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試筆 · 論教育
我小時候常常生氣，看見義大利的喜劇老是把學究或教師作為笑柄，而「夫子」這稱呼在我們當中也不見得被看重得很多。因為既然被交託給他們指導，我怎能不愛惜他們的榮譽呢？我曾試為解釋，以為這完全由於一般俗人和那少數見識超卓的學者之間的自然分界，因為他們的步調完全相反。但是「我可忘掉我的拉丁文」[51]了，當我發覺那最看不起他們的，就是那些最賢智的人，試看我們的好杜貝萊：
我特別憎惡學究們的學問。
而這習慣自古已然，因為蒲魯達爾克告訴我們，在羅馬人當中，「希臘人」與「學者」同是詬罵和蔑視的名詞。
自從我年事漸長，我覺得這樣做非常合理，而「最大的僧侶並不是最賢智的」[52]。但是為什麼一顆學識那麼豐富的靈魂竟會不變得更活躍更清醒，而一個粗鄙的心靈居然能夠容納世界上最優越的心靈的言論和意見而毫不見改進呢？我至今還疑惑。
既然接受了這許多外來的那麼強又那麼偉大的頭腦（一位閨秀，我們第一個公主，談及某人的時候，這樣對我說），他自己的就不能不收縮和摺疊起來，以讓位給別人。
我很願意這樣說，正如草木因太潮濕而悶憋，燈兒因油上得太滿而窒塞：心靈的活動也膠滯於過多的知識與鑽研，因為既受這許多繁雜的事物所占據和羈絆，必定失掉自由行動的能力，而這些事物的重量也必定使它彎曲和傴僂起來。但事實並不如此，因為我們的靈魂接受越多也會越加擴大。由古代的榜樣我們可以見到，許多善於處置公務的人和許多偉大的將軍和宰相同時也是極淵博的學問家。
至於那些遠避一切公共職務的哲學家，他們誠然有時也為同時代的孟浪的喜劇家所輕視，既然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意見都使他們顯得可笑。你請他判斷一件案情的曲直或一個人的行為嗎？他們隨時都願意！並且還要問：有沒有生命，有沒有運動，人是否和牛一樣，行動及受苦是什麼，法律和裁判是怎樣一類的生物？他們說及官長或跟官長說話嗎？會帶著一種不恭敬和無禮貌的自由？他們聽見人家讚美他們的王子或國王嗎？對於他們這只是一個牧人，跟牧人一樣地懶惰，只知道榨奶和剪毛，但比牧人還來得粗暴。你把一個人看得更偉大，因為他擁有二千畝田地嗎？他們會不放在眼內，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把全世界看作他們的產業。你誇耀你的顯貴，因為你可以數到六代的富貴的祖宗嗎？他們會看不起你，因為你不能體會萬物一體，以及我們每人都有同樣多的祖宗：貧、富、王公、侍役、希臘人和野蠻人。即使你是海格力斯（Hercules）的五十世孫，他們也覺得你這麼看重這命運的賦予是多事。因此那些鄙俗的人輕蔑他們為不懂世俗和傲慢不恭。
但是柏拉圖這幅肖像和我們的學究相差得太遠了。前者是被人艷羨為超出俗流，輕視公共的活動，樹立一種特殊的不可學步的生命，給確定的崇高卓越的理想駕馭著的。後者卻被蔑視為在俗流之下，不能勝任公共的職務，及不上俗人，拽著卑鄙的生命和習慣：
這樣的人多討厭，
行為卑鄙，卻滿口格言！（帕庫維烏斯）
