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的學校 · 第七章 學校與社區的關係

從根本上說，工作的性質是社會性的，因為人們從事各行各業的工作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達到人的目的。這些需要和目的關涉著維持人與事物及人與人的種種關係，這些關係組成了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即便是與維持生命有關的行為，也要安排得當，才能適應一種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能夠修正人的一切行為和思想，它的一切都依賴於人們共同完成工作的能力。倘若工作完成得好，社會就能夠達到平衡、快樂、繁榮。沒有這些職業，文明便不可能延續。各項工作從根本上看，就是社會生活，即人類生活。既然每個人都必須學會適應他人以及整個社會，社會教育便應運而生。然而，這種教育一旦受制於環境，儘管很必要，卻是危險而片面的。我們送孩子上學，理應讓他們系統地學習構成生活的各行各業的知識；可是，從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上看，學校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生活的社會基礎。學校並沒有把教學集中在事物的具體方面——人際方面，而把重點放在了抽象方面。結果，教學變得很學術，變得脫離社會。教學不再與從事各行各業的群體有關，變得很孤立、很自私、很自我。教學的基礎是一種早已脫離現實的社會觀念，也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觀念，然而，流行這種觀念的社會一百年前便不復存在了。普通學校的課程忽視了今天這個科學民主的社會，忽視了這個社會的需求和理想，還在繼續教育兒童個人奮鬥以適應生存，只不過增加了一些供個人享受的知識「文化」，把個人奮鬥變得溫和了一點。 我們國家的學校創立於我們的先驅創業的時代。在那個時代，地廣人稀，人口分散，機會無限，尚待發掘。先驅們自力更生，抓住機遇，利用大自然的資源獲得了成功。他們獨自生活，只為自己活著；並不依靠別人的關係，因為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社區生活沒有形成組織，沒有傳統，也沒有什麼制度。國家的幸福依賴於「出人頭地」這個學說的傳播，所以人人為己。於是，新學校必定要反映這種理想，必定要通過教學來提供教訓，這太自然不過了。我們的早期定居者來自具有文化和「學問」傳統的國家，自然指望學校保持這些移植過來的理想，以便與自然抗爭。對於他們而言，文化並非是指兒童所有能力的和諧發展，而是指儲存歷史事實，獲取過去的知識和文獻。同樣，學習並不意味著去發現周圍的事物，也不意味著去發現世界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而是指溫習過去的成就，學會閱讀業已死亡的語言，而且所學的語言死得越早，「學問」的名聲也就越大。因此，學校開設課程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把目光轉向往昔，只有從過去才能發現值得學習的東西，才能發現審美與知識進步的精華。「三要素」的知識，再加上一點「精明」，這就是兒童跨入社會所需的裝備，就是兒童開始在世界上出人頭地所需要的全部準備。兒童一旦有了這個裝備，學校便轉移重心，開始為他傳授文化知識。 不論這種文化對於個人如何有趣，如何具有啟迪的作用，顯而易見，公立學校的頭等大事是教會兒童如何在世界上生活，是讓兒童明白自己在世界上的責任，並在適應世界的過程中有一個良好的開端。只有在這些方面取得成功，才能有培養純知識愛好的時間或者願望。 公立學校從喚醒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入手。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如果科學知識能迅速改變整個社會及其行業發展，而這些知識卻只被極少數人完全控制，那麼，人們便不可能獲得均等的機會。於是，這類大眾學校開辦之際，在課程設置和組織方面自然向業已存在的老學校求助。然而，老學校的辦學目的並不是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機會，恰恰相反，是為了在階級之間劃出一條更加明顯的界線，為了給有閒及有錢的階級一些別人得不到的東西，為了滿足他們與眾不同的欲望，為了給他們找一些可做的事。 