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遊者三部曲 · 第四章

布洛赫《夢遊者三部曲》

尾聲萬事大吉。胡桂瑙拿著一張如假包換的軍人車票，免費坐車回到了科爾瑪老家。他殺人了嗎？他變革了嗎？他不需要、也不會考慮。就算他殺人了、變革了，他也只會說，他的行為方式合情又合理，本地任何一位鄉紳——他畢竟也有充分理由，把自己看作是其中的一員——都會這樣做。因為在理性 **和不理性 ** [1] 之間，在現實和非現實之間，涇渭分明。胡桂瑙最多會承認，如果這個時代少一些戰爭，少一些變革，他或許就不會這樣，但這會成為遺憾。也許，他還會引人深思地補充道：「一切自有定數。」但這並不會發生，因為他從未想過那種行為，以後也絕不會再想。胡桂瑙不會去想那種行為，更不會意識到他的行為方式充滿了非理性，甚至可以說，它已經突破了非理性的界限；他從不知道，他的無言行為的本質是非理性，他對自己遭受的「底層侵蝕 [2] 」一無所知，他也無法得知，因為他這一生，每時每刻都處在某種價值體系中，但這種價值體系的存在，只是為了掩蓋和抑制一切承載著受制於塵世經驗主義生活的非理性。用康德的話來說，意識和非理性，都是一種伴隨所有範疇的工具，——它是生活的絕對，這種生活的所有本能、意願和情感都與思維的絕對並存，不但價值體系本身由價值設定的自發行為——非理性行為——承載，而且任何價值體系背後的對世界的情感，無論起初的情感，還是現在的情感，都脫離了所有的理性顯然。而圍繞事實真相，以認知為基礎的強大解釋體系，其作用與那個同樣強大的行為規範式的倫理解釋體系的作用相同，兩者都是連接和跨越兩「地」的理性橋樑，它們的唯一目的是引導世俗存在 [3] 脫離其不可避免的非理性，脫離其「邪惡」，獲得更高的「理性」意義，獲得那種其實是形而上的價值，並通過這種價值的演繹結構，使人可以為世界、事物和自身行為指定應得的位置，重新找回自我，不再動搖，不再迷失。在這種情況下，胡桂瑙行為不理性而又不自知，也就不足為奇了。任何價值體系都源於非理性的追求，而把非理性的、在倫理上無效的世界觀轉化為絕對理性，這種真正的和極端的「塑造」任務，將成為任何超個人價值體系的倫理目標。任何價值體系都會在這個任務之前撞得頭破血流。因為，理性方法只能是近似法，它是一種畫圈法，雖然試圖以不斷縮小圓弧來實現非理性，卻從未實現，無論這種非理性表現為內在情感的非理性，還是出現在這種生活和體驗的無意識中，還是表現為世界現實和無限多種世界形態的非理性，——理性只能孤立看待。當人們說「無情之人不是人」時，其中就包含了他們自己的一些認識，即有一個無法解決的非理性殘餘，沒有它就沒有任何價值體系可以存在，有它就能使理性遠離真正帶來毀滅的自主，遠離從價值體系的角度看，在倫理上可能比非理性更「邪惡」、更「有罪」的「超理性」。因為非理性是純粹的理性#，是辯證與演繹的理性#，是變得自主的理性#；這種理性#與可塑的非理性相反，不再允許任何塑造，這種理性#，因僵化而消滅自身的邏輯性，撞向邏輯的無限極限，——變得自主的理性*極其邪惡，它會消滅價值體系的邏輯性，從而消滅價值體系本身；它會使價值體系漸漸奔潰，最終使其四分五裂。任何價值體系的發展都有一個階段，即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相互滲透達到最大限度，都有一種飽和的平衡狀態，即雙方的邪惡變得無效、無影、無害，——有著完美風格的鼎盛時代！因為一個時代的風格幾乎可以在這一相互滲透的過程中加以定義：在鼎盛時代中，雖然理性如此深入廣泛地滲透到生活之中，但它仍然受制於生活和核心價值意志，雖然非理性可以如此深入廣泛地注入到價值體系中，但它可以說是受人引導的，甚至依然被指定在其最小的微末分支中，為核心價值意志服務和提供助力，——非理性本身和理性本身，兩者都沒有風格，更確切地說，兩者都獨立於風格，一個獨立於自然風格，另一個獨立於數學風格，但當兩者合二為一時，當兩者相互制約時，在這種順服理性的非理性的生活中就會產生那種可被稱為價值體系實際風格的現象。但這種平衡狀態無法持久，它只是一個過渡狀態；事實邏輯驅使理性走向超理性，它驅使超理性走向其無限極限，它為價值崩潰做好鋪墊，準備讓整個體系 [4] 分裂成子產物 [5] ，而在這一過程結束時，除了一個不受制約的自主理性*之外，還有一個不受制約的自主非理性的生活。當然，理性*也會滲入各個子體系 [6] 中，它甚至會引導子體系走向自身的自主發展，引導它們走向自身的自主無限，但子體系內的理性*發展範圍，卻受到各自專門領域的限制。這樣就產生了一種特定的商業思維或特定的軍事思維，它們每一種都堅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毫不妥協的絕對，它們每一種都構成了一種相應演繹的可信模式，每一種都構成了自己的「神學」，自己的「私人神學」，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並且非理性在子領域 [7] 內部受到的制約程度，正好等同於這樣一種程度，即這樣的軍事或商業神學的生效恰好為了構建一個受制於事的小型工具論；因為，子領域也是自我和整個體系的反映，它們也處於或力求處於平衡狀態，因此我們——正是考慮到這種平衡——可以將其稱之為軍事或商業的生活方式。然而，價值體系越小，它的倫理影響能力就越小，它的倫理意志就越不足道，它面對邪惡時，它面對超理性和依然在自身內部起作用的非理性時，就越麻木、越無所謂，受限力量的數量就越小，它不關心的和被它視作個人「私事」的數量就越大：整個體系越支離破碎，世界理性越不受制約，非理性就越明顯、越有效，——宗教的整個體系使受該宗教影響的世界成為一個理性世界，理性的解綁必須以相同方式擺脫一切非理性的沉默。