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簡史 · 一個王朝的初建
一、明太祖的建國[1]
吳元年（1367，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朱元璋的北伐大軍已經平定山東，南征軍已降方國珍，移軍取福建，水陸兩路都勢如破竹。一片捷報聲使應天的文武臣僚歡天喜地，估計著自己的強大的軍事力量，各族人民渴望統一的擁護和支持；估計著元朝政府的無能、腐敗，元朝將軍們正在瘋狂地進行你死我活的內戰，統一全國已經是算得出日子的事情了。為了適應這新的局面，必須建立全國性的統治政權，從過去歷史實際得出的結論，王只是局部地區的統治者，全國性的統治者應該稱皇帝，以此，吳王應該改稱皇帝，王府臣僚自然應該提高一級做新皇朝的將相了。
朱元璋像
一切都商量好了，準備好了，中書省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領頭率文武百官奉表請朱元璋做皇帝，十天後，朱元璋搬進新蓋的宮殿，把要做皇帝的意思，祭告於上帝皇祇說：「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惟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戡定群雄，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回二萬里廣。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月四日於鐘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帝祇，惟簡在帝心：如臣可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2]
李善長像
這篇祭告文把元朝蒙漢地主階級聯合政權的傾覆和自己皇朝的建立，都推到上帝身上。前朝的建立和傾覆是天命，自己做皇帝也是天命。上帝的意旨是不可違背的，秉承上帝意旨做皇帝的權力自然也是不可違背的，他就憑這個上帝命令來統治全國人民，叫人明白違背他就是違背上帝，把神權和世俗政權結合在一起。至於挑的日子，當然是經過研究的，劉基是當時有名的天文學家，一直到今天，民間還流傳著有關他的許多怪異傳說。但據朱元璋對劉基兒子講的話：「他的天文，別人看不著。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強似他那等（天文家）。鄱陽湖裡到處廝殺，他都有功。」[3]看來劉基對氣象預測是有專長的，在他那個時代所達到的科學水平，幾天以內的氣象變化看來是可以掌握的。劉基預測正月初四是天氣好的日子，朱元璋的祭告文里便有充分信心讓上帝來選擇他配不配當皇帝，承天命了。
即位的禮儀也決定了。這一天先告祀天地，即皇帝位於南郊，丞相率百官和都民耆老拜賀舞蹈，連呼萬歲三聲，禮成。具皇帝鹵簿儀仗威儀導從，到太廟追尊四代祖父母、父母為皇帝皇后，再祭告社稷。宗教儀式都做完了，於是皇帝服袞冕，在奉天殿受百官朝賀，這樣就算成為合法的正統的皇帝了。
劉基像
這一天的天氣當然很好，日朗風和。烈風異景，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上帝批准了。
皇帝辦公的正殿名為奉天殿，皇帝詔書的開頭規定用「奉天承運」四字。[4]原來元朝皇帝詔書的開頭用「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文言譯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為這口氣不夠謙卑，改為「奉天承運」，表示他的一切行動都是「奉天」而行的，他的皇朝是承方興之「運」的，誰敢反抗天命？誰又敢於違逆興運？
芮城清涼寺元碑上的「長生天氣力里」字樣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以應天為京師。
奉天殿受賀後，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都加官晉爵，授予莊田。皇族死的活的全都封王。一霎時鬧鬧攘攘，歡歡喜喜，新朝廷上充滿了蓬蓬勃勃的新氣象，新京師里平添了幾百千家新地主、新貴族，歷史上出現了一個統一的新朝代。
徐達像
皇族和其他文武官僚、地主家族組成新的統治階級，代表這一階級執行統治的機構是朝廷。這朝廷是為朱家皇朝服務的，為地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朱家皇朝的建立者朱元璋，給他的皇朝起的名號是大明。
大明這一朝代稱號的決定，事前曾經過長期的考慮。
