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隨筆 · 第八章 論交談藝術

殺一儆百是我們司法上的慣例。 人一犯了錯誤就定罪，正如柏拉圖所說[1]，那是愚蠢之舉。因為，做過的事已不能改正；懲罰是為了不再犯同樣的錯誤，或者說不重蹈覆轍。 不能糾正已被絞死的人，只能通過已絞死者的先例糾正別人。我亦如此。我的錯誤幾乎是天生的，不可改正的；不過，誠實人要別人仿效自己之所為是利民，我之所為也許只利於自己避免重犯： 你不曾見阿爾比尤斯之子多拮据， 巴路斯過得多麼不寬裕？ 意味深長的典範， 可不能丟掉這遺產[2]。 ——賀拉斯 我公開非難我的不足之處，有的人便能學會懼怕那些缺點。在我身上我最引以為榮的是非難自己而不是推薦自己。這說明為什麼我否定自己更經常，說得也更詳盡。不過，一切講述完畢之後，人再老談自己便沒有不招致損失的。自我譴責逐步增長，褒揚便隨之遞減。 可能有些人與我的氣質相同，我這個人向來從對立中比從範例中，從迴避中比從跟隨中得到的教益更多。此種類型的訓練與大加圖有關，他曾說聖賢得愚人之教超過愚人得聖賢之教[3]。勃薩尼亞斯[4]談及一位古希臘豎琴演奏者，說他習慣於強迫他的門徒去聽住在他家對面的一個蹩腳音樂家演奏，從那裡大家可以學會憎惡走調以及不合節奏的音樂。厭惡殘忍使我更趨向於寬厚，連寬厚的主保聖人都不可能吸引我走得更遠。精於騎術的優秀騎手糾正我的騎馬姿勢就不如騎在馬上的檢察官和威尼斯人糾正我的效果好；以錯誤的語言方式改正我的語言比正確的語言方式更具效力。別人的愚蠢舉止日復一日地提醒著我，告誡著我。使人痛苦的東西比令人愉快的東西更觸動人，更使人警覺。時間只有向後倒退才能使我們得到改善，通過不協調比通過協調，通過差異比通過相似更能使人得到改善。優秀範例教會我的東西很少，我運用的是壞典型，壞典型的懲戒作用更為普遍。我曾作出努力，讓自己看見別人討厭到什麼程度，自己就讓人喜歡到什麼程度，看見別人多軟弱，自己就多堅強，看見別人多粗暴，自己就多溫和。我為此採取措施是不屈不撓的。 依我看，訓練思想最有效最合乎情理的辦法是與人交談。我認為交談是比生活中任何別種行為都更令人愉快的習慣，因此，我如在此刻被迫作出選擇，我相信我會同意失去視力而不同意失去聽力或語言能力。雅典人，還有羅馬人，在他們的柏拉圖學園裡就曾以保留語言練習課為榮。在當代，義大利人還保留了這方面的某些痕跡，以我們的智力同他們的智力相比較，就可以看出他們的作法對他們十分有利[5]。研學書本，那是一種毫無生氣的、有氣無力的運動，絕不會使人興奮，而交談卻能使人一下子便學到東西，得到鍛煉。因此，我一旦和一位厲害的對手，一位強硬的辯論者交談，他會緊逼我的兩側，會從左邊和右邊戳我，他的想像力會刺激我的想像力；嫉妒、光榮感、思想集中會推動我，提高我，使我超越自己，而在交談中意見一致則絕對令人討厭。 同精力充沛思維有規律的人交往可以振奮精神，而同思想低下性格病態的人持續不斷的往來則會降低人的思想並使思想衰退到難以言喻的程度。任何一種傳染病都不像這種情況蔓延之嚴重。對此，我的經驗足以使我明白其中的嚴重程度。我喜歡爭論，喜歡與人交談，但只限於少數的人，而且只為自己而爭論而交談，原因在於，我認為，無論是作此表演以引起貴人注意，還是爭先恐後賣弄自己的才智和饒舌，這都與一個體面的人極不相稱。 說蠢話在本質上是壞事，然而不能忍受蠢話，為蠢話而氣惱而受折磨（我就有這種情況），這是另一種毛病，這毛病在令人厭惡方面不下於蠢話，因此，現在我願意非難自己。 我很容易與人交談與人爭論，而且交談爭論都很隨便，因為任何意見在我身上都難找到一處適合穿透並深深紮根成長的地盤。任何建議都不會讓我感到吃驚，任何信仰都不會使我不快，無論這類信仰與我的信仰多麼背道而馳。我認為，再無聊再荒謬的思想似乎都能配合人類精神產品的產生。我們這些人可以判斷事情但無權作出判決，所以我們看待不同的意見是從容不迫的；如果說我們還不能判斷那些意見，我們卻能寬容地聽取那些意見。如果天平的一端秤盤上空無一物[6]，我就任另一端搖搖晃晃，心裡想著一桿舊秤。如果說我更喜歡單數，喜歡星期四而不喜歡星期五，我在飯桌上願坐第十二或第十四個座位而不願坐第十三個座位；如果說在我旅行時我希望看見野兔在我旁邊跑過去而不要橫穿過我走的路，我穿鞋時先穿左腳後穿右腳，我認為這些似乎都可以得到原宥。我們周圍所有享受信譽的人進行的遐想起碼都值得我們一聽。我認為那些遐想只會使無益的東西消失，它們最終會占上風。帶偶然性的普遍意見還是有分量的，在性質上也與一文不值是兩碼事。不去附和那些意見的人即使無迷信之嫌，卻可能犯頑固的毛病。 因此，反對意見既不冒犯我，對我也無損害；它們只會使我得到啟發，得到鍛煉。我們愛躲避別人的矯正，其實應當主動迎上去並參與矯正，尤其在這種矯正以交談的形式而不以教師爺上課的形式出現的時候。反對意見一來，有人不看意見本身正確與否，只看對方提反對意見提得有理沒理，而且一味考慮如何擺脫那些意見。我們對反對意見不伸開臂膀，卻張開爪子。我可以容忍朋友的粗暴衝撞：「你是個蠢人，你胡說八道。」在文雅的人們之間，我也願意大家表達思想大膽，說話推心置腹。必須增強聽話外之音的能力，並加以磨礪，以抵禦對別人話語中客套浮誇之聲的偏愛。我喜歡人與人之間的親密交往牢固而大氣，我喜歡友誼能以朋友交往中出現尖銳猛烈碰撞而自豪，有如愛情中總會出現互相攻擊和帶血的輕微抓痕。 友誼如無爭吵而只彬彬有禮，客客氣氣；友誼如懼怕衝撞而且縮手縮腳，這種友誼便不夠強勁不夠豐滿。 沒有矛盾就沒有爭論[7]。 ——西塞羅 有人與我對立時，他會引起我的注意而不是我的憤怒；誰阻撓我，誰教育我，我就向誰走過去。尋求真理應是雙方的共同動因。他會回答些什麼？憤怒的偏頗情緒已襲擊了他的判斷力，昏昧已先於理性攫住了他。這些辦法或許都有用：大家用抵押品作賭注以解決爭端，或以雙方損失的物質標誌供爭論雙方考慮，從而使我的僕役能對我說：「去年，您因無知和固執已有二十次損失一百埃居了。」 我在無論何人手裡尋到真理都會舉手歡迎，並表示親近，而且會輕輕鬆鬆向真理投降；當我遠遠看見真理向我走過來時，我會向它奉上戰敗者的武器。