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語文：八十堂大師國文課 · 中華民族的克難精神

錢穆 題解 一個民族歷盡艱險仍能屹立不倒，必然有他的克難精神所在，一種文明於跌宕起伏中仍傳承不輟，也必然有他的克難精神所在。錢穆先生在此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克難精神」就是「義氣」，也就是因為這一股「義氣」歷史上有多少中華兒女捨生取義，殺身成仁，正如《正氣歌》所唱「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文章通過「義命之辨」和「義利之辨」號召國人摒除私慾，養「浩然之氣」，共克艱危。 中國文化綿延四千年，在全世界各民族中，擁有最悠久的歷史，因此其所經艱難困苦，亦特豐富，遠非其他短演民族可比。由此養成了中國民族特有的克難精神，常能把它從驚險艱難的環境中救出。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事例，舉不勝舉。夏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族，中興夏業，可算是中國史上最先的一位克難英雄。此下如春秋時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復興衛國，又綿延了它五百年的國運。其次如春秋末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滅強吳。稍後到戰國，如燕昭莊用樂毅，復興燕國，卒報齊仇，而齊亦有田單，困守即墨孤城，終亦收復失地。如此之類的歷史實例可稱俯拾即是。但這些尚都在中國民族還未凝成一大統一的國家之前，比較是偏於地方性的小範圍以內事。下到秦始皇創建統一政府，此後中國所經內憂外患，兩千年來，種種驚濤駭浪，更屬艱險，更屬巨大，但中國民族終能逐步加以克服，直到今天，依然在全世界各民族所有歷史中完整依然，屹立無恙，所以說到克難精神，中國民族之偉大表現，就今天而論，可說是舉世無匹。 現在要問的，上文所謂「克難精神」，究竟是那樣一種的精神？換言之，中國人慣常憑藉著何種樣的精神來克服諸艱？我們可以直截了當地說，主要的是憑仗著一股氣。氣不壯，氣不足，非難亦難；氣壯氣足，難亦非難。舊說稱之為一股氣，新說則稱之為一股精神。我們要克服困難，最重要的還是憑仗這一股氣。人生也只憑仗一口氣，沒有那一口氣，又如何克得難？宋末文天祥國亡被俘，在牢獄中寫了一首《正氣歌》，中間列舉許多歷史人物，全是在極度艱難的處境下發揚正氣，雖然在當時只是大節不移，臨危受命，但天地間只要有正氣流行，自然邪不克正，一切艱難只是由邪惡之氣所鼓盪，所激成，正氣發揚了，邪氣自然消散。這一種天地正氣，在孟子書里則稱之為「浩然之氣」。浩然之氣由積義所生，至今在中國社會上還流行著「義氣」二字，我們可以說，義氣便是我們今天所要提倡的克難精神。 何以說義氣便是克難精神呢？這裡便應該先明白「義」字的界說與內涵。要明白義字的界說和內涵，先該明白得「義、利」之辨和「義、命」之辨。本來人的本性，全都是希望舍害趨利、舍失趨得、舍危趨安、舍死趨生的。但有時卻外面環境不許我們有利、有得、有安、有生，四面八方、滿限滿身，所遭所遇，只有害、有失、有危、有死。這一種局面，正是我們之所謂難。最難的在於只見害不見利，只見失不見得，只見危不見安，只見死不見生，使人無可趨避無可抉擇。在此環境下，叫你轉身不得，無路可走。我們一旦過此環境，一切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計較與打算，全用不上，那時則只有另作計較，再不在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抉擇上用心，因為在這方面用心也全成白費，於是我們只有另闢一道起，另作別一種的打算，只問我對這事該不該如此做，卻再不去問如此做了是利是害是得是失是安是危是生是死。這該不該如此做，便是一個「義」的問題。我該如何做即如何做，至於做了是利是害是得是失是安是危是生是死，那是外面環境的力量，現在則此種力量壓迫得太緊縮太嚴重了，使我無從努力，無可用心，則只有諉之於命，說這只是一種外在的「命」，根本容不到我去考慮，這裡便是所謂義、命之辨。義只是盡其在我，只是反身內求，我究竟該如何做，至於做了後的外面影響，我只有置之不問，說這是命，非人力所預。列子書中曾有一篇題名「力命」。命是外在的，我一時奈他不得，力量在我的，我只問這番力該如何使便如何使。所以中國傳統教訓，特別看重「知命」。《論語》二十篇的最後一句，便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知命，便可不願外面一切利害得失安危死生，把一切打算，一切計較，擱置一旁，專問此事該不該，義不義，如此心歸一線，更沒有多打算，多計較，自然氣壯氣足，外面一切困難，也不覺是困難了。困難的在於謀利而不得利，轉反得害：喜得而不易得，轉反易失；求安而不得安，轉反得危；貪生而不見生，轉反見死，那才是為難的局面。若我能把這一局面根本推在一邊，不去多理會，專一反身來問這刻的我究該如何，這便是所謂義命之辨，內外之辨。人能如此用心，自然只見有我不見有外面，只有我沒有外面，自然唯我所欲，更無困難可以阻擋，那外面盡多困難，也自然克服了。 但這是說到極端的話。外面環境很少遭遇到只見有害不見有利，只見有死不見有生的境界。惟其有利害可別，有得失可較，有安危可商，有生死可擇，人人遂一意在此上用心打算計較，卻忽忘了該不該，義不義。然而外面環境究竟是複雜的，變動的，我見為利而轉成為害，我見為得而轉成為失，我見為安而轉反是危，我見可生而轉反得死，隨時隨處有之。