至於那些哲學家呢，我說，無論在學問上多麼偉大，在各種行為上更要偉大。正如錫拉庫薩的幾何學家[53]，為了捍衛國土不得不放下他的沉思去使用一部分心得，馬上造出一些駭人的武器。它們的效果超出一切人類的想像，他自己卻絲毫看不起這些製造品，反而覺得貶抑了他的學術尊嚴，因為那些製品不過是這學術的皮毛與玩具而已！同樣，當他們間或被驅使去作行動的考驗，我們看見他們用這麼崇高的翅膀飛騰起來，似乎他們的靈魂和心都被那對於事物的了解很奇妙地擴大和潤澤。
但其中有些人，看見政治的地位被一些庸碌的人占據著，便歸隱在他們自己裡面。一個人問克拉特斯（Cratès）要研究哲學多少時候，得到這樣的答覆：「直到我們的軍隊不是被一些驢夫領導時為止。」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禪位給他的兄弟，回答那責備他浪費光陰去和一些小童在廟門口遊戲的愛菲斯人道：「這不比與你為伍去掌握樞要事務好嗎？」
別的人呢，他們的思想既超出了一切世間的命運，覺得法官的位置甚至王座都是卑賤可鄙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ès）拒絕阿格利根圖（Agrigente）的人民獻給他王位。泰勒斯不時痛責人們備嘗辛苦去致富，有人反駁他說這是狐狸的行徑[54]，因為他自己在這方面未能成功。他忽然去嘗試作為消遣，於是暫時貶抑自己的學問去求財求富。他建立一盤生意，在一年內獲得那麼多的贏利，就是那些最富於商業經驗的人畢生也很難做得到。
雖然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有些人稱泰勒斯、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和他們的儕輩為賢智而不謹慎，因為他們不肯治理那比較有用的東西。除了我不能完全消化這兩個字詞的分別[55]以外，這並不能恕宥我的學究朋友們。眼見他們受困於一個這麼卑微和拮据的景況，我們還不如說他們既不賢智也不謹慎。
我放棄這第一個理由，寧可說那壞處由於他們誤解了學問。而且，看我們被教授的方法，無怪乎學生和教師們並不變得更聰明，雖然他們更博學。真的，我們的家長為我們的教育所花費的金錢和心血，除了用知識來裝滿我們的頭腦，並沒有別的目的，關於判斷力和德性，一字都不提！試在百姓中喊一個過路人：「啊，多麼博學的人！」又喊著另一個人：「啊，多麼良善的人！」人們一定把視線和尊敬轉向第一個人。得要有第三者喊道：「啊，這些蠢材！」我們慣於詢問：「他懂希臘文或拉丁文嗎？他寫詩或散文嗎？」但他是否變得更賢慧，這才是主要的東西，卻沒有人問及。我們應該詢問誰知得最好，而不是誰知得最多。
我們只孜孜不倦地去充塞自己的記性，任我們的理解力和良心空虛。正如有些鳥間或飛去尋覓穀物，未嘗過便用嘴帶回來餵哺小鳥，同樣，我們的學究們到書里去拾取知識，把它帶在唇端，只為要吐出來使散布於風中。
我自己就是這愚行一個多麼奇妙和合適的例證。在這部著述的大部分里，我可不是做著這樣的事麼？我跑到書里去，這裡嗅嗅，那裡嗅嗅，尋覓那些中我意的句子，並非為要把它們藏起來，因為我沒有貯藏室，而是把它們移植到這本書來。在這裡面，老實說吧，它們並不比在從前的地方更屬於我自己。我相信我們只能夠知道現在發生的事，至於那過去的，我們並不知得比未來的多。
但是最壞的，就是他們的學生和孩子也並不由這知識哺養，只是從一手轉過另一手，唯一的目的就是賣弄給人看，對人高談闊論，和把它編成故事。像一個贗幣在商業上毫無價值，只能用來計算和投擲一樣。