只要不是以過分專橫過分盛氣凌人的嘴臉申斥我的作品，對所有的申斥我都欣然接受，我對作品經常進行修改往往緣於客氣勝過緣於改進作品。我還喜歡以輕易讓步的方式獎勵和培養無拘無束提醒我的人，是的，哪怕這種方式有損於我。然而吸引我的同代人提醒我又著實困難；那些人沒有勇氣糾正別人，因為他們沒有勇氣忍受別人糾正自己，所以他們當面說話總是遮遮掩掩。我那樣喜歡被人評判被人了解，所以究竟是被評判或被了解，這於我都無關緊要。我自己在思想上就經常反對自己，譴責自己，所以讓別人也這樣做，那於我是一回事：我的主要考慮是，我只給評判者以我願意給予的權力。然而我與高高在上的人卻水火不容，比如，我認識一個人，如果別人對此人的訓斥不以為然，他便竭力為自己的意見辯解；倘若別人抵制他，他便破口大罵。蘇格拉底總是笑眯眯採納別人對他的演講提出的對立意見，可以說，促使他如此豁達的根源在於他的力量：既然優勢必定在他這邊，他接受意見便有如接受新的榮譽。反之，我們又見到這樣的情況：最易使我們變得敏感而挑剔的，莫過於對方充滿優越感和輕蔑的意見；推而論之，心甘情願接受反對意見以糾正自己改善自己的多為弱者。事實上，我最希望經常探訪我的人是嚴厲責備我的人而不是懼怕我的人。同欣賞我們的人，同給我們讓座的人們打交道必定索然寡味而且有害。安提斯泰納命他的兒女們永遠別感激誇獎他們的人。在論戰激烈處，我讓自己屈服於對方論斷的力量，這時，我為戰勝自我獲得的勝利，遠比我為瞅准對方弱點而擊敗他從而獲得的勝利更感自豪。 總之，我接受並認可各種不同的順直線而來的打擊，無論這些打擊多麼微弱，然而我對來之而又不成形的打擊卻太難忍受。所提意見的內容與我關係不大，對我來說，意見本身是唯一的，內容如何於我幾乎無足輕重。倘若爭論進行得井然有序，我會一整天平平靜靜進行辯論。我並不像要求爭論有序那樣要求說話有力量和思辯敏銳。在牧童之間，在小店夥計之間每天的爭吵中都能見到秩序，但我們之間卻從來見不到。假如小店夥計之類的人爭吵時出了毛病，那是粗野，我們反倒幹得不錯了。然而那些人的喧鬧和急躁並沒有使他們脫離爭吵的主題：他們仍在正常地談話。如果說他們互相搶先講話，如果說他們誰都不等對方把話說完，他們起碼互相聽見了對方說的是什麼。倘若別人回答我正好答在點子上，我認為那就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回答了。然而，爭論如果亂糟糟，毫無秩序可言，我便會離開爭論的問題而帶著氣惱去冒冒失失糾纏形式問題，而且一頭栽進頑固、狡猾、蠻橫的爭論形式里去，為此，我事後會感到臉紅。 不可能同蠢人真誠談論問題。在君主無論多麼專橫的干預下，不僅我的判斷力不會變質，我的良心也不會墮落。 我們的爭論恐怕也應像其他口頭罪行一樣受到禁止和懲處。爭論只要一直受到憤怒的主宰，就會引起並積聚什麼樣的弊病！我們一進入敵視狀態，首先受到攻擊的是理性，隨後才是人。我們學習爭論只為反駁別人；而且人人都在反駁，都在被反駁，於是出現了這樣的情況：爭論的結果乃是毀滅真理，消滅真理。因此，柏拉圖在他的《共和國》里提出禁止稟性不好的人和頭腦愚蠢之輩參加此種活動。 何必去同一無像樣規矩二無像樣風度的人一道尋找問題的本質？當人們離開主題去尋找討論主題的辦法時，這對主題本身並無損害；我這裡談的並非學院式的人為的辦法，而是自然天成的能使人正確理解問題的辦法。那究竟是什麼？一人往東走，另一人往西走；他們失去了主要的，把主要的東西隔離於一大堆次要的東西之外。歷經一小時的激烈爭吵之後，他們仍不明白自己在尋找什麼：一個低了，另一個又高了，還有一個在一邊。有的人為一句話或一個比喻爭吵起來；有的人再也不能領會別人用來反對他的是什麼，因為他一心一意在忙著爭鬥，並考慮著如何接著斗下去，心思根本不在你身上。有的人自己感到腰杆不硬，便懼怕一切，對什麼都加以拒絕，一開始爭論便把什麼都攪作一團，使之模糊不清；或者，見大家爭論十分賣力，便一反常態，為自己也感到氣惱的無知而自我泄氣，裝出一副高高在上蔑視一切或逃避爭吵的愚蠢而又謙恭的模樣。這一位只要一出擊，自我暴露到什麼程度似乎與他無關。那一位字斟句酌，在陳述理由時將每一句話掂量一番。還有的人只會發揮他的嗓子和肺的優勢。有人作結論時竟然自己反對自己。也有人以他的前言和離題千里的廢話吵得你耳朵聾！還有人乾脆以辱罵為武器，想方設法與人作德國式的爭吵以擺脫同才氣高他一籌而使他苦惱的人的交往和交談。最後，有的人聽不懂別人的道理，卻用自己提出的非實質性的俗套，靠醫生處方式的東西把你糾纏在論證的圍牆之上。 在仔細考慮這句話：「從那些治不好任何疾病的文字[8]」的用途時，誰還會信任知識？誰能不提出疑問：從知識中是否能得到於生活有用的某些可靠的結果？誰通過邏輯學提高了智力？邏輯學作出的漂亮許諾能在哪裡實現？「它既無助於更好地生活，也無助於更快地推理[9]。」你難道能發現在長舌婦的饒舌中比在這些人的公開辯論中的糊塗議論更多？我寧願自己的兒子去小酒店學說話也不去語言學校就學。你去找一位藝術老師，去同他交談：他怎麼未能讓我們通過欣賞他有力的論據和美妙的條理而領會那人為的卓越之處，也未能使女人和我們這些無知之輩為此而著迷？他怎麼沒有如願以償，主宰我們，說服我們？一個智力超群、品行卓越的人為什麼擊劍時摻進辱罵、魯莽和狂怒？讓他摘下自己的博士帽，脫掉身上的長袍，再扔掉拉丁語；讓他別搬弄地道的亞里士多德，在我們耳邊嘮叨不休，那時，你一定會把他當成我們當中的一員，或更糟。我認為，他們用來折騰我們的糾纏不清的語言涵義與耍把戲好有一比：把戲的靈活性刺激並制服我們的感官，但怎麼也不能使我們心悅誠服；除去這些街頭雜耍，他們做的事無一不平庸，無一不低賤。他們越博學就越愚蠢。 我喜愛並敬重知識的程度並不下於擁有知識的人；從知識的實用性看，這是人類最高尚最宏大的收穫。然而，在那些以知識建立他們的基本技能和價值的人身上，在那些從智力到記憶力都十分相似的人身上，在那些「拉外國大旗作虎皮」[10]，除了書本別的事一竅不通的人（以上這些人的數量無窮大）身上，我厭惡知識，我敢說，比厭惡愚蠢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我的國家，在我們這時代，知識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人的錢包，卻很少[11]改善人的心靈。