價值崩潰的最小碎片單位是個人。個人在上級體系中所占的份額越小，個人對其自身經驗自主的依賴越大——其中也包括文藝復興時期的遺產和在文藝復興時期已經興起的個人主義的遺產——，個人的「私人神學」就變得越狹隘、越低劣，這種神學就越不能理解任何超越其坐井觀天式個人眼界的價值：凡是超出其狹隘至極的價值範圍的，就只能生搬硬套、囫圇吞棗式地接受，總而言之，只能教條地接受，——因此產生了那種空洞和教條的習俗現象，即最小維度的超理性現象，這種超理性是典型的市儈本性（沒人會反對給胡桂瑙貼上這個標籤），產生了兩者之間並無衝突的並排和交織影響，一種是生根於非理性的活力，另一種是在幽靈般死氣沉沉的無所事事中只有利於這種非理性的超理性，它們兩者都沒有風格，不受制約，在再也無法構成任何價值的相互矛盾中獲得統一。不容於任何價值集體，成為個人價值唯一載體的人，是形而上的「被放逐」者，是因為這個集體已經解散和碎裂為個人而遭到放逐的人，獨立於價值 [8] ，獨立於風格，只能由非理性支配。胡桂瑙雖是個價值獨立者，卻依然是個生意人；他在相應行業圈子內，是個享有良好聲譽的人，他是一個負責任、慎言行的生意人，他做生意向來都是全力以赴，甚至是不擇手段。他殺害艾施這事雖然與生意無關，卻也並不違反生意人的習慣。這是一種假日行為，行為時間是在一個甚至連商業價值體系都已蕩然無存，只剩下個人價值體系的時代。然而，鑒於締結和平條約後馬克會貶值，胡桂瑙在恢復生意人的本性後，給格特魯德·艾施夫人寫了封信：致尊貴的N.N. [9] ·艾施夫人尊敬的夫人：見信安好。我很高興能舊事重提，並藉此機會送上友情提醒。根據我們於1918年5月14日訂立的合同，我是《特里爾選侯國導報》報社的掌權人，擁有90%的股份。此外，按照合同規定，這90%的股份中，有三分之一，即30%的股份屬貴鎮鄉紳所有，但由我本人代為管理，因此在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報社根本無法開展任何業務，也不能從事其他交易，如有任何違反合同規定的行為，一切後果和損失均由您或其他股東先生承擔。如您或其他尊敬的股東先生仍執意開展了業務，請您務必向我報告帳目情況並將我代表的股東集團應得利潤的60%（見合同第三條）匯給我，並且我保留採取後續措施的權利。敬請知悉。另一方面，我坦率地承認——您也知道我一向老實——，由於戰爭結束這一不可抗力，我無法按時向我或我代表的股東集團所有的報社，支付剩下兩筆總計13400馬克的未清分期款項，其中8000馬克由您，奧古斯特·艾施先生的遺孀繼承獲得。不過，我也同樣坦率地提醒您，您——如您對此感興趣的話——忘了發掛號信提醒報社或作為報社總經理的我，根據設定的相應寬限期限支付未清款項，因此如您現在才寄出催款單，那我現在只需向您支付本金及法定滯納金，就能解決我們之間的法律問題。但我不想和您，我尊敬的故友奧古斯特·艾施先生的夫人發生任何爭執，甚至法庭相見，儘管貴鎮位於敵占區內，作為法國公民的我能夠輕易獲勝，而且我喜歡迅速解決事情，所以我友好地提請您考慮撤銷我們當時的交易，鑒於現在的法律情況，這樣做您絕對不會吃虧的。最簡單的撤銷方法就是，您回購我或我代表的股東集團所屬的60%股份，我願意以特惠條件出售，並以當初原始價格的一半給您——非強制性，且保留轉售權利——這些股份，股價須按外匯平價折算成法郎。總價為13400馬克，按合約外匯平價折算後約為16000法郎，因此對於這些股份，我會以給您特別優惠8000法郎（大寫：捌仟法國法郎）。同時我還要特別提醒您，我的開支、我為報社私人投入的資金、我幾個月來的忘我工作都沒有計算在內，儘管報社的當前價值因此而大大高於我收購報社時的價值。我覺得自己無論是態度還是要求，都特別得當和遷就，就是為了讓您能愉快地作出決定，順利解決事情。尤其需要提醒的是，萬一您手頭不便，您還可以很方便地通過抵押您家未抵押房產來籌集這筆款項。最後，我還想另外提醒一句，完成這筆60%股份的回購交易後，加上當時保留的10%股份，您手上將有70%的絕對多數股份，可以非常輕易地踢走掌握少數股份的所有其他股東。我相信，在此之後，您很快就會重新成為一家生意興隆的獨資企業的唯一所有人了。至於如何才能生意興隆，我忍不住想再多說一句，廣告業務的引入是我的得意之作，光這項業務就是一座金礦，如您需要幫助，我會繼續竭誠為您效勞。通過上述這一切，您會欣喜地看到，我向您提供的報價完全沒有考慮我自己的利益，因為我很難從這裡經營管理報社，但我相信，其他有意收購報社的買家會向我報出高得多的報價，這對您來說絕對不是件好事，因此請您在14天內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否則我會把這件事交給我的律師處理。我深信，您會感激我友好而熱心的建議，並在此後促成我們雙方徹底、完美地解決問題。最後，我還想冒昧地告訴您，我們這裡的商業環境非常令人滿意，我有做不完的生意。順致崇高敬意威廉·胡桂瑙安德烈·胡桂瑙公司掛號信這是一種醜陋的敲詐行為，但胡桂瑙並不這麼認為；它既不違反他的私人神學，也不違反商業價值體系，甚至胡桂瑙的同鄉也不會覺得它醜陋，因為無論是從商業的角度，還是從法律的角度，這封信都沒有任何問題，甚至連艾施夫人都把這種合法性看成是一種命運——她寧願屈從於這種命運，而不願意被人充公沒收。不過，胡桂瑙後來卻因為自己的過度讓步而肉疼不已，那可是砍掉了成本價的一半啊！不過，他的要求不能提得過高。當8000法郎真的支付到賬時，那家科爾瑪公司獲得了一筆讓人欣喜的投資，而且還不只如此：這是他利用戰事的最終變現，這是他得以回家的最終保證，也許，儘管只是也許，這甚至有些痛苦。