歷史上的朝代稱號，都有其特殊的意義。大體上可以分作四類，第一類用初起的地名，如秦、漢；第二類用所封的爵邑，如隋、唐；第三類用當地的物產，如遼（鑌鐵）、金；第四類用文字的含義，如大真、大元。大明應該屬於第四類。[5]
大明的意義出於明教。明教本有明王出世的傳說，經過五百多年公開和秘密的傳播，明王出世成為民間所熟知的預言。韓山童自稱明王起事，敗死後，他的兒子韓林兒繼稱小明王。西系紅軍的別支明昇也稱小明主。朱元璋原來是小明王的部將，害死小明王，繼之而起，國號大明。[6]據說是劉基出的主意。
朱元璋部下分紅軍和儒生兩種人，也就是農民和地主兩個系統，到建國以後，原來由農民出身的將帥也都成為新地主了。這一朝代稱號的採用，使兩個系統的人都感覺滿意。就出自紅軍諸將的觀點來說，他們大多數起自淮西，受了彭瑩玉的教化，其餘的不是郭子興的部曲，就是小明王的故將，或天完和漢的降將，總之，都是明教徒。用大明作新皇朝的稱號，第一表示新政權是繼承小明王的，所有明教徒都是一家人，應該團結在一起，共享富貴；第二告訴人民以明王已經在世，只此一家，其他的全是冒牌，不要相信；第三使人民安心，老實本分，享受明王治下的和平合理生活。就出自地主的儒生集團的觀點來說，他們固然反對明教，和紅軍處於敵對地位，用盡心機，勸誘朱元璋背叛明教，放棄階級鬥爭，暗殺小明王，另建新朝代。可是，對於這一朝代稱號，卻用儒家的看法來理解。明是光明，是火，分開是日月二字，古禮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說法，千多年來「大明」和日月都是朝廷的正祀，無論是列作郊祭或特祭，都為歷代皇家所重視，儒生所樂於討論的。而且，新朝是起於南方的，和以前各朝從北方起事平定南方的恰好相反，拿陰陽五行之說來推論，南方為火，為陽，神是祝融，顏色赤，北方是水，屬陰，神是玄冥，顏色黑。新朝建都金陵，是祝融的故墟。[7]元朝建都北平，起自蒙古大漠。那麼，以火制水，以陽消陰，以明克暗，不是恰好相勝？再則，歷史上的宮殿名稱有大明宮、大明殿，古神話里「朱明」一詞又把皇帝的姓和朝代稱號連在一起，尤為巧合。因此，儒生這一系統也贊成用這一朝代稱號。這兩種人出發點不同，結論卻取得一致。[8]
在元末二十年的波瀾壯闊的階級鬥爭中，被統治者組織武裝力量，所標榜的是「明王出世」和「彌勒降生」的預言。朱元璋是深深明白這類預言，這類秘密組織的鼓動意義的。正因為他是明教徒，正因為他曾崇奉彌勒佛，正因為他是從明教和彌勒教的秘密傳播得到機會和成功，成為新興的統治者，他要把手創的這份產業永遠保持下去，傳之子孫世代，決不許可別人學他的榜樣，危害他的統治。而且，大明已經成為皇朝稱號了，更不能容許對這稱號有所褻瀆。因此，他做皇帝的第一年，就用詔書禁止一切邪教，特別是白蓮社、大明教和彌勒教。接著把這禁令寫成法律條文，《大明律·禮律·禁止師巫邪術》條規定：「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數、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句解：「端公、太保，降神之男子；師婆，降神之婦人。白蓮社如昔遠公修淨土之教，今奉彌勒佛十八龍天持齋念佛者。明尊教謂男子修行齋戒，奉牟尼光佛教法者。白雲宗等會蓋謂釋氏支流派分七十二家，白雲持一宗如黃梅、曹溪之類是也。」明尊教即明教，牟尼光佛即摩尼。《昭代王章·條例》：「左道惑眾之人，或燒香集徒，夜聚曉散，為從者及稱為善友，求討布施，至十人以上，事發，屬軍衛者俱發邊衛充軍，屬有司者發口外為民。」善友也正是明教教友稱號的一種。《招判樞機·定師巫邪術罪款》說：「有等捏怪之徒，罔顧明時之法，乃敢立白蓮社，自號端公。拭清風刀，人呼太保。嘗雲能用五雷，能集方神。得先天，知後世。凡所以煽惑人心者千形萬狀。小則人迷而忘親忘家，大即心惑而喪心喪志，甚至聚集成黨，集黨成禍，不測之變，種種立見者，其害不可勝言也。」[9]明確指出封建皇朝對人民秘密結社的恐懼，必須嚴刑禁止。溫州、泉州的大明教，從南宋以來就根深蒂固流傳在民間，到明初還「造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咸歸之」。深為封建皇朝所忌恨，便藉口它名犯國號，教堂被毀，教產被沒收，教徒被逐歸農。[10]宋、元以來的明州，也改名為寧波。[11]明教徒在嚴刑壓制之下，只好再改換名稱，秘密活動，成為民間的地下組織了。這一系列措施，顯示了當時階級鬥爭的情況。元末農民起義，是通過秘密宗教的組織活動發動起來的，目的是推翻蒙漢地主統治階級，現在，明封建皇朝用嚴刑取締、壓制秘密宗教，目的卻是維護、鞏固封建皇朝的統治，但是，階級鬥爭是不能用封建政權的法令壓制下去的，只要封建政權的性質不變，階級鬥爭就永遠不會停止，「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是任何人也阻止、抗拒不了的。
