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政史拾遺 · ◎又一直皖戰爭

直皖戰爭，已於民國九年七月間告一結束，不謂至民國十三年又有一直皖戰爭，即世所稱「江浙戰爭」是也。江浙戰爭何以謂為直皖戰爭？蓋皖系自民九敗於直奉聯軍後，所僅存之勢力，即為浙江一省。浙督盧永祥，不但為皖系中堅人物，且為其特出人物，當直系全盛時期，常能不屈不撓，顯示敵對態度，而直系對於異己各督先後更迭，獨於盧竟隱忍數年，相安無事者，一則盧於內尚能經武整軍，示人以不可侮，於外揭櫫保境安民，以博取輿論之支持；一則直雖一度與奉聯合，旋即發生裂痕，不能不留主力，以為防範，而東南各省情勢複雜，布置未周，尚未能合以圖浙故也。然戰機醞釀，則匪伊朝夕，其最大暗礁，厥為淞滬問題。 淞滬本屬蘇轄，自盧永祥由淞滬護軍使升調浙督，舉何豐林以繼己，而淞滬遂歸浙控制，非蘇督能過問矣。在李純督蘇時，對於淞滬管轄權，即爭持甚烈，迨李死齊（燮元）繼，爭仍如故，終以盧極力把持，迄未解決。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梁被刺死，蘇、浙雙方爭委人接充，結果齊、韓（國鈞，蘇省長）會委之申振剛卒被拒，為何（豐林）系陸榮錢所得。齊憤甚，謀以武力相見，以吳（佩孚）不贊成，乃托徇民意（時兩省人士，均反對戰爭），成立一兩省和平公約。彼吳豈真有愛於盧哉？蓋知齊實力不足以制盧，而鄰省一時又未能為齊助，不得不留而有待耳。 因此，雙方雖外言和平，而暗中則各有計劃。浙以處於敵人四面包圍之中，勢不能不借外力為之聲援，於是聯粵以制贛、聯奉以制曹（錕）吳（佩孚）。直則握有困敵之優勢，只須加強周圍力量，即可收夾擊之效，皖微弱不足道，贛又有所牽掣，於是惟有借重於閩，使之助蘇。直系雖於十二年三月以孫傳芳督閩，然在閩將領王永泉、臧致平、楊化昭等，皆與皖系有相當關係，非孫所能節制，致孫經營年余，未能得志，其後得周蔭人之助，計驅王永泉於福州，而臧致平、楊化昭在閩南亦不能立足，閩省勢力始獲統一。內部既定，乃有餘力向外發展，同時孫以閩督讓周，以酬其功，亦欲取浙盧而代之，形勢如此，而數年勉強維持之江浙和平，遂岌岌不可終日矣。 大凡雙方利害既不能並容，勢只有出於一戰，而彼此各自以為計劃完成，勝算可操之日，即為戰禍爆發之日。國際戰爭然，國內戰爭亦何莫不然，故識者觀於段（祺瑞）、孫（中山先生）、張（作霖）三角同盟之成立，及閩孫、蘇齊之信使往來，即已知戰事之萬難倖免矣。至宣戰口實，則隨時隨地，俯拾即是，初非戰爭真因所在，此又為歷來交戰者之慣技。就直方言，淞滬問題本可為開戰口實也，而棄之不用；曹（錕）當選總統，盧宣告與中央脫離關係，亦可為開戰口實也，而佯置不理，最終乃獨以收容臧（致平）、楊（化昭）軍隊加罪於盧而致申討，足見其不過藉以發端，非果真置重乎此矣。 蓋臧、楊既不容於閩，遂率部由贛邊轉入浙境，盧收容而改編之。蘇齊、閩孫連電質問，盧不為屈，吳佩孚命豫省長李濟臣勸盧將其解散，盧亦嚴詞拒絕。於是直方遂據為進攻理由，孫傳芳於八月二十五日由福州率兵出發，九月初旬蘇、浙兵在滬寧路安亭附近開始接觸。其始蘇軍節節敗退，迨九月中旬，孫軍占領浙之衢州，盧以後方受威脅，同時浙籍軍隊又有與孫通款曲者，不得已以赴滬督師為詞，率部離杭，擬與何（豐林）合力抗蘇，為背城借一之舉。奈大勢已去，無可挽回，終於十月十二日通電下野，直系政府於盧離杭時，即已任命孫督浙，兼閩浙巡閱使，夏超為浙省長，掀天動地之江浙戰爭，不及兩月遽告解決。此役雖名為蘇、皖、贛、閩四省攻浙，實際動兵者只蘇、閩兩省，而蘇又為主動，故簡稱為「江浙戰爭」雲。 東南戰爭既發動，粵果出兵攻贛，奉則嚴電直曹勸阻無效，遂六路進兵，引起直奉戰爭，雖終無補浙盧失敗，然天下禍福無常，成敗互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直既取浙，東南去一心腹之患，以為可以高枕無憂，豈知季孫之憂，不在顓頊而在蕭牆之內，不及旬日，以馮玉祥之倒戈相向，全系勢力頓呈瓦解，段祺瑞於盧之敗，頓失惟一干城，痛心曷極，蓋無何奉軍入關，中央局勢一變，己且以直系各督之擁護而再出執政，起伏變幻，一若莫得端倪，然稍一潛心推究，要皆各個軍閥遞趨於滅亡之途，此則治民國史者所不容忽視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