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國史 · 第五章　對蒙古征服的總結

我們在上面詳細地研究了蒙古史裡面真正屬於蒙古人的部分。這一種研究，對於世界史來說，要當做一個典型例子來了解在亞洲的各個大規模的侵入才有意義。因此我們現在要試行從全部事實中探求出某些結論，同時也要說到在此以前的各種侵入，因為成吉思汗一系人的侵入，有如我們所看到的，不過是從前的各侵入的最後一幕。 第一節　侵入的定向 首先湧現在眼帘的是侵入的定向。從邃古直至十八世紀，地球上這一地區人民的移動——侵入或遷移——幾乎常常是從北到南，從草原地帶到耕種地帶。侵入高加索南邊的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亞人於紀元前七世紀向小亞細亞、阿美尼亞和米底前進。在戈壁的月氏人於紀元前二世紀侵入大夏，他們後來又於公元第一世紀侵入印度。當我們紀元的第四世紀，戈壁的匈奴人和鮮卑人侵入中國的北方。五世紀時候，拓跋人侵入同一方向。這也是在第五世紀， 噠匈人侵入大夏，嗣後又侵入旁遮普。也在五世紀時候，還有阿提拉的匈人侵入巴爾幹、高盧和義大利。六世紀時候，歷史上的突厥人——就是中國對音稱為T'ou-kiue的——從蒙古里亞下趨，建立西突厥斯坦，在七世紀時候，他們並且不斷侵襲中國的河套。十世紀時候，蒙古種的契丹人據有北京。十世紀之末，伽色尼突厥人占領東伊蘭。十一世紀中葉，塞爾柱突厥人侵入阿剌伯帝國。十二世紀，通古斯種的女真人或金人，征服中國北方。十三世紀，成吉思汗系的蒙古人征服中國、伊蘭和羅斯。十四世紀之末，帖木兒蘭征服伊蘭，十六世紀，帖木兒的一系人又征服印度。十七世紀，滿洲人征服中國。以上是侵入表的大概，歷時兩千五百年，從北到南，更迭不休，帶有給人印象深刻的規律性。 在這個同一地帶，有沒有方向相反的移動呢？至少有一些在膺懲或防禦出兵的形式下的試圖，例如大流士的出兵至於歐洲的西徐亞，中國的迭次出兵至於蒙古里亞，特別是公元前二世紀之末漢武帝的出兵，公元七世紀之初唐太宗的出兵，十五世紀初年明永樂的出兵，最後，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時候，滿洲人皇帝康熙和乾隆的出兵。在西方，情形與之相同，我們可以舉阿拔斯王朝在八世紀向河中的膺懲性舉兵，薩曼王朝在十世紀向楚河和伊犁的出兵，帖木兒蘭在十四世紀時候向蒙古斯坦的出兵，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時候，阿拔斯沙和納迪爾沙的進攻烏茲別克。然而所有這些從南到北的出兵都具有十分鮮明的防禦性質。這是一些對策，有類於羅馬人的出兵，先至山內高盧繼至山外高盧。這裡的規律，侵入是「長驅直入」的。 然而我們如果移轉目光至於地中海以南的地帶，所看到的是相反的表演。在這些地方，一切侵入系從漢志的乾燥草原開始，尤為常見的是從阿剌伯西部或摩洛哥南部出發而「上升」至於北方。例如阿莫里特人和阿拉米人侵入敘利亞和巴比倫，納巴泰人的滲入，伽色尼王朝後來的侵入希臘化和羅馬化的敘利亞，拉克米特人的侵入薩珊王朝的加勒底，類似情況還有伊斯蘭教的阿剌伯人侵入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最後還有阿勒摩拉維德人以及稍後馬格里布的阿勒摩合德人的湧入西班牙。 由此可見，僅僅就西亞東歐而言，這裡已涉及到許多不同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帶，西徐亞人和匈人有那些不同地方呢？關於西徐亞人，克里米亞的希臘古瓶曾提供我們以精細的人種學的參考材料。從羅馬時代的繪圖，我們可以看見我們的高盧、日耳曼和達基亞祖先的形象，他們完全是北方的雄偉戰士。相反地，中國編年史家和藝術家們遺留下來的匈奴形像都接近於若南德所描繪的阿提拉形像，即所謂典型的匈人。