人們祖祖輩輩生活在同一個地方，在同樣的條件下幹著同樣的事。他們的世界太狹小，所以在學校教育的教材內容方面，似乎不可能有多少貢獻，能夠奉獻的也主要是對生計的關注。可是，這種老學校卻是為那些無需養家餬口的人而設立的，這些人期望有所作為，期望變得有教養，在社交方面引人注目，因此其教材是抽象的，刻意脫離具體的、有用的知識。文化與教育的理想，過去完全建立在貴族及有閒階級的利益和需求的基礎之上。令人詫異的是，這種狀況至今依舊未變。既然有了這樣一種現成的文化理想，公立教育的先驅們自然會複製以這種理想為辦學宗旨的學校的全部課程，甚至在今天，當辦學宗旨是為所有人提供一個平等就業和進入社會的機會的時候，情況依然沒有改變。從一開始，我國公立學校的課程內容反映的，便是正在迅速消亡的社會條件，即依賴於貴族階級的封建社會所提出的教育理想。 科學應用於工業所帶來的社會巨變，加上導致法國大革命和1848年歐洲革命的那些變化，幾乎重構了文明的所有制度，造成了人的大量死亡，也催生了更多的生命。這種變革的一個結果便是誕生了大眾教育，同時，隨之又誕生了公立學校。然而，公立學校的形式並不適應新的條件，只是複製了舊學校的內容，因此學校為適應新社會的重塑過程仍在持續，而且人們對此才開始有所意識。民主社會把繁榮與福利建立在科學應用之上，因此便不可能期望卓有成效地應用極權社會的教育體系，因為後者是為統治階級而發展起來的，而且極權社會使用人力僅僅是為統治階級的產業和財富服務。對於這樣的學校，對於正在起步的商業培訓及工業培訓，人們越來越不滿意。這是對於抱殘守缺的抗議，而抗議是創立新教育的先聲。新教育根植於兒童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因此將真正給每個人一個平等的機會。 學校如果要反映現代社會，就必須從三個方面改變舊式學校：第一是教學內容，第二是教學方法，第三是學習方法。改變教學內容，並非只是更換名字。讀、寫、算、地理總是必要的，但其中的實質內容要有很大的改變和增加。首先，現代社會認識到身體的呵護和成長與頭腦的發展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後者依賴於前者，因此，學校將變成兒童在生理和心理上學習生活的地方。而今，我們同樣需要知道如何讀、寫，才能夠應對最簡單的日常生活，比如正確地乘坐公交車，避開危險的地方，與我們看不到的人和事件保持聯繫，換言之，做一切幾乎與我們的職業有聯繫的事情。但是，學校依然把所教授的讀、寫看成是目的，是單純的奢侈品，學生學習讀、寫是為了個人的修養。地理課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學生學習國界、人口、河流的知識，仿佛就是為了儲存大家不可能知曉的事實。然而，在一個鐵路、蒸汽船、報紙、電報等已把全世界變成了鄰居的社會，在一個自給自足之社區已不復存在的社會，這種真正想了解鄰居的渴望是顯而易見的。換言之，因為機械的使用，我們的環境和我們的習慣發生了變化，結果，我們的世界極大地得到了擴展，變得更加複雜，我們的視野變得如此寬闊，我們的同情心變得如此敏感，以至於一個學校的課程如果不反映這種變化便不可能取得全面的成功。學校的教學內容必須擴大，必須包括社會的新元素和新需求。通過第二和第三方面的必要變化，就能夠達到這個目標，同時又不增加學生的負擔。 通過科學發現，我們加深了對萬物的認識。因此，由於機械的使用和事實的增加，知識的類別變得繁雜、數量劇增，要想掌握哪怕一門學科，幾乎都是不可能的。想一想在教授我國地理時的一切有關事實，比如氣候和地質方面的事實、人種方面的事實、工業與政治方面的事實、社會與科學方面的事實，我們便開始體會到要傳授清單上的事實時所感受到的絕望。地理包含了差不多全部人類的知識和努力。學校課程中其他科目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任何一個分支都有大量的事實需要我們處理，僅僅對主要的事實進行分類，看來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因此，教師不應該讓學生對課本的事實採取先閱讀再背誦的方式，而應該改變教學方法。每個人碰到的事實不勝枚舉，但有用的不是對事實的命名而是理解事實的能力，是看清事物之間的關係和相互作用的能力。因此，教師必須從西塞羅式的人物[1]和獨裁者的角色轉變為看護者和幫助者的角色。教師在學校看護學生，要確保每一個人的思維及推理能力得到最充分的發展，確保每一個人把讀、寫、算的課堂當作訓練判斷和行動能力的手段。這樣一來，兒童的角色也應該發生相應的轉變，從被動的角色變為主動的角色，從答問者變為提問者，同時變成一個敢於嘗試的人。 