彌勒教等秘密宗教在民間傳播的情況，特別是江西地區的情況，從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1386）誥誡人民的話里可以看出來。他說：「元政不綱，天將更其運祚，而愚民好作亂者興焉。初本數人，其餘愚者聞此風而思為之，合共謀倡亂。是等之家，吾親目睹……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則等輩，皆系造言倡亂者。致干戈橫作，物命損傷者多。比其事成也，天不與倡亂者，殃歸首亂，福在殿興。今江西有等愚民，妻不諫夫，夫不戒前人所失，夫婦愚於家，反教子孫，一概念誦南無彌勒尊佛，以為六字，又欲造禍，以殃鄉里……今後良民凡有六字者即時燒毀，毋存毋奉，永保己安，良民戒之哉！」[12]他也講歷史的經驗教訓，把從陳勝、吳廣以來直到元末農民起義，都歸結為「作亂」「倡亂」，後果是「物命損傷者多」，也就是破壞社會生產力，阻止社會發展、前進，立場是十分堅定的。還特別指出凡是造言首事的都沒有好下場。「殃歸首亂」，他自己呢，是後起的跟從的，是叛變了農民革命的，成了事業，所以「福在殿興」。他苦口勸人民脫離彌勒教，不奉六字。勸人民不要首事造禍，翻來覆去地說。但是，他所說的「愚民」，還是好作亂，還是「聞此風而思為之」。從洪武初年到永樂七年（1409），小明王在西北的徒黨仍然很活躍，王金剛奴自稱四天王，其黨田九成自稱後明皇帝，年號仍用龍鳳。何妙順號天王，高福興自稱彌勒佛。帝號和年號都直接繼承小明王，根本不承認朱元璋的統治，前後攻破屯寨，殺死官軍。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九月，才被鎮壓下去；單是「脅從」被宥為軍的就有四千多人，規模之大是可想而知的。[13]此外，龍鳳十一年（1365）八月，羅平縣藍丑兒詐稱彭瑩玉，「造妖言以惑眾」，鑄印章，設官吏。洪武三年（1370）九月，青州民孫古樸等自號黃巾賊，襲擊莒州，殺同知牟魯。六年（1373）正月蘄州王玉二聚眾燒香起事。四月羅田縣王佛兒自稱彌勒佛降生，傳寫佛號。十一年（1378）正月五開洞「蠻」吳面兒以「邪法惑人」起事，直到十八年（1385）七月才被湯和以計誘捕，俘獲四萬餘人。十二年（1379）四月成都嘉定州眉縣彭普貴也以「妖言惑眾」起兵。閏五月，陳友諒餘部王玉兒起事。十四年（1381）八月四川廣安州山民有自稱彌勒佛者，「集眾惑人」。十九年（1386）五月，福建將樂縣陽門庵僧彭玉琳初名全無，用行腳至新淦，自號彌勒佛祖，燒香聚眾，作白蓮會，自稱晉王，置官屬，建元天定。二十一年（1388）五月，袁州府萍鄉縣民有自稱彌勒佛「惑民者」。七月，寧都衛擒獲大笑山「妖賊」偽招討周三官等三十一人械送京師。二十四年（1391）三月袁州分宜縣民以「左道惑眾」。九月，寧波府有僧稱白蓮宗，會合男女，聚眾燒香。[14]起義地點包括陝西、湖北、山東、四川、江西、福建、浙江、湖廣等省，都是過去彌勒教、明教、白蓮社長期活動過的地方。特別是西系紅軍的根據地蘄州、羅田，不但在洪武朝，直到永樂時，還在發生反抗鬥爭。如永樂四年蘄州廣濟縣「妖僧」守座聚男女立白蓮社，毀形斷指，假神煽惑被殺。七年（1374）在湘潭，十六年（1383）在保定，都有彌勒教徒起事失敗的記錄。湘潭的起事頭目是從江西來的。保定的頭目演說「應劫」「五公」諸經，發展到真定、容城、山西洪洞等縣人民皆受戒約。[15]以後直到明亡，這些秘密宗教仍然不斷在各地傳播和暴動。
只要封建地主階級仍然在統治，通過秘密宗教組織起來的農民暴動就永遠不會停止，封建朝廷的法令和暴力鎮壓是無能為力的。
二、建都南京和九王守邊
朱元璋在稱帝建國之後，擺在面前的問題是，第一怎樣建立一個有效能的政治中心地區，即首都建在何處？第二用什麼方法來維持朱家皇朝子子孫孫的統治？
遠在初渡江攻克太平時，陶安便建議先取金陵，據形勢以臨四方。[16]馮國用勸定都金陵，以為根本。[17]葉兌上書請定都金陵，然後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以自守。[18]謀臣策十一致主張定都應天。經過長期考慮之後，龍鳳十二年（1366）六月，擴大應天舊城，建築新宮於鐘山之南，到次年九月完工，這是吳王時代的都城。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稱帝，北伐南征，到洪武二十年（1387）遼東全定，南北統一。在這二十年中，朱元璋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統治的版圖由南方一部分地區擴大為全國，吳王時代的都城如何適應這擴大以後的局面，便成為問題了。因為元順帝及其子孫雖然北走沙漠，卻仍然稱為北元，保有政府機構和強大的軍事力量，時時有南下復辟，捲土重來的企圖；同時沿海一帶倭寇侵擾，也是國防上的重大問題。國都的確定和國防計劃的安排是密切相關的，是當時朝野最關心的兩件大事。
