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五月十九念「五哥」

梅貽寶 我們一家兄弟五人，月涵居長，貽寶居末。因為「大排行」的關係，月涵的弟妹們都稱他為「五哥」。「五哥」是我們大家庭的柱石，更是大家庭現代化的樞紐。我們這個梅族，據家譜上說，乃是明成祖時代由江蘇武進北遷，來負責駐防天津衛的。不過，到了清朝末葉，家道早已中落了。父親的功名還是考來的，兩位叔叔的，則都是捐來的。庚子年義和拳鬧亂，闔家逃亡。趕到回來，則所有家業洗劫一空。貽寶恰巧此時出生，可謂生不逢辰。諸兄姊每人都有一位奶媽（亦稱乳娘），到了貽寶時期，只可一切從簡，奶媽免聘了。母親乳水不足，則佐以糕乾（成分大部是米麵粉略放些糖而已）。當時「五哥」十歲有餘，抱著嬰孩貽寶餵糕乾乃是他家庭勞作之一項。月涵寡言，舉世皆知，即是家人聚首，亦無二致。然而，他曾屢次描述抱著我餵糕乾這一幕。據我的心理分析，這是他對這還知自愛上進的小么弟親切滿意的一種表達。最後提到餵糕乾的一次，據我回憶是一九五五年。當時「五哥」、五嫂住在紐約一間公寓，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授課。有一天，我到紐約去看他們，不知怎的，話頭又引到餵糕乾了。那時他已耳順之年，我亦年逾知命了。我說，我這賤軀，雖然比不上運動員、大力士，但是通常的辛苦，在這抗日的歲月，亦還擔當過一些，至今未見衰頹，「五哥」應把這餵糕乾一幕真確地寫出，就教於那些營養學的科學家。隨後月涵忙起設置原子爐來了，就把那追問餵糕乾與營養關係一節給忘了。 從餵糕乾到「五哥」回國這十幾年，是我家近代史中最艱辛的一段。除去幾間舊房庇身以外，我家夠得上准無產階級了。父親的收入有限，家裡人口可觀，一切周章挪補，都要母親傷腦筋。我一直到十幾歲，恐怕是「五哥」回國以後，才穿到一件直接為我做的新袍子。家境雖然清苦，人口雖然眾多，父親卻咬定牙，叫每個兒子受教育。後來天津開辦了女子學校，他叫兩個未出嫁的女兒亦上學校。「五哥」是我們的長兄，多少叔伯戚友勸父親，等他保定高等學堂畢了業，就該叫他就業了，做個中小學教員呀，到租界洋商寫字間裡當個「擺」（boy）呀，怎樣都可貼補家用，替父親分些重擔。但是「五哥」努力上進，考取清華第一批留美，而父親毫不遲疑地命他放洋。「五哥」放洋四年，時而把撙節下來的膏火五塊十塊地寄回家來。我當時才入小學不久，不甚懂事，只記得「五哥」寄回來在上海剪下來的辮子。「五哥」不時寄回一些五彩的美國風景明信片，當時看了，心嚮往之，並且在若干照片中得以認識楊錫仁、張彭春、金仲藩諸先生，當時都是翩翩少年。 一九一四年，「五哥」回國，家人歡欣逾常。父親自認他那一套舊學舊識不合時宜，命諸子唯「五哥」之命是聽。「五哥」立即把我送進南開中學，學費每月三元，交付不出。張伯苓校長因為是世交，而且「五哥」是他的得意門生，所以亦不催促，但亦未明言算作免費獎學金，乃以記賬方式出之（至今我亦不明白那一年南開的學費是否還記在賬上，現在想償還亦無法償還，只可「難得糊塗」了事）。轉年，我考入清華中等科，應屬二三級，大概因為南開讀書一年的關係，教員們把我考了考，問了問，升了一級，改屬二二級。我入清華當學生的那年，亦即是「五哥」入清華當教員的那年。在物理班上，他是我的業師，所以物理這一門我尤其小心預備，以免班上彼此「那個」，學年結業時這一門我得了個「甲」等。「五哥」住在學務處（即工字廳）西偏院裡，我有時去看看。他在時，則是彼此互看一番（interview）而去；他不在時，則偷吃些花生蛋糕而逃。他亦從未問過我這些瑣事，大概是心照不宣的了。有一次學校國語演說比賽，我參加了，題目已忘記，大概與歐戰有關。這次去看「五哥」，「五哥」居然根據講題同我討論了好久。我當時不過十幾歲的頑童，不覺頓開茅塞，回房好好預備了一番，演說比賽竟獲第一。