單純依靠聆聽事實便可理清關係或者得出結論者，總是鳳毛麟角。大多數人必須通過眼睛看、動手做，才能明白事物的性狀及其意義。因此，教師的角色發生了改變，教師要確保學生獲得恰當的材料，確保學生用各種符合實際的方式來使用材料。所謂符合實際的方式，代表了實際存在於教室之外的關係與條件。這不過是換一種方式來表達。在一個人人必須自己照顧自己的社會，在一個人人應該擁有個人自由和行動自由的社會，在一個自由可能會傷害他人的社會，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人人都應該做到行為得體，也就是說，能夠正確地照料自己。從社會從自身的生存出發，我們訓練兒童，不能阻礙兒童形成準確而迅捷的判斷力，否則，不等兒童上學，其判斷力的迅捷度與準確性就已變得遲鈍了。假定出現這種情形，拖整個社會後腿的無能之輩就會數量大增。種種教條的方法規訓了學生，使他們變得馴服和被動，但在現代社會，這些方法不僅無效，而且實際上還阻礙了社會最大限度的發展。 盧梭之後的教育改革者們，都把教育看成是復興社會的最佳手段。封建時期和近代初期的教育理念均認為，良好的教育能夠讓你我的孩子高人一等，能夠為個體提供又一個武器；有了這個武器，就可以驅使社會為他們的錢包和享樂作出更大的貢獻。對於這個理念，教育改革者們一直都在反擊。他們相信，之所以要提出種種促進人的各種能力和諧發展的辦法，推出最佳的教育，其真正的理由恰好是為了克服這個傳統。要達到這個目標，應該使教育社會化，使學校成為積極生活的真實部分，而不是讓學校各行其道，閉關自守，故步自封。福祿培爾、裴斯泰洛齊及其追隨者一直致力於促進這種社會聯繫，以便培育每個人的社會精神。不過，他們沒有辦法把自己的學校變成雛形社會。大眾教育的需求依然很小，所以社區不願意把學校看作是社區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決不能把孩子看作小大人的思想還很新奇，因此尚未找到成功應對成群兒童的方法。要把學校變成舉足輕重的地方，社區的作用與學校的作用同等重要。如果一個社區把學校視為一個孤立的機構，視為一種必要的慣例，那麼哪怕教學方法再精巧，學校也不會發生什麼改變。但是，如果一個社區要求學校提供看得見的東西，承認學校為全社區的福利發揮作用，一如承認警察局和消防隊一般，如果社區利用好年輕公民的能量和興趣，而不是在他們準備成為公民之前僅僅控制他們的時間，那麼，這樣的社區便會擁有社會性的學校；而且，不論社區的資源如何，社區的學校都將具有社區的精神和利益。 對於印第安納州加里市的公立學校系統，近來出現了大量的評論文章，而且還特別提到了正在制定的學校管理規定的創新特點，有些文章強調了職業培訓的種種機會。不過，支撐這些新特點的卻是最重要的思想，這就是關於社會與社區的思想。差不多在這個鋼鐵城市創建之初，教育局長沃特先生便參與創建了這些學校，而且從一開始，他就想把事情辦好。他並沒有參觀過全國最負盛名的那些學校，也沒有邀請最棒的學校建築師，相反，他就待在家裡，忘掉其他地方做過的或者沒有做過的事情，他努力為加里市創辦最傑出的學校。當時他試圖回答的問題是：為了把加里市的孩子變成好公民，變成幸福而富庶的人，他們都需要些什麼？現有教育經費如何才能滿足這些需求？關於這些學校的職業培訓稍後再談，不過，這裡可以順便指出，建立這些學校的目的並不是要培養鋼鐵公司所需的好工人，也不是為了給工廠節約培訓費，而是為了學生參與工作的教育價值。同樣，如果認為加里市的這些學校之所以有如此舉措，只不過是企圖接納沒有希望的移民兒童，然後把他們變成自食其力的移民，或者企圖為了滿足工人階級的需求，提供某種培訓，那也是錯誤的看法。 學生從託兒所到中學都待在同一幢樓里（印第安納州加里市） 沃特先生無意中當上了美國一個市的教育局長，負責管理成千上萬來自各種環境的孩子。他面臨的問題是要用某種方式照料孩子們數年，而且讓每個孩子畢業時都能夠找到工作，還要能勝任各種工作——無論是給機器餵料還是做生意，是照料家務還是坐辦公室，或者是教書。他的任務不是為每個人提供工作細節所需要的特殊知識，而是要讓兒童保持自然興趣和熱情，使每個人能夠學會控制自己的大腦和身體，確保他們今後能夠自立。我國公立學校為學生確立的目標是：成功做人，做好一個美國公民。學會謀生，就是這個理想的一部分。要使更廣泛的培訓取得成功，前提自然是學會謀生。達到這個目標的最佳途徑是什麼？圍繞這個問題需要考慮許多因素，譬如每個兒童的個體特點、讓誰來教、這些學生所居住的鄰里、為學校提供經費的社區。沃特先生充分利用每個因素所起作用的價值來形成總體計劃。每個因素都具有促進作用，都是一筆財富，缺少其中一個，其他因素便不可能發揮作用。因此，如果忽視其中任何一個因素，結果都會出現缺陷。 有位批評者一直在監督學校，以確保經費的使用能夠最大限度地讓孩子們和納稅人受益。