自然環境是這樣，從遼東半島直到廣州，沿海漫長的海岸線，處處時時都有被倭寇侵掠的危險。東北、北面和西北面，長城以外便是北元的勢力，如不在險要處屯駐重兵，一旦北元鐵騎奔馳南下，黃河以北就很不容易守住。防邊要用重兵，如把邊境軍權付託給異姓諸將，邵榮、謝再興的教訓已經夠深刻了，而且，即使不出什麼問題，邊將擁兵過多，尾大不掉，也很可能造成歷史上藩鎮跋扈的覆轍；如以重兵直隸朝廷，則國都必須設在國防前線，才便於統轄指揮，在應天距離北邊前線太遠，是指揮不了的。東南地區是全國的經濟中心，糧餉所出，北方為了邊防安全，又必須建立為軍事中心。國都如建設在東南，和經濟中心結合，則北邊空虛，無力阻止北元的南侵；如建立在北邊，和軍事中心合一，則糧食仍須依靠東南供應，運輸費用太大，極不經濟。
皇朝都城問題之外，還有皇朝制度問題，是郡縣制呢，還是封建制呢？就歷史上的經驗教訓說，秦、漢、唐、宋之亡，沒有強大的親藩支持屏衛，是原因之一。可是周代封建子弟，又鬧得枝強幹弱，天王威令不行。這兩種制度的折衷方案是西漢前期的郡國制，一面立郡縣，設官分治，集大權於皇朝；一面又建藩國，封建子弟，付以精兵，使為皇家捍禦。把皇朝建都和制度問題一起解決，設國都於東南財賦之區，封子弟於北邊邊防據點，這樣，在經濟上，在軍事上，在皇家統治權的永久維持上，都可以圓滿地解決了。
明初定都於應天的重要理由是從經濟上出發的：第一因為江浙富庶，不但有長江三角洲大穀倉，而且還是紡織工業、鹽業的中心，應天是這些物資的集散地，所謂「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19]。第二是吳王時代所奠定的宮闕，也不願輕易放棄，而且如另建都城，則又得再加一番勞費。第三是朱元璋的左右文武重臣都是江淮子弟，也不願意遠離鄉土。第一個理由是主要的，後兩個是次要的。雖然如此，朝廷上下又覺得不是十分妥當，因為從照應北方軍事的觀點來說，這個都城的地理位置偏在東南，顯然是不合適的。洪武元年（1368）取下汴梁以後，朱元璋曾親自去視察，認為這地方雖然地位適中，但是在軍事上卻無險可守，四面受敵，論形勢還不如應天。[20]只是為了西北未定，要運送糧餉和補充軍力，不能不設置一個軍事上的補給基地，於是模仿古代兩京之制，八月以應天為南京，開封（汴梁）為北京。次年八月，陝西平定，北方全入版圖，形勢改變了，國都重建問題又再次提出。廷臣中有人主張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有人建議洛陽為全國中心，四方朝貢距離相等；也有人提出開封是宋朝舊都，漕運方便；又有人以為北平（元大都）宮室完備，建都可省營造費用。各種各樣的意見都引史論今，提出討論。朱元璋批評這些建議都有片面的理由，但都不全面，都不能夠適應當前局勢。長安、洛陽、開封過去周、秦、漢、魏、唐、宋都曾經建過都，但從今天的情況說，打了幾十年仗，人民還未休息過來，如在這些地方新建都城，供給力役都出於江南，百姓負擔不了。即使是北平吧，雖然有元朝的舊宮室，總得有些改變，還是費事。還不如仍舊在南京，據形勢之地，長江天塹，龍蟠虎踞，可以立國。次之，臨濠（濠州）前長江，後淮水，地勢險要，運輸方便，也是一個可以建都的地方。[21]就決定以臨濠為中都，動工修造城池宮殿，從洪武二年（1369）九月起手，到八年（1375）九月，修建工程還在進行。劉基堅決反對，以為臨濠雖然是皇帝鄉里，但就種種條件說，都不適宜於建都，方才停工。[22]洪武十一年（1378）下詔改南京為京師，躊躇了十年的建都問題，到這時才下了決心。[23]
決心雖然下了，但是為了防禦北元，控扼北方邊防，朱元璋還是有遷都西北的打算，選定的地點仍是長安和洛陽。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特派皇太子巡視西北，比較兩地的形勢。太子回來後，獻陝西地圖，提出意見。不料第二年太子病死，遷都大事只好擱下不談了。[24]
京師新宮原來是燕尾湖，填湖建宮，地勢南面高，北面低，就堪輿家的說法是不合格的。太子死後，老皇帝很傷心，百無聊賴中把太子之死歸咎於新宮風水不好，這年年底親撰《祭光祿寺灶神文》說：
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唯宮城前昂後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25]
六十五歲的白髮衰翁，既迷信，又失去勇氣，只好求上天保佑，從此不再提遷都的話了。