此外，語言學家們一致以為匈奴人是屬於阿爾泰系，他們的方言或屬於原始蒙古的類型，或者更可能是屬於原始突厥的類型，而專用名稱的研究使我們知道西徐亞人所說的是一種伊蘭方言。 然而，我們可以將希羅多德所說的和中國史家們所說的相比較。前者告訴我們西徐亞人的生活形態，後者說到匈人所過的生活，幾乎與之完全一樣。這些獵取人頭的人，攜帶著他們的車輛和可以折卸的帳幕，流浪在他們畜群的後面，以獸肉和乳料為生，當人們攻擊他們時候就逃走，不提防他們的時候就來攻擊，固然在種族上有所不同，他們都是屬於同一的文化階段：即畜牧的階段。阿剌伯人，這些從南方來的侵入者，也是屬於畜牧的階段。這是人類地理學的具體事實，制約著亞洲的一切侵入的歷史。 在草原地區的畜牧生涯需要時常徙移，因此將人們固定在放牧狀態之中。這是極為低級的文化階段，然而就是很有潛在力的民族（我此刻想到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一類人）也不免如此。所以成群的殉葬，在美索不達米亞，於烏爾女王楚拔之後不久就廢止，在中國，在安陽帝墓之後不久就廢止，而在西徐亞人中間繼續至於希羅多德時代，在蒙古人中間一直繼續到成吉思汗的埋葬。引起這些侵入的，正是一種時代的移位，將約略停止在等於紀元前三千年情形的人和我們的中世紀的人同時並存，在上亞細亞，草原上還維持著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狀況，而在南方，早就進入極其發達的農業階段。 第二節　蒙古人入侵的規律：是氣候的周期性運動還是政治事實？ 如果草原常常足以供養畜群，由此而供養它的遊牧人，但有時不能很好地供養他們。這是不是沃壤和沙漠永久的互相調劑？從古地理學說，這是不是一種由暑熱而至於沙漠化的過程呢？亢旱的年頭使畜群倒斃，引起饑荒，迫使遊牧者向耕種地的邊緣尋找活路。歐文·拉鐵摩爾由這個事實出發，想從突厥-蒙古人對於中國的周期性的入侵中找出蒙古地方亢旱的周期性運動。照這樣說，入侵的規律將是一個測定濕度的規律。這種解釋足以誘惑人。然而它不幸有中國的歷史家們用心地對我們敘述各種政治的情況，我要說這是屬於政客們的情況，他們曾在中國的朝廷裡面幫助了、也可以說是招致了各種入侵。不能否認，每當遊牧人的潛在的壓迫力和定居國家正常所具有的抵禦力失去了均衡的時候，幾乎必不免有以啟其端。司馬氏的晉朝到了公元四世紀初葉時候，宋朝到了十二世紀初葉時候，明朝到1640年時候，都是沒落的王朝，有時是在解體之中（就晉人和明人說），出現了一批批的霍諾里烏斯和阿卡狄烏斯 (1) ，他們在遊牧人的彈指之間一敗塗地。處於遊蕩在長城北邊的紀元前三千年的人和文化極度發達的例如與宋徽宗同時的人之間，只要後者一旦示弱，就可以使這座屏障——萬里長城——屈服。如果象拉鐵摩爾所說的，氣候的周期性運動足以影響歷史，這個周期性運動只能在歷史聽任其發展和黃河的防線放鬆的時候，才能夠發生作用。 第三節　周期性侵掠的規則與偶然的征服 遊牧生活實際上使突厥-蒙古人，對定居人民處於顯然優勢。遊牧人——一般的說是騎馬射箭者——具有流動性，幾乎有到處皆是的神秘性。他們的失敗不發生什麼後果，因為他們可以立即逃走。欲使他們受到慘痛失敗，中國的軍隊就要進攻至於戈壁沙漠的北邊，至於鄂爾渾河和客魯漣河之上，即他們安放其財產，即畜群的地方。當第八世紀時候，一個突厥汗王想在鄂爾渾河上建築一座和中國一樣的有城牆的美麗的國都。他的老謀深算的謀臣暾欲谷對他說：「你要小心呵！現在你在中國人面前可以無限制地退卻，所以你是不可制服的。如果你將自己關在城垣裡面，你就要失敗。」（見注(84) ）從另一方面說，當成吉思汗的左右勸他暫停對唐兀人的戰爭時候，曾對他說，唐兀人住在城裡，總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們。由此可見，定居人民常常是容易受攻擊的，而掠奪的入侵幾乎是一定可以成功。即使其結果是失敗，而在開始時候也可以帶來戰利品和歡宴。