知識若遇上遲鈍的心靈，它會使遲鈍加重，並使心靈窒息，因為那是一大堆生硬的難於消化的東西；如遇上敏銳的心靈，知識便自然而然使之淨化，精煉，使之精明到不能再精明的程度。從性質上說知識幾乎是無足輕重的東西，它於稟性優秀之人是極有用的陪襯，於別樣的人則既有害也招致損失；或者不如說，那是具有極珍貴極有用處的東西，用賤價是得不到的。知識在一些人手裡可以是權杖，在另一些人手裡則是宮廷丑角的人頭杖。不過，我們還要談下去： 告知你的敵人，說他不能戰勝你，你還想得到什麼比這更大的勝利？當你以你的建議取得優勢時，那是真理的勝利；當你以你的條理和你的品行取得優勢時，那是你本人的勝利。我認為，在柏拉圖和色諾芬尼的作品裡[12]，蘇格拉底在進行爭論時考慮爭論者比考慮爭論本身多，與其說他教育厄提代姆斯和普羅達哥拉斯認識他們辯術的不精當，不如說他教育他們認識自身不得體的言行。他抓首要問題的目的比闡明這些問題更為有益，比如，是為了純淨思想，他要塑造要鍛煉的是人的思想。爭論和追求正是我們力所能及的事：若這樣的事都進行得不好，不得體，那就得不到諒解。從缺少到獲得，這是兩回事，因為我們生來便註定要尋求真理，而掌握真理則屬於更強大的力量，正如德謨克利特所說，真理並未深藏於淵之底，真理已升華到無限的高處，為神所認識[13]。人世僅僅是一所探索的學校。不看誰進入與否，而看誰跑得最好。講真話講假話傻子都可以做到，因為我們談論的是說話方式而不是說話內容。按我的脾性，我既注意形式也注意實質，既注意律師也注意案件，阿爾西巴德便命人如此行事[14]。 我每天都閱讀一些作者的作品消遣，我並不關心他們的知識如何，只研究他們的寫作方式，不管作品的內容。如同我繼續與某位知名人士保持聯繫，目的不為他指點我，只為我了解他[15]。 任何人都可以說真話，然而要說得條理分明並富於智慧，要說得巧妙，則只有少數人做得到。因此，我對由無知產生的假話錯話並不感到惱火，那只是愚蠢而已。我曾多次中斷於我有利的交易，原因是與我談判的對手提出異議時出言不遜。我在一年中沒有一次為弱於我的人犯錯誤而激動，然而一些人作斷言時的固執和愚蠢，他們又笨又唐突的藉口和狡辯卻沒有一天不讓我恨得喘不過氣來。他們既不聽別人在說什麼，也不懂別人為什麼那樣說，回答問題也如此：純粹為了讓人灰心喪氣。我的頭只有碰在別人的頑固腦袋上才感到撞得痛，我寧可與下人的嚴重毛病妥協也不願與他們的冒失、糾纏不休和他們的愚蠢妥協。只要他們能辦事，干少點也無不可。你期待著振奮他們的心志，但對一個老樹樁你既不可能抱什麼期望，也不可能得到有價值的收益。 那麼，我看待事物是否與事物的本來面貌有所不同？有這種可能，不過我仍應責備我的急躁，而且首先應當堅持認為這種急躁對有理之人和無理之人同樣有害（因為急躁永遠是不能容忍不同意見之人特有的專橫和乖戾表現），而且，事實上，對別人的無聊動不動就生氣就惱火，這本身就是最大的無聊，是最經常最荒謬的無聊，因為這種無聊將我們格式化了，危害的首先是我們自己。昔日那位哲人從不放棄哭泣的機會，因為他是那樣看重自己[16]。七賢之一的米松[17]兼有提蒙[18]和德謨克利特[19]的性格，當有人問他為什麼自個兒發笑時，他回答說：「就為這自個兒發笑而發笑。」 在我看來，我每天不知說了並回答了多少蠢話！在別人看來，我說的蠢話自然還多得多！倘若我為此而忍住不說，別人又該如何？總之，應當在活人中生活，讓橋下的河水不受我們的照料自己長流，或者，至少不受我們自己變化衰老的影響。是的，不過，為什麼我們遇見某個身體畸形或身材不佳的人毫不生氣，而見到一個思想混亂的人卻不能容忍、怒氣沖沖？這種有害的激烈態度應歸咎於審視的人而不怪有缺陷的人。讓我們隨時念叨柏拉圖的這句話：「我認為什麼東西不正確，豈非因我自己不正確[20]？」我自己不就有錯嗎？我的訓斥豈不可能倒過來對準我自己？神聖而睿智的重複老話鞭撻著人類最普遍最共同的錯誤。不僅我們之間互相的指責，連我們在辯論中各自提出的理由和論據通常都可能繞回來反對我們自己，而且我們常作繭自縛。在此方面古代給我留下了極嚴肅的先例。想出這句話的人說得既巧妙，也十分貼切[21]： 人人喜歡自己大便的氣味[22]。 ——伊拉斯謨 人的眼睛看不見身後任何東西。一天當中我們成百次談論鄰居其實是在自己嘲弄自己，我們憎恨別人身上的缺點，而那些缺點在我們身上更為明顯，出於一種不可思議的恬不知恥和疏忽，我們竟對那些缺點感到驚訝。昨天我還親眼看見一位明白人，一位和藹可親的貴人嘲笑別人的愚蠢舉止，他說得既有趣也很正確，說那人向大家吹噓他的家譜和姻親關係，而其中大部分是假的（只有身份更可疑更難令人相信的人才會對這類愚蠢的話趨之若鶩）；這位貴人如果退後幾步看看自己，他會發現自己在散布和誇耀他妻子那一族如何享有特權時也同樣缺乏節制而且令人生厭。啊！討厭的自負，妻子竟通過自己的丈夫親手培育這樣的自負！假如那些人懂得拉丁文，他們應該說： 勇敢些！如她自己荒唐不盡興， 再給她的荒唐加把勁[23]！ ——特倫克 我不明白，人不清白不告狀，因為不會有不清白之人告狀；甚至在同一種罪行里不清白也如此。但我明白，在審判另一個當事人時，這審判並不吝惜它對我們內心的審判權。不能去除自身嚴重毛病的人卻設法去除別人身上同樣性質的毛病，這是善舉，在別人身上找出毛病的根源可以讓他自己感到少些兇險，少些苦澀。誰提醒我說我有錯誤，我卻說他身上也有此錯誤，我認為這回答毫無道理。為何如此？提醒永遠有效而且有益。倘若我們嗅覺靈敏，我們應當感到自己身上的氣味更臭，因為這氣味是我們自己的。蘇格拉底的意見是[24]，誰犯了暴力和凌辱罪，同時還有他的兒子和另一個外人，他應當首先自簿公堂，聽候法院審判，並懇求劊子手協助他贖清罪孽，其次再為他的兒子，最後才為外人。如果說這個告誡調子太高了些，他起碼應該帶頭去要求受到良心的懲罰。 感覺是我們個人的首批法官，但感覺只能從事件的外部瞥見事物。如果說，在我們社會的各個行政部門都存在無休無止的普遍的客套和表面現象的大雜燴——這正是政府最傑出最有效的職能之所在——這並非不可思議的怪事。