此後每天看報，尤其注意國際新聞，數十年如一日。 「五哥」直接教導諸弟的時候可說沒有，但是他對我的學業、為人種種方面的影響是不可言喻的。後來讀書，明白儒家、道家的「垂拱而治」「政者正也」「無為而無不為」等道理，甚至佛家亦有「無言之教」之說，這都可見潛移默化的功能。我從未聽過「五哥」述說這些道理，而實施此理最著成效的教育家中，恐怕要以「五哥」為祭酒。 「五哥」初入清華供職，另有三個弟弟在各中學讀書，不久分別升入北京師大及清華高等科。這幾年大家庭的費用、諸弟的教育費，全由「五哥」一人負擔，大概還清償了一部分家裡的舊債。像「五哥」那樣人品、那樣資歷，當時說媒保親的，不計其數。他好幾年概不為所動，顯然是為顧慮全家大局而自我犧牲了。眼看「五哥」行年已近三十，幸而漸漸聽說常往韓家坐坐，他同韓詠華女士一九二〇年結婚，這就是我們的五嫂，清華同學們稱之為梅師母。當時朋友們送喜聯，好幾幅的上款把「月涵」題成了「悅韓」。 在美求學時，「五哥」曾皈依基督教，信仰相當誠篤，回國來還在天津青年會服務一年。菸酒他是絲毫不沾的。入了清華，他的生活習慣漸漸從俗些，但亦還未聽說開懷暢飲過。他做了清華校長以後，有一年校友返校節，學校在工字廳設宴款待返校校友，大家互相讓酒中，忽然有人倡議，各級依次向校長敬酒。每級集團敬酒都要求乾杯，不干不退，校長只可照干。如是者，幹了一杯又一杯，我們在場的家裡人實在有些著慌而又不好出來勸阻，只可聽之，但盼無事。未料他老先生席散後自行邁步回家睡了一覺，起來繼續招待賓客，當晚參加同樂會，若無事然。大家這才放了心，同時大家亦得了一大發現——「梅校長酒量可以的」。這恐怕亦是他自己在中年的一大發現。這個名聲傳出去以後，當然若干貪好杯中物的同志都要來討教一番。同時國事日蹙，顯然公私各方順心事少，而逆意事多。我料想，到後來他喝酒，難免是借酒來澆愁解悶了。至於喝酒時而過度，是否與他後來的病症有關，我們不通醫道的人不敢多說。「五哥」二三十年來在全國各地結交了不少的酒友，而且酒品極好，似乎人人都說他酒德甚高，稱之曰「酒聖」。據說酒友們用字，與字典不完全一致，但是能以「德」「聖」稱之，大概總是好的一方面吧。 「五哥」畢生從事中國高等教育，服務於「清華」將近五十年，其間亦經過若干的艱辛，受過可觀的窮困。一九四五年，美國國務院約請燕京大學指派教授一人，赴美報聘。教授會議推舉我應邀，由成都起飛，道出昆明，在「五哥」、五嫂家裡住了一夜。校長住宅倒也罷了，只是人口多些、擠些，晚飯實在太簡單了。當晚只見祖彥侄悶悶不樂，迥異尋常。臨睡前給我搭了張行軍床，借了條被，就設在「五哥」書桌前。他一面看學校公事，我們一面敘談家常。我問到祖彥，「五哥」才說，兩天前跑警報，彥侄把一副眼鏡連盒給跑丟了。家裡無錢給他再配一副，而他沒有眼鏡就不能念書，故而父子都覺十分窘困。我素來服務於私立學校，大致比國立機關待遇好些，而家裡多半有兩份職務收入，亦曾聽說「五哥」在昆明主持聯大，生活不寬裕，但未料到他們一貧至此。遐邇傳聞的校長太太制賣「定勝糕」的佳話，大概就屬於這個時期。現在想來，近乎奇談，亦應視為吾國教育界從業員的美談。 戰後大家在北平復員，「五哥」一家搬回清華園校長住宅，住處是寬敞多了，但是伙食日用仍甚拮据。隨後我們離開了北平，各自輾轉到了美國。「五哥」從事保管「清華基金」，設置研究員名額以維持若干留美學人，「恢復《清華學報》」，並從旁協助華美協進社若干業務，而其自定生活費甚低，幾乎無法維持生活。先前住的還是一棟通常的公寓，後來退掉了，搬進一個很不像樣的住處，大概是勢須撙節而然。我的大侄女祖彬，幾年來住美國洛杉磯。她除維持一個子女四人的家庭外，還掙扎著給大學研究生們打論文。這樣賺來的辛苦錢，不時五塊十塊地寄給她母親，貼補日用。我在美國比較有辦法些，過些時日後我們夫妻都有了固定職位，生活比較安定，衣食可說無缺，但是無法同「五哥」談他的經濟狀況。