如果事有湊巧，中國人的宮廷裡面或是兵營裡面發生了什麼騷動因而邊境空虛，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個省、一個帝國。這就是歷史上中國和蒙古關係中的一種規律。如果細究中國的編年史，突厥-蒙古人的掠奪性入侵是經常性的，除在漢、唐全盛時期以外，幾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如果這個朝代正在強盛時候，侵掠僅僅是侵掠，有如蟲螫在廣大的帝國軀體之上。如果機能有了毛病，這就是死亡。 根據上面的舉證，我們可以總括地說，周期性的侵掠（和相應的定居人的反攻）是突厥-蒙古人和中國人關係的通常形式，而真正的入侵，即征服，只是例外的偶然事件，大約有百分之一的機會，它常使征服者們自己不知所措。十世紀時候就發生過這種情形，契丹人攻占了中國的都城開封之後，不知道怎麼辦，於是又退出該地。 第四節　聯盟者和邊境民族（ripuaires） 結成聯盟的韃靼人 (2) 以移民或隸屬者的資格住在長城外沿的中國與匈奴人雜居的三角地區，他們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這些屬於匈奴種的小王侯們，成為中國的藩屬，沾濡中國的文化，獲得中國的封號，以帝國的名義管理他們在鄂爾多斯、綏遠和察哈爾的駐營地方，比起在外蒙古君臨鄂爾渾河、土拉河和客魯漣河之上的突厥-蒙古汗王們，他們顯然是微弱得多。但是他們在實際上常常危險性更大，因為他們常常到中國的朝廷去，所以了解中國朝廷的一切弱點，有供給情報的人在那裡，而政客、失意者以及內奸們往往向他們通款。公元四世紀初，劉聰的事件就很有代表性。這個事例令人聯想到許多在報達宮廷裡面居住過的突厥人首領們，他們就象南下長城的結成聯盟的匈人後裔，與加色尼朝和塞爾柱朝的逐漸侵蝕伊朗具有相似之處。而且這些聯盟者是守衛長城外沿的人，當他們自己不想闖進長城的時候，他們就將長城的門戶開放給來自北方的遊牧人群。汪古突厥人（中國歷史家稱之為白達達）就是一個例子，他們從1206年開始就把進軍陝西的途徑獻給成吉思汗。 然而對成吉思汗這是例外，因為北方野蠻民族占領中國全境，這種情形只發生過兩次，首先是成吉思汗系的蒙古人，然後是四個世紀之後的滿洲人。通常情形，野蠻人的大帝國雖然在北方擁有廣袤無邊的草原，但要想占領中國，總要遭到失敗，而若干零星小部落反而得到成功。攻破中國古代帝國的並不是大約在公元開始之初占有全蒙古草原的匈奴大單于們，而是我們剛剛提到的結成聯盟的匈人的小王侯。同樣情形，繼承唐朝中國的，既不是七世紀時候使它震驚的突厥帝國，也不是八世紀時候傲慢地給它以保護的回紇人，而是一個很小部落，即以邊境衛士的資格，居住在鄂爾多斯的沙陀突厥人。在西方的情形與之相似，最先征服伊蘭東境的突厥人，並不是威脅科斯洛斯的西突厥，而是在許久以後的伽色尼朝的微不足道的僱傭士兵，那些從前為薩曼、異密服務的護衛隊。最後，將伊蘭全部長期占領為時達四個半世紀之久的是一個小部族——由伽色尼人引進為河中的藩屬的塞爾柱的烏古斯部族。 由此言之，這個歷史的第二個規律無疑是，當地理上的變遷由草原而過渡到耕種地時候，和文化上的變遷由遊牧生活而過渡到定居生活的時候，結成聯盟的韃靼人就獲得意外的利益。在城門口的遊牧人，由於環境給予一些便利，為時不長就變成為城市裡面的遊牧人，無論古老的或是新興的城市都無法長期地抗拒這種情形的出現。 第五節　草原的牧人和林木中人 為了抵制在草原上遊牧的畜牧人，定居人民有一個補救方法，這就是向森林中的牧人請求援助，他們居住在西伯利亞的泰加森林或滿洲森林之中，在蒙古草原的後面。通過《拉施特書》我們知道，如同中國人和波斯人鄙視突厥-蒙古的畜牧人，將他們視為野蠻人一樣，這些畜牧人也鄙視林木中人，以他們為野蠻人。農耕者求助於林木中人可能是希望喚醒他們對於那些從事遊牧的世仇和近鄰的怨恨。有時這種箝敵之策是成功的。就象公元840年，鄂爾渾河的畏吾兒突厥帝國被葉尼塞河上游的乞兒吉思人所推翻。