因為現在，一切假日痕跡都已徹底消失了。如果在平平淡淡的一生之中，一定會有值得一提之事，那麼在胡桂瑙的一生之中，不再會有比這更值得一提的事情了。他子承父業，繼續踐行祖輩的經商精神，講信用、重利潤。因為中產階級生意人不適合過單身生活，而他家的傳統——他自己也繼承了這一傳統——要求他娶個乖巧的妻子，一方面是為了傳宗接代，另一方面是為了用女方的嫁妝增強家裡的生意實力，為此他開始採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因為這時法郎開始貶值，而德國人卻採用金馬克作為流通貨幣，所以他在萊茵河右岸尋找意中人的行為，就顯得順理成章，毫不奇怪了。因為他最終在拿騷找到了有相應財力的未婚妻，而且拿騷是一個信奉新教的地區，所以在愛情和財富的誘惑下，他從無神論者變成信教者的行為，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他未婚妻及其娘家笨到只關心信仰問題，所以他為了取悅他們而加入了新教。當他的這個或那個同鄉對他這一做法大搖其頭時，無神論者胡桂瑙告訴他們，這只是形式而已，根本無關緊要。似乎是為了強調這一觀點，當天主教黨在1926年與K主義者 [10] 結成選戰聯盟時，信奉新教的他仍然把選票投給了天主教黨。因為阿爾薩斯人，就跟大多數阿雷曼人一樣，通常脾氣都有些古怪，而且他們中許多人自己就有點乖僻，所以沒過多久，他們就不再驚訝於胡桂瑙的異常舉動了——其實也不是什麼異常舉動，胡桂瑙也就這麼倒倒咖啡和紡織面料，睡睡吃吃，做做生意打打牌，安安靜靜、平平淡淡地過著日子。他成為家主，成為人父，身材漸顯富態，皮膚漸失彈性，甚至連走路的姿勢也從威風凜凜漸漸變得步履蹣跚；他對待客戶彬彬有禮，馭下嚴格，工作勤奮，堪為表率；他從不貪睡，從不休假，喜好甚少，根本不貪圖或者看不起審美享受；他忙得幾乎連星期日也沒有時間陪伴妻兒散步，更不用說去參觀博物館了，——他本來就討厭畫像。他在鎮上位望日隆，他重新開始盡夫父之責。他的生活就是他祖輩們兩百年來過著的生活，他的臉就是他們的臉。畢竟，他們全都長得很像，這些姓胡桂瑙的，臉頰圓潤，表情自滿而又嚴肅，讓人猜不到他們當中有一個胡桂瑙會露出嘲弄挖苦的表情。但這是混血所致，抑或只是天然巧合，抑或表示這個後輩的某種完美，並使他在這一點上區別於他的所有祖輩，很難確定——這是一個沒人在乎的小細節，至少胡桂瑙本人不會。因為許多事情，於他而言都變得無關緊要了，每當他回想起戰時故事時，它們就縮得越來越小，直到最後只剩下8000法郎這個數字。這個數字就象徵著它們，就是它們的最終餘額，而他當時所經歷的一切，都變成了線條分明、色調淺嫩的法國鈔票，這位叫胡桂瑙的生意人從那以後一直打交道的法國鈔票。銀色睡夢如幻似真，仿佛淺灰色的迷霧，籠罩著他記憶中的一切，使它變得越來越模糊，越來越朦朧，仿佛隔了一層燻黑的玻璃，最後連他都不知道，那種生活他真的過過，還是從別人口中得知自己過過。也許可以說，這一切的漸漸消逝和遺忘只不過是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只是因為包括科爾瑪在內的阿爾薩斯地區，在戰勝國法國的刺刀保護下恢復了資產階級價值體系，然而該地區本身卻是真正的邊境地區，幾百年來一直遭到萊茵河左右兩岸政權的不公正對待，因此充滿了變革精神，甚至胡桂瑙的心中也充滿了反叛精神。畢竟，非理性力量在擺脫束縛之後，是不願再屈服於任何舊有價值體系的，而受到壓制的結果，必定是集體消失和個人死亡。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在價值崩潰中擺脫束縛的非理性力量會有怎樣的命運：它們真的仍然只是各個價值領域互斗時的鬥爭手段嗎？它們真的仍然只是互相殘殺的手段？它們真的仍然只是謀殺嗎？它們在價值崩潰至最小碎片單位時，必然變成個人與個人的鬥爭，它們必然導致所有人與所有人的鬥爭嗎？或者，把這個問題只放在胡桂瑙身上：一個子價值體系 [11] ，例如胡桂瑙重新拾起的商業價值體系，能否擁有足夠強大的凝聚力，在沒有刺刀和警棍的幫助下，也能將非理性追求重新合併到一種工具論中，並為同樣擺脫束縛的價值意志指明方向？當然，在認識論上不允許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它挑起了人們對非理性本質的看法，更是僅通過「力量」一詞挑起了一種機械論的解釋，一種擬人化的、唯意志論的形上學，總而言之，挑起了一種被非理性按其自身觀點反對的解釋，因為非理性是沉默且恰好非理性的生活，而這種生活雖然為理性的「價值塑造」提供素材，卻在非理性未經塑造的原始狀態下，只能確認這種生活是匿名存在 [12] 的，除此之外無法作出任何理論解釋。上級總體系 [13] ，亦即宗教體系，完全清楚這一事實。教會只承認一個價值體系，即其自己的價值體系，因為起源於柏拉圖哲學的它只承認一個真理，只承認一個邏各斯：它完全傾向於理性，無法容忍任何非邏輯，從一開始就——不僅從認識論上，而且還從倫理上——剝奪了非理性及其假定「特性」的存在權利，——非理性會變成絕對的野性，對它作出的一切陳述都僅限於一個論斷，即它是存在的，而且必須歸入邪惡範疇。如果真的站在這個角度把非理性視作麻煩，那麼只需詢問邪惡可否存在於由上帝創造的世界之中，而如果真的要討論非理性的所謂體系建構能力，那麼只需考慮邪惡的可能表現形式。當然，這些問題是教會從來沒有忽略過，也從來不能忽略的問題；邪惡的存在從來都是征戰教會 [14] 存在的前提條件。