他們只學來和別人議論，
並不是要和自己談心。（西塞羅）
問題並不在說話，
而在於怎樣馭駕。（塞內卡）
大自然為要表示她行事沒有絲毫粗野，常常在那些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產生一些心靈的產物，可以和那些最藝術的物品比美。這句出自一支笛歌的加斯科尼（Gascogne）地方的格言和這個問題是多麼巧合：「我們盡可以吹了又吹，但當我們要運用手指的時候，又怎樣呢？」
我們懂得說：「這是西塞羅說的，這是柏拉圖的倫理學，這些就是亞里士多德的原話。」但我們自己說什麼呢？我們判斷什麼呢？我們幹什麼呢？一個鸚鵡也可以這樣誇耀。
這樣看待知識的方式，令我想起那羅馬的富翁。他聘請了每種學問的專家，要他們常在左右，為的是當他在朋友中偶然談起這事或那事，這些學者可以替代他，隨時依照他們的特長供給他或一篇文章，或一句荷馬詩歌，等等，以為這就是他自己的學問，因為那是藏在他所雇用的人的腦里。那些把能力藏在輝煌書室里的人正是一樣。
我認識一個人，當我問他知道什麼的時候，他問我要一本書來指給我看。並且不敢對我說他的臀部發癢，如果他不馬上從字典里找著什麼是「發癢」，什麼是「臀部」。
我們拿別人的學問和見解來保存，便算完事了。我們必須把它們變為自己的。準確地說，我們像一個需要火的人到鄰家去取火，但在那裡看見一堆熊熊的火焰，便留下來取暖，忘記了帶回家去。即使我們肚子塞滿了肉，如果不能把它消化，如果不能把它變成我們的東西，如果它不能增長我們的發育和力量，於我們有什麼益處呢？難道我們以為那沒有經驗，完全由讀書而變成一個偉大的軍人的盧庫魯斯（Lucullus），和我們取同樣的學習方式嗎？
我們那麼沉重地靠在別人手臂上，以致自己的力量消失了。我要鼓起勇氣去抵抗死的畏懼嗎？我向塞內卡取來。我要為自己或別人找慰藉嗎？我從西塞羅假借得來。我本來可以在自己裡面取得，如果我從前被這樣訓練過。我真不喜歡這種倚賴和乞丐式的才能。
雖然我們可以由別人的學問而變成博學，無論如何要由自己的智慧才終能成為明哲。
我憎惡這樣的哲人：
他為自己計，從不見高明。（歐里庇得斯Euripides）
所以恩尼烏斯說：「哲人的智慧是徒然的，如果他自己不能利用。」（西塞羅）
如果他又貪婪又狂妄，
柔懦得像歐干納平原的綿羊。（尤維納利斯）
因為智慧並不是單為你去求取，還得要你實行。
（西塞羅）
狄奧尼修斯嘲笑那些文法學家只知道研究尤利西斯（Ulysses）的痛苦，卻絲毫不知道自己的痛苦。音樂家只知道調協他們的簫，卻不知調協他們的德行。演說家研究正義專為談論，而不是為實行。
如果我們靈魂的步履不比較安詳，如果我們的判斷力不更健全，我寧願我的學生把工夫用在打網球上，至少他的身體會比較靈活些。試看他鑽研了十五、六年回來，再沒有比他更不宜於任事的。你發覺他唯一的長進，就是他的希臘文和拉丁文使他變得比較離家的時候更驕矜，更傲慢了。他應該帶一顆豐盈的靈魂回來，卻只帶回一顆膨脹的靈魂，並非把它擴大，只是把它吹脹。
這些教師，正如柏拉圖關於詭辯家和他們的堂兄弟所說的，是人們中自許為最有益於人類的人，而在一切人中，只有他們不獨不把人家交託給他們的東西改善、提高，如木匠和瓦匠做藝那樣，反而給弄壞了，並且還要人酬報他們的毀壞。