人的聰明有限，外面變化，哪裡能全部預見，全部肯定？如是則轉增惶惑，轉多顧忌，本來並不難，卻見荊棘叢生，寸步難行。何如你在並不十分困難的處境下，早當做十分困難的環境看。你早就不要在利害得失安危死生那些並無十分確切把握的計較上計較，那些並無十分確切憑據的打算上打算。你早就心歸一線，只問我此事該不該，義不義，更不要計較外面那些利害得失安危死生，豈不更單純、更直捷、更簡單、更痛快。如此你氣自壯自足，外面真實有難也不見難，何況外面真實並不甚難，你自多計較，多打算，心亂氣餒，反而不難也見其難。現在則心定氣足，義無再慮，義不反顧，那樣則轉而不謀利而自得利，不求安而自得安，不欲得而自無失，不惜死而自有生。這是所謂義利之辨。義利之辨，並不叫人舍利求害，只是指點人一條真正可靠的利害別擇的正道與常規。 人若明白得義利之辨，義命之辨，一切事都問個該不該，義不義，更不問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如此積而久之，自然心定氣壯，便見有所謂浩然之氣。孟子又說：「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可以塞於天地之間。」何以說浩然之氣是「至大」呢？因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計較打算，是人人而殊的，你見為利，別人或許是害。你見為得，別人或許是失。這些打算全是小打算，這些計較全是小計較。只有義不義，該不該，你如此，我亦如此，任何人都如此，這是大計較大打算。你一人在計較，不啻是為大眾計較；你一人在打算，不啻是為大眾打算。任何人處此環境，遇此事變，也只該如此計較，如此打算。心胸大氣魄大，面前的道路亦大，所以說是至大。何以又說是「至剛」呢？因為你若專為得失利害安危死生打算，本來如此打算見有利，若覺無利有害，你豈不要再作計較，再有打算？你若專為該不該義不義著想，不論前面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種種反覆，種種變化，你早打算定了，該做即做，不該做即不做，勇往直前，再也不搖惑，不游移，豈不是剛嗎？何以又說是「至直」呢？惟其心歸一線，面前只有一條路可走，便是義，四圍的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全不顧，那條路自然直的，不是曲的邪的了。 利如此，害來也如此。得如此，失來也如此。安如此，遇危也如此。生如此，臨死還是如此。你如此，我如此，任何人到此境界，遇此事變全該如此，所以說塞於天地之間，正見其無往而不如此。若為私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打算，即一人一打算，一時一打算，你的打算與我不相關，此刻的打算與前一刻後一刻不相關，那真是渺小短暫之極，又何能塞於天地之間呢？試問那渺小短暫的打算處處隔閡，時時搖動，豈不要不難亦難。那種至大至剛以直而塞乎天地之間的大打算，豈不可以難亦非難，克服一切困難而浩然流行呢？ 這種義氣，亦可說是公道，這是一條人人都該如此走的路道。照著這一條公道走路的人，便是有義氣的人。只有這種人才可克服一切困難。換句話說，正因人不肯照這一條公道走，沒有義氣，所以才有種種困難發生。可見只要人人照此公道走，人人知重義氣，一切困難也就自然消散，自然克服了。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中國的社會風尚，正因為一向就看重這一種公道與義氣，所以遂養成了舉世無匹的一種克難精神。 但這一種氣，卻貴能「養而無害」，個人如是，全社會更如是。此刻我們的國家社會正遇到空前大難，這一種大難之來臨，正為人人先失掉了正義感，人人不照公道走，人人都從自己個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上計較打算，社會沒有公道，沒有正義，各個人的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哪能一致？人人為自己打算，不為公正道義打算，人人在目前環境上計較，人人認為自己可以創造自己的命運，把握自己的前途，結果則前途愈窄，命運愈慘，大難當前，莫之奈何。那些全是邪氣，非正氣；全是私道，非公道。此刻要回頭克難，只有大家覺悟，大家莫再在個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上打小算盤，作私計較。大家崇奉公道，獎勵正義。歷史上那些守死善道激揚正氣的人物，像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舉，皆當衷心崇拜，刻意推敬。社會上朋輩中只要是守公道奉正義的人，吾們都該竭力敬重，加意闡揚。只有大的剛的直的可以發生力量，打破難關。一切小計較，陰柔氣，歪曲相，都該掃除。如是由一人推到十人百人，由一團體推到十百團體，社會正氣日張，公道日宏，一切難關，無不可以打破，無不可以克服。人心感召，極快速，極堅強。舍此之外，更無其他妙法奇計。命運永遠將擺布人、捉弄人，人人只得面對著害的、失的、危的、死的路上一步步的挨近。這是當前事實，明白告人，還不值得我們的警覺嗎？ 這不是一人兩人的責任，卻是大家的責任，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要提倡克難精神，只有發揚民族正氣。 閱讀延伸 錢穆《人生十論》、《國史大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