每當價值不斷崩潰，邪惡的存在越發明顯時，教會就會不得不再次把導致這一崩潰的責任推到邪惡頭上，換而言之，拋棄自身的作為崩潰之源的超理性，把它歸入邪惡範疇，也即歸入非理性範疇。但一方面，因為教會和每個人一樣，都非常了解「設定的設定」，甚至有可能比任何個人都清楚，任何表現形式的可能經驗條件是由「價值」範疇決定的，另一方面，因為教會必須把自己的價值結構視作唯一有效的價值結構，所以教會認為非理性邪惡雖然沒有建構體系的力量，卻可能具有「模仿」的表現形式，總是把邪惡看作對教會自身表現形式的「模仿」，教會認為邪惡雖然沒有理性思維，卻可能具有一種空洞模仿的思維形式。這是一種「無真 [15] 」的思維（邪惡即是善良缺失），一種空洞的超理性教條式習俗現象，一種從非理性中誤導出來的「貌似理性 [16] 」，而這只不過是屈從於非理性的「貌似理性」，會把倫理意志變成空洞的道德炫耀，但在最終影響上，在擴展至總體系後，卻會將市儈的邪惡升格為基督的大敵。邪惡在世界上的根基越完美，基督徒通過反基督者獲知的模仿就越完美，反基督者價值體系就越有威脅——該價值體系只能是一個總體系，因為連教會體系都是一個總體系。邪惡本身是同質不可分的，就像與它對立、被它模仿的真理一樣同質不可分。除了這種總體系之外，子體系也漸漸消失；在價值崩潰過程出現的現象中，天主教給最明顯的價值崩潰特徵、新教思想賦予了特殊含義，並將其升格為占支配地位的主導思想，甚至是災難性、非理性發展的主導思想；與在所有子體系中一樣，教會在這種主導思想中看到的不是真實的價值體系，而只是扭曲了的價值體系——這已經是形成威脅性反基督總體系的初步階段了。上述這一估計不僅符合教會的特殊立場，而且在客觀事實上也有充分的依據，例如在新教對任何其他子體系的非凡親和力中：無論是資本主義子體系，還是民族的主義子體系，或者是其他某個子體系，都必須與新教一起站到反教會的「變革」陣線上來，從教會體系的角度來看，即站到顯露一切非理性的、敵視價值的異端力量的罪惡陣線上來。儘管教會經常對外妥協，而且會——兩惡相較取其小——容忍這個或那個局部運動，例如與更激進的純變革性分裂運動相比，對民族的主義局部運動持保守立場，但對於如何處理非理性力量這個根本問題，教會只會從最嚴酷的角度作出決定：要麼信基督，要麼反基督——要麼回到教會的懷抱，要麼互斗不休，在價值完全解體中毀滅世界。無論是全真鏡像，還是失真圖像，作為價值體系，每個子體系都模仿總體系的結構；如果對總體系的認識是原則性、形式性的，那就必須在小集體中對這些認識進行重複和證實；但是，內容上的差異——是必要的，因為任何體系都不會自稱是「邪惡」的體系——必定在於對非理性的估計。任何子體系，從其邏輯起源、邏輯基礎上來看，都是變革性的；舉例來說，如果一個遵從自身邏輯絕對化的民族的主義子體系，建立了一個以升格為上帝的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工具論，那麼通過所有價值與國家思想之間的這種聯繫，通過將個人及其精神自由置於國家權力之下的這種手段，不僅會持反對資本主義的變革態度，而且還會更加堅定地走上反宗教、反教會之路——這條路的方向清楚精確地指向絕對變革的價值崩潰，因此也指向拋棄自身體系。因此，如果子體系想要在價值解體過程中確保自身的存在，如果它想擺脫自身追逐這一目標的理性#，那它就不得不訴諸非理性的手段。這就產生了奇特的模稜兩可，從認識論上來說，甚至與每個子體系都不乾不淨：在面對價值日漸崩潰，承擔起總體系的任務，將非理性評判為反叛和犯罪時，子系統不得不從非理性的同類群體及其匿名邪惡中突出一群「善良」的非理性力量，用來制止令人驚心的進一步崩潰並帶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任何「局部變革」——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子體系都是「局部變革」——都基於非理性的先驗性，基於情感價值的重要性，基於用作對抗全面變革激進理性*的制勝法寶的「非理性精神」尊嚴；任何子體系都必須明確承認「未經塑造」的非理性殘餘，可以說是理性*思考過程中的保護區，用於在價值崩潰過程中保持自身的穩定。因為變革是邪惡對邪惡的反抗，是非理性對理性的反抗，是非理性披著理性*掙脫了枷鎖的外衣對理性制度的反抗，而這些理性制度為了維護自身的存在，不求進取地訴諸與生俱來的非理性情感價值，——變革是非現實與現實之間的鬥爭，是暴力壓迫與暴力壓迫之間的鬥爭，必定會出現在超理性的解綁導致非理性的解綁之後，必定會出現在價值體系支離破碎至最終的個體價值單位之後且一切非理性在個人變得自主孤獨後的絕對價值獨立中突然爆發之時。變革就是打破非理性，打破自主，打破生活，而獨立於價值的孤獨之人則是變革的工具；如果塵世間的一切恐懼和孤獨最先影響的必定是被塵世遺棄之人，即饑寒交迫的無產階級，或戰壕中面臨槍林彈雨的戰士，如果這些字詞本意上的「被放逐者」必定是最先實現價值獨立的人，那麼他們也必定最先聽到像打鐵聲一樣叮叮噹噹地刺透非理性沉默的喊殺聲。一般來說，總是由小价值集體的人消滅正在解體的大價值集體的人，總是由這個最倒霉的人在價值崩潰過程中扮演劊子手的角色，然後在審判號角響起的那一天，這個價值獨立者將成為這個自尋絕路之世的劊子手。胡桂瑙殺了人。後來他把這事給忘了，他再也沒想過這事，而在此之後成功實施的每一個生意手段（在寫給艾施夫人的信中！），他卻依然牢牢地銘刻在心。這是理所當然的：在生活中，只有符合相應價值體系的行為才會繼續存在，但胡桂瑙重新回到了商業體系。可以說，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儘管他子承父業，生意紅火，是個能力出眾的生意人，但如果條件更加合適，他依然有可能成為一個能力同樣出眾的變革者。