如果我們要履行普羅塔哥拉斯（Protagoras）對學生提出的這條規矩：他們要不是照他所要求交學費，便要到廟裡去宣誓從他的教授獲得了多少的進益，根據這來酬謝他的辛勞——那麼我的教師就要糟糕了，如果他們按我的經驗所作的宣誓收取的話。
我的佩里戈爾方言（périgourdin）很詼諧地稱這些自作聰敏的人為「lettre ferits」，依照你們的說法是「lettre férus」（文殛），就是說，「這是些被文字用斧頭劈了一下的人」。真的，他們大多數連常識也夠不上。因為你們看見農夫和鞋匠簡單而且自然地趕他們的路，只談到他們所知道的東西。這些人呢，為了那浮在他們腦海表面的知識而高視闊步，不斷地顛躓和絆倒自己。他們脫口漏出一些至理名言，但須要等別人把它們實行。他們的確認識迦里安（Galien），但絲毫不懂得病人；他們已經把你的頭塞滿了法律，可是連案情的關鍵在哪裡也不知道；他們知道一切事物的原理，但要找一個人來把它實施。
我曾經看見一個朋友在我家裡和一個這樣的人辯論，他戲造一些無意識的術語，東補西綴，毫無倫次，除了在裡面插入一些適合爭辯的字眼，就這樣逗引那蠢漢辯論了一整天，而那個人一直以為在答覆人家對他的抗議，他可是一個有名望的文人，穿著一件漂亮的長袍。
偉大的貴人，你不願看
那在你後面發生的事，
當心那擲在你背上的嘲諷！（佩爾西烏斯）
無論誰逼近去觀察這些長篇大論的人，就會同意我說他們既不了解他人也不了解自己，而且，雖然他們的記性頗充實，他們的判斷力卻完全空虛，除非他們的稟賦把它造成另一個樣。譬如我在圖納布（Adrien Turnèbe）身上所見到的，他唯一的職業就是筆墨生活（據我的私見，他是這職業中一千年來最偉大的人物），可是他絲毫沒有冬烘的氣味，除了他的長袍和一些對於朝臣不能算文雅的外貌，但這是無足輕重的。（我討厭有些人容忍不端整的靈魂易於不端整的衣冠，而且只依照禮貌、豐度和靴子來相人。）因為他的內里是世界上最修整的靈魂。我常常有意引他談論那些離他的職業最遠的事物，他看得那麼清楚，體會得那麼快捷，判斷得那麼中肯，你簡直以為他除了主持軍務和政事以外不曾做過別的職業。這是些優美而強健的天性：
由上帝溫和的手，
用較優質的泥土塑就。（尤維納利斯）
不為壞教育所沾染。然而教育的目的並不止於不教壞我們，還得要把我們教好。
我們有些最高法院，當它們選取新官吏的時候，只檢驗學識。另外一些則還要檢驗判斷力，讓他們去判決一些案件。我覺得後者的方法比較好，而且，雖然兩種才能都是必需的，斷乎不能缺少其一，但無論如何，判斷力總比學識重要。前者可以不要後者，後者卻不能沒有前者。因為，正如這句希臘格言所說的：
沒有心靈去揮使，
知識又有何用處？
願上帝祝福我們的司法，使這些裁判官富於理解力和良心，不亞於學識！「我們受教育並非為學校，而是為人生。」（塞內卡）現在我們不獨要把知識系在靈魂上，還得要融進去。不單要灑在上面，還得把它濡染。如果這知識不能改善心靈的不完美境況，還不如任其自然好得多。那是一把可以傷害它的主人的危險利劍，如果給一隻不知道怎樣使用的弱手所揮使，「因此還不如完全沒有學到好」（西塞羅）。
或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和神學都不要求婦女有很大的學問，而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約翰五世的兒子，人家向他為蘇格蘭的公主伊莎波（Isabeau）議親，聲明她所受的家教很簡單，沒有什麼學問，他回答說寧願這樣，因為一個女人只要知道分辨她丈夫的襯衣和緊身衣便夠博學了。