然而這種伎倆總是有危險的。為了牽制在察哈爾的契丹人，中國的宋朝求助於女真人，即在滿洲森林裡面的通古斯人。女真人果然於大約1120年之際徹底擊敗了高度中國化的契丹人，但是不及十年之後，他們就把宋人的北方中國全部奪去。同樣情形，女真人的後裔，即在北京的金人，為了抵禦戈壁東部的塔塔兒人，召喚肯特山的半遊牧半森林的蒙古人相助。結果是於二十年內，北京被蒙古人的首領——成吉思汗所征服。 第六節　草原和耕地 遊牧人征服了農耕地區之後，產生什麼結果呢？在經濟觀點上，其結果是不難看出的。公元四世紀時，中國的北方在匈人統治之下，耕種地退變為荒原。四世紀中葉，渭河的下游，即舊都西安府所在的地區，居民是這樣少，耕地是這樣荒廢，以致有如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鄉村被虎和成群的狼侵入。農民們請求已經代替了中國天子的匈人首領驅逐這些猛獸。他拒絕不去干涉，青草遍地和草原的或荊棘叢中的野獸侵入這些地方，在他看起來，似乎正是他勝利的一種證明。 而且由於耕地的退縮和農民的被屠殺或被驅逐而使農業有系統地被消滅或至少是倒退，這是遊牧的勝利者有意追求的目標之一。我們記得，根據費志尼和拉施特的記載，成吉思汗和拖雷曾於1220年至1221年之際，對呼羅珊和阿富汗採用了殘破方法；我們這裡可以提到薛列夫哀丁或阿拉伯沙的敘述，帖木兒蘭於1384年把錫斯坦毀滅。這些城市被夷為平地。農村人口被用心地消滅，一切是小心和耐心地進行，和猛烈的進攻完全不同。樹木被連根鋸去。河道被壅塞或變為渾沼。水井被用盡方法填滿，否則就放毒使其長久不能飲用。糧倉與儲藏的種子被焚燒。土地和水流概被滅絕。要了解這些措施所造成的有時是不可救藥的結果，應該看薩奧達法國教會所攝製關於錫斯坦城於1384年被帖木兒蘭所毀滅的影片。本來是一片沃壤的地方，只見頹垣殘壁，環繞著的是沙積成丘，有如月球上的景象。這是土地絕滅的一種令人心碎的紀錄。蒙古人的侵入，在乾燥的平原地方，對於這種情形的造成，曾給予有力的推動。 我們在上面說過，中國的某些省份的全部幾乎遭到同樣的命運。當成吉思汗征服甘肅時候，他的將領們請他注意，這許多耕種地，對他是完全無用，這種情形繼續存在，勝利的利益將得不到。最好不如和東伊朗一樣，殺盡所有農民使荒蕪之地再回到草原狀態，為牧畜事業造成獨尊地位。這種建議在我們看起來雖屬荒謬，其實這不過是出於遊牧人經濟的慎重考慮，要為蒙古的畜群造成最大便利。這種計劃，在上面說過，只是由於耶律楚材的反對才被取消。我們不能指責蒙古人，就象不能指責美洲的紅種人一樣，紅種人出乎意料之外地變成為英人的或加拿大人的一些村落主人翁時候，除了焚燒村落，使樹林中的荒蕪空地可以變成森林之外，不知道其它。蒙古人的毀滅行為，是由於他們不了解農業經濟，更不了解城市經濟。至於成吉思汗的情形是動人的，他是一個有自信心的政治家，聰明，頭腦冷靜，事理通達。當耶律楚材向他解釋，農業在他所要統治的帝國裡面和對於定居的人民是有用的時候，他聽從了。成吉思汗以同樣的興趣傾聽馬合某牙剌窪赤的話，《秘史》率真地敘述牙剌窪赤告訴他怎樣管理城市。 這一種教導，尤為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所接受，忽必烈在位時期，一直在那裡重建或保持他偉大祖父所破壞過的或是曾想要破壞的事物。在波斯的成吉思汗後裔裡面最突出的是伊兒汗合贊，合贊是史家拉施特的保護人與朋友，他也接受這種教導，在拉施特的協助下，他努力於恢復1221年混亂中所破壞的伊朗土地。拉施特雖然是一位宮廷的著作家，是成吉思汗王朝官修歷史的編年史家，他也不得不向我們描寫出一幅可怕情景的圖畫，他的主人就試圖對這種情形作鬥爭。讀拉施特的紀事，蒙古人波斯的農業蕭條，似乎無法補救。塔吉克農民在第一次侵入的浪潮中已經分散，後來又受到蒙古的領主們的無情壓榨，紛紛放棄土地，任其荒蕪。再找不到墾種的人願意冒險，因為每屆州長更換，他們的財產就要被沒收。