分封諸王的制度，決定於洪武二年（1369）四月初編《皇明祖訓》的時候，三年（1370）四月封第二子到第十子為親王。但是，諸王的就藩，卻在洪武十一年（1378）決定以南京為京師之後。[26]從封王到諸王就藩前後相隔九年，原因是諸子有的沒有成年，和國都未定，牽連到立國制度也不能決定。到京師決定後，第二子秦王建國於西安，第三子晉王建國於太原。十三年（1380）第四子燕王建國於北平，出鎮在沿長城一線的邊防重鎮。十四年（1381）第五子周王建國於開封，第六子楚王建國於武昌。十五年（1382）第七子齊王建國於青州，十八年（1385）潭王到長沙，魯王到兗州。以後其他幼王先後成年就國，星羅棋布，分駐在全國各軍事要地，鎮壓人民的反抗。
就軍事形勢而論，諸王國的建立分作第一線和第二線，或者說是前方和後方。第一線諸王的任務是防止北元入侵，憑藉天然險要，建立軍事重點，有塞王之稱。諸塞王沿長城線立國，又可分作外內二線；外線東渡榆關，跨遼東，南接朝鮮，北聯開原，控扼東北諸部族，以廣寧為中心，建遼國；經漁陽（今河北薊縣）、盧龍，出喜峰口，切斷北元南侵道路，以大寧為中心，包括今朝陽、赤峰一帶，建寧國；北平地勢險要，建燕國；出居庸，蔽雁門，以谷王駐宣府（今河北省宣化），代王駐大同；逾河而西，北保寧夏，倚賀蘭山，以慶王守寧夏；又西向控扼河西走廊，扃嘉峪，護西域諸國，建肅國。東從開原，西到瓜、沙，連成一氣。內線是太原的晉國和西安的秦國。後方諸王是對內的，開封有周王，武昌有楚王，青州有齊王，長沙有潭王，兗州有魯王，成都有蜀王，荊州有湘王，桂林有靖江王等國。[27]
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設置官屬。親王的冕服車旗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見親王都要俯首拜謁，不得鈞禮。地位雖然極高極貴，卻沒有土地，也不能統治人民，不能干預民政。王府之外，便歸朝廷所任命的各級官吏治理。另一方面，諸王卻有統兵和指揮軍事之權，每王府設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有三護衛，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的到一萬九千人。[28]塞王的兵力尤其雄厚，如寧王所部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朵顏三衛蒙古騎兵，驍勇善戰。[29]秦、晉、燕三王的護衛特別經朝廷補充，兵力也最強。[30]《皇明祖訓》規定：「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如本國是險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而且守鎮兵的調發，除皇帝的御寶文書以外，並須得親王令旨，方得發兵。《祖訓》規定：「凡朝廷調兵，須有御寶文書與王，並有御寶文書與守鎮官。守鎮官既得御寶文書，又得王令旨，方許發兵。無王令旨，不得發兵。」[31]這一項規定使親王成為地方守軍的監視人，是皇帝在地方的軍權代表。平時以護衛軍監視地方守軍，單獨可以應變；戰時指揮兩軍，獨當一面，朱元璋把軍權付託給親生兒子，這樣就可以放心了。諸塞王每年秋天勒兵巡邊，遠到塞外，練兵習武，叫作「肅清沙漠」[32]。凡塞王都參與軍務，內中晉、燕二王屢次受命將兵出塞和築城、屯田，大將如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都受其節制，軍中小事專決，大事才報告朝廷，二王軍權獨重，立功也最多。[33]
明朝九邊示意圖
以親王守邊，專決軍務。內地各大都會，也都以親王出鎮，每一個王國都是軍事中心，這樣，國都雖然遠在東南，也不會有什麼問題了。朱元璋以為這樣安排，十分妥帖。但是他沒有想到，給兒子以過重的軍權，會造成皇家的內部矛盾。他死後不久，建文帝就怕諸王過於強大，削奪藩王權力，燕王就起兵反對建文帝，發生內戰，最後燕王做了皇帝，遷都北平。把他的建都和邊防兩樁計劃，打得稀爛。
三、為什麼非遷都不可
（一）靖難之役
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1368—1398），皇太子朱標早卒，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是為惠帝（1398—1402）。時太祖諸子第二子秦王樉、第三子晉王棢都已先死，第四子燕王棣、第五子周王和齊、湘、代、岷諸王都以叔父擁重兵，多不法。朝廷孤立。諸王中燕王最雄傑，兵最強，尤為朝廷所嫉。惠帝用黃子澄、齊泰計謀削藩，討論應該先向誰動手：
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34]削周是削燕手足也。」[35]