他認為，在普通公立學校組建的過程中，粗看起來，浪費是十分驚人的。開學時，學校教學樓里的全部設備、校園以及日常用品等有半天是閒置的，更不用說暑假和周六了。教學樓很昂貴，可是在一大部分時間裡卻毫無用處。這本身就是一種浪費。想一想城鎮公立學校的普通兒童放學後度過時光的方式，想一想他在上學時間所接受的那一點不完整的教育，想到這些，我們開始認識到這種浪費有多麼嚴重。沃特先生決定讓加里市的學校全天開放，這樣孩子們就不會被迫跑到擁擠的大街角落和小巷裡玩耍。在這種地方遊蕩，給孩子們的健康和道德帶來危險。每天有好幾個小時的時間，一年有許多個星期，教學樓都是關閉的。於是，他作出決定：為了公共的目的，出資建造這些教學樓的納稅人應該有機會在這段時間內使用學校的建築設施。因此，加里市的學校開設了夜校、周六班、暑假學期。在學校建築的維護方面，這種方式比一年只用幾個月的做法要昂貴得多，因此必須找到一些辦法，可以更經濟地管理這些設施。 兒童不可能在課桌前一動不動地坐一天，可是大部分學校的兒童要像這樣坐5小時。因此，在上學的8個小時之內，應該給他們別的事做，讓他們忙個不停，保持身體健康。同樣大小的教學樓，加里市的學校比其他地方學校的使用率高出一倍，通過這種方式，達到了必要的節儉目的。每幢教學樓供兩個學校使用，一個從上午8點至下午3點，一個從上午9點至下午4點。每一個學校岔開時間輪流使用常規教室，餘下的時間則用來做各種行業的工作，這就是加里市學校的獨特之處。這種辦法節省下來的足夠的資金，正好用來裝備車間，支付常規課程之外所設科目任課教師的薪酬，支付額外學期的薪酬。結果，加里市的人們用數額不大的稅費辦起了學校。這些學校安排了孩子們的時間，為孩子們提供了較多的學習設施，同時為社區的成年人奉獻了夜校等特殊課程。目前，在加里市，使用學校教學樓的成人數量超過了孩子們的數量，當然，他們上學的時間要短得多。在每幢教學樓舉辦復校，每間教室通常要節省一半的費用，這樣便得到足夠的資金，可以為孩子們在一天8小時內安排健康的活動，同時又使學校在晚上、假期和周日得以向成人開放。 每幢教學樓都配有體操館、游泳池和操場，此外還配有體育老師，8小時內負責照料學生。與別的功課一樣，體育訓練也是學校常規學習的一部分，除了每個學生的課程里規定的體育課外，學校每天開放操場2小時，學生只要喜歡都可以使用。學生不用跑到大街上去玩，相反，他們可以留在學校里，利用學校提供的玩耍機會。大部分體育訓練都採用指導使用運動器械的方式。與許多別的地方一樣，這裡的實驗表明，學生對於正規的小組鍛煉並不怎麼感興趣，即便做了也是迫不得已，結果益處損失過半。因此，游泳池、網球場和器械基本上取代了體操訓練。體育教師確保每個人都得到必要的特別鍛煉，防止鍛煉缺乏章法和效果。與此同時，除了獲得適於自身需要的身體發展之外，每個孩子都有一個健康、愉快的玩耍之地，否則，他們也可以到戶外去玩。 上學期間，加里市的學生要保證身體的健康，在其他方面也不能掉隊。每個孩子都由一個醫生來檢查。由於功課的壓力，如果學生身體不夠健壯，解決的辦法不是把他送回家，等到變得健壯以後再回到學校。相反，學校讓這個學生留在學校，讓他上符合自己身體強度的課程，上課的時間削減到最小，大部分時間花在操場上或者體育館裡，按照醫囑做一些強健身體的必要活動。身體的成長與腦力的成長同等重要，關照孩子的身體，就像關照他在每個年級的學習進步一樣。學校在這方面幫助很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小小的社區，為一種正常的、自然的生活提供每一個機會。 學校每天開放8小時，年級教師僅上6小時課，體育指導要8小時在崗。8小時的安排是：4小時在常規教室或者實驗室上課，1小時在禮堂，1小時「應用課」或者玩耍；剩下的2小時，孩子們只要願意，可以使用遊戲設施，而且確實要求使用。由於班級輪流上課，不用增加教師。這樣，孩子們可以從專業上經過特別訓練的任課教師那裡受益。每個學校把學生分為若干組，這裡的班級比大部分公立學校的小。上午的頭兩個小時，即8：15至10：15，由一個學校使用教室、工作室、車間、實驗室，第一組頭一個小時在背誦室，第二個小時在車間；第二組則倒過來，從車間開始。另一個學校頭一個小時使用操場，但不強迫出勤，第二個小時一組去禮堂，另一組留在操場上，系統地學習體操，或者上「應用課」。然後，10：15，第一個學校的去禮堂操場上課，第二個學校的則到教室車間裡待兩小時。一至五年級每天在常規教室上兩小時的課，內容包括語文、歷史、文學、數學。六至十二年級每天則要上3小時這樣的課，多出來的那1小時從遊戲和應用課扣除。一至五年級要做1小時的科學實驗或者在車間裡做職業培訓，30分鐘上音樂課或者文學課，30分鐘上體育課。六至十二年級則要花整整兩小時接受職業培訓、做科學實驗或者上音樂課及繪畫課。 