因為，作為變革載體的無產階級並不是他自以為有，其實根本沒有的「變革者」——在對刺殺國王的刺客達米安處以四馬分屍之刑時歡呼的民眾，與35年之後把路易十六推上斷頭台的民眾之間，並沒有任何區別——，他只是一個重大事件的代表，他完全就是歐洲精神的代表：即使個人過著市儈庸俗的生活，依然堅守著某種舊有子體系，即使像胡桂瑙一樣，擁抱商業體系，即使投身於萌芽期的變革運動或決定性的變革運動，但實證主義價值解體的精神卻遍及整個西方世界，它的明顯表現形式絕不僅限於俄國無產階級的唯物主義，更確切地說，這種唯物主義只是實證主義思想的一個變種，整個西方哲學——如果還能稱之為西方哲學的話——已經變成了實證主義哲學。甚至財富分配問題也居於次要地位，儘管美式工作方法和K主義工作方法之間的差異漸漸消失，這些問題因為意識形態的統一而退居次要地位，而意識形態越來越努力趨向於一個共同點，趨向於一個有沒有這個或那個政治標籤都無關緊要的目標，因為這個目標的全部意義——從根本上來說——完全只取決於，它可以成為一個總體系，可以將釋放的非理性亂流重新匯合起來。因此，任何萌芽期的「非理性」變革有無生存發展能力，也都無關緊要，因為它對決定性的「理性」變革沒有任何影響，前者必定併入後者之中；另一方面，作為子產物，它——超出了任何機械論的解釋——還可以指出，什麼在總產物 [17] 中必定仍然未為人知：非理性的力量是存在的；它們是有效的；它們天然急於在一個新的價值工具論中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在教會的眼中，與反基督者總體系無異的總體系。這可絕對不是什麼可以置之不理的徵兆，比如K主義者的反柏拉圖主義熱情，比如馬克思主義或資產階級無神論者組織的思想啟蒙宣傳，又比如在教會眼中十惡不赦，除了可以與反基督者的邪惡相提並論之外，實際上微不足道甚至非常值得同情的無神論，因為問題在於歐洲精神，在於直接和實證主義的「異端」精神，因而從這種最普遍的意義上來說，甚至連新教思想是由菲希特灌輸到民族的主義變革中，還是（當然更為明顯）由黑格爾灌輸到馬克思K主義中，都不重要。儘管教會對仇恨——對異端的仇恨——的直覺從不會錯，在最偏僻的派系中都能發現新教蹤跡，並正因為如此，才以一種否則無法解釋的強硬態度逼迫K主義，但K主義的具體表現形式仍然不是形體具備的反基督者，而是還只處於萌芽狀態。儘管康德主義的那種新教神學在此發展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神學，具備嚴密的律法解釋、固定不變的存在論和無可辯駁的倫理學，因而也具備一種真正神學的一切必備要素，在整體上象徵著這種神學的看得見的教會；儘管這個教會故意建立一個反教會的教會，把機器當作聖器膜拜，把工程師和煽動者任命為牧師，可這仍然不是總體系本身，這仍然不是反基督者，——但這就是道路，這就是關於如何瓦解基督教柏拉圖世界觀的啟示。在這種馬克思主義反教會的結構及反教會禁欲主義的強硬國家思想的結構中，有一種思想已經清楚地——而且也沒人比天主教更清楚——在這種教義學的每個角落都留下了濃墨重彩，它遠超馬克思主義，遠超任何國家神化，它把所有變革 ——無論採取何種形式——都遠遠拋在身後，甚至讓馬克思主義道路都顯得像一條彎路：它是一種無教會「教會本身 [18] 」的外形，是一種「自然科學本身 [19] 」的無本體存在論，是一種無教條「倫理本身 [20] 」，簡而言之，是邏輯與客觀終極抽象的一種工具論，這種抽象在可信點被移至無窮遠處時獲得，可以完整顯現新教思想的激進性。這是那種從實證主義角度對世界現實和嚴格強制禁慾的雙重肯定，已經成為路德和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的特點，在實現其先天和必要理念的過程中，正在努力追求思維和存在的重新統一，努力追求倫理無限和物質無限的重新統一。正是這種統一構成了各種神學的本質，即使有人試圖否認思維源於世界，但這種統一必須存在，即使從科學角度「認定為真 [21] 」的可信點與「相信為真 [22] 」的可信點恰好吻合，雙真又變成唯一的真，但這種統一仍然可以存在。因為在導向這種可信性的無窮提問鏈的盡頭，是純粹的行為，是純粹的強制工具論的觀念，理性的無神信仰的觀念，是冷酷律法中的一種「宗教本身」的空洞形式，甚至可能是抽象「神秘主義本身」的理性直接，其閉口禁慾和毫無裝飾的虔誠——服從且僅服從嚴格苦行——指明了這場真正新教變革的最終目標：指明了一種無情絕對的無聲空白。在這種絕對之中，端坐著抽象的上帝精神。上帝精神，既不是上帝本身，卻又是上帝本身，充滿悲傷，充滿恐懼，端坐在無夢的絕對沉默之中，而這種沉默就是純粹的邏各斯。胡桂瑙極少關心歐洲精神的這種狀況，但很關心普遍存在的不可把握。因為內心世界的非理性可以感覺到身外世界的非理性，即使世界的不可把握可說是一種理性的不可把握，有時甚至是一種生意上的不可把握，但它卻是源於理性的解綁，這種理性在任何價值領域中都追求無限，並在這個超理性的無限極限處，自行放棄，突變為非理性和不再理解 [23] 。金錢和技術已如脫韁的野馬，匯率不停波動，儘管有各種解釋可以解釋非理性，但有限無法與無限相提並論，而且沒有任何合理手段可以將無限的非理性不可把握恢復為理性和可以把握。仿佛無限被喚醒成一種由絕對承載和接受的獨立而具體的生活，在榮衰交替之際，在這生死轉換的神奇一刻，絕對在最遙遠的天際處突然閃亮。儘管胡桂瑙可以扭頭不看破曉的天際，對諸如此類的各種可能完全不感興趣，但他一定可以感受這股席捲整個世界，讓整個世界為之瑟瑟發抖，剝奪世界萬物存在意義的冰冷氣息。