定計以後，第一步先收回王國所在地之統治權，下詔：「王國吏民聽朝廷節制，唯護衛官軍聽王。」[36]建文元年（1399）二月又下詔諸王毋得節制文武吏士。[37]收回兵權及在王國之中央官吏節制權。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廢周王 為庶人。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柏懼罪自焚死，齊王榑、代王桂有罪，廢為庶人。六月廢岷王 為庶人。
燕王棣智勇有大略，妃徐氏為開國元勛徐達女。就國後，徐達數奉命備邊北平，因從學兵法。徐達死後，諸大將因胡惟庸、藍玉兩次黨案誅殺殆盡。燕王遂與秦、晉二王並當北邊禦敵之任。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與晉王率師往討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征虜前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等並聽節制。三月師次迤都，咬住等降。[38]
獲其全部而還，太祖大喜。是後屢率諸將出征，並奉命節制沿邊士馬，威名大震。[39]洪武二十四年（1391）四月督傅友德諸將出塞，敗敵而還。洪武二十六年（1393）三月馮勝、傅友德備邊山西、北平，其屬衛將校悉聽晉王、燕王節制。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月率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塞，自開原追敵至甫答迷城，不及而還。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率師巡大寧，敗敵於徹徹兒山，又追敗之於兀良哈禿城而退。洪武三十一年（1398）率師備御開平。[40]太祖死後，自以為三兄都已先死，論序當立，不肯為建文帝下。到周、湘諸王相繼得罪，遂決意反，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才勇異能之士，日夜鑄軍器。[41]建文元年（1399）七月殺政府所置地方大吏，指齊泰、黃子澄為奸臣，援引《祖訓》，入清君側，稱其師曰靖難。
明成祖朱棣像
兵起時建文帝正在和方孝孺、陳迪一些文士討論周官法度，更定官制，講求禮文。當國的齊泰、黃子澄也都是書生，不知兵事，以舊將耿秉文為大將往討。八月耿秉文兵敗於滹沱河，即刻召還，代以素不知兵的勛戚李景隆。時燕王已北襲大寧，盡得朵顏三衛 騎而南。景隆乘虛攻北平不能克，燕王回兵大破之。建文二年（1400）四月燕王又敗景隆兵於白溝河、德州，進圍濟南，三月不克，為守將盛庸所掩擊，大敗解圍去。九月盛庸代李景隆為大將軍。十二月大敗燕兵於東昌，燕大將張玉戰死，精銳喪失幾盡。建文三年（1401）燕兵數南下，勝負相當。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又為朝廷拒守。燕王所據有的地方，不過北平、保定、永平三府。恰好因建文帝待宮中宦官極嚴厲，宦官被黜責的逃奔燕軍，告以京師虛實。十二月後復出師南下。朝廷遣大將徐輝祖（徐達子，燕王妃兄）據山東，與都督平安大敗燕兵，燕軍正預備逃回北平，建文帝又輕信謠言，以為燕兵已退，一面也不信任徐輝祖，召之還朝。前方勢孤，遂接連戰敗。燕兵乘勝渡淮趨揚州，江防都督陳瑄以舟師迎降，速渡江圍南京，谷王 及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降，宮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終。燕王於南京即帝位，是為成祖（1402—1424）。
方孝孺像
徐輝祖像
成祖入南京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對主削藩議者的報復，下令大索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五十餘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大行屠殺，施族誅之法，族人無少長皆斬，妻女發教坊司，姻黨悉戍邊。方孝孺之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至八百七十三人。[42]
萬曆十三年（1585）釋坐孝孺謫戍者後裔凡千三百餘人。[43]第二件事是盡復建文中所更改的成法和官制，表明他起兵的目的，是在擁護祖訓，和建文帝擅改祖制之罪。由此《祖訓》成為明朝一代治國的經典，太祖時所定的法令，到後來雖然時移事變，也不許有所更改。太祖時所曾施行的制度，也成為一代的金科玉律，無論無理到什麼地步，也因為是「祖制」而不敢輕議。內中如錦衣衛和廷杖制，最為有明一代的弊政。為成祖所創的有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的制度，和皇帝的偵察機關東、西廠。
