有紅得像血的雨從天而降，當怎樣辦？「洪」可以訓「大」的意思。「大雨」，便誰也該承認是可能的。你能武斷今年沒有瘟、大雨等一類的現象嗎？（但不敬得很，五月十三那天，簡直滴雨未落，直至二十二，才傾盆似的落了一整天。）而且，「若有虛言，男盜女娼！」「若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鮮血而亡！」你願故意去「犯咒神」而以性命為兒戲麼？寫到這裡，忽然想起一位朋友的話：據他以前所見這樣的傳單，十之九是由北京傳出來的，這大概是我們首都的特產品；而北京又為「首善之區」的緣故吧！我想。徐勻十七，七，七於重慶紹原按：將徐君的短文轉寄給我的樊秋士君，指出重慶傳單中「胡大人官銜的時髦化」，他又說：「記得束髮受書時，曾奉慈命，臨過那種傳單和符不少。惜乎當年不加保存，否則再從直的方面去比較，不更有味麼？」徐君所說數年前因預言天地毀滅而被捉將官里去的道士，不知是否唐煥章（「世界宗教大同盟」的提倡者）之信徒。唐派了一個姓鄧的四川人，在北京傳教。民國十二年我在北京見了預言天地毀滅的傳單後，曾化名某某和俞平伯君去拜訪姓鄧的。我們跨進法華寺的後院，巧值鄧公在那裡發脾氣大罵人，他著的書我們得到了好幾種，人卻不曾見著。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唐氏在四川初以文字發表其預言，一個曾在中國傳過教的美國教士見之，曾為文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的《宗教雜誌》上報告（Lewis Hodus：「A Chinese Premil enarian」，Jour.of Red.，IX（1924），6，pp.592—599）。一七，八，二十四 ——《貢獻》四卷1期 1928年9月5日應時小品下見十七年六月廿九日（即戊辰年五月十二日）上海《新聞報》：怪傳單亟應查禁倘能傳十張全家可無災如果要添印存板者發財此中定有黑幕！本埠近日忽發現一種怪傳單，並有人粘貼門首，謂十一日至十三日，不能動煙火，否則有殺身之禍，因此有大部分人，竟信以為真，以點心充飢，免遭災殃。此項傳單，印發者，詳明地址，表示負責。聞本埠軍警當局，以其妖言惑眾，騷擾民心，擬嚴查禁。茲查錄該項傳單原文如下：各界注意今年的瘟疫。北京胡大人死了三日還陽說，今年人要死大半，五月初十日瘟神下界，六月人要死八分，若有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鮮血而亡，倘有虛言者，男盜女娼。有仁人君子繕傳一張，可保一身之災，能傳十張，可全家無災，即有靈驗。又湖北省之人，在北京做官後，回家演說本年之災，人要死無算，若有不信，至後請看有妖怪出世。半夜叫門，切不可答應。五月之後十一二三日，不可煮飯，十三日過午開火燒飯，須用破法，硃砂三分，袋在身邊，可除妖怪。此日天下紅雨，三六九吉利。法租界盧家灣康悌路口福記米號郁載庭印送，此信由北京都姜堂王老太太送，板存法界八仙橋鼎新里五弄四號。我比有些人似乎幸運些，因為六月廿五日（舊曆五月初八）我就已經見到了這個傳單，假使我有心，當然很來得及從從容容的預備一切。那日下午，二房東太太的婆家有人到杭，他交出一張紙，說是他從長安動身的時候老太太囑咐他帶來的。紙上有人用鉛筆抄錄了許多行的字，與《新聞報》所載的傳單原文只有幾個字的不同：「今年的瘟疫」作「今年的瘟症」，「瘟神下界」句無「界」字，「可全家無災」句作「可保全家之災」，「至後請看有妖怪出世」無「有」字。本文後面的附語，則為：敬惜字紙閱後轉送他人此信（系？）田（由？）上海鄭太太送印可見上海之外，浙江的長安鎮也發現過那個傳單了，H先生既然將它帶到杭州來，那麼省會中總也算有了它的蹤跡了。在以上三處和其他地方，它出現的時日和所從來，又它傳布的廣狹，和所生影響的大小，切盼有人趕緊調查一下，並通信告訴我。來函請寄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 ——《貢獻》三卷9期 1928年8月25日北京胡大人與北京胡進士「北京胡大人死後還陽」的傳單，我已抄在《應時小品》裡面。