根據班級和學校輪流上課的計劃，通過用專業教師教授小班的方式，一個教學樓接納了比尋常多一倍的學生。除職業課的教師外，還有負責教授法語、德語、歷史、數學、文學、音樂、美術、自然、科學的教師。兩個學校輪流使用教學樓，節省下來的經費收到了額外的功效。每個年級的教室至少有4個班在使用，所以孩子沒有固定的課桌來存放自己的東西，但每個人都有一個衣物櫃可以放書。上完1小時課，又換教室。教師並不對任何一組學生負責，而是對自己的工作負責；同樣，學生也對自己負責。顯然，這樣的計劃要求學生和教師具有一種真正的合作精神，同時還要求有良好的管理。 沃特先生相信，正是因為缺乏這個，所以公立學校失去了加里市的學校正在利用的機會。從實用的目的來辦好一個大型機構本身就是一項艱難的任務，沃特先生感到，期望校長和視導員[2]一方面要貫徹教育計劃，另一方面要經營，這使他們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他相信，校長或者視導員應該既是公司經理，又是學校或者城市的行政管理官員。學校的教育政策、計劃、方法應該由不承擔具體行政管理事務的專家來用心推行。不應該任命這些起督導作用的教育工作者去負責學區的工作，而應該任命他們去負責各個科目，並不時地把他們的辦公室從一個學校搬到另一個學校。這樣，他們才能實際接觸自己所負責科目的所有工作，同時不會出現某個學校偏科的情況。視導員應在其辦公室所在的學校擔當一段時間的校長，全體視導員應為所有學校安排課程。加里市的學校太少，還不能完成這樣的計劃。不過，現有的機構顯示了同樣開闊的胸懷和願望，要與學校裡面的教師合作，包括新上任的助理和局長，都要實現他們所有工作的價值。 在紀律、社會生活、課程等方面，加里市的學校正盡其所能與教會和家庭合作，用好每一筆資金，發揮社區的作用，達到最佳的教育目的。就紀律方面而言，學校是一個小社會，而且是一個民主社會，裡面的功課安排良好，孩子們都想上學，因此沒有必要讓逃學查處官去打擾他們，或者擺出一副嚴厲的權威架勢嚇唬他們。一旦到了學校，他們感覺如同在家裡一樣，對學習懷著同樣的興趣和責任。每個孩子都知道別的孩子和別的班級在做什麼，因為他們經常在衣帽間碰面，或者下課交換教室時在過道上碰面。學校禮堂、參觀班級的制度，以及由學生維修和製作學校設備的做法，都是創造那種流行於學生中的精神的一些重要因素。每個學校都有一個由學生選舉產生的學生委員會，專門維護全體學生的利益和教學樓的秩序。校醫通過學校的印刷所、語文課、禮堂活動來展開衛生教育運動。孩子們對這些懷著濃厚的興趣，幹得很努力。結果，學齡前兒童中患傳染病的百分比高於上學的兒童，儘管後者傳染的機率應該比前者高。學校當局並沒有簡單地強制執行衛生法，而只是告訴孩子們什麼是衛生法、為什麼要制定衛生法、衛生法又怎樣有助於降低傳染病和各種疾病。上化學課和烹飪課時，教師教給學生關於病菌和生理學的足夠知識，好讓他們理解傳染病和髒東西是什麼意思。結果，孩子們自己採取各種措施預防疾病。班裡的同學生病時，他們確保檢疫得到強制執行，並通知校醫。 這些學校用同樣的方式展開了純淨牛奶的運動。學生把家裡的牛奶拿來做化驗，並且在發現污染物時監督家長採取措施。一場滅蠅運動一直在進行，而且得到孩子們的切實響應。在衛生問題上，這些學校不僅把自己當作整個社區的一部分來盡義務，而且充當了衛生委員會的助手，消除城裡醫生的偏見和恐懼；在新移民居住社區，偏見和恐懼是很常見的，所以很難控制疾病，也很難去關照學校的孩子。一旦城市的醫生得到孩子們的合作和諒解，處理學生所患的腺樣增生或者眼疾就不是難事了。即便家長不明白，孩子們也明白為什麼必須採取這些措施，而且他們會確保不讓父母干涉，並讓父母提供一些幫助。 在擁有外來人口的工業社區，公立學校面臨的另一個困難是：在孩子們到達應該離校的法定年齡後，繼續把他們留在學校。加里市的學校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就像解決公共衛生問題一樣，但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靠制定更多的規則，不是靠強制措施，而是讓孩子們提供幫助，把學校變成一個對每個人都明顯有用的所在，從而讓孩子們自願留下來。加里市沒有「中學」！學生從進幼兒園的那天起，到準備上大學或者進公司或者進工廠，都在同一幢教學樓里。上完八年級，學校不舉行畢業典禮，也不頒發文憑。學生進入九年級後，課程就不同於過去的計劃安排，否則無法讓孩子相信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也無法讓他們相信從現在開始學到的不再是花里胡哨的奢侈玩意。老師並沒有調換。教歷史、語文、文學的，還是原來的老師；在車間裡，學生學的東西還是同樣的，只不過現在是全面地學習罷了。