我偶爾給他寄張支票，有些兌取了，有些始終未兌。我想這不是他遺忘，他似乎自有分守，自有道理。我既然無奈他何，亦只得三思而後行，順其心意，以免徒增他一層煩惱。在這一節，我只可以後備隊員身份自居。 一九六〇年，「五哥」病倒的消息傳到我處，真是迅雷貫耳，焦急萬分。幸而不久五嫂自美趕回陪他，而他的病況亦和緩下來。我延至一九六一年春方得脫身來台，住了一個月，主要任務是陪「五哥」。他的病況那一陣的確好了些，後來聽說祖彬侄自美來省視他，他那一階段的病況又好些，可見一個人的心理確能影響他的生理。他自己更是樂觀。「教育部」的「部務」幸而得以擺脫，但是學校的公事，他仍在床上批閱處理。適逢「清華」原子爐籌備已達最後階段，咫日即可開爐應用，說是要請當局大員參加開爐典禮，他自己興致勃勃地準備去新竹主持招待。我在離美以前就同若干醫生談論過「五哥」病況，到台北又聽了高天成院長兩次報導以及他的意見，我不得不承認「五哥」所染是不治之症，問題只是能延遲多久而已。「五哥」以及若干他人都表樂觀，我當然不願打斷他們的高興，只可保持一種「但願如此」的態度。在他的病床前，我曾婉轉提過兩點：一是設立梅月涵獎學金，一是立個遺囑。對這兩點，他毫無反應，我明白都非他所願。他不許我為生人設獎學金，必是出諸謙虛，而並非忌諱。至於不立遺囑，大概是因為既無遺產之可言，又何須遺囑一舉？這是我的揣測，我想大致不差。 在我們離台前，有一天天朗氣清，春風和暢，「五哥」的病況亦恢復到滿意點，便叫汽車中午由醫院開回金華街一一〇號。路上他叫車夫繞道「中華路」，他很高興地指給我們看新建的「中華商場」。我們家人聚餐，大概是吃了一頓爛面。飯後，他把家裡三間屋子巡視了一周，叫我到書房看他的一套《大英百科全書》。櫃櫥里還存有各種好酒若干瓶，他看了看，然後向我點首微笑。上車回醫院前，我給「五哥」、五嫂在汽車前面照了個相。不料回院後第二天，他感覺不支，並且又發起燒來，看來這回家一舉，是過了力，是闖了個禍。原意那次回家，乃有演習用意，如若經過良好，校友返校節有試赴新竹的打算。退一步講，亦可以在金華街辦事處舉行一個校長親臨的集會。然而病況經這一反覆，一切計劃，只可打消。現在想來，那回家吃麵的一天，怕是「五哥」臥病時期最健旺、最愉快的一天了。我們原定四月底離台，期近頗覺依戀，「五哥」竟亦明言叫我們多住兩天，於是展到五月初才動身。臨行到醫院再看了他幾分鐘，我敏感今番作別，不同往常，強打精神說了幾句淡而無味的安慰他的話。他呢，只點了點頭，哼了幾聲。我們退出，登上汽車赴機場。果不其然，這就是我同「五哥」的永訣！多少朋友來送行，但是五嫂不在其內，我們一致認為這時五嫂必須留守在台大醫院特一病房。 一九六二年五月，在美國愛我華鎮接獲電報，說是「五哥」於十九日與世長辭了，兄弟手足從今幽冥永隔了。好幾天寢食俱廢，甘苦莫辨。自念對於「五哥」病況從來客觀，目為不治，至於人的生死問題，因為常要給各班學生們講哲學、講宗教，亦能說有個一知半解。但是，臨到「五哥」離我而去，竟無法不動情，動情而竟無法遏止。「五哥」長我十一歲，生為長兄，業為尊師，兼代嚴父。我自念平生所受感染影響多端，而無一人能超過「五哥」。若干朋友呼我為「小梅」，我負責燕京大學時期，熟朋友們竟稱我為「小梅校長」，以示區別。而今已矣，「五哥」與我長辭矣，「小梅」的綽號可以解除矣，但那餵糕乾的恩德，亦就反哺無從矣。嗚呼傷哉！ 「五哥」逝世以來，曾有若干紀念儀式、若干紀念刊物，無論向我徵稿與否，我都覺得義應參加，有所表示，但均無法提筆，一兩次勉強地寫了幾行，便寫不下去了。現事隔三載，姑為一試，仍是邊寫邊拭淚。生疏粗陋的文字，亦殊不願加以潤色藻飾。文中不無涉及吾家瑣碎，有擾讀者清神，尤覺不安。 一九六五年三月抆淚撰於台北 原載《傳記文學》第六卷第五期（一九六五年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