與我們打交道的永遠是人，人的狀況則具體到令人驚異的程度。前些年有些人想為我們創立一種宗教修鍊形式，一種純精神的靜修方式[25]，如果修煉者中有人考慮，這樣的沉思若不更為重視人們的地位、標誌、頭銜和黨派之類的東西，就可能在他們的指縫間消散、消失，但願那些創立人別為此感到驚異。這正如交談中的情況：講話人的重要性，他的官職和他的財富往往使他愚蠢無聊的話受到信任。用不著去推想，一個人們言聽計從而且十分懼怕的先生個人實際上並沒有什麼與眾不同的能力；一個經常被委以重任而又不可一世的人並不比另一個遠遠向他行禮而又未曾受錄用的人能幹。不光這些人說的話，就連他們裝模作樣的表情都受到重視，得到考慮；人人都會煞費苦心對那些表情作出精彩的有根有據的解釋。倘若這些人屈尊參加一些尋常的交談，而人們又報之以讚許和崇敬之外的東西，他們便以他們經驗的權威把你嚇得半死：他們之所聞，他們之所見，他們之所為都會使你被一大堆例子壓得疲憊不堪。我願意對他們講，外科醫生的實驗結果並不等於他實踐活動的歷史總結；可以記住他治癒了四個瘟疫患者和三個痛風病人，但如果不善於從運用醫術中總結一些東西以形成判斷，如果不善於讓人意識到他已因此變得更精於運用醫術，那些經驗也不能算他實踐活動的歷史總結。有如聽樂器演奏，我們聽的不是詩琴聲，不是斯頻耐琴聲，也不是笛聲，我們聽的是所有樂器整體奏出的和諧樂音，是結合體，是積聚起來的成果。如果說旅行和公職使人得到改善，那麼使這種改善顯現出來的就是他們智力的產品。擁有經驗是不夠的，還必須權衡各種經驗並使之互相配合；需要消化經驗，提煉經驗，從而得出經驗固有的理性的東西和結論。歷史學家向來為數不多。聽史學家講話卻永遠是一件有益的好事，因為他們可以向我們提供許多儲存在他們記憶中的值得稱道的可貴教益。當然，那是使我們生活獲益匪淺的重要部分，然而此時此刻我們研究的還不是這些，我們探索的，是這些歷史的匯集者和講述者本人是否值得稱道。 我憎惡各式各樣的專橫、能說會道和裝腔作勢。我樂意集中精力對付以刺激感官欺騙我們判斷力的虛浮現象，而且十分警惕一些極不尋常的顯貴，在我看來，那至多不過是些與別人完全一樣的人。 春風得意中罕有常識[26]。 ——尤維那爾 也許，人們在小覷他們，因為他們攬的事太多，露面的次數也太多：他們適應不了他們承擔的重負。承受重擔者應具有超過重擔要求的力量和能耐。連要求的力量都達不到就會讓人猜想他是否可能具有超過要求的力量，猜想他是否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在承擔重負中倒下的人會讓人看見他能耐如何，看見他雙肩何等孱弱。這說明學者當中蠢人何以如此之眾多，多到比學者本身還多：他們本可以成為優秀的管家人，能幹的商販，能工巧匠，他們與生俱來的能量正是按此尺寸剪裁的。知識是分量極重的東西：他們會被知識壓扁。要想展開並支配如此高超如此重大的課題，要想運用並求助於這樣的課題，他們的才智還不夠強勁，還沒有足夠的駕御能力：這樣的課題只能由天賦極佳的人承擔，而這樣的人卻很罕見。蘇格拉底說：「智力欠佳者搞哲學會敗壞哲學的尊嚴。」哲學一旦被胡亂關在匣子裡，會顯得無益而且有害。上述那些人便如此這般自我糟踐自我貶值， 像猴學人樣， 兒童玩耍貴重絲綢遮身上， 可是屁股脊背亮光光， 惹得眾人笑斷腸[27]。 ——克洛地安 那些管理我們指揮我們的人，那些操縱世界的人也一樣，他們擁有一般的智力，能做我們誰都能做的事，這還不夠；倘若他們不能遠遠高過我們，他們就遠遠低於我們了。他們既然比我們更有指望，就應做得更多。緘默不僅使這樣的人顯得舉止莊重可敬，而且會給他們帶來事半功倍的好處：如墨伽彼斯[28]去阿佩爾的畫室看阿佩爾，起初，他呆在那裡好久一言不發，之後便滔滔不絕談論起畫家的作品來，為此他遭到了嚴厲的責難：「你在保持沉默時，你戴的項鍊和你的排場還讓你像那麼回事，可是現在大家聽到了你說的話，便再也沒有人不蔑視你了，連我店裡的夥計都不例外。」他華麗的梳妝打扮，他貴族的身份不允許他像平民百姓一般無知，也不允許他侈談繪畫，唯有沉默能使他繼續保持他外表上的那份自詡的才幹。在當代，顯示智慧和才能的冷冷的沉默外表幫了多少蠢人的忙呀！ 爵位與職位的獲得總是靠運氣大於靠功勞，人們為此還往往錯怪國王。相反，國王們才疏學淺卻幸福無邊，這才真不可思議呢： 王公的首要品質在於了解臣民[29]， ——馬提亞爾 國王們卻在本質上不可能具有千里慧眼以識別眾多臣民的卓越之處，也不可能透視我們的胸臆以了解我們的心志和最出眾的才華。他們必須通過猜測、摸索，憑對方的家族、財富、學識和百姓的呼聲進行挑選：這是些極不充分的依據。誰能找出辦法使人憑公正判斷人，憑理性挑選人，單靠這一點他就可以建立一個完善的政府管理形式。 「對，他辦這件大事辦得正在點子上。」這話說得不錯，但還不夠充分，因為正好有這條箴言被普遍認可：不應以結果判斷主張。迦太基人為軍隊頭目出了壞主意而懲罰那些頭目，儘管戰爭的結果已糾正了頭目們的錯誤[30]。羅馬人民經常拒絕為一些對他們有利的巨大勝利喝彩，因為軍事頭目的所作所為與他這樣的運氣不相稱。在人類的活動中，我們通常會發現，命運之神為了告訴我們她對萬事萬物具有多大的威力，她很樂意打掉我們的傲氣，使蠢人得到幸福——即使不能使他們變得聰明，以此和德操展開競賽。命運還主動參與優待實施者，因為在實施過程中更能清楚看見純命運的脈絡。因此，每天都能見到我們當中頭腦最簡單的人幹完一樁樁大事，無論是私事抑或公事。人們奇怪，以西拉內斯[31]言談之聰明而又富於哲理，他怎麼辦起事來會接二連三遭到失敗，對此，他回答說他只能主宰自己的言談，而主宰他事務成就的卻是命運，上述那些人也可以作同樣的回答，不過是從相反的角度。世間多數事情靠事情本身做成， 命運自有通途[32]。 ——維吉爾 結局往往使愚蠢之至的行為找到藉口。我們的插手幾乎只是一種例行公事，考慮更多的通常是習慣和示範，理性的思考較少。當我對一件事情的重大意義感到吃驚時，過去我老通過把這事干到底的人們了解他們的動機和做法：我從他們那裡只聽到很一般的見解。而最一般最常用的恐怕也是最可靠的，它們即使不太適於裝門面，起碼最便於實踐。 為什麼最平常的道理卻最牢靠，最低廉，最不嚴謹，而經過最多敲打的道理卻更於事有益？