學生並沒有懷著恐懼去期待最後4年的學習（因為這通常是對無用的苦讀的恐懼），相反，他們把它視為自己學校生活的繼續，並且隨著年齡的增長，一年比一年更加刻苦。尤其是，他們把這段時期看作是接受培訓的機會，而且看到了培訓的直接價值。學校用來說服學生留在學校的理由很實際，很有說服力，都是學生看得見的東西。學校的印刷所不時印一些公告，向學生及家長解釋加里市的學校用普通教育和特殊培訓的方式所提供的機會。公告提供有關不同工作行業的就業統計信息，用數字向男女學生表示中學畢業生的相對職位和工資情況，以及那些14歲的離校生參加工作1—2年甚至10年後的相對職位和工資情況。公司會派人到學校給學生們講解，宣講公司為畢業生和非畢業生提供何種機會，以及公司為何需要受過更好教育的雇員。加里市的學校保存學生的學習情況統計，也向學生展示。通常在八年級和高中之間出現的那種突變，在這些學校里並不存在，因此，家長認為沒有必要把孩子從學校領走。他們發現自己為了把孩子留在學校所做的犧牲，還可以再持續幾年。如果孩子留在學校比離開學校更能學好一門手藝，如果孩子渴望留在學校，並且對於未來有著明確的計劃，那麼，即便是最貧窮的家長，也不願意影響孩子的發展。眾所周知，在大城市，學生14歲離校的比例是驚人的，普遍的理由是父母需要孩子在收入方面有所幫助，但真正的原因是學生本人對學校不感興趣。對於「你為何離開學校」這個問題，孩子們幾乎一成不變的回答是：「因為我不喜歡學校。」這個事實加上家庭貧窮，足以讓他們一有機會便離開學校。給孩子提供有趣而有價值的活動，給他玩耍的機會，他就會迅速忘卻對學校的厭惡感。 普通公立學校那種死板的運作方式往往會把學生推出學校，而不是留住他們。課程不適合學生，而且如果不打亂學校的整個組織，便無法讓課程適應於學生。一個失敗使學生在學習上受到挫折，他很快就會感到自己是否努力並不重要，因為學校機構運轉的速度是一樣的，並不會顧及學生的個體差異和學習差異。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這種不感興趣或者厭惡感產生的原因是由於學生感到自己的學習無法引起別人的關注，感到他為之付出努力的機器根本沒有受到什麼影響，機器的運轉也不取決於他付出的努力。在加里市，學校組織的運轉方式適合每一個孩子，而且足夠靈活，即便是最困難的學生都不能打亂其運轉。孩子們與學校共同進步。在前面的段落，我們解釋過復校二部制運轉的方式，以便個體可以在任何一個科目上多花時間或者少花時間，或者完全退出。身體差的學生，在操場上花的時間多一些；而算術或者地理差的孩子，兩部的算術課和地理課，他都可以去上，甚至可以到低一年級去上課。同一幢教學樓里，數百名孩子都可以對學習計劃進行同樣的改變，而且不會影響井然有序的學校常規管理。如果一個學生在學習科目中有一科比其他科強，他可以到更高一年級去聽這門課。對學校失去興趣或者大部分學習落後的學生，或者一開始就嚷著要離開學校的學生，並不會因此受到降級的懲罰。他的任課教師會發現他擅長什麼，然後給他大量的時間去做他擅長的事，讓他在其中進步，這樣便激發了他學習的興趣。如果後來他醒悟過來，對學校常規課程產生興趣，那就更好。學校會為他提供各種設施，讓他的各科都趕上同年級的同學。如果這種覺悟沒有出現，學校仍然將這個學生（無論男女）留在學校，直至學會一樣東西——也許是一樣最適合他能力的東西，而不是讓他離開學校，也不讓他每一科都留級，否則，他擅長的那種能力也將喪失殆盡，自我感覺完全失敗，結果是，他既沒有接受培訓，也沒有得到因成功而獲得的那種道德激勵。 自始至終由專門的教師教授特殊的科目（印第安納州加里市） 學校的課程計劃每兩個月調整一次。每逢調整時，學生可以全盤改變自己的計劃，用不著非得把太難或者太易或者安排不恰當的科目痛苦地學半年。為了便於管理，學校仍分年級，但學生的劃分並非按照年級的數字來進行，而是按照「快班」、「普通班」、「慢班」學習者來劃分。快班的學生大約在16歲完成12年的學校教育，普通班的要到18歲，慢班的學生則要到20歲。這種分類沒有描述學業的質量。慢班學習者比快班學習者可能成為更縝密的學習者。這種分類不是為了區分學習者的能力，而是為了利用兒童自然生長的規律，使其學習與生長可以同步。快班的孩子儘可能快地從一個年級跨到另一個年級，而不是拖他的後腿，等他失去學習的動力。慢班的學生則不能拔苗助長。這種靈活的體系真的奏效嗎？或者說，它只能產生松松垮垮、隨隨便便的教育嗎？我們只要到這些學校去參觀一番，便會發現：學生在刻苦地學習，每個人都對自己一天的活動負責。最終，我們確實信服了，因為孩子們很快樂，對學習也很感興趣。此外，我們查閱了學校的記錄，從教師和教育者的觀點看，答案更加積極有利。在加里市所有年滿13歲的學齡孩子中，57%在念七年級或者更高的年級。這個結果比大多數工業社區要好，這意味著加里市的學生絕大多數與準備上大學的普通學生一樣，能夠以同樣的進度念完中學。