每天早晨，當胡桂瑙拿起報紙，密切關注世界局勢時，心中也會感到不適，就跟任何其他閱讀報紙之人一樣——他們都渴望閱讀事件報道、如饑似渴地渴望了解事實，尤其是了解配有插圖的事實，每天心中都會生出新的希望，希望可以用大量事實填滿一個沉默世界的空虛，一個沉默靈魂的空虛。他們閱讀報紙，心中充滿了每天早晨醒來即面對孤獨的恐懼，因為舊集體的言語已經銷聲，而新集體的言論他們又聽不見。即使他們對政治制度、公共機構或法律體系吹毛求疵，假裝自己什麼都懂，什麼都看得一清二楚，即使他們在白天就此相互交換各自的看法，但在「尚未 [24] 」和「不再 [25] 」之間他們卻一言不發，他們一個字都不信，希望看到文字配上圖片，他們甚至連自己說話是否得體都不再相信，而陷在起始之間的他們，只知道事實的邏輯依然不可阻擋，律法依然不可侵犯：任何靈魂，無論多麼墮落，無論多麼邪惡，無論是多麼市儈，多麼沉迷於最空洞的教條，都無法擺脫這種認識和這種恐懼，——就像一個突然感到孤獨充塞心頭，被一個將死之人嚇壞的孩子，他必須去尋找那片可保其生命安全的河中淺灘。他哪兒都找不到幫助。他不停地努力著，想在某個子體系中拯救自己，但這毫無用處。他這時這麼做，無論是因為他希望通過堅守舊有浪漫形式，不再感到不可把握，還是因為他希望在局部變革中，一切熟悉的、家鄉的，只會極為緩慢地，幾乎毫無痛苦地變成陌生的，都毫無用處。他得不到任何幫助，因為這是讓他自我迷醉的虛假集體，而他正在尋找的深層隱秘關聯，消失在誤以為抓住線索的手中，即使失望者最終逃到貨幣商業體系中，他也擺脫不了失望：即使這種最根本的市儈資產階級存在形式，比任何其他子體系都穩定牢靠，因為它預示著世界的永久統一，他需要用來擺脫不可把握的統一，——兩馬克硬幣比一馬克硬幣多，一筆8000法郎的款子雖然由許多法郎組成，卻也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用來計算世界的理性工具，——即使中產階級哪怕匯率波動再劇烈也願意相信的這種抵抗能力正在消失，但非理性在任何地方都勢不可擋，任何世界形態不能再表示為理性行列的相加結果。即使生意人威廉·胡桂瑙在鎮上位高望隆，經常一開口就詢問日常用品價格和利潤，即使這個胡桂瑙認為，在這種經濟不穩定時期，相互之間越發猜疑是完全合理的，但他卻想做個嘲諷的表情或不屑的手勢，以此表示自己對某些東西嗤之以鼻——但令人吃驚的是，他又無法解釋這些東西的來歷——，然後突然一愣，問道「錢是什麼？」，有時候甚至在用銳利而充滿懷疑的目光把客戶打量一番後，直接拒絕賒欠，只是因為他突然不再喜歡這個人了，或是因為他討厭這個人嘴角掛著嘲諷或其他什麼表情，——至於這種手段是好是壞，是正好把喜歡拖欠的客戶甩掉，還是把講信用的客戶推到競爭對手的懷裡，在完全不考慮實際後果的前提之下，這是一種突然的，也許還很清醒的做法，一種在某種程度上是下意識作出的，雖然在生意場合畢竟並不常見，但無疑是非理性的做法，尤其是這種做法可能導致胡桂瑙的周圍出現了一道鴻溝，出現了一片將他和該鎮所有其他鎮民隔開的死寂區。當然，這只不過像一種遙遠的模糊感知，卻又點點滴滴匯聚在心，每當胡桂瑙身處人多之處時，幾乎就會觸手可及：在電影院內，在有年輕人跳舞的場所里，或在慶祝法國勝利周年慶典的活動中，這時他——也許會坐一次鎮長座椅——安安靜靜地坐在用鮮花裝飾的桌前，坐在其他名流之間，用厚眼鏡片後相當茫然地帶著孩子氣的目光看著舞者；雖然他還沒到放棄跳舞享受的年紀，但當他低聲告訴鄰座（他逮著機會就會這樣說），自己也曾是個舞林高手時，他自己也不太相信自己的回憶。因為，無論他這時是在這樣一種愛國禮堂中，還是他在星期天與大兒子漫步於斯特拉斯堡林蔭大道，出席自行車賽手起跑儀式，是的，如果他去這個或其他社交活動湊熱鬧只是為了實例驗證，那他必然會少有地感到不舒服起來，覺得事物在不知不覺之中地移動著，覺得每一個本該是整體概念的節慶活動，令人不安地開始四分五裂，變成了一種被某些人違背良知，用飾品、旗幟和彩帶，壓緊了紮成一個矯揉造作的整體。要是胡桂瑙沒被這種不合理的念頭嚇倒，那他一定會發現，世上根本沒有概念和名稱對應於一種具體的底層語言 [26] ，他肯定會發現，即使確保事件統一和世界團結的可見象徵一定存在，但這種底層語言隱藏了必然存在的象徵，否則一切可見都將瓦解成一堆無名、無重、乾燥、冰冷、透明的灰燼。胡桂瑙會感覺到偶然和隨風的詛咒，瀰漫在事物之上和事物彼此之上的詛咒，因此任何不是同樣偶然和隨意的安排都是無法想像的：如果那些自行車賽手不再因共同的運動服和俱樂部徽標而聚在一起，他們一定會立即各奔東西嗎？胡桂瑙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它超出了有幾分理由稱作他的私人神學的理解範圍；然而，這個未提出的問題，卻像他所依賴的所有經歷的不可見一樣，讓他感到煩躁不安，而這種煩躁不安是可以發泄的，例如他在回家的路上無緣無故地抽大兒子一個耳光。當然，在用這種方式發泄後，他很快就會回到清醒的現實世界中，以此證實了黑格爾的發現：「真正自由的意志是理論精神和實踐精神的統一」。他心情舒暢地走回鎮上，經過不同的教堂，看著人們剛好從中魚貫而出，他一邊走一邊愉快地哼唱著，還用手杖打著拍子，每當有人向他打招呼時，他都會舉手觸帽，說聲「您好」。因為一切都取決於與自由的關係，甚至取決於最簡單和最狹隘的神學——影響範圍剛夠合理解釋一個經驗自我的最卑劣行徑，即哪怕是某個胡桂瑙的私人神學，它仍然服務於自由，甚至對它來說，自由是真正的演繹中心，真正神秘的演繹中心（胡桂瑙就是這樣，至少從他拂曉離開戰壕並為了獲得自由而做出似乎非理性，卻依然非常理性的行為那一天起，他從那一天起努力追求過的一切，和他這一輩子仍將努力追求的一切，都是對當時第一次慶祝時和節日中行為的重複）。