拉施特希望合贊所頒布的恢復辦法能夠招徠人民回到鄉野。他沒有料到，在一個世紀之後，帖木兒蘭就要來臨，此人一個人所做的要比所有成吉思汗系諸人所做的更壞。至今經過波斯鄉野的人，還會覺得土地瘡痍未復。 四世紀時候，在中國北方的中國-匈人社會已經顯示我們以一種悲慘景象。兇殘的風俗、一連串子弒父和兄弟互相殘殺的事件、叛逆盛行、詐偽百出，什麼壞事都有。我認為人們不能將馬可·波羅和鄂多立克對我們所形容的忽必烈所主持的中國-蒙古社會與之相提並論。然而只就中國-蒙古皇朝即元朝本身而言，除去忽必烈以外，人們不得不承認任何中國皇朝都不像它這樣庸碌。它的最後幾個皇帝，沉溺酒色，神經失常，只知虔誠供奉喇嘛以贖罪愆，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官修歷史又增添一種對他們的指摘。尤其是他們彼此之間不斷爭奪，以至那些引起馬可·波羅的讚美的在忽必烈時候建立起來的有尊嚴外表的行政機構，不到幾年就被摧毀。 質言之，成吉思汗的後人，在中國的、在察合台汗國的和在欽察汗國的以及在波斯的都一樣，並沒有做到了解中國和波斯的對於國家的概念，我這裡所指的是不可分割的國家。為了分配落在他們手中的一些國土，他們在親族或兄弟之間互相爭鬥，就象他們的祖先分割他們的出生草原的一隅之地一樣。一直以為中國國家或波斯國家是家族的共有財產，每一個家族成員都應該有一分，一直這樣互相毀滅以達到這個目的，忽必烈的子孫自己使自己從中國被驅逐出去，在波斯的旭烈兀的子孫將不復存在，皇朝自行消失。 遊牧人征服所造成的另一惡果是：使定居國家的正常發展停滯不前。依照伊里塞夫的說法，中國於解除了蒙古人的束縛之後，許久不能恢復它的主動創造性。經過這樣的打擊之後，它在明朝時期表現對自己和對外界都缺乏信心，一種畏慮，反求諸己的情緒，疲憊狀態，遂使在五個世紀之中，除抄襲過去的一切之外，不能採取其它辦法。至於俄國，蒙古人的統治導致了沙皇制度和亞洲化，這種情形，直至1914年，還沒有醫治好。 第七節　蒙古人統一的功績 於造成惡果的同時，也產生某些有益的方面。 蒙古人幾乎將亞洲全部聯合起來，開闢了洲際的通路，便利了中國和波斯的接觸，以及基督教和遠東的接觸。中國的繪畫和波斯的繪畫彼此相識並交流。馬可·波羅得知了釋迦牟尼這個名字，北京有了天主教的總主教。將環繞禁苑的牆垣吹倒，並將樹木連根拔起的風暴，卻將鮮花的種子從一個花園傳播到另一個花園。從蒙古人的傳播文化一點說，差不多和羅馬人傳播文化一樣有益。對於世界的貢獻，只有好望角的發現和美洲的發現，才能夠在這一點上與之比擬。這是一個足稱為馬可·波羅的世紀。 在蒙古人造成的廢墟上，通過了蒙古人的道路。 不幸於一個世紀以後，這條道路又被帖木兒蘭所阻塞，這是對旭烈兀和忽必烈這些人的生動對照。 第八節　遷移還是侵入？ 一直說到這裡，我似乎毫不分別遷移還是侵入。但是這一種分別還是很有必要。由上亞細亞出發的真正可稱為遷移的要比人們一般所相信的少得多。公元第四世紀，匈人的侵入並沒有改變中國北方的人種和方言的形態，因為侵入的正如上面所說，是一些零星小部落，即邊境的匈人和河套的守衛者，他們人數很少，很快就被稠密的中國人民群眾所吸收進去。另一個也是有特別意義的事實，成吉思汗一系人的征服雖然使鄂爾多斯和察哈爾的先民最終居住在陝西、山西和河北的北方邊境上，但是沒有成功地做到使這三個省的一部分蒙古化。因為成吉思汗朝所征服的範圍過於廣大，不能在人種上發生有持久性的或者至少是看得出來的後果。蒙古各部落，因為草原荒寒而時常徙移，本來足夠分散的了，忽然忙於補充在中國、波斯、突厥斯坦和突厥羅斯的政治和軍事人員，他們在這些地方簡直是完全被隱沒了。我們只要推想一下拉施特所說，在蒙古人所占領的一部分俄國，即欽察汗國中，只有四千左右真正的蒙古人，其餘屬於拔都的和貝兒克軍隊的都由突厥戰士組成。就是在「蒙古斯坦」，在由從前哈剌契丹帝國之地而變成的察合台封地裡面，種族基本上也還是突厥種。 (3) 〔1〕 在波斯的情形與此相同，雖然突厥人屢次征服這個種族的密度相當單薄的地方，也並不能將它非伊蘭化，因為征服者從來只是一些人數不多的突厥蠻部族。十一世紀時候，塞爾柱突厥人差不多是被土著吸收進去，或者至少是很深透地伊蘭化了。如果在某些地方，有過部分的半突厥化，例如在阿哲兒拜占，這是因為這個地區的草地-平原比剌夷、亦思法杭或設拉子的園林更為適宜於留駐畜群。事實上，最後的塞爾柱人和成吉思汗系的伊兒汗們正是居留在阿哲兒拜占。還應該補充說明的是，這個地方的部分突厥化，由於突厥-蒙古的重要朝代在政治上的征服無疑比較少於因為有遲緩的、不易覺察到的和長期看不見的一些氏族的滲入，這些氏族的情況不明，常常連名稱都沒有，帶著黑色帳幕前進，人們至今還可以看到他們這樣從設拉子往蔑扯德移牧。 關於這個問題可注意的是，塞爾柱突厥人的征服無疑他們將這個征服保持得最牢固，並沒有造成任何突厥化。伊朗還是伊朗人的，敘利亞還是阿拉伯人的。相反地，似乎是由於難以逆料的命運，除伊朗的橋樑之外，希臘的或希臘-亞美尼亞的故土，即安那托尼亞變成了突厥蠻。人們在這裡可以分別出來什麼是征服，什麼是殖民。然而突厥人在安那托尼亞的殖民大概僅僅因為這個高原其整個中央部分本來已是天賦的突厥斯坦草原。 如果就改變種族和語言形態來說遷移，在上亞細亞真正可稱為移遷的，實際上並不是遊牧人的侵入定居國家，而在於此一遊牧人民與彼一遊牧人民之間相互關係。舉例來說，如公元前二世紀之初，甘肅的月氏人移向河中；公元四世紀， 噠的匈人也下趨向這個河中；十七世紀時候，準噶爾的卡爾梅克人移向伏爾加河方面，到了十八世紀，他們又移回準噶爾。又如突厥民族和蒙古民族的情形，由於他們彼此間的相互關係，經常能夠在歷史的過程中發生互相轉變，尤其是當公元七世紀時候，我們看到突厥人稱霸於現今的蒙古利亞，而在這個時候屬於原始的蒙古人類型的民族，如 噠人和阿瓦爾人剛剛在或繼續在突厥斯坦和多瑙河的草原上占著統治地位。 第九節　遷移不如說是統治 於上面所舉的例子之外，還要不受那些樹立在古老帝國草原上面忽而突厥，忽而蒙古的旗幟所矇騙。公元前後的匈奴帝國似乎是一個原始突厥人的帝國，但包括在內的也有許多原始蒙古人，就象在歐洲的阿提拉的匈人帝國，包括在內的有許多芬蘭烏戈爾人、薩爾馬特人、阿蘭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一樣。與此相反，五世紀的蠕蠕（柔然）帝國無疑是一個原始蒙古人的帝國，而包括在內的大多數是原始的突厥人民族。第六至第八世紀的「突厥」帝國，以及第八至第九世紀的回紇帝國，顯然是突厥人的統治而對於原始蒙古人的各部落發號施令。成吉思汗的帝國起而代之——我們相信已曾說明——是一個高懸蒙古旗幟的帝國，而聚集了四分之三的突厥、突厥蠻和通古斯民族。 總之，上述各種情形都是關於政權的彼此更迭，關於某一個統治部落的輪流出現，有時是突厥種，有時是蒙古種，並不能因此說有大群人口的移動。大多數場合，領土上的變遷似乎只限於上鄂爾渾地區是由哪個統治人民來占領，這是在哈剌-八剌哈孫和哈剌和林的周圍，建立帝國的佳地，匈奴的單于們大多在這裡駐紮，而突厥的、回紇的和成吉思汗系的合罕們也駐紮於此地。 為了結束這裡所說諸端，我們可以舉一個突出的虛假「遷移」例子，這就是當公元1120年之際從北京到達突厥斯坦的哈剌契丹人。這裡所謂一部分人民的遷移，其實不過是耶律大石帶著一百人左右的輕率舉動。絲毫沒有人民的波動。這只是個人的業績卓著的冒險行動。 第十節　殘破地方的再繁殖 這是不是說上亞細亞的政治波瀾一點都不變更中國北方、突厥斯坦和西亞細亞的人口分布呢？這樣認為是不符合事實的。德庫朗熱雖然主張日耳曼人的大舉入侵併沒有怎樣更改高盧-羅馬的演變途程，但是他從來不否認五世紀時候高盧的東北方有日耳曼人滲入。同樣可以確定，中國的皇帝們當勢力達到高峰時期和在內戰時期，好幾次在北方諸省，諸如陝西、河北等地，建置許多突厥-蒙古人的墾田，為的是補滿由內戰或由外族侵掠而挖成的一些空隙，這種事實在公元五世紀至六世紀時候特別明顯，當無疑屬於突厥種的塔拔哈失人或拓跋人統治這個整個地方，最初是直達黃河，嗣後是直達揚子江流域的時候，他們在這裡置身是這樣的持久，和成吉思汗系人以及滿洲人不同，他們從來沒有被驅逐出去，他們結果是完全中國化並混融在中國群眾裡面。