為了保持樞密院的權威，不需要普通人參加進去，也不需要他們看得比第一道柵欄更遠。要想維護聲譽就得放心大膽自我膜拜。我這些意見只把此問題作了大體的勾勒，而且只隨隨便便從它的基本方面加以考察；此工作最重要最主要的方面，我按習慣將它留給上天： 其餘的留給諸神[33]。 ——賀拉斯 依我看，幸福和不幸是兩種至高無上的強大力量。認為人類智慧可以充當命運的角色是不明智的。誰預測自己可以把握起因也可以把握結果，誰預測自己可以親手推進自己的活動，他的預測舉動純屬徒勞，在審議戰爭問題時作此類預測更是白費心機。軍事行動中的審慎和明智從來超不過我們當中有時出現的審慎和明智：也許因為大家害怕途中出事故，所以還是保存實力以抵禦預測的災禍吧。 我還要進一步談談：我們的智慧本身和我們的鑑別能力大都受偶然性的左右。我的意願和我的見解動來動去，看上去時而這樣，時而那樣，其間有許多意念的流動是自動控制的，並沒有我的干預。我的理性每天都受到我內心激情和躁動的衝擊： 內心的情緒變化無常， 此刻被這種激情衝撞， 當風一轉向， 那種激情又替代著上[34]。 ——維吉爾 看看城裡人誰最有權，誰的活幹得更好：你通常會發現，都是些最不精明的人。曾發生過這樣的事：女人、兒童和精神失常的人在指揮一些大國，足以同最英明的王公媲美。修昔底德說，在治國者中，最常見到的是些粗魯淺薄之人而不是細緻敏銳之人。我們則把那些人好運氣的作用歸之於他們個人的聰明。 人只因命運的厚愛， 才得以青雲直上，這一來 誰都誇他是幹才[35]。 ——普勞圖斯 由此，無論如何我也要強調，結局是人的價值和能力的淺層次見證。 在這方面我甚至認為，只須審視一位飛黃騰達的人就清楚了：三天前我們認識他時，那還是個一無可取的人。不知不覺間，在我們的印象里悄悄塞進了高貴和精明能幹的圖景，於是，我們便相信，隨著他排場和勢力的增長，大家已認為他有功於世了。我們評判他並非根據他的個人價值，而是以計籌碼的方式根據他的地位帶給他的特權。運氣也會轉，當他由高處再摔下來，重又混進百姓的行列里時，人們這才一個個不勝驚訝地去打聽是什麼原因把他抬得那麼高。「這是他嗎？」大家說，「他在台上時難道就不懂得別的事？王公們就這麼容易滿足？原來我們是操在這樣一個可靠的人手裡！」在當代，這種事我親眼見過的不在少數。連戲台上表演的高貴的臉部表情有時也能觸動我們，欺騙我們。我最欣賞國王們的地方，是他們擁有一大群崇拜者。世上所有的俯首帖耳都歸他們，可他們就是得不到智力的俯首帖耳。我的理性不習慣彎腰曲背，只有膝蓋習慣彎曲。 有人問梅朗提烏斯對德尼的悲劇有何感想，他說[36]：「我根本沒有看見這齣戲，那麼多論調把戲全遮住了。」因此，評判大人物講話的人們應當說：「我根本沒有聽見他說的話，那麼多的莊重、高貴、威嚴把他的話全遮住了。」 有一天，安提斯泰納向受人指揮的雅典人建議說[37]，驢同馬一樣可以用來耕地，對此，雅典人回答說，驢天生不是派此用場的。「這是一回事，」他反駁說，「這取決於你們的安排。你們起用了一些最無知最無能的人指揮戰爭，這些人一旦被你們起用也會立即變成合格的指揮員。」 這與許多民族的習慣有關，那些民族的人民把他們從自己人中培養出來的國王加以聖化，他們不滿足於只給國王榮譽，他們還需要崇拜國王。如墨西哥人民在國王的加冕典禮圓滿完成之後便再也不敢正面看他了：似乎有了王權他便成了神，原來，人民曾讓國王起誓保持他們的宗教、律法，保持他們的自由；國王還起誓做到英勇、公正和寬厚，而且要讓太陽按國王習慣的光亮照射，要讓雲層在合適的時候才變成水；他還起誓讓江河長流，讓大地給他的臣民提供一切必需的東西。 我與一般人的態度截然相反，我一見伴隨精明能幹而來的是發跡、顯赫和普遍的推崇，我便格外提防這種精明能幹。我們必須留意，該說話時說話，選擇合適時刻說話，這有多麼重要；打斷別人的話，或以權威的專橫口氣改變話題，或在見你就崇敬得哆嗦的人面前以搖頭、微笑或沉默否定別人的反對之詞，這會有什麼後果。 一個春風得意的走運之人參加他飯桌上隨隨便便松松垮垮的談天說地並發表意見，他準定以這樣的口氣開始：「與我這意見相左的人只可能是騙子或白痴，云云」。你們就拿起匕首跟著這頗富哲理的刻薄話走吧。 下面這個提醒對我大有用處：在爭論和商談中，並非每一句我們認為正確的話都能立即被人接受。大多數人都不乏從外部得來的機敏。某個人有時可能說出一句精彩的俏皮話，一句恰當的答辯，一句有益的格言，儘管他在說話時並沒有認識到話的分量。借來的東西不一定都能掌握，也許還得靠我們自己進行核實。那些話無論多麼實在多麼精彩，都沒有必要老是一聽便諾諾連聲。必須自覺與之鬥爭，或往後退，藉口未聽見而從各個方面揣摩此話如何到了講話者口裡。我們有時可能作繭自縛，給對方的攻擊助一臂之力，使之超過攻擊的限度。過去，我曾竭力強調對對方進行反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反擊的勝利竟超過了我的意圖和期望；我本來只在數量上進攻，而對方接受的卻是分量。正如我和一個強有力的對手辯論，我喜歡先聲奪人，搶在他的結論之前剝奪他自我解釋的可能，我試著防止他正在產生尚未完善的想法出籠（他的理解一旦有序和貼切，那會是對我極嚴重的警告和威脅），對其餘的人我則反其道而行之：必須讓他們自己去理解，千萬別事先假定什麼。如他們以一般的話作出判斷：「這個好，那個不好」，如他們意見略同，便看此種意見一致是否由偶然性促成。 願人們對他們的警句規定一些範圍：為什麼如此，根據什麼如此。所有屢見不鮮的一般性意見都一文不值，有如人們向一個民族的群體致敬[38]。真正了解那個群體的人會從中認出某一個人，從而指名道姓地專門向他敬禮。但此種舉動要冒風險。在這方面我每天都見到一些思想基礎薄弱的人出毛病，他們想附庸風雅，在閱讀某個作品時指出其中優美之所在，可是他們極低的鑑賞水平使他們選中的地方不僅不能向我們展示作者的長處，反而展示了評論者自己的無知。在聽人念了一整頁維吉爾的作品之後，發出這樣的驚嘆是萬無一失的：「瞧這多美！」然而，通過這一驚嘆，其中的精華便逃之夭夭了。但要想一點接一點聽下去，要想作出專門而且精闢的評論，要想指出一名優秀作者在什麼地方超越了自己，在什麼地方有所提高，要想斟酌其中的每個字，每個句子，每個虛構的情節，你就得離開那裡！