更突出的一點，是從加里市的學校畢業後進入更高一級的學校或者大學的學生數字。在加里市的學校學了8年後畢業的學生，有三分之一目前在州立大學念書，比如工學院、商學院。如果我們回憶一下，加里市的人口主要由鋼鐵廠的工人構成，而且60%是外國移民，拿這個與國內通常招收移民第二代的學校的歷史比較一下，我們便會知道，沃特先生多麼成功地創建了一個滿足學生需求的教育體系。當地的居民很喜歡這個教育體系，希望繼續學習，接受教育，而不是僅僅滿足於基本的教育。 這種變化背離了常規課程，而這種變化背後的動機一向都是社會性的。沃特堅信，如果恰當地強調學校的社會性目標，教學方法自然會跟上。公立學校必須研究學生的需要和品質，必須研究社區的需要，以及社區為學校的福利所貢獻的機會。我們看到兒童的體育生活和社區衛生如何融入學校的課程，這樣，學校的課程變得更有意思，而且有利於社區居民。學校的學習與社區的其他利益和日常生活問題之間，同樣存在這種緊密的聯繫。教學利用了孩子們的每一個社會本能，沒有把每個年級孤立起來，也沒有把年齡小的兒童與年齡大的分開，兩者儘可能地組合在一起。低年級使用實驗室和車間，但如果高中的學生不利用同一幢教學樓里的實驗室和車間來進行技術培訓，低年級的這份奢侈是沒有保證的。他們一開始上科學課和手工訓練，就使用這些實驗室和車間；而且在高年級同學使用的時候，他們還當助手或者觀眾。於是，四、五年級的學生到車間、工作室、實驗室去給七年級、八年級、九年級的學生當助手。 因為要關照低年級的同學，高年級的同學學會了責任與合作；而低年級的同學因為要當助手，要觀察，要向高年級的同學提問，他們圍繞有關科目所學的知識量是驚人的。高年級與低年級都會了解學校發生的事，由此產生了一種很好的夥伴關係。同時，低年級同學增加了學習興趣，找到了留在學校的理由。只要可行，高年級學生的學習成果用到了低年級的教學裡。繪畫課上製作的地圖和圖表，用到了低一級的自然課或者地理課上。印刷所給全校製作拼寫清單和問題清單。在衛生運動中，校醫請上藝術和語文課的學生幫助製作招貼和宣傳手冊。學校的大廳里掛著各種展現學校活動的通知，掛著特別優秀有趣的繪畫或者地圖，還有關於各個車間都在製作什麼的消息，或者是關於全校應該看到或者了解的事務信息。 另一個製造公共輿論的重要場所是學校禮堂。每個學生每天都要在裡面活動1小時，有時候是合唱，有時候是聆聽高年級介紹一個有趣的物理實驗，或者從烹飪的角度了解便宜的營養菜單，或者聽校醫談談學校如何才能改善社區的衛生條件。禮堂也供社區使用。市裡的牧師、從政者，或者任何人，只要做了什麼有趣的事，都可以到禮堂來跟孩子們說說。學校還邀請鄰里的各種社會機構來做同樣的事情。 應用課的目的是相同的。孩子們到最近的公共圖書館去查閱功課需要的參考資料，或者單純去聽「如何使用圖書館書籍」的課。他們也可能去附近的基督教青年會大樓，使用裡面的體育館或者聽講座；還可能去教堂，接受家長權威那種宗教方面的教導。學校是鄰里街坊的社會交流中心。應用課在車間裡或者操場上，都是具有應用價值的活動，目的是為了補充常規教學之不足。這樣一來，在操場上給一座房子打地基，變成了一堂應用數學課，或者在學校的商店——布置得像一個雜貨店——里呆1小時，練習心算和口算；或者通過扮演「角色」來練習語文。應用課也可以上成別的方式，比如給學校干點活。年齡大一些的學生，要是學了速記法和打字或者記賬，就可以到校辦幫助職員干1小時活兒。五年級的男孩就利用這個時間去看守學校倉庫，負責全校的供給，清點教育局送來的物資，把物資分發到教師和看門人手裡。學生在各車間學習的記錄，由別的學生上應用課時完成。一個拿薪餉的記賬員總管一個辦公室，學生們把由車間教師填寫的印刷單拿到辦公室，把單子換算成學生在某項技能所花時間的學分。學生職員根據學生本周的成績記錄給出學分，並保留成績記錄。學生還管理教學樓里的郵局，筆者就曾看見一個六年級的男孩在教學樓里分送工資支票和取收條。幹這種活的孩子，不僅要學算術和記賬，而且需要有相應的責任感和誠實感。他們重視學校的榮譽，對學校的福利有著廣泛的意識。他們知道自己實實在在地代表著學校，就是學校的利益。 學校的午餐廳由烹飪部管理。埃默森學校（Emerson School）建校之初，裝備有普通烹飪學校的那種桌子、獨立的燃氣爐、衣物櫃等。這一切後來變成了正規的餐桌，由學生招待來端送學生烹飪的飯菜。對同學們來說，這可是真正的午餐。學生到收銀處付賬。低年級的女生上烹飪課的方式是到高年級女生的烹飪課上去打下手，去觀察。食譜由女生擬定，採購和記賬也由女生完成。她們必須確保支出安排有度，按照化學部確定的標準來提供飯菜。她們把食品拿到化學部去進行分析，配備出比較有營養價值的午餐。結果是熱騰騰的飯菜，既有營養又燒得好，價錢還非常便宜。每天的食譜都掛出來，上面有每一項目的價格及營養價值。午餐廳的牆上貼著招貼和顯示食品相關營養價值的圖表，有便宜餐和營養餐的食譜範例，也有不健康食品的展示。