茲得周啟明先生八月二日自北京來函云：今日又收到《貢獻》三之五，見《應時小品》中說及「北京胡大人」，如逢故人，急從《語絲》中找出，果然！原來他是一位進士，而且在民國十六年也曾「死了……還陽」。今將《語絲》（一三四期）原文附上，乞閱。我想，如有材料，能一直溯上去，恐怕一二千年前胡進士便已有之矣。另有開封陳善的信函如下：豈明先生：我寫這信的緣故，是因為我們開封城近日發生了一件極奇怪的事，就是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忽地發現了「一道天書」—不，是一張傳單。這一張傳單竟能鬨動全城的慈善家，道德家，迷信家的注意，這似乎是空前的事啊！至於那張傳單裡面究竟說些什麼呢？今我特意把它錄在這裡以供眾覽。北京胡進士死去七日還陽傳說四字關聖帝君觀音大士降諭今歲五穀豐登人民多災四月初五日瘟神下界損人一半九月更多此系山東歷城縣帶來數字不信者吐血身亡若有虛言天誅地滅有人抄送一張可免一身之災抄送十張可免一家之災見而不傳得病無救倘有患病者用硃砂黃紙照抄四字火化用酒沖服愈矣這個傳單我是五月三日才見到的。自那日以後，若每一到街上，就見許多「見而不傳得病無救」的話，在牆上惡狠狠的貼著，並且它的跟前還有許多人在那裡爭先恐後的抄寫！這傳單傳到我家是在八日，當時我的家庭就要我多抄幾張，以免全家之災，而倔強的我終於沒抄半張，因此還激成一個小小的風波。據說這件事，是出發在北京的；不知先生可曾聽說過沒有？五月十四日，陳善於開封豈明按：這個胡進士的事雖說是出在北京，我卻沒有聽到過，因為該進士（倘若有）大約也總是什麼善社的社員，與我們是很有點生疏的。這種傳單或者也會有，不過我沒有看見：北京街上的傳單，格言，捷報等，貼在牆上牌上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令人看不勝看，記不勝記，走過去只見一大片的「除暴安良除暴安良除暴安良」……不知道有若干個，眼睛幾乎看花了，所以即使有胡進士的傳單在那裡，也不容易辨別出來。至於說是空前，那確是大疑問，據我所知道，實在是「古已有之」的，今鈔錄山西義和團傳單以資比較（行款照舊，原物現寄贈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關聖帝君降壇由義里香菸撲面來義和團得仙庚子年刀兵起十方大難人死七分大法悲災可免傳一張免一身之災傳兩張免一家之災見者不傳故說惡言為神大怒更加重災善者可免惡者難逃知不傳鈔者等至七八月之間人死無數雞鳴丑時才分人間善惡天有十怒一怒天下不安寧二怒山東一掃平三怒湖海水連天四怒四川起狼煙五怒江南大荒旱六怒遍地人死多一半七怒有衣無人穿若言那三怒南天門上走一遭去戌亥就是陽關定六月十九日面向東南焚香七月廿六日向東南焚香庚子義神拳戊寅紅燈照丙午迷風起甲子必來到壬申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紅燈照壬申到庚午乙酉是雙月（原一行）庚子才算苦等到乾字號神追鬼又叫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八日身代紅布為記面向東南方祭（原一行）之大吉人死大半傳一張免一身之災傳十張免一家之災（原行）（原空行）孔聖人張天師傳言由山東來趕緊急傳並無虛言修功德無量矣再，胡進士傳單中有四個怪字，因恐印刷局為難，只得割愛了：好在我還記著，有人想用酒沖服者，可以專函奉告，這裡姑且寫作四個空格罷。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紹原按：或許是這樣的吧：意識斷而復續的狀態，有些被人當作「死後還陽」解釋。所謂「還陽」的人，被信而且自信已經到鬼界或神界某處去了一遭，在那裡的確看著了什麼東西或遇著了什麼人物——普通人所不能看著或遇著的東西、人物。這一類的傳說，當初必很有些個是Original（真實的，或雲根據於或種真實事實的誤解而來的）。眾人對於「還陽」者的敘述，也頗能深信不疑。但是到了後來，情形便較複雜：有人想把自己所信或自己竟不信的某東西（一個符，一個藥方，某個人或社會全體的現狀，關於將來的一種預言以及其他）impose在旁人心上，而又恐旁人不之信，於是偽說曰：「不要不信，這是某月某日某處某人死後還陽所講的呢！」