「不僅必須研究人人都在使用的措辭，而且應當研究作者的見解及其見解的依據[39]。」每天我都能聽到一些蠢人說不蠢的話：他們談的是美好的東西。那就讓我們去了解他們是在哪裡知道的，去看看他們是通過什麼途徑得到的。我們可以幫助他們應用他們尚未掌握的那些美麗的字詞和精彩的道理，因為他們還只是那些美好東西的保管者，他們也許有一天會摸索著進行創造，我們則讓他們了解美好東西的價值並信任它們。 你這是在支援他們。何苦乃爾？他們對你不會有絲毫感激之情，他們因此還會變得更蠢。別去協助他們，讓他們走自己的路。他們將來再涉獵此方面是因為他們害怕受騙上當，他們絕不會對此類問題的基礎和解釋角度作任何改變，也不會把涉獵深入下去。你將此類問題稍稍偏離，他們就抓不住了；他們就會放棄這個領域，儘管此領域強勁有力美不勝收。那是些有效的武器，但武器的柄裝得太糟。我經歷過多少這類事情！如果你偶爾對他們的話作進一步闡明和確認，他們會馬上抓住你，使你話中的優越之處脫離你自己的說法：「這正是我原來要說的；那恰巧是我的想法；如果說我講得不如你，那只是我語言上出了毛病。」吹吧！[40]對這種傲氣十足的蠢行就得狡黠些。赫熱西亞的信條，即不必仇恨，不必控訴，只須教育，在別處有道理，然而在此處，援助和糾正那些不需要並貶低援助和糾正的人乃是不公正不人道之舉。我喜歡讓那些人越講越糊塗，越講越尷尬，超過原來的程度；讓他們能走多遠走多遠，到最後他們便會再一次認識自己。 蠢行和感覺錯亂不是通過一次提醒可以糾正的。對這種糾正舉動我們只能重複居魯士說過的一番話。有人在戰役即將打響的時刻催促居魯士[41]去激勵他的軍隊，居魯士回答說：「在戰場上，士兵不會因一次精彩的訓話立即變得英勇善戰，正如人不會聽一支美妙的歌立即變成音樂家。」學藝活動必須事先進行，必須通過長期的堅韌不拔的教育方能完成。 我們只應把這樣的關懷給予自己人，只應對自己人作如此勤奮的糾正和教育，但去對過路人說教，對初遇的無知之輩或蠢人進行教育，這可是我最不願養成的習慣。即使在同別人閒聊時，我也很少這樣做；我寧肯放棄一切也不願參與這種人為的專橫的教育。我的脾性使我不適於為初出茅廬者講話和寫作。但對大家談論的一般問題或別人正在談論的問題，無論我認為多麼錯誤、荒謬，我從不以話語和示意動作橫加阻擋。總之，愚蠢而又沾沾自喜，自喜到超過任何正常頭腦合理自喜的程度，這種愚蠢比任何別種愚蠢更讓我氣惱。 明智禁止你自足、自豪，而且在別人靠倔強和大膽而快快活活信心十足的地方，明智卻讓你非但不快樂而且誠惶誠恐，這是不幸。最不聰明的人才傲視別人，才在從戰場歸來時風風光光興高采烈。語言的自負和面容的快活往往使人們面對聽眾時占下風，因為聽眾通常判斷力較弱，不能正確判斷和分清真正的優勢。固執和熱烈堅持己見是愚蠢的最可靠明證。有什麼東西像驢那樣自信、堅決、蔑視一切，那樣一臉沉思、莊重、嚴肅？ 我們難道就不能將朋友之間互相開心互相嘲弄時打打鬧鬧、親密無間、快快活活的爭吵和互相打斷話語的閒聊摻進交談和交往中去？我的快活天性很適於這樣的鍛煉；如果說這樣的活動不如前邊談到過的活動緊張，嚴肅，它卻同樣富於洞察力，同樣妙趣橫生，也同樣有益，呂庫古斯便認為如此[42]。就我的情況看，我在這樣的交談會友中自由不拘多於機智幽默，快樂多於創造，不過，我的忍耐力是無懈可擊的，因為我能忍受別人的反擊，不僅忍受激烈的，而且忍受冒失的，只要對方的話沒有歪曲我的意思。別人向我發起衝鋒時，如果我不能馬上進行凌厲反擊，我也不會有興致靠疲疲塌塌、令人生厭的爭論去湊熱鬧，否則就接近頑固了：我讓對方的衝鋒自行結束，並愉快地低頭，把制服對方的行動推遲到更合適的時刻。沒有老賺錢的商人。在自己力量不足時，大多數人會改變臉色和聲音，但如果憤怒不得當而使人討厭，不僅不能報仇，還會暴露自己全部的弱點和急躁。在快快活活時，我們往往可以彈撥我們的缺點中的那幾根秘密的弦，而在一本正經時，我們一觸這些弦就得互相頂撞，而且也不可能互相有效提醒各自的毛病。 還有另一種打鬧遊戲，魯莽而又粗暴，純法國式的，我恨它入骨：因為我的皮膚嬌嫩而又敏感；我這一生曾看見這種遊戲埋葬了兩位血親王公[43]。在玩耍中打架是令人厭惡的。 此外，我想評判一個人時，我會問他自我滿意到何種程度，他的談吐和他的工作到何種程度才能中他的意。我希望能避免這種漂亮的藉口：「我幹這活是在鬧著玩， 這活計還在鐵砧上， 別人便已把它搶[44]。 ——奧維德 我在那裡呆了不到一小時[45]，此後再也沒見過這活計了。」「可是，」我說，「讓我們別去管那幾件，您給我看能代表您全貌的那一件，通過這一件可以讓大家衡量您的能耐。」這之後：「在您這件作品裡，您認為什麼地方最精彩？是這裡？是那部分？還是那裡？雅致嗎？是材料好？是想像力，是見解還是知識出眾？」因為我經常發現，人們不僅評判自己的作品有所失誤，評判別人的作品同樣有失誤，不光因為有感情攙雜其間，也由於他們不具備對作品的認識能力和鑑別能力。作品本身的力量和機遇可以幫助作者超越自己的想像力和知識，使他走在想像力和知識的前面。至於我，我判斷別人作品的價值並不比判斷自己作品的價值更糊塗，我對《隨筆》時而估計低，時而估計高，極不穩定，極不可靠。 有許多書都因為主題好而成為有益的書，但作者卻並未因此而受到推崇，而且一些好書，有如優秀的工程，它們的作者還會為之蒙受恥辱。我在將來要寫我們宴席的方式，寫我們的服裝，當然會寫得毫無優雅可言；我今後還要發表當代政府頒布的赦令、公告以及傳到公眾手裡的一些王公的書信」我還要縮寫一本好書（一切好書的縮寫都是愚蠢的縮寫），這本書可能碰巧會砸鍋，以及諸如此類的事。後代會從這些作品獲得奇特的益處；而我，如果這不是我的運氣，又會是什麼體面的事呢？大多數聞名遐邇的書都屬此種狀況。 好幾年前，我讀到菲利普·科米內[46]的文章，那當然是一位優秀的作者，我當時注意到了這句我認為不俗的話：「千萬別為主人效力太多，多到妨礙你獲得公正的獎賞。」我應當稱讚這句話的創意而不稱讚他本人，因為前不久我在塔西陀的作品裡見到了下面這段拉丁文：「好事只有在得到回報的範圍之內做起來才令人愉快；倘若大大超過了這個限度，仇恨便會代替感激[47]。」