（二）遷都北京
成祖以邊藩篡逆得位，深恐其他的藩王也學他的辦法，再來一次靖難，即位之後，也採用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以次收諸藩王兵權，非唯不使干預政事，且設立種種苛禁以約束之。建文四年（1402）徙谷王於長沙，永樂元年（1403）徙寧王於南昌，以大寧地畀從靖難有功之朵顏、福余、泰寧三衛，以償前勞。[44]
削代王、岷王護衛。永樂四年（1406）削齊王護衛，廢為庶人。永樂十年（1412）削遼王護衛（遼王已於建文元年徙荊州）。永樂十五年（1417）谷王以謀反廢。永樂十八年（1420）周王獻三護衛。盡削諸王之權，於護衛削之又削，必使其力不足與一鎮抗。[45]到宣宗時漢王高煦（成祖次子，宣宗叔父，學他父親的辦法要誅奸臣，入清君側），武宗時安化王寘鐇、寧王宸濠果然援靖難之例，起兵造反。由此政府更設為厲禁，諸王行動不得自由，甚至出城省墓，亦須奏請。二王不得相見。[46]受封后即不得入朝。[47]甚至在國家危急時，出兵勤王亦所不許。[48]只能衣租食稅，憑著王的位號，在地方上作威福，肆害官民。[49]王以下的宗人，生則請名，長則請婚於朝，國家養之終身，喪葬予費。[50]仰食於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許其別營生計，怕褻瀆了皇家的尊嚴，「不農不仕，吸民膏髓」[51]。到後來生齒日繁，皇族的口數到了七八萬，國家也養不起了。世宗（1521—1566）時御史林潤上疏說：
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至八百五十三萬石。
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二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52]
不得已大加減削，宗藩日困。棗陽王祐 請「除宗人祿，使以四民業自為生。賢者用射策應科第」。政府要顧面子，還是不許。[53]萬曆二十二年（1594）鄭世子載堉再請求特許「宗室皆得儒服就試，毋論中外職，中試者視方品器使」[54]。從此宗室方得出仕。國家竭天下之力來養活十幾萬遊蕩無業的貴族遊民，不但國力為之疲敝不支，實際上宗室又因不許就業而陷於困窮，衣食無著，勢不能不作奸犯法，擾害平民。國家費錢，宗室挨餓，平民受罪，這也是當時創立祖制的人所意想不到的。
成祖削藩的結果，寧、谷二王內徙，盡釋諸王兵權，北邊空虛。按照當時的形勢，「四裔北邊為急，倏來倏去，邊備須嚴。
若畿甸去遠而委守將，則非居重取輕之道」 [55]。於是有遷都北京之計，以北京為行在，屯駐重兵，皇帝親自統率，抵禦蒙古人之入侵：
太宗靖難之勛既集，切切焉為北顧之慮，建行都於燕，因而整戈秣馬，四征弗庭，亦勢所不得已也。鑾輿巡幸，勞費實繁，易世之後，不復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56]。
合政治與軍事中心為一，以國都當敵。朱健曾為成祖遷都下一歷史的地理的解釋。他說：
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不止我朝，而我朝近敵為甚。且如漢襲秦舊都關中，匈奴入寇，烽火輒至甘泉。唐襲隋舊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輒到渭橋，宋襲周舊都汴，西無靈、夏，北無燕、雲，其去契丹界，直浹旬耳。景德之後，亦輒至澶淵。三治朝幅員善廣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敵便也。我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里耳。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去上谷亦僅倍漁陽耳。近敵便則常時封殖者尤勤，常時封殖則一曰規畫措置者尤亟，是故去敵之近，制敵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57]。
建都北京的最大缺點是北邊糧食不能自給，必須仰給東南。海運有風波之險，由內河漕運則或有時水涸，或被寇盜所阻，稍有意外，便成問題，朱健說：