後面這一類便不是Original而是偽造的了。北京胡大人與北京胡進士兩傳單，或許都屬於後一類。又兩個傳單都托為北京一個胡姓人的message，也很可注意。其原因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必有個原因——除非只是偶合。十七年八月八日午飯前匆匆寫完 ——《貢獻》三卷9期 1928年8月25日梳頭婆從後門送進的胡大人傳單招勉之來函：關於胡大人的事，在《貢獻》上知你很留心在採集這些標本。在當時聽說我們的里中有人向各家分派過傳單來的，家家都有。可是我家向無宗教，什麼街坊打醮，馬路打醮，某某寺募化，那是永遠不來問津的，因為住在這兒多年鄰里街坊都知道了便不大來請教了。胡大人的傳單呢，也還是有一張從後門送過來，可是給家母一手捏了送到灶披里去了。那幾天，真是熱鬧，街談巷議都討論這件事，但是終於平平地過去了。我的母親沒有受她們引動，雖然她也是舊人物。她以為如果這是真的，總有不少人死去，派傳單是不中用的，應該用無線電話發放，如北京中央公園之發放孫總理的演說一樣和派人家家去說明，才有些效力，因為什麼抵制日貨提倡土貨也還是要放幾天假去演講才可以喚起一些微的民眾感覺。本街坊里關於派傳單及迷信宣傳等事，今天才聽說有一位梳頭婆專司的，那天的傳單也是她派來，故已托人去向她追索，如果不絕了版，當寄《貢獻》發表—但相同的便不行了。紹原附言：該梳頭婆這樣的熱心，怕是因為單純的救人救己之外，還有點旁的特別的好處吧？此點應請招老爺也竭力替我們查明。日前我就親耳聽見一件有趣的實事：一個「梳頭阿姐」，一個「師娘婆」和一個寡婦，三個人串通了做好圈套，去騙某太太的洋錢、大蜡燭和魚肉。細情我可以寫在《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反應》裡面，這裡不過順便提到而已。杭州的梳頭阿姐尚且如此聰明，料想她們的上海同業們必有更巧妙的戲法，等待招先生的靈活的筆去記載。八月八日燈下 ——《貢獻》三卷9期 1928年8月25日怪傳單應送衛生大會陳列上海東唐家弄周柏堂先生，將他所得「北京胡大人死了三日還陽」的傳單，割愛寄了給我。我感謝之餘，已把它收好備查。因思此類傳單既然時常出現，而且似非各地的官府所能禁絕，好事者大可費點手腳，集而藏之，等本地或他處開衛生展覽會之時，將它們取出整理好，註上應有的說明，送去陳列。這樣做，或於「喚起民眾」不無些許的裨益。其有贊成此議而自己又嫌麻煩者，則請將所見此類迷信宣傳物，隨時寄在下，我可以代為保管。又周先生函雲，此項傳單「多由分報人附送」。他得到的一張，上刊「北京都姜堂王老太太送」，上海新北門內某印刷所代印。八月二十八日 ——《貢獻》四卷3期 1928年9月25日製造罐子與製造謠言紹原先生：許多《貢獻》的後面，都有先生討論關於「北京胡大人傳單」的文章，這卻使我對於拜讀《貢獻》，感覺到十二分濃厚的興趣了。類似這樣的傳單，我從小在家裡，每年都要見一次，時間在舊曆七八月之交，傳單之內容，無非是某月某日，天上瘟神下降，死人無算……有人抄送一張，可免一身之災……見而不傳，立受果報等語，與「北京胡大人傳單」的意義，完全相同，所差的不過字句間略有變更，而且每年所見，千篇一律。結果，因為一般人司空見慣的緣故，「見而不傳」的，實占百分之九十九，這並不是我們地方—湖南新化白溪堆上—的人，比較山東河南北京上海等處的更聰明或更不迷信些，因為他們得到一種特別的解釋，並能確實指出這傳單的來源。距我家數十里的地方，居民多以製造罐子為業，那是一種粗笨的原始的瓷器工業。燒罐子的窯里有一位大神，名叫窯神，與人家屋裡的灶神菩薩是同宗。敬奉這位大神，除了香火蠟燭牲牢之外，還要多造謠言。倘若謠言造不多，罐子就燒不好。所聞如是，我不知山東河南北京上海等處，也有同樣的罐子窯和那位奇怪的窯神沒有？特寫出來，用供先生研究「北京胡大人傳單」的參考。順候大安。方乘於九月十一日 ——《貢獻》四卷3期 1928年9月25日藥鋪老闆與怪傳單下面是松江後岡華澤之先生惠寄之稿，據云胡大人怪傳單在那裡的傳布，某藥店老闆是很有功的，老闆的目的，則顯然是替他店裡的硃砂謀銷路。