他們被別稱為遠東的法蘭克人，因為他們的榜樣使人聯想到我們在高盧的法蘭克祖先。從查理曼大帝的時候起，在紐斯特里亞無疑是再也分別不出一個高盧-羅馬人和一個法蘭克人。同樣情形，在唐朝的中國，只有當我們看到一個軍官的名字例如冠以慕容的族姓時候，這是從前原始蒙古氏族鮮卑人氏族的特徵，才能據此料想這個中國貴人是韃靼人的後裔。 當四世紀時候，西方的各個大規模入侵，至少是由佛蘭芒人開端，曾鮮明地變更了語言的分界線。而在中國，人們似乎完全不能看出這種情形，說中國話的地方和說阿爾泰系語言的地方沿著長城分界無疑和漢代曾經存在的情形並無二致。但是這並不阻礙中國的北方人在形體上因為不斷吸收突厥-蒙古以及通古斯的成份而多少有所改變。就象紐斯特里亞人在形體上曾經因為北方的移民而改變，在今天，講法語的人民中還普遍存在這種情形。 突厥-蒙古的侵入者在中國終於同化的理由之一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定居者。遊牧人變成了定居者之後就不會再回到遊牧的生涯。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突厥-畏吾兒人。從八世紀中葉迄於九世紀中葉，這個民族曾占有草原帝國，以鄂爾渾河上游的哈剌八剌哈孫地區為其中心。在九世紀中葉，他們被乞兒吉思人從這裡驅逐出去後，移居中國的甘肅，後來又移至中戈壁的綠洲別失八里（濟木薩）、哈喇沙爾和庫車，在這些地方，他們採取了定居生活。當十世紀時候，契丹人於把乞兒吉思人從鄂爾渾驅逐出去之後，向畏吾兒人建議再回返蒙古高原，但是畏吾兒人辭不接受這個禮物。已變成為定居者，生活於絲綢商隊經過的綠洲，他們不想再去大北方重過草原的冒險生涯。同樣的理由，忽必烈的子孫於十四世紀末被明朝人從中國驅逐出去之後，重操荒疏已久的舊業時是如此拙劣，如此不知所措。他們對遊牧生活方式已經不復了解了。不能再適應於祖先的草原，他們只是於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在達延汗和阿勒壇汗時候，才在鄂爾多斯和在察哈爾地區恢復了一點這樣的生活，這是在中國的邊沿和鄰境，他們對於中國常常懷抱鄉土之思。 草原可能通過移墾者的入侵而造成定居的農耕人，但是定居國家的人民從來不會變為遊牧者。這種轉變的方向是單方面的，從來沒有變化的可逆性。 第十一節　中國農人的侵入草莽之原 到目前為止，我所說的不過都是草原人侵入務農國家，隨著他們的行動，農田變為草原。相反的移動同樣存在，這就是中國人對草莽之原的拓墾，隨之而發生的是墾田的伸延和草地的後縮。從漢代起，在公元元年前後，中國政府刻意在長城之北的阿拉善、鄂爾多斯、綏遠和察哈爾等地成立了若干軍事殖民地，即屯田軍士的中心，因此橫貫無邊無際的草原之海造成若干墾荒的小島。這一種業績，和羅馬人從萊因河至阿特拉斯所成立的軍事殖民地相似，但是它的繼續為時遠為長久，因為它至今還在那裡進行。 清帝國最後征服了蒙古人，所造成的結果是中國農民既全面又點滴地推進，這許多農民不斷地使蒙古草原後退，就象他們使滿洲的森林後退一樣，在這裡鏟去森林，在那裡開拓荒地，在這樣造成的農墾小島裡面，到處建立起來中國式的小型農場。這是和平的和無名的侵入，在這種侵入的面前，蒙古的牧人或通古斯的林居者一直向北愈退愈遠，正如美洲的紅種人在美國農民的面前一直向西愈退愈遠一樣。 第十二節　草原文化的歷史邊界 我在它處曾說到草原特殊形式的獸形藝術，這是這一地區一切遊牧人民的特點，在歐洲的西徐亞人和薩爾馬希安人如同在亞洲的匈奴人、原始突厥人和原始蒙古人一樣；在北方的伊蘭遊牧人如同阿爾泰系人一樣。我並不想在這裡再做這個研究。我只是想提出問題中一個最奇特的方面，我很奇怪從沒有人對這個問題注意過，雖然它足供文化史以有益的啟發。 