今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而運河自江而淮而黃，自黃而後自汶而衛，盈盈衣帶，不絕如線，河流一涸，則西北之腹盡枵矣。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後兼行海運。然當群雄干命之時，烽煙四起，運道梗絕，惟有束手就困，此京師之第一當慮者也[58]。
要解決這兩個困難，則第一必須大治河道，第二必須仍駐重兵於南京，鎮壓東南。成祖初年轉漕東南，水陸兼挽，仍無人之舊，參用海運。而海運多險，陸運亦勞費不貲。永樂九年（1411）命宋禮開會通河。永樂十三年（1415）陳瑄鑿清江浦，通北京漕運，由運河直達通州，而海陸運俱廢。[59]運糧官軍十二萬人，由漕運總兵及總督統之。[60]十九年（1421）遷都北京後，以南京為留都，仍設五府六部官，並設南京守備，掌一切留守防護之事，節制南京諸衛所。[61]
永樂元年（1403）以北平為北京。永樂四年（1406）詔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宮殿。永樂十八年（1420）北京郊廟宮殿成，詔以北京為京師，不稱行在。[62]在實際上，自永樂七年（1409）以後，成祖多駐北京，以皇太子在南京監國。自丘福征本雅失里汗敗死後，成祖五入漠北親征。[63]自永樂十五年（1417）北巡以後，即不再南返。南京在事實上，從永樂七年（1409）成祖北巡以後，即已失去政治上的地位，永樂十九年（1421）始正式改為陪都。
遷都之舉，當時有一部分人不了解成祖的用心，力持反對論調。《明史》記：
三殿災，詔求直言。群壓多言都北京非便。帝怒，殺主事蕭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計，久而後定，非輕舉也。」[64]
仁宗（1424—1425）即位後，胡 從經濟的立場，「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轉運供億之煩」[65]。胡 是武進人，為南方士大夫的領袖，他的意見可說是代表南方人民的輿論，政府於是又定計還都南京，洪熙元年（1425）三月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五月仁宗崩，遷都之計遂又擱置不行。[66]一直到英宗正統六年（1441），北京三殿兩宮都已告成，才決定定都北京，詔文武諸司不稱行在，以南京為陪都。[67]
成祖北遷以後，北京三面臨敵，邊防大重。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亘萬里，分地守御。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又加上太原、固原，是為九邊。[68]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69]失策的是即位後，即徙封寧王於江西，把大寧一帶地 [70]送給從征有功的朵顏三衛，三衛的占地，大致上從古北口到山海關隸朵顏衛，自廣寧前屯衛西至廣寧鎮白雲山隸泰寧衛，自白雲山以北到開原隸福余衛。從此幽燕東北之險，中國與蒙韃共之，胡馬疾馳半日可到闕下。遼東、廣寧、錦、義等城從此和宣府、懷來隔斷懸絕，聲不相連。[71]又以東勝[72]孤遠難守，調左衛於永平，右衛於遵化，而墟其地。[73]興和[74]為阿魯台所攻，徙治宣府衛城而所地又虛。[75]開平[76]為元故都，地處極邊，西接興和而達東勝，東西千里，最為要塞。從棄大寧後，宣府和遼東隔絕，開平失援，胡虜出沒，餉道艱難，宣德五年（1430）從薛祿議，棄開平，徙衛於獨石。[77]後來「三岔河棄而遼東悚，河套棄而陝右警，西河棄而甘州危」 [78]。國防遂不可問。初期國力尚強，對付外敵的方法，是以攻為守，太祖、成祖、宣宗三朝並大舉北征，以兵力逼蒙古人遠遁，使之不敢近塞。英宗以後，國力漸衰，於是只以守險為上策，坐待敵來，長城以北諸要塞盡棄不守，只靠長城來擋住胡騎，而邊警由之日亟。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入寇圍北京。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韃靼俺答入寇薄都城。這兩次的外寇，都因都城兵力厚，不能得志，焚掠近畿而去。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流寇李自成北犯，宣府和居庸的守臣都開門揖敵，遂長驅進圍北京，太監曹化淳又開門迎人，北都遂亡。由此看來，假如明成祖當時不遷都北京，自以身當敵沖，也許在前兩次蒙古人入犯時，黃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禍，又要重演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