我想幸虧後岡鎮的人沒上當，否則甲去買乙也去買，難保該老闆不臨時宣布硃砂漲價。此事雖小，可以令我們想見有些迷信背後確各有一般不迷的人在那裡鼓動。一個迷信的原作者與傳布者，固然許有真心相信的人在內；然黠者為了自己的好處而造作或傳布迷信，也是常有的事。十七年九月十一夜深藥鋪老闆熱心於怪傳單請述胡大人的傳單到我鄉的來路。「須用破法，硃砂三分，袋在身邊，可除妖怪。」妙極哉，妙極哉！商易來了鴻運到了！哈哈！一個人三分，十個人三錢，一百……一千……乃至千萬，哈哈，豈非利帛星下凡了麼！你還會記得某年同善社放了個狗屁說什麼三日三夜天不亮，茶食店裡的狀元糕，冰雪糕……點心店裡的餕子，饅頭……甚至外國點心店裡的拖司都買個乾淨，想來這一回的商易，總也有點把握罷。稀奇，真稀奇，誰說中國革命革不好，中國的百姓個個都革命了，單就我們的貴鎮上，已革掉了藥鋪子裡的賣硃砂商易了！有人說：大人的確有些革……了，可是小孩們仍是黃布袋一隻掛在肚帶上，寫著什麼「建造中山墓，與我不相干……」閒話閒話，革不革干誰的事，不過這回太難為了那家藥鋪子的老闆，他非但做不到半個銅錢的硃砂商易，徒然枉費了許多辰光和精神，還外加幾張毛邊紙，叫他的徒子徒孫抄寫傳單，還花了幾個錢送人去分送和招貼呢。這裡我不得不感謝他，不然我哪裡會在此寫這不三不四的文字呢。 ——《貢獻》四卷3期 1928年9月25日廣州也出現過「北京胡大人」今年三月廿九日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欄中，載有陳德徵先生的短簡《致江紹原先生》，蒙旁人寄了一份給我看，嚇得我不敢則聲。數日前葉德均先生來函，道及「覺悟」欄中署名振振的《民風叢話》，曾談起「北京胡大人」。趙景深先生也知道《叢話》於我有用，便寄了一捲來，於今晨收到，關於胡大人傳單之文，見《叢話》五，九月十五日刊。事實方面，振振君告訴我們（一）該傳單及其Abridged Form曾於「今年五月間」出現於「兩湖」；（二）公安局（哪裡的？）曾布告取締之（錄有布告全文）；（三）他又根據六月廿二日香港《華字日報》的一段新聞，指出這「妖言」和類似它的「幾種神話印刷品」在廣州市也出現過。此外，振振君並且（一）斷「妖言的出發點」為北京；（二）或許是五六月間「張大元帥」及其高等顧問「張天師」輩「所玩的法寶」；（三）「當時京津路戰雲瀰漫，妖氣自然敵不過殺氣，所以從比較平靜而荒僻的京漢線」「竄至兩湖，靠著尚未告成的粵漢線而直達中國極南的廣州市」。廣東兩湖之外，胡大人傳單在江浙方面也出現過。故倘若振振君所溯的傳布線是對的，則此傳單是由北京依著京漢鐵路至兩湖，在此至少分為兩支，一支沿揚子江至上海，由上海搭滬杭車入浙，另一支靠著尚未完成的粵漢線南至廣州。但我個人對於「京津路……妖氣自然敵不過殺氣」一語，實不敢輕易相信。現在我請求閱者幫助我查明以下各點：（一）京津、津浦沿路各站，有無胡大人傳單的蹤跡？（二）它在南北各地最初出現之月日為何？如果京津、津浦沿路各省不曾出現過該傳單，或雖出現過而晚於兩湖江蘇，又如果它在上海的出現晚於漢口，則振振君所擬的路線方與事實相符。師帥二張是否該傳單的主動者，自然更值得確知。據說《貢獻》雖不能入「革命策源地」廣東及兩湖，卻還能到從前「反動勢力」所在的北京天津等處。希望北方的同志（註：吳國老最不喜用「同志」二字，但我姑且再用一次）加入我們的調查討論。十七年九月廿二日於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廿五日續寫：頃又將《民風叢話》（一），（二），（三），（四），（六）看了一遍，注意到振振君所用的材料大都取自漢口、長沙、成都、廣州各處的報紙，而北方及津浦沿線各省的報紙，他一次也不曾用過。然則他是讀過北方各省的報紙而不曾在上面發現北京胡大人傳單的蹤跡呢，還是並沒看北方報而隨便斷定此傳單是搭京漢車而不是從津浦路南下的呢？這是很重要的。北方報我在杭州也看不到，所以十分希望河北、山東、河南（安徽）的同志們通信賜教。 ——《貢獻》四卷4期 1928年10月5日湖南湘鄉見過胡大人傳單以下是李振翩來函（九月十五日自北平發）裡面的一段：胡大人的傳單，我六月回湖南湘鄉時，也在家中看見過。我家是在萬山之中，張作霖被炸已有三禮拜，尚完全不知道，惟胡大人還陽事，卻鬧得滿山風雨。