塞涅卡說得更加鏗然有力：「以有債不還為恥的人願意不欠任何人的債[48]。」西塞羅則從更寬鬆的角度看待此問題：「誰自認為沒有還清你的債就不會作你的朋友。」 一本書的主題按自身的情況可以讓人發現一個博學的人，一個記憶力強的人，然而要判斷此人身上哪些部分更具自己的特點，更可貴，要判斷他心靈的力量和美好之所在，就必須知道什麼東西是他個人的，什麼東西不是他個人的；而在不屬於他的東西里，則應考慮書的選材、布局、華麗辭藻和語言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他的貢獻。為什麼？因為援引素材而弄糟形式的情況屢見不鮮。我們這些人與書打交道缺乏經驗，我們處於這樣的困難境地：當我們在一位初露頭角的詩人身上發現某種卓越的想像力時，當我們發現一位傳道者的某些論據強勁有力時，在向學者打聽那些東西是他們本人的還是外來的之前，我們不敢恭維他們：直到目前我都十分警惕這點。 我剛一口氣通讀了塔西陀的歷史書（我從未這樣讀過書，還在二十年前我已沒有連續閱讀一個鐘頭的習慣了），我是聽了一位貴族子弟[49]的意見才讀這本書的，法國很器重這位貴人，為他本人的價值，也為這幾兄弟身上顯示出的恆久不變的才能和善心。我不知道有哪位作者能像他那樣在政府文件匯編里攙進如此之多的對民風民俗的思考和他個人的愛好[50]。他必須專門注視與他同時代的帝王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生活以各種形式呈現出來的極度的多樣性；尤其是他們殘酷對待臣民的一些突出行為，因此，他有比一般戰役和騷亂更重大更吸引人的題材供自己談論和描繪，這一來他便一筆掠過一些人英勇赴死的事跡，仿佛他害怕此類事跡過多過長會使我們感到不快，這就必然使我經常感到他的作品枯燥無味，這似乎與他自己的看法大相徑庭。 而這種撰史形式卻最有益。公眾的活動取決於偶然性的引導，個人的行為則取決於自己的命運。這本書與其說是演繹歷史，無寧說是一種評價；其中箴言多於敘述[51]。那不是供閱讀的書，而是供研究和學習的書；那裡面處處有警句，所以既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那是一個倫理和政治見解的苗圃，可以為操縱世界的行列中人提供儲備和增光添彩的資料。它為誰辯護總有可靠而又強勁有力的理由，而且辯論措辭尖銳，洞察入微，並遵循那個世紀十分講究的文風；操縱世界的人們喜好自我膨脹，因此，只要他們處理事務時措辭無法尖銳也無力洞察入微，他們便藉助這本書上的一些話。此書與塞涅卡的作品有相似之處，它顯得更厚實，塞涅卡的書則更激烈。這本書更適合為動亂頻仍的病態國家所用，比如當代的我國：你可以常說，那是在寫我們，那是在刺痛我們。懷疑此書忠實性的人正好暴露出他們對此書不懷好意。書中的見解是正確的，而且在羅馬發生的各種事件里它都傾向於正確的一方。不過我也有些抱怨他對龐培的評價，他的評價比同龐培一起生活並共過事的好人們對龐培的評價更為嚴厲，他認為龐培與馬略和塞洛[52]毫無共通之處，除非說他更為隱蔽[53]。人們並不否認他有野心，企圖治理國家事務，也不否認他有報復心，他的朋友們甚至害怕他的勝利會促使他逾越理性的界限，但絕不會認為他會發展到喪失理性的程度：在他一生，沒有任何東西讓我們感到他有明顯的足以威脅人的殘忍和專橫。沒有必要以懷疑抵消明顯的事實：要那樣做，我是不會相信的。他的描述樸實而平直，他那樣寫史也許有他的根據，即這種描述並不一定全都準確符合他所作評價的結論，他作評價的依據是他個人立場的傾向，而此種傾嚮往往超越他向我們展示的素材，他從不願以任何方式使素材適應他自己的傾向。他服從法律的指揮棒而贊成當時的宗教並無視真正的宗教，他沒有必要為此而感到抱歉。這，是他的不幸，不是他的過錯。 我最重視他的評價，同時又並非在任何地方都弄得十分清楚。比如提比略在耄耋之年體弱多病時寫給元老院的信中有這樣幾句話[54]：「我給你們寫些什麼，先生們，怎樣寫，或者此刻不該寫給你們的又是什麼？諸神和仙女們要我死得比我每天意識到——如果我能意識到的話——的死亡更糟。」我看不出為什麼作者要把這些話如此肯定地放在折磨提比略良心的令人心碎的悔恨上；起碼在我有可能看出時，我也不去看。 在有必要說明他在羅馬執政時期作過一些體面的事情之後，他接著解釋說，他說這些話並非出於賣弄，我認為這似乎也不大可靠。這一筆似乎使這樣的人物顯得太怯懦了，因為不敢坦率談論自己，這暴露了某種心病。凡判斷事物鞭辟入裡、高屋建瓴、正確可靠的人都善於全面利用自我和外界的一切實例，他會像說明別的事情一樣說明自己。必須衝破禮儀的一般規矩去維護真理和自由。我不僅敢於談自己，而且敢於只談自己；我在寫別的事情時卻經常迷失方向並脫離主題。我對自己並非不分良莠什麼都愛，我不會自我喜愛自我依戀到根本不能退後幾步像鄰人看我，像我看一顆樹那樣辨別自己審視自己的程度。看不清自己究竟價值幾何，或談自己的價值比別人看見自己的價值高，這兩種失誤不分軒輊。我們應給上帝而不是給我們自己更多的愛，而我們對愛知之甚少，所以談得十分盡興。 這部作品報道了他的一些情況，那是一位大人物，正直而又勇敢，不是那種具有迷信色彩的英勇，而是一種曠達高貴的勇氣。我們可能會認為他提出證詞不免冒昧，比如，他說一個背負沉重木材的士兵雙手凍僵了，粘在木材上的那雙手已經壞死並從手臂上脫落下來[55]。凡遇這類事情我習慣屈服於偉大證人的權威。 書上還說，韋伯薌[56]托薩拉匹斯神[57]的福，在亞歷山大城把唾沫塗在一個盲女人眼睛上從而治癒了那個女人[58]，還有別的不知什麼樣的奇蹟。作者寫史所遵循的是優秀史學家們的範例和歷史家的職責：史學家記載所有的重大事件；在公眾中發生的大事裡還可以見到民間的傳聞和輿論。史學家的職責是以照本宣科的方式複述普遍的信仰而不是調整那些信仰。調整信仰的工作屬於良心的指導者神學家和哲人。不過，他的同伴，那位同他一樣偉大的人說得十分明智：「實際上，我報道的事實比我相信的事實多，因為我既不能肯定我有懷疑的地方，也不能取消流傳下來的東西[59]。」還有，這位說得也很聰明：「不必費力去肯定或反駁那些事實……應當信賴名聲[60]。」