事實是這樣的：我們剛剛說過，草原的獸形藝術是遊牧人的藝術，他們帶著它一起轉移，自克里米亞至中國的長城，自鄂爾多斯至匈牙利。然而住在東伊蘭和印度西北的遊牧人向來沒有介紹過這種藝術，那末，他們是從哪裡來的呢？公元前二世紀，月氏人從鄂爾多斯和甘肅的邊境遷徙至於河中，再從那裡推進至於大夏，到了公元元年左右，占據了高附和旁遮普。他們的後裔，就是貴霜王朝的「印度-西徐亞」諸王，他們當公元第一世紀和第二世紀的時候，君臨這整個地區。我們關於他們的藝術掌握有很多材料。它一部分是希臘-佛教派的藝術，一部分是馬圖拉的印度藝術。在這兩派藝術之中，我們找不出草原藝術的蹤影，而人們期待印度-西徐亞人會帶著這種藝術從甘肅到印度伊蘭的邊界。 和人們所期待的相反，這裡只有希臘的、印度的和伊蘭的藝術。 (4) 同樣的情形，見於 噠的匈人。這一種原始蒙古人，蠕蠕人的兄弟，大約是和蠕蠕人一樣來自蒙古利亞，先後占據河中、阿富汗以及旁遮普，當五世紀和六世紀的上半葉，他們是這些地方的霸主。人們期待跟隨著他們的行蹤在他們停留過的地區能找到一種藝術，這種藝術與明努辛斯克藝術的最終形式以及與匈牙利的阿瓦爾藝術相類似。然而從他們所得到的一切，包括錢幣在內，完全是受印度影響的，尤其是受伊蘭人的影響的。 對於這種頗不調和的證據，應該如何下結論呢？北方草原的特殊形式藝術無疑只能在北方草原有它的成就，也可以在凱爾特-日耳曼人的地方取得成功，因為在這個地方，從哈爾希塔特和特埃納時期以來，在形式化方面和在幾何學方面，已經存在一種建立起來的與之相適應的情況，一種準備好了的條件。至於在某些地方則相反，草原藝術的天然傳播者所遇到的是已經建立起來的，主要是印度-伊蘭的塑像和人形的藝術，草原的形式不能奪取，它只在地理觀點上征服了這個地方。 相反地，在這些地方它的統治是繼續的。如果要究問草原藝術在這些地方是從西到東或是從相反方向傳播，那是屬於徒然。自從安陽的「象形墳墓」發現，使我們看到草原的影響及於大約公元前十四世紀的商朝藝術，它在遠東的家鄉似乎和它在高加索的家鄉一樣悠久 (5) 。我們現在暫不推論，在不久就要出版的一部書裡面，我們再來指出相繼相承的各種中國形式，從悠久的時期開始，就和相繼相承的草原藝術形式不斷地彼此具有共同之點：中國在「戰國」時代的形式，一方面相同於最初發現的鄂爾多斯的藝術，另一方面又相同於西徐亞的藝術；中國漢代的形式相同於諾音烏拉的匈奴人的藝術、巴西里克的阿爾泰系的藝術和薩爾馬特的藝術；中國六朝的藝術相同於我們的蠻族大舉入侵時期的藝術；最後，唐朝的藝術相同於明努辛斯基的後期銅器和匈牙利的阿瓦爾藝術。 我在這裡僅僅想和讀者預約，我的合作者和我本人已經在塞尼希博物館鳩集材料，準備發表有關這些形式上相互關係的論著。 ———————————————————— (1) 霍諾里烏斯和阿卡狄烏斯是羅馬帝國末期的兩個庸主。——譯者 (2) 在此書中，塔塔兒人作Tatars，韃靼人作Tartares，此處用Tartares，譯為韃靼。——譯者 (3) 汪古突厥人的蒙古化，變成為土默特和察哈爾。 (4) 我並不變更我對於白沙瓦博物院的著名的西徐亞手鐲所做的鑑定，這顯然是外來的，就和哈金考察團在別格蘭姆所找到的希臘-敘利亞的玻璃杯和印度的象牙是外來的一樣。 (5) 我在本書開始時候（注(4) ）說到赫伯特·屈恩的一篇論文，將安陽找到的銅器摹拓出來，這些銅器已經是接近於草原藝術（Chronologie der sino-siberischen Bronzen，見Ipek，Bd，12，1938，第164頁和插圖57）。在銅器柄端，有三角形的頭，屬於明努辛斯克或俄羅斯東北的形式。在這以後，我得見兩個小銅像，圓形的獸的凸出的口，一個是沒有角的鹿，另一個三角形，象形牡鹿在蒙古帳之前，四足聚集起來勢將奔騰。其形式和銅的色澤，完全是屬於商朝（眼睛用藍色寶石），這是在安陽附近找到的。這兩個銅像，本來屬於盧氏（盧錦齋是在巴黎的中國古玩商。——譯者）的收藏之內，現在美洲，這是很有意義的。