傳單內容，據我所記得的，似乎完全與《貢獻》三卷五號所載者相同。這種普遍的大規模宣傳，當然難免沒有黑幕，甚至某種計畫。紹原按：振振君疑心胡大人傳單是張元帥與張天師輩所玩的一種法寶，而李博士也以為「這種普遍的大規模宣傳，當然難免沒有黑幕，甚至某種計畫」，可見得振振、振翩二君多少是共鳴者。我個人並不絕對的否認政治作用說，但我希望得到些確實的證據。 ——《貢獻》四卷4期 1928年10月5日造謠與治藍方乘先生：在《貢獻》四卷三期看見你給我的信，高興極了。貴處（湖南新化）之外的窯業，是否也拜窯神並相信謠言造的愈多出貨便愈好，弟實在不知，姑寫在這裡，敬求各地同志通信指教我們好了。但是我曾見明萬曆《錢塘縣誌》上說起當時染業治藍時的造謠。恐先生尚未看過此書，故將前者抄出的那段志文披露於下：邑刈藍以染者，每治藍，先流妖言惑眾，眾惑而藍始成。通邑所傳異事，聞之動色者，徒為此曹生色耳。故采異必以目，及任論篤者之目，耳食皆畫餅矣。每竊謂此曹真藍面鬼青面夜叉也。現在杭州染坊中人是否還有這種舉動，我探聽不著。今夏我請國立藝術院院長及六七位教授在西湖杏花村吃飯，席間我曾向他們談起那條志文，想引他們把他們每人所曉得的類似此的事件說點出來，但結果只得到孫福熙先生一個人的迴響：他說紹興也有染坊店裡的人造謠言之說，所以人們若聽到了太離奇的話，便問說者是否染坊里的人。上節句句是真話。所引志文，出「外紀」「紀異」門，題為「染藍」；和藝術家們談話之事也並不假，福熙兄當可保證。弟素不燒罐，又非治藍者，願先生勿見疑也。治藍或他種染料者，當然希望良好的結果—造成能夠改變所染之物的顏色的染料。謠言也是一種染料，但它所要染的當然不是布葛絲綢而是人的心。治染料時而造了使人相信的假話，便可以insure和increase染料的變色力，猶如小兒種痘時而另埋一顆黃豆於地，則豆與痘可以同運（豆長則痘發，豆萎則痘亦退；見董含《蓴鄉贅筆》，俞曲園引）。這純是法術行為，與染神—假使有染神—初無何等關係。但是造罐子燒窯為什麼也被認為與造謠有感應關係呢？這也許因為「謠」「窯」同音，也許有更vital理由待發現。痘字的出現晚於豆字，窯字也許晚於謠字呢。有一點都似乎是確定的：業窯者的造謠，本也是一種法術行為，即使到了現在，他們自己和旁人都改雲那是事奉窯神之一法。貴處年年發現怪傳單，是件重要的事實。但必謂全是製造罐子者分送的，或不無疑問。造謠專家的本領何以低到這種田地，只知道在定時傳布定型的謠言，使人易於窺破？難道這般專家也和中國的旁種專家一樣：其實不高明？這一點，敬煩先生再調查一下，不要冤枉業窯者才好。造謠者滔滔天下皆是，莫放掉任何真的罪人呀。但先生所示，於我是一種極好的參考外，尤足供那些疑心胡大人傳單出自張大元帥和張天師的人們的參考。至於我的目的在求真相而不在袒護二張，想來先生是肯相信的。我在《發須爪》小書中說過，世界觀人生觀固然應該研究，然其餘的觀，如鬚髮觀，爪甲觀，盆兒觀，罐兒觀，大小兩便觀，也不應不研究。今先生真引我研究罐兒觀矣，若不高興，更待何時！回信總算是很高興的寫完了，此刻再很高興的祝先生健康，並祝普天下「打破罐子問到底」的人們健康。江紹原十七，十，十四，於杭州頃聞玉珂雲，俗傳燒窯者常將一對童男女推入窯中，讓他們活活燒死，如此「祭窯」，出品必佳。參看《發須爪》面十八至十九所引《吳越春秋》。又「打破沙鍋問到底」是一句俗話。十五日 ——《貢獻》四卷7期 1928年11月5日關於胡大人傳單的討論下文原見十七年十一月廿三及廿四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欄，蒙趙景深、徐調孚兩先生寄示，感感。為「胡大人」答江先生昨晚從書坊里讀到四卷四期的《貢獻》，內中載著一位江先生的關於「胡大人」的小品，還關涉到我，我只好細心領教。江先生開頭幾句不相干的話，似乎與本題無涉，用不著我來回答；不過江先生從不相干的話拖泥帶水地，引到我的拙作《民風叢話》，好像以前的所謂「嚇得我不敢則聲」，現在是有了什麼話柄可揪，就把「不敢則聲」的「聲」發在我的身上：這一點或許就是江先生做這一篇小品的推動力吧！