這一切均由烹飪學校的學生來提供和準備，這就是教育實驗的結果。 在加里市的學校，公民道德並不是照本宣科。學生協助維護教學樓，針對自己在各種公眾場合的行為制定行為規則，到圖書館參觀，聆聽由建設加里市的人講述加里市的故事。通過這些方式，他們學習公民道德。他們模仿競選過程，並通過政黨、學生會的初選、投票站、秘密投票等來學習公民道德。學生依靠自己的雙手製作家具、鋪設水泥路，了解成本是多少，所以不會去破壞道路或者家具。由於他們有了這段經歷，由於他們了解了自己提供和改進服務的價值，等他們成為納稅人時，便不大容易受騙上當。衛生運動、把學生帶到城市社會機構的應用課、能夠從中更多了解加里市的禮堂大課等，都給公民道德課增添了吸引力。學生用自己的眼睛來觀察事物，通過做一個好公民來學習公民道德。 這種通過具體行動來體現公民道德的方式，有著雙倍的巨大價值。這是因為，大量學生的父母是外國移民，他們對於自己所生活的這個城市的政府或者組織一無所知，對身邊的見聞也不理解，所以不了解政府或者組織能夠提供的機會，也不了解其局限性。他們在法律上很無知，犯了法也不知道；對公共衛生也是一竅不通，結果危害了公共衛生；對社會資源毫無概念，有需求也不知道找誰。所以，他們自然懷疑政府，懷疑社會的權力。因此，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讓他們的孩子擁有知識，以便作出更明智的判斷。除了這個，學校還努力把美國的生活標準教給學生和學生家長。入學時，除了姓名、年齡、家庭住址，每個學生要把一些家庭情況的信息提供給學校，包括人口狀況、經濟情況以及住宅的性質等。登記的材料由學校保管，如果學生從所在學區轉出，材料也跟著轉走。年級的每個老師負責分管學區內一定數量的街區，由他們把街區的圖形畫下來。孩子們製作高比例地圖，上面標有街道、路燈、郵箱、每幢房屋、倉庫或者棚子的位置，還有空地的位置。如果實際發生了變化，地圖也要做相應調整。每個孩子丈量家裡的房間，把丈量結果拿到學校，然後把自己家的樓層平面圖畫出來。這些圖形與老師的區域地圖一塊保存。這樣，老師就有了一幅有關轄區的完整地圖，也清楚了轄區內每個孩子的家在哪裡。只要把這些拿去與家庭狀況登記材料進行比較，要弄清楚某個家庭是否居住在很差的道德及衛生環境之中就十分簡單了。 每個老師負責的街區很小，所以對其了如指掌，而且儘可能認識居住在街區內的孩子。假定家境差是由無知或者貧窮所致，老師會想辦法解決，並確保這個家庭學會如何依靠自力更生來改善狀況。假定狀況極為糟糕，就由街區的其他孩子去把公共輿論調動起來。有時候大禮堂的課就用來展示這些地圖，指出街區里和街道上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差。孩子們總是把有關的新聞帶回給父母，就像租金和住宿條件可以自由討論一樣，這些報告也是採取措施的基礎。學校鼓勵家長到學校來了解信息，不止一次，有一些剛來的家庭按照同樣的租金從過分擁擠的破屋搬到舒適的公寓。這是因為，家長通過孩子才了解到，他們惡劣的居住區是不應該存在的。由於學校做這項工作是為了提供幫助，因此，學生和家長都理所當然地把這項工作當作學校正規課程的一部分來接受。學校給家長提供關於改善條件、衛生、房屋大小及舒適程度、租金等方面的信息。如果一個街區很差，學校就會把附近條件更好而租金不變的好街區展現給他們。這樣，學校不僅教授關於良好的公民道德和社會條件的理論，而且還為孩子們提供真實的事實和真實的狀況，以便他們能夠明白問題出在哪裡，以及如何才能改進。 加里市的學校儘可能地利用社區的資源，把社區作為教育實驗的貢獻者。因此，學校以直接的結果作出了良好的回報，這還不包括在提供有效明智的公民教育方面作出的更大回報。加里市的條件並不理想。這裡的學校也不如其他同等大小的城市那麼有錢可供支配，這裡的教師在任何別的城鎮都能夠找到，大部分學生的家庭未給孩子提供任何訓練，而且父母還在為適應全新的環境而進行自我調整。可是，這些學校做了大量的工作，顯示了良好的經營管理，而且用一種經濟的方式來使用納稅人的錢，以便為年輕的一代提供儘可能多的設施，讓他們有益地使用自己的時間。學校教學樓和操場展現了這個學校系統的有效運行。敏捷而快樂的學生、學生歷年的成績統計、學生畢業後的職業生涯等更加令人鼓舞，這是因為，任何公立學校都擁有取得這一切成就所依賴的資源。 * * * [1] 西塞羅式的人物（cicerone），指像西塞羅一樣具備古代文化知識和口才。也可譯為「導遊」，因為導遊需要具備豐富的歷史知識和良好的口才。——譯者 [2] 視導員（Supervisor），是美國學區或者公立學校負責指導教師備課的人。——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