所以，我們的祖先不看重學問，這並沒有什麼稀奇，不像現在人們所大聲疾呼的。而且就是今天，它們也不過是偶然存在於我們國王的重要內廷會議中而已。現在，只向我們提議通過法律、物理、教育學、甚至神學來達到豐富學問的目的，如果仍不能令學問得到信譽，你就無疑地會看見它在一個和從前一樣卑賤的境況了。有什麼損失呢，如果它既不教我們善思，又不教我們善行？「自從博學之士一天天多，善人卻一天天少了」（塞內卡），對於那沒有道德知識的人，一切知識都是有害的。
但我剛才所找的理由，說不定也可以在這上面找到：就是學問在法國的唯一目的是謀利，如果除開那些生來就是為榮耀的職務多於為謀利的職務的人，他們致力於學問的時間是那麼短（對於書還沒有讀上勁，便從事一個和書籍毫無關係的職業），於是那專門研究學問的，一般就只剩下一班家境貧賤，要靠學問謀生的人了。而這些人的靈魂，由天性，由家庭教育，由榜樣，既然都是極卑下的混合物，便生出一些知識謬誤的果來。因為知識並不能把光賜給一個原來沒有光的人的靈魂，或者令盲人可以看見。它的職務並非供給視覺，而是指導視覺，調節視覺的步伐，但要視覺自己有腳和健全敏捷的腿。
知識是良藥，但沒有哪種藥能夠不因那貯藏器皿的缺點而變質和腐化的。有些人視覺清楚，但不能直看，所以看見善而不能跟從，看見知識而不能使用。柏拉圖在他的《共和國》（La République）里的主要法則便是，「公民的責任視他們的天性所定」。大自然可以做一切，而且也做了一切。跛者不宜於做肉體的運動，正如殘廢的靈魂不適於心靈的運動一樣，虛偽和粗俗的靈魂是不配研究哲學的。當我們看見一個人穿破鞋，如果他是個鞋匠，我們說這並沒有什麼稀奇。同樣，經驗似乎常常讓我們看到一個比旁人更不知衛生的醫生，更不道德的神學家，更不通學問的學者。
阿里斯通（Ariston）從前說得很有道理：哲學家對於聽眾有害，因為大多數的靈魂都不適宜於從這樣的教訓獲益，而這教訓如果無益，就必定有害：「許多盪子出自阿里斯底波（Aristippe）的學派，許多暴徒出自芝諾（Zenon）的學派。」（西塞羅）
在色諾芬歸諸波斯人的這所良好的學校里，我們發現他們教兒童以道德，正如別的國家教授文學一樣。柏拉圖說那承繼王位的長子就是這樣教育起來的。他出世後，人們不把他交給女人，而交給國王身邊那最高權威的太監們，為了他們的德行。他們負責使他的身體健康和強壯，而且七歲後便教他騎獵，到十四歲時把他交託給國內四個最賢哲、最公正、最有節度，又最勇敢的人。第一個教他宗教，第二個教他真誠，第三個教他節慾，第四個教他大無畏。
這是值得深思的事：在利庫爾戈斯（Lycurgue）的優越的政府組織大綱里（這大綱的確盡善盡美到一個反常的程度，雖然它把兒童教育看作政府的最重要責任），就是在關於文藝女神一部分也那麼少提及學問：似乎這些高貴的少年，既然看輕道德以外的一切束縛，並不像我們一樣，需要知識的教師，而只需要勇敢、謹慎和正義的教師。柏拉圖在他的《法律》（Les Lois）一書里便仿效這榜樣。教授方法便是問學生許多關於人類的判斷力及行為的問題。如果學生貶責或讚美這人或這事，要說出論斷的理由。這樣，他們磨銳了機智，同時又學會了什麼是善惡。在色諾芬的《居魯士的教育》（La Cyropédie）一書里，亞士提亞格士（Astyages）要居魯士二世敘述他的最後一課。