本來我所寫的《妖言的貫通南北》是列在《叢話》的第一則，不料寄到「覺悟」里，把我第一則刪去，我有些奇怪，後來在《貢獻》里看到江先生關於胡大人傳單的話，我就明白「覺悟」編輯先生疑心或是抄了江先生的「胡大人」，我就寫信給編輯先生說明：「我在搜集到這種材料之先沒有看到江先生的『胡大人』，可以說是不約而同的發現，或者可以供江先生的參考，況且我所舉的材料也不盡同於江先生；如果有什麼閒話，我來擔當。」這樣，這個「胡大人妖言」便在第五則里登出來了。可怪的，「覺悟」編輯先生早猜到江先生的要有「聲」，我也預算到江先生的閒話。題外之話少講，謹對江先生作簡單的答覆：一、江先生小品的題目叫做《廣州也出現過「北京胡大人」》，用這個「也」字的語氣，好像廣州出現「胡大人」的傳單是沒有事實的根據。按六月二日香港報中有「查傳布神話者，最先原為一湖北人，嗣為武漢公安局嚴厲查禁，遂輾轉而流傳於廣州」，而「胡大人」傳單里即有「湖北宋姓等二位大人在京做官回家演說」的話，兩兩正是相合；同時，該妖言流傳於兩湖方面，為武漢公安局所禁，與鄉（紹原按：「香」之訛）港報記載也是相合。可見流傳於廣州市的和在兩湖被禁的必是異地而同源，至少也是流竄的變態（說它是流竄的變態，因為廣州市的妖言，有「劉伯溫救劫碑」及「觀音救世」「關公救世」等，已經和原來的「胡大人」有些不同了）。所以，「北京胡大人」，也可以因為流傳到廣州而稱之曰「廣州胡大人」，用不著加一個「也」字。二、江先生非難我所假設的貫通南北的「胡大人」的路線。現在我先申述我假說的根據：第一，胡大人的傳單出發於「北京」，因為傳單上有「北京胡大人」及「宋姓等二位大人在北京做官」的話；第二，其次流傳於兩湖，因為傳單上有「湖北有宋姓等二位大人在北京做官回家演說」的話，而流傳於兩湖為武漢公安局所禁又為事實；第三，廣州所流傳的妖言又以「傳布神話者最先原為一湖北人」為根據，而有「嗣為武漢公安局嚴厲查禁遂輾轉而流傳於廣州」的經過；可知妖言自北京而兩湖而廣州的一貫的路線。這是我根據所見到的事實而假設的假定。自然還有假定的例外。據江先生說胡大人傳單在江浙方面也出現過，這或許胡大人並不依照我假定的整整齊齊的路線，而亂七八糟的「胡走」，此「胡大人之所以為胡大人」。譬如火車尚且要出軌，何況是「死後三日還陽」的胡大人呢？但是，胡大人走路縱然出軌，而我以事實為根據所得的「胡大人自北至南的路線」總不會完全錯誤吧？同時我也很希望胡大人不僅搭京漢路走粵漢路，更能夠化成了無數的胡大人能從「津浦路」直達「滬寧路」而轉搭「滬杭車」，以與專門研究迷信的江先生見面。望北方同志（註：是「轉用」江先生的）趕快把「胡大人的行跡錄」用真憑實據搜集攏來。這樣一來，我可以揪住一個從北京而兩湖而廣州的「胡大人」，江先生也可以迎接一個從北京而津浦滬寧而滬杭的「胡大人」，我們二人把這兩位胡大人招待好了，「今年人死一半」的事實也許可以不會實現。欹歟盛哉！不但可以收保一身一家之功，且可以收保天下之功也！三、傳單是否有政治作用，江先生也認為重要，而對於我所假定的「師帥主動」加以再三辯難。我以為這個傳單的政治作用的意義是非常顯然的，至於「師帥主動」是假定中的假定，用不著深究。傳單之含有政治作用有幾點可以看出：一、傳單上辟頭二字就是「北京」，北京是一切反動勢力的根據地，而尤其是政治反動勢力之根據地，在湖北方面替胡大人做宣傳員的也是「北京做官回家」的「官」，這豈不是很值得我們注意嗎？二、胡大人的「胡」字亦堪研究，因為胡字本為漢人對北方夷狄之總稱，在民族革命的時候，漢人嘗指滿人為胡，如從前以軍政府名義所發的《討滿洲檄》上說：「蕞爾東胡，曾不介意，乃使建虜雉兔，竄伏於其間，薦食瀋陽，侵及關內，盜竊神器，流毒於中華者，二百六十三年。」我想這一個「胡大人」一定是滿清仁兄大人，自從打爛了龍廷寶座暗底里運動復辟而化身的一個精靈，至少是帶有復辟臭味的人，以此為號召的工具，不然何苦這樣大規模的宣傳呢？退一步說，就是「胡大人」與「滿清仁兄大人」無干，但是妖言之所以能惑眾，是由於人民生活之失保障與政治之失安定，說不定反動分子利用宣傳此種妖言以有所企圖，豈不是對於政治更有關係呢？至於說到張大帥與妖言的關係，並非全無根據，因為妖言流布的時候張作霖還沒有炸死，說個笑話，就是張作霖炸死了，他的諸葛亮式的錦囊計依然可以實行，亦無妨於妖言之流布呵！所以我還是斷定，這個妖言的背景，多少有政治上的作用。