塔西陀是在人們對奇蹟的信仰已經開始減弱的世紀寫史的，他說，他可不願意把一些來自他十分敬仰的古代善良人士的東西寫進《年鑑》從而使那些東西站穩腳跟。說得太好了。但願他們為我們描述的歷史根據自己得到的史料比根據自己的敬仰之情多。我是我自己寫作素材的主宰，從不按別人的意思寫作，但也絕不自負；我常常試著寫一些幽默的俏皮話，但我自己都不相信那些話，我還曾嘗試運用某些珠璣妙語，但我自己也對其嗤之以鼻；不過我聽任它們去碰運氣。我見有些人卻以此類玩意為榮。這種事不該由我一個人去評判。我自己描繪自己既有站姿也有睡姿，繪前胸也繪後背，寫左邊也寫右邊，而且寫我全部習慣的真實面貌。人的頭腦即使能力相同，也並不一定在運用和審美觀上都相同。 以上是我的記憶為我再現的大致情況，相當靠不住。一切大致的意見都不可靠，不完善。 [1] 見柏拉圖著作一五四六年版《法律》卷十一，第八九一頁和《普羅塔哥拉斯》。此思想經常得到古人的發揮。 [2] 原文為拉丁語。 [3] 見普魯塔克著《監察官加圖生平》第四章。 [4] 勃薩尼亞斯系十一世紀希臘地理歷史學家，曾著希臘《遊記》至今一些希臘考古學家還依據此作進行考古。 [5] 蒙田在此可能想起了他在義大利小住的情景。此外，此種看法也曾展示在斯特法諾·加佐的著作《世俗交談》里。 [6] 蒙田曾把兩端平衡的天平當作標記。 [7] 原文為拉丁語。 [8] 塞涅卡語。 [9] 西塞羅語。 [10] 此話摘自塞涅卡的《書簡三十三》，原意為「打著外國幌子裝飾自己」。蒙田在書的白邊上寫了引語的譯文。 [11] 在此書的一五九五年版本里，此處為「完全沒有」而不是「很少」。 [12] 此處指以厄提代姆斯和普羅達哥拉斯兩人的名字作書名的兩本對話集。 [13] 約生於公元前四六〇年的德謨克利特為希臘哲學家。此處根據公元前三世紀護教士拉克丹斯著《神的教誨》卷三，第二十八章。 [14] 阿爾西巴德（約公元前450—前404），系伯羅奔尼撤戰爭時期雅典的一個反覆無常的將軍。 [15] 在本書一五九五年版還在此加了一句：「了解他之後，如果值得，我會模仿他。」 [16] 指古代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 [17] 根據狄奧熱納·拉爾斯著《米松生平》卷一，第一〇八章。 [18] 提蒙（憤世者）系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哲人，由於祖國曆遭劫難和他本人失去財富，他十分仇恨人類。 [19] 哲人德謨克利特主張人應從節制欲望中尋求幸福。 [20] 根據普魯塔克著《應如何聽》第六章和《怎樣才能吸取敵人的有益之處》第五章。 [21] 根據普魯塔克著《應如何聽》第六章和《怎樣才能吸取敵人的有益之處》第五章。 [22] 原文為拉丁語。 [23] 原文為拉丁語。 [24] 根據柏拉圖所著對話集《戈爾吉亞斯》。書中談到蘇格拉底的理論在修辭學方面反對希臘詭辯家的修辭原理。 [25] 指宗教改革。 [26] 原文為拉丁語。 [27] 原文為拉丁語。 [28] 故事摘自普魯塔克著《如何鑑別阿諛者和朋友》。阿佩爾系公元前四世紀希臘最著名的畫家，曾畫亞歷山大大帝肖像。 [29] 原文為拉丁語。 [30] 蒙田摘自茹斯特·李普斯所著的《政治》。 [31] 根據普魯塔克著《古代國王中之所謂顯要者》。 [32] 原文為拉丁語。 [33] 原文為拉丁語。 [34] 原文為拉丁語。 [35] 普勞圖斯（約公元前254—前184），系拉丁語詩人。 [36] 根據普魯塔克著《該如何聽》。 [37] 根據狄奧熱納·拉爾斯著《安提斯泰納生平》。 [38] 此比喻來自普魯塔克著《論蘇格拉底習以為常的機智》。 [39] 西塞羅語。 [40] 即吹掉那個子（指國際跳棋中將對方能吃而未吃的己方子取出棋局）。 [41] 故事摘引自色諾芬尼著《居魯士全書》。 [42] 呂庫古斯（約公元前396—前323〉，演說家及雅典政治家，主持雅典財政。 [43] 指法國國王亨利二世在一五五九年的一次騎士比武中被對手長矛刺中重傷而亡。昂基安公爵於一五四六年在賭博時被從窗戶扔進去的一隻銀箱擊中身亡。 [44] 原文為拉丁語。 [45] 這令人想起奧隆德和阿爾塞斯特之間的對白：「再說，您該知道，我在市場上只呆了一刻鐘」。奧隆德和阿爾塞斯特是莫利哀喜劇《憤世者》中的人物。 [46] 菲利普·科米內（死於1511年），系法國歷史學家，法國國王路易十一的宮廷顧問。 [47] 見塔西陀著《年鑑》。 [48] 見塞涅卡著《書簡八十一》。 [49] 可能指蒙田的鄰居和朋友特朗侯爵的三位公子當中的某一位。三位都於一五八七年在內拉克附近進行的蒙特拉波戰役中犧牲。 [50] 見塔西陀的《年鑑》， [51] 在此問題上，蒙田與讓·波丹的觀點不謀而合。波丹很欣賞醒世歷史學家。 [52] 馬略（公元前157—前86），羅馬政治家和軍事將領。塞洛（公元前138—前78），羅馬軍人和政治家。 [53] 這是蒙田引用塔西陀的一句話：「更為隱蔽，但並不更優秀。」 [54]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羅馬帝國皇帝。蒙田從拉丁文準確譯出了這一段話。 [55] 故事摘自《年鑑》卷十三，第三十五章。 [56] 韋伯薌（公元7—79），羅馬皇帝（公元69—79在位），曾以他的雄才大略恢復了羅馬帝國昔日的輝煌。在談到羅馬的茅廁稅時他曾說出「金錢沒有氣味」的名言。 [57] 薩拉匹斯神系希臘—羅馬時期埃及的神靈，後受到希臘宗教的影響。據說埃及法老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05—前282）為溝通其治下的希臘人和埃及人之間的關係，對此神倍加尊崇。 [58] 此情節摘自《故事》卷四，第八十一章。 [59] 見與塔西陀同時代的公元一世紀歷史學家坎特·庫爾斯的《亞歷山大的故事》。 [60] 見底特·里沃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