「那就是，」他說，「在我們學校里，一個年紀大的學生把他那太小的外衣交給他一個較小的同伴，又把這後者較大的外衣拿走。我們的老師要我做這糾紛的裁判時，我判斷這事應該保持現狀，因為這樣於兩者都方便。於是他責備我裁判得不對，因為我只考慮到是否適合，而我首先卻應該體察這事件的法律論證，那就是任何人不應該被別人勉強處置他的所有物。」他接著說他因此被鞭打，正如我們在村學裡為了忘記某一個詞[56]的「不定過去時」挨打一樣。
我的學究得要先做一篇in genere demonstrativo[57]的雄辯演說詞，才能說服我他的學校可以和這相比擬。波斯人要走捷徑，既然各種學問，即使直接研究，也只能夠教給我們智慧、誠實和決斷力，他們要一開頭就使兒童和那效果接觸，不用聽教，而用行為實驗來教導他們。不僅用言語和訓條，而尤其要用榜樣和工作來活活潑潑地陶鑄他們，以便他們的學問不單是藏在心裡的知識，而是心靈的本質和習慣，不是得來的東西，而是自然的稟賦。有人問阿格西勞斯二世兒童應該學什麼，他答道：「他們長大的時候應該做的事。」無怪這樣的教育獲得驚人的效果了。
據說他們常常到希臘別的城市去找尋修辭學家、畫家、音樂家，卻到斯巴達去找立法委員、司法官和將軍。在雅典他們學習怎樣說得好，在斯巴達學習怎樣做得好。在雅典學怎樣擺脫詭辯爭論的羈絆，揭發那狡詐地交織的巧言的欺騙；在斯巴達學怎樣解除逸樂的網，勇敢地摧折命運和無常的恫嚇。雅典從事於空言，斯巴達從事於實物。前者不斷地操練口舌，後者不斷地操練靈魂。無怪乎當安提巴特（Antipater）要求斯巴達人交出五十個兒童作為人質的時候，和我們正相反，他們回答說寧可拿兩倍此數的成人來替代，他們把國家喪失教育事業看得這麼嚴重！如果阿格西勞斯二世要色諾芬送他的兒子到斯巴達去受教育，並非為學修辭學和辯證法，「而是，」他說，「學那最優良的科學，就是說，那服從和命令的科學。」
看看蘇格拉底依照自己方式取笑門人希比亞士（Hippias），那真是非常有趣的。希比亞士對他敘述在西西里許多小城教書賺了不少的錢，在斯巴達卻分文不獲，又說那是些蠢漢，不知量度和計算，不注重文法和音節，只浪費時間去學習王位的承繼、立國和敗亡，以及許多同樣無用的故事。蘇格拉底等他說完後，一步一步地使他承認斯巴達政府組織的優良，個人生活的幸福和道德，讓希比亞士自己得出結論，他的學問是怎樣無用。
無論是在這尚武的政府或其他類似的國家裡，事實都教訓我們，學術的研習與其說使我們的膽量堅強和勇武，毋寧說使它柔弱和女性化。現在全世界顯得最強的國家要算土耳其了，當地人民被訓練去輕文，正不亞於重武。我覺得羅馬人在學術未昌明前更勇敢。我們今天最善戰的也就是那些最粗鄙、最愚昧的國家。斯基泰（Scythes）、帕提亞（Parthes）和帖木兒（Tamerlan）便是最好的例證。當哥特人（Goths）蹂躪希臘的時候，那些圖書館所以得免於火災者，完全因為其中一個哥特人散播這意見：應該把這類足以引誘他們不務軍事，而以一些次要的閒業為戲的家當留給他們的敵人。當我們查理八世（CharlesⅧ）劍不出鞘而入主那不勒斯及義大利大部分國土，扈從他的諸侯們都把這意外的勝利歸功於義大利的王侯平日不尚勇武，不習兵事，而只樂於研究學術，以求精博。
原著第一卷第二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