所答於江先生者，約略如此。我個人很願意避開意氣的爭執，而從事於真實的討論。屈指算來，「覺悟」自今春一直到現在，關於筆戰式的討論始終沒有停過，已經弄得戰雲瀰漫，用不著我們再在鑼鼓陣里湊熱鬧了。很願江先生更有所指正並望各地的朋友予以材料上的供給，務須把胡大人「胡走」的路線尋出！我的通信處，是：南京鐵池湯（紹原按：「鐵池湯」是「鐵湯池」之訛）財政部圖書館內黃先生轉交。十七、十一、十六日下午作者對於我的動機，頗有點誤會。但我可以把這點看開，直接去討論本題。（一）胡大人傳單，在廣州出現過否？我寫小品《廣州也出現過「北京胡大人」》時，以為是出現過的。因為第一，香港《華字日報》雲，「在最近廣州市中，有幾種神話印刷品，最為流行，而以所謂『劉伯溫救劫碑』一類為尤多。文中謊言，無非借兵災癘疫，死人若干，及如何可祈禱以免禍以惑人，末則勸人代為出資，廣事宣傳，可祛哭（苦？）難之一片荒誕語」（《民風叢話》〔五〕引）；而且第二，振振君又雲「這個謠言的搭客，直捷地以北京為起點，依著京漢線而至兩湖，靠著尚未告成的粵漢線而直達中國極南的廣州市：這條謠言的路線簡直貫通了中國的南北」—香港報固然不曾明載北京胡大人傳單在廣州出現過，然振振君既用為材料，所以我那時以為他是把「北京胡大人」傳單認為在廣州流行的「幾種神話印刷品」之一，而且我也承認了我認為他所承認的，於是將小品的題目寫為《廣州也出現過「北京胡大人」》。如今振振君出來說明他只認廣州市的謠言為「北京胡大人」「流竄的變態」而不是它的本相，我方才明白我以前誤會了他的意思。但是我現在又不敢斷言北京胡大人傳單必定不曾在廣州出現過，因為香港報雖然沒提到這個傳單，卻也不曾明白否認它在廣州流行過。究竟廣州市上的「幾種神話印刷品」有無胡大人傳單在內，我至盼廣州（和廣東省其他地方）的讀者們替我們調查一下。（假使廣州並不曾出現過北京胡大人傳單，又假使那裡的「劉伯溫救劫碑」等謠言確為北京胡大人傳單的變態，那麼，胡大人豈不是不但「胡走」，而且「胡變」嗎？一笑。）（二）什麼是北京胡大人的路線？關於此點，振振君寫《民風叢話》〔五〕時，只根據了他所見的材料，說妖言是自北京而兩湖而廣州；但他讀了我的小品之後，已承認該妖言還走了旁的路線，雖則「自北至南」的總方向他仍舊堅持。欲解決此問題，不能不先討論胡大人傳單的出發點。（三）胡大人傳單是什麼人在什麼地方造出來的？又他的動機是什麼？振振先生是力主政治作用說的，他以為造傳單的地點是北京，而造傳單的人是張天師張元帥，或「滿清仁兄大人」，或復辟黨。我的見解，不幸和振振先生的不很同。在南京、漢口、廣州或任何地方始創的謠言，便不能「劈頭二字就是北京」嗎？當人民生活失了保障，政治失了安定，而且又有旁種苦難逼來時而發生的謠言，便不能四方八面的傳布開去，恍似背後有個抱有政治作用的主動者嗎？「反動分子利用宣傳此種謠言以有所企圖」的可能，我是承認的，但利用與始創究竟有別。所以胡大人傳單究竟是否在北京的某種人物造出來搖惑人心的，我認為仍為待研究之點。總之，我以為與其見了胡大人傳單便只知道慨嘆北京的腐敗和疑心師帥二張或其他反動分子的陰謀，遠不如仔細訪問這傳單在各省各地出現的時日，channel，影響等等。惟有這種訪問調查所得到的材料，能使我們多少看出那傳單的來歷，意義，和政治上各種「反動」分子對於此事應負幾分責任。我希望振振先生能得到很多的材料，同時我並且希望也有人直接供給我各種材料。我的住址是：浙江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寫完 ——《貢獻》五卷1期 1929年1月25日北京胡大人乎？南京胡大人乎？樊致江紹原函：（1）九月十九日來函：昨夜失眠，忽然覺到妖異之說，如怪傳單之類，不發生於肅殺的秋天，嚴酷的冬天及暖和的春初，而乃發生於春夏之交者，以夏天有流行疫癘，足死人無算之可能。這分明透露了造謠者投機的消息。（2）十一月某日來函：怪傳單上不是說過天降紅（洪）雨的話嗎？日子是五月十三日，先生該記得。我不久曾想起那天是單刀會，就是關公單刀到東吳去赴會的紀念日，據什麼書上說，那一日大概都下雨，故稱之曰「磨刀雨」，我想這或者又是造謠者的投機行為。固然我們早就不相信天下洪（紅）雨這場事，而且事實告訴我們也是千真萬確那一日並未下洪雨了，可是重慶人真的相信了那個我們認為怪的傳單了。