自由幾乎就像一個特殊而崇高的範疇，仿佛凌駕於一切理性和非理性之上，既像終點，又像起點，等同於絕對 ——絕對讓自由閃光，自由把絕對照亮，這是火谷中的一道終極柔光，劃破天際。非理性和理性水火不容，理性決不會再次消散在生活情感的和諧之中，前提是它們兩者並不共有一個令人敬畏的更高存在——既是最高現實又是最低非現實：只有現實與非現實凝聚結合，世界才會具體完備，——這就是自由的觀念，即世人有權不斷重生，因在塵世無法實現，所以必須不斷重新踏上重生之路。啊，走向自由的責任是多麼痛苦！啊，不斷重複的認知變革是多麼可怕！這種認知認為，絕對有權反抗絕對，生活有權反抗理性，——這是在為某種——顯然背叛了自己——使與理性絕對相對的非理性絕對擺脫束縛的理性辯護，辯護的理由是，理性也是終極保證，即擺脫束縛的非理性力量將再次合併成一個價值體系。任何價值體系都必須服從於自由，即使是最簡單的，也在尋找自由，即使是深陷塵世孤獨與自主之人，他至多享有殺人自由、入獄自由，至多享有叛逃自由，即使在被剝奪了一切價值之後，他會遭受世俗的全面壓迫，——當他直面永恆氣息時，在他的孤獨黑夜中，自由的星象不會為他閃亮：夢，人皆有之，無論正邪，都要實現；在黑暗和沉悶的人生中，實現夢想，才能享受自由。因此，胡桂瑙有時突然會覺得，自己仿佛正坐在洞穴之中或無底黑洞之中，仿佛正看著洞外的天寒地凍，寒意就像一條孤獨的腰帶，圍繞洞口，而歲月就消逝在遙遠的印象中，昏暗的蒼穹下，然後他心中生出一股強烈的渴望，想要爬出這個牢籠，去享受外面的自由和孤獨，它們兩者的存在，他似有所察，仿佛就他一個人能從某處看到；這像是一種明悟，孤獨至極最終必定會突變為熱鬧至極，但這最多只是個無力的幻想，外面那裡也許可以強迫他人以友好、熱忱的態度於他歡聚一堂，以死相脅或施暴相脅，或至少用耳光逼迫他人，接受他並傾聽他還無法說出的美好真相。因為，儘管他在舉止行為和生活方式上與他人幾乎完全相同，儘管他的人生列車，在他青年時代被推上後就根本不想離開的軌道上，越來越平穩地駛向遠方，儘管這也是一種非常世俗，甚至非常實在，就在這裡走向死亡的生活，但在某個方面，這似乎變得更高、更輕了，因為每過一天，他的孤立感和孤獨感就更增一分，可他卻不再感到痛苦：與世隔絕，卻又身在其中，他不斷地被迫遠離世人，來到心中渴望的遠方，但他並不想跨過遠方。就算在這一點上，他也與任何其他凡人沒有絲毫差別，因為他們每個人都知道，人生太短，來不及沿著這條始終螺旋向上的道路走到盡頭，在這條路上，所有故去往逝，所有沉沒陷落，都會復活為更高的目標，一步一步地重新回到更遙遠的迷霧中：自成一體的環形大道，無休無止，圓滿之路，沒有盡頭，清醒的實在，萬物崩散，彼此分離，退至極點，退至世界盡頭，在那裡，所有散碎重聚一體，在那裡，彼此之間再無距離，非理性顯出原形，在那裡，恐懼不再變成渴望，渴望不再變成恐懼，在那裡，自我的自由再次匯入上帝的柏拉圖式自由中，自成一體的環形大道，無休無止，圓滿之路，沒有盡頭，這條道路，只有實現本性之人才能踏上，——卻是無人可及。無人可及！就算胡桂瑙到的是一個變革體系，而不是商業體系，他也依然無法轉頭踏上圓滿之路。因為謀殺仍是謀殺，邪惡仍是邪惡，一個僅限於個人及其非理性本能的價值領域的市儈庸俗，任何一次價值崩潰後的這種最終產物，仍是絕對墮落的點，幾乎仍是永恆絕對的零點，而這個零點是且必須是所有價值尺度和所有價值體系共有，無論它們之間的相對關係如何，因為任何在思想和邏輯本質上不服從「可能經驗條件」的價值體系都是無法建構的，這為所有體系共有的邏輯結構以及與邏各斯相關的先驗不變性投下了經驗陰影。從相同的邏輯必然性中似乎可以得出，一種價值體系必定會過渡到價值割裂的一個新零點，這個新零點必定跨越一個世代，這個世代，與新舊價值體系都沒有任何關聯，並且正是在這種毫無關聯之中，在這種幾近瘋狂地漠視他人痛苦之中，在這種最極端的價值剝奪之中，從倫理和歷史的角度，為冷酷無視變革時期的一切人道行為提供了合法證明。或許必須如此，因為只有一個如此絕對沉默的世代，才能忍受絕對的景象和突然迸發的自由光芒：一道划過最深的黑暗，只划過最深的黑暗，急促閃耀著的光芒，它的塵世之影，像黑水池中的倒影，它的沉默在塵世的迴響，是殺人時的金鐵相撞之聲，更是無法穿透的緘默之聲，像一堵隆隆巨響的沉默之牆，豎立在人與人之間，讓人的聲音無法穿透，無法再穿透半分，令人不得不為之顫抖。可怕的鏡子，理性沖向絕對時的可怕回聲！理性的嚴格在塵世中的對立，將變成脅迫，變成無聲的暴力。理性的神聖目標的理性直接將變成非理性直接，非理性已經充滿人們的心頭，使其勉強沉默服從；理性的無限提問鏈將成為非理性的單節提問鏈，非理性不再提問，只會行動，驅散一個不再存在的集體，因為這個沒有力量，卻充滿惡意的集體，正在血海中淹死，在毒氣中窒息。啊，上帝的孤獨，塵世的對立，是何等孤獨的死亡！陷入理性解綁後的恐懼之中，受命為理性效勞，卻又不知何為理性*，一個重大事件的囚徒，是其非理性的囚徒，他就像渾人，身在邪惡戲法之中，看不穿手法與結果之間的聯繫，他就像瘋子，無法擺脫其非理性和超理性的紛亂，他就像罪犯，無法找到更理想集體的價值現實之路。過去，無可挽回地從他身邊消失，未來，無可挽留地從他身邊逃走，隆隆的機器聲沒給他指明通往終點之路，終點遙不可及，無邊無岸，在無限迷霧之中，升起絕對的黑色火炬。這是生死轉換的可怕時刻！這是絕對的可怕時刻！這種絕對需要一個世代去承受和忍受，而這個世代已經自我抹殺，對在自身邏輯的驅使下進入的無限毫無所知，——他們無知、無助、徒然地暴露於冰冷颶風之中，他們必須忘記，才能活著，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死。