原來在五月十一前後，重慶革命政府捕獲了大批「共匪」，說是供稱擬計劃「秋暴」，就是預備在打稻時暴動。漏天機的，故紅者赤也，赤者共也。這樣合乎邏輯的解釋，還會叫人有懷疑的餘地麼？這也是于飛君說的，他說等他回去時，把他家的符揭來給我看。現在大概他還未到宜昌。至於振振君、李博士及先生有些疑心那東西有政治作用，我則請諸位不必。前信我已說過，這東西我很清楚地記得在過去十年中至少見過三四回了，絕不是今年才發生的新把戲，不過今年因先生的引起始為大家注意罷了。漢族不死，來日方長，等著再瞧罷。江紹原復樊：接到您的第二信以後若干日，弟處來了一位新近「朝」過峨眉山的人—成都大學生物學教授，舊雨重慶李立藩（君范）先生是也。不等我問，他便告訴了我許多四川的怪事，其一即胡大人傳單的出現。他說今年陰曆四月底，他在重慶許多地方親眼看見那個傳單，什麼「天降洪雨」，什麼好幾日不可煮飯，什麼妖怪半夜叫人，答應不得，上面都有，但是也有幾句和我們在江浙所見者兩樣，只可惜他已記不清了。相信的人不少，他們都忙著準備各種乾糧。五月十一日，他坐在一隻小汽船的官艙中，這船是從重慶開往敘府的。買辦真熱心，竟親自去勸李先生和旁的乘客，過幾日再進煙火食。李教授而且說道：「啥子北京胡大人，我想這一定就是四川本地造的謠言。」我自然向他要證據咯，只聽他滔滔不絕的說了四川方面最近和過去的一大串怪事（過去的如唐煥章的世界宗教大同盟，較近的如賴軍長行文各處要收多少柄殺過人的刀，集齊熔化了鑄四千個伏魔杵），以證四川民智之低。所以您看：振振先生因為覺得「北京是一切反動勢力的根據地，而尤其是政治上反動勢力之根據地」，於是便斷言那個怪傳單是北京傳來的，理由是傳單上明明有「北京」二字；李先生則因為深覺得四川民智之低，於是便斷言，那傳單是四川的土貨，是由四川傳到旁處去的，而其劈頭的「北京」二字，不過是一種障眼法。究竟是誰猜得對呢？「天曉得！」而且如果我所聽見的消息可靠，南京似乎不能說不是也腐敗，所以假使我要加入這傳單出發地的猜測，我或者該一口咬定南京吧。倘若你們向我討證據，你們可就大上其當，因為我將趁機會把我所知的南京黑幕一幕一幕的演說給你們聽。「外快」不計外，每月拿好幾百塊錢薪俸的南京官，還有歌頌孫傳芳大帥，準備他過江重來者。若說這樣腐敗的人所在之地不能產生區區一北京胡大人傳單，可真要把我「糊塗死」了！北京胡大人乎？南京胡大人乎？嗚呼，嗚呼，嗚呼，嗚呼，第五個嗚呼！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記 ——《貢獻》五卷1期 1929年1月25日七八年前的反動刊物：北京胡進士傳單葉德均來信（十八，一，廿一，自淮安）：偶翻家中的廢物堆，找出木板一塊，原來是關於胡進士（不是胡大人）死後還陽的傳單的木刻板子。此傳單的發生，大約是民國十年到十二年這幾年的一個秋天的事。如果年數可靠，那麼是在胡進士胡大人傳單中（指先生的小品中集錄的來說）最早的了。現在拓下兩張附上。二三月間來滬，屆時先生如在上海，可將該木板奉送先生保存。紹原答覆葉先生幾句：承允許把那塊版片送給我，照理應該說一聲感何如之！因為這宗我所謂「文化垃圾」，我此刻的確很想收藏點。不過呢，現在正有人疑心那北京胡大人傳單若不是張學良委員的老子會同張天師所「玩的法寶」，便是和他們二位一樣有「反動」臭味的人們散布出來的。那麼，我收受了胡進士傳單版片之後，倘若有個把冤家對頭—人生在世，誰能沒有冤家對頭—向革命機關給我一告發，說我是張委員的封翁從陰間派來的搗亂分子，既然有版為證，試問那時我怎能狡辯呢？刑訊我可受不了，招了又得吃衛生丸，與種種文化垃圾，永遠分首。到了地府，不奉張元帥、胡進士、胡大人那批人為君為師為官，就不免被他們當作共黨，綁出去再殺一回；倘若乖乖的投降了他們呢，郭松齡、楊宇霆、徐志摩的情人林長民，以及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們，難道肯讓我逍遙自在！版片不要—不要定了。葉先生，饒我這一次吧。十八年一月廿八午前一時寫 ——《貢獻》五卷1期 1929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