他們的道路是阿赫斯維的道路，他們的責任是阿赫斯維的責任，他們的自由是獵物的自由，他們的目的就是忘卻。迷失的一代！就如邪惡本身一樣，並不存在，在無法辨別的罪惡泥淖中，既無特徵，也無歷史，註定迷失在時間長河之中，在一個創造了絕對歷史的時代中，不留下任何故事。無論個人對變革事件的態度如何，他是否反動地依附於陳舊的形式，像任何保守主義一樣，把美學看作倫理，或是否因消極的利己認知而置身事外，或是否屈服於他的非理性本能，投身於顛覆性的變革工作：有如宿命一般，他依然是不道德的，依然被時代拋棄，被時間拋棄，然而時代精神卻無處也從未如此強大，在道德和歷史上都如此真實，就像在那最終，同時也是最初的爆發中一樣，而這種爆發就是變革，——自我毀滅和自我更新的行為，腐朽價值體系最終和最偉大的道德行為，新生價值體系最初的道德行為，在絕對零點的激情中，徹底創造歷史，消滅時代的一刻！意識到自己孤獨，不敢回憶的人，也是內心充滿恐懼的人；他是個被征服者，也是個被放逐者，重新陷入了人才有的至深恐懼之中，既受暴也施暴之人的恐懼之中，重新陷入了讓人無法抗拒的孤獨之中，他的逃避、他的絕望和他的麻木都會變得巨大無比，讓他忍不住想自尋短見，擺脫冷酷無情的事件規律。由於害怕即將從黑暗中突然發出的審判之聲，他的內心倍加渴望，能有一位領路人，輕柔地牽起他的手，給他排好隊，指明道路方向。這個領路人，不再有任何追隨者，領頭走在未曾走過的自成一體的環形大道上，向上越走越高，越走越接近光明；這個領路人，將重新建堂，以此使亡者復活，自己也從眾多的亡者中復活；救世主，將用自己的行為給這個時代中的不可理解之事賦予意義，從而開創新的紀元。這就是渴望。然而，就算領路人來了，期望中的奇蹟也不會出現：他的生活將是平凡的塵世生活，正如信仰已沉入「認定為真」之中，「認定為真」已沉入一種永遠理性的宗教信仰之中一樣，救世主毫不起眼地遊歷人間，也許此刻就是穿過街道的路人，——因為無論他走在哪裡，無論是在熙攘雜亂的都市街道上，還是在鄉下田間的落日餘輝中，他的路是錫安之路，卻也是我們所有人的路，是尋找非理性邪惡和超理性邪惡之間的淺灘，就連他的自由也是痛苦的使命自由，是對既成的犧牲和贖罪，就連他的路也是審判之路，也須受到嚴格對待，就連他的孤單也是孩子的孤單，也是兒子的孤單，在被父遺棄之後，他的目標便消失在遙不可及之處。儘管如此：希望領路人知曉，就是自己知曉，感知恩典，就是恩典。儘管我們的希望是徒勞的，有一天，在領路人的可見生活中，絕對會在塵世成為現實，目標依然可以無限接近，接近這個目標的彌賽亞希望依然不可破滅，價值依然會永遠重生。即使我們為越來越沉默的抽象所包圍，每個人都遭到冷酷無情的逼迫，身體被拋入虛無，自我被拋出了虛無，但自我就是掠過整個世界的絕對之風。從對真相的猜測和感覺之中，萌生慶祝時和節日中帶來的安全感，讓我們知道，每個人的心底都有小火花，統一依然不會失去，卑微人類的友愛之心依然不會失去，在他們的恐懼至極中，閃耀著對上帝恩典的恐懼，不會失去，也未曾失去，人類的統一，照亮萬物，超越時空，永恆不朽。統一，散發萬道光芒，聖化一切生者，——是象徵的象徵，是鏡子的鏡子，從沉入黑暗的存在 [27] 中冒出，從瘋狂和無夢中湧現，就像一個獲得重生的女人，一個從陌生人手裡奪回的女人，一個充滿母性的女人，是象徵的化身，在非理性的反抗中，抹殺了自我，打破了自我的界限，停止了時間，湮滅了空間，在冰冷的颶風中，在漫天的風暴中，牢門全部打開，牢房地基搖晃，從最濃的世界黑暗中，從我們最苦最濃的黑暗中，有人對著無助者大聲呼喊。這個聲音把過去與所有未來相連，把孤獨與所有孤獨相連，它不是可怕之聲，不是審判之聲，它在邏各斯的沉默中猶豫著，卻被這種沉默承載著，高舉到並不存在 [28] 的喧囂之上，它是個人之聲，它是大眾之聲，它是安慰之聲，它是希望之聲，它是千鈞一髮之際的善意之聲：「快住手，別自殺！我們都在，我們沒走！」《夢遊者》全書終 1928-1931年於維也納 [1] das Vernünftige und das Unvernünftige。 [2] 見第78章的腳註。 [3] Dasein。 [4] das Gesamtsystem。 [5] das Partialgebilde。 [6] das Partialsystem。 [7] das Partialgebiet。 [8] 亦即「價值中立」。——譯註 [9] nomen nescio的縮寫，表示不知道名字。——譯註 [10] 即Kommunist。——譯註 [11] das Partialwertsystem。 [12] das Dasein。 [13] das Totalsystem。 [14] ecclesia militans。 [15] wahrheitsentleert。 [16] Vernünftelei。 [17] das Totalgebilde。 [18] Kirche an sich。 [19] Naturwissenschaft an sich。 [20] Ethik an sich。 [21] Für-wahr-Halten。 [22] Glauben。 [23] Nicht-mehr-Erfabare。 [24] Noch-nicht。 [25] Nichtmehr。 [26] Substrat，是「[語]（作為基礎的)被征服民族語言成分，底層語言（戰勝語中的戰敗語成分)（跟Superstrat相對)」，見「新德漢詞典（重新排版）」。 [27] das Dasein。 [28] das Nicht-Existen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